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页 | 约翰·克里斯托夫 | 阅读 ‧ 电子书库

第一部

心平气和。风平气静。

克里斯托夫定下心来了，觉得与世无争。他能征服自己，感到有点自豪。但在内心深处，他又觉得难过。自己这么沉静，使他感到奇怪。他的热情怎么都睡着了？他真心诚意地相信：热情不会再醒过来。

他巨大的力量有点粗暴，现在没有目标，没有事做，昏昏沉沉要入睡了。其实这是内心的空虚，暗藏着“有什么用”的想法；说不定是没有抓住幸福而感到的遗憾。他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自己或对别人进行斗争。即使在工作上，他也不再觉得困难。他已经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可以充分利用以前的劳动成果；他很容易使他开发了的音乐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群众天然是落后的，等到他们发现他过去的作品而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已经把旧作留在后面，自己又前进了，但并不知道还能往前走多远。他在创作中感到始终如一的幸福。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艺术对他而言已经成了驯服的乐器，他演奏时真是得心应手。感到自己已经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他都不好意思了。

易 卜生说过：“在艺术上如要坚持不懈，那只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热情，要有痛苦来充实人生，使人生有意义。否则，那并不是创作，而只是在写书。”

克里斯托夫就是在写书。他还不大习惯。他写的书很美。但他希望书不要那么美，而要有生命力。好比一个运动员在休息，不知道怎样用他的力气，就像一头笼中的野兽一般打呵欠，眼睁睁望着未来宁静的岁月，不知如何打发是好。好在他有日耳曼人乐观的老根底，不难说服自己一切会好起来，他想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好在他已经走出了困境，成了自己的主人。这不算了不起……不过！能当家做主，掌握命运……他认为也可以算到站了。

两个朋友没有住在一起。雅克琳走后，克里斯托夫本以为奥利维会来和他同住的。但奥利维做不到了。虽然他需要接近克里斯托夫，却感到不可能同他再过以前的生活。和雅克琳共同生活了几年之后，再把另外一个人带进自己的私生活中来，他觉得是不可容忍的，甚至是卑鄙龌龊的———尽管他爱这个人，这个人也爱他，都超过了雅克琳———但这种事是没法讲道理的。

克里斯托夫开始很难理解。他老提同住的事，觉得奇怪、难过、苦恼……幸亏他的本能高于智能，终于明白过来。忽然一下，他不再旧事重提，并且觉得奥利维做得对。

然而他们每天见面，两个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致过。在交谈中，也许他们并不吐露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思想。其实也不需要。交流并不需要语言，只要心心相印就行。

两个人很少谈话，一个沉醉在艺术中，另一个在回忆里。奥利维的痛苦慢慢减轻了，但他并没有费心出力，几乎是以苦为乐；很久以来，痛苦竟成了他生活的惟一理由。他爱他的孩子———一个只会哭叫的婴儿不会在他生活中占多大地位。有些男子只会做情人，不大会做父亲。怪他也没有用。天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勉强人人按照同样的感情规律办事是行不通的。谁也没有权利为了感情而不尽本分。但至少得承认：尽可能本分却不感到幸福。其实，奥利维爱孩子，主要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生他的母亲。

直到最近，他都不大关心别人的痛苦。他是一个过着封闭性生活的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自私，而是沉思幻想养成的病态习惯。雅克琳更是画地为牢，她的爱情在他周围挖了一道鸿沟，使他与世隔离，而鸿沟并没有随着爱情而消失。他本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软，却脱离群众，因为他天生的心身都太脆弱了。群众的气味和思想都使他反感。

但他目睹了一件小事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他在红山冈租了一套便宜房子，离克里斯托夫和赛西尔都不远。这是一个平民区，他的邻居都是收入不高的人，有小职员，还有几户工人家庭。若是以前，住在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里，他本来会觉得痛苦的；但是这时，随便住什么地方对他都无所谓，反正他在哪里都是外人。他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也不想知道。下班回来———他在一家出版社上班———他就关在房里回忆往事，若是出去，那只是看孩子和克里斯托夫。他的房子不是一个家，黑屋子里住的都是回忆的形象；房子越黑越空，形象反而显得越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碰到的面孔。然而，不知不觉，有些面孔却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象。有些人只对过去了的事才看得清楚。事过之后倒忘不了，细枝末节都像用刀刻下来的。奥利维就是这样，心里留下的都是活人的影子。感情一冲突，影子就出现了；奥利维只记得见过，却不认识他们，有时他还伸出手去抓……但已经太晚了！……

一天，他出去的时候，看见大门口有些人围在门房女人周围，听她说个不停。他从来不多管闲事，本想不打听就继续走他的路；偏偏门房女人喜欢多拉一个听的人，把他挡住了；问他知道不知道可怜的罗赛家出了事。奥利维甚至不知道谁是“罗赛家”的人，他只是满不在乎，客客气气地听着。等他听到屋里有个工人一家七口都自杀了的时候，不禁和大家一样面朝着墙，听门房女人不厌其烦地从头再讲一遍。她越讲下去，他越记起来是见过这家人的，就问了几句……是的，他见过那个工人———老听见他在楼梯上喘不过气来———是个面包师傅，脸色苍白，血都给面包炉烤干了，脸颊下陷，胡子没刮干净；冬初得了肺炎，病还没好就去上工，又复发了；三个星期来，他没有工作，没有力气。他的老婆总是拖着怀孕的身子，又有风湿症，行动不便，却拼命干家务，整天东奔西走，请求救济，偏偏是你急他不急。在这期间，孩子生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十一岁，七岁，三岁———还不算半路夭折的两个；———最后要了他们的命，一对双胞胎偏偏选了这种日子出世：就是上个月生的！

“他们出世的那一天，”一个邻居的女人说，“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于斯丁———可怜的小丫头！———也不过十一岁，她抽抽噎噎地问：‘怎样才能一下抱两个双生的弟弟呢……’”

奥利维立刻想起了那个小女孩的模样，大额头，不光亮的头发往后梳，神色模糊，凸出的灰色眼睛。碰到她的时候，她老是捧着食物，或者抱着小妹妹，要不然就牵着七岁的小弟弟。男孩很瘦，小脸显得机灵，眼睛已经瞎了一只。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时，奥利维总是漫不经心、客客气气地说一声：

“对不起，小姑娘。”

她什么也没说，生硬地走过去，也没让开一点；但奥利维的客气容易引起错觉，使她心中暗喜。头一天晚上六点钟，他下楼的时候，最后一次碰到了她，她提了一桶木炭上楼来。木桶看来很重。但挑重担子当然是穷人家的儿女该做的事。奥利维像平时一样打了个招呼，没有看她。他往下走了几步，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起皱的小脸靠在楼梯栏杆上，望着他下楼。她立刻接着往上走了。她知道不知道上楼之后会到哪里去？———奥利维并不怀疑她是知道的，他不断地想这个女孩在沉重的木桶里提着的其实是死亡———也就是解脱……这些不幸的孩子，对他们说来，不再活下去就是不再痛苦！想到这里，他不能再出去散步了。他回到房间里。但在房内，知道死人离自己这么近……只有几块板壁把他们隔开……想想看：他就住在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旁边！

他去找克里斯托夫。他心里难过，想到这么多人比他痛苦一千倍，他可以救他们却不去救，反而沉浸在爱情的悔恨中，这还像个人吗？他的感情是深刻的，并且不难与人交流。克里斯托夫也感动了。一听奥利维讲的话，他把刚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太自私，怎么能对这种儿童游戏感到兴趣……然后他又把撕破的乐谱捡起来。音乐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他的本能告诉他，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增加一个幸福的人。这种苦难的悲剧对他说来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他从小就生活在苦难深渊的边上，总算没掉下去。他对自杀甚至有很严厉的看法，因为这个时期他的生命力很丰富，想不到别人为什么会放弃斗争，不管痛苦多么难以忍受。痛苦和斗争，还有什么比这更平常的事情吗？这是宇宙的轴心。

奥利维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但他从来就忍受不了自己的或别人的苦难。他痛恨贫穷，因为他心爱的姐姐安东妮蒂就给贫穷夺去了生命。在他和雅克琳结婚后，他让自己消融在财富和爱情中，赶快把苦难的岁月置之脑后，不去回忆姐姐和他如何为生存的权利而奋斗，吃了今天的面包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的往事。现在，他用不着爱情来维护他的自私，这些苦难的形象又涌上他的心头。他不但不怕面对苦难，反而找上门去。苦难并不在千里之外。像他这种心情，在世界上到处都可看到苦难。世界就是一个医院……啊！痛苦，绝望！受伤的，呼吸困难，活着腐烂的肉体受到折磨！悲哀啃噬的心灵默默无言地忍受的苦刑！剥夺了慈爱的孩子，剥夺了希望的儿女，受到诱骗、被出卖的女人，失去了友谊、爱情、信心的男子，生活摧残得伤痕累累的不幸人的大军……最可怕的还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人际关系的残酷无情。奥利维刚打开人间地狱的活门，就听到被压迫者的呼号迎面扑来：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受迫害的人民，遭到屠杀的亚美尼亚，压得不出声的芬兰，遭到瓜分的波兰，受苦受难的俄罗斯，欧洲群狼掠夺的非洲，全人类呼天抢地的悲声。他到处听到哀号，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难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想到别的。他不住口地对克里斯托夫谈。克里斯托夫心乱了，就说：

“不要谈，让我工作吧！”

但他很难恢复平静，又恼火了，就赌起咒来：

“见鬼！我这一天算完了！你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奥利维道歉了。

“我的小朋友，”克里斯托夫说，“不应该老是瞧着深渊。那会活不下去的。”

“难道不该伸出手去救那些在深渊中的人吗？”

“当然应该。但怎么救呢？难道我们也跳下去？这就是你的想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到生活可悲的一面。老天保佑你吧！你这种悲观肯定是好心好意的，但却叫人灰心丧气。你想使人幸福吗？首先，你自己要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人受苦，怎么快活得起来？只有减少别人的苦难，才有可能快活。”

“你说得对。但是乱打一通能救人脱离苦海吗？多一个不会打仗的兵士有什么用呢？我只会用艺术来安慰人，给人力量，使人快乐。你知道多少受苦的人从插翅飞来的美妙歌声中得到了支持的力量？让各人干各人的本行吧！你们法国人是些慷慨的冒失鬼，老是头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抱不平，也不管是西班牙还是俄罗斯的事。我喜欢你们这股劲头。不过你们以为这样能办成事吗？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结果一事无成———甚至把事搞坏……瞧，你们的艺术家自认为是在参与全球行动的时候，你们的艺术却最乏味。奇怪，这么多投机取巧的业余小作家居然为自己树碑立传，成了圣徒！如果能不让他们用掺假的酒去灌人，那不是好得多吗？———我的首要任务是尽我的本分，为你们创作健康的音乐，给你们灌输新鲜的血液，使太阳在你们心中照耀。”

要使阳光照耀别人，自己心里非有阳光不可。奥利维却缺少阳光。像今天的精英一样，他只靠自己一个人，力量就不能发挥。只有和别人联合起来，他才能发热发光。但和谁联合呢？他的精神自由，心地虔诚，所以受到各个政党和宗教团体的排斥。党派之间互相排挤，比谁更不容忍，更加狭隘。有了权就要滥用。只有被压迫者能吸引奥利维。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克里斯托夫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不公平也要由近及远，先要反对我们周围的、我们也或多或少负有责任的不公平现象。多少人只批评别人做的坏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连想都没有想到。

他开始管救济穷人的事。他的朋友亚诺太太参加了慈善工作。奥利维就也参加了。起初，他不止一次感到失望：由他负责的穷人并不都值得照顾；或者是对他的同情反应冷淡，因为对他不放心，不肯说心里话。再说，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只满足于单纯的慈善事业，在苦难深重的国土里，这种事业的救济面太小了！慈善行动几乎显得东鳞西爪、零乱琐碎，看来像是随意进行的，哪里碰到有人受伤，就包扎一下；一般说来，事业规模不大，又太急于求成，不能寻根问底，查清源头。而奥利维一心想要研究的，偏偏就是苦难的来龙去脉。

他开始研究社会贫穷问题。以前研究的人不少。现在的社会问题成了社会的问题。大家在社交场合，在小说中，在剧场里都谈。每个人都自命了解问题。一些年轻人还消耗了青春的力量。

新生的一代要有自己的狂热。即使是最自私的年轻人生命力也太旺盛了，精力的储备也过剩了，不能不发泄出来，不能无所事事；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化生命为行动，或者———说得稳当一点———化为理论，化为航空或者革命，化为体育运动或者脑力活动。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幻想自己在参与人类伟大的行动，在改造世界。人的感觉在和宇宙的呼吸共振。人是多么自由，多么轻快！他还没有家庭负担，什么都没有，不用怕风险。他慷慨大方，能放弃还不属于他的一切。能爱能恨，以为梦想和呐喊能改变地球，那是多么美妙！年轻人好像看门狗，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浑身战抖，大声疾呼。只要有一件不公正的事，哪怕远在世界尽头，也会引起他们的狂热……

黑夜里犬吠声四起。从村庄到村庄，在大树林之中，狗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黑夜也不平静。这时睡觉都不容易！空中的风吹来多少不公正的回声！……不公正的事层出不穷，而矫枉过正，往往又产生新的不平。什么是不公正？有人说是国破家亡，委曲求和。有人说是战争。一个说是破旧立新，废除君主；另一个说是掠夺教会；第三个说是扼杀未来，威胁自由。平民恨不平等；精英却恨平等。不公正的名目繁多，各个时代自有选择———总是打一个，扶起一个。

这时，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力量都转而反对社会的不公平了———但不知不觉地他们的方向却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人数与力量壮大，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主要齿轮以来，这种不公平显得更沉重，更触目惊心。但不管宣传家和吹鼓手怎么说，工人阶级的情况并没有变坏，而是比过去更好了；变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受了苦，而是因为他们更强了。他们更强，这甚至是敌对的资本力量造成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必然使劳动大军集合起来，准备战斗，机械化又把武器送到工人手里，使他们每个带头人都能对世界上的光、电、能源发号施令。不久以前，有些领导人想组织这巨大的集体力量，这些基本力量已经发射出热流和电波，传遍了人类社会的躯体。

人民的事业打动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事业公正，也不是因为思想新又有力量，虽然他们自以为这是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人民事业的生命力。

如果说是公正么？世界上发生了成千上万不公正的事，但并没有打动他们。如果说是思想么？那不过是真理的片言只语，东抄西捡来的，应用到一个阶级身上，却牺牲了其他阶级。都是些荒谬的“教条”，和所有的“教条”一样———什么君权神圣啦，教皇万无一失啦，无产阶级当政啦，普选啦，人人平等啦———如果只考虑这些“教条”本身的价值，而不考虑使“教条”成为行动的力量，那荒谬的程度不是难分高下吗？“教条”平庸有什么关系？思想本身如果没有人的力量支持是不能征服世界的。思想只靠知识内容不能掌握人，而要靠某些历史时期发射出来的生命光辉。人家会说光辉像是扑鼻的香味，连最不灵的鼻子也闻得到。最崇高的思想如果只靠本身的价值是没有感染力的，一定要有人群来体现这种思想，使它有血有肉，才能发挥作用。就像叙利亚未开花即萎谢的玫瑰，移植到了湿地，忽然一下开花、长大，使空气中洋溢着浓烈的香味一样———那些旗帜鲜明、领导工人阶级去攻打资产阶级堡垒的思想，原来出自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头脑。只要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书本中，那就等于死了，好像博物馆中的展览品，玻璃柜中紧紧包扎的木乃伊，根本没有人看。但一旦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成了群众的思想，群众再加上狂热的现实，使思想变形，生气勃勃，又给抽象的理由吹入虚幻的希望，就像伊斯兰教元年吹起的热风一样。思想传播得越来越快。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却不知道思想是什么人带来，是怎样带来的。什么人的问题并不重要。精神上的传染病继续扩展；很可能是思想狭隘的人把病传给了开明人士。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了携带病毒的媒体。

