第17页 | 约翰·克里斯托夫 | 阅读 ‧ 电子书库

第一部 流沙

自由了！……不再受别人和自己的拘束了！……一年来束缚他的情网忽然裂开。怎么裂开的？他也不知道。他的生命力一挣扎，网眼就挣大了。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转变过程，天性像蚕蛹一样壮大，陈旧的灵魂像蚕茧一样压得天性喘不了气，生命猛烈地挣扎，就挣破了昨天的躯壳，像蚕蛹咬破蚕茧一样出来了。

克里斯托夫大口出气地呼吸着，不大清楚出了什么事。他刚送了高弗烈特回来，冰冷的北风卷地而起，钻进了城门洞。路上的人逆着旋风走的都低下了头。上班的女工奈何不了往裙子里乱钻的狂风，只好站住来喘口气，鼻子和脸颊都吹得通红，露出了气得要命的神色，恨不得要哭起来。克里斯托夫却高兴得直笑。他不在乎这场风暴，他想到的是另外一场，而他已经挣扎出来了。他瞧着寒冬的天空，白雪笼罩的小城，在风中挣扎的行人；他看看周围，再也没有什么束缚他的了。他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多么快活！挣脱了心上的锁链，不再受往事的折磨，不再想那些爱过的、恨过的面孔，多么快活！到底能生活了，不是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那是多么快活！……

他回到家里，满身白雪。他快活得抖了抖，像狗一般。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走过去时，把她抱了起来，嘟嘟囔囔、亲亲热热地说了几句话，把母亲当成了孩子。路易莎上了年纪，在儿子怀里挣了几下，看他身上的雪已经融化，衣服都已潮湿，就叫他做“大傻瓜！”笑得似乎返老还童了。

他四步做一步地上了楼，回到卧房。他照了照小镜子，几乎看不清楚 自己的脸，因为天还暗呢。但他心里却闪耀着喜悦的光辉。他的卧房又窄又低，几乎转不了身，但却似乎成了他的王国。他把房门锁上，心满意足地笑了。他到底找到了自我！他丧失了自我有多久啊！他急急忙忙要投入到自我的思想中去。思想在他看来成了一个大湖，消融在遥远的金色雾中，发了一夜的烧之后，他站在湖边上，两腿沉浸在湖水的清凉中，身体让夏天早晨的清风抚摩。他跳到湖中去游泳；不知道要游到哪里去，去哪里并不要紧，只要随兴所至地游就畅快了。他不说话，脸上露出笑容，听着心灵的呼声，心中有成千上万的生命正在汹涌奔腾。他什么也分不清，只觉得头昏眼花，只感到心醉神迷的幸福。他欣赏这些怒涛澎湃、无以名状的力量，但他目前还懒得试试自己的锋芒，只是麻木不仁、得意洋洋地沉醉在心花怒放之中，他的心灵受了几个月的压抑，忽然一下像春天似的万花齐放了。

母亲叫他吃午餐。他下楼时晕头转向，仿佛在野外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似的；他脸上容光焕发，路易莎问他有什么好事，他不回答，只是抱住母亲的腰，一定要她围着餐桌、围着热气腾腾的汤罐跳舞。路易莎气喘吁吁地说他疯了；忽然她拍起掌来。

“天啦！”她心神不安地说，“我敢打赌，你又爱上什么人了！”

克里斯托夫放声大笑。他把餐巾往空中抛。

“爱上什么人！……”他喊了起来，“啊！天啦！……没有，没有！已经爱够了！你可以放心吧！不会再爱了，不会，一辈子不会再爱了！……去它的吧！”

他喝了一大杯水。

路易莎瞧着他，放下了心，但又摇摇头，微微一笑：“这是喝醉了酒说的话吧！”她说，“不到天黑就不算数了。”

“天黑前算数，不也是赚到了半天吗？”他心情愉快地回答。

“你总有理！”她说，“到底什么事这样高兴？”

“高兴就是高兴呗！”

他坐在她对面，肘腕放在桌上，要一五一十地说出他的打算。她亲亲热热、半信半疑地听着，老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没有听，但是并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笑着，他在讲，她并不在听。虽然她为儿子感到得意，但并不把他的艺术成就放在心上；她只是想：“他快活，那就再好不过。”他陶醉在自己的打算中，同时瞧着母亲的脸，黑色的头巾紧紧围着白头发，年轻的眼睛流露出无限深情，平静的外表显示了内心的慈爱。他看出了她在想什么，就开玩笑似的问她：

“其实我打算干什么，对你都无所谓，对不对？”

她勉强反对说：

“不是的，不是的！”

他拥抱着她说：

“怎么不是？怎么不是？算了，不要辩了。其实你不错。只要你爱我就行了。我并不需要人了解，你也罢，别人也罢。现在，我不需要人，什么也不缺，我心里什么都有了……”

“怎么，”路易莎说，“又出了什么毛病？……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不过，还是这里好些。”

在自己思想的湖上漂流，是多么美妙的乐趣！……他躺在一条小船里，身子沐浴在阳光中，脸上感到水面清风的抚摩，人仿佛在悬空的吊床上，他睡着了。在他仰卧的身子下面，在摇来晃去的小船下面，他感觉到了深渊的波浪；他随随便便把手伸进水里。他又爬了起来；下巴靠着船边，像幼年时代一样，看着湖水流动。他看见无奇不有的生命像电光一般在水中闪闪烁烁……还有别的生命之光，无穷无尽……但是全不相同。他看见心里涌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瞧着他自己的这些思潮，不禁笑了；他并不需要把他的思想固定下来。挑选吗？为什么要在这成千上万个美梦中挑选呢？他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吧！……等他想要的时候，只消把网撒下去，不就可以把水中光闪闪的宝贝捞上来吗？现在何必着急？……还是等一等再说！……

小船随着温暖的风和无情的水，东漂西荡。天气晴朗，暖洋洋、静悄悄的。

他到底无所谓地把网撒了下去。他靠着船边，听着水声哗哗，瞧着网沉没了。迷迷糊糊过了几分钟，他不慌不忙地把网拉了上来；但网越拉越重；等到快要拉出水时，他停下来歇了一口气。他知道捞到了，但不知道捞到的是什么；他不急于知道，要延长等待的乐趣。

最后，他决定拉上来，于是五彩缤纷、鳞光闪烁的鱼拉出了水面，扭来转去，像一窝蛇。他不胜惊讶地瞧着，用手指头拨拨，想挑出最好看的来，在手上放一会；哪里料到鱼刚出水，五颜六色就黯然无光，鱼也在他手中消融了。他赶快把鱼抛进水里，又来撒网。他并不想贪得无厌地留住激动人心的美梦，只想一个一个地欣赏；在他看来，梦中的鱼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比拉上来要美得多……

他钓上来形形色色的梦，一个比一个更荒诞。几个月来，思想累积在他心中，没有利用，积累得这样丰富，心都装不下，快要裂开了。但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他的思想好像一个堆积废品的仓库，一个犹太人开的旧货店，在一间房子里堆满了难得买到的东西，年深月久的布料，破铜烂铁，古旧衣衫。他也分不清哪一样更有价值，只觉得全都一样有趣。这里面有摩肩接踵的和音，钟声奏鸣的色彩，蜜蜂嗡嗡般的和声，情人嘴唇微笑的曲调。这里面有似曾相识的风景、面孔、情欲、灵魂、性格、文学观念、哲学思想。这里面有大而无当的计划，四部曲，十部曲，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音乐。往往还有闪电般突如其来的朦胧感觉，引起感觉的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说话的声音，路上的行人，滴答的小雨，心跳的节奏———许多大而无当的计划只有一个乐曲的题目，大多数甚至只有一两个乐句，但这已经够了。像小孩子一样，他以为他已经创造了他想创造的东西。

但他到底是个活人，不能长久满足于这种虚无缥缈的烟光云影。只占有幻象使他厌倦，他要抓住他的梦———从哪里开始呢？在他看来，所有的梦都一样重要，难分高下。他把梦翻过来，复过去，捡起来，抛下去……不对，抛下去就捡不起来，因为已经不是原来的梦了，梦是不会给你抓住两次的；它千变万化；在他手上，在他眼下，在他瞧的时候，梦就变了。他一定要赶快，但他却快不了，动作慢得使他吃惊，不知所措。他巴不得一天之内把一切都干完，但一动手干最容易的事，他也觉得困难重重。最糟糕的是，他刚动手，就觉得厌烦。他的梦已成过去，人也成过去；他还在做一件事，却后悔没有做另外一件。看来他只要选定了一个好主题，就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就是这样，他丰富的财宝变得对他没有用处。他的思想只有在碰不得的情况下才是活跃的，一碰立刻就死了。这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苦：伸手摘果子，果子立刻变成石头；低头张嘴喝水，水却流入地下。

为了解渴，他只好去喝自己以前打起来的泉水，看自己以前的作品……不喝倒也罢了，一喝真倒胃口！才尝一口，马上破口大骂，吐了出来。什么！这半冷不热的浑水，这没有趣味的音乐，难道是他的作品？———他又硬着头皮读下去，读得脸如土色，因为他自己也一点不懂，他甚至怀疑自己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他脸红了。有一回，他翻到一页幼稚得更可笑的作品，赶快转过身去看看房里还有没有别人，然后把脸埋在枕头底下，像一个害羞的孩子。还有几回，他的作品读来荒谬得太可笑，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啊！大傻瓜！”他笑得前俯后仰，叫了起来。

但最叫他难过的，是他自以为表示了热烈情感的作品，无论是表示爱情的痛苦还是欢乐。他会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蚊子叮了一口；他会用拳头捶桌子，拍脑袋，气得怪叫；他会粗鲁地骂自己，说自己是蠢猪、笨蛋，该死的草包。他会这样念经似的骂上一阵子。最后，他喊得满脸通红，对着镜子，抓住下巴说：

“瞧，瞧，傻瓜，笨驴！谁叫你胡说八道的，坏蛋！下水吧，先生，淹死了吧！”

他把头埋进一面盆水里，憋着不出气，几乎要闷死了。等他伸出头来，已经脸红耳赤，眼珠凸起，气喘如牛，他急急忙忙向书桌跑去，甚至脸也懒得擦一下，让水滴得到处都是；他一把抓起该死的乐谱，咬牙切齿地把它撕掉，恨恨地说：

“瞧，下等货！……瞧，瞧，瞧！……”

这才算出了一口气。

这些乐谱最使他恼火的，是言不由衷。写的是没有感到的热情，是听熟了的腔调，初学到的卖弄技巧；他谈爱情，就像瞎子在谈颜色，谈的都是听来的，他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不只是爱情，所有热烈的感情他都用来作夸夸其谈的主题———然而，他倒一直是力求真实，不弄虚作假的。不过，想要真实还不够，一定要能够做到真实；在你对人生毫不了解的时候，怎能做到真实呢？揭穿了这些作品的不真实性，划清了现在和过去的分界线，全靠这六个月的生活体验。他总算跳出了自以为真实的幻想圈子；现在掌握了真正的衡量标准，可以检查自己的思想真实或虚假到什么程度了。

没有热情写出来的旧作使他厌恶，加上他一贯做事过头，所以他下决心，如果不是情感逼得他非写不可，他就不再作曲；他也不再追求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发誓：除非作曲的欲望像雷轰头顶似的从天而降，否则，他就要永远放弃音乐。

他这样说，因为他分明知道风暴就要来了。

天可以随心所欲，什么时候打雷，什么地方闪电。最吸引雷电的地方是高峰顶点。某些地方———某些心灵是风暴的老窝，那里可以产生风暴，或者把雷电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正如一年有几个月是雷雨季节一样，一生也有几个时期是充了电的，电力这样足，随时可以打雷，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不会误期。

整个生命都紧张了。风暴已经酝酿了几天。苍白的天空铺上了一层热烘烘棉絮般的乌云。没有一点风。空气凝固了，在发酵，似乎要沸腾。大地没有一点声音，给大气压得昏昏沉沉。头脑也热得嗡嗡响，整个大自然都在等待那积蓄了几天的力量突然爆发，等待那高高在上的千手铁锤突然一下打在乌云铺成的砧板上。一大片、一大片阴沉沉、暖洋洋的黑影掠了过去，吹起了一阵燃烧的热风；神经像树叶一般颤抖了……然后，寂静又降临大地。天空又继续酝酿雷雨。

等待令人焦急，令人神魂颠倒。虽然等待压得你心神不安，但你感觉得到在血管里流通的，是全宇宙燃烧的烈火。沉醉的心灵在熔炉里汹涌奔腾，像在酒桶里发酵的葡萄。成千上万生和死的基因正在塑造你的心灵。会塑造出什么来呢？……就像一个怀胎十月的母亲，你的心灵一言不发，目光沉浸在自己内部；焦急地倾听着胎儿的一举一动，自思自忖：“我会生出什么来呢？……”

有时，等待也会落空。乌云散了，雷雨没有爆发，你醒了过来，头脑昏昏沉沉，灰心失望，神经紧张。其实，这只是推迟了时间，总是要爆发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时间拖得越久，发作得越厉害……

瞧，这不是爆发了吗？……乌云从生命的各个角落里涌现出来。一团团蓝黑色的浓云，给如疯似狂、欲断还续的电光撕裂，飞速前进，令人头昏目眩，包围了心灵的小天地，忽然一下展开双翼，扑向透不出气来的天空，把光明都扼杀了。真是令人魂飞天外的时刻！……自然界的规律为了维持精神和物质存在的平衡，不得不把风雨雷电的各种元素紧紧锁在牢笼中，压得元素都怒火直冒，突然一下挣脱了束缚，于是在意识的黑夜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庞大得无以形容。人觉得痛苦无比。人不再祈求生存。人只祈求生命结束，祈求从死亡中得到解脱……

突然一下电光出现！

克里斯托夫快活得直叫。

欢乐，欢乐的狂热，照耀今天和明天的太阳，开天辟地、创造的欢乐！没有创造就没有欢乐。不会创造就没有生命。其他一切都是浮光掠影，在大地上漂流，与生命并没有关系。人生的欢乐都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斗争———都是这独一无二的熔炉里流出来的光辉力量。甚至那些在伟大的熔炉中没有立足之地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花天酒地、无所作为的人，也千方百计，要从炉火的回光返照中，沾光取暖。

创造，肉体也好，精神也好，都要冲出躯壳的牢笼，在生命的狂风暴雨中冲锋陷阵，成为开天辟地的神灵。创造就是消灭死亡。

不幸的是不能创造的人，形单影只，丧魂落魄，眼看肉体干枯，黑夜笼罩全身，却发射不出一点生命的火花！不幸的是不能开花结果的心灵，不能像春天的树一样开出生命之花，结出爱情之果！人们可以给他戴上光荣和幸运的桂冠，但那只是在给尸体美容。

克里斯托夫看到一束光流劈面扑来，感到一股电流通过全身；他有如神灵附体似的颤抖了。这仿佛是在漫漫的长夜里，在茫茫的大海中，忽然发现了大陆。又仿佛是在人丛中寻来找去，蓦然回首，却看见了一双穿透人心的眼睛。经常是他的心灵空忙了几个小时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灵感却突然而来。更经常的是，他在谈话或在散步，想的是别的事，灵感却不请自到。如果是在街上，他怕打扰别人，不好意思高声大叫，发泄他的感情。若在家里那就毫无顾忌。他会拍手跺脚，敲锣打鼓似的高唱胜利的凯歌。母亲听惯了，到底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她对克里斯托夫说：“你像一只刚下蛋的母鸡。”

音乐思想渗透了他的全身。有时，音乐形式是孤立的、完整的一个乐句；在更多的情况下，整个作品笼罩在一大片迷离恍惚的星云之中：作品的结构和大致的线条隐约可见，有些地方，有些光彩夺目的乐句把乐章勾连起来，在黑暗的背景下，轮廓显得特别分明，像是刀削斧凿出来的。这只不过是电光一闪；有时，电光接二连三而来，每一道都照亮了一些黑暗的角落。但在平常，这神出鬼没的电力在出人意料地显形一次之后，会销声匿迹，在神秘的角落里藏上好几天，只在电光划破的黑夜里，留下一条光辉的遗迹。

灵感一来，克里斯托夫享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其他一切都不放在心上。有经验的艺术家都知道，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定要用智力来完成灵感开始的工作；一定要放在压榨机下，把思想中洋溢的琼浆玉液全都压榨出来，一滴不剩———有时甚至还要在思想中掺入水分———克里斯托夫还太年轻，太自负，自然瞧不起这种用人力弥补天工的办法。他还在做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不创作则已，若要创造，他就要百分之百靠天然，不靠人力。如果他不是盲目乐观，那并不难看出他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当然，那个时期他的内心充实得无以复加，使空虚的思想都无孔可钻。一切都使他以为丰富的灵感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他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每看一眼，每说一句话，他的心灵都会收获一些美梦。他的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天地，天上流动着成千上万的灿烂星辰———然而，即使是在那个时期，他也会忽然一下感到星光陨灭。虽然黑暗的时间不长，虽然内心的沉默并不会长得使他痛苦，但是他对这种来得快、去得快、见首不见尾的无名力量，还是不能没有几分害怕……这一回要来多久？走了还会再来吗？———他高傲的内心容不下这种害怕的思想，就说：“这种力量就是我。力量不再存在的那一天，我也就不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说归说，还是一样吓得发抖；不过这样发抖也是一种乐趣。

