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页 | 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传 | 阅读 ‧ 电子书库

亲人相继离世

多年后回想起来，暑期的那次英国之旅成了我们一家兴旺和幸福的巅峰。回到美国后不久，祖父格罗斯鲍姆在伦敦去世了。消息是通过海底电报发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时当即就失声痛哭。我甚至还记得一幅更清晰的画面：父亲坐在低矮的椅子里，双脚放在脚凳上，他身上穿着旧西装，袖子是破损的，纽扣也不齐全。

我在50年后才知道了祖父去世的细节。当时我正与叔叔索尔漫步在伦敦街头，突然他在邦德大街和摄政街之间的某个拐角处停了下来，对我说：“这里就是你祖父健在时他店铺所在的位置。”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曾经有一个很信任的助手，后来他发现这个助手一直在从店里偷窃大量物品。祖父威胁说把这个助手交给警察，但后者掏出一把手枪，恳求道：“如果坐牢，我的生活就会被毁掉。如果我杀了你，然后被判绞刑，结局也没糟到哪儿去。如果你发誓不会把我的偷盗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一命。”祖父发了誓，这个助手也从未被逮捕判刑。然而，金钱遭受巨大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这一双重打击毁掉了老格罗斯鲍姆的健康，几个月后他就染上了肺炎。

我之所以称他为“老格罗斯鲍姆”，是因为他是这个大家族的大家长，膝下有11个健在的儿女和多个孙子孙女。我对他的印象就只剩那张大幅肖像照片中的样子：留着浓密的方形灰黑色胡须，戴着无檐便帽，表情严肃，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在我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听说过很多他对宗教极为虔诚的故事，尤其听别人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住所旁边，他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或者叫自修室，拉比和虔诚的信徒可以去那里祷告和研习。多年后，我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儿子，给我讲述这件事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坚称在祖父家里的成长氛围是严苛且压抑的，祖父对所有娱乐活动或世俗行为都一概禁止，甚至连吹口哨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可这个蓄着胡须的大家长在年仅56岁时就去世了！

在之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父亲带上了一种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里一楼的会客厅向他的弟弟妹妹们做演示。不巧的是，父亲播放的唱片是吹口哨。祖父马上冲出了他在楼上的书房，吼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父亲笑着回复道：“不是我们，父亲。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式留声机。”正如我叔叔威尔告诉我的，这个老人没说一句话就返回了自己的书房。毕竟，他不能与身为整个家族经济支柱的父亲发生冲突。

我记得我们位于第128号大街的家中也有一部留声机。那一年应该是1900年，它的大喇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它比我的个子还大。唱片放在蜡制圆筒上，这种圆筒与多年后录音机所用到的圆筒类似。每张唱片的播放都是以宣布曲目和作者名字开始的，再加上一句洋洋得意、抑扬顿挫的广告语：“来自爱迪生唱片！”

我父亲喜欢收藏，他对新的和不同寻常的物品尤其感兴趣。他去世时，留下了三块金表。其中一块叫“重复者”：假如你在半夜按下一个按键，它会先报告当前是几点钟，然后报告当前是几刻钟，接下来再报告分钟。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在13岁受戒时得到一块金表，那时我们会开始承担和履行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所有责任和权利。遗憾的是，诺言没有兑现。在金表被卖掉后不久，父亲珍爱的很多其他收藏品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典当，而且我们再也没有赎回来。在那些收藏品中，有几样特别的东西，一把样子很丑的防身轻剑、一把雨伞以及一个细长的酒瓶和与之相配的三个酒杯。酒瓶里本应装满威士忌或者白兰地。事实上，在父亲留下的诸多个人物品中，我记得我只用过其中一个。那是一件英式夹克外套，不知何故，母亲保留了它多年。我在公共球场打球时，把它当作网球服穿过几次。父亲显然太瘦了，这件夹克套在我这个18岁小伙子的身上似乎相当合身。然而，我仍记得，我的那些穿着很朴素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件夹克不好看，我只好遗憾地不再穿它，而它却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传家宝。

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已经严重受损。他的气色不佳，他们说父亲患了一种被称为“黄疸”的神秘疾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再一次搬了家。这一次我们搬进了一栋公寓楼。这栋楼叫冯克利夫，位于第七大道第120号大街。那时，我认为这栋楼是相当漂亮的。当时的5月1日是适宜搬家的日子，那必定是一个倒春寒的下午，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会客厅时，发现父母正在燃烧着蓝色火焰的壁炉前取暖。我得知那是一种新型的、使用天然气的供热系统，这让我很感兴趣。