思想传染的现象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的；即使是贵族国家千方百计要维持阶级统治，也封锁不了。而在民主国家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何况在精英与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安全的壁垒。精英立刻受到了感染。虽然他们自高自大，聪明过人，但也抵抗不了病毒，因为他们实际上比想像的要脆弱得多。智慧是一个小岛，受到人潮的侵袭、消耗，被淹没了。要等人潮退后，智慧才会重新出现———大家佩服法国大革命后，特权阶级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了特权。其实，最可佩服的，是他们在迫不得已时，会做迫不得已的事。我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不少人回府之后会说：“我干了什么蠢事啦？我是喝醉了吧……”好一个醉字！值得赞美的好酒和产酒的葡萄园！但用血液来灌醉古老的法国特权阶级的葡萄并不是他们栽种的。酒酿好了，只等人去喝。喝了就胡说八道。不喝的人只要闻到酒香也会晕头转向。这是大革命的收获！……一七八九年的陈酒，现在的家庭酒窖中剩不下几瓶了，即使有剩也走了味；但我们的子孙会记住他们的祖先却曾喝得头昏脑涨。

奥利维这一代年轻的中产阶级喝的是一样的烈酒，但是更苦。他们把他们的阶级作祭品献给新的上帝。陌生的上帝———那就是平民。

当然，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真诚。很多人只想找机会出人头地，他们假装瞧不起本阶级。多数人把群众运动当做精神上的消遣，练习口才的机会，态度并不十分认真。以为自己信仰一种主义并且为之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有可能奋斗，那也是种乐趣。甚至觉得为之冒险也不坏。那会引起戏剧性的激情。

这种激情如果不夹杂着私心杂念、个人利害打算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有些工于心计的人却是另有所图的；群众运动对他们说来是往上爬的手段。就像北欧的海盗一样，他们利用涨潮时把船开进内陆，打算深入港湾，在退潮时就攻城略地。河道很窄，潮水涨落不定，非有过硬功夫不可。但两三代的宣传教育已经培养了一批熟悉本行的海盗。他们胆大妄为，对于沉船甚至不屑一顾。

这种海盗每个党派都有，谢天谢地，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些冒险家引起了忠实信徒的厌恶，使某些人对本阶级感到绝望。奥利维见到一些有钱的中产阶级知识青年，都感到本阶级在没落，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只倾向于同情他们。他先以为精英能改造群众，在建立了一些平民大学，花了很多时间与金钱之后，他们证实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原来是希望太高，所以他们的失望也太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反而溜之大吉。群众即使来，也把一切都看错了，只学到中产阶级文化的缺点。最后，不止一个坏蛋混进了中产阶级的宣传队伍，使他们信用扫地，一举两得，破坏了平民和中产阶级。于是在老实人看来，中产阶级罪大恶极，只会腐蚀平民，所以平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因此，中产阶级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只能宣布这个运动不需要他们参加，甚至反对他们。有些人觉得不参加是一种乐趣，因为这样舍己为人培养了对人类深刻的、无私的同情。爱人吧！献身吧！年轻人有的是本钱，可以不要报酬，不用怕本钱会用光———另外有些人觉得理智上满足了就很愉快，那是满足了逻辑上的迫切需要；他们不是为人做出牺牲，而是为了思想。他们不屈不挠，根据逻辑推理，预见了他们阶级的最后结局。如果预言错了，他们会觉得比粉身碎骨还更痛苦。他们沉醉在思想中，会对外人高声大喊：“打吧！狠狠地打！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他们成了暴力革命的理论家。

要别人用暴力。因为一般说来，宣传暴力的使者几乎总是文弱的书生。有些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谈到推翻政府的人却是勤恳、认真、俯首听命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他们文弱的体质，受压迫的辛酸生活进行报复。这尤其表明了他们周围的风狂雨暴。理论家也像气象学家一样，他们用科学术语预报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的天气。他们是表示风向的风信旗。风标转动的时候，他们几乎要以为是风标决定风向了。

风向转了。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新思想很快就用旧了，因为它流行得更快。多少法国共和党人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就不喜欢共和、普选、政治家如醉如狂地争取到的自由了！从前盲目崇拜多数，盲目乐观地信任神圣的多数派，期待人类的进步，现在却吹起了暴力精神的狂风；多数派无能管理 自己，贪污腐化，卑鄙龌龊，对人才又害怕又妒忌，懦弱无能，以权压人，激起了反抗；精力旺盛的少数派———形形色色的少数派———就诉诸武力了。奇特的组合，然而却是必然的，法兰西行动党的保王派和法国总工会的工联主义者居然合作了。巴尔扎克在书中谈到当时的那些人“想做贵族做不成，不得已成了共和党，惟一的目的是发现平起平坐的同代人多半不如 自己”……这点乐趣能填满肚皮吗？一定要使低级人物有自知之明；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形成的优势变成权威，强加在压迫他们的大多数人身上。年轻的知识分子，高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自尊心受到损伤，或对民主造成的假平等感到痛恨，就成了保王党或革命党人。而那些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不过是些高高在上的风信旗，预告暴风雨的焰火。

最后还有一伙寻找灵感的文人———一伙只会写却不知道写什么的人，就像在奥利斯港口等风起航的希腊水手，不耐烦地等待好风，不管从哪个方向吹来，只要能鼓起帆篷就行———其中有些名人出乎意外地给德莱弗斯事件拉出了舞文弄墨的事业，投入了群众的集会。他们跟着带头人走，由他摆布，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伙文人现在关心政治，自以为在管理国事。只要有个借口，他们就拉帮结派，发表宣言，挽救国家大厦。知识分子也分前锋、后卫，两派不分上下，但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那些血管中侥幸有几滴平民血液的人都引以为荣；他们用笔蘸着血写文章———大家都是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都想恢复中产阶级由于自私无可挽救地失去了的权力。难得有个信徒能长期维持信徒的热心。开头，他们认为事业取得了成绩，但那很可能不该归功于他们的口才。而他们却私心窃喜。以后，他们继续努力，成绩并不显著，他们又私下担忧，惟恐闹出笑话。时间一长，担忧越来越重，加上他们自命清高，疑虑重重，对这样一个难演好的政治角色，自然就厌倦了。他们等待风声转变，也要等追随者转变，才好打退堂鼓。因此他们成了风头和追随者的双重奴隶。这些新时代的伏尔泰和约瑟·德·麦特尔写起文章来虽然大胆、内心却空虚、犹疑、害怕，只敢摸索前进，惟恐在年轻人面前丢脸，拼命要讨他们的好，扮演返老还童的青年。不管他们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那只是在文字上，其实，他们只会像从前一样赶大流。

在这种中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里，奥利维碰到了一个最奇怪的典型，那是一个因为胆小才参加革命的人。

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个典型人物叫做皮埃尔·卡纳。他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出生在一个封闭性的保守家庭，与新思想完全绝缘；家里的公职人员因为对当局不满而被免职，已经出了名，他们是中间派的中产阶级，和教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没有什么思想，只会精打细算。他因为无事可做，就和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女人结了婚。妻子也会打算，并不在他之下，但想得也并不更多。这个狭隘、落后、信教的家庭老是反复回想过去的骄傲与苦闷，结果使他恼火了———尤其是因为他的妻子很丑，使他厌倦。他的智力中等，思想相当开放，有些向往自由，但又不太清楚在哪方面；其实，在他那种环境里是不容易了解自由到底是什么的。他只知道他那里没有自由，并且以为只要出去就可找到。他一个人又不认得路。一走出去，他很高兴找到了几个中学时代的朋友，其中有工联主义的积极分子。在这些人中间，他觉得比在家里还更格格不入；但他不愿承认，他总得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可惜找不到和他趣味相投的人（这就是说没有趣味的人）。其实上帝知道，这种没趣味的人法国并不缺少！不过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亮相，于是遮遮掩掩，或者涂脂抹粉，涂上一层甚至是几层流行的政治色彩。

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卡纳特别喜欢接近的新朋友，是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犹太医生。他是个法国人，法国的中产阶级，灵魂深处都是法国内地人，偏偏成了一个犹太青年的好朋友，青年名叫玛奴斯·埃曼，是俄国的流亡分子，像他很多同胞一样，他天生有双重的本领：能四海为家，一见如故，又能在任何革命中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热心事业，还是游戏人生。他亲身经受的和别人经受的考验，对他似乎只是一种消遣。他是个真心实意的革命者，但他的科学精神养成了一种习惯，使他把革命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看成了精神病患者。他观察这种病，并且培养病菌。他狂热的兴趣主义和极不稳定的思想使他和互相对立的双方来往。他在当权派中也有熟人，甚至和警察局有关系；他到处打听，无孔不入，这种好奇令人不安，结果使多少俄国革命党人外表上看起来像两面派，有时还的确会弄假成真。那并不是有意背叛，而是动摇不定，往往是不存心的。多少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做演戏，他们拿出演员的全副本领，毫无保留，但也随时准备演另一个角色！对于扮演革命者，玛奴斯是尽可能演得惟妙惟肖的，因为这一角色最适合他这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适合他喜欢破坏所在国法令的天性。但说到底，这只是一个角色。人家分不清他说的自豪感哪些是真的，那些出自他的心裁；搞到最后他自己也真假不分了。

他聪明而喜欢讥讽，像犹太人和俄国人一样会细致地分析心理，善于将心比心，一眼看出别人的弱点，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卡纳。他高兴把一个侍仆拉到堂·吉诃德的队伍里来。他可以随意支配他，左右他的意愿，利用他的时间、金钱———不是为了自己（他并不需要，谁也说不出他靠什么过日子！）而是为他的事业做最连累人的宣传。卡纳随他摆布；他尽力说服自己：他和玛奴斯的想法一致。其实，他明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玛奴斯的思想不近情理，使他害怕。他不喜欢平民。再说，他也并不勇敢。这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肩宽体胖，长着一张娃娃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呼吸急促，说话和气，喜欢夸大，其实幼稚，胸部挺得像法内兹博物馆的大力士塑像，还是一个拳击运动的好手，却是一个最胆小的男子汉。他在家人面前以冒充造反派为荣，而在他大胆的朋友面前却又吓得暗中发抖。当然，这种胆战心惊只要是闹着玩儿的，也并不太碍事。但等到假戏真做时，那就危险了。那些粗人越来越好斗，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这就使卡纳不安了，他到底是一个自私的产业主，感情深深扎根在地产上，像中产阶级一样胆小怕事。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但他偷偷地咒骂那些喜欢打得头破血流而满不在乎的人，他们也不在乎是否同时会扭断别人的脖子———谁勉强他跟他们走的呢？他不是可以自由脱离那一伙人吗？但他缺乏勇气。他怕孤单，他像一个小孩走路落在大人后面就哭起来了。他像很多人一样，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不支持过火的看法；但要独立，一定要经得起孤单的考验；但有几个人经得住呢？即使看得最清楚的人中间，又有几个胆敢力排众议，摆脱压在同代人头上的偏见呢？那等于是在自己和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一边是沙漠中的自由；另一边是广大的群众。大家不会犹豫的；他们宁愿像羊一样挤在人群里。气味虽然不好，但是挤得暖和。于是，他们假装在想他们并没有想的问题。这对他们并不太难，因为他们并不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要有自知之明！”……他们怎能做到？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自我”！在一切集体的信仰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社会信仰，真正信仰的人太少，因为真正的人太少。信仰是一种英雄才有的力量；信仰之火只能点着几个人间的火把；而火光往往还摇摇晃晃。信徒、先知、耶稣，都曾有过怀疑。其余的人更不过是回光返照———除了灵魂干枯的时刻，大火把上掉下来星星之火才会燎原；然后，大火就熄灭了，只看得见灰烬中的炭火闪烁发光。难得有几百个基督徒是真正信仰基督的。其他的人只是相信自己有信仰，或者想要信仰。

很多革命者也是如此。老实的卡纳愿意相信他是革命者，他就真相信了。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自己吓了一跳。

这些中产阶级都依附不同的原则：有的靠感情，有的靠理智，有的为了利益；有些人思想上依靠的是《福音书》，有些是柏格森，或者是卡尔·马克思、蒲鲁东、约瑟·德·麦特尔、尼采，或者是乔治·索雷尔。有些革命者赶时髦，或冒充进步；有些为了撒野；有些需要行动；有些只是盲从，跟着人走。但大家都随风飘荡。远远看来，只见白色的大路上烟尘四起，这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奥利维和克里斯托夫看着风吹过来。他们两个人眼力都好。但他们的看法不同。奥利维看得很清楚，能进入别人内心的深处，对他们的平庸感到悲哀；但他也能隐约看到在后台支持他们的力量；事情的悲剧性给他的印象更深刻。克里斯托夫却对事物的喜剧性更敏感。他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观念。他讥笑空想的社会主义。他生性喜欢作对，本能地反对流行的病态的人道主义，表现得比实际上更自私；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一个踏踏实实的成功者，因体力和意志力而感到自豪，总有一点倾向把力量不如他的人看成是无所事事。他穷苦而孤独，既然他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别人不照样做呢！……社会问题！什么问题？不就是穷苦吗？

“我很了解，”他说，“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自己都经历过穷苦。只要走出来就行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得出来，”奥利维说，“有生病的，有运气不好的。”

“应该帮助他们，那很简单。但像现在这样说他们的好话，那就走得太远了。不久以前，大家都说强者有特权，很可恶。说句老实话，我不晓得弱者的特权是不是更可恶，它搞乱了今天的思想，专横地对待强者，剥削强者。人家会以为病弱、穷苦、不聪明、受压迫，现在反倒成了优点———而坚强、健康、胜利却是缺点。最可笑的，是强者带头相信这些……我的好朋友奥利维，这是不是一个喜剧的好主题？”

“我宁可让别人笑我，不愿让别人哭。”

“好朋友！”克里斯托夫说，“天啦！有谁反对你吗？我一看见驼背，自己的背也要驼起来了。我们是在演喜剧，不会写喜剧。”

克里斯托夫不肯上当，不肯空想什么社会公正。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通情达理，相信过去怎样，将来还是怎样。

“要是人家谈艺术时也这样说，你恐怕要叫起来吧！”奥利维指出来。

“也许会。说来说去，我只懂得艺术。你也一样。我不信任那些夸夸其谈说外行话的人。”

奥利维也不信任。两个好朋友甚至有点过分不信任了：他们总是待在政治圈外。奥利维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十年来，他甚至没有去区政府领选民证。

“为什么要去，”他说，“参加演出明知是毫无意义的喜剧？选举吗？选什么人？候选人对我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哪一个好一点，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不管是谁当选，第二天都会说话不算数。监督他们吗？督促他们尽忠职守吗？我花一辈子功夫也做不到。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不会夸夸其谈，死不要脸，狠下心来去做讨厌的事。最好还是不要插手。我同意受苦受难。至少，造成苦难没我的份！”

