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页 | 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传 | 阅读 ‧ 电子书库

我的第一部剧，源自黑兹尔的情书

在投资事业最忙碌的阶段，我还是抽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独幕剧和3部多幕剧，其中有几幕曾在不同的舞台上演。

我的第一部剧本缘于一个奇怪的灵感。1930年，我在寻找过去写的一些论文时，发现在贝雷斯福德公寓的书架上有一个硬纸盒。我偶然打开了它，发现里面有好几封信，是一个我们认识多年的已婚艺术家写给我妻子的。即便删除其中一些颇为不堪的段落，有些信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肉麻。那时，我与黑兹尔已经闹僵了。我们之间的爱越来越少。1927年，她去了欧洲旅行，而且没有带上我，这件事让我们之间疏远的关系开始变得明朗化，我们于1938年艰难地结束了这段婚姻。

那个时候，如果我愿意利用发现这些信的机会，那么它将给我带来巨大的战略性价值。(181)然而，我从来没有试图这么做过，除了有一次，在我们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之际，我私下将这件事分别告诉了我们双方的律师。为什么我不愿意利用这次机会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黑兹尔去欧洲期间，我已经发生了婚外情，我的公平理念告诉我，她也有同样的权利在其他男人的臂弯里寻求幸福。第二个原因是，我极为厌恶让这类事件变成公众丑闻，从而影响到我的家人。

出于审慎考虑，我只保留了其中两封信。事后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没有告诉黑兹尔我看过这些信。很奇怪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我也从未向她提过此事，虽然在离婚后的35年里，我跟她仍有多次碰面。不过，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写作剧本的灵感。很快，我就投入了这项工作。精神分析师会把我的这种行为称为创伤体验的升华吗？

我给这部戏剧取名为《瓷婚》，一对庆祝结婚20周年的夫妇是剧中的主角。他们绝对是模范夫妻，是另一种婚姻境界！丈夫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妻子非常漂亮，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剧中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拉乌尔，几年前，他与女主角发生了婚外情。据女主角称，之所以有这段婚外情，是因为她的丈夫太过理性，不愿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投入在妻子身上（此处，我应该作一番自我剖析）。但后来，妻子与艺术家之间的爱情变成了友情，他们的浪漫故事结束了。

然而，妻子保存了艺术家拉乌尔的情书；这些情书之前一直被寄送到邮局的私人邮箱，但在戏剧开演前，它们出现在了丈夫书桌上的文件夹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丈夫是否发现和阅读了这些情书。他在剧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妻子意识到，丈夫是那种即使知道了她的秘密也会装作不知道的人。戏剧结束时，萦绕在她脑海中的这个问题仍未有答案，只能交由每个观众来决定她的丈夫是否知晓此事。当然，剧中还有一些配角：一个18岁的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在性爱问题上，作为律师的父亲向女儿提出了极不合常规的建议。在描写年轻的未婚夫时，我试图将这位年轻作家塑造成一个极为完美的人。他可以用拉丁文想出双关语，可以背诵他自己写的两首情诗。当然，剧中的丈夫就是10年前的我，而妻子身上有很多黑兹尔的影子和经历。在打字员把剧本打印出来后，我寄给了黑兹尔，让她读一下初稿。她把剧本寄还给我，在回信中说，她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但没有对内容发表任何看法，也没有对我发现了她的秘密表现出任何惊讶或愤怒。女人啊！

那个时候，我们与《戏剧杂志》（Theatre Magazine）的编辑西尔维娅·戈尔登（Sylvia Golden）是朋友，她是制作人约翰·戈尔登（John Golden）的妹妹。约翰也很喜欢这个剧本，他认为伟大的戴维·贝拉斯科(182)可能会愿意把它搬上舞台。我把剧本寄给了他，没过多久，在位于戴维·贝拉斯科剧院的办公室里，我与他进行了面谈。要是我能记得当时更多的情景就好了。这位《蝴蝶夫人》剧本的作者穿着他那著名的准牧师服。我确信，他对我说话的态度是很客气的。我更确信的是，他否掉了这个剧本。

随后，一家名叫“扬和卢布萨曼”的主流戏剧代理商签下了我的剧本，不过，这也是它唯一一次被业内认可。不过，这个剧本差一点就被改编上演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都要征集新剧作家的美式戏剧剧本，然后从中筛选一部上演。我向他们提交了我的剧本，而他们迟迟没给我反馈，这让我抱有了很大期待。不过，最终他们把剧本还给了我，并在回信中非常客气地说，他们在《瓷婚》和另一部戏剧之间做出了最终选择。虽然我的剧本确实“非常棒”，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另一部。这一结果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我不禁想起了歌德在《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里通过伊菲革涅亚之口说出的那句话：“听者无心。”