然而，即使灵感的源泉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里斯托夫已经明白了：单凭灵感来灌溉整个一部作品，那会营养不足的。音乐思想的原材料几乎总是粗糙的，一定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把金子从沙里淘出来。乐思总是前言不接后语，高低起伏落差很大的，要把思想连贯起来，一定还需要考虑周到的智力，冷静坚定的意志，才能铸造出新的生命。克里斯托夫既然是个艺术家，自然不会不下工夫；但他不肯承认；他不服气，硬说自己内心有现成的模型自己不过使原型外化而已，虽然为了看得清楚，他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加工改造———其实何止加工，他有时简直是把原型改头换面。无论乐思给他的印象多么强烈，他往往说不出原型到底是什么意思。乐思从生命的隐蔽孔道中涌现出来，远远超过了意识的范围；这种纯粹的生命力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连意识也认不出是什么忧虑在内心汹涌澎湃，是什么感情使意识也无法下定义或分门类：欢乐，痛苦，全都混成一片，融成了独一无二的热情，这种热情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远在智慧之上。不过，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智慧总需要给这种热情命名，使这种力量成为人类逻辑结构的一部分，而人坚持不懈地在蜂窝般的大脑里修筑的，正是一座逻辑大厦。

就是这样，克里斯托夫说服了自己———他要说服自己———相信在内心汹涌澎湃的朦胧力量有确定不移的意义，这个意义和他的意志是协调一致的。自由的本能从高深莫测的潜意识中涌现出来，愿意也罢，不愿也罢，在理智的控制下，不得不使混沌朦胧的思想配合那些与己无关的清楚明白的思想。就是这样，克里斯托夫的作品只是一对勉强凑合的搭档，一方是克里斯托夫内心规划的伟大主题，另一方是有打算、无法控制的自然力，不过克里斯托夫自己也不知道罢了。

在内心矛盾冲突的力量推动下，他低着头摸索前进，灵机一动，就给结构松散的作品注入一点如烟似雾的强大生命力，他并不知道如何表达思想，但这种力量使他得意洋洋。

意识到了新的力量，他第一次敢于正眼看周围的一切，人家教他尊敬的一切，他想也不想就照办的一切———正视之后，他立刻做出了独立自主、不讲情面的判断。面纱一揭开，他就看清了德国人的假面目。

任何民族、任何艺术，都有虚假的一面。人类的精神食粮只有一分真理，却有九分虚饰。人的精神是脆弱的，不习惯听百分之百的真理；一定要戴上宗教、道德、政治、诗歌、艺术的假面具。这些面具都适应各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假面具使得各民族难以互相了解，容易互相轻视。真理对人人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假面具，并且把它叫做理想；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戴着假面具呼吸，于是成了人的生存条件；只有少数几个天才经过英勇搏斗之后，才能撕下自己脸上的假面具，而搏斗时，他们在自由思想的天地中，总是孤军作战的。

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忽然使克里斯托夫一眼看穿了德国艺术的假面目。他以前一直没有看穿，并不是因为他视而不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不退一步是看不清全景的。现在，因为他站远了，山的真面目才显了出来。

他去听市立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大厅里摆了十几排咖啡小桌，大约有两三百张。乐队在大厅里首的舞台上。克里斯托夫周围坐了些军官，穿着紧身的深色长礼服，通红的大脸上胡子刮得光光的，一本正经，俗里俗气；还有些女人有说有笑，又吵又闹，显出了喜欢夸张的本性；有些满不在乎的小女孩，一笑就露出了满嘴的牙齿；还有些大胖子，脸都埋在大胡子和大眼镜下面，看起来像鼓起圆眼睛的蜘蛛。他们每次举杯祝贺健康，都得要站起来，像在参加宗教仪式一样毕恭毕敬；这时，他们的脸色和说话的声调都变了，像在念弥撒经，或是在祭酒，或是在喝圣餐杯，三分正经倒掺了七分滑稽。音乐消失在谈笑声中，杯盘碰撞声中。不过，大家还是尽量压低说话和吃喝的声音。乐队指挥是个瘦长的驼背老人，下巴上的白胡须长得像一条尾巴，长长的鹰钩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镜，看起来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人物很久以来就是克里斯托夫的熟人。但这一天，他忽然打主意用漫画家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日子，不知道什么缘故，平时并不觉得可笑的人物，忽然在我们眼里显得十分好笑。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瞻仰罗马》，尼古拉的《快活的娘儿们》序曲，《阿塔莉》中的进行曲，《北斗星》中的幻想曲。乐队规规矩矩演唱了贝多芬的《哀格蒙特序曲》，圆舞曲演奏得激动人心。一到《瞻仰罗马》，就听见有人开瓶塞。一个胖子坐在克里斯托夫旁边那一桌，模仿男主角福斯塔夫，按照《快活的娘儿们》的音乐打起拍子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穿了天蓝色的连衣裙，系了根白腰带，扁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眼镜，胳膊通红，腰身粗大，放声高唱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曲。她扬起眉毛，眨眨眼皮，暗送秋波，摇头摆脑，忽左忽右，满月般的圆脸上凝固着一个宽大的笑容，装模作样，有时会使人误以为走进了咖啡店的音乐厅，幸亏她德高望重，光彩照人，才没有听众把她当成歌女；这个家庭主妇居然要扮演浪漫的小姐，热情的少女；而舒曼的歌曲听来也模模糊糊地有点摇篮曲的味道了。大家听得开心。但等到德国南方合唱团一上台，听众更是全神贯注，台上有时低声歌唱，有时高声吼叫，总是感情充沛。合唱团的四十个人分唱四部；人家会以为他们的演唱专门要抹杀合唱风格的痕迹，只追求旋律的微小效果，只追求畏畏缩缩、哭哭啼啼的微小音差，声音低得像要断气，忽然一下又雷鸣电击，仿佛在敲大鼓；音色既不饱满，韵律又不平衡，显得虚情假意，会使人想起波顿的妙语：

让我演狮子吧。我吼起来会像鸽子一样温和。我吼起来会使人以为是夜莺在歌唱。

克里斯托夫听着，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头，越来越觉得不对味。音乐会对他并不新鲜。乐队、听众，对他都是熟人。但忽然一下，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了。一切，甚至他最爱的《哀格蒙特序曲》，那种气势磅礴的混乱，那种循规蹈矩的激动，这时都伤害了他的感情，听来缺少真心实意。当然，他听到的并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而是他们可笑的演奏者，而是细嚼慢咽的听众，他们的愚昧无知使作品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这还不算什么，即使是作品本身，甚至是最美的作品，克里斯托夫也听得惶惑不安，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这是什么原因？他不敢分析，认为即使讨论原因也会得罪他敬爱的大师。但他又不能不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而且不看则已，一看还要再看下去；就像比萨羞羞答答的少女一样，只从指缝里偷看。

他看到了赤身露体的德国艺术。所有的艺术家，伟大的和平庸的，都显示了他们的灵魂来讨好听众，听得叫人伤感。有的感情洋溢，有的道德高尚，好像涓涓细流，有的心灵融化，热情奔放；闸门一打开，日耳曼民族多情善感的浪潮汹涌而来，冲淡了强者的力量，灰色的洪流淹没了弱者的声音，这是泛滥的洪水，水底下埋藏了德国人的思想。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还有追随他们的那一大堆夸夸其谈、唉声叹气的歌曲作者，有时会流露出什么思想来啊！真是一片流沙，没有坚固的磐石。只是随意捏成什么形状的湿土……一切显得这样糊涂，这样幼稚，克里斯托夫很难相信听众会听不出来。他向周围一看，看到的尽是心满意足的面孔，他们还没听到音乐，就先肯定音乐一定好，一定有趣。这种人哪里有自己的判断力呢？对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有什么不佩服的呢？他们对音乐节目，对面前的酒杯，甚至对他们自己，都一样欣赏。我们感觉得到，凡是和他们有关的，不管是远亲还是近邻，在他们心里，都是“出类拔萃”的。

克里斯托夫轮流地看看听众，听听在演奏的作品：他发现作品反映了听众，听众也反映了作品，就像剪成球形的小树反映圆形的花园一样。克里斯托夫感到要笑，脸上露出了忍不住的怪相。但他总算没有发出笑声。等到“南方合唱团”一本正经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羞答答地吐露的爱情时，克里斯托夫再也忍不住了。他居然大笑起来。四面响起了愤怒的嘘声。他的邻座惊慌失色地瞧着他；这些老实人惊慌的面孔更使他觉得好笑，他笑得更厉害了，甚至连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可犯了众怒。大家喊道：“出去！”他站起来，耸耸肩膀走了，还留下了笑得发抖的背影。这样的退场引起了公愤。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故乡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了。

受了这次考验之后，克里斯托夫回到家里，起了一个主意，要重读一遍得到“公认”的名家作品。不料不读则已，一读不免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某些他最敬仰的音乐大师也言不由衷。他尽量想怀疑自己错了。但是不对，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他强烈地感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宝库中，怎么会有这样多平庸而虚假的东西？有几页乐曲经得起考验啊？

从这时起，他要读其他喜爱的作品，也不免心惊胆战……唉！他像魔鬼缠身似的，到处都不如意！读到某些大师，他的心都要碎了：仿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仿佛忽然发现他信任的人，几年以来，一直在骗他。他哭了。夜里，他再也睡不着，不断地折磨自己。他责怪自己：是不是他判断错了？是不是他成了个十足的糊涂虫？……不是，不是，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看得清光辉灿烂的白天，更感觉到生活的丰满，他的心是不会欺骗他的……

过了好久，他都不敢接触他认为是最好的、最纯的、最圣洁的音乐家。他提心吊胆，生怕会动摇自己对他们的信心。但是怎能压制得住不讲情面的本能呢？他追求真理的灵魂一定要寻根问底，哪怕受苦受难也要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于是他翻开了神圣的音乐作品，攻克了最后一道防线，和皇家卫队短兵相接了……才交战了几个回合，他就发现这些作品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没有勇气再继续下去了。有时，他停了下来，关上乐谱，就像诺亚的儿子不忍心看见父亲醉后赤身裸体，就用外衣把他遮起来一样。

后来，他身在这一片废墟之中，觉得心灰意懒。他宁可失掉一条胳膊，也不愿失掉神圣的幻象。幸亏他身上有一股充沛的生命力，所以他对艺术的信心才没有动摇。带着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心理，他要从头开始新的生活，仿佛在他以前，别人都不曾生活过似的。沉醉在自己的新生命力之中，他感到———也许不是没有道理———除了少数例外，生活中的热情和艺术中表现的热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他以为自己表现热情更成功，更真实，那就错了。因为他热情洋溢，所以很容易在自己谱写的乐曲中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从他不完美的音符中读出热情来。他所批评的许多艺术家也是一样。他们既有深情，也在表达深情，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却已经过时，不能传情达意。

克里斯托夫不是心理学家，他不考虑这些理由，在他看来已经过时了的，他就认为一直是过时的。年轻人既不公平，又不讲道理，还自以为是，他就这样修正了他对过去的看法。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些高尚灵魂的可笑之处。例如门德尔松过分的忧郁，出色的胡思乱想，空虚的正统观念。韦伯玻璃项链似的华而不实，枯燥乏味的心灵，头脑里想像出来的感情。李斯特是个贵族，又是神甫，马戏班的骑士，走江湖的卖艺人，新古典派，又是看破红尘的理想派，有真真假假的高贵品质，但令人厌烦地卖弄技巧。舒伯特淹没在一泻千里、清澈见底、淡而无味的情感洪流中。还有那些英雄时代的老英雄，那些成了半神的凡人，那些先知，那些教会的长老，他对他们也不留情。甚至那伟大的巴赫，承上启下的音乐大师。享受了三百年的盛誉，也免不了言不由衷，说些当时流行的蠢话，像小学老师一样喋喋不休。有时，这位作曲不忘上帝的巴赫，在克里斯托夫看来，他的宗教信仰平淡无奇，所以需要加上糖水，其实是外强中干，早已陈旧过时的了。在他写的大合唱中，有些曲子似乎非常虔诚，却又含情脉脉，如怨如诉，仿佛灵魂在向耶稣调情似的，克里斯托夫听了很反感，好像看到天使鼓起脸蛋，摇摆大腿，在跳圆舞一般。他还觉得这位有才华的作曲家是关起门来作曲的，他的曲子闻起来有股闷味，他的音乐缺少户外的新鲜空气。像贝多芬和亨德尔这样的大师，作为音乐家也许不如巴赫伟大，但却是更伟大的人，更富有人情味，他们的作品中有新鲜空气在流动。克里斯托夫对古典派也不满意，认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几乎都是人工“构筑”起来的。有时，感情用平凡的乐句扩大了；有时，一个简单的节奏或者花样，机械地重来复去，颠三倒四，和上下左右轮番组合。这种对称的、重叠的“构筑”———奏鸣曲和交响乐———使克里斯托夫恼火，他那时还领会不到规模宏大、精心设计的结构之美。他以为那是泥水匠，而不是音乐家的工作。

不要以为他对浪漫派就不严格了。说也奇怪，他更受不了那些自命为无拘无束、妙手天成、不费功夫的音乐家，那些像舒曼一样，把整个生命都点点滴滴地灌注到无数小作品中去的浪漫派。他拼命地反对他们，在他们身上，他认出了自己少年时代幼稚的灵魂，还有他发誓要摆脱的傻气，他认出的越多，就越恼火。当然，老实的舒曼不能说是言不由衷，他几乎从来不写他没有真正感觉到的东西。但偏偏是他的榜样使克里斯托夫明白了：德国艺术的不真实，并不在艺术家要表现他们所没有的情感，反倒在他们要表现的情感是他们感觉到的———因为那些情感其实是虚情假意。音乐是心灵的镜子，不会弄虚作假。一个德国音乐家越是忠诚老实，越会暴露德国人心灵的弱点：高深莫测，多愁善感，不够开诚布公，理想主义躲躲闪闪，不能正视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这虚假的理想主义是音乐大师，甚至是瓦格纳的隐痛。重读瓦格纳的作品，克里斯托夫气得咬牙切齿。《洛恩格林》在他看来不真实得令人高喊大叫。他恨这个救人又抛弃人的骑士故事，这个无畏又无情的主角，这个冷酷自私的化身，这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道德。他太了解，在现实中也见过这种典型的德国伪君子，炫耀自己无可指摘，狠心薄情，拜倒在自己的神龛前，为了神化自己，不惜牺牲别人。《漂泊的荷兰人》使他感到浓厚的伤感和烦闷无聊。《尼伯龙根四部曲》中野蛮民族的爱情枯燥无味，令人反感。西格蒙特抢走妹妹的时候，却用男高音大唱贵族客厅里的浪漫曲。《四部曲》的男主角西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在第四部曲中，却像一对现代的德国夫妇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面地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地谈夫妻的情爱。这些作品简直成了不真实的大杂烩：不真实的理想主义，不真实的基督教，不真实的中古风格，不真实的传说，不真实的神，不真实的人。这部歌剧说要推翻陈规陋俗，但舞台上的俗套却比任何歌剧都更惹人注意。眼睛、心灵、头脑不可能看不出，除非故意甘心受骗，现在就甘心受骗了。德国喜欢这既古老又幼稚的艺术，喜欢古人如脱缰野马、幼女柔弱而神秘的艺术。

克里斯托夫讨厌也没有用，他一听到音乐，就和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还更快，卷入了这脱缰野马的洪流。他大笑，他颤抖，他脸红如火；他感到千军万马奔腾的巨浪；他想，这能兴风作浪的人哪管什么清规戒律呢？等到他又颤抖地翻开那神圣的作品，发现自己的热情一点也不减当年，作品的纯洁一点也没有受到玷污，他不禁大喜若狂地喊起来了！这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珍宝。多幸运啊！他似乎救出了自己的一部分。难道这不是他自己么？这些他拼命反对过的德国伟人，难道不是他的血和肉，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对他们这样严格，正是因为他严于律己。谁能比他更爱他们呢？谁能比他更感到舒伯特的仁爱，海顿的纯洁，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伟大的英雄心灵？谁能比他更虔诚地听着韦伯的树林中风吹草动？望着巴赫的大教堂耸立在北欧灰暗的天空下，在德国广阔的平原上，像用巨石砌成的巍峨大山，还有山顶上玲珑剔透的塔尖？但是他们不真实，使他痛苦，使他难忘。他认为不真实属于民族性，伟大才属于音乐家。他错了。伟大同弱点一样都属于民族，汹涌奔腾的思潮滚滚向前，同音乐诗歌的长江大河一样，哺育了整个欧洲……哪有一个民族纯洁得只有伟大而没有弱点？他现在怎么能这样苛求自己的民族呢？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忘恩负义地用母亲给他的武器来打母亲。将来大了，他才会感到他父母亲多少恩情，母亲对他多么可贵……

但现在这个时期，他正盲目反抗童年时代的偶像。他怪自己从前不应毫无保留地对偶像崇拜，因此他也怪偶像。这样的反抗并不错。人生有个阶段应该敢做不公平的事，敢推翻过去学会了尊敬或崇拜的东西，敢否定一切———真的或假的———反正不是自己亲身认为真实的东西，都敢于否定。儿童受的教育，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真的里面都掺了大量假的，但他都全盘吸收了，所以青年人若要健康成长，头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把以前吸收的东西统统吐掉。