但是这个人虽然看得非常清楚，并且厌恶政治行动所需要的正常手段，却对革命存有幻想。他明知是幻想，偏偏却丢不开。这是他这个民族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感。一个人不能毫无报偿地属于西方的一个伟大民族，这个民族先破后立，立后又破———跟思想、跟生命赌博，经常破旧立新，不惜以鲜血为赌注。

克里斯托夫没有这种世代相传的救世主义精神。他身上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太浓了，欣赏不了革命的观念。他认为人是不能改造世界的。多少空论，多少空话，多少毫无用处的夸夸其谈！

“我不需要发动革命，”他说，“———或者空谈革命———才能证明我有力量。我尤其不需要像那些胆大的年轻人一样推翻国家来恢复王权，或者建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真是个怪念头！证明自己有力量吗？我会保卫自己。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要的秩序，我尊重支配宇宙的规律。但在我和规律之间，用不着中间人。我的意志会下命令，也会服从。你们一开口就谈你们的古典文学，为什么不记得你们古典作家高乃依说的话：‘我一个人已经够了！’你们希望有个主子，就是在掩盖奴才的弱点。力量好像光明，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有力不在多言，不在高谈阔论，不在逞强施暴，就像草木向阳一样，只要你有力量，所有弱者的心灵都会转过来向着你……”

他虽然说不能浪费时间去讨论政治，其实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不问政治。作为艺术家，他为社会苦难而感到痛苦。在他暂时缺乏热情的时候，他也会向周围看看，问自己在为谁作曲。看到那些支持现代艺术的可怜虫，那些疲惫不堪的精英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业余爱好者，他不由得不想：

“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好处？”

其实，并不是没有出色的人才，既有文化修养，又对艺术敏感，甚至并不是不能欣赏新生的或古老的———新老都是一样———高雅情操。但他们厌倦了，人太聪明，生命力却不足，不相信艺术的真实性；他们只对娱乐发生兴趣———无论是音响或思想构成的娱乐；他们多半俗事缠身，习惯于忙这忙那，其实没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他们几乎不可能深入到艺术的核心；艺术对他们说来没有血肉，只是文字。他们的评论家建立了一套狭隘的理论，说明他们不可能走出业余爱好的圈子。偶尔有人能同艺术的和声发生共鸣，他们又受不了，他们已经脱离了人生的正轨。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症。艺术到这个病院里来能做什么呢？———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不可能没有这些病态的人，因为他们有金钱和报馆；只有他们才能保证艺术家的生活。因此，艺术家不得不委曲求存，自愿供人消遣取乐———不是消愁解闷，就是增加新愁———在世俗的晚会上，在一些冒充高雅的听众和不胜厌倦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得不献出他震动心弦的艺术，吐露内心秘密的音乐来。

克里斯托夫要找真正的听众，那些相信艺术的情操就像生活中的情感一样、能用纯洁的心灵来感受的群众。他模模糊糊地受到一个未来的新世界———平民大众———的吸引。童年的往事，对高弗烈特舅舅和穷人的回忆，向他显示了深刻的内心生活，和他分享了音乐的神圣粮食，使他相信他真正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人。就像其他天真的青年一样，他对人民的艺术，人民的音乐和戏剧抱有很大希望，但对人民，他并下不了定义。他期待革命有可能更新艺术，自认对社会运动感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他这是在欺骗自己：他的生命力太充沛了，怎能不受吸引去参加当时最有生命力的行动？

在这些人当中，他最不感兴趣的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家。这些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往往是干巴巴的：生命的液汁都凝固成思想了。这些思想是克里斯托夫搞不清楚的。即使是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僵化成了一套理论，他也并不喜欢。他瞧不起支持强者或弱者的理论家，自己只和和气气地置身局外。在喜剧中，最不讨好的角色是夸夸其谈的人。观众不但喜欢给人好感的角色，甚至觉得反派人物也比空谈的人好。在这一点上，克里斯托夫和群众一致。空谈社会问题在他听来实在乏味。但他喜欢观察别人，不管是已经相信还是愿意相信的人，不管是已经上当还是情愿上当的人，不管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还是给人剪毛的绵羊，都是一样。他的同情心里容得下有点可笑的好人，如胖子卡纳。他们的平庸不会使他像奥利维一样不愉快。他观察他们大家，关心中有几分亲热，有几分嘲笑；他以为自己在台下看戏，不知不觉却上台了。他以为自己只是看客，在看风头，不料他却已经卷入滚滚风烟之中了。

社会剧是双重的戏。知识分子演的是喜剧中的喜剧，人民群众是不太爱听的。真正的戏是群众主演的。那可不容易看懂；群众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戏剧变化莫测，出人意外。

不只是说话太多，行动太少。不管中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法国人都喜欢开口说话，张口吃面包。不过大家吃的面包不同。有些高雅的话是给讲究的舌头品尝的，有些营养丰富的却是填饱肚子的。即使是同样的话，揉出来的面包也不一样，色、香、味都不同。

奥利维头一回参加群众集会就尝到了这种面包的滋味，觉得倒了胃口；话都哽在喉咙管里，吞不下去。思想平淡无奇，语言粗野无味，空洞的理论，幼稚的逻辑，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事实没有联系，就像调制得不好的蛋黄酱，吃得叫奥利维作呕。语言不干不净，却没有群众说话那股生龙活虎的劲头来弥补。都是报纸上的陈词滥调，破衣烂衫，中产阶级旧货铺的陈年词典中捡出来的。奥利维尤其觉得奇怪的是说话不简朴。他忘了文字的简朴不是天然的产品，而是经过精英分子的努力，千锤百炼才取得的。城市平民不会简朴，他们老是喜欢找华丽的字眼。奥利维不懂这些夸张的语言对听众能起的作用。他没有开这种语言之门的钥匙。我们把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叫做外语；但在同一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社会阶层，几乎就有多少种语言。只对少数上层阶级来说，语言才有古老的传统意义；对其他人说来，语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和他们集体的经验。有些文字是上层阶级认为低级下流、已经废弃不用的，就好像一所空房子，旧主人搬走后，又搬来了新人。你要认识新主人吗？那就请到房子里来吧。

克里斯托夫就进去了。

他和工人接上了头，那是一个在国有铁路公司工作的邻居牵的线。邻居四十五岁，个子小，看起来比实际上老，头顶秃得难看，眼睛陷得很深，脸颊凹了下去，鹰钩鼻子大得突出，嘴倒显得聪明伶俐，耳朵七皱八裂，五官都未老先衰。他名叫阿西德·戈蒂叶，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产家庭的低级阶层，他家为了这个独生儿子的教育，把不多的家产都用完了，但他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年轻的时候，他在国有公司里找到了一个差事，这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看来似乎是救了命，其实是要了命———活生生地变成死沉沉的。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和一个漂亮的女工由恋爱而结了婚，但不久之后，她本来的庸俗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她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当然得养活这一家人。这个聪明人费尽了心机想完成自己的教育，却被贫穷捆住了手脚。他感到自己身上潜在的力量要被艰难的生活窒息死了，却又不肯低头。在家里或公司里，他都不得安身。他是个记账员，整天干着机械的工作，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都俗里俗气，里嗦；他们说些无聊的话，骂骂上司，算是对失意的生活出一口气。他们也嘲笑他，因为他不聪明，不会把他求知的打算藏在心里。他一回家，看到的又是没有趣味，只有难闻气味的房子。一个脾气急躁、爱吵爱闹的妻子，她不了解他，不是说他懒，就是骂他傻。他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像他，而像他们的母亲。难道这一切能算公平吗？能算公平吗？多么失望，多么痛苦，没完没了的烦恼，枯燥无味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得不到一小时安宁，一小时清静，磨得他筋疲力尽，要得神经病了。为了忘掉苦恼，最近他就喝起酒来，这一下更完蛋了———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个悲剧式的命运，不由不感到震惊：一个不完整的性格，没有足够的教养，又没有艺术趣味，然而生来是该做大事的，却被不幸的命运压倒了。戈蒂叶立刻抓住克里斯托夫，就像快要淹死的弱者抓住一个游泳强手一样。他对克里斯托夫既有好感，又很羡慕。他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去见了几个革命党的领导人，他是因为对社会不满才结识他们的。他是个没成功的贵族。要他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会痛苦得要他的命。

克里斯托夫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是因为没有人逼着他去当平民———所以反而对集会感兴趣。演讲听起来也好玩。他并不像奥利维那样觉得讨厌；也不觉得语言可笑。对他说来，夸夸其谈的人都不相上下。他瞧不起口若悬河的人。他懒得去了解那一套修辞学，却通过讲话人和听讲人的感觉得到心灵交流的音乐。讲话人如果能引起听讲人的共鸣，他的力量就会增加一百倍。开始，克里斯托夫只注意讲话的人；由于好奇，他认识了好几个。

对群众影响最大的是加齐米·育西哀———他个子瘦小，头发深色，脸孔苍白，年纪少则三十，大也不过三十五岁，像蒙古人，体弱多病，眼睛有时放出火光，有时又冷冰冰，头发稀稀疏疏，胡子却尖尖的。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他那做作的、兀突的和言语不协调的姿态———也不是来自他那嘶哑叫喊、过分强调的语言，而是来自他这个人，来自他发散出来的强烈信心。他似乎不容许别人和他有不同的意见；由于他表达的正是他的群众希望表达的思想，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毫无困难。他对他们三番五次，甚至重复十次他们想听的话，毫不疲倦，就像敲钉子似的，同一个钉子敲来敲去，如疯如狂，坚持不懈，群众也照样敲个不停，一直敲到钉子嵌进肉里去了———除了个人的影响以外，他过去所受的重重政治迫害也提高了他的声望，增加了工人对他的信心。他显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有眼力的人看得出来，他内心积淀着年深月久的沉重疲乏，对拼命挣扎的厌倦，对命运的愤恨。他每天消耗的生命都是支出大于收入。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受到工作和苦难的折磨。他干过各种活儿：玻璃工、白铁工、印刷工；他的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病，使他对自己和对事业都感到一阵阵的灰心丧气，一阵阵的兴高采烈。他的激烈有几分出于心机，有几分出于病态，有政治的成分，有脾气的成分。他好歹都是自学成材的。有的科学，社会学，还有他干过的行当，他懂得很多；其他许多东西，他又懂得很少；不管懂得多少，他都一样信心十足；他有他的理想世界、公正的观念，也有他的愚昧无知、讲求实际的精神，还有他的偏见、经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猜疑和仇恨。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克里斯托夫不好。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找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生来是做领导的那种人，不管做什么事，对被领导的工人都是不客气的。他虽然口口声声要平等，其实，他只要和上级平等，却不愿同下级平起平坐。

克里斯托夫还见过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好感。如果说共同斗争使他们———好不容易———才行动一致，但却远远没有把他们的心联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出阶级差别只符合完全是表面上的、暂时的现实。过去的对立只不过是掩盖起来了，推迟了，但并没有消失。北方人和南方人根本上还是互相瞧不起的。各行各业都互相妒忌，认为对方工资太高，他们毫不掩饰，认为自己比对方强。然而最大的差别还是———永远是———性格不同。狐狸、狼和头上长角的动物，尖牙利齿的野兽和有四个胃的牲口，有些是生来吃喝的，有些是生来被吃的，他们由于阶级相同，利益一致，暂时成群结队，但都闻得到对方的气味，也都互相认得出来，他们已经毛发倒竖了。

克里斯托夫有时在一家小小的乳制品饮食店吃午餐或晚餐。那是戈蒂叶的老同事西蒙开的。西蒙本来也是铁路职工，因为罢工被开除了。常来小店的顾客是些工联主义者。他们有五六个人，在里头一间餐室里，面对着一个狭窄而又光线不好的小天井。那里挂了两个鸟笼，笼中的金丝雀老是对着亮光唱个没完没了。育西哀老带他的情妇来。漂亮的贝德是个结实而风骚的姑娘，面色苍白，头戴紫色鸭舌帽，两只眼睛溜来转去，笑眯眯的。她的裙子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小白脸，人聪明而做作，那是机械工人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伙人里面的艺术家。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其实心灵深处是个最要不得的中产阶级分子。几年以来，他每天早上都贪读一个铜板一份的文学报上的低级色情新闻，读得他神魂颠倒。头脑里越想入非非，身体上越无能为力，分不清干净和粗俗的生活。他喜欢喝一小杯掺杂质的饮料———这种奢侈的精神饮料是肮脏的富翁用来刺激肮脏的肉体欲望的。既然没有肉体上的享受，他就沉浸在幻想的乐趣中。这样一来，他就满嘴脏话，两腿发软。他倒是和富翁平等了。他还恨富翁呢。

克里斯托夫受不了这种人。他对电工赛巴斯蒂安·高加更有好感。高加和育西哀一样是大家爱听的演讲人。他没有把理论塞满头脑。他并不总是知道前进的方向。但他总是前进。他是个地道的法国人，结结实实，快快活活，四十岁上下年纪，气色很好，宽脸圆头，红发长须，脖子和嗓子都粗得像牛。他和育西哀一样是个出色的工人，但他喜欢吃喝说笑。身体虚弱的育西哀觉得他的健康不顺眼；虽然他们是朋友，但友谊中潜伏着隐蔽的敌对情绪。

小饮食店的老板娘奥莱莉是个四十五岁的好主妇，从前一定相当漂亮，现在虽然饱经风霜，还是不减当年。她坐在他们身边，手里拿着活计，听着他们谈话，脸上带着亲热的笑容，嘴唇随着他们的话张开闭拢；有时插上一两句话，有板有眼，摇头晃脑，并不耽误活计。她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孩子，小的七岁，大的十岁，一女一男，坐在一张黏糊糊的桌子角旁做学校里的功课，有时顺便听到不是说给他们听的片言只语，就伸伸舌头。

奥利维试着陪克里斯托夫去了两三回。但他和这些工人在一起觉得不自在。他们只要不受工厂作息时间的严格限制，只要工厂的汽笛不催他们上班，就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下班之后，上班之前，还有磨洋工和罢工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刚好写完了一部作品，新作品的构思还没有头绪，正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就不慌不忙地把肘腕撑在桌上，同他们一起抽烟、喝酒、谈天。但奥利维有资产阶级的本能，有遵守纪律、工作规规矩矩、时间精打细算的传统习惯，既看不顺眼，也受不了这样糟蹋生命。况且他又不会聊天，也不会喝酒。最后，心理影响生理，暗中的对立情绪使各种不同的人身体上也分门别类，他们感官上的敌意又反对心灵的交流，他们的肉体也起来反抗精神。当奥利维单独和克里斯托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十分激动地谈到应该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等到他真正面对群众时，他又和他们格格不入了。克里斯托夫和他相反，口头上嘲笑接近群众的想法，实际上在街头随便碰到一个工人，却不费力就算是哥儿们了。奥利维接近不了群众，心里难过。他勉强学他们一样想，一样说，但做不到。他的声音听不清楚，不如他们响亮。他要用他们的某些字眼，但话不是哽在喉咙里，就是走了调。他小心在意，觉得尴尬，也叫人尴尬。他自己知道。他看得出他是个外人，来路不明，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他随时都会碰到冷冰冰、硬邦邦的眼光，就像饱受苦难折磨的工人投向资产阶级的眼光一样，充满了敌意。说不定这种眼光也是投向克里斯托夫的；但是他却视而不见。