在第七大道，我家的正南方向，有一个很大的花店，花店后面建有很多温室。那时我年纪已经不算小，我的哥哥，尤其是维克托，带着我做了些有点调皮的事情。在他的指导下，我准备了一条打了结的绳索，然后把它连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接着再将这颗螺丝钉穿过当时的啤酒瓶盖所使用的红色橡胶垫。我用唾液将橡胶垫打湿，把它放在温室的玻璃板上，橡胶垫很快就牢固地粘在了玻璃板上面。然后我用手指往上拉动打了结的绳索，每解开一个结往上拉动时，螺丝钉就会碰到玻璃发出很大的咔嗒声，整体音效有点像是在用机关枪扫射。恼怒的温室主人会冲出店铺，用恶毒和威胁的话朝我们吼叫，但我们总能设法逃离现场，并能确保我们的捣蛋装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另一个恶作剧也是由我们搞出来的。我们用到了卵石和牛奶瓶。我们将卵石扔向低楼层的窗户，制造出尖锐的声音，同时再将牛奶瓶扔过护栏，扔到楼与楼之间逼仄的过道上。随之而来的声响听起来就好像玻璃从窗户上掉了出来，摔到了地上。我们会选择特定的住户来搞这一恶作剧，还经常为此兴奋不已。

我们搬到冯克利夫公寓后，我的求学生涯就正式开始了。我进入了位于圣尼古拉斯大道第117号街的公立第10校初小部。即便在那个时候，它也是一所很老的学校，10这个不大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点，它在教学和培养体育技能方面有着很好的声誉。我只在初小部待了一学期或者半年，9月入读的时候我在3A级，到了第二年2月我就跳到了4A级，正好开始学习语法。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她是罗伯茨小姐，也许刚满40岁。在我看来，她似乎有些过于古板和严肃。每周，初小部所有班级都要参加集会。因此很多教室都有精心设计的移动墙，把墙推到一边后，各个教室就连成了一个大厅。大厅前面是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站在中间，有时两边各站着一位尊贵的访客。我能清楚地记得讲台背后的玻璃窗上刻着两行名人的诗句：

在任何条件下，荣耀与廉耻都不会自发出现；

做好你自己，荣耀都归你。

——蒲柏

这两行诗我读过无数次，因为集会仪式上的讲话太无趣了！有很多次，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条件”这个词的意思，在那时我把它与健康、干净和良好的物质条件联系了起来。

1903年2月1日，还不到9岁的我很骄傲地进入了丘吉尔小姐的班级，成为语法部男同学中的一员。丘吉尔小姐金发碧眼，长得很漂亮，她不仅吸引了学校某些男老师的眼球，就连她班上年龄和个子较大的男生也都很乐意主动帮她分担体力活儿。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关，完全不属于我这个年龄和个子较小的学生该想的事或者该做的梦。但我的确喜欢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和蔼。

唉！就是在这样愉悦的环境下，我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进了德国医院，也就是今天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他做了一个手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手术。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他患的是胰腺癌。2月底，法国女管家把我们三兄弟喊出教室，然后陪同我们径直前往医院。在那里，医生说我们只能看望父亲几分钟，而且我们必须非常安静。自从那天起，我脑海中就一直有一幅画面：我进入了病房，发现父亲裹着纱布。显然，这一细节是我想象出来的。然而，我敢保证，他把虚弱的手依次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了我们他最后的祝福。我亲了亲父亲，我知道，比起孝心，我当时更大的感受是忧虑和迷惘。然后，我们悄悄走出了病房。

我们去了伯父伊曼纽尔家吃午饭。路上，我们的法国女管家说了一些安慰我们的话，天真的我竟然当真了。所以，当我15岁的堂姐埃塞尔焦急地问起父亲怎么样了时，我果断地回答说，父亲正在好转。“所以，这么说，他不会死了？”她半信半疑地问道。“当然不会。”我说。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沉默。

我们回到家继续等待。最后，门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走了进来。她眼里满含悲伤的泪水。看到我们恐惧的表情，她哭出声来：“我可怜、可怜的孩子们，你们都成孤儿了。”

印象中，我们也开始哭了起来，因为那时我年纪也不算小了，足以理解从今往后生活将变得大为不同，而且是变得不幸的那种不同。在后来的恍然神游中，我经常想起当时凄惨的情景，但我总是想象自己跑向母亲，双手抱住她，然后哭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

父亲被安葬在纽约长岛的华盛顿公墓，当时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好远。我记得我们坐在四轮出租车上，灵车在我们前面行驶。当棺材被取出来时，我们一起把墓地表面的脏物清扫干净。我还记得，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了一下，吃了点东西，喝了热饮，因为当时天气非常寒冷。第二年，我们重返墓地，为父亲立了墓碑。家里的一个好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Alexander Rosenthal）为父亲念了悼词。他将父亲的一生与如今矗立在他上面的墓碑做了比较。刻有铭文的墓碑正面光滑平整，背面则粗糙而残缺。所以，35岁就去世的父亲只完成了人生目标的一半，剩下一半尽管充满期望，但如今注定要永远留下遗憾，无法启程了。很多人出席了葬礼，我们所有人都哭了。哭声最大的是一群职业哀悼人，这群老人经常出没于公墓，自愿出现在每一场葬礼或纪念仪式上，然后哭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只为挣上几美分。

后来，父亲的葬礼慢慢淡出了我的记忆，直到25年后，这段回忆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大约处于父亲去世时的年龄，而我自己也当上了父亲。我心爱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38)，那时已经8岁了。那时的父亲躺在棺材里，我和妻子只能悲伤地在他的小墓地上撒下最后几把土。