不过，我脑海里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其他要写的剧本。我构思了一个故事，想用独幕歌舞剧的方式来呈现，而我几乎一气呵成就写完了全部对话，我把该剧取名为《清算日》（The Day of Reckoning）。场景发生在一家理发店里。多年前，一位理发师的妻子被他的一个流氓朋友勾引了，而这位朋友还拿走了这对夫妇的所有积蓄。一个长满胡子的客户走进了理发店，让理发师把他的胡子剃干净。很快，理发师认出坐在椅子上的这位男子就是造成他们一家不幸的那个人。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剧情以这个流氓在剃须刀的威胁下惊恐死去而告终。

我把这部算不上杰作的剧本与《瓷婚》一起，寄给了黑兹尔的一个名叫哈里·德尔夫（Harry Delf）的老朋友。他与他的姐姐朱丽叶在歌舞剧领域经营得非常好。他的专长是舞蹈，而他姐姐的专长是模仿和独白。德尔夫同时还是一名剧作家，他凭借《上层家族》（The Family Upstairs）这部戏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让他在戏剧界有了一席之地。当他把剧本还给我时，他告诉我，剧本写得很好，但它的剧情与《国王的理发师》（The Emperor's Barber）太像了，而后者的主角是拿破仑。另外，他还说到，歌舞剧已经衰落得很厉害了，几乎没人愿意在这个领域推出新剧。这就是《清算日》的结局，它至今仍躺在我的档案柜里。

没过多久，德尔夫给了我一个建议。他有一部剧情很精彩的三幕喜剧，而他对我撰写对话的能力印象深刻，他认为我们可以合作完成一部很卖座的杰作。不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后来证明这对我而言是有利的。德尔夫得了一种医学上称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可怕疾病，这种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腿部行动，因此他放弃了自己的演出事业。然而，他颇有预见性地买了巨额保险，使得他可以根据“残障条款”从确诊开始每月领取一大笔保险金。不过，保险公司一直在密切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恢复了自理能力，保险金就会被取消。他认为如果保险公司知道了他是新剧本的合著者，情况就会对他非常不利。因此，我们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单独冠以我个人的名字。当然，我们还是平分了所赚取的利润，很大一部分利润来自电影版税。

所有这些方案听上去都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回头想来，我当时的决定完全不值得称道。我协助了一个投保人钻了保险公司的空子，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欺骗了保险公司。由于我一直对自己在投资领域的正直品行较为满意，因此违背这一品格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悔恨。难道我曾经与其他人一样，认为钻保险公司的空子并不算犯罪吗？我现在觉得这种想法似乎更加不能接受了，因为多年来我最主要的投资收益都来自持有保险公司的股票。这真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啊！

德尔夫想写一部关于极具影响力的媒体评论员的剧本，他把它暂时取名为《对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真爱》（True to the Marines）。显然，剧本主角以阿瑟·布里斯班(183)为人物原型，当时他是赫斯顿报系的顶级报人。我们的男主角有一个轻浮的情妇，她金发碧眼，长得漂亮。但这位明显很愚笨的男主角有一种天赋，总能下意识地关注到时事，而这些时事会给他的专栏文章带来极大启发。当然，剧本里还有其他角色，其中有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金发碧眼的情妇对他产生了真爱。另一个角色是男主角的妻子，她意识到了年轻情妇可以给她丈夫带来幸福，成就他的事业，于是她开始试图修复丈夫与年轻情妇失败的婚外情对他造成的巨大伤害。(184)

初登百老汇舞台

我是在1933年夏天开始动笔的，因为我记得我每周都会去一次德尔夫在海边的避暑地和他讨论。最终，我们完成了剧本，德尔夫也感到满意，然后他承担起了把它搬上舞台的工作。他达成了一项交易，尽管并不十分诱人，但聊胜于无。在精英云集的长岛蝗虫谷，有一座名叫“红色谷仓”的剧院，有一群演员长期在此演出。他们同意出演我们的剧本，为期一到两周，以此拉开演出季的序幕，而我们只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少的演出许可费。第一场演出于1934年6月上演，几乎与《证券分析》首次出版的时间相同。我观看了在离我家很远的蝗虫谷的两场演出。我不记得演出得到了怎样的评价，但我感觉观众认为它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我第一本书的面市几乎与我第一部戏剧的上演同时发生，这让我有了极大的成就感，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不仅如此，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账户赚取了丰厚利润这一事实也让我喜上加喜，同时它也彻底终结了我的财务困境和客户带给我的焦虑。此外，我提供估值咨询服务的项目也在增多，这可是非常赚钱的兼职工作。如今，我已年满40岁，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到了“老年的青春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进入了爱情第二春，而这一阶段的特点非常不同于我以前的认知。也许这要归因于我经常身处剧院氛围，同时也要归因于我的各种其他行为，它们对我的爱情生活产生了无意识的影响。