那伙人中惟一愿意接近奥利维的，只有奥莱莉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不恨资产阶级。小男孩迷上了资产阶级思想；他相当聪明，喜欢他们的想法，但还没有聪明到理解他们的地步；小女孩长得很好看，有一回奥利维带她到亚诺太太家里去，她看到华丽的房间，如醉如痴，坐在舒服的安乐椅里，摸摸漂亮的衣裳，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不懂事的孩子本能使她妄想跳出平民的圈子，爬进资产阶级舒适的乐园。奥利维一点也不想培养她这种兴趣；她天真的对资产阶级的羡慕，并不能减少她那一伙人对奥利维不说出来的反感。他对他们的敌意感到痛苦。他满腔热忱，想要了解他们。而事实上，他也了解他们，也许了解得太清楚了，观察得太仔细了，反倒使他们恼火。并不是因为他过分好奇，而是因为他分析别人的心理已经成了习惯。

不久他就看出了育西哀生活中隐藏着的悲剧：折磨他的病，还有折磨他的情妇。她爱他，以他为荣；但她的生命力太强了；他知道她会离开他的；妒忌使他苦恼。她却觉得好玩；她勾引男人，向他们丢媚眼，卖弄风情，轻佻得如醉如狂。也许她伙同格拉伊沃欺骗他。也许她只是要他这样相信。不管怎样，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会发生的事。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公开主张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有自由的权利吗？有一天他骂她，她就目中无人，话里带刺地提醒他。他的自由理论和粗暴的本性在他心中起了激烈的冲突。从情感上来说，他还是一个过去的人，既专横又妒忌；从理智上说来，他又是一个未来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呢？她却既是昨天的，又是明天的，是个永远的女人———奥利维眼看着这场暗中的决斗，凭了经验，他知道斗争的激烈，因此对育西哀充满了同情。但育西哀猜到奥利维看透了他的心事，却对他一点也不感激。

另外一个女人也在旁观这场爱与恨的游戏，但是眼下留情。那是奥莱莉老板娘。她什么都看在眼里，但是不露声色。她了解生活。这个好女人健康、安静、规矩，年轻时也过了自由的生活。她卖过花，有过一个中产阶级情人，也有过其他阶级的。后来，她嫁了一个工人，成了个贤惠的家庭妇女。她明白感情上的糊涂事，育西哀的妒忌“年轻女人”寻欢作乐的心理。她尽量用几句亲热的话使他们重归于好：

“总得迁就一点！犯不着为了一点小事气得疯头癫脑……”

她说的话没有什么用，她也不觉得怪：

“说什么也没用。总要自讨苦吃……”

她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满不在乎，让苦难一溜而过。她也有她的苦难。三个月前，她失去了她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痛苦得不得了……现在，她又活跃了，嘻嘻哈哈的。她说：

“要是老想那件事，就活不下去啦。”

她说不想就不再想。这并不是“自私”。她没有别的办法，她的生命力太强了；“现在”吸引着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她既适应现在，也能适应未来。如果革命来把秩序颠倒，她也总站得住，做她可做的事，无论把她放到哪里，她都能适得其所。其实，她对革命也没有多大信心。说良心话，她对什么都不信。拿不定主意时，她就用纸牌算命，看到出殡，她也不会忘记画十字，这更是不消说的。没有拘束，也不狭隘，她的信心就像巴黎市民的疑心，像呼吸一样轻松愉快。虽然是革命党人的妻子，她总像母亲一般笑她丈夫的思想，以及他同党的———还有其他党派的———思想，就像她笑青年人———还有成年人———做出的傻事一样。出了什么大事她也不会感情激动。但对一切她都感到兴趣。她能对付好运气，就像对付坏运气差不多。总而言之，她为人乐观。

“不要自寻烦恼！，……只要身体好，什么都好办……”

她和克里斯托夫合得来。不消说几句话就看得出他们是一家人。在别人高谈阔论、大叫大嚷的时候，他们往往只好心好意地相互一笑。但更多的时间，看到克里斯托夫也卷入了辩论，争得比别人还更来劲，她就独 自一个人笑了。

克里斯托夫没有注意到奥利维孤立的窘态。他不去了解别人心里想什么。但他只管同他们吃喝笑闹。他们对他也不存戒心，虽然大家争得很厉害。他说话一点不含糊。其实，他觉得很为难，说不出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他没有考虑过。当然，若是逼得他选择，他会选工联主义而不选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国家这个巨大的体制只会产生官僚和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合作的集体努力用三尖两刃刀去砍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生气的抽象概念，同时砍掉没有效果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只会粉碎人的精力，化整为零，化强为弱———这个当代的大难应该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

但是天性比理智更强。等克里斯托夫一接触到工会组织———弱者的联合是可怕的———他精力旺盛的个人主义就要反抗了。他不由得瞧不起这些需要绑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不得不服从联合的纪律，他也声明这种纪律对他是不适用的。还得加上一句：即使被压迫的弱者值得同情，一旦成了压迫者就不值得了。克里斯托夫以前对孤军作战的老实人呐喊：“联合起来！”等他头一回在老实人当中看到不老实的、有了权力就要滥用的人，就不大痛快了。克里斯托夫最喜欢的好人，他在那座楼房从上到下各层碰到过的朋友，都没有从这些联合的战斗中得到好处。他们心肠太软，胆子太小，都吓坏了；他们注定了是头一批受害者。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利维处在相同的地位。奥利维同情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但他过去受的是崇尚自由的教育，而自由恰恰是革命者最不在乎的。其实，今天谁还在乎自由？只有一些对世界不起作用的精英分子。自由正在经历黑暗时代。罗马的教皇们禁止人看到理性的光辉。巴黎的教皇们要熄灭天上的光明。而共和党人帕托却要熄灭街灯。到处都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会的神权帝国主义，神秘的商业王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专制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什么地方容得下你？……革命党人言传身教的滥用权力，使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都反感了。他们并不尊重那些拒绝为共同事业吃苦的黄色工会会员。但他们更讨厌用暴力制裁黄色工会会员的人———然而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制裁，就是被制裁。事实上，今天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帝国主义或自由，而是两种帝国主义。奥利维说：

“两种都不要。我只支持被压迫者。”

克里斯托夫也一样恨压迫者的专横。但他跟在造反的劳动大军后面，也被拉上了使用暴力的轨道。

他却并不自觉，还向同餐共桌的伙伴声明：他并不是他们一伙的。

“如果你们的行动，”他说，“只是为了物质利益，那我就不感兴趣。有朝一日你们为了信仰而前进了，那时，我也会是你们的人。否则，如果只是两个肚子之间的斗争，那要我干什么？我是个艺术家，我的责任是保卫艺术，我不该卷入党派的斗争。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勃勃的作家为了争取肮脏的名利，已经做出了坏榜样。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对他们要保卫的事业并没有多大好处，但他们却背叛了艺术。挽救智慧之光，这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要把光明和你们盲目的斗争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抛下光明的火炬，有谁来高举呢？你们斗争之后，看到火炬依然大放光明，那会多高兴啊！大家在战船的甲板上打成一团的时候，总得有工人管住锅炉不熄火呀！需要了解，不需要恨。艺术家是一个罗盘，在狂风暴雨之中，他永远指向北方……”

他们把他当做一个空谈家，说他的罗盘上已经没有了指南针；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但也不伤和气。在他们看来，艺术家是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工作得最少，又尽可能舒服。

他回答说：他工作和他们一样多，比他们还多，比他们更不怕劳动。他最厌恶的就是消极怠工，工作马马虎虎，甚至把干活不卖力当做原则。

“你们这些可怜人，”他说，“惟恐会损坏你们的臭皮囊！……天啦！我呢，从十岁起，我就一直工作。你们呢，你们并不喜欢工作，其实，你们是资产……即使你们有力量摧毁旧世界！你们也不会摧毁的。你们哪里舍得？不，你们舍不得的！你们空谈，威胁，装模作样，仿佛要摧毁一切。其实，你们只想染指，睡到资产阶级的温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在泥土里打滚的可怜人，他们不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就是别人的臭皮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了痛快———为了痛苦，因为他们吃了几辈子的苦———而其他人呢，一有机会，就想临阵脱逃，逃到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他们成了社会党人、新闻记者、卖嘴皮子的、舞文弄墨的、议员、部长……唉！不要对谁都气势汹汹的！你也不见得比他好到哪里去。你说他是叛徒？……那好，下一个叛徒是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的。没有一个人经得起诱惑！你怎么会经得起呢？你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灵魂是不朽的。你们都只有个肚子，我敢对你们说。而空肚子只想吃饱。”

说到这里，他们都恼火了，大家同时说起话来。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容易感情冲动，比别人都更革命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智力方面的自豪感，洋洋得意的纯美学世界观，只能提供精神上的乐趣，一看到世上的不公平，立刻回到了现实世界。美学吗？世界上十个人，就有八个生活在贫穷或苦难中，不是物质上就是精神上，还谈什么美学？去你的吧！只有厚颜无耻、享受特权的人才能自命清高。一个像克里斯托夫这样的艺术家，在内心深处，是不能不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有什么人看到社会上风俗败坏，财富分配不公平得惊人时，会比脑力劳动者更痛苦呢？艺术家有的饥饿而死，有的成了百万富翁，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时运变化莫测，有人善于见机行事而已。一个社会不是让精英分子饿死，就是给他多得出奇的报酬，简直是咄咄怪事，难道不该摧毁吗？每个人不论工作不工作，都有权利吃到每天的面包。每种工作不论好坏，都应该得到报酬，不是按照工作真正的价值———谁能万无一失地确定价值呢？———只能按照劳动者正常的合法需要。对为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该而且能够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使他们能有时间，有办法去争取更大的光荣。没有别的要求了。《神秘的微笑》这张名画价值一百万。一笔钱和一件艺术品没有什么关系；艺术品既不比价钱高，也不比价钱低，是钱买不到的。问题不是付多少钱；问题是艺术家要生活。只要他有吃的，只要他能安静地工作，那就够了！财富是多余的；那是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任何人占有的多于他需要的，多于他的生活，他家人的生活，他智力发展的正常需要，那就是在损害别人。他占有的多了，别人占有的就少了。我们听人谈到法国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财富，只好苦笑，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工人、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拼命干活，才能糊口，免得饿死，但我们还时常看到优秀的人累得倒下———而我们却是民族的生命力！你们吃饱了人间的财富，吃的是我们的血汗和痛苦。但你们并不觉得问心有愧，因为你们有一套心安理得的诡辩法，什么产权神圣啦，生活就是公平的斗争啦，进步是更高的利益啦，进步成了神话中的怪物，为了这种大成问题的更高利益而要牺牲既得利益———而且是牺牲别人的既得利益！结果就是你们占有的太多了。你们占有的超过了生活的需要。而我们所有的却太少了。但我们哪一点也比你们强呀！如果你们喜欢不公平，那么小心！你们搬起来的石头会砸了你们自己的脚！

就是这样，克里斯托夫周围的热情冲昏了他自己的头脑。然后，他对 自己口若悬河的辩才觉得惊讶。但他并不认为夸夸其谈有什么重要。他只觉得这样激动好玩，是多喝了一瓶酒的缘故。遗憾的只是酒不够好；于是他就吹起莱茵河的美酒来。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没有联系。但却产生了一种怪现象：克里斯托夫越争论越热情高涨，而相形之下，同他争论的伙伴反倒显得情绪低落了。

他们不像他这样富于幻想。甚至一些激烈的带头人，使资产阶级害怕的人物，其实心里也是动摇的，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得可怕。高加笑起来像是公马嘶鸣，声高气粗，指手画脚；但他对自己的大叫大喊只是半信半疑，他是用暴力来吓唬人的。他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懦弱，就装模作样，打肿了脸来充胖子；但和克里斯托夫在一起，他却会笑着承认自己是吹牛。格拉沃夫什么都批评，人家想做什么他都找碴，使什么都做不成。育西哀却认为 自己永远对，从来不肯认错。他越看出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脚，越要强辩下去；他以自己的原则为傲到了这种地步，甚至连自己事业的成败都在所不惜。但他又会从一个极端转到另外一个极端，从顽固不化的信仰转为含讥带讽的悲观，严厉地指责理论体系都是说谎，一切努力都没有用。

工人多半都是这样。他们往往陶醉于豪言壮语之中，但忽然一下，又落入了失望的深渊。他们的幻想漫无边际，毫无根据，但并不是他们凭空虚构，而是廉价贩来的现成货色，是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在低级酒店和咖啡音乐厅消愁解闷时捡来的传闻。懒得思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口多得不胜枚举：就像一头不再苦斗的困兽，只想躺倒不干，安安静静地消化肚子里的食物，头脑中的梦想。但酒消梦醒之后，剩下来的只有更疲惫不堪、口干嘴黏的困倦。他们不断地捧领导人，捧得热火朝天；但过不了多久，又对他产生了怀疑，并把他抛弃。最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有错：这些领导人一个个都是功利虚荣吸引来的；只有一个育西哀，因为肺病到了晚期，死亡已经发出通知，才能抵制引诱，而其他领导人有多少个不是背叛，就是厌倦不堪啊？像那时各个党派的政客一样，他们也经受不起考验，成了牺牲品，而侵蚀他们的祸害不是美女就是金钱，或者既是美女，又是金钱———其实两者是合二为一———大家都看得见，不论在朝党或在野党，都有第一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政治家的人物———换了一个时代，也许他们早已功成名就了———但是他们在执行大计划时做出没有思前顾后的事情，或者半途而废，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沉醉于逸乐之中。他们可以勇冠三军，战死沙场；但很少领导人能不大吹大擂，坚守岗位，掌握方向，尽忠职守而死。

意识到这种根本弱点就砍断了革命的大腿。工人的时间花在互相指摘上。他们的罢工总是失败，因为领导人之间，或者同行工会之间，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总是意见分歧———因为虚张声势的威胁其实是胆小懦弱的表现———因为绵羊般驯服的遗传性使罢工反抗者一得到法院的勒令就重新戴上枷锁———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罢工反抗而去靠拢老板，使自私的奉献得了高昂的报酬。还不用提群众运动必然产生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群众只想举行带有革命性质的集体罢工，却不愿意政府把他们当做革命党。他们对于枪尖上的刺刀没有一点兴趣。他们想吃炒鸡子，却不愿意打破蛋壳。总而言之，他们只喜欢打破别人的鸡蛋。

奥利维在看，在观察，他并不觉得奇怪。他看出了这些人是多么不胜任他们自认为胜任的大事业；但他也看出了必然带动他们前进的力量；他还看到克里斯托夫已经不知不觉地随着潮流走了。至于他自己，他也只想顺大流，但是落花有意，流水偏偏无意把他带走。于是他只好待在岸边，瞧着江水奔流。

这一道奔腾汹涌的流水激起了巨大的热情、私利、信仰，使它们互相冲突、溶化，浪花四溅，漩涡倒流。带头的是领导人，他们身不由己，被推到了前面，其实他们最缺少的也许就是信仰；他们以前信仰过，但就像他们嘲笑过的教士一样，因为发过誓不得不认账，只好勉强自己去传道说教，坚持到底。在他们后面，大队人马是粗暴的，动摇的，近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是偶然造成的，他们现在随大流相信乌托邦；但到晚上潮流一变，他们就不信了。许多人有信仰是因为需要行动，想要冒险。另外一些人却是根据不合情理的逻辑。还有一些人是好心好意参加的。深思熟虑的人只利用思想观念作为战斗的武器；他们斗争的目的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胃口大的人暗中希望贫苦的生活来个彻底的大翻身。

但把他们带走的潮流比他们大家都更聪明；它知道要到哪里去。旧世界的堤防暂时阻挡一下潮流有什么关系？奥利维早就料到社会革命在今天是要失败的。但是他也知道无论胜负，革命都会达到目的；因为压迫者不等到害怕被压迫者的时候，是不会答应他们要求的权利的。就是这样，革命者使用的不公正的暴力，和他们事业的公正性一样，都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公正和不公正是盲目而可靠的力量计划中的两个方面，这种力量带领大队人马前进。