克里斯托夫已经到了正常人容易反感的阶段。他的本能促使他把生命中不能消化的、堵塞心灵的东西都排掉。

首先要排掉的，是令人反感的自作多情，这种柔情一点一滴从德国人心灵中流出来，像潮湿的地道吐出的霉气。人要的是光明！光明！需要干燥无情的风把沼泽中的瘴气吹掉，把德国歌曲雨点般不断洒下的臭气扫光！歌曲唱的总是欲望、乡愁、远走高飞、请求和为什么，献给月亮，献给星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阳光；或者是春天的歌、春天的欢乐、春游、春夜、春天的消息；或者是爱情的呼声、情话、失恋、情意、说不完的爱情；或者是花之歌、花寄来的信、花向你问好；或者是心痛、心情沉重、心乱、眼花缭乱；还有和玫瑰，和小河，和斑鸠，和燕子单纯而傻里傻气的对话；还有些怪问题：“如果玫瑰没有刺？”———“燕子是不是喜新厌旧？”———这些自作多情、卖弄风骚的洪流，无病呻吟、淡而无味的歌曲……玷污了多少美好的事物，滥用了多少高尚的感情！到处有情，结果到处无情！最坏的是，使一切都变得毫无用处；这就好比当众剖心开腹，亲亲热热，糊糊涂涂，叫叫嚷嚷地大谈自己的隐私。没有什么可说，偏要说个不停！这样唠唠叨叨难道永远没个完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不要再聒噪了！

克里斯托夫最直截了当地感到不真实的，是歌曲中表达爱情的方式，因为在这方面，他可以进行真假对比。情歌中那一套流泪的常规，其实一点也不符合男欢女爱的事实。然而，情歌的作者难道没有爱过吗？一生至少也该爱过一次吧！但他们可能这样恋爱吗？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在说假话，一贯是说假话，连对自己也说假话；他们要把自己理想化……理想化！这就是说：不敢正眼面对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畏畏缩缩，没有大丈夫气概。到处是冷淡的热情，舞台上华而不实的庄严，大到爱国歌曲，宗教颂辞，小到饮酒歌，都是一样。《饮酒歌》不过是把酒或酒杯拟人化，说什么：“你，高贵的酒杯……”宗教信仰应该从灵魂深处像天然喷泉一般涌出来，但却成了人工制造、可以贩卖的商品。爱国歌曲似乎是写来为一群绵羊打拍子唱的……那么，怒吼吧！……怎么！难道你们要继续说假话———继续“理想化”———一直到你们喝醉了，直到你们上了战场，直到你们发宗教狂热吗？……

克里斯托夫甚至走到了恨理想主义的地步。他认为理想化的假话还不如粗暴的现实好———其实，他内心深处比别人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宁可要粗暴的现实主义，不知道这种现实主义者可能是他的死对头。

他的热情使他盲目看不见了。他感到浑身冰冷，周围是一片软弱无力的谎言假话合成的浓雾，一片“没有阳光的观念幻影”。他用尽平生之力要吸入阳光。他年幼无知，瞧不起周围的虚假，或是他所谓的虚假，他看不到实际上本民族的高度智慧正在一点一点地建筑宏伟的理想，要征服或是利用粗暴野蛮的本能。专横霸道的理由，道德和宗教的清规戒律，国家的立法官和政治家，神甫和哲学家，都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强加给他们一个新的本性；只有几世纪的苦难和考验，才能塑造想要生活的人民，塑造人民自己的生活。

然而克里斯托夫还在作曲；他的曲子中并不是没有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因为对他说来，创作是一种压制不住的需要，不肯听命于智慧制定的清规戒律。人不是靠理智来创作的。创作只是为了需要———再说，大部分感情天生有虚假和浮夸的一面，即使看得出，也不能保证不陷进去，需要长年累月的艰苦努力才能克服；要在现代社会中做到百分之百的真诚，那是谈何容易，因为人已经给时代的惰性压得定型了。有些人不识相，该闭嘴时偏要开怀畅谈，要他们真实，那真是难上难了。

克里斯托夫有一颗德国人的心：他还不知道沉默的好处；再说，他也没到懂得这种好处的年龄。父亲遗传给他的天性是喜欢说话，并且喜欢大声说话。他也意识到了，并且和这种天性作斗争，但一斗争反而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还要和另外一种同样讨厌的天性作斗争，那是祖父遗传给他的：他很难准确地表达自己———他是提琴高手的儿子。他感到卖弄技巧对他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身体会感到愉快，技巧、灵活、肌肉运动都会带来愉快，战胜困难，炫耀自己，个人征服成千听众，也会造成愉快；追求这种愉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对艺术和心灵来说，却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克里斯托夫心里明白，但血肉中都有这种好胜心；他想昂首不理，但还是不得不低头让步。

就是这样，遗传的本能和天赋的本能把他拉来扯去，过去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像寄生虫嵌进了肉体，使他摆脱不得，他每前进一步，都左右为难，比他自己想像的更接近他批评过的人。他当时的作品都是真话和浮夸、清醒的力量和糊涂的行为打成一片的混合物。只是偶尔，他的个性才能突破前人性格的包围，他的行动才能摆脱前人的束缚。

他是孤军作战。没有人指导他、帮助他跳出泥坑。他自以为跳出来了，其实却是陷得更深。他盲目地摸索前进，屡试屡败，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什么考验他都经受过；在一片混乱的创作冲动中，他不清楚他创作的什么最有价值。他陷入了荒谬的计划，要写规模宏大、高谈哲理的交响诗。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期欺骗自己；还没动手起草第一部分，就倒了胃口，写不下去了。有时，他要把最不容易配音乐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又误入歧路，不知所措。等到他动手写脚本时———因为他有信心———那真是非驴非马；但他并不泄气，反倒变本加厉，要动手搞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或者是莎士比亚的名著，那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他缺少的不是聪明，而是批评精神；他不理解别人，一心只想自己，到处看见的都只是自己幼稚而浮夸的灵魂。

除了这些生不下来的怪胎之外，他还写了不少小品，表现转瞬消逝的情感———其实倒是更永恒的音乐思想，那就是歌曲。但歌曲也和别的一样，他激烈地反对流行的风尚。他要为已经有谱的名诗重新配乐，他大言不惭，要和舒曼和舒伯特见个高低，看谁写得更真。有时，他要写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行吟诗人和他寻找的女儿，要把他们的个性写得既确切又模糊。有时，他要改写一些情歌。浅薄的艺术家和有默契的观众惯于给情歌穿上温柔伤感的外衣，他却把他们自作多情的外衣剥下，使情歌恢复了粗野的生命力。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要使情感和情人都恢复生命，而不是讨好听众，而德国家庭到了星期天，总要上啤酒店去寻找廉价的感情发泄。

但是通常他觉得诗人，甚至最伟大的诗人，都太文雅了；他宁可找些最简朴的歌词，古老的歌曲，宗教感应书中读到过的歌谣，但他避免保留赞美歌的内容，而大胆地引进了世俗的、活泼的手法。有时他还引用格言，甚至随便听到的街谈巷议，童言妇语、笨嘴笨舌反倒透露了纯洁的感情。这时他才得心应手，达到了他意想不到的深度。

不管是好是坏，往往是坏多好少，但总的说来，他的作品洋溢着生命。并不都是新的，那还差得很远。克里斯托夫多次显得平凡，因为他不弄虚作假；他也用别人用过的表达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因为他是这样感觉的，他并没有别的感觉。不管怎样，他也不求与众不同；在他看来，只有真不出众的人才担心自己不出众。他感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以前有没有人说过。他自豪地相信：这是最容易出众的办法，因为群众中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约翰·克里斯托夫。年轻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为世界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似乎都要等他动手———或是等他从头来过。感到内心生活如此丰富，无边无际，使他进入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境界。时时刻刻都是兴高采烈。兴高采烈并不需要做了什么快活事，也不怕出了什么倒霉事；高兴来自他的力量，力量是一切幸福、一切道德的泉源。生活吧，尽情生活吧！……如果在自己身上感不到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感不到即使是苦难的深渊里也能生活得这样兴高采烈，那就不配做一个艺术家。这是一块试金石。只有在欢乐与痛苦中都能兴高采烈，那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真正伟大。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不过是十月的雾神和小小的雨神，哪有这种超凡入圣的能耐啊！

克里斯托夫却有这种能耐，他就天不怕、地不怕地显示他的欢乐。他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他不过是要和别人分享欢乐而已。他却不知道这种欢乐会伤害大多数不快活的人。再说，他不在乎人家高兴不高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应该使别人也有信心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他比较了自己的精神财富和一般音符制造商的贫穷；他认为很容易要别人承认他的压倒优势。太容易了。只消他一亮相就行。

于是他亮出了他的本相。

大家都在等待。

克里斯托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情。自从他意识到德国人的虚情假意，不愿看事实的真面目之后，他就规定自己要表现得绝对真诚，毫不停顿，毫不妥协，毫不考虑是对什么人，或对什么作品。因为他不能做事不走极端，所以说话往往过火，老得罪人。他又幼稚得出人意料，逢人就讲他对德国艺术的看法，仿佛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不告诉人就不痛快似的。他想不到人家听了并不感激他。一听出一部名作的毛病，他就心无二用，赶快告诉他碰到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音乐家。他发表他的奇谈怪论，谈得容光焕发。开头，人家并不把他的怪话当真，只是笑笑而已。后来，人家听见他老是旧调重弹，觉得不太对味。越来越明显的是：克里斯托夫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胡说八道，这些胡言乱语就不那么有趣了。他毫无顾忌，在音乐会上公然高声冷嘲热讽，甚至明目张胆，不把大师放在眼里。

在小城里，什么消息都传得快，克里斯托夫的话没有白说。去年大家已经怪他行为不检点。大家没有忘记他和阿达的放荡行为。他自己反倒不记得了；一天一天过去，他现在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的他。但别人还记着过去的陈年老账，那些人的社会职责似乎就是事无巨细，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于是左邻右舍的缺点错误，酸甜苦辣，都毫无遗漏，记在小城的档案里。克里斯托夫的新账老账一起算，旧账没还清，新账又来了，仿佛是前因必有后果。过去他是道德败坏，现在是有伤风雅。最宽宏大量的人也只能说：

“他要突出自己与众不同。”

大多数人却都断定他是：

“疯疯癫癫，不可救药！”

还有一种更不利于他的说法也在传开———话是上面传下来的，当然传得更广：克里斯托夫还在公爵府任职，但却公然胆大妄为，当着公爵的面，对可敬的音乐大师发表了令人反感的评论；据说他把门德尔松的《艾丽雅》说成是“假冒伪善的神甫说出的废话”，说舒曼的歌曲不是“音乐”———而这些话还是在亲王一家人赞美了这些作品之后说的。大公爵见他说得太不成体统，就干巴巴地打断他的话说：

“先生，听了你的高见，真不知道你是不是德国人。”

这句挖苦话从这样高级的人物口里说出来，自然会像滚雪球似的传得家喻户晓。只要有点理由反对克里斯托夫的人，不管是妒忌他的名声也好，和他有私人恩怨也好，都群起而攻之，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他父系的原籍，大家记起来了，本来是佛兰德。外族移民诋毁本族人的荣誉，那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这个新发现可以解释他的一切行为：日耳曼民族的自尊心在贬低对手的同时，还找到了借口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对这种精神上的攻击，克里斯托夫还提供了更具体的材料。自己成了批评的众矢之的，却还要去批评别人，这实在是太不自量了。一个聪明点的艺术家，大概会更尊敬他的前辈。但克里斯托夫却认为不必隐瞒自己对庸俗的藐视，对自己力量的自豪感。他的自豪又表现得过分。近来，他简直觉得自己需要膨胀了。他的快乐太多，一个肚子都装不下；如果他不和人分享，肚子就要爆了。他既没有朋友，只好把心里话告诉一个乐队的同事，西格蒙·奥赫，他是乐队的副指挥，是个年轻的魏登贝格人，脾气很好，表面上对克里斯托夫恭敬得过了头，其实很有心眼。他对奥赫并没有防一手；他只想得到：把自己高兴的事告诉一个不相干的人，甚至是告诉自己的冤家对头，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难道他们不应感激他吗？他把幸福带给大家，朋友和敌人都一视同仁———他想不到：要人接受新的幸福观念，那是世上最难的事；大家宁可墨守成规，过以前一样的不幸日子，因为那到底是几百年来，祖祖辈辈都吃过的苦头！他们尤其受不了的，是接受别人施舍的幸福。他们不肯原谅这种侮辱，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忍气吞声：即使忍了一时，将来也是要报复的。

因此，克里斯托夫的心里话即使有一千个理由不会有任何人爱听，但却有一千零一个理由会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托比亚·佩费不久就要退休，克里斯托夫虽然年轻，却大有希望接他的班。奥赫是个太好的德国人，不会不承认克里斯托夫是个合格人选，因为连公爵府都承认了。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更高，认为只要宫廷多了解他一点，他却是更合格的。所以克里斯托夫早上兴冲冲地跑到戏院来，脸上泄露了憋不住的欢喜，容光焕发，奥赫也满脸堆笑，来听克里斯托夫的心里话。

“咳，”他口是心非地问道，“又有什么得意的新作品吗？”

克里斯托夫一把抓住他的胳臂：

“啊！我的朋友！这一次的作品可是超越前人了……你一听就会知道！……要不，我真愿下地狱！实在是太美了！连老天爷都会保佑听到的倒霉人！听过之后，简直死而无怨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奥赫不是一个聋子。他并没有笑笑算了，对这种年轻人热情的傻话，他甚至不是友好地开开玩笑，其实，只要有人点破，克里斯托夫会是头一个哈哈大笑的，但奥赫却心中暗喜，抓住了对方的把柄，他反倒怂恿克里斯托夫大放厥词；等到两个人一分手，他赶快到处去贩卖这些货色，并且添油加醋，使这些话显得更加荒唐。先是音乐界的小圈子对作者冷嘲热讽；然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等机会来批判倒霉的作品。作品还没出来，先就丑名在外。

作品总算是出来了。

克里斯托夫在一大堆作品中选了一段序曲，那是赫贝尔的《尤迪特》，充满了粗野的力量，他认为可以弥补德国人迟钝的缺点；其实，他发现赫贝尔随时随地、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卖弄才能，故作惊人之笔，已经不喜欢他了。序曲之后是交响曲，用了瑞士画家鲍格林夸张的题目：《人生梦幻曲》，还加了一个注：“事如春梦去无痕。”接着是一组歌曲，一些经典作品，还有一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克里斯托夫明知曲子平庸，但碍于情面，还是列入节目中。

排演的时候没有出什么纰漏。虽然乐队根本不懂他们演奏的作品，每个人心里都对这种稀奇古怪的新音乐感到莫名其妙，但他们还没有时间来形成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听众表态之前，他们是不敢贸然发表意见的。克里斯托夫那么有把握的神气，这个乐队的音乐家也像所有的德国好乐队一样，都是惯于遵守纪律的，所以他们就惟命是听了。惟一的困难来自女歌唱家。她就是那一位在市政厅音乐会上表演过的蓝衣夫人。她在德国是个有名望的歌星，虽然已经做了母亲，但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演唱过瓦格纳歌剧中的女主角，声音洪亮是无可置疑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引以为荣的咬音技术，使辅音能穿越空间，使元音能沉重地捶在 目瞪口呆的听众心上，但她顾此失彼，却没有学会唱得自然的艺术。她每个字都等量齐观，全念重音；于是每个音节都一板一眼，像铁鞋般踏进了听众的耳朵，每一句都成了一出悲剧。克里斯托夫请求她省点力气，不要太戏剧化。她先还能相当客气地尽力照办；但她先天沉重的声音和后天放声歌唱的习惯不肯甘拜下风。克里斯托夫紧张了。他对这位可敬的夫人说：他要听的是人说话，并不是大蛇吹喇叭。这样太不客气的批评———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使她非常恼火。她说谢天谢地！她并不是不知道如何唱的人，她还有幸在音乐大师勃拉姆斯面前唱过他的歌曲，而这位伟人居然听得乐而忘倦呢！

“那就更糟！那就更糟！”克里斯托夫叫了起来。

她骄傲地微微一笑，要求他讲清楚他这样莫名其妙地大叫大嚷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比责备还坏，虽然他克里斯托夫有时不大礼貌———就像她刚才指出的那样———但他决不会说出勃拉姆斯那样的错话来。

争论就用这种口气继续下去；蓝衣夫人坚持要按照她那种感动得叫人受不了的方式唱，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托夫冷冰冰地对她说，他明白了，她的天性如此，恐怕没办法改；既然歌曲不能按照作者的意思唱，那还不如不唱更好，他要删掉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夕，大家都知道要唱这些歌曲，她自己也对人说过，再说，她也不是没有音乐才能，不能欣赏这些歌曲的；克里斯托夫虽然得罪了她，但她没有把握：明天的音乐会能不能使年轻的音乐家功成名就，但她不愿和一颗新生的明星伤了和气。忽然一下，她让步了；在最后一次排演会上，克里斯托夫怎么要求，她就怎么唱。但是她心里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在音乐会上，她还是要随心所欲唱的。

