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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说是有秩序，又没有秩序。铁路职员随随便便，和和气气。旅客对规章不满意，但还是遵守规章———克里斯托夫到法国了。
通过了海关的仔细检查之后，他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夜色笼罩着湿透了的田野。车站上刺眼的灯光使暗影朦胧的天边平原显得格外冷清凄凉。一路上碰到的火车越来越多，汽笛声划破了长空，惊醒了昏睡的旅客。火车快到巴黎了。
到站前一小时，克里斯托夫就迫不及待地准备下车。他把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额头；他把纽扣一直扣到颈上，以对付小偷，据说巴黎扒手很多；他站起来又坐下去，把手提箱从网兜里搬到座位上，又从座位上搬到网兜里，上下折腾，来回搬动，总不只折腾二十回，而每回都要笨手笨脚地撞到坐在旁边的旅客，惹得人家生厌。
火车进站的时候，在一条黑暗的地道里停住了。克里斯托夫把脸压在玻璃窗上，看起来脸都压扁了，但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转过身来看看同车的旅客，想从他们的眼神中找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伙伴，好打听到了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没有睡醒，或者装作在睡，一脸的不高兴，谁也不动一动，没人管停车的事。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一片死气沉沉，不免大为意外，这些目中无人、表情迟钝的家伙，简直不像他想像中的法国人！结果他只好灰心泄气地坐到旧提箱上，随着火车的颠簸而摇头晃脑，晃得自己也昏昏沉沉地入睡了，一直等到乱哄哄的开门声才把他吵醒……到巴黎了！……旅客都下车了。
他挤人，人挤他，就这样他挤到了出口，推开了要提行李的搬运工。像心眼多的乡巴佬，他以为人家都想偷他的东西。于是他就扛起那口宝贝箱子，也不管撞了人惹起前后左右的吆喝，只顾一个人在人丛中挤出一条路来。最后，他总算挤到了巴黎黏糊糊的街道上。
他担心他的行李，担心找不到住的地方，担心给来往的车辆撞倒，结果竟没有看看市容。头一件事是要找间房子住下。车站附近并不是没有旅馆，四面八方，客店的招牌在煤气灯下闪闪发光。克里斯托夫要找一家最便宜的；但看起来没有哪家他住得起。好不容易他在一条侧街上看到一家不太干净的客栈，楼下就是经济餐厅。招牌上写的是“文明客店”。一个胖子只穿一件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烟斗；一见克里斯托夫进门，赶快跑了过来。他一点也听不懂年轻人说的德国法语，但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粗头笨脑、初见世面的德国人：他不让人提他的行李，费了好大的劲也说不清楚他的意思。胖子就把他带上气味难闻的楼梯，走进一间不通风、靠天井的房子。胖子少不了要吹嘘几句，说房子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嘈杂声，并且讨了高价。克里斯托夫听不大懂，又不了解巴黎的生活水平，肩膀还给箱子压痛了，就一口答应，要一个人自在一下。但胖子一走，他才发现房间脏得触目惊心；为了免得心里难过，他匆匆忙忙用油腻的脏水洗了一个脸，就出去了。他拼命想眼不见为净，鼻子不闻就不臭，何必自寻烦恼！
他到了街上。十月的雾浓得刺鼻，闻起来有股陈旧的巴黎味，那是郊区工厂吐出的烟味和城区居民呼出的污浊空气交织而成的。十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街上的煤气灯光摇摇晃晃，有如风中残烛。在半明半暗中，人潮挤来挤去。两辆马车迎面而来，互不相让，于是妨碍了交通，人潮就像给闸门挡住了。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来滑去。马车夫互相咒骂，电车又按喇叭又摇铃，吵得人耳朵都要聋了。这片喧哗，这种拥挤，这股气味，使克里斯托夫痛苦不堪。他刚站住一下，马上就被后面的人推得向前走，卷入了人流之中。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看不见，到处碰到的都是过路人，使他张皇失措。他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但他到处看到的咖啡店都挤得人山人海，使他觉得胆小，又倒胃口。他问一个警察。但他说话太慢，警察不耐烦听完，耸耸肩膀，就转身走了。他机械似的继续向前走。有些人站在一家店铺前。他也像他们一样机械地站住了。那是一家卖画报和明信片的商店，陈列了一些少女的照片，有的只穿衬衣，有的连衬衣也没有；画报的插图都是些低级下流的笑话。几个孩子和年轻的女人看着画报，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一个红头发的瘦姑娘看见克里斯托夫全神贯注，若有所思，就主动过来找他。他瞧着她，心里莫名其妙。她拉住他的胳臂，傻里傻气地笑了笑。他挣开了她的手，赶快走开，脸都气得红了。音乐咖啡厅一家接着一家，门口的广告上画着奇装异服的滑稽演员，想要招徕顾客。人越来越多；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么多不怀好意的面孔，鬼鬼祟祟的闲人，油头粉面、气味难闻的妓女，觉得恶心。他感到浑身发冷。疲倦、虚弱、厌恶，越来越紧地缠住他的身心，使他头昏眼花。他咬紧了牙齿，加快了脚步。他离塞纳河越近，雾也越大。车马拥挤得把交通都堵塞了。一匹马滑倒在地上，侧身躺着，马夫拼命用鞭子打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给缰绳绊住了，挣扎了几回，又无可奈何地倒地，动也不动，好像死了一样。这个司空见惯的场面对克里斯托夫的满腔愤恨说来，正如满满的水杯里再加上一滴，水就溢出来了。这头可怜的牲口在大家冷漠无情的眼光下抽搐受苦，使他感到无边苦海中的微不足道———一个小时以来，他压制不住自己对禽兽不如的芸芸众生的反感，对这污浊的空气、对这不道德的世界，他再也忍受不了，满腔的愤怒如火山爆发一样，奔腾咆哮，使他连气都喘不出。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过路人见了不免奇怪：这个大孩子怎么痛苦得脸都痉挛了。他一直往前走，满脸的眼泪也不擦掉。人家站住来看他；他以为这伙人对他不怀好意，其实，如果他能看透人心的话，也许他会发现：有些人虽然难免有几分巴黎人说反话的习惯，倒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但他什么也看不清，他的眼泪已经使他视而不见了。
他到了一个广场上的喷水池旁。他洗了洗手，浸了浸脸。一个报童好奇地瞧瞧他，说了几句打趣的话，评头论足，但并没有坏心眼，他还捡起了克里斯托夫掉在地上的帽子，交还原主。冰凉的池水恢复了克里斯托夫的精神。他平静了一点。他往回走，不再东张西望，甚至连吃东西的事也不再想，因为他不敢再打听，随便问一句什么话，都会使眼泪又流出来。他精疲力竭了，又走错了路，只好随便走，以为这一下可完了，自己已经迷路，不料却走到了他住的客店门口———原来他忘记了街名。
他回到他住的陋室。肚子空空，眼睛里好像有火，心情沉重，腰酸背痛，倒在一张椅子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地坐了两个小时。最后，他总算挣脱了这种麻木状态，上床去睡了。但他睡得不稳，昏昏沉沉，像在发烧，时时刻刻会忽然惊醒，以为自己睡了几个小时。房间里很闷，他从头到脚都觉得热；口又渴要得命；荒唐的噩梦纠缠不休，即使他睁大了眼睛，痛苦也像万箭穿心一般。半夜里他醒过来，感到一阵绝望，几乎要大叫大喊，他赶快用被单把嘴堵住，免得人家听见，自己也觉得疯了。他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灯点着。他在冒汗，全身都湿了。他爬起来打开提箱，要找一块手帕。他的手摸到了一本古老的《圣经》，那是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克里斯托夫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这本书；但在此刻，他却如获至宝。这本《圣经》是祖父的，甚至是祖父的父亲传下来的。祖祖辈辈都在书后的空页上签了名，记下了一生中的大事，生年死月，婚丧日期。祖父用铜笔写粗体字，记下了他初读或重读某一章的年月日；书中夹满了发黄的小纸条，上面写下了老人的真情实感。这本《圣经》本来放在他床头的架子上；漫漫长夜，他睡不着的时候，就拿下《圣经》来，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推心置腹，和书交谈。书跟他做了一辈子的伴，直到他死为止，就像书以前陪伴他的父亲一样。一百年来全家人的喜怒哀乐都在书中留下了痕迹。有书做伴，克里斯托夫就不觉得那么孤独了。
他打开书来，翻到最阴暗的几段：
人生在世，就是不断的斗争，他的生活，就像一个雇佣兵的生活……
我一躺下就问：什么时候起来？我一起来又不耐烦地等天黑，心烦意乱，直到夜晚……
我说：床可以安慰我，休息可以解忧，你却用梦来吓唬我，用幻影来打扰我……
你什么时候才能饶了我？难道你就不能放松手，让我喘口气吗？难道我犯了罪？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人类的守护神啊！……
一切恢复原状：上帝折磨好人，就像折磨坏人一样……
上帝让我死！我也不会对上帝失去信心……
普通人的心不能了解无限的悲哀对一个痛苦的人有多大的好处。无论什么到了极限都是好的，因为物极必反，苦尽必定甘来。打击压迫、摧残心灵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那都是平常的喜怒哀乐，渺小自私的痛苦，舍不得失去的旧欢，为了新欢又不择手段，不惜堕落。克里斯托夫从古老的圣书吐露的苦难声中汲取了力量：从西奈山上，从荒凉的沙漠，从汹涌的海洋吹来的风，涤荡了他胸中的乌烟瘴气。克里斯托夫不再发烧了。他重新躺下，心平气和，一觉睡到第二天。等他睁开眼睛，白天已经降临。房间的丑陋，他看得更清楚，更感到痛苦孤独；但是他敢面对一切。灰心泄气已经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是男子汉大丈夫失意的忧伤。他重复《圣经》中约伯说过的话：
上帝让我死！我也不会对上帝失去信心……
他起床了，平平静静地开始战斗。
当天早上，他就决定开始行动。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两个年轻的同乡：一个是早年的朋友奥托·狄耶纳，和他叔父在玛伊巴合伙开布店；另一个是玛扬斯的犹太人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出版社工作，但克里斯托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和狄耶纳很要好(1)。他们童年的交情是爱情的前奏曲，甚至可以算是爱情。狄耶纳也喜欢过他。这个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胖娃娃，给独立自主、狂放不羁的克里斯托夫吸引住了；他拼命模仿他的举动，使人看了好笑，却使克里斯托夫又生气，又得意。那时，他们制订过轰轰烈烈的计划。后来，狄耶纳要学做生意，出门观光，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但克里斯托夫从同乡那里知道狄耶纳的消息，同乡之间常有书信往来。
至于西尔伐·高恩，他和克里斯托夫的关系却又不同。他们是小学的同学，小猴子喜欢捉弄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一上当就揍他。高恩并不还手；他在地上打滚，滚得灰尘满面，直哭鼻子；但他哭而不改，恶作剧反而更厉害，简直没完没了———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托夫当真说要宰了他，他才吓得不敢再调皮捣乱。
克里斯托夫一早就出去了。他在路上停了一下，在一家咖啡店吃了早餐。他勉强自己不怕丢面子，决不错过说法语的机会。既然他要在巴黎生活，也许要住上几年，那就不得不尽快适应巴黎的生活条件，克服自己的反感。于是他强迫自己忍辱负重，不把咖啡店的伙计听他那半吊子法语时流露出来的嘲笑神气放在心上；这还不够，他还不能泄气，一定要用他的笨嘴笨舌去构造一些德语形式的法语句子，说来说去，一直说到人家听懂为止。
他去找狄耶纳。按照他的习惯，只要心里有事，眼睛里看到的东西，都等于是视而不见。他头一次上街的印象是：巴黎又老又旧，不干不净。克里斯托夫看惯了新德国的城市，虽然古老，却又年轻，感觉得到有一股新生的力量使人自豪；现在看到开膛破肚般的巴黎街道，泥泞、黏糊的路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乱成一片的车马———车辆各式各样，有马车，有电车，有蒸汽机拉的街车———人行道上搭着木棚，转着木马（或者其他奇禽怪兽），广场上挤满了身穿礼服的塑像；说不出是哪个中世纪城市的残骸，虽然拥有现代化普选的特权，却并没有脱胎换骨，还看得出破落户的本性难移，使克里斯托夫看得目瞪口呆。头一天的浓雾变成了会湿透衣服的小雨。虽然十点多钟了，许多店铺还点着煤气灯。
克里斯托夫在胜利广场附近错综复杂的街道上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了银行街上的那家布店。一走进去，他以为在又深又暗的布店里首，一眼看到了狄耶纳和几个伙计在整理布匹。但他有点近视，怕看不准，其实，眼睛的直觉是很少出错的。有个伙计出来招呼克里斯托夫，听他通报姓名之后，布店里首的人忙乱了一阵子；他们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结果出来了一个年轻人，用德语对他说：
“狄耶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
“我想是的。他刚出去。”
克里斯托夫想了一想说：
“那好。我等他吧。”
伙计慌了，赶快加上一句：
“说不定要两三个小时才回来呢。”
“哦！那也不要紧。”克里斯托夫心平气和地答道，“我在巴黎没事。等上一天也不在乎。”
年轻的伙计目瞪口呆地瞧着他，以为他是说着玩的。不料克里斯托夫已经不再理他，的确满不在乎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背朝着街，大有安营扎寨之势。
伙计回到店铺里首，同别的伙计交头接耳，慌慌张张，叫人好笑。他们要想出一条妙计，来打发这个不识相的小子。
大家举棋不定，商量了几分钟，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狄耶纳先生走了出来。他的脸又宽又红，脸颊和下巴上有一条紫色的伤痕，胡子金黄，头发压平了，侧边有一条分线，戴了金丝眼镜，衬衣胸部扣着金纽，胖手指上戴着钻戒。他手里拿着帽子和雨伞，厚着脸皮朝克里斯托夫走来。克里斯托夫正在椅子上白日做梦，见他来吓了一跳。他一把抓住狄耶纳的胖手，亲亲热热地大叫大嚷，听得伙计们暗暗发笑，羞得狄耶纳脸红耳赤。这个神气活现的小人物自然有他的苦衷，不能和克里斯托夫重温当年的旧情；他心中算计好了，一见面就要摆架子，拉开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料他一见到克里斯托夫的眼光，马上就恢复了当年小伙计的地位，使他又气又羞。他赶快含含糊糊地说：
“到我办公室去吧……那里说话方便。”
克里斯托夫看出了他谨小慎微的习惯没改。
但进办公室后，他小心地把门关紧，并不请克里斯托夫坐下。他只站着，笨嘴笨舌地解释：“我很高兴……本来说要出去……他们以为我出去了……我是不得不去……只能谈一分钟……有急事要办……”
克里斯托夫恍然大悟：刚才是伙计说了谎，而谎话是狄耶纳同意说的，目的是要赶他出门。他不由得火冒三丈，但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只是干巴巴地说：
“没有那么忙吧！”
狄耶纳也吓了一跳。他这样不拘礼节，使狄耶纳非常反感。
“怎么不忙？”他说，“有笔生意……”
克里斯托夫看住他的脸：
“没有什么生意。”
胖胖的少老板低下了头。他恨克里斯托夫，怪自己在他面前怎么这样胆小。他结结巴巴、恨恨地说。但克里斯托夫打断了他的话：
“你看，”他说，“你知道……”
（这样亲热地称“你”，而不是客气地称“您”，仿佛刺了狄耶纳一刀，从一开头，他就想用表示疏远的“您”字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知道。”狄耶纳说。
（他已经得到来信，知道克里斯托夫打伤了人，受到追捕。）
“那么，”克里斯托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我是逃难来的，我什么也没有。但我得活下去。”
狄耶纳等他说出要求。他听时得意洋洋———因为这一下可以表现他高人一头———但又局促不安———因为他不敢随心所欲地要克里斯托夫看出他的优越感。
“啊！”他神气十足地说，“这可麻烦了，可麻烦了。这里生活艰难，什么都贵。我们开销大。有这么多伙计……”
克里斯托夫目中无人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是来要钱的。”
狄耶纳下不了台。克里斯托夫接着说：
“你生意做得不错吧？顾客不少吧？”
“不错，不错，感谢上帝……”狄耶纳很谨慎地答道。（他存了戒心。）
克里斯托夫狠狠地瞧了他一眼才说：
“你认识不少德国的侨胞吧？”
“不少。”
“那好，帮我一个忙。他们总会喜欢音乐。他们总有孩子。我可以给孩子上音乐课。”
狄耶纳显得很为难。
“怎么啦？”克里斯托夫问道，“难道你怕我不够格，会误人子弟？”
他要人家帮忙，倒像是他在帮人家的忙。而狄耶纳呢，如果不是克里斯托夫对他感恩戴德，他是不肯出一点力的；因此他打定了主意，即使只是举手之劳，他也懒得动手。
“哪里哪里！那对你是九牛一毛……不过……”
“怎么？”
“不过事情很难，很难，你看，因为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是的……一句话，那场官司，那个案子……要是人家知道……那我就为难了。那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看见克里斯托夫气得变了脸，他马上住口；但又赶快加上几句：
“这不是为我……我倒不怕……啊！要只是我一个人那倒好说……还有我叔叔呢……你也知道，布店是他开的，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越来越怕克里斯托夫变脸，怕他大发脾气，匆匆忙忙又加上一句（他本心并不坏；但既舍不得花钱，又不肯丢面子，心里很矛盾：如果要他帮克里斯托夫，那就只能出最少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感情报答）：
“我借你五十法郎好吗？”
克里斯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朝着狄耶纳走去，样子好可怕，吓得狄耶纳赶快退到门口，把门打开，准备要叫人了。但克里斯托夫只把充血的脸靠近他的脸：
“猪猡！”他大喊一声，房屋都震动了。
他把站在路中间的狄耶纳推开，走了过去，看也不看周围的伙计。到了门口，他吐了一口唾沫，仿佛出了一口恶气。