你们受到主子的召唤，想想你们是什么人吧。从肉体看来，你们之中并没有多少智者、强者、高贵者。但主子却选了世界上的愚者来战胜智者，弱者来打败强者，卑贱者来摧毁高贵者，以虚攻实，以无克有……

然而，不管支配万物的主子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理性———即使工联主义所准备的社会机构将来会取得相对的进步，奥利维也认为不值得克里斯托夫和他把全部幻想的力量和牺牲的劲头都投入到这场地面战斗中去，因为战斗并不会打出一个世界来。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希望已经消失。平民并不比其他阶级更好，也不见得更忠诚；尤其是他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利害冲突的洪流中，在热情奔放的污泥浊水中，奥利维的眼睛和心灵都关注着独立精神的小岛，真正信仰的小组，他们七零八落，好像流水上涌现的落花。他们是些超凡脱俗的精英，怎么混在群众中也会脱颖而出，出污泥而不染，精英也是物以类聚———无论哪个阶级，哪个党派的精英———他们都是高举圣火的人。他们神圣的任务就是不让圣火熄灭。

奥利维已经做出了选择。

和他家隔了几所房子，有一个小小的鞋店，比路面还要低一点———只是用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再加玻璃和纸板拼起来的。进店先要走下三步台阶，站着还要弯下腰来。店里只容得下一块摆鞋子的隔板和两个凳子。一天到晚都像传统的鞋店一样，听得见鞋匠在唱。他吹口哨，敲鞋底，用嘶哑的嗓子哼着粗俗的小调或革命歌曲，或者和走过玻璃窗外的邻居打招呼。一只喜鹊翅膀受了伤，在人行道上一蹦一跳，从门房走到鞋店来。它停在店门口最高的一步台阶上，瞧着鞋匠。他就暂时放下手上干的活，吹笛子似的说些调戏的话，或者吹口哨一般哼着《国际歌》。喜鹊嘴朝天，认真地听着；有时，它嘴向前一扑，仿佛在打招呼，又不自然地拍拍翅膀，想要站稳；然后忽然身子一转，不等鞋匠把话说完，就拍拍一只翅膀，和另外一个翅尖，飞到路边长椅的靠背上，对着街上的狗叽叽喳喳。那时，鞋匠又敲打起手头的鞋面来，虽然听他说话的喜鹊已经飞走，他还是一样把他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他有五十六岁了，快活而又粗暴，眉毛很浓，眼睛很小，笑眯眯的，头顶秃得像个鸡蛋，底下的头发像个鸟窠，耳朵长满了毛，缺了门牙的嘴一笑起来就露出一个黑洞，简直像一口井，胡须乱蓬蓬、脏兮兮的，他用鞋油染黑了的钳子一般的手指一抓，就抓得更脏更乱了。街坊上叫他斐伊哀老头，或者斐伊哀德，或者拉斐伊哀德———为了气他，还把他叫做保皇党的拉斐德，因为老头在政治上高举的是红色大旗，年轻的时候就参加过巴黎公社，判过死刑，后来改为流放；他对这些往事洋洋得意，对巴丹革、迦利弗和傅狄革这一伙公社的对头恨之入骨。他积极参加革命集会，热烈地拥护高加，对他吹胡子，瞪眼睛，用打雷的声音预言报仇雪恨的理想快要实现了，觉得很痛快。对高加的演讲，他一次也不错过，听来像是在喝好酒；听到一个笑话，他会张开大嘴哈哈大笑；听到一句咒骂，他会口沫飞溅；听到过去的战斗和未来的天堂，他会兴高采烈。第二天，他还要在店里重读报上登的演讲摘录，他要高声朗诵，不但是自己听，还要学徒也听；为了仔细欣赏，他要学徒再念一遍，若是漏了一行，就打一个耳光。因此，他干的活往往不能准时交货；不过做工倒是过硬；脚磨破了，鞋子还没磨破。

老头有一个十三岁的外孙子，驼背，身体虚弱，有佝偻病，就在鞋店里当学徒。孩子的母亲在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家，同一个工人中的败类私奔了。工人犯了罪，给抓了起来，判了刑，以后就不见了。剩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她就独自抚养小艾曼纽。她把对情夫的爱和恨都转移到孩子身上。这个女人脾气暴躁，妒忌得不正常。她爱孩子爱得不要命，对待他却粗暴，等到他一生病，她又急得发疯。在她脾气不好的日子里，她不给他吃的就要他上床睡觉。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牵着他的手上街，他若累得走不动，倒在地上了，她就一脚把他踢起来。她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神经兮兮，嘻嘻哈哈。等到她死了，外祖父就把孩子带回家来，那时不过六岁。他很喜欢孩子，但表现的方式很古怪，对他很凶，骂人的话无奇不有，从早到晚不是揪耳朵，就是打耳光，以为这样才能教会手艺；同时把他对社会的信条，反对教会的思想也灌给孩子。

艾曼纽知道外祖父心不坏，但他总得随时准备举起肘腕来招架巴掌；老头子使他害怕，尤其是在喝醉了的晚上。因为拉斐伊哀德（酒桶）这个名字并不是白赚来的，他每个月总得大醉两三回；那时，他说起话来莫名其妙，有说有笑，大吹其牛，结果孩子总要挨上两下。其实是口重手轻。但是孩子胆小，身体虚弱，更是敏感；他智力发达得过早，又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外祖父的粗暴和革命的言谈都使他心烦意乱。外界的印象也会在他心中引起共鸣，就像沉重的街车一走过，小鞋店就会震动一样。在他如醉如痴的想像中，混杂着丁当的钟声，日常的感觉，童年的痛苦，早熟的经验和可悲的回忆、巴黎公社的故事、夜校上课的只言片语、报纸副刊的文字、工人集会的演讲，以及从父母遗传得来的模糊不清、如潮汹涌的性本能。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梦幻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沼泽，发射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之光。

鞋匠有时带着学徒到奥莱莉的小酒店去。就是在酒店里，奥利维注意到了这个说话像燕子一般啁啁啾啾的小驼子。他既不大和工人谈话，就有的是时间来研究孩子病态的脸，凸出的额头，又认生又胆小的神气；他听见人家对孩子说些粗俗的笑话，孩子口里不说什么，眉头却皱了起来。他也看见孩子一听到人家谈革命，柔和的栗色眼睛就会发出快乐的光辉，幻想着未来的幸福———其实这种幸福即使来临，也不会大大改变他那可怜的命运。但在这时，他眼里的光辉照亮了他不讨人喜欢的脸，使人觉得并不是那样不讨人喜欢。甚至漂亮的贝德也发现了这一点；有一天，她说出了她的印象，并且不打招呼，就亲了他的嘴。孩子吓了一跳，激动得脸都发白了，很恼火地往后退了两步。贝德却没有功夫管他，已经和育西哀吵了起来。只有奥利维看出了艾曼纽的激动不安，他眼看着孩子缩到暗处，两只手还在抖，低着脑袋，眼睛望着地上，偷偷地用热烈而恼火的目光看贝德两眼。奥利维走过去，很温和，很客气地对孩子说话，使他火气一下就消了……温和的态度对无人关怀的心灵是多大的安慰啊！那就像久旱逢甘雨的土地。只要几句好话，一个微笑，就可以使小艾曼纽在灵魂深处把心交给奥利维，把他当自己人了。后来，他们在街上碰到，发现他们竟是邻居，这在孩子看来，简直是命运发出的神秘信号，说明他没有看错。他在店里等待机会，只要奥利维走过门口，他就要打个招呼；如果奥利维心里有事，没望鞋店一眼，艾曼纽就会觉得难过。

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天，奥利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的鞋店来订做一双鞋。鞋子一做好，艾曼纽就送去；他等奥利维回了家才送，免得扑个空。奥利维正在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他，只付了钱，却没有说什么；孩子似乎还在等待，他左顾右盼，很遗憾地要走了。奥利维心眼好，猜到了孩子在想什么，就微微一笑，和他谈起话来，虽然他和一般平民谈话总觉得有拘束。这一回，他却找到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话。对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做一只小鸟———看得太简单了一点———像他自己一样在生活中受到了伤害，要寻找安慰，只好在鸟架上缩成一团，把头钻进翅膀底下，幻想着无拘无束地飞翔在光明之中。一种本能感到的信任使孩子接近他了；孩子受到了他宁静的内心吸力，他不高声呐喊，不说一句粗话，使人觉得远离尘嚣；他屋子里面到处是书，书里是千百年来神奇的语言，引起了孩子宗教般的敬意。对奥利维提的问题他都乐意回答，答话显得突然，是跳跃式的，流露出了孤僻的自豪感，但往往词不达意。奥利维耐心细致地解读这个朦朦胧胧、结结巴巴的灵魂，结果渐渐看出了他对世界的新生怀有可笑而动人的信心。他并不想笑孩子的信心，明知他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改变人性。基督教也有过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也没有改变人性，从古希腊的独裁者到今天的法国总统，人类的道德有多少进步呢？……但信仰总是好的；旧的信仰之火熄灭了，就该点燃新的信仰之火：信仰总不会嫌太多的。奥利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看着孩子头脑里闪烁的微光。多么玄妙的心灵！……奥利维跟不上他的思想活动，他的理智不能做出前后一致的努力，总是一蹦一跳地跃进，你对他说话，他远远落在你后面，思想停止不动，抓住你刚才一句话不知怎么引起的一个幻象不放，然后忽然一下赶上了你，并且一跳超过了你，把一句平淡无奇的资产阶级的老生常谈，变成了令人心醉神迷的世界，或如疯如狂、英雄主义的信条。这半睡半醒、如蹦如跳的心灵，强烈而幼稚地需要乐观主义；无论你对他谈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都要加上一条闹剧的尾巴，才符合他异想天开的心愿。

奥利维出于好奇心理，星期天给孩子念念书。他以为通俗的写实故事会引起孩子的兴趣，就念起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来。不料孩子并不觉得怎么样，只是说：

“嗯，这我知道。”

他不明白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来写大家都知道的真事。

“一个小孩，一个小孩的事。”他说时根本不把这看在眼里。

他对历史也一样不感兴趣；科学更讨人厌；在他看来，那是神话故事前面的枯燥无味的序言：无形无影的力量能为人制服，就像可怕的神怪俯首听命一样。要这么多的解释干什么？发现了什么东西，不消说怎么发现的，只消说是什么就够了。思想分析是资产阶级的奢侈享受。平民心里需要的只是概括，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是歹，他们需要的是生气勃勃，充了电的现实。在艾曼纽能读到的文学作品中，最使他感动的是维克多·雨果史诗般夸张的文采，革命的演说家烟雾蒙蒙的华丽词藻，其实不但他没理解，就连演说家本人也和雨果的剧中人一样不理解。世界对他说来，就像对他们一样，并不是由理智或事实组合起来、前后连贯的整体，而是一望无际的空间，沉浸在颤抖迷离的光影之中，就像带着阳光的巨大翅膀飞过了黑夜的天空。奥利维要对他讲资产阶级的逻辑，但没有用。孩子桀骜不驯、烦闷无聊的心灵老是从他手中溜掉，只喜欢空空洞洞，只喜欢幻想的感情冲突，就像一个动情的女人闭着眼睛献身一样。

奥利维感到这个孩子对他既有吸引力，又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是这样接近自己：孤僻、软弱而骄傲，对理想充满了热情———又和自己这样不同：精神失常，盲目的欲望失去了控制，肉欲方面的野性到了没有普通的道德观念，甚至善恶不分的地步。他还只隐约看到这种野性的一部分。他永远也猜不到混乱的感情是怎样在他这个小朋友的心中奔腾咆哮的。我们资产阶级祖传的意识使我们变得规规矩矩了。我们甚至不敢挖掘自己的内心。如果把一个老实的男人所做过的怪梦，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在肉体上所感到的荒唐热情，哪怕只要说出百分之一来，大家就要高声大叫这是丑闻了。妖魔鬼怪不许开口！魔窟的大门赶快关上。但要知道：妖魔是存在的，在年轻人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门而出———大家认为是不正当的情欲，小艾曼纽心里都有；情欲会一阵一阵地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因为他丑得不敢接近异性，袭击更加猛烈。奥利维一点也不知情。在他面前，艾曼纽不好意思开口。他受到奥利维平静的感染。这种生活的榜样驯服了他。孩子对奥利维感到强烈的爱。他受到压抑的热情起来造反，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梦想：人类的幸福，社会的博爱，科学的奇迹，异想天开的航空，既不成熟又没开化的诗情画意———一个充满了英雄事迹、糊涂行为、奢侈享受、牺牲精神的世界，他如醉如痴的意志在狂热中神游，撞得颠三倒四。

他在外祖父的小店里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做白日梦，老头子从早到晚没有片刻能不出声，不是吹口哨，就是敲敲打打，或者是说废话。不过做白日梦的时间总还是有的。一个人睁开眼睛站着，一秒钟之内就可做多少天的梦啊！———体力劳动中间是可以穿插思想活动的。一个工人若不集中精力，很难抓住一系列逻辑严密的长篇大论；即使抓住了，也总不免丢三落四；但节奏分明的劳动却总是可以忙里偷闲的，手一闲思想就见缝插针，形象也涌现了；身体有规律的活动会像铁匠店的风箱一样吹出思想的火花来。这就是平民的思想！一把火，一股烟，下雨般的火花熄灭了，复燃了，又熄灭了！但有时一阵风把星星之火吹到资产阶级的干草堆上，那就要烧起一片大火……

奥利维推荐艾曼纽进了一家印刷厂。这是孩子的心愿；外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外孙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厂的油墨香味，他也有敬重之感。在新行当干活，比老行当辛苦；孩子在一伙工人中间，反倒觉得比一个人同外祖父在鞋店里更自由自在，可以胡思乱想。

最好的辰光是午餐时刻。工人大军涌上了人行道上的餐桌，坐满了街坊上的小酒店。艾曼纽却一瘸一拐地躲到附近的广场上去，骑马似的坐在一条凳上，在一棵栗子树的荫庇下靠近一个手拿一串葡萄做出跳舞姿态的牧神铜像，拿出油乎乎的纸包着的夹肉面包来，慢慢地吃着，在周围的麻雀当中，吃得更有味。在青青的草地上，小小的喷泉网洒出一阵阵的细雨，发出淅沥淅沥的声音。在阳光照耀着的树上，一些圆眼睛的、蓝灰色的鸽子在咕咕叫。在周围，巴黎的喘息声不绝于耳，车马的轰隆声，川流不息的脚步声，街上听惯了的叫喊声，远处传来的陶瓷修补匠快活的唿哨声，修路工用锤子敲打街面的丁丁声，不同凡响的喷泉声———用狂热的金色笼罩着巴黎的梦……小驼子骑在长凳上，满嘴都是夹肉面包，并不急着要吞下去，迷迷糊糊地觉得精神涣散，不再感到弯腰驼背的痛苦和灵魂的渺小，只是沉醉在一片朦胧的幸福中……

“……温暖的光明，公正的太阳明天要为我们发光，你今天不是已经发光了吗？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美！我们多么富足，多么强大，多么健康，多么相爱……我爱，我爱大家，大家爱我……啊！我们多么好！明天，我们多么好！……”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醒了过来，吞下了嘴里的面包，就近在华莱士喷泉里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又弯下腰，驼起背，一蹦一跳，一瘸一拐地走回去，回到印刷厂的岗位上，面对着排字架上的奇妙字母。总有一天，这些字母会写出革命的口号：“一切都要重新衡量、计算、分配。”