日子到了。克里斯托夫一点也不担心。他一心只顾得上想自己的音乐，顾不上判断音乐的好坏。他心里明白：他的作品有些地方怕会贻笑大方。但那有什么关系？若怕人笑，就什么伟大的作品也写不出来了。若要深入，就顾不上什么尊敬、礼貌、不好意思，顾不上社会塞进人心的连篇谎话。若怕吓坏别人，就只好一辈子对平凡的人谈他们能接受的平凡真理，永远不能超越现实的人生。一个人只有打消这些顾虑，才能伟大。克里斯托夫就把顾虑踩在脚下，走过去了。人家可能会嘘他，他肯定不会让音乐会开得太平无事。一想起他的熟人听到某些标新立异的段落，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来，他暗中就觉得开心。他在等待尖锐的批评，他有备无患地微笑了。不管怎样，只要不是聋子，都会发现他的作品中有一股力量———力量可爱或不可爱，那有什么关系？……可爱！可爱！……只要有力量就够了！让力量像莱茵河的滚滚洪流，把一切都席卷而去吧！……

但一开头就不顺利。大公爵没有来。王府包厢里只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几个贵妇。克里斯托夫感到恼火。他心里想：“这个蠢东西生了我的气。他不知道怎样评价我的作品才好，他怕作品不好会连累他。”他耸耸肩膀，假装不把这种蠢事放在心上。别人可有心眼：这是对克里斯托夫的头一个教训，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公爵不来，听众也不来劲，三分之一的座位上都没有人。克里斯托夫想起了童年时代开音乐会反倒满场，不免难过。其实他太没有经验，不知道他演奏的音乐越好，来听的人越少，因为观众多半不是来听音乐，而是来看音乐家的；显而易见，一个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音乐家，是不容易使观众发生兴趣的，哪里比得上一个穿童装短裤的小音乐家，能够动人心弦，使爱看热闹的观众心花怒放呢！

克里斯托夫看到满座的希望落了空，就决定开始演出了。他寻求自我安慰，以为听众“少而精”反倒更好———但他这种乐观的心理也维持不了多久。

乐曲在一片寂静中演奏了———有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那预示着听众的感情积压得要爆发了。但在这个音乐厅里并没有积压的感情，也没有要爆发的感情，只有昏昏沉沉的睡意。感觉得到每句乐曲都沉入了冷漠的无底深渊。克里斯托夫虽然背朝着听众，忙于指挥乐队，但一样感觉得到场上的反应，因为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心中都有一根天线，和周围的心灵息息相通，可以知道他演奏的音乐有没有引起听众的共鸣。他继续打他的拍子，心情激动，但从他背后的正厅和包厢里升起了一片沉闷的浓雾，使他感到冰冷。

序曲总算演奏完了；大厅里响起了掌声。掌声是有礼貌的，没感情的，拍两下就停了。克里斯托夫觉得这还不如挨嘘呢！……哪怕是吹口哨也好！总得表示听众是活人，起码也得对他的作品有一点反应！……但什么也没有———他瞧了瞧观众。观众也东张西望。他们要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出对方的意见，但看不出，于是沉入了一片冷漠之中。

音乐又开始了。现在演奏的是交响曲———克里斯托夫几乎进行不下去。几次三番，他都想丢下指挥棒，一走了事。观众的麻木不仁甚至感染了他；结果他也不懂自己在指挥什么；他清楚的印象只是掉进了苦闷的无底深渊。本以为演奏到某几段，观众会交头接耳，冷嘲热讽的，不料观众更关心的似乎只是节目单。克里斯托夫听见地同时翻节目单的声音，翻过后就静下来，直到曲终为止，又响起了同样有礼貌的掌声，表示大家知道曲子演奏完了———然而有三四个不识相的人，在大家的掌声停下来时，还零零落落地鼓了两下掌，但并没有引起共鸣，就难为情地停住了，于是空虚显得更空，而这两下掌声似乎稍微提醒了听众；他们感到多么沉闷无聊。

克里斯托夫坐在乐队中央，他不敢向左右瞧一眼。他想哭；他气得颤抖。他恨不能站起来对大家喊道：“你们真没劲！啊！你们多么讨厌！……都给我滚出去！……”

听众来了点劲，因为他们在等女歌星出场———他们捧她的场已经成了习惯了。在新作品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迷失了方向，而她却是他们的指南针，是茫茫大海中一块看得见、踏得着的陆地，他们不会再不知所措了。克里斯托夫猜到了大家的思想；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女歌星也清楚听众在等她，克里斯托夫通知她出场的时候，看得出她的神气简直像王后。两个人带有敌意地互相瞪了一眼。克里斯托夫不但没有伸出胳膊让她挽着，反倒把两只手都插进衣服的口袋里，很不礼貌地让她一个人上场。她怒气冲冲地走过他身边。他跟在她后面，一脸的不高兴。等到她一出台，大厅里立刻欢声四起，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脸上都容光焕发，热闹起来了，小望远镜也都瞄准台上。女歌星信心十足地唱起歌曲来，当然是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唱，根本不考虑克里斯托夫头一天对她提的意见。克里斯托夫在给她伴奏，气得脸色发白。不过他也料到她会变卦来这一手。她一走腔，他就敲敲钢琴，气冲冲地说：

“错了！”

她照样唱下去。他在她背后用低沉的、愤怒的声音提醒她：

“错了！错了！不是这样唱的！……不是这样！……”

这些气势汹汹的低声埋怨，虽然台下听不清楚，但乐队却一点也没漏掉，她一紧张，又不肯改，就拼命放慢节奏，拉长音符，该停也不停了。他稍微不留神，只管弹下去，结果弹唱之间差一拍。听众也没发觉：很久以来，他们就认为克里斯托夫的音乐既不好听，也不合拍子。但克里斯托夫却不这样想，他像恶魔缠身似的皱眉撅嘴，到底忍不住，不得不爆发了。他突然在半句当中停了下来：

“不要唱了！”他高声大喊。

她唱得正带劲，多唱了半拍，才悬崖勒马。

“不要唱了！”他干巴巴地再说了一次。

全场都目瞪口呆，愣了一下。过了几秒钟，他才用冷冰冰的口气说：

“从头来过！”

她吓坏了，两眼瞪着他，两只手发抖；她恨不得把乐谱扔到他的头上；后来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扔出去。但她还是给克里斯托夫的汹汹气势压倒了———她又从头来过。她把这组歌曲重唱了一遍，音调的高低快慢，一点也不敢离谱，因为她感觉得到：克里斯托夫一点也不会放过她的；一想到他还会这样不顾面子，叫她下不了台，她就吓得全身哆嗦。

她刚唱完要走，观众狂热的掌声就要她回来。他们并不是鼓掌赞美歌曲———她随便唱什么都会得到同样的掌声———而是赞美这位有名的、嗓子不老的女歌星，因为他们知道捧她的场保险不会出错。此外，他们还一心要补偿她刚才受到的损害。他们隐隐约约感到歌星唱错了，但是认为克里斯托夫给她难堪，实在是不成话。大家要求她再唱一遍。但克里斯托夫置若罔闻，毅然决然关上了钢琴。

她没有发觉这新的难堪；她的心太乱了，不想再唱一次。她急忙下了台，关上化妆室的门，破口大骂克里斯托夫，足足骂了一刻钟，把心中的积怨愤恨，都倾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大发神经，大流眼泪，咒不停声，骂不绝口……连房门都关不住她的狂叫大喊。那些进了化妆室又出来的朋友说，她把克里斯托夫骂得狗血淋头……这番话在音乐厅里传得很快。因此，等到克里斯托夫再走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支曲子的时候，台下群情激动了。但这支曲子不是他作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了这平庸的音乐，听众反倒如鱼得水，他们找到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表示对克里斯托夫的不满，而且不必气势汹汹地嘘他，只是对奥赫大鼓其掌，要他登台谢幕达两三次之多，奥赫当然不肯错过机会。而音乐会也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可以猜想得到，大公爵和宫廷里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喜欢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的小市民———对音乐会的细枝末节一点也不会放过。支持女歌星的报纸根本不提那件难堪的事，只是异口同声赞扬女歌星演唱的艺术，在报道消息时顺带提了提她唱的歌曲。关于克里斯托夫的其他作品，只有三言两语，几家报纸大同小异地说：“……声音对位的作品，写得复杂，缺少灵感，没有旋律，是理智、而不是感情的作品。一点也不真诚，只想独出心裁……”———下面一段就谈真正的独创，并且举了已故的大师为例：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勃拉姆斯“那些无意独创、反倒创新的大师”———然后笔锋自然一转，转到大公爵戏院又要重新演出的康拉丁·克莱采尔的作品，大谈特谈“这部美丽清新，不减当年的歌剧”。

总而言之，即使是对克里斯托夫最好的评论家也不完全了解他的作品———那些不喜欢他的人自然只会表示险恶的敌意———最后，说到听众，既没有好心的或恶意的评论家来引导，就只好一言不发。要听众自己去思索，那什么也想不出来。

克里斯托夫好像被打倒了。

他的失败其实并不奇怪。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有三个理由，而不只是一个。作品不够成熟；风格太新，不能一下子为人理解；大家都很乐意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然而克里斯托夫不肯坐下来重新思考，承认他的失败是合情合理的。他不够沉着冷静，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有长期为人误解的经验，看透了蠢人无药医，才能不为所动。他天真地相信群众，相信他自己配取得成功，但他的信心垮了。他认为人理所当然都有对头。但他莫名其妙的是：怎么一个朋友也没有了。那些他认为靠得住、对他的音乐感兴趣的人，自从音乐会之后，没有为他说一句好话。他想摸摸他们的底，他们只用不着边际的话来敷衍他。他一定要他们讲真心话，最老实的人也只会拿出他早期的糊涂作品来作对比———然后不止一次，他会听到他们说他的新作不如旧作———但几年以前，当他的旧作还是新作的时候，也挨过他们的批评，这已经成为惯例了。克里斯托夫可不吃这一套；他高声捅破了这一点。人家不喜欢他，很好，他认为那不要紧；他甚至喜欢听老实话，因为众口难调，他不可能面面讨好。但若假装喜欢他，却不许他长大，而要他做一辈子小孩，那可太过分了！十二岁喜欢的好东西，到了二十岁就不喜欢了；他希望不要停留在老地方，而要不断改进，永远改进……只有傻瓜才会希望中断生命的洪流！……他童年的作品中有意义的部分，并不是孩子说的蠢话，而是孕育着未来的力量。他们却要扼杀未来！……不行，他们从来不理解他是什么人，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他们喜欢的只是他平凡的一面，只是他和俗人共有的一面，而不是他真正的“自我”，他们的喜爱只是一场误会……

他也许说过了头。事实上不少例子说明：一个不喜欢新作品的人，过了二十年后，却真心诚意地喜爱这部作品。新生命的芬芳太强烈，脆弱的神经受不了，一定要等时间的风风雨雨来把香味冲淡才行。艺术品也要积满了岁月的灰尘，才能被人欣赏。

但是克里斯托夫不容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不容许人家了解他时，他已经成为过去。他宁可认为：那根本是不了解他，一点也不了解，永远也不了解。于是他气得要命。可笑的是：他一定要人家了解，要解释，要争辩；这是白费劲，因为这是要转变时代的风气。但他却信心十足。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德国人洗心革面，彻底改变他们的口味。这是他无能为力的，几次谈话并不能说服别人，何况他用词不当，谈到大音乐家时强词夺理，把对方都得罪了；结果又增加了几个对头。他不知道应该好整以暇，准备妥当，才能要人听他……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命运———他倒霉的命运———给他提供了机会。

他在剧院的餐厅和乐队的同事围桌而坐，他关于艺术的高谈阔论把大家都吓坏了。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他说起话来目空一切，伤害了每个人。中音提琴手老克罗斯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乐师，他真心实意地喜欢克里斯托夫，所以想把话题岔开；他咳嗽了两声，在等机会用一句双关话来替他解围。但克里斯托夫没有听出他的用心，反倒越谈越上劲；克罗斯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他要说这一大堆话？上帝保佑吧！你可以这样想，但何必这样说呢？真是见鬼？”

说来怪巧，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他有过这种怀疑，克里斯托夫的话使他的怀疑醒过来了；但他不敢承认，一半是怕影响自己的名誉，一半是谦虚，缺乏自信。

短号手韦格尔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只想说好话，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东西，好的坏的，天上的星光或地上的灯光，他都一视同仁，不分高下，他只是说好，说好，说好。这对他已经成了生活的必需，若是要他少说两句好话，他倒会难过的。

大提琴手哥赫可就难过得多了。他全心全意喜欢低级的音乐。凡是克里斯托夫不断地冷嘲热讽、破口大骂的，都是他无限热爱的；他天生喜欢一些人人称道的陈词老调；他的心灵是一个感情洋溢的蓄水池，伤感得随时可以流出眼泪来。当然，他在情意绵绵地崇拜一些徒有虚名的大人物时，并没有说假话。但是他自以为在崇拜真正的伟人时，反倒是言不由衷的———而他并不自觉。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把他们的教主当做上帝，以为在他身上呼吸着历代的天才：其实他们是在勃拉姆斯身上看到了贝多芬。哥赫却还更进一步，他以为他爱贝多芬时，其实爱的是他身上的勃拉姆斯。

但对克里斯托夫的奇谈怪论最反感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其实受了伤害的与其说是他爱好音乐的本性，还不如说是他卑躬屈膝的天性。有一个罗马帝王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史比兹却是生而奴颜婢膝，死也要五体投地的，因为那是他天然的姿态；在一切官方的、神圣的、“成功的”人物脚下顶礼膜拜，他觉得非常荣幸；若是不许他舐大人物鞋子上的灰尘，他会气得暴跳如雷。

就是这样，哥赫长吁短叹，韦格尔指手画脚，无可奈何，克罗斯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史比兹尖声怪叫。但克里斯托夫却毫不动摇，喊得比大家还更响，谈起德国和德国人来，简直骇人听闻。

在旁边桌子上，一个年轻人听着克里斯托夫高谈阔论，笑得前俯后仰。他有一头黑色鬈发，眼睛漂亮聪明，大鼻子左右开弓，强占了脸颊的地盘，两片厚厚的嘴唇，神情机动灵活，随着克里斯托夫的每句话，他的嘴唇都有变化，他的反应显得既专心，又调皮，他笑得连前额、鬓角、眼角、鼻孔、脸颊都起了小小的皱纹，露出了一副怪相，有时甚至全身发抖，一阵一阵地抽搐。他并没有插话，但一句也没漏听。他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克里斯托夫给史比兹逼得走投无路，陷入困境，表现得不知所措，气得嘟嘟囔囔，结结巴巴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他要说的话，于是用作重武器，一下就把对方打倒在地，翻不了身。克里斯托夫一冲动，感情跑得比思想更快，发表些惊世骇俗、不近情理的奇谈怪论，气得听的人驴鸣牛吼，年轻人听了，简直觉得其乐无穷。

每个人自以为是，都要压倒别人，最后，大家都争累了，这才各走各的。克里斯托夫最后一个离开餐厅，他正要走出门时，那个听得出神的年轻人走了过来。克里斯托夫一直没注意到他。他却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微微一笑，请求允许他作自我介绍：

“弗朗兹·曼海姆。”

他先道歉，说自己冒昧地旁听了他们的谈话，然后对克里斯托夫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高招表示佩服。一想到这点，他还笑呢。克里斯托夫瞧瞧他，心里高兴，但还有点信不过他：

“你说话可当真？”他问道，“不是拿我寻开心吧？”

年轻人对天发誓。克里斯托夫容光焕发了。

“那么，你认为我说得对，是不是？你赞成我的意见？”

“听我讲，”曼海姆说，“讲老实话，我并不是音乐家，对音乐一点也不懂。我喜欢的音乐———这不是当面捧你———就只有你一个人的作品……我这样说，其实不过是要向你表示：我的趣味还不算太低……”

“嘿！嘿！”克里斯托夫半信半疑，到底还是喜欢有人捧，“这也不是证据呀。”

“你太苛求了……不要紧！其实，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这也不是证据。因此，关于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并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你对一般德国人的意见是对的，这些德国的老年人，这些浪漫派的糊涂虫，还有他们过了时的思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感情，人家要我们崇拜的陈词滥调，陈年老套，‘这永恒的昨天，过去一直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的昨天，对今天发号施令，所以也对明天发号施令的昨天……’”

他背了几句席勒的名诗：

……亘古常新的昨天，

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1)

“头一个该打倒的就是他！”他才背到一半，就中断自己的话说。

“谁呀？”克里斯托夫问道。

“就是这个写诗的老古董！”

克里斯托夫没听懂他的意思。曼海姆又接着说：

“我呀，首先，我希望每五十年对艺术和思想来一次大清洗，把过去的东西扫个一干二净。”

“这过分了一点吧。”克里斯托夫笑笑说。

“不过分，我敢说。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该是三十年……或是更短一点！……这才是卫生的办法。不应该把一大堆老祖宗留在家里。人一死，就该彬彬有礼地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腐烂，还该压上几块石头，免得他们的阴魂回来。如果于心不忍，也可放上一些鲜花。我没有意见，这对我都一样。我只要求他们不来多管闲事。我当然不会去管他们！各管各吧：活人在一边；死人在一边。”