他大步走到街上。他气得头昏眼花。但雨水使他清醒了。到哪里去呢？他不知道。他不认识人。在一家书店门前，他站住了，要考虑一下，他视而不见地望着陈列的书籍。忽然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出版商的姓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寻思着什么缘故。过了一会，他想起了西尔伐·高恩就是在那家出版社工作。于是他把社址记了下来……那有什么用？他一定不会去……为什么不去呢？……该死的狄耶纳本来是他的朋友，对他不过如此，这个他欺负过的调皮鬼只会恨他，去找他又有什么希望？那不是自讨没趣吗？他的气又上来了———但天生的悲观本性，也许是基督教教育的结果，使他想尝尽人生的苦难。
“我没有权装模作样摆架子了。即使饿死，也得先探探求生的门路吧！”
他听到内心的呼声：
“我不会饿死的。”
他重新核对了一遍地址，就去找高恩了。他已想好：只要高恩敢出言不逊，就打破他的头。
出版社在玛特兰纳区。克里斯托夫走到一楼会客室，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说：他没听到过有这个人。克里斯托夫觉得奇怪，以为自己发音不好，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仆人仔细听后，肯定说出版社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克里斯托夫不知所措，说了声对不起，正要走了，不料过道尽头的门忽然打开，出来一个女客，送客的人正是高恩。克里斯托夫刚受了狄耶纳的气，以为大家都不屑于理他。他想高恩一定是看见他进门了，所以叮嘱仆人说他不在。这样瞧不起人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怒冲冲地要走，忽然听见有人喊他。原来高恩的眼睛很尖，老远就认出他来了，所以嘴上堆笑向他跑来，脸上的高兴显得有点过分。
西尔伐·高恩又矮又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美国人，皮肤红润，头发太黑，脸宽肉厚，眉粗目细，眼角起皱，眼神机灵，嘴有点歪，笑得很笨，但不可靠。他穿着讲究，要掩盖身材的缺点，免得肩膀太高，腰身太粗，有失体面。如果踢他屁股两脚，能使他高两三寸，腰细几分，那他真是求之不得了。别的部位他都洋洋自得，以为无懈可击。他也的确可以得意。这个矮胖的德国犹太人，这个呆头笨脑的家伙，居然成了巴黎时装的专栏作者，品头论足的评论家。他写低级趣味的社会通讯，写得非常细腻，非常复杂。他高谈阔论，宣扬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风气———其实只不过是摄政时期贵族宠臣穿的红靴跟而已。他不怕人笑话；人越笑他，他越出风头。有些人说：在巴黎，笑话杀人不见血；其实这些人不了解巴黎，因为笑话不但不会杀人，而且有人还靠笑话过日子；在巴黎，笑话可以使你应有尽有，名利双收。西尔伐·高恩用法兰克福乡音说些冒充风雅的笑话，每天赢得的欢心已经数不胜数了。
他说话乡音重，鼻音也重。
“啊！太意外了！”他高兴得叫了起来，双手紧紧握住克里斯托夫的手摇来摇去，他的手指头又粗又短，看起来像是肉塞得太多的香肠，皮绷得紧紧的。人家会以为他碰到了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托夫摸不着头脑，怀疑高恩是不是在拿他开心。但高恩并不是在寻开心。即使他是，也不像从前那样了。高恩并不记恨，他太精明，不会那么傻。好久以来，他就忘了克里斯托夫欺负他的事；即使他还记得，也不会在乎了。恰恰相反，他很高兴有机会向一个早年的伙伴显示一下：他现在的地位多么重要，他的巴黎派头多么高雅。他说“意外”也的确不假；他做梦也没想到克里斯托夫会来找他；他太机灵了，不会猜不到克里斯托夫是有求于他，而他对甘拜下风的人是乐于接待的。
“你从家乡来的？妈妈身体好吗？”他问得很亲热，换个日子，克里斯托夫会觉得不对头，但现在，他身在异乡为异客，反倒听得舒服了。
“这是怎么搞的？”克里斯托夫还有点不放心，就问道，“为什么人家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不再姓高恩，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打住。
他赶快去和一个走过的女客握手，扯开了一张笑脸。然后他又回来。他解释说：这是位女作家，写肉感小说出了名。这个当代的莎芙(2)胸前挂着紫色勋章绶带，体态丰满，头发黄里带红，脸像上了石膏，得意洋洋，用男人的嗓子，法国东部的口音，谈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事。
高恩又向克里斯托夫问长问短。他打听家乡的熟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如何了，用讨好的口气表示他记得大家。克里斯托夫居然忘了对他的反感，又亲热又感激地讲了一大堆琐事，其实高恩毫不关心，听到半中间又打断他的话。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声。
他就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怎么，”克里斯托夫问道，“难道法国只有女作家？”
高恩笑了，煞有介事地说：
“法国是女人的，我的好朋友。你若想飞黄腾达，就要靠女人。”
克里斯托夫不听他那一套，只管讲自己的。高恩要换一个话题，就问：
“该死！我还没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对了！”克里斯托夫心里想，“他还不知道底细。怪不得对我这样亲热。等到他一知道，态度就要变了。”
他不怕丢面子，反倒引以为荣地一五一十讲他和士兵的斗殴，对他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
高恩听得笑弯了腰。
“高！”他叫道，“高！真有你的！”
他热烈地握老同学的手。凡是不把官方看在眼里的事，他听了都兴高采烈；而这次闹事的角色他又认识，听得自然更加有趣，更觉得滑稽可笑了。
“听我说，”他接着说，“时间过中午了。你能不能……同我去吃一顿午餐？”
克里斯托夫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邀请。他心里想：
“这家伙倒不坏。我以前看错了人。”
他们一同出去。一路上，克里斯托夫边走边问：
“你现在知道我的情况了，我是到这里来找工作的，先教教音乐课，慢慢人家就会知道我了。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那还消说！”高恩答道，“介绍哪一家都行。这里的人我都熟悉。大家都会帮忙。”
他很高兴显示自己的声望。
克里斯托夫不知如何感激才好。他只觉得心上的重担放下来了。
在餐桌上，他狼吞虎咽，仿佛两天没吃似的。他把餐巾围在颈上，用刀子把食物送到嘴里。高恩－哈密尔顿看到他食量大如牛，姿态像乡巴佬，非常讨厌。他对高恩的自我吹嘘却懒得听，也伤了高恩的虚荣心。高恩天花乱坠地大谈自己交游广阔，财运亨通，仿佛是对牛弹琴；克里斯托夫听也不听，毫不拘礼地打断他的话。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没头没脑把自己未来的打算唆唆地向高恩吐露。高恩尤其恼火的是，他一定要把手伸过桌面来热情洋溢地握他的手。火上加油的是，最后他还要按照德国方式祝酒，说些感情冲动的话，为故乡的人，为莱茵河干杯。高恩更怕他要唱歌。隔壁桌子的座客看着他们，眼里带刺。他假装说有要紧的事，站了起来。克里斯托夫却不识相，死缠住他不放，问他什么时候介绍他去找什么人，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你交给我好了。今天。就是今晚。”高恩满口答应，“我一会儿就去跟人家谈。你放心好了。”
克里斯托夫不肯放松：
“什么时候告诉我？”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那好。我明天再来。”
“不必，不必，”高恩赶快说，“我会通知你。你不用来了。”
“来一趟不要紧。反正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在巴黎又没有别的事，反正是等。”
“见鬼！”高恩心里想……口里却高声说，“不用，我会给你写信。这几天你找不到我。还是把你的地址给我吧。”
克里斯托夫说了一遍。
“那好极了。我明天给你写信。”
“明天？”
“明天。你还信不过我？”
他摆脱了克里斯托夫的手，赶快走了。
“呜！”他心里想，“讨厌鬼！”
他一回来，就吩咐办公室的仆人：那个“德国佬”再来找他，就说他不在———再过十分钟，他把“德国佬”忘了。
克里斯托夫回到他的陋室。他心情激动。
“好小子！”他心里想，“我从前对他多么不公平！他却一点也不怪我！”
悔恨压得他不自在；他要给高恩写信，说他从前看错了人，现在后悔莫及，一想到就难过；他求高恩原谅他做过的错事。他想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要他动笔写信，却比作曲还难得多；他几次三番，怪客店的蹩脚墨水，糟糕的鹅毛笔，涂来改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不耐烦了，就把这些蹩脚货都推到一边。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真长，不好打发；幸而克里斯托夫头天晚上没有睡好，当天早上又东奔西走，累得在椅子上打瞌睡。他睡得昏昏沉沉，直到晚上才醒，醒了又再上床，一口气睡了十二个小时。
第二天，从早上八点起，他就开始等回音。他毫不怀疑高恩会说到做到。他一步也不离开房间，惟恐高恩上办公室之前会到客店里来。快到中午，他还不敢离开，要楼下的餐厅把午餐送上楼。然后，他又等着，肯定高恩吃了午餐会来。他在房里走来走去，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听见楼梯上脚步响就把房门打开。他一点也没想到：消磨时光最好的办法是去逛巴黎。他却躺在床上。他的心经常回到妈妈身边，妈妈这个时候也在想他———只有她一个人还在想他。他感到对母亲有无限的温情，离开她又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他却不写信。他要等到工作有了着落再告诉她。虽然他们母子情深，但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写封简简单单的信吐露衷情，他们以为写一封信总要讲一些具体的事———于是他就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做起白日梦来。虽然他的房间不靠近街道，但巴黎的喧嚣照样侵占了空间，震动了房屋———夜又来了，却没有带来消息。
一天又开始了，和头一天差不多。
到第三天，克里斯托夫自动禁闭在房间里，又气又闷，决定要出去走走。但从第一个晚上起，他对巴黎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什么也不想看，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他自己的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哪有兴趣去看别人怎么生活；旧时代的遗迹，大城市的名胜，对他似乎毫不相干。一出门，他就觉得无聊，本来打算一个星期之内不去找高恩，结果还是一口气跑了去。
仆人遵照吩咐，说哈密尔顿先生离开巴黎办事去了。这对克里斯托夫是当头一棒。他结结巴巴地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人随口说了一句：
“总得十来天吧。”
克里斯托夫大失所望，回到客店，在房里蹲了好几天。他没有心思工作。一看钱包，他吓了一跳———母亲给他的一点钱，小心地用手帕包着，塞在箱子底层，已经用得越来越少了———他只好尽量节省开支。到了晚上，他才去楼下餐厅吃顿晚餐；店里的客人很快就认识了他，叫他做“普鲁士人”或是“腌酸菜”———他花了好大的劲写了两三封信给几个法国音乐家，连他们的大名他都知而不详。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请求他们听他弹琴。他的错字很多，句法都是德文式的，前后顺序颠倒，加上一大堆客套话。信上写着：“呈法兰西学院大学府”———只有一个收信人看了信，和朋友们笑得不亦乐乎。
一星期后，克里斯托夫又回到出版社。这回正巧，他在门口碰到西尔伐·高恩出来。高恩进退两难，只好做个苦脸；但克里斯托夫太高兴了，却没有注意。他又按照讨人厌的老脾气，抓住高恩的双手，高高兴兴地问：
“啊！你出过门了？路上过得好吗？”
高恩说好，但还是一脸苦相。克里斯托夫接着又问：
“我来过了，你知道吧？……他们告诉过你了，对不对？……那好，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谈到过我吧？人家说什么来着？”
高恩越来越愁眉苦脸了。克里斯托夫见他这副尴尬相，觉得奇怪：两次见面前后判若两人。
“我谈到过你了，”高恩说，“但不晓得会怎么样；我没有时间。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一直很忙。生意没头没脑地压过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真怕要生病了。”
“你觉得不舒服吗？”克里斯托夫感到不安，关心地问道。
高恩狡猾地看了他一眼，答道：
“很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好几天了。我总觉得难受。”
“啊！天呀！”克里斯托夫抓住他的胳臂说，“好好保重！你该休息了。真对不起，我还给你添麻烦！你对我得实话实说。到底觉得怎样？”
对方站不住脚的借口，他却信以为真，高恩忍不住要笑出来，他这样老实得可笑，又使高恩发了善心。犹太人喜欢嘲笑别人———巴黎的许多基督徒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不管哪个倒霉鬼，甚至是冤家对头，只要能让他们嘲笑得开心，他们反倒会网开一面的。再说，高恩见克里斯托夫对他的身体这样关心，也不能无动于衷，所以也愿意帮一点忙。
“我倒有个主意，”他说，“不教音乐课，你能不能做做音乐编辑工作？”
克里斯托夫满口答应。
“那包在我身上，”高恩说，“我认识一家大音乐出版社的主管丹尼·赫区特，并且很熟。我可以介绍你去，看有什么事做。我呢，你知道，我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他呢，却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当然容易合得来。”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去。高恩高兴的是：既帮了忙，又免得克里斯托夫再麻烦他。
第二天，克里斯托夫到出版社来找高恩。按照高恩的嘱咐，他还带了自己作的乐谱，准备给赫区特看。他们在歌剧院附近的音乐商店里找到了他。他们进来，赫区特连动也不动，只冷冰冰地伸出两个指头和高恩握手，克里斯托夫向他鞠躬，他却并不回礼，一直等到高恩开口求他，才把他们两人带到隔壁房里。他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眼睛盯着墙壁。
丹尼·赫区特四十岁上下，身材高大，对人冷漠，衣着整洁，显然是个腓尼基人，样子又聪明又讨厌，一脸的不快活，头发黑色，胡须很长，剪得方方正正，像古代的亚述王。他几乎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的方式显得冷淡粗野，连打个招呼也像在骂人。这种傲慢与其说是出自内心，不如说是外表上的。当然，他生性瞧不起人，架子摆得太久，习惯成自然了。这种犹太人并不少；大家对他们没有好感，以为他们的死硬是高傲，其实是身心都僵化得不可救药的表现。
西尔伐·高恩装出开玩笑的口气，用过分的吹捧推荐了克里斯托夫。被推荐的人却因为冷淡的接待而连站都站不稳，狼狈不堪，手里拿着帽子和乐谱。赫区特似乎没有想到克里斯托夫在场，一直等到高恩说完了，才不屑地转过头来，瞧也不瞧他一眼，只是说：
“克拉夫特……克里斯托夫·克拉夫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克里斯托夫听了这话，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他的脸气红了，愤愤地回嘴说：
“你将来会听说的。”
赫区特连眉头也不皱一下，照旧不为所动，仿佛克里斯托夫根本不存在似的。
“克拉夫特……不，我没听说过。”
对他这种人说来，他们没听说过的人就是微不足道的。
他接着又用德语说：
“你是莱茵河区的人吗？……真是奇怪！那个地方怎么有这样多人搞音乐！我敢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不自命是音乐家的。”
他的本意是说句玩笑话，并不是要侮辱人；但克里斯托夫却听错了意思。他正想顶回去，高恩却抢了先。
“啊！对不起，对不起，”高恩对赫区特说，“你应该为我说句公道话，我一直说我对音乐一窍不通。”
“那倒是夸奖你了。”赫区特答道。
“如果不是音乐家才能讨你喜欢，”克里斯托夫干巴巴地说，“那对不起，我是不会讨你喜欢的。”
赫区特一直不用正眼看人，还是一样满不在乎地接着说：
“你已经作过曲吗？写了些什么？当然是歌曲了？”
“一些歌曲，两部交响乐，一些交响诗，四重奏，钢琴组曲，舞台音乐。”克里斯托夫话如泉涌了。
“德国的作品真多！”赫区特说时表面上客气，实际上话里带刺。
他对这个新来的人不信任，尤其是因为他写过这么多的作品，而他，丹尼·赫区特，却一无所知。
“那好，”他说，“我也许可以给你一点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现在正在编一套少年音乐丛书，印一些简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简化一下，改成四手、六手、八手联奏的乐谱？”
克里斯托夫跳了起来：
“你叫我，叫我，做这样的工作吗？……”
这个“我”字说得这样天真，使高恩乐坏了，但却得罪了赫区特。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说，“这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工作！如果你觉得太容易了，那么更好！我们将来再看吧。你说你是个不错的音乐家。我应该相信你。但是说来说去，我到底不了解你呀。”
他心里想：
“要是相信这些家伙的话，他们简直要使勃拉姆斯脸上换色了。”
克里斯托夫没有回嘴———因为他决意要压制自己的冲动———把帽子往头上一压，就要出门。高恩笑着挡住了他：
“等一等！”他说。
他又转过身来对着赫区特：
“他还带了几部作品来，听听你的意见。”
“啊！”赫区特不耐烦地说，“拿来看看。”
克里斯托夫还不说话，只把手稿拿出来。赫区特随随便便看了一眼。
“这是些什么作品？《钢琴组曲》……（读谱）《一天》……啊！总是标题音乐！……”
虽然他表面上冷淡，但读乐谱倒很认真。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很懂本行，别的就外行了；一读头几拍子，他就完全知道跟他打交道的是何等人物。但是他不动声色，只是翻阅作品，装出不在话下的神气；其实作品显示的才华使他感到意外；但他天生的不肯低头，加上克里斯托夫的神气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不肯流露内心的真情实意。他不声不响地从头读到底，一个音符也没漏掉。