拉斐伊哀德老头有一个老朋友杜伊约，是一个文具商，就在鞋店对面。文具店兼卖日用品，橱窗里看得见玻璃瓶里装着红绿纸包的糖果，还有缺胳膊少腿的硬纸板做成的玩具娃娃。在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两个人一个站在门口，一个坐在店里，互相交换一个眼色，或者摇摇头，做着各式各样的哑剧手势。等到鞋匠敲打累了，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屁股抽筋了，他们就打个招呼。拉斐伊哀德尖声尖气，杜伊约嘶哑的嗓子发出了牛鸣，两个人就到隔壁酒店柜台前去喝上一杯。他们并不急着回来。论谈天，他们可是两条好汉。两个人相识有半个世纪了。文具商也参加了一八七一年那出乐剧。一看这个和气的胖子，头戴黑色软帽，衣穿白色工装，花白的胡子像个老兵，模糊的淡蓝眼睛带有血丝，眼皮肿得像荷包，脸颊松弛，因为出汗而发亮，拖着痛风的两条腿走路，呼吸短促，舌头笨重，谁猜得到他参加过巴黎公社呢？但他对当年的幻想一点也没有消失。在瑞士流亡了几年，他碰到过各国的斗争伙伴，尤其是俄国人使他开始看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似的无政府主义之美。这一点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不同，鞋匠是个老派的法国人，是个强硬派，主张绝对自由。在其他方面，两个人都坚信社会革命和未来的工人理想国。各人都热爱一个领导人，把他当做自己理想的化身。杜伊约支持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支持高加。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的分歧，认为他们共同的思想早已说清楚了———喝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以为共同的理想已经实现———两个人当中，更喜欢争辩的是鞋匠。至少，他理直气壮，为自己争辩，其实，天晓得他的理由是多么古怪。理由只是一只能穿在自己脚上、却不能穿在别人脚上的鞋子。然而，他说理不如做鞋内行，却偏偏认为别人的心灵应该穿他脚上的鞋子。文具商却懒得去证明他相信什么。一个人只证明他怀疑什么。文具商却什么也不怀疑。他一贯乐观的性格看什么都顺心，不顺心的他都看不见，或者忘记了。烦恼的经验只从他的皮肤上滑过，没有留下痕迹。两个人都是浪漫主义的老少年，都没有现实感；只要一听到革命这两个字，他们就陶醉了，仿佛是个自己讲给自己的美丽故事，他们也不大知道革命会不会实现，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两个人都相信人就是上帝，把千百年来礼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了一下———用不着说，他们两个都是反对教会的。

有趣的是老实的文具商和一个非常信教的侄女住在一起，侄女却随心所欲地摆布叔叔。这个小妇人头发颜色深，身体胖胖的，眼睛很精明，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听得出很重的马赛口音，她是商业部一个文书的寡妇。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儿，叔父收留了她，成了个老板娘，但她却相信自己了不起，几乎以为来店里卖东西是给了叔叔一个面子；她好像一个失宠的王后，好在她天生喜欢说话，摆不出架子来，总算没有把叔父的生意搞垮，没有把顾客都吓走。像她这样有派头的女人当然是保王党又是教会派。亚历山特琳太太表现她的感情非常露骨，不留一点余地，尤其是要气气这个不信教的老头。虽然是叔叔收容了她，她却以主妇自居，并且要负责全家人的良心；即使她不能改变叔父的信仰———她发誓到他临死时也要他转变———至少，她要把魔鬼浸在圣水里才能出一口气。她在墙上钉了卢尔德圣母堂和巴杜的圣安东尼像，在壁炉架上的玻璃罩下，摆着五颜六色的吉祥物；季节一到，她还在女儿的床头摆上圣母堂的模型，点上几枝蓝色的小蜡烛。谁也不知道在这场欺人太甚的信仰斗争中，占上风的到底是她希望叔父转变的真情实意，还是把叔父当受气包带来的开心呢？

老实的叔父并不感情用事，有点昏昏沉沉，一切都随她干；他不敢冒险惹得好斗的侄女发脾气，她的舌头那样厉害，他是怎么也说不过她的；说来说去，他只要求安静。只有一次，他也恼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居然偷偷地溜进了他的房间，高高地挂到了床后面的墙上；他气得几乎晕过去，侄女吓坏了，再也不敢故伎重演，这一回他总算取得了胜利。在其他事情上，他总是让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股上帝神圣的气味使他难受；但他只好不想算了。其实他也佩服侄女，听她摆布自有乐趣。再说，两个人都一样宠爱他们的小女王兰纳德。

兰纳德十三岁，老是生病。几个月来，她成了髋关节结核症的俘虏，一直躺在床上，半边身体用固定夹板夹住，好像蚌壳里的小水神。她的眼睛像受了伤的小鹿的眼睛，皮肤的颜色像缺少阳光的植物；她的头太大，由于淡黄的头发又细又直，显得更大；但脸上的表情微妙，小鼻子生气勃勃，笑起来天真可爱。母亲对宗教的虔诚，在一个病多事少的孩子身上显得更加狂热。她一祷告就是几个小时，一面数着教皇祝福过的珊瑚念珠；若是中断祷告，就把念珠放到嘴边热烈地吻着。她几乎整天无事可做，嫌针线活太累，亚历山特琳太太也不要她对女红有兴趣。她难得看几本没有趣味的传道书，几本讲宗教奇迹的愚蠢故事，那种装腔作势、平淡无奇的文章，就像她看不懂的诗一样———或者是星期天报上有五彩插图的犯罪新闻，她糊涂的母亲居然拿给她看。她难得做一点针线活，做的时候口中还是念念有词，心并不在活计上，而是在和她友好的圣女，甚至是在和仁慈的天父说话。不要以为只有圣女贞德才配上帝下凡来看她；我们大家也有过这种福分。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天上的来客往往让我们在家里自言自语，他们并不说话。兰纳德没想到说话要有来有往；她认为不说话就是默认。何况她要说的话这么多，没有时间等他们回答，就代替他们说了。她是一个说话不开口的姑娘，母亲遗传给她的说话滔滔不绝的本领，都渗透了她的皮肉，变成了内心的语言，就像一条地下水一般———当然，她也参加了要外叔祖父信教的密谋，非常高兴看到神灵的光辉占领家中每一寸黑暗的土地；她把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里，或者把一颗念珠塞进他的衣袋。老人为了讨外侄孙女喜欢，假装没有看见———这两个虔诚的教女对这个反教会的老头耍的花招，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不断用粗话讥笑当家做主的女人，又嘲笑在女人拖鞋底下的老朋友。其实他并没有资格笑人：因为二十年来他也受够了女人的罪，他老婆爱吵爱闹，滴酒不沾，骂他是个酒鬼，叫他抬不起头来。但他绝口不提往事。文具商给他说得难为情了，只是软弱无力地申辩两句，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克鲁泡特金也主张容忍。

兰纳德和艾曼纽是朋友。从小时候起，他们就天天见面。艾曼纽不大敢溜到她家里来。亚历山特琳太太看他不顺眼，因为他的外祖父不信教，他也只是个肮脏的小鞋匠。但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窗前的长椅上。艾曼纽走过时敲敲窗子，鼻子贴在玻璃上都压扁了，他挤眉弄眼地打个招呼。到了夏天，窗子打开了，他就站住，把胳膊靠在窗槛上———他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有利，因为他耸起肩头表示亲近，可以使她看不见他的驼背———其实兰纳德没有人来往，根本不注意艾曼纽是个驼子。艾曼纽害怕女孩，既害怕又厌恶，但不厌恶兰纳德。这个半身不遂的姑娘在他看来是距离遥远、接触不到的。只是在漂亮的贝德和他亲了嘴的那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他本能地产生了反感，要避开兰纳德；他走过她家时也不站住，低着头溜得远远的，就像一只挨过打的野狗。然后，他又走了回来。其实，她并不算是女人！……下班的时候走出了作坊，在一大堆穿着睡袍式工作服的装订女工中间，他赶快缩成一团———这些高高大大、嘻嘻哈哈的姑娘，如饥似渴，一眼就能看穿你的衣服，看到你的肉体———他急忙溜到兰纳德窗下去。他感激他的女朋友是个残废人，只有在她面前，他才能显示男子汉的本色，甚至装出保护人的姿态。他给她讲街上发生的事，借机会抬高自己的地位。有时他劲头一来，要卖弄一下，还给兰纳德送点东西，冬天送炒栗子，夏天送一串樱桃。她呢，也会从橱窗里的两个玻璃瓶内取出些红绿纸包的糖果来给他；两个人还一同看明信片上的风景画。这是他们快活的时刻；两个人都忘了他们的童心是幽禁在残废的身体内。

不过，他们有时也会像大人一样，讨论起政治和宗教来。那时，他们也像大人一样愚蠢，相互之间不再了解。她谈到奇迹，九日祈祷，或者是贴着剪纸花边的圣像，还有赦罪日。他呢，听到外祖父说什么“愚蠢”、“胡闹”，他就说什么。等到他讲起外祖父带他去参加的群众大会时，她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打断他的话头，说这些群众都是酒鬼。谈话变得越来越刺耳了。他们谈起双方的家长来，一个重复外祖父骂对方母亲的话，另一个重复母亲骂对方外祖父的恶言。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两个人都找难听的话。这自然不难找到。他拣最粗野的说。她却能找到最恶毒的话。于是他走开了；等到下次来时，他说他同别的女孩子玩过，她们都很好看，大家有说有笑，下个星期天还要再见面。她先不说什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忽然一下她生气，把活计扔在他头上，叫他走开，说她恨他，然后把手蒙住脸。他走了，并不因为斗赢了嘴而高兴。他倒真想分开她瘦弱的小手，告诉她刚才说的都是假话。但他为了争一口气，勉强自己不走回头路。

有一天，他得到报应了———他和车间的伙伴在一起。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外人，不是不说话，就是说得太好，自以为了不起，说的话不是书上的，就是报上的———他看得太多了———那一天他们谈起了革命和未来。他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一个伙伴粗暴地给了他一个难堪：

“首先，革命用不着你，你太难看了。未来的社会不再有驼子。驼子一生下来就得淹死。”

这一下他口里说得高，身子却跌得重。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别人笑得前俯后仰。整个下午他都咬紧牙关。晚上，他回家去，急急忙忙要躲到一个角落里，免得人家看见他痛苦。偏偏奥利维碰到了他，看到他脸如土色，不免吃了一惊。

“你不舒服，出了什么事？”

艾曼纽不肯讲。奥利维亲热地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齿都在磕磕碰碰，仿佛要哭出来。奥利维挽住他的胳臂，把他带回家里。虽然奥利维不喜欢丑态和病态，这种本能的反感使他生来不适宜做慈善事业，但他并不流露出来。

“有人欺负你了？”

“是的。”

“他们干什么了？”

孩子吐出苦水。他说他长得难看。他说同伴都说革命没他的份。

“也没他们的份，孩子，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革命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事。我们做革命工作是为了后来的人。”

孩子听说革命要这么久，觉得失望了。

“难道你不乐意为成千上万像你这样的孩子谋幸福？难道你不乐意为千百万人工作？”

艾曼纽叹了一口气说：

“然而，自己能有一点幸福难道不好吗？”

“孩子，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生活在最美的城市里，在最丰富多彩的时代中；你并不蠢，你有眼睛。想一想：你周围有多少东西值得看，值得爱。”

他举了几个例子。

孩子听着，摇摇头说：

“不错，但人总是关在这副臭皮囊里！”

“不对，你可以出来。”

“一出来，不就一切都完了吗？”

“你怎么知道呢？”

孩子一听就傻了眼。唯物主义是外祖父的信条之一；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永生。他知道他的朋友不是教士，所以怀疑奥利维说话是不是当真。但奥利维握住他的手，谈了好久理想主义者的信仰，无限生命的一体性，生命是无始无终的，亿万生灵和亿万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太阳发出的光辉。但他并没有用抽象的字眼。出于本能，在谈话的时候，他能适应孩子的需要，谈些古老的传说，想像宇宙起源中带有深刻意义的素材，想到什么说什么；他半笑半真地谈到灵魂转生和万物轮回，说灵魂像泉水一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先后渗透了无数的形体。他还穿插了一些基督教的往事，甚至就地取材，融入了他们沉浸其中的夏天黄昏的景象。他坐在打开的窗子前面，孩子站在旁边，手放在他手里。这是个星期六。晚钟响了。一双双报春的燕子擦墙飞过。遥远的苍天在暗影朦胧的城市上空微笑。孩子连大气也不出，静听着大朋友讲的神话。奥利维看见他的小听众这样认真，心里也暖洋洋的，越讲越投入了。

人生有些决定性的时刻，就像城市之夜的电灯忽然一下大放光明一样，黑暗的心灵也会升起永不熄灭的火焰。只要从容不迫的谈话点着了小驼子的心灵之火，弯腰驼背的臭皮囊就像纸灯笼包不住火一样燃烧起来。奥利维讲的道理，他一点也听不懂，几乎没听进去。但这些传说，这些奥利维打比方或作借喻用的形象，对艾曼纽却成了血肉之躯，成了现实。神话人物活了起来，在他周围心惊肉跳。而他在窗口看到的景象，街上过往的行人，有穷的，有富的，飞过墙边的燕子，累得拉不动车的老马，沉醉在黄昏中的石头房屋，光明陨灭前灰暗的天空———这个外部世界忽然印在他的心上，轻得像一个吻。就像电光一闪，然后，一切都消失了。他想起了兰纳德，就说：

“那些上教堂的人，那些信上帝的人，是不是痴人呢？”

奥利维微笑了。

“他们也有信仰，”他说，“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大家的信仰都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想像不如我们的。他们为了看到光明，却要关上窗板点起灯来。他们把上帝看做一个人。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不过我们爱的都是同样的光明。”

孩子走回家去，走过阴暗的街道，煤气灯还没有点着。奥利维的话在他头脑里回响。他想：讥讽眼光短浅的人和嘲笑驼背的人一样，都是无情的人。他想起了兰纳德的眼睛很美，又想起了他曾使她流泪。他心里很难过。他立刻向后转，又走到文具店。窗子还半开着；他轻轻地把头伸进去，低声喊道：

“兰纳德……”

她不回答。

“兰纳德！请你原谅我。”

兰纳德的声音在暗中说：

“坏东西！我恨你。”

“对不起。”他再说了一次。

他住口了。然后，忽然一下冲动，他的心有点乱，又有点不好意思，他压低了声音说：

“兰纳德，你知道，我也信神了，像你一样。”

“当真？”

“当真。”

他这样说，本来是表示自己不计较往事。不料说过之后，倒有点真相信了。

他们两个不再说话。谁也看不见谁。外面，夜色很美。小驼子悄悄地说：

“死了以后，天不是一样美吗？”

听得见兰纳德轻微的呼吸声。

他说：

“再见，小青蛙！”

兰纳德感动了的声音答道：

“再见。”

他走了，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他很高兴，兰纳德原谅了他。其实，这个苦孩子的内心深处知道有人为他痛苦，却并不是一件苦事。