“有些死人比活人还更有生命力。”

“不对，不对！应该说：有些活人比死人还更死气沉沉。”

“也许不错。不管怎么说，有的老东西却还很年轻。”

“年轻不年轻，要我们自己说……不过，我是不相信的。从前好的东西，已经好过一回，第二次决不会再好。只有变化才是好的。所以首先要摆脱老头子。德国的老头太多了。让他们死掉吧！”

克里斯托夫专心致志地听这些俏皮话，花了好多功夫进行讨论；他同意一部分看法，从中看出了自己的思想；但听到别人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又感到局促不安。但是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自己一样认真，他以为也许对方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所以从他的原则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克里斯托夫目空一切，很多人不能原谅他太自信，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孩子气，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付不了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尤其是他们并不吹嘘自己的教育来避免讨论为难的问题时，更容易骗人。曼海姆喜欢发表奇谈怪论，一辩一驳，越辩驳越离奇，自己听了也暗暗失笑，但从来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这一回碰到克里斯托夫费了好大的劲来讨论他的诡辩，甚至还要刨根问底，使他开心透了；虽然是开玩笑，他还是感激克里斯托夫看得起他，觉得他既好笑、又好玩。

他们分手时已经是要好的朋友了；但才过了三个小时，克里斯托夫正在剧场排演，忽然看见从乐队的小门里伸出了曼海姆的头，不免觉得诧异，而曼海姆却喜洋洋的扮着怪相，并且向他做着神秘的手势。排练一完，克里斯托夫就向他走来。曼海姆亲热地抓住他的胳膊：

“你有空吗？……听我说。我有一个主意。也许你会觉得荒唐……你愿不愿试一回，把你对音乐和蹩脚音乐家的想法写出来？你何必要对牛弹琴，想说服你乐队里的四个笨蛋呢？他们其实是只会在木头上吹吹拉拉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对听众谈谈，那不是好得多吗？”

“那不是好得多吗？难道我不愿意吗？……可是，写了送到哪里去呢？你说得倒好听，你这个人！……”

“听我的主意……我有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我们几个人办了份杂志，是本地惟一有看头的杂志，名字叫《酒神》……（你当然听说过？）……我们大家都佩服你，要是你愿加入我们一伙，那我们可太高兴了。你愿意负责写音乐评论吗？”

克里斯托夫听到喜从天降，不知如何是好，他巴不得一口答应；只怕自己不够格，不会写。

“那不要紧，”曼海姆说，“我敢说你会写得好的。你不知道，一当上评论员，你就大权在握了。用不着担心群众。你想不到他们多么没有头脑。做个艺术家算不了什么，因为艺术家是人人得而嘘之的。而评论家可大不相同，他是嘘艺术家的，而且有权发号施令：给我嘘某某人！场内的听众都懒得思想，把思想权都交给评论家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过，起码要装作在想的样子。群众是饥不择食的，你给他们吃什么并不要紧！反正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吞下去。”

克里斯托夫到底答应了，高兴得忘乎所以，只是满口道谢。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他有权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还消说，那还消说！”曼海姆答道，“绝对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场之后，他第三次到剧院来，追着克里斯托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对他都很亲热。

除了华特霍斯属于当地的名门旧族之外，他的朋友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是银行家的儿子，高特林家的葡萄园非常出名；梅家的父亲是冶金厂的经理；哀朗弗尔家开了大珠宝店。他们家的父亲都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坚持本民族的精神，毫不懈怠，用刻苦耐劳的干劲来积累财富，对自己的干劲比对财富还更欣赏。这些儿子生来似乎只会把父辈们建立的家业花掉，他们对家庭的成见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像蚂蚁般的点点滴滴搜刮积累简直是种怪癖；他们摆出艺术家的派头，装着不把财产放在眼里，要把金钱抛到窗外去。其实，他们并不真是大手大脚；虽然满不在乎，心里还是明白，并不会晕头转向，脱离实际。再说，父亲还在看着他们呢，不到悬崖就勒马了。最舍得花钱的是曼海姆，他真巴不得把家私花光，但他没有多少家私；他口里大叫大嚷骂父亲吝啬，但心里却在暗笑，觉得还是父亲老谋深算。说来说去，只有华特霍斯一个人可以当家做主，出得起钱，办得了事，就是他出资办杂志的。他是一个诗人。他写了些“多音步”的长诗句，就像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写的那种诗，一句非常长，另一句却又非常短，标点，不管一点、两点、三点，破折号，空白，大写，斜体字，底下画线的字，都要起很大的作用，作用并不小于双声，也不小于重复一个词，一行诗，甚至整个一句。他的诗中还掺插了一些外来语，一些形声词。他自己认为这是把塞尚的印象派画法———谁也不懂为什么———变成诗了。说真的，他的心灵富有诗意，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到模模糊糊的东西。他的心既多情又枯燥，既淳朴又花哨；他的诗句费尽心机，偏要装成妙手偶得之笔。他可能成为一个流行诗人。但在杂志上，在“纱笼”里，这一类流行诗太多了；而他却偏偏想独出风头。他一心想扮演一个没有阶级偏见的大贵族。但他满脑子的偏见比谁都多。他却偏偏不肯承认。他主办的杂志用的都是犹太人，要气得那些反犹太的人高声大叫，他才高兴，以为这样能对自己证明思想是自由的。他对同事装得客客气气，平等待人。但是静水流深，他对他们的蔑视，虽然不露声色，却是莫测高深。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坐享其成，利用他的名声和金钱；但他却听之任之，以为这样更可以心安理得地瞧不起他们。

他虽然放任他们，但他们还是瞧他不起；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有利可图的。真是有来有往。华特霍斯出名出钱；他们却有本事，会做买卖，还能招揽顾客。他们比他聪明得多，但是人格并不更高，也许还更低些。不过，在这个小城里，其实，随便在哪个地方，随便在什么时候———种族歧视已经孤立了他们几百年，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对可笑事的观察力特别敏锐———他们已经成了思想先进的人物，对腐朽的制度和落后的思想觉得十分荒谬。只是他们的性格并不像他们的智力那样看得开，所以笑归笑，却不肯改革旧制度，改变旧思想，而只想从中牟利。虽然他们自称信仰与众不同，其实他们和华特霍斯贵族先生一样，都是冒充风雅的内地人，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并不是真正爱上了文学，不过是调情卖俏而已。他们兴高采烈，装出一副要口诛笔伐的神气；但心不硬，手不狠，只敢拿些并无还手之力的对头来开刀。他们小心在意不和社会闹翻，因为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回到社会里来，过大家一样的生活，和自己反对过的陈规陋习言归于好。当他们冒险要搞一次改变，或者大张旗鼓，招摇过市，要推翻一个当时的偶像———那一定是看准了偶像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但他们还是小心翼翼给自己留条退路，万一发生危险，可以坐上救生艇远走高飞。再说，不管打仗是胜是败———打完一仗，他们总要等很久才打第二仗；所以敌人可以放心睡大觉。他们这些新大卫派(2)只是要人相信：假如他们狠下心来，那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心并不狠。他们喜欢和艺术家交朋友，请女演员吃晚餐。

克里斯托夫和这些人在一起觉得并不自在。他们特别喜欢谈女人和马，谈得没有什么风趣。他们都僵化了。华特霍斯说起话来干巴巴、慢吞吞的，过分做作的礼貌表示他感到厌倦，也令人厌倦。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又粗又笨的矮胖子，脑袋缩在肩膀中间，蛮不讲理，自以为是，说话斩钉截铁，从来不听人家回答，似乎不但听不进对方的意见，而且更糟的是，根本就不把对方看在眼里。艺术评论家高特林的神经有毛病，脸部肌肉容易抽筋，眼睛藏在一副大眼镜后面，老是眨个不停———大约是模仿他常去拜访的画家。他留着长头发，一言不发地抽烟，咬文嚼字似的说话只说半句，大拇指在空中乱动，像是鬼画道符。哀朗弗尔身材瘦小，头已秃顶，满脸微笑，胡子金黄，面孔机灵，但有倦容，鹰钩鼻子，他在杂志上写些社会新闻和时装消息。他说些露骨的话，却说得很圆滑；他人聪明，但是不怀好意，往往是低级下流———这些百万富翁的子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等到一个人什么都应有尽有了，他所缺少的至高无上的奢侈品就是否定社会；社会一经否认，他就可以如释重负，说自己并不欠社会的债。这好比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过路人留下买路钱之后，对他唱道：“你还待在这里干吗？滚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

在这一伙人里，克里斯托夫只和曼海姆还合得来。他是这五个人当中最活泼的一个；他兴致勃勃地说东道西，也听人说长道短；他结结巴巴，模模糊糊，嘟嘟哝哝，嘻嘻哈哈，说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他既听不出人家说话的条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不过他是个脾气好的小伙子，对谁也不怀恨在心，连一点抱怨也没有。其实，他也不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说话总像演戏，但是并无恶意，决不存心害人。他支持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理想主义———往往是慷慨大方的理想。但是他太精明，又不太在乎，所以也不太相信；因此支持归支持，他投入时也不会冲昏头脑，永远不会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而自讨苦吃。不过，他需要有一个嗜好，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游戏，他的嗜好经常变来变去。目前，他的嗜好是要做好事。但是在他看来，自然而然地做好事是不够的，非要在人面前显得是个好人不可；于是他就宣扬好事，装做好人。他的天性反对家里人干巴巴、硬邦邦的活动方式，反对德国人的严格作风、军国主义、粗俗派头，就把这些全都当成坏事，要做好人，他就成了托尔斯泰派，涅?主义者，福音的传人，佛教的信徒———其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传道说教，宣扬一种重柔轻刚、宽大为怀、讨好卖乖、好过日子的道德观，对罪恶宽大无边，尤其是对肉体的罪过，并且毫不隐瞒道德上的偏袒：宽于惩恶，同时却严于责善———这种道德观不过是寻欢作乐的条约，自由散漫、互相通融的组织，还得意洋洋地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这种自欺欺人的虚伪性，对嗅觉灵敏的人来说，味道并不好闻，若要认真对待，简直就恶心了。好在没人认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脸上抹了黑的基督教道德观随时准备让位，只等曼海姆有其他嗜好的玩物———不管什么玩物都行：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大笑的狮子”也好———曼海姆在演戏；他全心全意地演；他轮流演出他没有的感情，最后才和别的犹太人一样恢复本来的真面目，恢复犹太人的真精神。他既能给人好感，又能使人恨得咬牙切齿。

有一段时间，克里斯托夫成了他嗜好的展品。曼海姆口里离不开他，就像离不开赌咒发誓一样，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捧他捧得家里人都听腻了。要是相信他说的话，克里斯托夫真是个天才，是个超群出众的人物，写些平常人不懂的音乐，谈起音乐来尤其是振聋发聩，才华横溢———并且仪表堂堂，嘴长得好，牙齿好像玉石。他还加上一句：克里斯托夫佩服他———于是一天晚上，他把克里斯托夫带到家里来吃晚餐。克里斯托夫就见到了他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泰·曼海姆，还有弗朗兹的妹妹于蒂思。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虽然小城里犹太人不少，并且钱多、心齐、聪明、在本地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这个小圈子有点离群索居，与世隔绝。本地人对他们一直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暗暗地还存有敌意，不假思索就构成了伤害。这种情感正是克里斯托夫家原有的心态。他的祖父就不喜欢犹太人，偏偏命运跟他作对，两个音乐学得最好的弟子———一个成了作曲家，另外一个演奏出了名———都是以色列人；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个好学生，但一想到犹太人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难过得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果他还是拥抱了他们。他倾向于相信他们会得到上帝谅解的，因为他们是这样热爱音乐———克里斯托夫的父亲梅希奥不信上帝，挣了犹太人的钱当然不会问心有愧；他甚至认为这样做很好，既要骂得他们狗血淋头，还要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她也说不准到犹太人家去做厨娘是不是犯了罪。那些犹太人家还瞧她不起，然而，她却不怪他们，她对谁也不怪，反倒可怜这些受到上帝惩罚的人；她一看到犹太人家的女儿走过，或者听到他们家孩子的哭声，就不免会起怜悯之心：

“一个这样漂亮的姑娘！……这样好看的小孩子！……多么可惜！……”她心里会这样想。

克里斯托夫告诉她，他要去曼海姆家吃晚餐；她什么话也不敢说，但心里有点难受。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她以为不必都相信———谁没有人说坏话呢？———犹太人也有好的，但她以为最好还是各人管各人的，河水不犯井水，犹太人归犹太人，基督徒归基督徒。

克里斯托夫可没有这些偏见。他对自己圈子里的人老是反感，反而受到不同民族人的吸引。不过他对他们并不了解。他和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只认识几个最低级的犹太人，几个小贩，还有挤在莱茵河和大教堂中间的下等人，他们倒有人类合群的本性，不断地把那几条街变成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他偶尔溜达到这里来，用好奇而有趣的眼光偷看来来往往的犹太女人，她们脸凹下去，嘴唇和颧骨却凸出来，笑容像达·芬奇画的一样神秘，不大正经，说话粗俗，阵阵笑声破坏了面部的平静与和谐。这些人类中的渣滓，头大脸笨，眼睛没神，身材矮胖，腿短而粗，他们却是最高贵的民族没落的后代，即使是在这污泥臭水之中，也可以看到奇光异彩，闪闪烁烁，就像沼泽里的磷火一样；那是神秘的眼色，智慧的火花，从污泥中释放出来的、难以捉摸的电流，使克里斯托夫着迷，又使他不安。他以为这里面有美丽的灵魂在挣扎，有伟大的心胸要脱离泥坑；他巴不得能碰到他们，能帮助他们；他还不认识他们，甚至有点害怕，但却已经喜欢他们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和任何犹太人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尤其没有机会接近犹太人的上层社会。

因此，曼海姆家的晚餐对他说来是件新鲜事，有吸引力，甚至像上帝禁止采摘的果子一样。而用禁果来引诱他的夏娃使果子显得更加有味。一进门，克里斯托夫就见到了于蒂思·曼海姆。她属于另外一种女性，是他从来没见过的。高大，灵活，有一点瘦，但又不弱，黑头发浓而不密，像镜框似的装饰着脸部，垂得很低，遮住了鬓角和额头，眼睛有点近视，双眼皮，眼珠稍微鼓起，鼻子相当高，鼻孔张大，脸颊清瘦灵秀，下巴稳重，皮肤红润，美丽的侧影显得干脆利落；从正面看来，喜怒哀乐的表情并不分明，叫人捉摸不定，显得内心复杂；两只眼睛一大一小，两边的脸颊似乎也不相等。在她身上，感觉得到强烈的种族色彩，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七拼八凑地投入了各种各样的原料，参差不齐，有很美的，有很丑的。她的美，主要在她那张沉默寡言的嘴巴，在她那双因为近视而显得深刻、因黑眼圈而显得阴沉的眼睛。

一定要比克里斯托夫见多识广、看惯了这种眼睛的人，才会知道这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才能在这柔情似水、热烈如火的朦胧眼色中，看出他面前这个女人真正的心灵。他在这双既热情又深沉的眼睛里发现的，是以色列民族的灵魂，但这双眼睛的主人自己还不知道。克里斯托夫一见就恍然若失。要等很久之后，要等他在这种眼睛前经常晕头转向之后，他才能在这片东方的茫茫大海上，不再迷失他的路途。

她瞧着他，眼睛清澈如水，纹丝不动，似乎看透了这个基督徒的心灵。他也感觉到了。在女性眼睛的诱惑中，他感到男性眼睛的毅力、明亮、冷静、有点冒失，不大客气地搜索他的内心。这种搜索并不怀有恶意。她只是吸引了他。并不像那种卖弄风情的女人，不管见到什么人都要勾引。她比谁都更懂风情；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吸引力，所以只是听其自然———尤其是对克里斯托夫这样容易上钩的男人，更是不必费劲———她更感兴趣的，倒是要了解她的对手（任何男子，陌生人，都是她的对手———但是将来如果需要，他们也可以成为盟友）。人生就是一场赌博，最聪明的人总是赢家，问题是要猜到对方手里的牌，而不让对方摸自己的底。一赌赢了，她就尝到了胜利的甜头。胜利能不能给她带来实惠，这倒不太要紧。她只是为了寻找乐趣。她非常热情地爱好智慧。但她喜欢的不是抽象的智慧，那种智慧她脑子里有的是，如果她愿意的话，随便搞哪一门学问她都会有成就，而且比她的哥哥更配继承洛泰·曼海姆的银行业。但她喜欢的却是生活的智慧，可以用来对付人的聪明。她喜欢深入到人的内心，来衡量人的价值———她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币一样认真仔细———她凭了神机妙算，不费多少时间，就能看穿人的甲衣，看到人的缺点和弱点（那是打开人心的钥匙），看出人心的秘密，这是她掌握别人的办法。但她对胜利并不留连忘返；也不利用她的战利品。她的好奇心与自尊心一满足之后，她对战利品就不再感兴趣，而去追寻新的目标。于是她的力气等于白费。她的心灵如此生气勃勃，却又死气沉沉。在于蒂思身上既有好奇的天性，又有无聊的感触。