“嗯，”他到底用保护人自居的口气说了声，“写得还不错。”
不痛不痒的话比猛烈的批评更伤克里斯托夫的心。
“这不用人家告诉我。”他气得说。
“不过我想，”赫区特说，“既然你给我看这部作品，那总是要我说说我的看法。”
“一点也不是。”
“那么，”赫区特也气了，“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我是来找工作，不找别的。”
“我手头没有别的工作给你干，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一件。而且那件也不一定。我只是说也许可以。”
“难道你就没有别的工作，可以给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赫区特用讽刺得伤人的口气说，“有些音乐家至少和你一样高明，但也不会认为干我的工作有失身份。有几个我可以指名道姓的音乐家在今天的巴黎已经很红了，还感激我给过他们工作呢。”
“那是因为他们不顶个屁用。”克里斯托夫发作了———他已经学会了“顶屁用”这个法文字眼———“你搞错了，难道你以为我是个像他们那样的人吗？你摆什么臭架子，也不正面看人，说话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一进来就向你行礼，你却连礼也不回……你是什么人，能这样对我吗？你算得上是个什么音乐家？你作过曲没有？……你居然敢教我怎么作曲，而作曲就是我的生命！……你读了我的作品，却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去阉割音乐大师的名作，以伪劣商品冒充好货，好教小姑娘跳舞！……去找你的巴黎人吧，如果有人没出息得愿意听你的教导！而我是宁死不干的！”
他说起来像开了闸的洪流，势不可挡。
赫区特冷冰冰地答道：
“那就请便吧。”
克里斯托夫走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赫区特耸耸肩膀，对哈哈大笑的西尔伐·高恩说：
“他会来的，也跟别人一样。”
其实，他心里很看重克里斯托夫。他相当聪明，不但看得出作品的价值，也看得出人的价值。克里斯托夫一冲动就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赫区特却在话中听出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尤其是在艺术界，这种力量更加难能可贵。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不管怎么说，他也不肯认错。他倒也想开诚布公，对克里斯托夫公公道道，但那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克里斯托夫一定要低声下气来求他。他等克里斯托夫回来，他悲观的怀疑态度和人生经验，使他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多么坚强的意志也经不起苦难的折磨。
克里斯托夫回到客厅里。怒气变成了泄气。他有一种失落感。他打算投靠的支持者本来就靠不住，现在都垮了台。他认为不但是赫区特，就连推荐他的高恩也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于是他在一座不怀好意的城市里感到绝对孤立。除了狄耶纳和高恩，他不认识别人。他在德国认识的女演员，美丽的柯琳娜目前不在巴黎；她在国外演出，这一回在美国自己演主角了，因为她已经出了名；报纸上常登她巡回演出引起的热烈反响。至于那个小小的法国女教师，他无意中造成了她的失业，使他长期以来问心有愧，多少次他暗中许愿，若到巴黎，一定要找到她！但是现在他到了巴黎，却忘记了她姓什么。简直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的名字是安东妮蒂。若记不起她的姓，有什么办法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一个小小的、可怜的女教师呢！
他一定要尽快想法子维持生活。他身上只剩下五个法郎了。万般无奈，他只得去求客店的胖子老板，问街坊上有没有人要学钢琴。老板本来就瞧不起一天只吃一餐的房客，而且是说德语的人，等到听说他只会教音乐，就连起码的尊重也化为乌有了。老板是个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只是无所事事、消遣解闷的行当。他就说起挖苦话来：
“钢琴吗？……你会拍打这玩意儿？了不起！……真古怪，怎么会喜欢这一行？对我来说，听音乐就像听下雨……也许你可对我讲讲。你们大家看怎么样？”他转身对喝酒的工人喊道。
大家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好行当，”有一个工人说，“不会弄脏衣服。再说，还能讨娘儿们喜欢。”
克里斯托夫听不大懂法语，更听不懂开玩笑的话，他正在搜索词汇；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生气。老板娘却可怜他了：
“得了，得了，菲力普，正经点吧！”她对丈夫说———“不过，”她接着对克里斯托夫说，“也许有人用得上你。”
“谁呀？”丈夫问道。
“小葛拉赛呗。你知道，她家买了一架钢琴。”
“啊！这些摆阔的人！你说得不错。”
他们告诉克里斯托夫，说的是肉店老板的女儿，她的父母要把丫头打扮成小姐；他们答应让她学弹钢琴，哪怕能引起人家嚼舌头也不错。客店老板娘答应这件事包在她身上。
第二天，她告诉克里斯托夫肉店老板娘想见他。他就到肉店去了。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四边都挂着宰好的猪。这个脸色红润的漂亮娘儿装出一副叫人肉麻的样子，但一听说他的来意，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她开门见山就谈学费的问题，她先下手为强，抢着说她不能出太多的钱，因为钢琴是学来玩儿，并不是非学不可的，所以她一小时只能出一法郎。然后，她又拿出一副信不过的神气问克里斯托夫懂不懂音乐。等到她知道他不但会弹琴，而且会作曲，这才放下心来，态度也好些了，因为她觉得有了面子，可以对街坊邻居吹嘘一番，说教她女儿弹琴的是一个作曲家。
再过一天，克里斯托夫坐到钢琴旁边，吓了一跳，原来是旧货店买的次品，弹起来声音像吉他———卖肉的丫头手指又短又粗，像在键盘上栽跟头———她连音都分不清楚———她扭来扭去，学得没趣味，还没学几分钟，就当人面打呵欠———他还得忍受老板娘的监视，听他关于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意见。他觉得自己太丢人，受到了天大的屈辱，但要发泄他的愤恨，他都没有气力了。他非常难堪地回到客店；有几个晚上，他连晚餐也吃不下。只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以后还会怎么样呢？早知今日，当初何必拒绝赫区特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不是更丢脸吗？
一天晚上，他在房间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灰心绝望地跪在床前，他祈祷了……向谁祈祷呢？他还能向谁祈祷？他已经不信上帝了，他相信上帝并不存在……但他还是不得不祈祷，不得不向自己祈祷。只有没灵魂的人才从来不祈祷的。他们不知道坚强灵魂也需要一个避难所。白天受了屈辱回来，克里斯托夫在自己不平则鸣的内心里，感到了永恒生命的存在。不公平的生活洪流在永恒的生命之下奔腾咆哮，但不公平的生活和永恒的公平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人世的苦难拼命要破坏一切，但一碰到坚如磐石的永恒生命，就浪花四溅，烟消云散了。克里斯托夫听到自己的血液汹涌澎湃，好像内心的汪洋大海，但海上不断升起永恒生命的声音：
“我是永恒……永恒是公平的……”
他听到这个声音，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他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不过有时他会把这声音忘了；有时一连几个月，他不再意识到这声音强有力而单调的节奏；但他知道声音还在，永远没有消失，就像夜间还在动荡的无边海洋。每次他一沉浸在这音乐声中，就恢复了镇静，汲取到了力量。他又心平气和地站了起来。不，他过的艰苦生活并没有什么可耻；他可以吃他挣来的面包而不用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得他卖身买面包的人。耐心点吧！总有一天……
但一到第二天，他又失去了耐心；不管他怎样尽力压制自己，一天上课的时候，他的脾气还是发作了，因为这个傻丫头太不成话，居然敢嘲笑他的德国口音，并且故意学小猴子调皮捣乱，明明叫她向东，她却偏偏要向西。克里斯托夫气得大喊，坏丫头就尖声怪叫，说她花钱雇来的人居然敢不听她的话。她还说他打了她———其实，克里斯托夫不过是使劲摇了两下她的胳臂。———母亲像个泼妇冲了进来，对克里斯托夫破口大骂，对女儿吻个没完没了。肉店老板也跑来了，说他不许一个普鲁士的乞丐碰一下他的女儿。克里斯托夫又恼又羞，气得一脸煞白，真怕自己一怒之下，会把这一家男女大小全都掐死，只好在狗血淋头的咒骂声中，溜之大吉。客店老板一家看见他回来时丧魂失魄的模样，并不消费好大的劲就从他嘴里打听到出了什么事；他们对隔壁肉店老板的妒忌心理，也得到了几分满足。但到了晚上，整个街坊都沸沸扬扬传开了，说德国佬是个打孩子的野蛮人。
克里斯托夫又去了其他音乐商店，也没有什么用。他觉得法国人不欢迎他；他们办起事来乱七八糟，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认为这是个无政府的社会，统治者既滑头，又不讲理。
一天晚上，他因为奔走没有结果而觉得泄气，就随便在大街上走走，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从对面走来。他以为他们上次已经闹翻了，就转过头去，想不打招呼走掉。不料高恩叫住他了：
“自从那天出了事之后，你是怎么样啦？”他笑着问道，“我本来要去找你；但找不到你的地址……天啦，亲爱的老同学，那天我简直认不出是你了。你真了不起！”
克里斯托夫瞧着他，又是意外，又有一点难为情：
“你不怪我吗？”
“怪你？你想到哪里去了？！”
他不但不怪克里斯托夫，反倒欣赏他不顾赫区特面子的做法，觉得开心了一阵子。他根本不在乎赫区特还是克里斯托夫说得对；他看人只看谁能使他开心，越开心就越好。他在克里斯托夫身上看到了喜剧的源头活水，他不能错过机会，离开这个源泉。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他接着说，“我一直在等你。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同我一起吃晚餐去吧。这一下我可不会放你走了。来的都是 自己人，是几个艺术家，我们每过半个月聚餐一次。你应该认识这些人。来吧。我给你们介绍。”
克里斯托夫推辞说，自己衣服穿得不像样子，但没有用。西尔伐·高恩把他拖去了。
他们走进了大街上的一家饭店，上了二楼。克里斯托夫见到三十来个年轻人，小的大约二十岁，大的可能有三十五，正在热烈地讨论。高恩介绍说：他是刚从德国监牢里逃出来的。他们一点也不注意，只管继续激烈的争论，而高恩刚一到，立刻就下海了。
克里斯托夫在这群英会上只敢听，不敢说。他们法语说得太快，他听不懂争论的是什么艺术大问题。他只听到“托拉斯”、“垄断”、“跌价”、“收支账目”和“艺术的尊严”、“作者的权益”等混在一起。他到底听出了他们谈的是商业问题。一些作者看来是属于某个财团的，慷慨激昂地反对成立另外一个公司，来和他们的财团竞争，来夺取开发的垄断权。有些同伙看到成立新公司有利可图，就带着全部资产，投靠新公司去了，气得他们暴跳如雷。他们几乎说到要砍掉变节分子的脑袋。“……失效……背信弃义……耻辱……卖身投靠……”
另外一些人不攻击活人，而攻击已经去世的作家，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斥市场。缪塞就是其中之一，看来买他著作的人太多了。因为他们要求国家提供有力的保护，对过去的名著要上重税，免得旧书廉价倾销；他们尖酸地指责说：这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他们你打断我，我打断你，抢着要听头天晚上演出的收入账。大家兴高采烈地听到一个名闻新大陆的老剧作家财运亨通———其实大家瞧他不起，但更妒忌他的运气———于是从作家的收入谈到了评论家的进款。他们甚至谈到了流言蜚语，如说某个知名的评论家只要为大马路戏院演出的新剧捧场，就可以得到多少酬金。这位评论家是个老实人，酬金一讲定了，他就忠实执行；但是他有一手绝招———据他们说———他捧得新剧演不了几天就栽跟头，于是戏院只好又排新剧，他也可以又拿酬金。这种编造的故事———编造的账目———使人好笑，但大家都见怪不怪。
他们的谈话中夹杂着一些高雅的字眼；他们谈“诗”，“为艺术而艺术”。但在一片金钱声中，听起来却成为了“为金钱而艺术”。在法国文坛上新近吹起了一股商业风，更使克里斯托夫反感。他对金钱问题一点也不懂，所以打算不再听了，但他们谈起了文学———其实不如说是文学家———克里斯托夫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不料他们谈的却是雨果有没有戴过绿帽子。他们大谈圣·伯甫和雨果夫人的恋情。然后，他们又谈乔治·桑的情人和他们每个人的身价。这是当时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他们在名人家里翻箱倒柜，搜索隐私。批评的姿态似乎要学洛尚侯爵趴在国王和他情妇床下的姿态，才算对得起历史和真理———那时大家都讲求真理———克里斯托夫的餐友个个都追求真理，乐而不倦。他们把求真的原则应用到过去和现在的艺术上；他们一丝不苟地分析某些当代文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他们能一五一十地说出没有人在场的生活细节。仿佛当事人热爱真理，非主动公布生活隐私不可。
克里斯托夫越来越不知如何是好，打算和坐在旁边的人谈谈其他事情。但没有人答他。他们开头对他还提了几个关于德国的问题———这些空空洞洞的问题使他大为惊讶，原来这些似乎无所不知的出色人物，对巴黎以外的文学艺术，即使是最基本的常识，也显得浅薄无知；他们最多只听说过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大卫，约翰，还是理查呢？），提到他们时如履薄冰，惟恐张冠李戴。再说，他们问克里斯托夫只是客气，而不是好奇，他们并不想知道什么；他们根本不用心听他的回答，就急着去谈那些巴黎的小道消息，那才是全桌人都听得来劲的话题。
克里斯托夫不好意思地想谈谈音乐。但这些文化人当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实际上，他们认为音乐是低人一等的艺术。近几年来，音乐越来越时兴了，他们不免暗中恼火；既然音乐已经走红，他们也就装作关心。最近有出歌剧风行一时，他们几乎要说歌剧对音乐有划时代的意义，至少是开创了音乐的新纪元。只有无知而赶时髦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话，这使他们可以环顾左右而言他了。歌剧的作者是巴黎人，克里斯托夫是头一回听到他的大名，有些人却说他破旧立新，前无古人，重新创造了音乐。克里斯托夫听得跳了起来。他求之不得的正是这号天才。但是这样翻天覆地，横扫千古的天才却是前所未闻的！……天啦天！这个了不起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神通广大呢？———他对人家提出这个问题。别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又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只好叫他去找这伙人当中的音乐评论大师丹沃斐·古耶，古耶立刻和他谈起七度音和九度音来。克里斯托夫紧紧追问。古耶懂得的音乐并不比冒牌医生懂的拉丁文更多……
“……你不懂拉丁文？”
“不懂。”
“（他马上就来劲了）卡布里齐亚，亚齐杜兰，卡塔兰木，三古拉力得……朋那斯，朋纳，朋朗……”（都是他杜撰的拉丁语）
如果碰到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在意地藏到美学的丛林中去。在那个正规军攻不破的游击圣地里，他可以放冷枪打贝多芬、瓦格纳、古典音乐，其实这种攻击是文不对题的（可是在法国，如果要吹捧一个艺术家，就不得不打倒一切反对派和异端邪说，来作献礼）。他宣布新的艺术已经降生，把过去的成规惯例都踩在脚下。他谈到一种音乐语言，那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新发现的，这种新语言把古典音乐的语言一扫而光，使它成为过时的语言。
克里斯托夫对这个革新派的音乐天才有保留意见，他要等到看了天才的作品再说，他信不过这个音乐界的天神，因为大家牺牲了全部音乐来作天神的祭礼。他听见人家对音乐大师这样说长道短，觉得恼火，却不记得他从前在德国已说过差不多的话。他在德国认为自己是艺术的革命派，用幼稚而坦率的大胆评论激怒了当地人———但一听到法国人的议论，他才觉得自己成了保守派。他要讨论，但风格不像高雅的人士那样空谈原理，不举实例，而是像个内行里手，偏要摆事实，讲道理，一棒子把你打死。他不怕深入讨论技术问题；他的声调越说越高，对风雅人士非常刺耳，他的论据和支持论据的热情都同样显得好笑。那位音乐评论大师赶快用一句所谓的妙语来结束这一场枯燥无味的讨论，克里斯托夫在讨论中刚刚大为意外地发现：那位大师对他所谈论的问题一窍不通。但从这时起，大家对这个夸夸其谈、思想过时的德国佬已有成见；还没有听他的音乐，就先判处死刑了。这三十来个眼睛笑眯眯的年轻人决不放过好笑的机会，他们的注意力现在又转移到这个怪人身上了，他笨拙而激烈地挥舞两条瘦胳臂，两个大巴掌，眼睛怒气冲冲，喊声尖而又尖，原来是西尔伐·高恩要他当场出丑，让他的朋友们看一出滑稽表演。
话题离开文学越来越远，最后一刀两断，又牵扯到女人身上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刀也砍不断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写的都是女人问题，而女人和文人雅事纠缠不清，实在是难解难分。