奥利维又退下来了。克里斯托夫不久也来找他。肯定地说，他们的位置不是在社会革命运动之中。奥利维不能和这些革命战士共命运。克里斯托夫则是不愿意。奥利维离开他们，因为他代表被压迫的弱者；克里斯托夫却因为他代表独立的弱者。虽然他们退下来了，一个退到船头，一个退到船尾，但他们和工人大军，和整个社会，依然是在同一条船上。克里斯托夫毫无拘束，充满自信，惹人生气，有兴趣观察无产者的联合；他喜欢投入人民大众的洪炉去锻炼一下，这可以使他精神放松，从炉里出来后更加快活，更成了个新人。他继续和高加来往，有时还去奥莱莉小酒店吃上一餐。一到了小酒店，他就不大检点，随兴所至，脱口说些奇谈怪论；什么反常的话都说得出口。他甚至不怀好意，喜欢把对方的谬论推到极端，气得对方暴跳如雷。人家搞不清楚他说话是否当真，因为他越说越热情洋溢，结果竟忘了他说得不近情理的本意。大家都喝醉了，艺术家也沉醉在其中。有一次在奥莱莉酒店的后间，他的美学激情一冲动，当场作了一支革命歌曲，大家立刻学唱，第二天就传遍了各个工人小组。这一下他可惹祸上身了。警察局注意他。玛奴斯了解内部情况，他有一个朋友在警察局做小职员，名叫撒维叶·贝纳，喜欢和文学界打交道，自己说是醉心于克里斯托夫的音乐———因为对艺术的爱好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也不知不觉地影响了第三共和国的看家狗———他对玛奴斯说：

“你们的克拉夫特在搞什么鬼把戏？”贝纳说，“他在充好汉。我们摸他的底。但上头正要抓个把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来证明革命党密谋里通外国。这家伙若不小心，我们就不得不抓他。那可麻烦了。给他打个招呼吧！”

玛奴斯转告了克里斯托夫；奥利维劝他谨慎为上。克里斯托夫却不把警告放在心里。

“呸！”他说，“谁都知道我不危险。我要开心！我喜欢这些人，他们像我一样工作，一样有信仰。说实话，我们信仰不同，不是一个阵营……那好！就战斗吧。我不厌恶斗争……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像你一样缩在壳里。和资产阶级在一起真要闷死了。”

奥利维却不觉得胸部气憋，反倒认为在他这个小天地里，有两个安静的女朋友做伴，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亚诺太太还要忙慈善事业，而赛西尔却全神贯注在孩子身上，甚至说话三句不离孩子，而且只同孩子说话，牙牙学语，学小鸟的啁啾声，仿佛要把鸟语变成人言似的。

奥利维和工人打交道，结识了两个人。两个都无党无派，和他一样。一个名叫葛冷，是织挂毯的工人。他是个能工巧匠，干起活来随心所欲，随兴所至。他喜欢他这个行当，对艺术品天生的欣赏力强，善于观察，善于动手，加上参观过博物馆，艺术趣味就提得更高了。奥利维请他修理过一件古老的家具，活儿很不容易，他却补得非常巧妙，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要奥利维付的修理费却不多，能够修好这样的艺术品已经足以自慰了。奥利维对他感到兴趣，要了解他的生活，问他对工人运动的看法。葛冷没有什么意见；他并不大在乎。他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只是他。他不大看书。他的知识来自感官、眼睛、双手，来自真正巴黎平民天生的趣味。他是个快活的人。在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他这类人并不少见，他们是法兰西民族中最聪明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实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的平衡。

奥利维结识的另外一个人更古怪。那是一个邮差，名字叫于特鲁。他人漂亮，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留了金黄的小胡须，性格开朗，显得快活。一天，他送一封挂号信到奥利维房子里来。等奥利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架前转了一转，把脸凑在书背上看书名：

“哈！哈！”他说，“你有古书……”

他又加了一句：

“我也收集勃艮第的史书。”

“你是勃艮第人吗？”奥利维问他。

勃艮第人吃盐，

腰间挂着宝剑，

胡子长满下巴，

勃艮第人，跳吧！

邮差笑着唱歌作为回答，“我是阿瓦龙地方的人。我的家谱可以上溯到一二○○年……”

奥利维好奇了，想多知道一点。于特鲁正求之不得。他的确属于勃艮第一个最古老的家族。一个祖先参加过菲力普·奥古斯都的十字军；另外一个是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开始中落。到了大革命时期，更是一败涂地，落入了平民的泥坑。现在，这一家又浮到水面上来了，靠的是于特鲁当邮差老老实实的工作，旺盛的精力和体力，还有对家族的荣誉感。他业余最大的消遣是收集史料和家谱，不论是家族的或故土的。在休假的时候，他去档案馆抄资料，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趁送信的时候问文献学院或巴黎大学的学生。他显赫的出身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谈起来总是笑，一点也不怨天尤人。他快活得无忧无虑，踏踏实实，叫人看了高兴。奥利维一见他，就想到了民族生命神秘的浮沉，几个世纪汹涌澎湃，几个世纪潜流地下，从泥土中汲取新的力量，然后重新涌出地面。人民群众在他看来是个广阔无垠的大水库，过去的长河流入库内，未来的长河又从库内流出，河名虽然不同，往往还是同样的河流。

葛冷和于特鲁得到他的好感；但他们不能交往，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好谈。小艾曼纽占他的时间倒多些，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自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心里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一头栽到书本里去了，狂热地要得到知识。一离开书，他反显得迟钝。他似乎不如以前聪明，几乎不大说话；奥利维只从他嘴里听到片言只语；回答问题，他又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奥利维泄气了，勉强不露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人：孩子只是一个蠢材。他不知道心灵的成长需要多么艰巨的努力，多么狂热的酝酿期。他不是一个好教师，只会随手播种，却不会锄地挖沟———克里斯托夫一来更增加了麻烦。奥利维觉得这个小学徒摆不到桌面上去；艾曼纽笨得叫他难为情，一见克里斯托夫，他更笨得叫人受不了，简直成了一个怕生的哑巴。他恨克里斯托夫，因为奥利维爱他；孩子不能容忍别人在他老师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都猜不到这样偏激的爱和妒忌在啃噬着孩子的心灵。然而，克里斯托夫却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这是过去的事了！但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却认不出自己当年的面目，以为孩子是用不同于他的材料造成的。在这个模糊不清的病态遗传的大杂烩身上，无论是爱是恨，是潜在的天才，全都会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

五一节快到了。

令人不安的流言蜚语传遍了巴黎。全国总工会假充好汉的领导人尽量散播消息。他们的报纸宣传的伟大日子已经来到，号召工人自卫队行动，发出了打击资产阶级最厉害的口号：“饿死他们！……不喂饱他们的肚皮！……”他们威胁说要总罢工。吓怕了的巴黎人躲乡下去了，或者储存粮食，仿佛对付围城似的。克里斯托夫碰到卡纳开了汽车，带了两只火腿和一袋土豆；他六神无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党哪派；人家一下把他当做老共和党，一下当保王党，一下当革命派。他对暴力的崇拜像个晕头转向的罗盘，指针一下从北跳到南，一下又从南跳到北。在大家面前，他随声附和那些说大话的朋友；其实在心里，他准备拥护任何一个独裁者去扫荡红色的恐怖分子。

克里斯托夫嘲笑大家得了胆小病。他相信不会发生什么事。奥利维却不那样有把握。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无论是回想起大革命来，或者是等待革命到来，总会在资产阶级心里引发小小的地震。

“算了！”克里斯托夫说，“你可以放心睡大觉。革命不会明天就到的！你们大家都怕革命，都怕武斗……一片恐慌。资产阶级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甚至整个民族，整个西方。大家血流多了，害怕流血。四十年来，你们都说空话。瞧瞧你们的德莱弗斯案件！‘杀呀！死呀！流血呀！’……难道你们喊得还不够吗？你们这些放空炮的接班人，浪费了多少口沫和墨水！但是流了几滴血呢？”

“不要太相信了，”奥利维说，“害怕流血是人潜在的本能。本能知道：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要发作了；文明的假面具就要撕掉了，野兽就要露出张牙舞爪的狰狞面目，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能给它戴上嘴套！打仗之前，大家都不敢动手；等到仗打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

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说：无怪乎吹牛大王西哈诺和冒充好汉的尚德莱都成了时代英雄———这是一个说谎的时代。

奥利维摇摇头。他知道在法国说大话就表示要开始行动了。然而，谈到五一节，他也和克里斯托夫一样，认为不会引爆革命，因为革命宣扬得太多了，政府已经做好准备。有理由相信策划暴动的谋略家不会贸然行事，而会把战斗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

四月下半月，奥利维患了感冒，每年冬天，差不多总是同样的时候，旧病总要重新发作，而且引发了老毛病支气管炎。克里斯托夫来他家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得不重，很快就过去了。但烧退之后，奥利维感到身体和精神都很疲倦，照例还要休息几天。他就待在床上，一躺总是几个小时，动也不想动，懒懒地瞧着克里斯托夫背朝他伏案工作。

克里斯托夫全神贯注在工作上。等到他写累了，忽然就站起来，走过去弹钢琴，但弹的并不是刚作的曲子，而是随手演奏。那时就出了一个怪现象。他正在写作的曲子和以前的作品风格是一致的，但弹出来却像是别人的作品。音乐显得粗野，没有节制，仿佛精神错乱，前后不相连贯，有时猛烈，有时断裂，完全不像他别的作品那样有高度的逻辑性。这种不经思索的即兴演奏，仿佛从意识的眼皮下溜了过去，不是从思想中、而是从肉体内涌现出来的，像野兽的叫喊，流露的是心灵的不平衡，预示着在深处酝酿、即将爆发的暴风雨。克里斯托夫自己不觉得，但奥利维在听着、瞧着克里斯托夫，却隐隐地感到不安。他的身体虚弱，洞察力反倒特别敏锐，能够预感到遥远的、别人注意不到的事态。

克里斯托夫使劲弹出了最后一个和音，浑身是汗，桀骜不驯地停了下来，依然浑浊不安的眼睛向周围望望，碰到了奥利维的眼睛，笑了笑，又回到案前去。奥利维问他：

“你弹的是什么呀，克里斯托夫？”

“不算什么，”克里斯托夫说，“我只是在浑水摸鱼。”

“你打算写下来吗？”

“写下来？写什么？”

“刚刚弹的。”

“刚刚弹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刚刚想什么啦？”

“我也不知道。”克里斯托夫说，用手摸摸额头。

他又坐下来写。房间里一片寂静，两个朋友都不说话。奥利维继续瞧着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感觉到了，转过身来。奥利维的眼睛含着多少脉脉温情啊！

“懒骨头！”他笑嘻嘻地说。

奥利维叹了一口气。

“怎么啦？”克里斯托夫问。

“克里斯托夫哟！你说说看，你人在我近旁，心里却有多少东西，多少无价之宝，还可以献给别人，但却没有我的份了！……”

“怎么说傻话了？你是怎么搞的？”

“你将来会怎样生活呢？还要经过什么危险，受到什么考验呢？……我真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一切我恐怕是看不到的了。我恐怕是要糊糊涂涂地半途而废。”

“若说糊涂，你倒真是糊涂。即使你想半途而废，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你留在路上吗？”

“你会忘记我的。”奥利维说。

克里斯托夫站起来，走过去坐在床上，就在奥利维身边，握住他的手腕，双手因为出虚汗已经湿了。他衬衣的领口敞开，露出了瘦弱的胸脯，弱不禁风的娇嫩皮肤，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吹破的布帆。克里斯托夫粗壮的手指扣上了他的衣领。奥利维一切由他。

“亲爱的克里斯托夫！”他温存地说，“我这一生还是有过一次幸福的！”

“啊！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克里斯托夫说，“你过得不是和我一样好吗？”

“是的。”奥利维说。

“那么，为什么说傻话呢？”

“我错了。”奥利维说，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是感冒使我伤感了。”

“打起精神来。呜！起来吧！”

“现在不行。等下再说。”

他还待在床上做梦。第二天，他起来了，但只是继续在炉边胡思乱想。

四月天气温和，雾霭朦胧。穿过温暖的银色雾帐，小小的绿叶伸展开来，只闻其声，不见踪影的小鸟在歌唱朦胧的阳光。奥利维正在回忆剪不断的往事。他又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同满面泪容的母亲在茫茫大雾中坐火车离开家乡的情景。安东妮蒂一个人坐在车厢的另外一个角落里……柔和的侧影，秀丽的风景，都历历在目。美丽的诗句自动地涌上心头，音韵节奏如歌如诉。他离书案很近，只要伸出手来拿笔，就可以写下这些诗情画意。但他懒得写，太累了；他知道梦中的香气如果用手去抓，就会烟消云散的。事实总是这样：最美的心情是无法表达的；他的思想就像深谷的幽兰，但是没人能进山谷，如果你去采花，幽兰就会凋谢。好不容易剩下了几朵花，那不过是几个内容空虚的短篇故事，几首形容憔悴的小诗，发出了凄惨的异香。在艺术上无能为力，很久以来就成了奥利维的心病。感到内心的生命力丰富，却不能使它免于消失！……现在，他知难而退了。花并不是为了人看才开的。在田野里没有人采摘的花不是开得更美吗？在阳光中悠然神往的花不是更快活吗？———奥利维的梦中没有阳光，但花却开得更多了。那些日子，他对自己讲了多少幽怨、温柔、异想天开的故事啊！故事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像飘过夏天晴空的白云，慢慢地飘走了，消失了，又慢慢地飘来了，充塞了他的心头。有时天空没有云，奥利维就在阳光下迷糊，一直等到无声的梦幻展翅飞来。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利维肚子里的故事多得不吐不快，他就讲了一个，心醉神迷，脸带笑容。他这样说话有多少次啊，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句话也不说！结果他忘了孩子在面前……克里斯托夫在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来了，觉得故事很美，要奥利维从头再讲。奥利维不肯。

“我也像你一样，”他说，“讲过就不记得了。”

“不对，”克里斯托夫说，“你是个精灵的法国人，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从来不会忘记。”

“唉！”奥利维叹了一声。

“那就再讲一遍吧。”

“多累。有什么用！”

克里斯托夫不高兴了。

“这不好，”他说，“你的思想有什么用呢？你想到的都抛掉了。那就一去不复返了。”

“那也没有什么损失。”奥利维说。

小驼子在奥利维讲故事的时候一动不动，这时才动了一下———他转头看看窗外，眼睛迷迷糊糊，皱眉绷脸，带有敌对情绪，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他站起来说：

“明天天气好。”

“我敢打赌，”克里斯托夫对奥利维说，“他根本没有听。”

“明天是五一节。”艾曼纽又说了一句，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光辉。

“这是他的事了。”奥利维说，“你明天来给我讲讲。”

“讲废话！？”克里斯托夫说。

第二天，克里斯托夫来找奥利维，要他同去巴黎城里散散心。奥利维病好了，但总感到说不出的疲倦；他不想出去，模模糊糊地觉得害怕，他不喜欢挤在人堆里。他有勇敢的心灵和精神，但肉体却虚弱。他怕拥挤，怕吵架，怕粗野的行动；他知道他天生是受罪的，既不能———也不愿———自卫，因为他不愿要别人受罪。有病的人比别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他们吃过苦头，在想像中更加感同身受，仿佛看见流血似的。奥利维思想上能吃苦，肉体上却这样懦弱，觉得很难为情，拼命想战胜自己。那天早上，跟人们接触对他说来都是苦恼，他本想整天关在家里。克里斯托夫责备他，嘲笑他，无论如何也要他出去，免得无精打采，他已经有十天没呼吸外面的空气了。奥利维装作没听见。克里斯托夫就说：

“那好，我一个人去了。我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若是今晚我回不来，那就是坐牢了。”