就是这样，她看看克里斯托夫，他也看看她。她不大说话。但只要她嘴角上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克里斯托夫就入迷了。笑意消失之后，脸又变成没表情，眼睛显得漠不关心；她安排晚餐，冷冰冰地吩咐仆人；仿佛不在听别人讲什么。但是眼睛一亮，她又说上三四句活，说得恰到好处，一听就知道她什么也没漏掉，什么也都明白。

她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她哥哥对克里斯托夫的评价；她知道弗朗兹喜欢吹牛；一看见克里斯托夫，她就觉得挖苦话可以派上用场，哥哥吹嘘克里斯托夫漂亮出众———弗朗兹似乎有颠倒是非的本领，或者也许是以反常为乐。仔细地研究了克里斯托夫之后，她也承认弗朗兹说的话并不全假；随着她的了解越深入，她越发现克里斯托夫身上的确有一种力量，难以捉摸，不大平衡，但是踏踏实实，敢作敢当，她看了很高兴，因为她比谁都明白：这种力量多么难得。她会调动克里斯托夫说话的积极性，要他暴露思想，显示他的局限性和他的欠缺；她要他弹琴；她并不喜欢音乐，但她懂行；她还能听出克里斯托夫的音乐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这种音乐并不能引起她的感情冲动。她只是冷冷淡淡、客客气气，用几句简短而有分寸的话，对他表示关心，但是没有一点恭维。

克里斯托夫发现了这一点，他却感到得意；因为他知道这种关心的价值，觉得这种评价难得。他并不隐瞒他有心要征服她，并且做得这样露骨，主人家三个人都微笑了，因为他只对于蒂思一个人说话，只说给她一个人听，其他两个人却置之不顾，仿佛他们不存在似的。

弗朗兹瞧着他说话，嘴唇跟着他动，眼睛跟着他转，又是佩服，又是开心；他向父亲和妹妹丢了眼色，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妹妹却没事人一般，装作没看到，没听见。

洛泰·曼海姆———一个高大结实的老人，有点驼背，皮肤发红，花白的短头发像把刷子，胡子眉毛却还很黑，脸部肉多，精力旺盛———他也和和气气、不动声色地在打量克里斯托夫；他也立刻看出了这个年轻人不寻常。不过他对音乐和音乐家都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搞那一行，所以一点不懂，他也毫不隐瞒，反倒引以为荣。（像他这号人承认自己不懂，那就是表示不屑一顾。）而克里斯托夫却怕耽误老人的时间，不大礼貌地请银行家先生自便，说自己有于蒂思·曼海姆小姐作陪就够了，老洛泰给他逗乐了，就坐炉边去读报，一边漫不经心，带着打趣的神情，听他的空谈妄想，还有他那光怪陆离的音乐，有时一想到世上居然有这等怪人，懂得这种怪东西，还自以为怪有趣的，不禁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他懒得再听他们谈话了，以为凭女儿的聪明，不难掂量出这个客人的身价。她明白父亲的意思，当然会完成使命的。

等到克里斯托夫走后，洛泰就问于蒂思：

“怎么？你要他坦白了，你觉得他怎样，这个艺术家？”

她笑了一笑，想了一下，一句包总地说：

“他有点轻率，但是并不傻。”

“不错，”洛泰说，“我看也是这样。那么，他会有成就？”

“我想是的。他有力量。”

“那很好，”洛泰说，他只对有力量的人感兴趣，说话用的是一个强人慷慨大方的逻辑，“那就该帮他的忙。”

克里斯托夫这一方面呢，他对于蒂思·曼海姆也很倾心。然而，他不像于蒂思想的那样爱上了她。两个人———女的感情细腻，男的本能强烈，天生的聪明———双方都误会了。使克里斯托夫入迷的是她脸上的神秘和内心生活的丰富；但他并不爱她。他的眼睛和头脑上了钩，他的心却没有———为什么？———要说清楚倒相当难。是不是因为他看到她身上有些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东西？换了一个情况，这会是使他更容易坠入情网的理由：因为只有在他感到爱情会带来痛苦的时候，情感才会更加强烈———克里斯托夫不爱于蒂思，并不是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不对。真正的理由，说穿了可能对双方都相当难堪，其实是他最近一次恋爱的时间离现在还不远。经验并没有使他变得更聪明。但他曾经这么热爱过阿达，并且在热爱中消耗了这么多信心、力量、幻想，现在已经所遗无几，培养不起一次新的爱情了。为了重新点燃爱情的火焰，一定要先在心里放上一堆木柴，而在这之前，上次大火偶尔遗留下来的残辉，只会冒出短暂的火光，虽然还是灿烂明亮，但是没有燃料，很快就会熄灭的。半年之后，他也许会盲目爱上于蒂思。但在今天，他在她身上看到的，不过是个朋友而已———当然他也有点动心———不过他会尽力驱散心头的乌云，因为乌云会使他想起阿达，而这种回忆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于蒂思吸引他的，恰恰是她和其他女人不同，而不是和她们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她从头到脚都是。甚至她的美———她的姿态、行动、面目、嘴唇、眼睛、双手、高雅的清瘦———一切都是她聪明的反映；她的身体就是在聪明的模子里塑造的；没有聪明，她会显得不美。她的聪明使得克里斯托夫心旷神怡。他以为她聪明得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翱翔，其实她还没有那么聪明，他还不知道她的聪明也会令人失望。他有强烈的欲望要向于蒂思交心，要和她交流思想。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关心他思想的人；碰到一个知心的女朋友是多么高兴啊！幼年时代没有姊妹，是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在他看来，姊妹似乎比兄弟更能了解他。在见到于蒂思之后，他又重新幻想起了兄弟般的友谊。他并没有想到爱情。既然没有坠入情网，在他看来，如果要牺牲友谊去换取爱情，那未免得不偿失了。

于蒂思不久也感到了克里斯托夫的友谊不是爱情，她就觉得受了伤。她并不爱克里斯托夫，她激起了城里不少年轻人的热情，而且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所以即使克里斯托夫爱上了她，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一知道他并不爱她，她反倒恼火了。眼看自己只能够对他的理智施加影响（而女人的影响要能使男人失去理智才更有价值！）她感到有点丢脸。何况她并没有施加什么影响，影响是克里斯托夫虚构出来的。于蒂思的聪明不容许人家怀疑。她习惯于随心所欲地践踏那些软骨头的思想。但她认为认识的那些年轻人都太平庸，控制他们并没有什么乐趣。但对克里斯托夫却不同，控制他更有意思，因为那要困难得多。她对他的打算并不关心；但她喜欢支配他独特的新思想，支配他桀骜不驯的力量，使他更能发挥作用———当然是按照她的想法，而不是按照克里斯托夫的想法，那是她懒得去了解的。她立刻看出这不容易做到，非得斗争不行；她注意到克里斯托夫的成见很深，形形色色的看法，对她说来不是荒谬，就是幼稚，都是些毒草，她非拔掉不可。但她一根也没有拔掉。克里斯托夫是不容易对付的。他既不是爱她，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在思想上让步。

她也不肯认输，有一段时间还想征服他。克里斯托夫虽然思想清醒，几乎又掉入泥坑。男人容易上当，只要吹捧几句，满足他的欲望和自豪感，那就够了；而艺术家更是双料的傻瓜，因为他的想像力更丰富。于蒂思只消稍微卖弄一点风情，就不难牵着克里斯托夫的鼻子，把他拖下危险的深渊，使他再次落难，甚至再也翻不了身。但像往常一样，她很快就不耐烦了；她觉得要征服他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劲，克里斯托夫已经讨人厌，她不再了解他了。

超过某个限度，她就不了解他。不到那个限度，她是完全理解他的。但是再要深入，单凭她与众不同的聪明就不够了，一定要有感情，万一没有，至少要有暂时能够引起爱情的幻觉。她很了解克里斯托夫对人对事的批评，觉得有趣，认为批得相当对；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但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让这些思想来影响实际的生活，甚至不怕引起麻烦或者危险？克里斯托夫对大家都采取反抗的态度，这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总不至于狂妄到要改造世界吧？……那么……这不是用头碰壁吗？一个聪明人可以批评别人，可以暗中嘲笑别人，甚至有点瞧不起别人；但做起事来应该和别人一样，不过做得稍微好点而已，这是控制人的惟一办法。思想是在一个世界，行动又在另外一个世界。何苦为了思想而牺牲自己呢？思想不能弄虚作假，那是当然！但为什么要怎样想就怎样说呢？既然人蠢得受不了真理，何必强迫人接受呢？承认人有弱点，表面上迁就他们，实际上不受拘束，骨子里瞧不起他们，这有什么不好？不是可以暗地里开心吗？有人会说这种开心只证明你是个聪明的奴才。那有什么关系？人总是要做奴才的，同样是奴才，做个自觉自愿的奴才，避免无用的、可笑的争执，不是好得多吗？最糟糕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才，并且为了思想牺牲一切。不要欺骗自己———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克里斯托夫下了决心，看起来是不肯回头的，他一定要走不妥协的道路，坚决进攻德国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偏见，结果他反而会激起公愤，连他的保护人也会反对他：这就注定要失败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拼命反对自己，喜欢置自己于死地。

要理解这一点，她先得明白：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信仰。他对艺术有信仰，对自己的艺术有信仰，对自己也有信仰，把信仰看成是高于一切利益，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她的意见说得他有点不耐烦了，他就自然而然用夸张的口气谈起信仰来，她听了先是耸耸肩，并不把话当真。她以为他是说大话，就像她听惯了哥哥说的大话一样，哥哥到了一定时期就要大吹大擂他荒谬而崇高的决定，但他从来不付之实行。后来她看到克里斯托夫当真相信自己说的话，就以为他疯了，对他不再发生兴趣。

从这时起，她就懒得显示她的优势了，而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其实她的德国女人气很重，而且是平庸的德国女人气，这和她开头给人的印象，甚至和她自己的想像，都大不相同———大家错怪了以色列人，说他们在欧洲到处流浪，住着帐篷，自成一体，从来不和当地民族打成一片，甚至不受他们的影响。其实，以色列人沾染了当地人的习气比哪个民族都多；固然，在法国的和在德国的以色列人有许多共同性格，但他们之间的不同性格更多，而那是得自本地民族的；他们接受当地人的思想习惯，快得出人意料；而说老实话，接受习惯比思想还快。对所有人来说，习惯都是第二天性，而在大多数人身上，却是惟一的天性，因此，这大多数本地人如果要责备以色列人没有受到当地民族性深刻而合理的感染，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因为他们自己身上的民族性还不如以色列人多呢。

女人对外来的影响总是更敏感，更容易适应生活环境，更能随环境变化———在欧洲的以色列女人尤其能适应当地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情况，往往还有点过头———但她们并没有失去本民族的真面目，那种压人而又迷人的朦胧风味。这给了克里斯托夫强烈的印象。他在曼海姆家见到于蒂思的姑妈、表妹、女友。她们有些面孔一望而知不是德国女人，发亮的眼睛离鼻子太近，鼻子又离嘴太近，粗线条的五官，褐色的厚皮肤下面流着热血———但她们的谈吐、装束，模仿得过了火，比德国女人还更德国化了。于蒂思比她们大家都高出一头；相形之下，她的智力过人，自我造型超群出众。但她们的缺点，她也有十之八九。在思想上她比别人自由———几乎毫无拘束———但行动上并不随便，至少是实际利益取代了自由精神。她相信世界、阶级、偏见都对，因为算起总账来都对她有利。她嘲笑德国精神，但她一样紧跟德国的风气。她感到某个出名的艺术家智力平庸，但还是尊敬他，因为他得到了承认；如果她个人和他有来往，那就更钦佩他，因为这样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但私下里怀疑他是二流艺术家；但他的名气大，她还得过他五六封信，结果他显然成为了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她分明知道克里斯托夫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德特烈夫·冯·弗雷希中尉的愚蠢；然而她宁可要中尉追求她的财富，而不稀罕克里斯托夫的友情，因为一个愚蠢的军官终归是高阶层的人，而德国籍的犹太女人是很难进入那个阶层的。她并没受等级观念的骗，也分明知道嫁给德特烈夫·冯·弗雷希中尉倒是抬举了他，但她还是低声下气，挤眉弄眼，逢迎吹拍，拼命追求这个傻瓜。这个高傲的犹太姑娘，她的确有理由骄傲，因为她是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过人、目空一切的女儿，但她居然降低身份，像她瞧不起的德国小市民一样，去勾引男人了。

这段经历时间很短。克里斯托夫对于蒂思的幻想来得快，去得也一样快。说句公平话，是于蒂思不让他存在幻想的。她这种性格的女人一对你做出了判断，心中不在乎你，对她说来，你就不再存在了，她已经目中无你，会毫不拘束地在你面前暴露她的灵魂，平平静静，而不羞羞答答，就像在猫狗前面一丝不挂，一点也不在意似的。克里斯托夫看出了于蒂思的自私、冷漠、平凡。他还没有时间深深陷入感情里去。但这已经够使他痛苦，使他头疼发烧的了。他虽然不爱于蒂思，却爱上了她可能成为———她应该成为的人物。她漂亮的眼睛即使他入迷，又使他痛苦，是他忘不了的；虽然他现在看出了，在这双眼睛的深处沉睡着一颗朦胧的心，但他还是继续看到一双意中人的眼睛，当初一见钟情的眼睛。这虽然不是爱情，却是对爱情的幻觉，当艺术家不是全心全意沉浸在工作中的时候，这种幻觉就在心中占了很大的地盘。一张偶然看到的脸都会引起幻觉，艺术家会在脸上看到本人所看不到的、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美。美越是无意流露出来，越能得到艺术家的珍爱。他把这种美当做昙花一现的无价之宝。

也许是克里斯托夫在滥用感情，于蒂思·曼海姆并不是他的意中人，她暴露的是她的真面目。但克里斯托夫一度对她有过信心；她的魅力并没有消失，因此他不能对她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她身上的美，在他看来，完全是属于她的。她身上的俗气，他却归罪于她的双重民族性，也许德国民族性的罪过大于犹太民族性，因为他为了自己的民族性吃过更多苦。既然他不了解别的民族，那德国精神就成了替罪羊，他把世上所有的罪过统统推到德国民族性上。于蒂思使他的幻想破灭，却使他更有理由攻击德国民族性，他不能原谅民族性扼杀了一个美丽灵魂的向上精神。

这是他和以色列人遭遇战中的第一个回合。他本来希望在这个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找到一个共同斗争的盟友。这个希望已经烟消云散。充满了热情的直觉容易变化，往往使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克里斯托夫立刻直觉地意识到：犹太民族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坚强，他们太容易———实在太容易———接受外界的了。犹太人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在前进的道路上捡起了其他民族遗留下来的弱点。他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他艺术的力量。弄得不好，他很可能同他们一起沉入流沙之中。

一发现危险，又感到自己没有把握能够应战，他就干脆不去曼海姆家。他得到了好几次邀请，但都没有说明理由就不去了。他原来表现得过分热情，突然一下转变自然引人注意：大家先把这个突变算在他“与众不同的个性”账上；但曼海姆家三个人都认为和于蒂思美丽的眼睛有关系；于是这就成了洛泰和弗朗兹在餐桌上开玩笑的话题。于蒂思听了耸耸肩膀，说这样的征服真是奇妙，并且干巴巴地请哥哥不要“在陆地上坐船”，无事生非。然而她并不是不想要克里斯托夫回到她身边来。她给他写信，借口问一个别人都回答不了的音乐问题；最后友好地提到他来得少了，大家都很高兴见到他。克里斯托夫回了信，回答了问题，但借口事忙，并没有去。有时，他们都上戏院，克里斯托夫的眼睛却坚决不看曼海姆家的包厢；他假装没看见于蒂思准备送过来的迷人的微笑，她也就不再坚持了。她既对他无意，何必为这个小小的艺术家白费力气呢？如果他要回来，他会自己回来的。如果不来———那好！不来也无所谓……

他们真无所谓；的确，他不来，也没有给曼海姆家的晚会留下个真空。但于蒂思却压不住心里对克里斯托夫的怨恨。他来了，她并不在乎，而且觉得理所当然；他不高兴，她也不管；但他不高兴到了不来的地步，她就觉得他是狂妄无知，自私而且无情了———于蒂思不能容忍别人有她身上的缺点。

她对克里斯托夫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作品，反倒更注意了。她不露声色，引她哥哥谈克里斯托夫的事，谈他们白天说过的话，自己插上几句冷言冷语，对好笑的事一点也不留情，结果弗朗兹的热心不知不觉也冷下来了。