他们谈到巴黎社交场上一个有名的老实女人，刚把女儿嫁给自己的情夫，这样就可以把情夫保留下来。克里斯托夫听得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做出了厌恶的怪相。高恩一见，用肘子碰碰坐在隔壁的人，说这个话题可能使德国佬动了心，大约急得想认识这个女人吧。克里斯托夫脸红了，说话结结巴巴，最后气得迸出一句：这种女人该挨一顿鞭子。大家一听，立刻放声大笑；西尔伐·高恩用笛子般的声调反对说，女人是碰都不能碰一下的，甚至连用花去碰都不行———他在巴黎自命是多情骑士———克里斯托夫反驳说：一个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一条母狗，对付这种恶狗只有用一样东西，那就是鞭子。大家听了，叫得更加厉害。克里斯托夫说，他们对女人献殷勤都是虚伪的，行动上最不尊重女人的，口头上却反过来最尊重女人；他对他们讲的卑鄙无耻的下流勾当深恶痛绝。他们回嘴说：这不是什么下流勾当，而是自然的事，大家异口同声说，他们谈到的那个女人不但非常可爱，而且是女人的典型。德国人又大叫起来。西尔伐·高恩别有用心地问他：你想像中典型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呢？克里斯托夫感到他们在设置一个圈套；但他脾气急躁，自信心十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对这些轻浮浅薄的巴黎人解释他对爱情的看法。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就费了好大的气力去搜索枯肠，好不容易才在记忆渔网中钓到了几个靠不住的表达方式，说了一大堆笑死人的话；他却并不慌张，而是认真得令人肃然起敬，全不把别人的嘲笑放在眼里，这说明他不可能看不出大家厚颜无耻地戏弄他的态度。最后，他一句话说了一半，说不下去，就使劲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不再多说了。
大家还想引他卷入争论；但是他只皱着眉头，不再发牢骚，肘子撑在桌上，又难为情，又很恼火。他咬紧牙关，除了吃喝之外，不再开口。他大杯喝酒，和那些酒只沾唇的法国人大不相同。坐在他旁边的人存心不良地灌他的酒，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他却毫不在意地喝光。虽然他不习惯这样大吃大喝，尤其是在刚刚饿了几个星期之后，但他还顶得住，没有像别人希望的那样丑态百出。他待在那里出神，大家也就不再注意他，以为他给酒灌得昏昏欲睡了。其实，他除了听法语谈话太吃力之外，老听人谈文艺也听累了———听到的不外乎演员、作家、编辑、后台的闲话、文人的床上韵事，他们的天地也太小了！在这些陌生的面孔和嘈杂的声音中，他记不住一个人，听不到一点思想。他的近视眼模模糊糊，若有所思，慢慢地绕桌子转了一圈，眼光落到每个人身上，却似乎一个人也没看见。然而，他实际上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的眼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他们像鸟啄食一样，一嘴能啄住小而又小的一颗一粒，而且片刻之间能把颗粒啄得粉碎。他却有如十月怀胎，绵绵不断，默默无言，像海绵一般吸收生活的印象，并且融入自己的灵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记得。过了很久以后———几个小时，往往是几天之后———他一个人观察自己时，才发现他把什么都据为己有了。
当时，他的一副神气像个呆头笨脑的德国人，只顾大吃大喝，惟恐少吃一口。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听见同桌的人称名道姓，奇怪的是，他酒醉心明，怀疑为什么这么多法国人的姓名听起来却像外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犹太人，地中海东岸人，英国人……拉丁美洲人……
他没有注意到人家已经离开餐桌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老地方，浮想联翩，回忆莱茵河畔的小山冈和大树林，耕过的田地，水边的草场，年老的妈妈。有几个同餐的人还站在大厅另外一头谈天。大多数人已经走了。于是他也拿定主意，站了起来，眼睛并不瞧人，走到入口处去拿挂着的大衣和帽子。穿衣戴帽之后，他正打算不辞而行，忽然从半开的门缝里看到隔壁小房里有一件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架钢琴。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碰过一下乐器了。他走了进去，亲热地抚摩键盘，坐了下来，没有脱帽子和大衣，就弹起琴来。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溜进了房间，来听他弹琴。一个是西尔伐·高恩，非常喜欢音乐———天晓得为什么！因为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不管好坏，一视同仁。另一个是音乐评论家丹沃斐·古耶。这一位———说起来更简单———既不懂、又不爱音乐，但这不妨碍他对音乐说长道短。和懂行的人相反，其实只有不知所云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说三道四，他都无关紧要的。
丹沃斐·古耶是个大胖子，腰圆背粗，肌肉结实，胡子漆黑，额头上挂着发卷，起了皱纹，但不表明思想深刻，脸孔方而不正，像粗制滥造的木刻，胳臂短，大腿短而胸部肥胖，看起来是个木材商人或者奥弗涅省的挑夫。他的风度并不高雅，举动却很傲慢。他是靠了政治才进入音乐界的，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飞黄腾达的不二法门。他和同乡的一个部长拉上了远亲的关系———“算不清的陈年老账中某个私生子”的儿子———部长不能当一辈子部长。看到部长的船快要沉了，丹沃斐·古耶拔腿就逃，自然已经先大捞了一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毫不客气，尤其是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一个时期，为了他的后台老板，也为了他自己，他受到了相当猛烈的攻击，他对政治就厌倦了，要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以攻击别人，而不被人攻击。那只有做评论家最好。刚巧，一家巴黎大报的音乐评论正没有人写。原来的评论员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因为坚持要对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作实事求是的批评，被解除了职务。古耶从来没有搞过音乐，简直一窍不通，报馆却选中了他，一点也不犹豫。因为报馆怕和行家里手打交道；而古耶呢，至少不必怕他；他不会荒谬地认为自己的意见那么重要，而会听老板的话，要他攻击他就批评，打个招呼他就收兵。他是不是音乐家，那倒成了次要问题。音乐嘛，法国人个个都懂。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基本功。办法很简单，只要听音乐会时坐到一个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听他讲对演出作品的意见。这样做上几个月的学徒，他就会懂行，笨小鹅也会飞了。说老实话，飞得自然不像老鹰；天晓得古耶冒充权威，在报纸上胡说八道，说了多少荒唐的错话！他听得一知半解，读得糊糊涂涂，迟钝的头脑里乌七八糟，却自高自大地教训别人；他写起评论来自以为是，东拉西扯，夹杂着一些双关语，故弄玄虚，盛气凌人；他的心理状态像个学监。有时，隔不了多久，他就会引起毫不留情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假装死人，避免回答。他既滑头滑脑，又粗心大意，既傲慢无礼，又平庸无知，总是见机行事。他对地位高、名气大的音乐大师卑躬屈膝（名位是他评估音乐价值的惟一标准）；无名之辈他全不放在眼里，穷音乐师他就充分利用———他并不是个傻瓜。
虽然有了权威和名气，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对音乐是外行；并且意识到克里斯托夫是个行家。他自然不会说出来，但免不了又敬又怕———现在，他听着克里斯托夫弹琴，竭力要听出点名堂来，装出全神贯注的样子，仿佛在沉思默想；其实，他什么也想不出，只是腾云驾雾似的在音符中飘来浮去，冒充知音，摇头晃脑，根据西尔伐·高恩动来动去、不断眨眼的表情，来决定他称赞的程度。
最后，克里斯托夫的意识渐渐从酒气和乐声中觉醒了，模模糊糊地觉得背后有人在指手画脚，他就转过身来，这才发现了两个音乐爱好者。他们两个赶快扑上前来，使劲地握他的手———西尔伐·高恩尖声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古耶装出学者的神气说：他的左手像俄国钢琴家鲁滨斯坦，右手像波兰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或者相反，左手像波兰人，右手像俄国人———他们两人一致同意说：这样一个天才不该埋没，并且保证要提高他的身价。其实，两个都心怀鬼胎，打算尽可能先利用他为自己争名夺利。
一到第二天，西尔伐·高恩就请克里斯托夫到他家里去，亲热地把一架他不用的好钢琴交给他用。克里斯托夫心中乐思澎湃，要压也压不住， 自然用不着高恩再三请求，一下就答应了，毫不客气地弹起琴来。
头几个晚上，一切都很好。克里斯托夫只要弹琴就感到幸福；西尔伐·高恩也还识趣，让他自由自在地弹琴。他自己也真心诚意地享受到快乐。说来奇怪，但每个人都见过这种事情：一个人既不是音乐家，也不是艺术家，而且心灵干枯，毫无诗意，感情肤浅，却对自己并不了解的音乐发生了好感，并且从中得到了声色之乐。可惜高恩一开心就会得意忘形，不吐不快。在克里斯托夫弹琴的时候，他不禁高谈阔论起来。他夸夸其谈，冒充风雅，说三道四，发表些奇谈怪论。于是克里斯托夫敲敲钢琴，说这样他就弹不下去了。高恩尽力忍住不说；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过不了一会儿，又是嘻嘻哈哈，长吁短叹，吹吹口哨，打打拍子，哼哼调子，模仿乐器的声响。好不容易等到弹完了一支曲子，他就像开了闸门的流水一般，一定要把自己不中听的感想告诉克里斯托夫。
高恩是个怪里怪气的四不像，重情感像日耳曼民族，不正经像巴黎人，自鸣得意才是他的本色。他有时把道听途说当做自己的宝贵意见，有时打些荒乎其唐的比喻，有时说些歪门邪道的下流话，有时简直是胡言乱语。为了称赞贝多芬，他看出了大师的放荡不羁，迷恋色情。在忧郁的思想中，他听出了高雅的打情骂俏。《升C小调四重奏》在他看来似乎大胆得可爱。《第九交响乐》中崇高的柔板使他想起了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的开场白，他却大喊：“不要入场！里面有人！”他喜欢《赫登勒本》中的战争，因为他自以为听出了汽车的轰轰声。他随时随地能用形象来解释乐曲，但形象都幼稚可笑，牛头不对马嘴。人家不免怀疑：这种人怎么会喜欢音乐。然而，他的确是喜欢；他按照自己莫名其妙的方式去理解某几页乐曲，居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但瓦格纳的一场歌剧使他感动之后，他却会像万马奔腾一般去弹奥芬巴赫的钢琴曲，或在听了《欢乐颂》之后，他又会哼上一段咖啡音乐厅中的陈词滥调。于是克里斯托夫气得跳了起来，高声呼喊———但他胡说八道还不是最可怕的时候；更可怕的是他一本正经，自命细致深刻，要在克里斯托夫面前卖弄的时候，那时说话的就不是西尔伐·高恩，而是哈密尔顿了。到了这种关头，克里斯托夫就狠狠地瞪他一眼，用冷酷无情的话来伤他的自尊心，钢琴晚会往往就这样不欢而散。但第二天，高恩什么都已忘记；而克里斯托夫也后悔不该对他粗暴，又回来了。
这些都不算一回事，偏偏高恩还要带人来听克里斯托夫弹琴。他要向人显示他的音乐家———头一回，克里斯托夫在高恩家碰到三四个小犹太人，还有高恩的情妇，她满脸涂粉，蠢得像头驴，只会人云亦云，说些不对题的俏皮话，谈论自己吃的东西，却自命为女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游乐场卖弄大腿———克里斯托夫一见，脸都变了色。第二回，他干脆对西尔伐·高恩说，他不再来他家弹琴了。西尔伐·高恩赌咒发誓，说不再带人来。但他偷偷地把人藏在隔壁房里。当然，克里斯托夫总会发现的；一气之下他又走了，这一次当真不再回来。
然而，他还不得不应酬高恩，托他介绍自己到各国侨民家去教音乐课。
过了几天，丹沃斐·古耶也到克里斯托夫的陋室来了。看见他的居住条件这样差劲，古耶并不在意。正相反，他倒显得讨人喜欢了。他说：
“我想请你去听听音乐，你有没有兴趣？我到处都可以免费入场，所以来约你同去。”
克里斯托夫高兴透了顶。他觉得古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就不胜感激地满口答应了。和头一天晚上比起来，古耶简直判若两人。和他单独在一起，他并没有什么架子，脾气好，能够虚心求教。要是面前还有别人，他立刻就恢复了高人一等的神气，说话的口气也显得目中无人了。再说，他要求教总有实际的目的。对没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他并不会感兴趣。目前，他收到了一份很难理解的乐谱，要听听克里斯托夫对乐谱的评价如何，因为他自己几乎连读也读不懂。
他们一起去交响音乐会。入口是和一家咖啡音乐厅合用的。他们要走一条弯路，才能走进一个没有余地的大厅。空气闷人，座位拥挤，一些听众站着，把路都挡住了———这就是法国式的不方便。一个烦恼得似乎无法忍受的人在快马加鞭地指挥一支贝多芬的交响曲，仿佛只恨乐曲老也不完。隔壁咖啡音乐厅轰隆轰隆的舞曲和《英雄交响乐》中的《葬礼进行曲》此起彼伏。听众不断进来，找个座位，拿出小望远镜来看。等到没有人进来了，又有人开始出去。克里斯托夫绞尽脑汁，像在赶集一般追寻乐曲的线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一点乐趣———因为乐师们还是能手，而克里斯托夫已经好久没有吸收交响音乐的奶汁了———不料半途中古耶抓住他的胳臂说：
“现在得走了。换一个音乐厅吧。”
克里斯托夫皱皱眉头，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就跟着向导走了。他们穿过了半个巴黎，才到了一个闻得到马粪味的大厅，那里也许演出过马戏或者是杂技———在巴黎，音乐也像两个合租一间房子的穷工人：上日班的工人刚起床，上夜班的就钻进了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不流通，从路易十四的时代起，法国人就批评空气不好；戏院的空气和凡尔赛宫从前的空气一样，恶浊得不好呼吸。一个庄重的老人像马戏班指手画脚的驯兽师一样，正在指挥瓦格纳的一幕歌剧，可怜的演员也像马戏班的狮子，对着台灯不知所措，要听到鞭子响狮子才记得演什么。看表演的有假装正经的胖女人和傻丫头，脸上都装出了笑容。等到狮子表演完了，驯兽师行了礼，大家鼓完了掌，古耶又要带克里斯托夫去听第三个音乐会。这一次，克里斯托夫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说什么也不肯去，这样东奔西走，东听几句交响乐，西听几句协奏曲，真叫他受不了。古耶对他解释说：在巴黎干音乐评论这个行当，看比听还更重要，但他是白费劲。克里斯托夫说音乐要静心听，不能坐着马车看。这样乱七八糟的音乐叫他难受，他一次只能听一个音乐会。
他对这种听音乐的连续作战方式觉得非常奇怪。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并不占太多的地位，所以他期望听到少而精的音乐。没想到一开头，七天之内就要听十五个音乐会。一个星期的每个晚上都听，往往同一个晚上有两三个音乐会在不同的地区举行。而星期天更多，总是同一时间开四个音乐会。克里斯托夫佩服他们对音乐的胃口这样大。节目的丰富也使他惊讶。他一直以为只有他的德国同胞才对音乐这样贪得无厌，他在故国不止一次对这抱有反感。他现在才发现在音乐餐桌上，巴黎人得分并不少于德国人。他们在餐桌上大吃大喝：两支交响乐，一支协奏曲，一两支序曲，一幕抒情歌剧。而且来自四面八方：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法国；———五花八门：啤酒，香槟，麦酒，葡萄酒，应有尽有；———他们狼吞牛饮，一刻不停。克里斯托夫看见巴黎的小鸟居然胃口这么大，觉得简直是天外奇谈。他们却不把这放在眼里！他们仿佛是个无底酒桶……桶里一滴酒也没有。
克里斯托夫不久就发现这大量的音乐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在所有的音乐会上他听到的都是同样的作家同样的作品。丰富的节目从来跳不出这个小圈子。几乎没有贝多芬以前的作品。几乎没有瓦格纳以后的作品。就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又遗漏了多少作家！音乐似乎只限于五六个德国名人，三四个法国名人，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了半打莫斯科的作品。没有法国的古曲。没有意大利的名曲。没有德国十七八世纪巨人的作品。没有当代的德国音乐，只有理查德·施特劳斯是个例外，因为他比别人考虑更周到，每年都要亲自来对巴黎听众演奏他的新作品，使他们不得不听。至于比利时的乐曲，没有。捷克的乐曲，也没有。最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当代法国音乐———然而大家谈起来却用些神秘的字眼，仿佛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克里斯托夫很想听听，他很好奇，没有成见，只想了解新事物，欣赏天才的杰作。但不管他怎样费劲，结果也没听到，因为他不能把三四支细腻冷淡、精心雕琢的曲子当做法国现代音乐的代表，所以他也没有怎么注意。
克里斯托夫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先要了解一下音乐界的评论。
这可不太容易。评论界是各自为政的。不但是各个音乐杂志互相攻击，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就是同一个刊物也自相矛盾，一篇文章攻击另外一篇，前言不对后语。如果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会看得人头昏脑涨。幸亏每个编辑只读自己的文章，而读者却一篇也不看。但克里斯托夫要对法国音乐有个准确的了解，就每篇文章都要啃上一遍；啃后对这个民族满不在乎地放浪形骸之外，若无其事地应付重重矛盾，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禁大为意外。
在分歧的意见中，最使他惊讶的是评论家教训人的口气。谁说法国人可爱，是什么也不相信的空想家？克里斯托夫见到的却是穿着音乐的奇装异服，不懂装懂，装得比莱茵河彼岸的德国人还更懂音乐的评论家。
在那个时候，法国的评论家下决心要学音乐，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居然肯花工夫来思考艺术问题，而且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当然，这些人都不出名，他们只能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除了一两个例外，报纸并不发表他们的评论。他们是些好人，有头脑，有兴趣，但他们脱离了社会，这有时会使他们反常。他们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这使他们评论时不够宽容，说话嗦。另外还有些人只在仓促之间学了一点基础的和声学；对入门的知识已经觉得高深莫测，于是就像一个文盲刚学了语法规则一样，妙不可言：
“德，阿，达。佛，阿，法。勒，阿，拉……多妙啊！会一点什么多好啊！……”