德尔夫为我的剧本《对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真爱》积极寻找百老汇制作人，而我们后来同意把这部剧的名字改为《蓬巴杜宝贝》（Baby Pompadour）。事实上，我们确实发现或者设想，路易十五宫殿里的蓬巴杜夫人(185)与我们剧本中杰出编辑的妻子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经过几个月的运作，我们的代理人找到了一个有意愿且有能力让我们的剧本在百老汇演出的人。德尔夫告诉我，协议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他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它，其中包括对方预支500美元给我们，但我们不能享有未来的著作版税。

事实上，我们本可以期待一笔更好的交易。我们的制作人名叫欧文·斯坦曼（Irving Steinman）。作为横跨哈得孙河的巨大的帕利赛游乐园的一个大股东，他在娱乐业细分领域经验丰富、成就突出。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投资剧院演出生意，而他的投资目的并不完全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寻找女人”这一法国俗语中的“女人”在他看来，显然是指已经与他订婚的年轻女士。这位女士名叫雪莉·米勒（Shirley Miller），来自家境优渥的犹太家族，她的父亲是一名华尔街经纪人。从小到大，她一直想成为一名演员。在演艺学校的演出中，她数次扮演女主角。她相信，如今她已经做好准备，成为职业演员。不过，她可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从跑龙套做起，她希望一步登天，成为大明星。

雪莉在蝗虫谷看了剧本，当即表示，我们的女主角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后来，她私下告诉我，说服她那固执的未婚夫投资这部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她威胁未婚夫，如果不投资就取消婚约。于是，斯坦曼和我们达成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位刚出道的雪莉一定要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正是这一条件导致了演出的失败。然而，我们太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搬上舞台，甚至连德尔夫这样的老手也说服自己相信，成功的运气会站在我们这边。

我在我们代理人的办公室签下了合同。很自然，斯坦曼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从事金融行业。很快，我们开始热烈讨论起股市的前景以及他持有的一些股票的价值。这位深感惊讶的代理人评论说，一位剧作家竟然与一位演艺投资人谈论起股市，这在他的人生中可是第一次。事实证明，显摆自己的投资知识没能给我带来好结果。斯坦曼要为这部戏剧总共投入1.5万美元，而他似乎还差2500美元。相比今天，那个时候投资一部戏所需要的资金真是太少了！我答应，只要他投入了1.25万美元，我就出剩余的2 500美元。他为了赢得女人的芳心，必须拿自己的钱来冒险，但我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我想，那个时候这部戏本身就是我的宝贝，就像雪莉是斯坦曼的宝贝一样；也许这也证明了，我与他一样，都不是做商人的料。

不管怎么说，协议已经签妥，资金已经到位，我们准备正式启动。有人为我们推荐了一家名叫“肯尼科特和沃纳”的制作公司；公司老板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刚开启自己作为专业制作人的职业生涯。高大英俊的肯尼科特负责出资，而个子矮小、光头、戴着眼镜的沃纳则提供技术，他曾给不同的制作人当过几年助理。他们似乎曾经推出过一部戏剧，但很快就失败了，但他们总是会为失败寻找充分的借口。

尽管开局看起来似乎毫无前景，但至少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大腕克拉伦斯·德温特（Clarence Derwent）担任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德温特出生于英国，在戏剧界享有盛誉，其中一个证明就是，如今以克拉伦斯·德温特命名的奖项每年会授予百老汇的年度最佳导演。他一定是因为当时有空余的档期，才接手了我们这部剧。尽管如此，他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其中。导演和制作人一起挑选了演员，当然，雪莉除外。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演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在我看来似乎也有足够的能力胜任。但我必须承认，我对演技的判断力就像我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力一样，从未有长进。

制作公司的活跃分子沃纳宣布，他将我们的演出定在了位于百老汇第44号街的范德比尔特剧院。他说，其他剧院的价格要低一些，但范德比尔特剧院有一个好名字，也因为很多戏剧在那里取得了成功而享有盛誉。