开头，杂志的事进行得很顺利。克里斯托夫还没有发现他的同事们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都承认他有天才。曼海姆是头一个发现他的人，虽然还没有读过他的评论，已经就在四面八方反复宣传，说克里斯托夫是个了不起的音乐评论家，以前选错了职业，是他曼海姆指点之后，他才走上现在这条路的。他们用玄妙莫测的字眼预告他的文章就要发表，挑动了大家的好奇心；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在这个浑浑噩噩的小城里，就像一块石头在鸭塘里激起了千重浪。文章的题目是《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饮料太多了，食物太多了！”———克里斯托夫写道———“大家不饿也吃，不渴也喝，没有需要也听，贪得无厌已经成了习惯。这是在斯特拉斯堡喂鹅。大家都得了食欲旺盛病。你随便给什么吃的都不要紧：《特里斯坦》或《赛金根的吹号手》，贝多芬或玛斯加尼，赋格曲或快步曲，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什么都一样：因为他们不在乎吃什么，只要有吃就行。甚至吃了也不快活。看看他们在音乐会上。他们还说什么德国式的欢乐！这些人并不知道欢乐是什么，他们却一直快活！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悲哀都像下雨，欢乐只是一片尘土：散漫无力。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脸带笑容，心满意足地吸入声音，声音，声音。他们没有感觉，只像海绵吸水一般吸入声音。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痛苦———那是力量———不是像啤酒一样可以从桶里流到你的嘴里，一流就是几个小时。悲欢都会使你喉咙发干，把你压垮，使你不再尝一口，因为你已经尝够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是在糟蹋生命，糟蹋音乐。生命是你们的，我管不着。但是音乐，赶快住手！我不许你们作践世上的美，把圣洁的音乐和低级的音乐都放在菜篮子里，在《帕西法尔》的序曲前面演奏《联队女儿》的幻想曲，后面又来一段萨克管四重奏，或者在贝多芬的柔板前加一支美洲黑人舞曲，后面又插一首雷翁加伐罗的黄色歌。你们自吹是喜欢音乐的伟大民族。你们自称热爱音乐。但你们爱的是什么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管好坏都一样鼓掌。到底挑选一下吧！确切地说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想知道：因为你们害怕表态，害怕连累自己……见鬼去吧！何必这样胆小！———你们以为不表态就高人一头？———不表态表明你无能，低人一等……”

于是他引用了老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两行诗，凯勒是苏黎世说话不容情的作家，克里斯托夫佩服他的忠心耿耿，斗志昂扬，却又富有乡土气息。他的诗说：

不表态的人莫得意洋洋，

表态的人却在你们之上。

“要敢于说真话，”他继续写道，“要敢于承认自己丑！如果你们喜欢低级音乐，就老老实实说出来。显出你们的本来面目。不要给你们的心灵涂脂抹粉，闪烁其词。用水洗个干干净净。你们有多久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嘴脸了？我来给你们照照镜子。作曲大家，演奏高手，乐队指挥，歌唱明星，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总该看一次自己的真面目吧……你们愿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过，看在魔鬼分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真实，即使这有损于艺术家和艺术！假如艺术和真理不能并存，那就让艺术完蛋吧！真理，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虚假。”

这篇年幼无知，过分激烈，相当没有趣味而又夸夸其谈的文章，自然会引起轰动。然而，既然大家都受到了攻击，但又没有明确攻击的是哪一个人，何必硬着头皮去对号入座呢！每个人都是，或者自以为是，或者自己说是真理的朋友，因此，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攻击文章的结论。他们只是觉得文章的口气太得罪人，大家都认为不太得体，尤其是不该由一个半官方的艺术家说出来。有几个音乐家开始起哄了，并且尖酸地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料到克里斯托夫不会就此罢休的。另外几个自作聪明，祝贺克里斯托夫大胆的行动，其实内心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惟恐在下篇文章中受到批评。

两种对策同样无效。克里斯托夫像决了堤的洪水，无法阻挡；就像他说过的，他的笔下毫不留情，对作曲家和音乐师都是一样。

头一次吃了一刀的是教堂乐队指挥。克里斯托夫不只是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泛泛的评论。他指名道姓地批评本地或外地的同行；即使他不点名，他的讥讽如此清楚明白，谁也不会猜错。例如没有人看不出他批评的是那个没精打采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虽然他德高望重，但是太谨慎小心，前怕狼，后怕虎，敷衍了事，不敢指挥乐队，而是让乐队指挥他，节目单上尽是些二十年前已经功成名就的旧作品，至少也是学士院盖过大印的乐章。克里斯托夫却说反话，称赞他的勇气，祝贺他发现了加德、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钦佩他的乐队演奏准确一丝不苟，节拍分明，毫厘不差，表情细腻入微，永远不变；他建议下次音乐会上为他配乐演奏车尔尼的《速度练习曲》；他还劝他不要太累，不要太动感情，而要珍重他的身体———要不然，他就大声疾呼，批评他指挥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

“开炮！开炮！给我扫射这些混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一场战斗，一场对人类的愚昧和残暴进行的战斗———不知道那用欢乐的笑声把对方踩在脚下的力量？你们怎么可能知道呢？这个力量攻击的就是你们啊！你们全身的勇气都用来忍住不打呵欠，静听或者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了———因为这支曲子使你们厌倦……那就老实承认厌倦了，厌倦得要死吧？———要不然，你们就是在鼓起勇气顶住穿堂风，光着头，弯着腰，迎接什么王公夫人吧。”

他对这些音乐院的权威冷嘲热讽，无所不用其极，怪他们只会说过去的伟人名作是“古典”的：

“古典！一句话包总了。自由的热情，安排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好像学校的课本一样。生命，本来是四面通风的辽阔平原———现在却关在健身房的四面围墙之中！震颤的心灵粗野而高傲的节奏，压缩成了四音钟摆的滴滴答答，平平稳稳，老老实实地走着，左边一瘸，右边一拐！……要看海洋，你们只消把海水装入玻璃缸，再放几条金鱼。你们只欣赏扼杀了的生命。”

如果说他不欣赏“标本”———这是他给“古典”权威起的名字———他更不喜欢“马戏班”———这是他对鼎鼎大名的乐队指挥的称呼，因为他们走江湖卖艺，指手画脚，骑在音乐大师背上显功夫，使得名作面目全非，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里翻筋斗。他把他们比作老来卖俏的茨冈女人。

演奏高手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先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论他们变戏法似的专场。他说这些机械动作是工艺美术学院的弹簧人做出来的，只有记录了时间长短、音符多少、费力大小的图表才能评估演出的价值。有时，他向一个出名的钢琴家挑战，说他虽然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上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且嘴唇含着笑意，头发半遮眼角，但他能不能弹好莫扎特幼年时代创作的行板呢？———当然，他并不是低估了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有亲身体会，觉得这是人生一件乐事。但只看见物质一方面，结果以为艺术的精神方面也不过如此，那对他来说，未免丑化、贬低了艺术的崇高品质了。他不能原谅什么“钢琴之狮”或者“钢琴之豹”———同时，他也不能宽恕那些在德国出了名的学者，他们小心在意，惟恐改动了大师的作品，却为了形式而影响了内容，压制了热情奔放的思想，就像汉斯·冯·彪洛夫那样，在演奏情感丰富的奏鸣曲时，仿佛是在讲授一堂无动于衷的修辞课。

歌唱家也有轮到挨批的时候。克里斯托夫觉得不吐不快的是，他们唱得又粗又野，内地人还太卖力。这不但是因为他记起了那次和蓝衣歌星的纠纷，还有那么多次演出，对他简直是活受罪。他甚至说不清更受罪的到底是耳朵还是眼睛，布景丑陋，服装缺少风韵，颜色刺眼，克里斯托夫还找不到字眼来进行比较。他特别反感的是人物、举动、姿态都太俗气，表演太不自然，演员不能进入角色，只会扮演自己，尤其不会从一个角色换演另外一个，如果唱腔形式变化不大，他会满不在乎地以不变应万变，叫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些胖乎乎的女歌星，得意洋洋，肚子鼓鼓，无论是唱伊索尔德还是卡门，都是在表现自己。安福太斯是男中音，却唱起男低音的费加罗来了！……当然，克里斯托夫最敏感的，是把古典作品中最美丽的旋律唱得不堪入耳。德国已经没有人会唱十八世纪末完美的音乐了，谁也不肯费劲去学。格鲁克和莫扎特清新而纯净的风格，就像歌德的作品一样，似乎沉浸在意大利的阳光中———这种风格到了韦伯就已经开始变得震动人心、光彩夺目———到了《克罗西亚托》的作者手里，更变得笨重可笑———再到了瓦格纳的全盛时期，就给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了。北欧战争女神高唱入云，刺破了希腊的天空。奥登乌云密布，南国天昏地暗。现在，再也没有人想到要唱的音乐，大家唱的都是诗。粗枝大叶，丑恶的细节，甚至错误的音符，都在廉价出售，借口却是：只有作品的整体、只有思想才是重要的……

“思想！就谈思想吧。不要以为你们懂得思想！……你们懂得也好，不懂也好，至少总要尊重思想自己选择的形式。首先，要让音乐成为音乐，永远是音乐！”

再说，德国艺术家以为自己非常关心表情和深刻的思想，而在克里斯托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到处都是———他们到处表达的思想感情都一样多。他们在婴儿穿的毛线鞋里找到的思想，和在弥盖朗琪罗的雕像中找到的不相上下———既不多，也不少。他们无论演奏哪个音乐家，哪件作品，用的力都一样大。其实，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音乐主要的———他们都这样认为———是音量，是乐声。德国人这样强烈地喜欢唱歌，其实只是为了声带运动带来的满足。主要是大量地吸进气，又大量地吐出去，只要合拍，力气越大，时间越长，那就越好———他恭维一个女歌星说：她可以得到一张健康合格证。

他挖苦了艺术家还不够。他又跨过舞台上的一排脚灯，跳下台来呵斥那目瞪口呆的观众。观众搞得头昏脑涨，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生气。他们真是冤枉，因为他们小心在意不卷入艺术上的论战，所以稳稳当当站在圈子外面冷眼旁观，免得给难题烫伤了手；他们怕犯错误，所以不管好坏，一律鼓掌。不料克里斯托夫把鼓掌也算作一条罪状！……听了坏作品怎么能鼓掌呢？———这已经是太严格了！但克里斯托夫走得更远，他甚至怪他们不该听到伟大的作品就鼓掌。

“浅薄的听众！”他对他们说，“你们要人相信你们是热情洋溢得压制不住了吗？……去你的吧！结果和你们的希望恰恰相反。如果你们要鼓掌，那也要等到恰当的时候。等到大团圆的结局再鼓掌吧！莫扎特说得好：那本来就是为了‘长耳朵’的听众写的。到了那时再尽情鼓掌吧；因为那时，驴鸣般的欢呼是预料中的事；欢呼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一部分了！———但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之后怎么能鼓掌呢？……那不该诅咒吗？……你刚刚看到的是最后的审判啊！你看《荣耀归主》惊心动魄，就像海上的风暴，你看到无法控制的巨人意志像一阵旋风，忽然停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仿佛被无底深渊上的两只铁腕抓住，忽然用力一挣，又重新飞向太空。狂风呼啸。在风暴的高潮中，忽然音调起了变化，闪烁的声光穿过黑暗的天空落在惨淡的海上，像是一片光明。这是结局：毁灭之神愤怒的飞行忽然停了下来，翅膀给三道电光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颤抖。沉醉的眼睛感到眼花缭乱。心在扑突地跳，呼吸停止了，四肢麻木……最后一个音符的振动还没有完，你们已经兴高采烈，你们叫了，笑了，议论了，鼓掌了！……难道你们什么也没看到，听到，感到，悟到，什么都不懂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对你们不过是一出戏而已。你们认为贝多芬极端痛苦的血泪不过是刻画入微而已。你们甚至叫喊要耶稣再上一次十字架。一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生，结果只为你们消愁解闷一个小时！……”

就是这样，他不知不觉地给歌德的名言做了注解；自然，他还没有达到歌德从容自若的高度：

群众只在戏院里看到崇高的假面具。如果他们看到崇高的真面目，恐怕会看不下去的。

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但他感情一冲动，就越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落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平庸之辈的避难所———评论界的巢穴。他炮轰他的同行了。有一个评论家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攻击当时最有才华的作曲家，最先进的音乐学派的代表哈斯莱；他虽然写过一些的确相当荒诞的标题交响曲，但到底还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小时候克里斯托夫就见过他，对当时的脉脉温情，他直到今天还有感激之心。看见一个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居然口出狂言，教训这个高不可攀的音乐家，说他无法无天，不免气得克里斯托夫火冒三丈：

“清规戒律！清规戒律！”他大叫起来，“你们除了警察局的法律之外，还知道什么规律吗？天才怎么能让你们牵着鼻子，循规蹈矩地走上老路！他是创造规律的人，他的意志就是规律。”

在这段高傲的开场白之后，克里斯托夫抓住这个倒霉的评论家，挑出他近来在文章中说的蠢话，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板子。

整个评论界觉得板子打在一个人身上，却痛在大家心里。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站在论战的圈子外面。他们懒得去碰钉子，因为他们了解克里斯托夫，知道他有本领，也知道他性急。最多只有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表示遗憾说：一个这样有才华的作曲家何必多管闲事。不管他们的意见如何（在他们有意见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和大家一样，有批评人而不挨批的特权。一等到克里斯托夫粗暴地破坏了同行之间的默契，他就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大家一致认为，一个年轻人居然不尊重国家引以为荣的大师，真是大逆不道；于是群起而攻之。他们不写什么长篇大论———他们犯不上和一个强手硬拼，何况新闻记者有特殊的本领，论战时可以不顾对方的论据，甚至连读也没有读过———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读者总是同意报纸观点的，如果露出讨论的形迹，就会降低报纸的信誉，所以只能简单肯定，或者干脆否定（否定的力量比肯定大一倍。万有引力定律可以为证：向下扔石头总比向上抛容易得多）。因此他们坚持不懈，短兵相接，每天在显眼的地方登上三言两语，阴险毒辣，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他们把目空一切的克里斯托夫丑化，虽然从不指名道姓，但是一望而知是谁。他们歪曲他的话，使他显得荒谬；有时捏造一些捕风捉影的故事，挑拨他和全城、甚至和宫廷的关系。他们攻击他的外表、面貌、衣着，把他漫画化，因为再三反复，大家居然信以为真了。

克里斯托夫的朋友们只要攻击的不是杂志，他们是满不在乎的。其实，论战反倒是在给杂志做广告；人家并不想把杂志拉下水去，他们存心要杂志和克里斯托夫划清界限，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杂志怎么不怕名声受到损害？他们放出风声：如果杂志再不刹车，他们就照顾不了许多，要拿编辑部开刀了。开始，不关痛痒的批评落到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头上，这就好像捅了一下马蜂窝。曼海姆只是一笑置之，他以为这样可以气气他的父亲、伯伯叔叔、堂表兄弟，还有无数的家族成员，谁叫他们自以为有权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但亚陶尔夫·梅却非常认真，怪克里斯托夫不该连累了杂志。克里斯托夫不买他账。别人没有挨批，觉得梅老喜欢对他们摆权威架子，现在代人受过也不算吃亏。华特霍斯心中暗喜，他认为没有一次论战能不打得头破血流的。自然，他小心在意不让流弹落到自己头上；凭了他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他自以为不会有什么危险；至于他的犹太伙计，挨上三掌两脚也不要紧。高特林和哀朗弗尔直到目前还没受到攻击，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会以牙还牙。使他们感到为难的，倒是克里斯托夫毫不妥协，一竿子打到底的精神，这会得罪他们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朋友。读了开头几篇文章，他们笑得厉害，以为这场闹剧很好玩；他们赞扬克里斯托夫乱砸玻璃的劲头，以为只消一句话就可以使他战斗的热情降温，至少会对他们相好的男朋女友手下留情———哪里晓得不成。克里斯托夫什么也不听，随你怎么说都不行，一直发疯发得不可收拾。要是让他随心所欲，那简直没办法在本地待下去了。他们年轻的女朋友已经眼泪汪汪，怒气冲冲地到杂志社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了外交手腕，劝克里斯托夫批评的口气起码要缓和一点，克里斯托夫一点也不松劲。他们气了，克里斯托夫也气了，但他还是毫不迁就。华特霍斯看见朋友们闹翻了天，觉得开心，但以为与自己无关，反倒站在克里斯托夫一边来气他们。也许他比他们更能赏识克里斯托夫一往无前的怪脾气，既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也不为将来作打算，只是埋着头往前冲。至于曼海姆，看见这样热热闹闹，他开心得像做了国王，以为把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带到一伙规规矩矩的人中间来，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管克里斯托夫是打了一拳，还是吃了一腿，他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虽然他在妹妹的影响下，开始相信克里斯托夫神经肯定有毛病，但反倒更喜欢他了———看到朋友的弱点，才能显得自己高大。———就是这样，他同华特霍斯反倒支持克里斯托夫了。

他并不是一个不讲求实际的人，虽然他尽量制造假象，以为自己并不实际，其实，他为朋友考虑还是很周到的，他认为对朋友更有利的，是参加本地最先进的音乐团体。

在这个小城里，像大多数德国城市一样，也有一个代表新思潮、反对保守派的瓦格纳协会———这时瓦格纳的名声到处得到公认，他的作品在全德国的歌剧院上演，说他的好话当然不会冒什么危险。然而他的成功带有几分勉强，并不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承认的；因为在内心深处，大多数人还是顽固的保守派，尤其是这样一个小城，跟时代的大潮流有点隔绝，而且对古老的名声引以为荣。比别的地方更甚的，这个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对一切新事物的不信任感，这是德国人生而有之的惰性，他们除了祖传下来的东西以外，感觉不到其他事物是真实的、有力的。他们虽然不敢对瓦格纳的作品说三道四，但对一切受瓦格纳思想启发而生的新作品，他们并不乐意接受，这一点是不难发现的。因此，瓦格纳协会如果存心要保护艺术界有新颖见解的年轻力量，那他们要做的好事可多着呢。他们有时的确做了好事，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支持过受到勃拉姆斯派排挤的布鲁克纳和胡戈·沃尔夫。然而，大师的派性不可能不影响他的门人弟子；既然拜罗伊特城的瓦格纳剧院只演瓦格纳一个人的作品，那其他分院也只能把他当成惟一的上帝，永远在小礼拜堂里唱他的颂歌。最多他们也只能在教堂的侧殿供上几个忠实的信徒，而这些信徒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执行神圣的瓦格纳主义，匍匐尘埃地崇拜这位独一无二、多才多艺的音乐、诗歌、戏剧、玄学的真神。