他们谈的只是主题和对位，泛音和结合音，九度音程和大三度音程等等。只要他们说出了一页乐谱上的一组和声，他们就洋洋自得地擦擦额头上的汗，以为他们已经说清了这一部作品，几乎以为作品是自己写的了。说老实话，他们只不过是像中学生在分析拉丁文法一样，用课本上的名词重来复去而已。即使是最好的评论家也很难把音乐看成是灵魂脱口而出的语言，如果他们不把音乐当做图画的附属品，就把音乐的地位定在科学的外围，贬低得成了拼凑和声的问题。这样有学问的人自然要挑剔过去的音乐大师。于是他们指摘贝多芬的错误，要打瓦格纳几大板。至于柏辽兹和格鲁克，那更不在话下。按照当时的风气，他们简直目中无人，只看得见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和克洛德·德彪西。而巴赫最近几年给大家乱捧，也开始显得卖弄学问，顽固不化，可以说是有点宠坏了。出色的评论家又神秘莫测地捧出了拉摩和伟大的哥波冷了。
在这些有学问的人之间引起了历史性的争论。他们都是音乐家；但他们又不是同一派的，而且每一次都认为只有自己那一派正确，并且大骂对方是笨蛋！他们互相谩骂，说对方是冒牌文人，假充学者；给对方戴帽子：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象征主义或真实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克里斯托夫暗暗叫苦：早知如此，何必从德国到巴黎来，再听一次在德国听过的争论呢？他们不但不感激不同的音乐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反而不能容忍不同方式的音乐；这时，一场新的激烈争论使音乐家两军对垒：一军是对位派，一军是和声派。就像大头派和小头派的争论一样无聊，对位派坚决认为音乐是空间性的，和声派却认为音乐是时间性的。一派只谈味道美妙的和音，落口消融的并列和弦，令人口角生津的和声，他们谈到音乐就像在谈蛋糕店。另一派却不许人只谈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篇演说，是正在开会的议院，议员们可以同时七嘴八舌，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一直等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那是活该倒霉！反正第二天公报上会发表，谁都可以去读：乐曲本来就是写来读的，不是听的。克里斯托夫头一回听到空间派和时间派的争论时，简直以为他们疯了。人家问他是支持时间先后派，还是空间前后派，他就以不变应万变的老一套说：
“诸位先生，我是大家的对头！”
人家坚持要问：
“音乐的和声与对位，哪一样更重要？”
他回答说：
“音乐最重要。让我看看你们的音乐作品吧？”
关于他们的音乐，他们大家的意见倒是一致的。这些大无畏的音乐战士，在他们不攻击名垂千秋的古人时，就互相攻击，但为了一种共有的热情———那就是音乐方面的爱国心———他们却化敌为友了。对他们说来，法国是一个在音乐上伟大的民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德国已经没落———这样说没有伤害克里斯托夫。他自己早就严厉地批评过德国，所以说真心话，他并不能反驳这个结论。但说到法国音乐的优越性却使他有点吃惊，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过去的历史上看不到法国留下了多少痕迹。然而法国音乐家硬说他们的艺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就已经是令人钦佩的。为了吹捧法国古代的音乐，他们甚至不惜贬低法国上个世纪的大师，只有一个大师例外，那却是一个纯粹的比利时人。处决了近代音乐之后，他们就可以恣意吹捧古代的大师了。其实这些古人早已被人遗忘，有些大师根本就是无名之辈。法国的世俗学派认为一切都应该从法国大革命算起，音乐家却相反，认为大革命不过是山脉中的一个山头，应该登上山顶去看看山后的高山，音乐的黄金时代，艺术的理想世界。在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后，黄金时代又要重新出现了，理想世界的围墙就要土崩瓦解，音乐的魔术师又要使不可思议的春天百花齐放；音乐的老树又要吐出嫩芽新叶；在和声的花坛上，奇花异葩睁开了笑眼来欢迎新生的曙光；人们已经听到淙淙的泉水声和潺潺的溪水声在歌唱……这真是一首田园诗。
克里斯托夫听得心旷神怡。但他一看巴黎戏院的广告，看到的名字总是梅耶贝尔、古诺、马斯涅，甚至还有他太熟悉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他就问他的朋友：难道这种不知羞耻的音乐，这些丧魂失魄的女人，这样矫揉造作的纸花，这类出卖脂粉香水的商店，就是他们所说的迷得人神魂颠倒的乐园？他们气得大叫：说那是没落时代的遗迹，现在已经没有人提了———但事实上，喜剧院正在演《乡村骑士》，歌剧院正在演《巴耶斯》；马斯涅和古诺的作品最流行；《迷娘》、《胡格诺教徒》和《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已经欢天喜地演上了一千场———不过这在他们看来都无关紧要；他们睁开眼睛不看事实。不识好歹的事实居然胆敢打破他们的理论，他们最简单的办法是否认事实。法国评论家否认这些不知羞耻的作品，否认为作品鼓掌的听众；不消再往前走几步，他们就要否定整个的音乐歌剧了。在他们看来，歌剧是文学作品的一类，所以是不纯的。（因为他们都是文人，只好一口咬定自己不是。）一切表现的、描写的、启发的音乐，总而言之，一切言之有物的音乐都被贴上了“不纯”的标签———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个罗伯斯庇尔。他不把一个人或一件东西送到断头台上去，就认为他不纯———伟大的法国评论家只承认纯音乐，而把一切不纯的都说成是下里巴人。
克里斯托夫想到自己的趣味不纯，未免泄气。但看到瞧不起歌剧的音乐家都在为歌剧院作曲，甚至没有一个不写歌剧的，他才放了一点心———当然，他们写不纯的歌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他们提出的纯音乐标准，来对他们做出评价。于是克里斯托夫就来寻找他们的纯音乐。
丹沃斐·古耶带他去听了几次一个民族艺术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法国的音乐新星都在这里受到长期的训练和培养。这是一个艺术团体，一个小教会，里面有许多礼拜堂。每个礼拜堂都有自己崇拜的圣人，每个圣人都有自己的信徒，每个信徒都说其他圣人的坏话。在这些圣人之间，克里斯托夫起初并看不出什么大分别。因为他搞惯了的艺术和新派音乐完全不同，理所当然，他对新派音乐一点也不懂，偏偏他又以为自己懂得，那就更不懂了。
在他看来，新派音乐似乎沉浸在天长地久的一片朦胧中。人家会以为是一幅灰蒙蒙的图画，线条模模糊糊，时深时浅，时隐时现。有些线条画得僵硬笔直，粗糙干瘪，好像是用三角板画的，线条折回时形成了尖尖的锐角，像女人瘦骨嶙峋的肘弯。有些线条波浪起伏，像雪茄冒出的烟一样蜿蜒曲折。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就没有太阳了？克里斯托夫一到巴黎只看见雨和雾，他几乎要这样认为；但如果真的没有了太阳，创造一个太阳正是艺术家的天职。法国人点着了他们的小灯，但只不过像萤火一样，既不能取暖，也很难照明。音乐作品的标题变来换去：春天，正午，爱情，生活的乐趣，乡间的漫步，但是换汤不换药，音乐一点也没有变，千篇一律的温柔、苍白、麻木、软弱、萎靡———那时法国的风气是：冒充风雅的人说音乐要轻声细语。他们说得也对，因为说话声音一高，那就成了大叫大嚷，高低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不是半睡不醒地说梦话，就是闹剧式的大声呐喊，别无选择余地。
克里斯托夫感到昏昏沉沉，要睡着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惊讶地发现在灰色天空中飘过的云雾，他们居然以为是明确的题材。因为理论归理论，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纯音乐几乎都是标题音乐，至少是有主题的。他们口口声声谩骂文学，但不用文学做拐杖，他们又寸步难行。这是多么古怪的拐杖！克里斯托夫看到他们勉为其难地描写的主题，简直幼稚可笑：不是果园，就是菜园，或是鸡窝，的确成了植物园或动物园了。有些人把卢浮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移植到交响乐或钢琴曲中来；他们把居伊普、波德里、保尔·波特的绘画变成音乐，加上注解，说这是引起特洛亚战争的苹果，那是荷兰的乡村客店，或是一匹白马的屁股。对克里斯托夫说来，这似乎是些返老还童的作品，他们喜欢图像，自己却不会画，只好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在练习本上随便涂些什么，还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写字母注明，说这画的是一栋房子，或者是一棵树。
除了这些用耳朵看形象的画家之外，还有一些用音乐来研究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们的交响乐表现抽象原则的斗争，说明一个象征或一种宗教。他们还在歌剧中研究当代的法律和社会问题：民权和女权宣言。他们毫无愧色地在舞台上大唱离婚问题，非婚子女认父问题，政教分权问题。象征主义分成两派：世俗派和教会派。他们要废旧商人高唱哲学，轻佻女工批评社会，面包师傅做出预言，渔夫宣传宗教使命。歌德早就说过：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用寓言画来表现康德的思想”。克里斯托夫的同代人却是用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福音书》，红磨坊歌舞厅，都成了精神粮食的蓄水池，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可以来汲取营养。不少人看到瓦格纳成功的榜样，心醉神迷地大叫起来：“我呀，我也是诗人！”———于是他们满怀信心地在乐谱上写些有韵或者无韵的诗句，就像小学生或者没落的小报记者写的一样。
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音乐派。但他们只谈而不写。有时他们也作曲。那总是言之无物的音乐。偏偏他们倒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言之无物———至少克里斯托夫觉得是这样———的确，他还没有掌握入门的钥匙。
要懂得外国音乐，先要舍得花工夫去学外国语，不能以为外国语是不学而会的。偏偏克里斯托夫像老实的德国人一样，以为自己已经会了。这是情有可原的。许多法国人并不比他更懂法文。就像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拼命学说法语而把本国语忘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这么久不学本国语言，结果他们的音乐竟成了外国的方言。直到最近，才在法国开展了说法语的运动。运动并不完全成功，因为习惯难改，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人的法语不是比利时化，就是带有日耳曼味。无怪乎德国人要搞错，会很有把握地说：他们说的是不纯粹的德语，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连他这个德国人也一样都不懂。
克里斯托夫的确就是这样想的。法国的交响乐在他看来是抽象的辩证法，音乐主题就像做数学习题一样，不是对立就是叠合的，要说明音符的排列组合，只消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音符就可以了。有一个人的音乐构思，就是把一个音响的公式逐渐展开，作品十分之九都停留在不成形的幼虫状态，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看起来才成形了。另外一个人在一个主题上架床叠屋，加了一些变奏曲，显得非常复杂，然后一点一点地简化，直到最后才显出主题来。一定要既是个老糊涂，又是个小天真，才会觉得这种音乐好玩。这种作品费了作曲家多少功夫，真是骇人听闻。他们花了好几年才写出一支幻想曲。他们寻找新的和音组合，连头发都累白了———只是为了表现……表现什么，那倒并不重要！只要表现方式是新的。据说器官产生需要，眼睛产生视觉，所以表现方式最后总会产生思想的，主要的是：方式一定要新。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新！他们害怕“已经说过的”陈言，简直成了病态。最胆大的也吓得不能动弹了。可以感觉得到：他们老是提心吊胆，处处留神，时时准备涂改，时时问自己：“天呀！我在哪里见过这种表现方式呢？”……还有些音乐家———尤其是在德国———花时间把别人的乐句东拼西凑起来。而法国音乐家却要每句检查，看看别人有没有用过同样的旋律，并且涂来改去，改变音符的形式，一直要改得面目全非才罢。
虽然面目全非，还是骗不了克里斯托夫，他们枉费心机，穿上复杂语言的奇装异服，模仿超过常人的喜怒哀乐，使乐队的演奏大起大落，或者展开一些毫无生气的和声，一些纠缠不休的单调音，或者萨拉·裴娜式的吟诵，从小调开始，一连几小时像半睡半醒的骡子走上了溜来滑去的下坡路———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克里斯托夫都能看出渺小、冷淡、干枯的心灵，虽然脸上涂脂抹粉，好像古诺和马斯涅，但是并不自然。于是他又说出了格鲁克批评过法国人的那句并不公平的话：
“随他们去吧，他们转来转去，总也转不出新花样来。”
不过，他们想方设法把花样搞得高深莫测。他们用民歌作交响乐的主题，作得像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时流行的玩意儿。世界各国的民歌都先后用上了。他们把民歌编成些《第九交响乐》或者法朗克的《四重奏》，但更加难懂。只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认为一个乐句太好懂了，他们就赶快在中间插上一句毫无意思，和头一句毫不相容的乐句———而大家却觉得这些可怜虫沉着冷静呢！……
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衣着整洁，神色不安，在指手画脚地指挥乐师雷鸣电击般演奏这些作品，姿态好像弥盖朗琪罗，仿佛是要扇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大军似的。听众中有一些无聊得要死的凡夫俗子，他们说什么也舍不得错过这样花大价钱买无聊、争面子的机会，还有一些小学徒，他们很高兴能一试身手，看看学校里传授的知识能不能派上用场，他们随意寻找音乐的线索，狂热地鼓掌，和指挥的姿态、音乐的喧哗配套成龙，相得益彰……
“说倒说得好！……”克里斯托夫说。
（他已经学会巴黎人的腔调了。）
但学会巴黎的腔调到底比了解巴黎的音乐容易。克里斯托夫评论的时候全凭热情，而德国人生来是不容易了解法国艺术的。至少，他是真心诚意的，如果人家证明他错了，他也愿意承认错误。因此，他并不认为他的意见是一成不变的，他把大门打开，让新印象来改变成见。
就在现在，他也承认法国音乐很有才华，内容有趣，在节奏与和声方面都有新奇的发现，是搭配得很好的柔软而光滑的布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是在不断消耗创造力和聪明才智的作品。克里斯托夫觉得很有趣味，从中得益不浅。法国的小人物都比德国音乐家思想更加开通；他们不怕舍正路而不由，大摇大摆地走上林间小路。他们有意要迷失方向。但他们都是些聪明的孩子，怎么走也不会迷路。有些人走了几十步，又回到大路上。另外一些人很快就走累了，随便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还有些人几乎要找到新路了，却不继续前进，而在树林边上坐下，在树底下逍遥自在。他们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量；他们有一切天赋的才能———只缺一样，那就是强烈的生命力。尤其是他们大量的精力似乎都耗费得不明不白，在半途中就消失殆尽了。很少艺术家清楚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天生丽质，肯坚持不懈地集中他们的力量，去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法国人一片混乱常见的后果是：巨大的人才资源和意志力量都消耗在变化不定和自相矛盾之中。他们的大音乐家———仅以近代而论———如柏辽兹，如圣·桑，几乎毫无例外，都陷在自相矛盾的泥坑中，摧毁自己，否定自己，因为缺少毅力，缺少信心，尤其是缺少内心的指南针。
克里斯托夫带着当时德国人目空一切的心理，自言自语：
“法国人只会浪费生命去搞发明创造，却不会利用发明的成果。他们总是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当家做主，需要一个格鲁克或者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革命开花结果。”
他想到了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的政变，不由得微笑了。
然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个团体却努力要在艺术家的心中恢复秩序与纪律。一开头他们就取了一个拉丁名字，使人想起了一千四百年前，东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大迁移的时候，有个风行一时的宗教组织。克里斯托夫有点奇怪，为什么追根溯源不怕遥远。能够鉴古知今，当然不错。但是一座高达十四个世纪的钟塔，恐怕不会是个方便的?望台，那里可以上观天象，但不宜于下察民情。克里斯托夫一见这些古人的子孙并不老是待在塔上，只是上去敲钟而已，这才放下心来。其实，他们十之八九都待在下面的教堂里。克里斯托夫参加过几次祭礼，花了好长时间才看出他们是天主教；起先，他还深信不疑，以为他们属于基督教的某个小宗派呢。群众拜倒在地；信徒都很虔诚，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带头的是一个纯而又纯，冷而又冷的人物，倔强却又有点幼稚，他维护宗教、道德、艺术原则的完整性，用抽象的字眼向少数选民解释音乐的福音，并且从容不迫地谴责高傲自大和异端邪说。他把艺术的过错和人类的罪恶都归咎于“傲”和“邪”两个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目前的犹太主义，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归为一类。音乐界犹太人的模拟像都穿上了侮辱人格的纸衣，用火烧掉。亨德尔的巨像挨了顿鞭子。只有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得以幸免，因为天主圣恩浩荡，原谅他是一个“误信邪说的新教徒”。