他走了。到了楼梯上，奥利维又赶了上来。他不愿让他的朋友一个人去。

街头上人不算多。几个女工衣襟上别了铃兰花。有些工人穿了节日的服装在街上散步，显得悠闲自在。在街角上，在地铁站附近，成群结伙的便衣警察躲躲闪闪。卢森堡公园的铁栅门关上了。天气暖和，一直有雾。已经好久没见太阳！……两个朋友挽着胳膊走着。他们不说话；感情不流露出来。说几句话也是回顾亲切的往事。走到区公所前，他们站住来看看晴雨表，气压好像要回升了。

“明天，”奥利维说，“可以看得到太阳了。”

他们走到赛西尔家附近。他们想进去看看孩子。

“不，回来的时候再去吧。”

到了塞纳河对岸，他们碰到的人多起来了：心平气和地散步的人，穿着节假日的服装，露出节假日的面容；带着孩子看热闹的人；还有东溜西转的工人。有两三个人在纽扣孔里插了大红蔷薇花，但神气并不想惹是非，这是些勉强自己做革命派的人；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心里乐观，只要有起码的幸福他们就知足了：只要放假的日子天气好，或者仅仅是过得去，他们就感激不尽……感激谁呢？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感激周围的一切……他们走路不急不忙，喜气洋洋，欣赏树上的新芽，过路少女的打扮；他们得意地说：

“只有巴黎的孩子会打扮……”

克里斯托夫开玩笑，说工人运动喜欢吹牛……好家伙！……他对他们有感情，也有一点不把他们看在眼里。

他们两个人越往前走，人就越挤。有些面色苍白、鬼鬼祟祟的人，有些放荡无度的嘴脸，也都溜到人流之中，等待机会抓几个倒霉鬼。污泥浊水已经搅动。每向前走一步，流水就更加浑浊。现在，水流已经昏暗了。呼唤声，口哨声，叫卖声，冲破了人流的喧哗，就像从河底下升到污水面上的气泡，可以听出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挤得多么紧。走到街道尽头，就在奥莱莉酒店附近，人声像是开了闸门的洪水。人流碰上了阻止前进的警察和部队。在路障前，他们挤成了团，又叫又喊，又吹哨，又唱又笑，像涡流似的向四面八方乱挤……人民的笑声，是表达暗藏在心灵深处的各种感情的惟一方法，因为情感在语言中已经找不到出口了！……

群众没有敌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知道以前，他们只觉得好玩———按照他们的方式闹，紧张，粗野，但还没有恶意———只是推人，被推，骂警察，吆喝几声而已。但渐渐地他们越来越恼火了。后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很不耐烦，尤其因为有前面的人做盾牌，他们冒的危险更少，所以就更敢于冒险。前面的人受到两面夹攻，正受不了，气得要命；推挤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自己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大家越挤越紧，好像一群牲口，感到大家的热气融进自己身上；似乎大家压缩成了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人流的化身，都成了百头千手的巨人。有时，血如潮水一般涌上千手怪人的心头，眼睛充满了仇恨，喊声冒出了杀气。有些躲在三四排的人开始扔石头了。有些人一家在窗口观望，像在看戏；他们也刺激了群众的情绪，自己却迫不及待而又有点胆战心惊地等部队开火。

克里斯托夫像楔子一般用胳膊和膝头开路，挤进了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奥利维紧紧跟住他。活动的人墙挤开了一条缝，让他们过去，立刻又合拢了。克里斯托夫很开心。他完全忘记了五分钟之前，他还说群众不可能会有动乱呢。他的大腿插进人流之中，虽然他和法国群众没有关系，他们的要求也没有他的份，他却立刻和他们融为一体了；他们要什么，他也这样要！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也去，呼吸着令人精神狂乱的空气……

奥利维跟着走，被拖进去了，但并不快活。他人很清醒，从来没有失去自我意识，对他热情奔放的同胞如对外人，比对克里斯托夫要疏远千百倍。他自己被卷入了，只是像一块沉船的碎片。他的病体虚弱，更减少了对人生的留恋。他觉得这些人离自己多么遥远啊！……因为他没有糊涂。他的精神没有拘束，发生的点滴小事都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象。他看到前面一个少女金黄色的颈窝，细嫩的白皮肤，觉得心旷神怡。同时，拥挤的人群发出呛人的气息又叫他恶心。

“克里斯托夫！”他发出了恳求的呼声。

克里斯托夫听不见。

“克里斯托夫！”

“怎么啦？”

“回去吧。”

“你害怕了？”克里斯托夫说。

他继续走他的路。奥利维无可奈何微微一笑，跟在后面。

在他们前面，好几排人挤成了一条大坝，那是危险地区。奥利维看到蹲在一个小报亭顶上的，是他的朋友小驼子。他用两只手抓住屋顶，蹲的姿势很不舒服，却笑着瞧大坝外面的部队；然后回过头来望望群众，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气。他看见了奥利维，眼里闪烁出喜悦的光辉，望了望他；然后又转过头去，看看广场那边，睁大了充满希望的眼睛，在等待着……等什么呢？———等就要发生的事……等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在他周围还有多少人在等奇迹呢？奥利维瞧瞧克里斯托夫，看见他也在等待。

奥利维叫艾曼纽，要他下来。孩子假装没有听见。他看见了克里斯托夫。他喜欢冒险，一来是向奥利维表示勇敢，二来是惩罚他，谁叫他和克里斯托夫难分难舍的？

那时，他们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熟人———金黄胡须的高加，他只等出乱子，用行家老手的眼光观察什么时候盆里的水才会溢出来。远一点，漂亮的贝德和身边的人说些黑话，使人缠住她不放。她像蛇一般挤到了头一排，骂警察把声音都叫哑了。高加走到克里斯托夫身边。克里斯托夫一见他，又开起玩笑来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会出什么事的。”

“等着瞧吧！”高加说，“不要太自信了。马上就会变的。”

这时，骑兵队给石子打得不耐烦了，上前去打开广场的入口；中间的部队先行，跑步前进。于是开始乱了。就像《福音书》上说的，排头成了排尾。但是谁也不肯落后。他们不肯丢脸，于是边逃边骂后面的追兵：“杀人犯！”其实第一枪还没有放呢。贝德在人堆里乱钻，好像一条鳗鱼，口里尖声叫骂。她赶上了她的朋友，躲在高加的肩膀后面喘气，紧紧靠住克里斯托夫，捏住他的胳膊，不知是害怕还是别有原因，又向奥利维送了个媚眼，边喊边对敌人伸拳头。高加抓住克里斯托夫的胳臂说：

“到奥莱莉店里去吧！”

他们只走几步路就到了。贝德同格拉伊沃比他们先到。克里斯托夫正要进去，奥利维跟在他后面。这条街两边都是斜坡，饮食店门前的人行道比街面要高出五六级台阶。奥利维从人流中挤了出来，累得喘气。他厌恶小酒店污浊的空气和狂热的叫喊，不想进去，就对克里斯托夫说：

“我要回去。”

“去吧，孩子，”克里斯托夫说，“我过一个小时来找你。”

“不要再冒险了，克里斯托夫！”

“你又吓得发抖了！”克里斯托夫笑着说。

他走进了饮食店。

奥利维正要转弯离开小酒店。再走几步，他就进了一条横街，可以远离拥挤的人群了。忽然一下，他想起了他的小驼子，就转过身去用眼睛找他。恰巧就在这时，他看到艾曼纽从报亭顶上的?望台掉了下来，被群众推翻了，倒在地上打滚；群众从他身上走过。警察来了。奥利维想也不想，立刻跳下台阶，跑去救人。一个挖土工人看到了危险：马刀已经拔出来了。奥利维伸出手去要把孩子拉起，汹涌而来的警察却把他们两个都撞倒了。挖土工人叫了一声，冲上前去。有几个伙伴跟着他跑。站在小酒店门口的人也跑。一听见呼救声，进去了的人都跑出来。于是两队人马交锋，互相要掐脖子，作猛兽斗。站在高出街面的人行道的妇女只是呼叫———就是这样，这个小资产阶级的贵族扣动了战斗的扳机，其实他最不愿意战斗。

克里斯托夫给工人拖进了这场混战，并不知道是谁闯下的祸。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事有奥利维的份。他以为他已经走远了，到了十分安全的地方。谁也不可能看清混战的场面。每个人都心无二用，只管招架迎面而来的打击。奥利维已经卷入漩涡，船已经沉到水底下……有一拳并不是打他的，却打中了他的左胸；他刚倒下去，群众就从他身上走过。克里斯托夫却被撤退的人流挤到了战场的另外一头。他并没有敌意，只是轻松地推来推去，像在乡下赶集似的。他几乎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觉得好玩，一个肩宽膀粗的警察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拦腰抱住时，他还开玩笑说：

“抱住我干吗？要跳华尔兹，小姐？”

但是第二个警察又从后面扑到他的背上，他像野猪一样挣扎，对两个警察拳打脚踢，不肯就范。从后面扑上来的那个对手倒在地上……另外一个气得拔出刀来。克里斯托夫看见刀尖只差两寸就要刺到自己的胸脯，赶快闪开，扭住对方的手腕，拼命要夺下他的武器。他莫名其妙；他本来以为是逢场作戏的……他们两个你争我夺，互相打对方的脸。他没有时间考虑了。从对方的眼里，他看出了腾腾的杀气，于是他自己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眼看自己就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突然一下，他扭转了对方的手腕，把马刀捅向对方的胸脯；马刀捅了进去。他怕他在杀人，他的确杀了人。忽然，在他看来，一切都改变了；他如醉如狂地号叫起来。

他的号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群众闻到了血腥味。顷刻之间，他们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四面八方都开枪了。家家窗口挂起了红旗。巴黎公社的革命传统教他们筑起了路障。街面的铺路砖挖出来了，街灯的柱子歪了，树木砍倒了，街车推翻了。两个月来为修地铁而挖的沟成了战壕。保护树木的生铁栅栏弄断了，用来攻击对方。武器不是从衣袋里，就是从家里拿了出来。不到一个小时，简直成了暴动；整个街区在包围中。在街垒上，克里斯托夫面目全非，放声高唱他的革命歌曲，有几十个人随声附和。

奥利维给人抬到奥莱莉的小酒店。他失去了知觉。人家把他抬进后面一间阴暗的房子里，放在一张床上。在床脚那一头站着小驼子，面如土色。贝德开始情绪非常激动，从远处看来，她以为是格拉伊沃受了伤，等到认出了奥利维时，她的第一声喊叫却是：

“多么侥幸！我还以为是雷沃博呢……”

现在她起了同情心，吻了奥利维一下，把他的头放到枕头上。奥莱莉像平时一样镇静，解开了他的衣服，先初步包扎了一番。玛奴斯·埃曼来得正是时候，卡纳也同来了，他们老是同出同入的。像克里斯托夫一样出于好奇，他们来看看游行示威，亲眼目睹这场混战，见到奥利维倒下。卡纳哭得厉害，心里却想：

“我到这鬼地方来干什么？”

玛奴斯检查了一下伤口，立刻断定无法挽救了。他对奥利维很同情，但待在这里无济于事，他就不再管他，想找克里斯托夫去了。他欣赏克里斯托夫，把他当做一个不正常的人。他知道他对革命的看法，他要阻止克里斯托夫为了别人的事业糊里糊涂地去冒险。在斗殴中打破脑袋还不是惟一的危险。若是抓住了克里斯托夫，一切罪名都要落到他头上。人家早已警告说：警察在监视他；不但他做的糊涂事，甚至别人的也会记在他账上。玛奴斯刚碰到撒维叶·贝纳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可以说是闲逛，也可以说是在履行公务，他顺便和玛奴斯打招呼说：

“你那位克拉夫特真疯了。想想看，他居然跑到街垒上去做活靶子！这一回，我们不会饶了他的。老天在上，叫他滚吧！”

说时容易做时难！要是克里斯托夫知道奥利维死了，他会发疯、杀人、送命的。玛奴斯对贝纳说：

“他若不马上走，就一定要完蛋。我来把他带走吧。”

“怎么带？”

“坐卡纳的汽车，就停在街角上。”

“对不起，对不起……”卡纳迫不得已地说。

“你把他带到拉洛什去，”玛奴斯接着说，“你们还赶得上去蓬塔利埃的快车。你得打发他到瑞士去。”

“他不肯去的。”

“他会去。只要我告诉他说耶南会在瑞士和他见面，说他已经先走了。”

玛奴斯不听卡纳反对的意见，就到街垒上去找克里斯托夫。他算不上勇敢，听见一声枪响，就要弯下腰去；他边走边数脚下的铺路石———成单或是成双———算自己会不会送命。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走到底。他走到时，克里斯托夫正在推翻了的街车上，骑着一个轮子，拿着一把手枪，朝天开枪玩呢。街垒周围，都是些巴黎的乌合之众，像是倾盆大雨之后阴沟里倒流出来的污水，街面上吐出来的浊流。第一批战斗的工人都给脏水淹没，看不清楚了。玛奴斯呼唤背朝着他的克里斯托夫，没有回答。他爬上去，拉拉他的袖子，克里斯托夫推了他一下，几乎使他跌下来。玛奴斯不屈不挠地又爬上去，高声喊道：

“耶南……”

在一片喧哗声中，下半句话听不见了。克里斯托夫忽然闭了嘴，手枪从手上掉下来，赶快爬下街垒来找玛奴斯。玛奴斯拉住他就走。

“你得赶快逃走。”玛奴斯说。

“奥利维呢？”

“赶快逃走。”玛奴斯又说。

“为什么？真该死！”克里斯托夫说。

“再过一个小时，街垒就守不住。今天晚上，你就要被捕了。”

“我干了什么啦！”

“瞧瞧你这双手……得了！……你的事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会放过你。大家都认得你。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奥利维在哪里？”

“在家里。”

“我要去找他。”

“不行。警察就在门口等你。奥利维要我告诉你。快走！”

“你要我到哪里去？”

“去瑞士。坐卡纳的车走。”

“奥利维呢？”

“没时间谈话了……”

“我不见他不走。”

“你在瑞士会见到他。他明天来找你。他会坐头班车。快走！我等会再告诉你。”

他一把抓住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给喧嚣的声音、疯狂的浪潮搞得疯头癫脑，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也不明白人家要他做什么，就让他拉走了。玛奴斯在一手抓住他胳膊的时候，另一只手抓住卡纳，卡纳并不乐意听人支配，但硬被他推进了汽车。虽然卡纳人好，不愿意克里斯托夫被捕，但他情愿让别人来救，而不是他自己。玛奴斯了解他胆小怕事，觉得他靠不住，放心不下。汽车正在发动，要开走了，玛奴斯忽然改了主意，上车坐到他们身边。

奥利维一直没有恢复知觉。房间里没有别人，只剩下奥莱莉和小驼子。房子凄凄惨惨，空气不好，光线不好！天快黑了……有一刹那，奥利维从深渊里浮了上来。他的手感觉到了艾曼纽的嘴唇和眼泪。他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想用手去摸摸孩子的头。他的手多么重啊！……他又沉下深渊去了。

在濒临死亡的人头边，在枕头上，奥莱莉放了一小束五月一日的节花，那是几株铃兰。在院子里，一个没有关紧的龙头让水滴滴答答流进水桶。一刹那间，从思想深处浮起了几个颤抖的形象，就像快要陨灭的光线……一所外省的房子，墙上爬着紫藤；一个花园，有一个孩子在玩，他躺在草坪上；一道喷泉洒落在石池里。一个小女孩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