在这部剧正式上演前，演员大约需要6周时间排练，对我而言，这段时间既有趣，又兴奋。在结束了日常工作后，我经常观摩戏剧排练，并且剧组人员还时不时向我提出建议，看是否有可能对剧本做出修改。看到演员们逐渐熟悉了自己的台词，看到导演德温特在流程和表现方式上做出改变，看到也许是全部环节中做得最好的道具和服装的到位，以及看到最终的带妆彩排，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如痴如醉。

演出日到来前不久，我们决定改变剧本的结局，这意味着最后一幕的大多数内容都要重写。在与德尔夫就新的结局达成一致后，我必须第二天就把剧本改好。我在打字机前待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用动作一贯利索的黑兹尔给我煮的多杯咖啡保持清醒。新版本如期改完，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首秀之夜终于到来。我记得在此之前发生过两件事。一件事是一名舞台工作人员或者一个舞台信使走过来恭喜我，说百老汇圈内人士都在议论，认为《蓬巴杜宝贝》的演出一定会非常轰动。但我并不确信他这么说究竟是出于善意，还是想获得小费。另一件事则更为有趣。年轻的助理制作人把我叫到一边，几乎哭着说：“格雷厄姆先生，这样的演出简直是胡闹。”“什么情况？”我茫然地问道。“你的演出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个剧院正式演出前，这部剧应该在纽黑文、大西洋城或者其他地方至少试演两周。”我该怎么回应他呢？我只希望制作人和斯坦曼先生知道他们的进展如何，何况我们没有资金去做试演。这位年轻人绝望地举起了他的双手，然后就走了。当然，他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戏剧宣传小组”的某个员工在范德比尔特剧院找到了我，问了一些关于我本人的问题。我坦率地做了回答，而它们将被用于这部剧的宣传。遗憾的是，宣传内容让我的身份暴露无遗：我是一位业余剧作家，这是我第一部上演的戏剧，而我真正的职业是投资。

首秀之夜，剧院的上座率不错，我们大都穿上了与演出场合相匹配的晚礼服。演出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观众时不时发出笑声，但掌声不够热烈。谢幕时，我只听到了一些微弱的“作者，作者”的欢呼声，毫无疑问，它们来自我的朋友或亲属，似乎没有观众依依不舍。当我走出剧院时，我听到两个衣着不整的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连一个漂亮的谢幕都没有。”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只知道他们是媒体评论家。

根据惯例，首秀之夜结束后，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在我的“黄金国”公寓举办了派对。我准备了咖啡、糕点和香槟。有人建议派对应该一直持续到清晨，那时可以买到最早出版的报纸，但其他人似乎都很疲惫了，他们希望早点回家。他们知道报纸会如何评价，而且评价确实糟糕透了。媒体质疑了将华尔街的事业与百老汇的戏剧结合在一起的蹩脚组合。然而，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十分奇怪的是，它正好是《纽约晚报》(186)刊发的评论，而阿瑟·布里斯班是该报的首席评论员。

简言之，演出彻底失败了。戏剧上演了一周，观众寥寥无几。斯坦曼想了各种办法，包括大量赠票、加长演出时间等，希望能扭转局势，因为他知道有其他类似的成功案例。他还建议我修改剧本，加入各种粗话，他认为这能吸引观众。他希望我能够再投入总投资额的一半来继续支持这部剧的演出。我对他的这些建议不感兴趣，拒绝了他。那一周结束时，我们的剧目从剧院演出表上移除。演员们收到了可怜的薪水，我们把道具卖还给了设计者，收回了一点小钱。我们还支付了各种费用，而投资人则没得到一分钱。《蓬巴杜宝贝》彻底失败了。

这部剧真的如此糟糕吗？我又是如何评价它的呢？那个时候，我肯定认为它是非常出色的，很多参与其中的人也这么认为。无疑，这部剧里有一些好的想法，有一些很棒的场景，有很多机智的台词。我最后一次读这个剧本是在30年前，我已不记得它的全部内容，因此无法做出成熟而中肯的评价。很可能在百老汇看来它还不够好，失败是必然的。

我记得，面对失败，德尔夫无奈地摇了摇头，以悲伤而非愤怒的语气对我说：“本，你不应该告诉他们你在华尔街的经历，这有害无益。”之后，德尔夫又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努力向好莱坞推销我们的戏剧。我记得他拿到了一个金额很小的订单，但他拒绝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我跟他完全失去了联系。总体而言，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对待这部剧也非常敬业。不过，他至少拿到了250美元，并且很明智地没有在这部剧上投资一分钱。