这个取了拉丁名字的团体，像圣·雅各街上的教堂一样传道说教，要拯救灵魂，拯救音乐。他们有条不紊地讲授天才之道。有些刻苦努力的学生，满怀信心，不怕艰难，专心致志地按照这些验方秘诀来实践。人家会以为他们要用虔诚和劳苦来为他们祖先的轻薄赎罪：为奥柏，为亚当，为那个罪该万死、恶魔附体的柏辽兹，他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是恶魔化成音乐了。他们带着值得称赞的热情和真心实意的虔诚，来宣扬举世公认的大师，来对他们顶礼膜拜。十年之间，他们的确完成了不少作品，使法国音乐蔚然改观。不只是法国的评论家，就连法国的音乐家本身也学会音乐了。现在可以看到：从作曲家直到演奏能手，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他们尤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打破法国人闭关锁国的思想。这些法国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太出门。因此，他们的音乐呼吸不到新鲜空气，闻起来是闭塞的室内乐，有一股躺椅上发出来的、走不动的味道。这和贝多芬的音乐正好相反：贝多芬在田野里作曲，大踏步前进，不管上坡下坡，天晴下雨，他都手舞足蹈，高声大叫，吓得羊群拔腿就跑！巴黎的音乐家不像贝多芬这只波恩的大熊，他们即使灵感冲动，也决不会哗哩哗啦地惊动邻居。他们作曲的时候，思想都塞住了耳朵，挂起了窗帘，免得外面的声音传进来。
拉丁学派努力要换新鲜空气；他们打开了通往旧时代的窗子。但是只能回顾以往。这是朝着内院而不是朝向大街开的窗口。有多大用处呢？窗子刚刚打开，他们又关上了百叶窗，好像怕着凉的老太婆。从窗口吹进来的一阵阵中世纪的歌声，有巴赫，有帕莱斯特里那，还有民歌。但这算得了什么？房间里还是一样闻得到一股闷味。其实，他们觉得房里舒服，他们信不过现代派的大潮流。如果说他们知道的比别人多，那么，他们否定的也不比别人少。在这种环境中，音乐成了传道说教；一点也不放松，音乐会成了历史课，或者是启发开导的范例。先进的思想也变得束手束脚。伟大的巴赫本来是怒潮汹涌的，一进教堂的怀抱，却变成俯首帖耳，惟命是听了。他的音乐受到经院派的头脑改造之后，就像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圣经》给英国人的头脑软化了一样。他们过分夸张的理论是一种高雅的折中主义，把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三四个伟大时代的音乐特点都要兼容并包，合而为一。这个理论如果可能实现，那在音乐上的价值，就等于印度总督周游世界回来，把他搜罗得到的奇珍异宝建成的一个金库。但法国人有常识，不会去打一场纸上谈兵的战争；他们小心谨慎，避免实践这套理论；他们对付理论家就像莫里哀对付医生一样：只请他开药方，而不吃他的药。他们中的强者只走自己的路。其余的人也在实践中坚持练习非常艰难的对位法，并且把他们的练习叫做奏鸣曲，四重奏，交响乐……“奏鸣曲，你要我怎么写？”———它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写一首奏鸣曲。它的思想是抽象的，无以名状的，紧紧对位，没有乐趣的。这正是一个律师心目中的艺术。克里斯托夫起先感激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现在却发现法国有许多小勃拉姆斯。这些音乐家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有责任心，有道德感。克里斯托夫离开了会场，觉得很受教育，也很无聊。很好，很好……
但会场外面，天气多么好啊！
然而，在巴黎到底还是有几个独立自主、脱离一切学派的音乐家。只有这些人才能引起克里斯托夫的兴趣。也只有这些人才能使他衡量出一种艺术的生命力。学派和社团表面上显示的只是流行的式样和生制硬造的理论。只有超凡脱俗、独立自主的艺术家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他们的时代和民族的真实思想。的确，为了这个缘故，一个外国人更难理解他们。
克里斯托夫头一回听到那部名作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法国人把那部名作吹得天花乱坠，有人甚至说那是十个世纪以来音乐界最伟大的革命……（一个世纪对他们说来算不了什么！其实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世纪……）
丹沃斐·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里斯托夫带到喜剧院去听德彪西的《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他们引以为荣地向他推荐这部歌剧，仿佛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告诉他：他听剧后，会发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歌剧已经开演了，他们还在不断地解释。克里斯托夫要他们住嘴，伸长了耳朵来听。演完了第一幕后，高恩的眼里闪烁着光辉问他：
“好，我的老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道：
“整个一出戏都是这样的吗？”
“是的。”
“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高恩叫了起来，说他没有文化修养。
“的确算不了什么，”克里斯托夫接着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怎么接下去呢？怎么站得住呢？只有和声非常细致。乐队的小效果很好，趣味很高。但整个说来算不了什么，的确算不了什么……”
他又接着听第二幕。慢慢地灯光亮了；他开始在昏暗中看出了一点东西。对的，他看明白了作者用清醒的意志来对抗瓦格纳狂热的理想，而瓦格纳汹涌澎湃的音乐把戏剧淹没了；他含讽带刺地怀疑：理想虽然做出了牺牲，但牺牲的东西是不是属于作者呢？他在作品中感到一种畏难情绪，作者想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懒得做出艰苦的努力，而瓦格纳的鸿篇巨构却是需要呕心沥血的。他也不是没有感到唱词的和谐、简朴、含蓄，虽然他觉得单调，作为一个德国人，他甚至觉得不真实———他发现唱词越要显得真实，越使人感到法国语言不适宜配乐，因为法语太重逻辑，太清楚，太明确，本身是个完美的世界，所以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了———然而，这种尝试能引起好奇心，克里斯托夫也赞成这种革新的精神，反对瓦格纳艺术过分夸张的作风。德彪西这位法国音乐家小心谨慎、含讽带刺地注意使强烈的感情只低声细语。爱情，死亡，都不高声大叫。只不过是旋律的曲线稍微震动一下，或者乐队像嘴角起皱似的颤抖一下，就可以意识到心灵深处正在演出的戏剧。人家会以为艺术家惟恐泄漏天机。他真是表达情趣的天才———不过偶尔，在法国人心中睡着了的马斯涅也会醒过来吐露衷情。那时，大家又会看到太黄的鬈发，太红的嘴唇———那是一些第三共和国大老板的女儿在扮演多情人了。但这种时刻是少而又少的：这是作曲家拘束得太久，不得不放松一下；一放松立刻又收紧了，作品流露的风格是千锤百炼后得到的单纯，一种并不简单的单纯，这是刻意求工的结果，是古老社会精工细雕的花朵。克里斯托夫这样的小蛮子哪能欣赏到个中真味的一半！尤其是整个诗剧使他恼火。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作小孩子，要人家给她讲童话。这不再是瓦格纳派的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粗头笨脑的女主角，像莱茵河畔的傻姑娘那样。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混血姑娘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模仿“纱笼”里的贵族小姐撒娇装憨，说什么“我的头发呀”、“我的小爸爸”、“我的鸽子呢”那一套交际花常用的莫名其妙的字眼。巴黎人的灵魂都在歌剧中反映出来了，并且美化了，可以看到他们没精打采、听天由命的形象，在闺房里涅?的阴影，软绵绵的忧郁伤感。至于意志却无影无踪了。没人知道他要做什么。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错！……”这些大孩子呻吟着。五幕歌剧从头到尾都在苍茫暮色中演出———森林，洞穴，地道，停尸间———岛上的小鸟从来不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温和，纤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烈的光线，太粗野的姿态、语言、感情、生活！……生活并不是高雅的。不能老是戴着手套生活呀。
克里斯托夫听见炮声卷地而来，就要粉碎这精疲力竭的文明，这奄奄一息的小希腊。
是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使他不顾一切地同情这部作品呢？作品使他感到的兴趣，超过了他承认的程度。虽然他走出戏院时口口声声回答高恩说：作品细致有余，细致有余，但是热情不够奔放，音乐也有所不足，但他尽量避免把《佩莱阿斯》和其他法国音乐作品混为一谈。在一片蒙蒙灰雾中，这一盏灯却大放光明，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他还看见别的灯光，有的强烈，有些奇光异彩，都在周围闪闪烁烁。这些鬼火使他摸不着头脑，他巴不得走过去一把抓住，看看光是怎么发出来的，但却不容易抓到。这些自由自在的音乐家，克里斯托夫越不理解，就越想了解，却越难接近。他们似乎并不需要别人同情，而克里斯托夫却富有同情心。他们除了一两个人以外，都不读别人的作品，都不理解，也不想要理解。几乎都各过各的，不管是由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现实，他们都脱离大众，关在狭窄封闭的小圈子里———不是傲慢，就是野蛮，不是厌恶，就是反感。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分裂成对立的小团体，并且不能共处。他们极端敏感，心眼太小，不能容忍敌人、对头、甚至朋友，老怪朋友的称赞不是太冷淡，就是太热烈，不是太庸俗，就是太偏激。要想满足他们，实在是难上加难。他们每个人结果都只相信一个评论家，只发给他评论执照，要他把自己当偶像崇拜，要他惟恐失去恩宠。偶像是千万碰不得的———他们只求自己了解自己，结果更没有别人了解。他们由于同伙和自己的捧场而得意忘形，变得面目全非，结果反而不能脚踏实地，意识不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到底掌握了多少艺术。明明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却自以为是在革新。一些精雕细琢的艺术家居然要和瓦格纳争个高低上下。他们几乎都是拔高身价的牺牲品。他们每天一定要跳得比头一天更高，比他们的对手更高。但跳高的成绩并不总能称心如意，而且只有几个同行感到兴趣。他们不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心上也没有他们。他们的艺术是脱离人民的艺术，他们的音乐只从音乐本身汲取营养。而在克里斯托夫看来———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没有什么音乐比法国音乐更需要外来的支持了。攀援植物不能没有支架；法国音乐怎能没有文学支援？音乐本身哪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生命液汁？她的呼吸短促，血液不够丰富，意志不够坚强。她像一个形容憔悴的女郎，需要精力旺盛的男子汉。但这位东罗马帝国的皇后亭亭玉立，面无血色，却穿戴得珠光宝气，前呼后拥的都是宦官：冒充风雅的文人学者和评论家。法兰西民族并不是生来就欣赏音乐的民族；二十年来为瓦格纳、贝多芬、巴赫或德彪西摇旗呐喊的人，并没有超出某一个阶层的范围。形形色色的音乐会，不惜血本掀起的音乐高潮，并不表明群众趣味发展的真正高度。这不过是超额的赶时髦，只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事，而他们也晕头转向了。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为数不多，并不是那些高谈阔论、大吹大擂的作曲家和评论家。在法国，真正热爱音乐的音乐家实在太少了！
克里斯托夫就是这样想的；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即使是在德国，也并没有更多真正的音乐家，在艺术上，重要的并不是成千上万毫不了解艺术的人，而是热爱艺术、自豪而又谦逊地为艺术献身的少数人。他在法国见到这少数人没有？无论是作曲家还是评论家，精英都是默默无闻、远离尘世、埋头工作的，像法朗克那样，像当代最有才华的作曲家那样，多少艺术家不见天日地度过了整整的一生啊！后来的新闻记者才能引以为荣地发现他们，并且自称是他们的朋友———这支任劳任怨的知识分子的小队伍，没有野心，不在乎自己，一砖一瓦地发掘法兰西的过去，或者致力于国家的音乐教育，为法兰西伟大的未来打下基础。多少人才华横溢，心灵丰富，热爱自由，喜欢新奇事物，如果克里斯托夫认识他们，那会多么令人心向往之啊！但他只偶尔见过两三个人才；他了解的只是他们受到歪曲的思想。他只见到他们的缺点，而且是艺术学徒和新闻贩子模仿、夸大了的缺点。
这个庸俗的音乐界最使他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谈论的问题没有别的，只是形式。关于情感、性格、生活，一句话也没有！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他的岁月流逝，就像音乐在他的血液中循环。音乐就是他呼吸的空气，就是他生活的天地。甚至他的心灵也是音乐；他爱的、恨的、忍受的、害怕的、希望的，一切都是音乐。一个音乐家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也是把肉体看做音乐的。情人使他神魂颠倒的眼睛不是蓝色、灰色，或褐色的，而是音乐；看到情人的眼睛，音乐家心里感到的是妙不可言的和音。这种内心的音乐比形之于外的音乐要丰富一千倍，琴弦比起心弦来，相差不知道多远。天才的高下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弱来衡量的，要看艺术这不完美的工具能使人多么热爱生活———但在法国，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一点呢？法国人是化学家，在他们看来，音乐似乎只是组合声音的艺术。他们以为书只是字母的组合。克里斯托夫听见他们说：要了解艺术，一定不要去了解人，他只好耸耸肩膀。他们却对这个谬论得意洋洋，以为这样可以证明他们懂得音乐。甚至古耶这个笨蛋也这样说，他从来搞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背得出一页乐谱！———他曾央求克里斯托夫解释这个不可思议的难题。现在，他居然来教训克里斯托夫说：贝多芬精神的伟大，瓦格纳感官的爱好，对他们的音乐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还不如一个画家的模特对图画的作用大。
“这就证明，”克里斯托夫急得不耐烦地答道，“在你看来，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伟大的热情也一样！可怜的家伙！你想不到美丽的脸给肖像画增加了多少美，伟大的心灵为反映心灵的音乐又增加了多少美吗？……可怜的家伙！……你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作品技巧好，内容对你就无关紧要？……可怜的家伙！……你就像有些人不听演说家讲什么，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地看他的手势，却说他讲得好极了一样！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该死的笨蛋！”
但使克里斯托夫恼火的不只是一家的理论，而是所有的理论。他厌恶空洞的争辩，厌恶音乐家永远谈论音乐，除了音乐以外不谈其他。那简直会使最好的音乐家也厌倦的。克里斯托夫像俄罗斯音乐家穆索尔斯基一样，认为音乐家不应该时时刻刻只想到对位与和声，而应该读读好书，体验体验生活。一个音乐家只搞音乐是不够的，这样他并不能掌握时代的精神，高出于一片空虚之上……应该生活！体验全部生活！要观察一切，了解一切。要热爱、追求、掌握真理———真理是战神美丽的女儿，骑士的女王，你要吻她，她就咬你。
空谈音乐已经谈得太多，制造和音的工场也太多了！厨房里和音的杂烩不会教人发现新的和音，和音不是魔鬼，而是活人！
他转过身去，不理会这些瓦格纳派的博士，他们想从蒸馏器和玻璃瓶里孵化出小妖精来；他赶快溜之大吉，别了法国的音乐界，设法去了解法国的文坛和巴黎的社会。
克里斯托夫最初是从日报上———像成千上万在法国的人一样———了解当代法国文学的。因为他急于尽快了解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进修法语，他就硬要自己认真阅读据说是最有巴黎风味的报纸。头一天，他在骇人听闻的社会消息版读到一个新闻，叙事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栏，报道的是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乱伦的事，但读来不足为怪，反倒写得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又在这张报纸上读到另一个父亲和他十二岁的儿子跟同一个姑娘上床。第三天，他读到的是兄妹乱伦的新闻。第四天，是两姊妹搞同性恋。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一扔，对西尔伐·高恩说：
“啊！你们这是什么新闻？难道都是病态？”
西尔伐·高恩笑了起来说：
“这就是艺术。”
克里斯托夫耸了耸肩膀：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一点也不是。你自己看吧！”
他给克里斯托夫看一份最近的关于“艺术与道德”的调查报告，结果人们答道：“爱情使一切圣洁化”，“肉欲是艺术的起因”，“艺术不可能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反复灌输的陈规陋矩”。还有人说最重要的是“异乎寻常的欲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人来函，都说一些描写妓院风情的小说是纯洁无瑕的。某些答问的文人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严肃的评论家。一个有家室产业的天主教诗人，居然用艺术家的名义祝福一部精心描绘希腊堕落风气的作品。一些抒情的广告大事宣扬一些不遗余力地展示历代伤风败俗的小说：罗马，亚历山大，拜占庭，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简直是无美不备，一应俱全了。另外一系列文章研究世界各地的风情：有些认真的作家用修道士的耐心来研究全球五大洲的销魂场所。在这些研究情欲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家当中，有的是与众不同的诗人，有的是无懈可击的作家。但若不是他们卖弄学问，那是看不出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他们用无可非议的字眼来描述的，却是古代低级下流的风气。