本地的瓦格纳协会就是这种情况。然而，他们还要做点表面工作，乐意吸收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入会，将来可能派上用场；因此，他们早就看上了克里斯托夫。他们很有分寸地接近他，使他不知不觉地上了船，其实他一点也不需要加入什么团体，因为他不明白他的同胞为什么一定要成群结伙，仿佛一个人就会一事无成，不能唱歌、散步、喝酒似的。他厌恶一切社团。但全面衡量一下，他觉得瓦格纳协会还是比别的团体好些，至少，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借口，可以去参加一些好的音乐会；虽然他并不同意瓦格纳的艺术观点，但协会到底比其他音乐团体接近自己一点。在他看来，他和这个社团之间还能找到共同的地方：他们对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派都有点过激。于是他就去了协会。是曼海姆介绍去的，他什么人都认识。虽然不是音乐家，他却是瓦格纳协会的会员———协会领导委员会早就注意到克里斯托夫在杂志上发起的论战。他攻击对方阵营的致命弱点很有一手，很有力量，很可以为协会所用。克里斯托夫固然也对他们神圣的偶像瓦格纳放过几支冷箭；但他们只当作视而不见———而且这初次冒犯并没有击中要害，所以他们赶快来拉住他的手———虽然他们并不承认———免得闯出大乱子。他们很客气地来征求他的同意，要在协会下次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他的几支曲子。克里斯托夫听了很高兴，满口答应，并且到瓦格纳协会来；曼海姆一鼓励，他也就入会了。

那时瓦格纳协会出头露面的领导人有两个：一个是出名的作家，一个是出名的乐队指挥。两个人都把瓦格纳当做教主一样，崇拜得五体投地。作家是姚西阿·葛林，编过一本《瓦格纳辞典》，可以让人立刻查到这位大师“无所不知”的思想，这是花了他一生精力的伟大作品。他可以在餐桌上一章一章地背出来，就像法国内地人会背伏尔泰讽刺圣女贞德的长诗一样。他还在《拜罗伊特报》上发表关于瓦格纳和雅利安精神的文章。不消说，在他看来，瓦格纳是纯粹的雅利安种族的典型代表。雅利安族分为德国和法国两个分支，德国民族能够抵制拉丁塞米族，特别是法国民族的坏影响。他公然说：法国民族不纯洁的高卢精神已经被彻底打垮了。但他每天仍然继续艰苦的战斗，仿佛法国民族这个永恒的敌人一直是个威胁。他认为法国只有一个伟人，那就是承认雅利安族为优秀人种的高皮诺伯爵。葛林是个小老头，客客气气，像未婚女子一样容易脸红———瓦格纳协会的另一个台柱是哀利克·洛贝，直到四十岁以前都是一家化学工厂的老板；然后他放弃了一切，去当乐队指挥。他能做到这点，一来是因为他有决心，二来是因为他有钱。他是瓦格纳的狂热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香客的布鞋，从慕尼黑走到拜罗伊特去朝圣。说也奇怪，这个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干过万种事、处处显得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却成了一头盲从的绵羊；他那与众不同的性格变成了与众不同的愚蠢。他对音乐太没有把握，不敢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指挥演奏会的时候，只敢像个奴仆一样，紧紧跟随拜罗伊特的乐队指挥和艺术家的老一套，亦步亦趋，不敢越出一步。他恨不得把瓦格纳小朝廷舞台的场面，五颜六色的服装道具，全盘照搬过来，迎合正统观众幼稚可笑的低级趣味。就像那种狂热崇拜弥盖朗琪罗的画家，在临摹大师的名画时，把画上的污点都临摹下来，仿佛污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也变神圣了。

克里斯托夫对这两个人物本来不会很感兴趣。不过他们都是场面上的人，客客气气，相当有学问；而洛贝的谈话，只要不是谈到音乐，倒也不是没有趣味。再说，他还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克里斯托夫并不厌恶精神失常，见多了庸俗透顶的正常人，不正常反倒可以换换口味。他不知道精神失常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那可讨厌透了；所谓“与众不同”的人，其实是大家的误会，他们的个性并不比别人强。他们只是脾气怪，思想简单得像钟表一样机械而已。

姚西阿·葛林和洛贝希望得到克里斯托夫的好感，开头对他非常关心。葛林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文章，洛贝在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他的作品时，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意思演出。这感动了克里斯托夫。不幸的是，这些关心他的人不够聪明，结果他们的关心等于白费。因为他没有对恭维他的人产生幻觉。他的要求很严。他不喜欢人家口里说佩服他，其实佩服的是和他相反的人；如果别人错把他当成了朋友，他几乎会把别人当做敌人的。因此，葛林把他看成瓦格纳的信徒，他一点也不高兴，也不愿意葛林在他的歌曲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之间寻找相似的地方，其实除了一些音阶之外，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更不喜欢听到他的作品夹在一些瓦格纳派毫无价值的仿制品之间演出，而两头又是永垂不朽的理查德·瓦格纳的大作。

不久，他在这个宗派的教堂里就觉得憋气了。这又成了一个音乐学院，和老的学院一样狭隘，而且更容不下人，因为它本身在艺术王国中是个新来的宗派。克里斯托夫开始怀疑一种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是不是有绝对的价值。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伟大的思想到处都会散布光明。现在他才发觉思想改变了也没有用，人还是老样子；归根结底，起作用的还是人，什么人就有什么思想。如果人生来庸庸碌碌，奴颜婢膝，那即使天才的思想通过他们的心灵也会变得平庸，即使英雄挣脱锁链、争取解放的呼声也会变成后代的卖身契———克里斯托夫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批评艺术上的盲目崇拜。他公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任何形式的经典作品，他认为惟一有权继承瓦格纳精神的人，是像瓦格纳一样，敢把前人———包括瓦格纳———踩在脚下，从他身上走过去，一往无前，永远不往后看的人———是有勇气让该死的人死去，自己只是满怀热情地同活人打交道的人。葛林的愚蠢使克里斯托夫转入进攻了。他挑出瓦格纳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当然反击，说他这样污蔑他们的上帝，是出自荒唐可笑的妒忌。而克里斯托夫呢，他一点也不怀疑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才吹捧他的人，恐怕就是在他生前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人———这一点他倒是错怪了他们。葛林也罢，洛贝也罢，都有过他们光辉的时刻；二十年前，他们也是先进人物；然后，像多数人一样，他们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了。人的气力有限，爬上了第一座高山就精疲力竭，动弹不得；很少有几个人能鼓足干劲，继续走上前进道路的。

克里斯托夫的态度很快就疏远了他的新朋友。他们的同情不是白白施舍的：一定要有来有往；而显然克里斯托夫一点也不施舍，他不肯加入他们那一伙，于是他们也冷下来了。他拒绝吹捧协会盖印承认的大小神明，人家也就拒绝捧他的场。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热烈欢迎；有些人开始反对他的名字老出现在节目单上。大家在他背后冷嘲热讽，批评有增无减；葛林和洛贝不闻不问，似乎也是一伙。然而大家还是小心避免和克里斯托夫闹翻，首先因为莱茵河畔的德国人喜欢折中的解决办法，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却可以让问题糊里糊涂无限期地拖下去；其次因为冤家宜解不宜结，他们到底希望有朝一日，克里斯托夫会听他们的摆布，即使他们说不服他，至少也要把他拖垮。

克里斯托夫可不给他们拖的时间。他一相信人家对他有反感却不明说出来，反倒遮遮掩掩地制造假象，仿佛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似的，就一定要直截了当地说破：他们是对头。一天晚上，他在瓦格纳协会碰了壁，看出了大家对他虚与委蛇，不怀好意，他就二话不说，向洛贝提出要退会。洛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里斯托夫家里来，想要调解。不料一开腔克里斯托夫就发火了：

“不，不，不，不！不要再对我提这些人了。我不想再见到他们……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对这伙人厌恶得要命；我简直不愿意看他们一眼。”

曼海姆开心得哈哈大笑。他非但没想到要克里斯托夫平下气来，反想到有好戏看了。

“我知道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他说，“这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出了什么新鲜事呢？”

“没有什么事。只是我受够了……好，笑吧，你笑我吧：当然，是我疯了。稳稳当当的人是按照理性的规律做事的。我却不是；我是一个根据自己冲动做事的人。等到我身上的电积蓄多了，不管怎样，总会迸出电光火花来；要是别人触了电，那活该是他倒霉！也算是我倒霉！我不是一块过集体生活的料。从今以后，我不想再参加什么团体了，我只属于我自己。”

“你总不能一个人都不需要吧？”曼海姆说，“你一个人怎么开音乐会呢？你总得要男女歌星，一个乐队，一个指挥，还有听众，捧场的人……”

克里斯托夫叫了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

最后的话急得他跳了起来。

“捧场的人，亏你说得出口！”

“不要说花钱雇人捧场———虽然，说实话，要使听众发现作品的价值，这是独一无二的妙法———但总得要有捧场的人，一伙有素养的、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的人；每个作家都有一伙，这就是朋友的用场啊！”

“我不想靠朋友！”

“那么，你就要挨嘘了。”

“我宁愿挨嘘！”

曼海姆高兴得上了天。

“你愿挨嘘，也嘘不了几天。人家根本就不让你演了。”

“不演就不演！难道你以为我一定要成名成家吗？……是的，我过去一直全力以赴，向这个目标跑……真是荒唐！发疯！愚蠢！……仿佛满足了庸俗不堪的自豪感，就可以弥补各种牺牲一样———烦恼，痛苦，丢脸，出丑，卑躬屈膝，忍辱让步———这些都是得到光荣的代价！要是我还为了这些打算绞尽脑汁，那就让万恶的魔鬼抓我下地狱吧！我再也不要这一套了！我再也不要什么听众，什么宣传了。宣传真是低级得丢人。我宁愿做个不求人的单干户，只为自己生活，只为我爱的人生活……”

“说得不错，”曼海姆带着挖苦的神气说，“你总得干一行吧？为什么不做鞋匠呢？”

“要是能像当过鞋匠的诗人萨克斯那样举世无双，那才好呢！”克里斯托夫叫道，“那样一来，我的日子能安排得多么快活！一个星期做六天鞋匠———星期天却成了音乐家，而且为自己快活，朋友快活，我才演奏！这才是生活！……干吗傻得牺牲时间、浪费精力，去听混蛋的批评呢？有几个好朋友喜欢你，欣赏你，难道不比成千的傻瓜胡说八道，或者吹拍捧拉好得多，美得多吗？……该死的自豪感，该死的光荣感，我再也不上当了！这点你可以相信我！”

“当然。”曼海姆口里说。

他心里却在想：

“不出一个小时，他就会变卦的。”

于是他平心静气地下结论说：

“得了，瓦格纳协会的事由我去办好吗？”

克里斯托夫举起了两条胳臂：

“我刚才叫了一个小时，对你说什么来着？……我不是说不再去瓦格纳协会了吗？我恨透了所有的协会，所有的羊圈，这些绵羊只有挤在一起才会合唱。去告诉这些绵羊吧：我是一只狼，我有牙齿，我不吃草！”

“那好，那好，我会告诉他们。”曼海姆边走边说，心里觉得这个早上过得不错。他想：

“这个疯子该锁起来了……”

他赶快告诉妹妹，她听了耸耸肩膀说：

“疯了吗？他要人家以为他疯了！……其实他只是愚蠢，而且狂妄得可笑……”

然而，克里斯托夫继续在华特霍斯的杂志上进行激烈的论战。并不是他对论战有兴趣，批评争论压得他头昏脑涨，他几乎要撒手不管了。但人家越要封住他的嘴巴，他越不肯住口；因为他不服输。

华特霍斯开始担心了。只要这场混战不打到他身上，他总像奥林匹克山上的天神一样冷眼旁观。但是几个星期以来，其他报纸似乎忘了他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居然恶毒地攻击起他来，这是他作家的自尊心承受不了的；其实他要是细心一点的话，可以看出那是朋友伸出的魔爪。的确，对他的攻击是哀朗弗尔和高特林两个阴险的伙伴指使的，他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克里斯托夫进行笔战。他们没有看错。华特霍斯立刻出面说克里斯托夫惹是生非，他不再支持他了。从这时起，整个杂志社也就挖空心思要他闭嘴。但怎么可能用口罩套住正在啃骨头的狗呢？他们越要他不干，他越要干。他骂他们做胆小鬼，并且公开声明：他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无权干涉。如果他们要他走，那随他们的便！不过全城都会知道：先进团体和保守团体都是一路货；但若要他自己走，那可做不到。

他们听了白瞪眼，不知道如何是好，哑巴吃黄连，只怪曼海姆不该带来这个不通人情的疯子。曼海姆却依然笑口常开，保证有法子对付克里斯托夫，并且夸下海口说：从下一期的文章开始，克里斯托夫就会在酒里掺水了。他们都不相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曼海姆并不是空口说白话。克里斯托夫的下一篇文章，虽然不能算客气的样品，但也没有得罪任何人的话了。其实，曼海姆的法子很简单；事后大家才奇怪怎么早没想到：克里斯托夫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自己从来不再看一遍；如果要他看校样的话，他也看得很快，又很马虎。亚陶尔夫·梅为了这件事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一些带刺的好听话：说是一个印刷错误也会有损于杂志的名誉。克里斯托夫不懂批评是一门巧妙的艺术，只回答说：他批评的人看得懂，那就够了。这给曼海姆钻了空子：他愿意帮克里斯托夫看校样。他说克里斯托夫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大伙儿都异口同声说，这样安排可以给杂志节省时间，事半功倍。于是克里斯托夫就把校样交给曼海姆，请他仔细改正错误。曼海姆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这对他而言是拿手好戏。开头，他只敢小心翼翼地把几个字眼的语气改得缓和一点，这里或者那里，删掉几个火气太重的形容词。后来他越改越得心应手，胆子越来越大，离题也就越远；他开始改动句子，甚至改变句子的意思，在这方面他的确有一手。他技术的巧妙在于保存了句子的粗线条和原文特有的笔调，说出来的意思却和克里斯托夫的原意相反。曼海姆把克里斯托夫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花的功夫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还多，他这辈子从来没下过这么大的功夫。老天不负苦心人，结果使他开心：有几个音乐家本来不断听到克里斯托夫的讽刺话，渐渐看到他的口气越来越缓和，结果竟说起他们的好话来了，不免觉得莫名其妙。杂志社也开心了。曼海姆给大家朗读他苦心经营的大作，引起了一阵阵笑声。哀朗弗尔和高特林有时会对曼海姆说：

“小心！你做过头了！”

“不要紧。”曼海姆答道。

于是他越改越来劲。

克里斯托夫一点也不知道。他到杂志社来，放下稿子就不管了。有时，他把曼海姆拉到一边说：

“这一回，我对他们不客气了，这些混蛋！你读读看……”

曼海姆读了。

“狠极了！好朋友，简直攻击得体无完肤！”

“你想，他们会说什么？”

“啊！恐怕有好戏看了！”

但并没有什么好戏可看，相反，克里斯托夫碰到的脸孔倒好看起来了；有些他厌恶的人居然在街上和他打招呼。有一次，他到杂志社来，焦急不安，皱起眉头，把一张名片往桌上一扔，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音乐家的名片，刚刚挨了他一顿臭骂，却在名片上写着：

“非常感谢。”

曼海姆笑着答道：

“他这是说反话。”

克里斯托夫松了一口气：

“嘿！”他说，“我还怕我的文章会使他开心呢。”

“他一肚子的气吐不出来，”哀朗弗尔说，“却要不动声色，只好假装高人一等，笑笑算了。”

“笑笑算了？……该死？”克里斯托夫又气得说，“我要再写一篇。看谁最后笑，才算笑得好！”

“不必了，不必了，”华特霍斯怕事情扩大化，“我想他不是笑你，恐怕倒是认输。他是个基督徒：打了他的左脸，他会伸出右脸。”

“那倒更好！”克里斯托夫说，“啊！胆小鬼！既然他想挨打，我就打他一顿屁股！”

华特霍斯还想插嘴，但别人都笑了。

“随他去吧……”曼海姆说。

“说来说去！……”华特霍斯恍然大悟，“他多写一点，你就多改一点！……”

克里斯托夫走了。他的同事又蹦又跳，又笑又闹。等到他们静下来时，华特霍斯才对曼海姆说：

“好险啊，几乎要出乱子……还是小心些好，我求你了。不要叫我们为难。”

“呸！”曼海姆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再说，我这是在帮他化敌为友呢。”

【注释】

(1)译注：傅雷的译文。

(2)舒曼创立的秘密音乐团体叫“大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