在媒体报道之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报纸，它给了我们最恶毒的评论，而且有人在那篇评论上潦草地写了“哈，哈！”两个字，其他什么都没写。显然，我并非没有敌人。但我也收到了几份给予我们正面评价的《纽约晚报》，它们是朋友寄来向我道贺的，但显然他们没有读过其他评论。我告诉我最亲密的朋友阿尔杰农教授，这次失败让我感到多么沮丧。他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因为演出没成功吗？瞧瞧我。我一辈子都是演员、作家和老师。我写过6部戏剧，每一部都是我自己掏钱出版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它们中的一部在专业剧院上演，而不是由一帮业余演员表演，然而这一愿望从未实现过。现在看看你。你写出了你的第一部剧本（事实并非如此），你让这部剧上演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百老汇演出。我会把这一切视为成功，而非失败。”我相信亲爱的阿尔杰农说的是真心话。

我的好友索尔·利维（Saul Levy）是一位律师兼专业会计，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他认为，如果要写一部关于华尔街往事的剧本，我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我把这部剧命名为“愤怒的洪水”，取自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恺撒》。起初，我想把该剧的背景设定在1928年至1932年的大崩盘时期，但我认为那些年发生的事情过于极端，会淡化我想塑造的人物的性格。因此，我把时间框架往前推了一步，把背景设在了1918年至1919年的投机年代和1920年至1921年的熊市。我把我早期在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紧密接触过的很多人作为了剧本中的角色原型。当然，主角就是年轻时的我，通过与众不同的操作成功躲过了大崩盘。然而，我还是没能写完这部剧本，我向塔利亚和墨尔波墨的求爱以失败告终。(187)

戏剧界的朋友们

自那以后，我对戏剧仍然感兴趣，但不再投身其中。1936年，在我的老友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的推动下，新学院社会研究所启动了“流亡大学”项目，为那些逃离纳粹德国的著名教授提供教席。他发起了一场大型募资宴会，有数百人参加了这场精心安排的晚宴。客人们的座位是根据他们所在的行业或专业领域来安排的。我惊讶地发现，我坐在了戏剧界这一桌。我没觉得好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桌还有乔治·格什温(188)、爱德华·G.鲁滨逊和萨姆·扎菲(189)。不消说，我只有聆听的份儿，没有说话的份儿。他们先是谈到了《波吉与贝丝》(190)，然后谈到了彩排。格什温还谈论了他的绘画爱好，而鲁滨逊则谈论了他的艺术品收藏，事后证明他的收藏品是美国最值钱的艺术品之一。我忘了扎菲谈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我恭贺了他在《李尔王》中的精彩表演，而我是在新学院的剧院观看这部戏的。

格什温很快就在事业巅峰期去世了。多年后，在东京帝国酒店，有人把我介绍给了鲁滨逊。我告诉他，能再次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人把我误认成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次我正在第五大道的红十字会总部献血，谣言传了开来，说鲁滨逊用假名正在那里献血，于是很多护士跑来看我。我将永远记得鲁滨逊对我这番话的回应，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格雷厄姆先生，如果我长得像你，我希望能像你那样有魅力。”又过了几年，我们在比佛利山庄成了朋友，我还在那里对扎菲有了深入了解，因为他是我好友的堂兄，也是欧文·卡恩（Irving Kahn）(191)的拥趸。

我后来很少联系以前的剧院同事，除了沃纳。他来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他的生活只能勉强糊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份在好莱坞做电影制片人助理的工作。他问我是否能借点钱给他，让他可以前往加州，我借给了他。几周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感谢信，信中告诉我，他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然后，就跟往常一样，他销声匿迹了。

戏剧从业人员的事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大啊！从行业特性上讲，从业人员的数量一直是供大于求的。遇到繁荣的演出季和很多戏剧在纽约或其他地方上演时，市场上总是有足够的演员、经理人、导演和员工能满足用人需求。然而，当演出季很萧条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戏剧行业只能提供少得可怜的固定工作，几乎没人知道自己一年后还能不能领到薪水。

在戏剧《等待戈多》中有一段简短的台词，其中的寓意令人深感绝望。其中一个角色又高又瘦，到了孱弱的程度。塞缪尔·贝克特可以很有信心地为这一体型极不寻常的角色找到非常合适的演员，无论这部戏剧在何时何地上演。但对于这种特型演员，其一生有多少其他角色能适合他？可以想见，必定有很多男演员和女演员符合某个角色的特殊要求，但这类特型演员如何才能在剧院找到稳定的工作呢？在巴黎，我看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演员在《无所顾忌的女人》中非常出色地扮演了拿破仑这一角色。他是舞台的主角，令观众着迷。然而，如果他不演拿破仑，这位像泰斯庇斯(192)那样身材矮小、长相丑陋的演员又能出演什么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