令人痛苦的是看到一些老实人，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在法国文坛上名不虚传地享有盛誉的文人，居然也改行来搞他们并不熟悉的东西。某些人学别人的样，拼命写些肮脏下流的故事，让晨报分期连载。他们像母鸡下蛋一样，到期总有产品，每星期一两篇，一拖就是几年。他们下蛋，下蛋，下蛋，等到无蛋可下，无话可说，他们就绞尽脑汁，要生制硬造一些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东西，因为群众已经吃饱了，什么好菜都吃腻了，不久就会发现想像出来的最荒淫无耻的花天酒地也不足为奇，一定还要不断地抬杠———和别人抬杠，和自己抬杠———于是他们下蛋下得出血了，连肠子也拉出来了，叫人看了啼笑皆非。
克里斯托夫不了解这场悲剧的内幕；即使了解，他也不会大发慈悲，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一个艺术家为了钱而出卖艺术……
（“即使是为了保证亲人的幸福也不行吗？”
“不行！”
“那太不近人情了。”
“这不是人情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人情！……上帝保佑你这种没有骨气的人情吧！……一个人不能同时爱二十样东西，也不能同时侍奉好几个上帝！……”）
在苦干的生活中，德国小城就是克里斯托夫的小天地，他走不出小城，所以想不到巴黎艺术界的腐化堕落几乎在所有大城市都是一样；认为“德国是贞洁的”，而“拉丁民族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又在他心中抬头了。西尔伐·高恩如果要指出德意志帝国的丑事，上层阶级的腐败野蛮，荒唐无耻，那就有好戏看了。但西尔伐·高恩没有想到利用这一点，他觉得德国也不比巴黎的风气更触目惊心。他含讥带讽地想道：“各有各的习惯。”所以他觉得他生活环境的习俗也不足为怪；克里斯托夫却把习俗当做民族性。当然他会像德国同胞一样，把腐蚀各国精神贵族的溃疡病看成是拉丁民族艺术独有的缺陷或罪恶。
头一次和巴黎文学的接触使他感到痛苦，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忘记。然而，并不是没有好作品，好作品却不是某个作家所谓的“基本上是消愁解闷的闲书”。但最美的最好的书，克里斯托夫一本也看不到。好书并不迎合西尔伐·高恩的口味；也不在乎这种读者，这种读者也不在乎好书，于是彼此两免。西尔伐·高恩从来没对克里斯托夫谈过好书。说真心话，他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体现了法国的艺术，除了他们承认的大作家以外，法国就没有人才，没有艺术，甚至没有法国。法国文坛的桂冠诗人，克里斯托夫一个也不知道。小说家哩，不低级庸俗的书他只看到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但他对法语还不够熟悉，欣赏不了他们深刻的讽刺和敏感的思维。他只能好奇地瞧瞧法朗士花房里栽培的橘子树，还有巴莱斯精神墓园里星罗棋布的弱不禁风的水仙。在高不可攀而又愚不可及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闻得到一股单调而世俗的神秘气。他摇摇头，掉进了左拉浪漫主义的泥流，才伸出头来，又给泛滥的文学洪流淹没了。
从这些洪水淹没的平地上闻得到女人的气味。那时，文坛宝座上坐的多是女人或是会写女人的男人———女作家如果能老老实实写出男作家看不到、写不出的女性心灵深处，那本来是妙不可言的。但很少女作家敢这样写；大半女人写作都是为了勾引男人；她们在书上和在客厅里一样说谎；她们涂脂抹粉，美化自己，和读者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自从她们没有可以忏悔、可以吐露隐私的神甫以来，她们只好把私情告诉读者。于是小说多如雨下，几乎都是低级下流、装模作样的，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字里行间闻得到香水店的气息，亲亲热热、甜甜蜜蜜的虚情假意。这股气味充斥了法国文学。克里斯托夫不禁和歌德一样想：“女人愿写诗文就写诗文吧！但男人可不能写得像女人啊！那才叫我受不了呢。”他厌恶鬼鬼祟祟的调戏，献媚撒娇，故作多情，为毫无趣味的人浪费心血，矫揉造作，放肆无度，他厌恶这些赶大车的心理学家。
但克里斯托夫心里明白他还不能做出判断。市场上的喧嚣震得他耳聋眼花。他不可能在喧哗声中听到美妙的笛音。其实，在这些肉感的作品当中，也隐藏着在青天下微笑的山峦起伏，隐藏着才气和韵味，生活的甜蜜，风格的细致，像班吕琪和小拉斐尔画中情窦初开的青年，眼睛半开半闭，对着他们的爱情梦微笑一样。克里斯托夫看不见隐藏的微笑。没有什么形迹显示了这内在的潜流。甚至一个法国人也很难看得出来。因此，他只看得见泛滥成灾的作品，简直成了公害。大家似乎都成了作家，无论男女老幼，军官戏子，头面人物或文抄公。真是写作成风。
克里斯托夫暂时不想表态。他觉得西尔伐·高恩这样的向导只会把他引入迷津。他在德国和文学界打交道的经验使他正当地存有戒心；对书籍杂志他都抱怀疑态度：天晓得这些书刊能代表多少闲人的意见？说不定作者就是作品的惟一读者呢？戏剧更能使人正确了解社会，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戏院好比巨人的饭店，不够满足两百万人的胃口。巴黎有三十多家大戏院，不算各区的演出场地，咖啡音乐厅，各种游乐场所，还有一百多个小剧场，差不多都是夜夜客满。演员和职员有一大堆。光国家资助的四大剧院几乎就有三千人，每年开支要一千万法郎。整个巴黎都是蹩脚演员的用武之地。每走一步，都会看到他们无数的照片、画像、漫画，全在扮着怪相；到处都会听到留声机播放他们哼哼哈哈的声音；都会读到报上宣传他们对艺术和政治的高见。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报上发表他们的英雄业绩，家庭琐事。在普通的巴黎人当中，这些无所事事的大孩子靠互相模仿过日子，沐猴而冠，当家做主；而剧作家只不过是他们的随从而已。于是克里斯托夫请西尔伐·高恩带他到这个光怪陆离的戏剧王国去见见世面。
不料西尔伐·高恩这个向导，在戏剧方面也并不比在书籍方面更加胜任，带给克里斯托夫的头一个印象是：巴黎的戏剧界和出版界一样令人反感。似乎到处都出卖智力，就像卖淫一样。
娱乐商有两派。一派是老式的，带有民族色彩，喜欢说些粗话脏话，毫无顾忌，嘲笑丑八怪、大肚皮、畸形人、超短裤，说些兵营里的笑话，加油加酱，加胡椒粉，谈发臭的烂肉肉包用的房间———他们把这叫做“男子汉的直率”，以为演了四幕母狗下崽的丑戏之后，在最后一幕乌七八糟地使淫乱的妻子回到合法丈夫的床上，这样就算调和了放荡行为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只要不犯法，也就不算违反道德———这样直言不讳，轻描淡写，把婚姻和放荡混为一谈———这就是高卢人的派头。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加巧妙，也就更加令人恶心。戏院里多的是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他们把各种感情拼凑在一起，这是世界主义蜕化变质的一个明显标志。有些儿子羞与父亲为伍，就拼命否定父子本是同根生，结果没有辜负他们的苦心，居然成功。摆脱了百年来的心灵联系之后，他们剩下来的人数不多，只好把其他民族的智力和道德品质拼凑起来，好像一个拼盘，或者是西班牙的大杂烩，据为己有，并且洋洋得意。巴黎戏院当家做主的人善于把垃圾渗入感情，使道德闻起来有一股罪恶的臭味，罪恶闻起来有一股道德的香味，使得男女老幼、家庭感情的关系都颠倒了。这样一来，他们的艺术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又香又臭，非常难闻，他们把这叫做“非道德主义”。
那时，他们喜欢的角色是自作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有形形色色的画像。在描绘这类人物时，他们有机会显示细腻入微的功夫。有时，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女儿推心置腹，大谈他的情妇；女儿也对父亲谈她的情夫，他们不像父女而像兄妹一样互相出主意；父亲教女儿通奸，女儿给父亲的情妇拉皮条，求她改邪归正，回到她父亲的身边来。有时，一本正经的老头子成了情妇的知心人，和她大谈她的情夫，求她讲她的淫荡故事，结果居然听得乐而忘返。还有一些情夫是十足的正人君子，在以前的情妇家当总管，她们有外遇时，还替她们站岗放哨。社交场上的女人都是小偷。男人靠妓女养活，女人搞同性恋爱。这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在有钱人的社会———人家只看得起这种社会。只有这种社会能在豪华诱人的包装之下，出卖冒牌货色。就是这样，伪劣商品经过精心包装居然成了抢手货，少妇和老头都心花怒放。但是从中闻得到后宫的香气和死尸的臭味。
他们剧本的文风也是乌七八糟的，简直不在剧中的情节之下。他们把四面八方、五花八门的表达方式捏造成了一种混杂的黑话，显得既大有学问，又土里土气，既古典，又抒情，既黏黏糊糊，又低级下流，驴唇不对马嘴，矫揉造作，简直是粗俗话和俏皮话的大杂烩，听起来像是外国人的口气。他们冷嘲热讽，有本领逗人发笑，但是显得不大自然；不过他们心灵手巧，还是能把一个五光十色的巴黎呈现在世人眼前。虽然他们宝石的水色不够晶莹，虽然镶嵌几乎总是叠床架屋，怪里怪气，但至少在灯下还有珠光宝气，而有这一点就够了。再说，他们人都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可惜有点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后面的生活使他们的眼睛变了形，习惯于用放大镜来看感情，把小东西都扩大了，而大东西反倒看不见；他们显然喜欢镶金镀银的铜箔，他们只会描写冒充高雅的暴发户心目中的典型风流：那就是一小撮疲于寻欢作乐、惹是生非的恶棍，你争我夺，要享受偷来的财富和无耻的女人。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的本性不知道受了什么神秘的感召，恢复了遥远的生命而觉醒了。于是古老的时代和古老的种族混为奇妙的一体，沙漠的呼吸吹过了海洋，带到巴黎人床头来的是：土耳其市场的怪味，金光灿烂的沙土，稀奇古怪的幻想，令人心醉的肉感，咒语的强大威力，只差一步就要发作的怒气冲冲的神经病，破坏一切的疯狂症———就像囚居了几百年的力士撒姆逊突然发出狮吼，推倒神庙的支柱和敌人同归于尽一样。
克里斯托夫掩住鼻子，对西尔伐·高恩说：
“这里头倒是有力量；但也有臭味。够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别的吧。”
“什么？”西尔伐·高恩问道。
“去看看法国。”
“这不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可能是。”克里斯托夫说，“法国不是这个样子的。”
“法国也是和德国一样的。”
“我不信。一个这样的民族生存不了二十年，闻起来已经糜烂了。一定还有别的。”
“没有更好的东西了。”
“一定有。”克里斯托夫硬不让步。
“哦！我们还有些高级人，”高恩说，“也有合他们口味的戏剧。你要看吗？我带你去。”
他把克里斯托夫带到法兰西剧院。
那天晚上，剧院演出的是用散文写的现代喜剧，探讨一个法律问题。
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夫就搞不清楚演的是什么剧。演员的声音太洪亮、缓慢、庄重、呆板、不近情理；每个音节都一顿一挫，仿佛是在教朗诵课；又像在念节拍分明的六音步诗句，每个音步都演悲剧似的要停一停。他们的姿势庄严隆重，几乎像神甫在传道说教。女主角披着无袖的晨衣，好像希腊式的披风，举起胳臂，低下头颅，似乎一直在演杀父娶母的俄狄甫斯的女儿，永远露出了牺牲的苦笑，用美妙的女低音抑扬顿挫地发出最深沉的音调。高贵的父亲走着剑术师的步伐，严肃得像在参加葬礼，穿着浪漫主义的黑色丧服。年轻的男主角毫无感情地压紧喉咙逼出了哭声。剧本的风格像报刊上的悲剧：抽象字眼，官样文章，学究式的转弯抹角。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意外的喊叫。从头到尾都像钟表一样机械，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是提纲挈领的剧本，只有剧本的骨架子而没有血肉，全是书上的文字。讨论想要显得大胆，其实畏首畏尾，暴露了打肿脸充胖子的小市民心理。
女主角嫁了一个配不上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孩子，离了婚，又改嫁了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剧本想要证明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离婚不但要受到舆论的批评，也会受到天性的责备。要证明这点并不难：作者设法安排前夫出其不意地又占有了一次前妻。然后，按照常情，前妻应该羞愧交加，更爱后夫，但是，作者却违反天性，提出了一个英雄意识的问题。道德就这样不值钱吗？真是违反天性！法国作家似乎并不熟悉什么是道德，一谈起来就走调；简直没有办法叫人相信。人家会以为看到的是高乃依剧中的英雄，悲剧中的国王。这些男女主角难道不是国王吗？男主角都是百万富翁，女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个公馆，有两三个别墅。对这种作家说来，财富就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道德。
在克里斯托夫看来，观众似乎比剧本还更怪。不管故事多么不近情理，他们都看不出。只要喜剧演员做个怪相，他们就笑。只要悲剧演员呜咽、怒吼，或者晕倒，他们就照例擦鼻涕，咳嗽，感动得流眼泪。
“人家还说法国人轻浮呢！”克里斯托夫走出剧场时高声说。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西尔伐·高恩嘻嘻哈哈地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看，法国还是有道德的。”
“这算什么道德！”克里斯托夫叫了起来，“这只是耍嘴皮子。”
“在我们这里，”西尔伐·高恩说，“剧场的道德总是耍嘴皮子。”
“这是法院的道德，”克里斯托夫说，“谁会耍嘴皮子，谁就会打赢官司。我恨耍嘴皮子的律师。法国难道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看诗剧。
法国有的是诗人，甚至有大诗人。但剧院不是为诗人，而是为拼凑音韵的作者才开的。剧院和诗的关系，就像歌剧和音乐的关系一样。柏辽兹说得好：剧场是“荡妇卖笑”的地方。
克里斯托夫见到的有以卖淫为荣的王妃，据说她们和登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圣洁———有朋友之妻可以欺的三角关系———有戴绿帽子的英雄（这类典型人物像贞洁的妓女，已经成了欧洲的产品；马克国王的先例使他们晕头转向，就像猎神于贝尔的鹿一样，他们出现时头上还有光环）———克里斯托夫还见到一些风流女郎，她们像《熙德》中的女主角，不能解决感情和责任之间的矛盾；在感情上她们爱新的情夫，但她们有责任留在旧的情夫身边，而旧情夫只是一个出钱受骗的老头子。结果，她们还是高尚地选择了责任———克里斯托夫认为这种责任感和肮脏的利害关系没有多大差别，但观众却觉得心满意足。他们只要听到“责任”这两个字就够了，并不在乎实际：只看招牌，不看货色。
这种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居然反常地和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协调一致。就是这样，巴黎观众一切都得到了满足：精神上的淫荡，口头上的道德———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还是口头重于精神。耍嘴皮子能使他们愉快。只要听到妙语如珠，他们宁可挨顿鞭子也不在乎。不管是善是恶，是离奇古怪的英雄主义，还是荒淫无耻的下流行为，只要用抑扬顿挫的音韵和华而不实的字句包上一层糖衣，他们就会全都囫囵吞下。一切都可以变成诗句，变成词藻，变成游戏。当雨果发出他的雷鸣时，立刻（正如他的门徒孟德斯所说的）就有人拿出弱音器来，结果连小孩子听了这种雷声也不会害怕。（门徒居然深信不疑，以为这样做是在维护雨果的名声。）———在他们的艺术里，永远感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使一切都世俗化了：爱情、痛苦、死亡，都变得很肤浅。就像在音乐方面一样———比音乐还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所以相对而言还比较幼稚———他们最怕听人家“已经说过”的话。最有才华的作者只是专心致志，冷冰冰地反原意而用之。他们的灵丹妙药说穿了也很简单：那不过是选一个传说或者一篇童话，把正面的改成反面的就得了。比如传说中的蓝胡子杀过六个妻子，作者就改成六个妻子联合起来打蓝胡子；荷马史诗中的独眼巨人被希腊英雄刺瞎了眼睛，作者却改成巨人瞎了眼是为了牧羊人的幸福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在形式上下工夫。在克里斯托夫看来（他还算不上一个好评论家），这些形式主义者不过是东偷西抄，卖弄雕虫小技而已，算不得什么大家，既没有独创的风格，也缺乏广度和深度。
没有什么诗人像英雄剧的作者这样睁开眼睛说瞎话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非常可笑：
重要的是，有伟大的灵魂，
鹰的眼睛，高而宽的脑门，
容光焕发，庄严，威风凛凛，
多情的心弦，多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使人相信英雄当真是这样的。他们用浮夸的辞令当外衣，长长的翎毛做装饰，挎着白铁的长剑，戴上纸糊的头盔，在剧场门口作滑稽表演招徕观众，这就是无聊得不可救药的沙杜，胆大脸厚的剧作家，在把历史演成滑稽剧。在现实生活中，哪里找得到西哈诺这样荒唐得为情敌写情书的英雄主义？这些家伙搞得天翻地覆，从坟墓里挖出了拿破仑和他的军团，神圣同盟那一伙强盗，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这些蹂躏世界的旋风人物———众星捧月似的捧出一个丑角，丑角在大屠杀中面不改色，前呼后拥的都是雇佣来的人马，俘虏来的后宫佳丽，这样一个角色居然会为十几年前一见钟情的一个傻丫头丧魂失魄！———再不然就是捧出反复无常的亨利四世国王来，但却说他是因为情妇不爱他而自杀的。
就是这样，剧作家演出了内宫的帝王和英雄。就是这样，波斯王大流士时代名不虚传的大傻瓜果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些牛皮大王———这些歌颂虚构的英雄主义、不可能的英雄主义、与真理为敌的诗人……克里斯托夫不胜惊讶地发现：自称感情细腻的法兰西人，居然感觉不到这有多么可笑。
但更可笑的是：宗教也风行一时了。到了四旬斋期，喜剧演员在欢乐大舞台朗诵鲍舒哀的《悼词》，还有风琴伴奏。犹太作家为犹太女演员写圣女泰雷兹的悲剧。鲍第尼剧院演出《耶稣受难之路》，杂耍剧场演出《圣婴耶稣》，圣·马丁门戏院上演《耶稣殉难》，奥狄安剧院上演《耶稣基督》，奇花异葩园演奏一系列基督的组曲。一个色情诗人居然在夏德莱剧院滔滔不绝地大谈《赎罪》。当然，在全本《福音》中，这些赶时髦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总督比拉德和玛德琳的那一段：“真理在哪里呢？”于是圣母疯了———不过马路上演出的基督会耍嘴皮子，口若悬河。
克里斯托夫说：
“这简直是糟糕透顶。凭空捏造到了这个地步。我要憋死了。赶快出去吧！”
但在现代工业的产品中，依然屹立着伟大的古典艺术，正如今天在罗马自命不凡的建筑物中，还有古代庙宇的断垣残壁一样。可是除了莫里哀以外，古典作品对克里斯托夫说来，还是高不可攀。他还不能欣赏法语的妙处，因此很难欣赏法兰西民族的才华。最难理解的是十七世纪的悲剧———对法国的这一门艺术，外国人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悲剧是法国艺术的中心。他觉得法国悲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冷冰冰，干巴巴，卖弄学问，矫揉造作，令人反感。动作不是太少，就是过头，人物不是抽象得像修辞学上的议论，就是淡而无味，像社交场上女人的谈话。剧本只是古代事迹和古代英雄的漫画。琳琅满目的都是抽象的理性，具体的理由，巧妙的诡辩，细致的心理，过时的考证。到处都是长篇大论，长篇大论，长篇大论，法国人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说来似乎是个讽刺，克里斯托夫并不在乎谁是谁非，他对辩论不感兴趣；高乃依的《西那》剧中两个大臣，一个支持罗马皇帝退位，一个反对，这两个只会辩论的机器人到底谁得了最后胜利，和克里斯托夫有什么关系呢？
他发现法国观众和他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对悲剧热烈地鼓掌。这并不能消除他对悲剧的误解，他通过观众了解戏剧，而他在现代的法国人身上看出了某些特点，虽然有点变形，却是和古典剧中的人物所共有的。正如锐利的眼光在风流美人的老脸上可以看出她女儿清秀的面目，但却不会对憔悴的老妇面孔产生爱情的幻觉一样！……法国人像天天见面的一家人，不会发现彼此多么相似。但对克里斯托夫说来，这给他的印象太深，他并且把相似之处夸大了，结果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当代艺术中出现的似乎是古代伟人的漫画；结果伟大的古人在他心目中真成了漫画中的人物。他再也分不清高乃依和他嫡系的浮夸诗人，他们到处都夸大崇高而荒谬的良心。他也分不清拉辛和后代的巴黎心理学家，他们总是自命不凡地扪心自问。
这些法国的老学生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品。评论家没完没了地讨论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拉辛的《费德尔》。他们一点也不厌倦。老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还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一套。这种情形天长地久，似乎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对祖先的崇拜是这样根深蒂固的。对其他的天下事，他们都漠不关心。多少人除了路易大帝时代的法国作品以外，什么书也不读，什么东西也不愿读！他们的剧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德国的克莱斯特，奥国的格里尔帕莱尔，瑞典的史特林堡，西班牙的洛泼和嘉台龙，不演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名家的作品，只有古希腊是例外，因为他们说自己是希腊文化的继承人———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有时他们也觉得需要上演莎士比亚，但时间越隔越久。这是他们的试金石。莎剧有两派演法：一派演《李尔王》，用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手法把悲剧演成喜剧；另外一派把《哈姆雷特》演成歌剧，唱着维克多·雨果式的辉煌曲调和练音曲。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实本身可能就有诗意，对于洋溢着生命的心灵来说，诗就是脱口而出的语言。他们反倒觉得莎士比亚不真实，还不如赶快回头演洛斯当好。
当然，二十年来，也有人努力要改革戏剧：巴黎的文学小圈子扩大了一点，文学也装出大胆的样子要扩大接触面。有两三次，在外界的混战、大众的生活冲击之下，传统的帷幕甚至撕开了裂口。但是他们赶快把裂缝补好。他们是些怕事的老头子，不愿看到现实的真相。适应社会潮流的思想，遵循古典的传统，精神上和表面上都是例行公事，不肯认真一抓到底，使他们的大胆行动不能贯彻始终，总是半途而废。最尖锐的问题也变成了巧妙的游戏，最后都成了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到了他们的露天舞台上，易 卜生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托尔斯泰传道说教的好人，尼采的超人，这些伟大人物留下了多么可怜的影子啊！
巴黎的作家自寻烦恼，妄想标新立异。其实，他们都是守旧派。欧洲的文学没有哪一国像法国那样笼罩在“永恒的昨天”、过去的阴影之下：无论报章杂志，国家剧院，或学士院，都是一样。巴黎在文学上，正如伦敦在政治上，只要欧洲思想过于激进，就会立刻刹车。法兰西学士院是一个英国上议院。旧时代的制度坚决要把过时的规章强加在新社会身上。革新派不是很快受到排挤，就是改邪归正，被同化了。他们其实求之不得。即使政府在政治上装出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让学院派牵着鼻子走的。学院派只受到小宗派的反对，而且反对并不得力。因为小宗派里只要有一个人可能跨进学士院，就会变得比别人更像学院派。再说，不管一个作家是本派的先锋还是后卫，其实都是本派思想的俘虏。他们耳目闭塞，跳不出学院派或革新派信条的牢笼，说来说去，终归是眼光短浅，难分上下。
为了使克里斯托夫觉醒，西尔伐·高恩要带他到特种戏院去看奇妙的表演。那里可以看到凶杀，强奸，发疯，酷刑，挖眼，开膛剖肚，看到惊心动魄的、文明人心灵深处埋葬的兽性。这种表演特别吸引社交场上的漂亮女人———这些女人无所用心，可以一连几个下午关在法院沉闷的审判庭里，嘻嘻哈哈说长道短，叽叽咯咯嚼着糖果，听着骇人听闻的案情。但克里斯托夫非常恼火，他不肯去。他越深入法国艺术，越闻得到一股气味，一开始就触鼻，虽然隐隐约约，但是阴魂不散，令人气憋，那就是死的气息。
死的阴魂无所不在，在荣华富贵中，在声色犬马中。克里斯托夫能解释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厌恶某些法国作品了。并不是因为作品不道德。道德，不道德，非道德———这些字眼没有什么意思。克里斯托夫从来没有发表过道德理论；他过去喜爱的大诗人、大音乐家并不是小圣人；如果他侥幸碰到一个大艺术家，他也不会打听他犯过什么错误，而是问他：
“你身体好吗？”
身体好是最重要的。“如果诗人病了，让他先治病吧，”歌德说得不错，“病好了才会写。”
巴黎的作家都有病；如果有一个没病的，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要隐瞒情况，装出病来。他们的病并不表现在他们艺术的某个方面———比如说喜欢享乐，思想极端放肆，批评精神有破坏性。这些表现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说明人有病，也可能说明没有病，但都不带致病的病菌。如果致死，那不能怪这些思想精神，而要怪有这些思想精神的人，怪他们使用不当———克里斯托夫自己也喜欢享乐。他自己也喜欢自由放肆。他大胆支持的放肆意见，曾经惹得德国小城群起而攻之；但同样的放肆意见，现在得到巴黎人的大胆支持，他却觉得讨厌了。意见并没有改变。但听起来却不一样，克里斯托夫迫不及待地要摆脱过去大师的束缚，要向虚伪的道德和美学宣战的时候，并不像这些才子一样当做儿戏；他是认真的，非常认真的；他反抗的目的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丰富的生活，未来时代的生活。而这些才子呢，一切反抗只是为了毫无意义的享受。毫无意义。毫无意义。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们花天酒地的享受只是浪费思想，浪费感觉。他们的艺术光辉灿烂，洋溢着聪明才智———形式当然是美的，这种美的传统连外来的泥石流也冲不垮———说戏剧他们有戏剧，说风格他们有风格，他们的作家都懂行，他们的文人都会写，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本来都有力量，现在的骨架子也相当漂亮。但只剩下骨架子了。铿锵悦耳的文字，抑扬顿挫的文句，在一片空虚中互相冲突而发出金石声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夸夸其谈的感觉。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只能满足自私自利的享受而已。这只是在走向死亡。这种现象就和法国人口急剧减少的现象一样，欧洲人看着，等着，只是不说破而已。多少聪明才智，细腻感觉，可惜都像手淫一般，是白白浪费精力！他们却不觉得，反倒笑了。只有这点使克里斯托夫放了心，这些人还会笑呢；他们还不是没有希望。如果他们假装正经，他倒更加恼火；他最恼火的是看到一些作家把艺术当寻欢作乐的工具，却摆出一副传教士的面孔，仿佛是在无私奉献。
“我们是艺术家，”西尔伐·高恩讨好卖乖似的说了又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除了纯洁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旅游，发现一切都有趣味。对人生难得的、令人销魂的欢乐，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追求。总而言之，我们是天长地久、一生爱美的唐璜。”
“你们是伪君子，”克里斯托夫到底反对了，“请恕我直说。我本以为只有我们德国人口是心非。在德国，我们口头上老是谈理想主义，实际上追求的却总是物质利益；我们自欺欺人，说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我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私利。不料你们更坏：你们用‘艺术’和‘美’的名义来掩饰你们民族的奢侈淫逸，却不用‘真理’、‘科学’、‘知识分子的责任’来掩人耳目，而是对你们自命不凡的追求可能产生的后果撒手不管。为艺术而艺术！……美的信仰！但这只是强者的信仰。艺术吗？那要抓住生活，就像老鹰抓住小鸡，飞到空中，才能进入清澄世界！……但要抓住猎物，一定得有锐利的爪子，巨大的翅膀，坚强的信心。而你们不过是些麻雀，好不容易找到了腐烂的尸体，当场啄得七零八落，还要叽叽喳喳，争个没完没了……为艺术而艺术！……该死的东西！艺术并不是过路的牛羊都可以吃一口的草料。当然，艺术是一种享受，是最令人心醉神迷的享受。但只有经过搏斗才能得到艺术的奖赏，只有胜利的强者才能戴上艺术的桂冠。艺术是征服生命，是生命的君主。一个人想要做恺撒，一定要先有恺撒的心胸。你们只是些舞台上的君主，你们在扮演一个角色，这你们自己也知道。演员用畸形变态来争名夺誉，你们也制造了变态文学。你们用感情来培植你们民族的病态：害怕吃苦，贪图安乐，喜欢色情，不切合实际的人道主义，在销魂中消磨志气，丧失了一切行动的力量。你们把人一直带进鸦片烟馆。你们分明知道，却不说出来：路的尽头就是死亡———那好，我来说穿了吧：死亡不是艺术。艺术要人生活。但你们最老实的作家也是些胆小鬼，即使取掉了蒙眼布，他们也装作看不见，居然厚着脸说：
“‘的确危险，我也承认，里面有毒；但是也有才华。’”
这就像法官在法庭上对罪犯说：
“‘的确有罪；但他多么聪明！……’”
克里斯托夫寻思：法国的评论到底起什么作用？他们并不缺少评论家；艺术界的评论家尤其多。大家几乎看不见艺术作品，只看到艺术评论了。
一般说来，克里斯托夫对评论界并不买账。他已经很难承认这伙艺术家有什么用，不过是现代社会的第四或第五等级罢了，他在他们身上看出了消沉时代的迹象，因为他们把观察人生的责任都委托给了别人，连感觉都请人代替了。他更难过的，甚至有点难为情的是：他发现这个社会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映像，而只会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映像，也就是说通过评论去看人生。如果这些映象靠得住倒也罢了。但评论家反映的只是周围靠不住的群众心理。就像博物馆的镜子除了照着天花板上的油画以外，照得更多的是观众好奇的面孔。
有过一个时期，评论家在法国有很大的影响。群众对他们俯首听命；几乎把他们当做比艺术家更高级、更聪明的艺术家———似乎艺术家都不聪明———然后，评论家越来越多，数不胜数；结果预言泛滥成灾，祸延评论了。等到这么多评论家个个都说：“真理只我一家，别无分店。”大家就不相信，结果他们自己也不信了。他们灰心丧气，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头一天他们还说什么都知道，现在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还以不知为荣，洋洋得意。勒南曾经教训这一代软骨头说：才肯定就否定，或至少要怀疑，这就叫做潇洒。这是圣·保罗所说的那些“先说是，后说非”的人。法国的精英听到这骑墙派的信条大喜若狂。思想懒惰和性格软弱都找到了借口。大家再也不说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聪明是糊涂。大家只说：
“可能如此……并不是不可能……我不知道……我不保证。”
如果上演一出坏戏，他们也决不说：
“这是一出坏戏。”
他们只说：
“斯加纳尔先生，请你改个说法。我们的理论要求不把话说死；因此，你不该说：这是一出坏戏，而是该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出坏戏……但我不能肯定它坏。也许它是一台好戏。谁敢说不是呢？”
这样就不怕人家责备他们对艺术专横霸道了。从前，席勒曾经教训过他们，他老实不客气地提醒蛮不讲理的评论界：
仆人的职责：
首先，王后驾到之前，要把屋子收拾干净。赶快动手！打扫房间。不是叫你们来白吃的。
等她一到，你们这些奴才赶快滚出门去！老妈子怎么可以坐上娘娘的宝座！
应当为今天的奴才说句公道话。他们没有坐上娘娘的宝座。人家要他们当奴才，他们就当奴才———不过是些不好的奴才，什么也不打扫；房里乱七八糟。他们袖手不管整齐清洁的事，反要他们的主子、神圣的选民代劳。
说句实话，一段时间以来，有个反对当时思想混乱的运动已经初露端倪。有几个人虽然力量薄弱，却坚决要为公众的心理卫生奋斗；不过克里斯托夫在他所处的环境里是看不到的。再说，这些人说话没人听，反倒给人取笑。好不容易有个把生气勃勃的艺术家起来反对流行的病态艺术，病态作家们就群起而攻之，用群众的欢迎做他们的挡箭牌。反对派只好闭上嘴巴。群众已经表态了：这是艺术上的最高法令！偏偏没人想到：群众受骗为骗人的作者作证，是不算数的；艺术家应该引导群众，而不该是群众引导艺术家。数字成了宗教———观众的数目和票房的收入———统治了这个商业化民主的艺术思想。评论家也紧紧跟在作家后面，奴颜婢膝地说：艺术品的主要作用是讨人喜欢。成功就是法律；受欢迎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努力要预测娱乐场上行情的涨落，要从群众眼里看出他们对作品的评价。妙就妙在这里：群众也在打量评论家，想从他们眼里看出应该如何评价作品。就是这样，双方互相打量，在对方眼里只看到自己毫无把握。
然而，这时最需要的却是大胆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里，风气的力量巨大无比，潮流永远滚滚向前，不像在一个守旧的国家，潮流还有倒退的时候；因此，虚伪的思想自由扶摇直上，势不可挡。群众无法表示意见；其实他们心里反感；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灵魂深处的秘密。如果评论家有勇气，如果他们敢说实话，那会有多大的力量啊！一个强有力的评论家（克里斯托夫这个强有力的年轻人心里想），几年之内就可以成为左右公众趣味的拿破仑，把有病的艺术家都扫地出门，送到养老院去。但是你们不再有拿破仑了……首先，你们所有的评论家都生活在污染的空气中，不再感到空气已经污染了。其次，他们都不敢说话。他们大家都是熟人，成了一个集体，应该互相照顾，不能离群独立。要独立，就得放弃社交生活，甚至失去友谊。在一个软弱的时代，谁有这种勇气呢？为了坦率的批评可能引起许多麻烦，那值不值得呢？谁愿意为了尽责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谁敢对抗舆论，和公众的愚昧做斗争，揭穿胜利者的平庸，保卫孤立无依、受尽欺压的无名艺术家，强迫奴颜婢膝的人去当家做主呢？———在头一夜上演一出戏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在戏院的走廊里听见评论家的谈话：
“嘿！你说糟不糟！简直糟透了！”
但是第二天，他们在报纸上却把这出戏说成是一部杰作，简直是新生的莎士比亚，天才的翅膀扇动的仙风吹过了他们头上。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人才，”克里斯托夫对西尔伐·高恩说，“而是人格。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西尔伐·高恩带刺地问。
“一个布瓦洛这样的批评家也许比十个天才艺术家还更重要。”
“即使我们有一个布瓦洛，”西尔伐·高恩说，“也没有人听他的。”
“如果没人听，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布瓦洛。”克里斯托夫反驳说，“我敢担保，一旦我把赤裸裸的事实真相告诉了你们，尽管我的嘴笨，你们还是会听的，而且你们一定会相信的。”
“我可怜的老朋友！”西尔伐，高恩哧哧笑了。
他对群众的意气消沉这样有把握，这样得意洋洋，克里斯托夫瞧着他，觉得他这个法国人比外国人对法国还要陌生一百倍。
“这不可能，”克里斯托夫又说了，这话他走出马路戏院时早已说过，“一定还有没看到的东西。”
“你还要看什么呢？”高恩问道。
克里斯托夫固执地反复说：“法兰西。”
“法兰西，就是我们呢。”西尔伐·高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克里斯托夫瞪着眼睛瞧了他一阵，然后才摇摇头，又唱起他的老调来：
“一定还有没看到的。”
“那好，我的老朋友，那你就去找吧。”西尔伐·高恩说，他笑得更厉害。
克里斯托夫可以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到哪里去了？
【注释】
(1)见第二卷《清晨》。———作者原注
(2)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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