父亲的去世对我内心有什么影响吗？显然，我遭受了比预想中更严重的伤害。心理学家一定会对我说，我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和正常的成长环境，而这种经历必定会对我的性情造成深深的伤害。然而，我得坦率承认：扪心自问，我没发现我身上有这些负面后果。我们绝不会真正拥有我们未曾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经常出差，我们因此缺乏他的陪伴这一事实多少削弱了他的去世对我们三兄弟的负面影响。也许童年就是如此，重大不幸还不如家庭关系中的小矛盾带给孩子的伤害更大，后者让我在后来患上了神经衰弱。在我看来，我、莱昂和维克托的感受和行为多少像是理查德·休斯(39)的经典作品《牙买加飓风》（The Innocent Voyage）中的一群孩子那样，当他们中的一个孩子王死于意外事故后，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就从其他人的脑海和谈话中消失了。

得益于母亲悉心的培养，我们三个都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很早就能独立承担起男人该承担的责任。逆境令人痛苦，但摆脱逆境也令人振奋。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也得到了补偿。

从优裕生活落入拮据困境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们一家的生活水平急转直下。那真是一段漫长又痛苦的岁月，我们一家像自由落体一样，一下子就跌进了前所未有的拮据困境，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我们努力挣扎以免进一步掉入深渊。我们拥有各种商业资产，主要是一些古玩、几千美元的人寿保险以及一些家具和珠宝。事实上，没过几年，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处理掉了。一开始我们做了各种努力想要继续经营父亲的生意。父亲的哥哥伊曼纽尔和两个弟弟曾沿着他的方向努力，毫无疑问，他们尽了全力，但最终证明这完全是徒劳的。他们很快便放弃了，接着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他是个工程师，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天才。后来他确实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成了最早的“系统分类师”或者“效率工程师”。但他既不愿意做销售，又没有商业头脑，而这些因素都是父亲在生意上有所成就的基础。大约是在他接手的那年年末，由于经营损失太过惨重，我们只好出售剩余股权，拿回点现金之后就完全放弃了生意。

后来，不知是想改变状况，还是实属无奈，又或许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母亲在家里腾出了一间卧室，说得直白点，她想把房子租出去赚钱。这一举措也失败了。母亲还投了一点钱在股市中，我记得她经常让她的经纪人向她报告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她的账户开在当时的纽约合并证券交易所（Consolidated Stock Exchange）。(40)账户里显然没多少钱，那里的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别名为“大董事会”）那样的100股。经纪人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但母亲的那点小额交易是交给了她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来打理。因此，有段时间还是小男孩的我会每天打开报纸的金融版面，看看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我对金融一无所知，只知道股价上涨时，我会很开心，股价下跌时，我会很难过。不用说，母亲的保证金账户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归零了，此外，她开户的银行也倒闭了，这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虽然母亲的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很少，但她一直坚持用支票支付。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因为银行没有设置最低余额限制，也不收取服务费。后来我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时候，母亲有一次叫我去银行取一张小额支票。我站在柜台前等待，听到柜员回过头去，用不小的声音问道：“多萝西·格罗斯鲍姆（Dorothy Grossbaum）可以取5美元的支票吗？”很幸运，答案是可以。这件事无疑让我产生了羞耻感，因此我对它的记忆才如此清晰。

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想过，多年后，报纸上的金融版面会成为我再熟悉不过的内容，而那个爱幻想、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本杰明·格雷厄姆会成为华尔街的著名人物。也没人预见到我母亲开户的证券经纪公司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钟往前拨20年。现在，这家经纪公司是由创办人的儿子在负责，他的老父亲已退居二线。这家小公司已经奇迹般地变成了交易活跃的大型证券经纪商，而这主要归功于它成立于1887年这一事实。

这家证券经纪公司最初昏暗的格子间办公室已经被套间取代，里面有漂亮的家具和很多电话间。处于高压状态的销售人员用电话将赚快钱的方式传到数以千计无知之人的耳朵里，这些潜在客户基本上都是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来的。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投机商之一，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帮客户做交易。客户放入保证金账户中用于投资的几十万美元都被公司挪用了，实际上可以说是被直接偷走了。

为了将骗局继续维持下去，投机商需要市场出现大跌才能借机将客户的资金清空。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的初期，这类诈骗公司大量涌现，而且发展很快。由于政府缺乏对他们的监管，报纸也允许它们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接受来自它们的下单，所以这些公司一路高歌猛进。正当市场持续攀升时，这些经纪商才发现他们的头寸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最终它们都倒闭了，结束了对客户的掠夺。我母亲开户的经纪公司也倒闭了，这家公司也是结局最惨的公司之一。在那么多骗子中，创办人的儿子是为数不多被判了刑的人，尽管刑期很短。不久之后，那个创办人便去世了，大家都说他是因为太伤心了。

在那痛苦的几年里，我们卖掉了父亲留给我们的遗物，把母亲的珠宝送去了典当行，再也没有赎回。幸运的是，在母亲诸多的兄弟姐妹中，有些成了有钱人。他们将我们从那三年的苦难中拖了出来，使我们免于穷困，尽管耻辱感一直伴随着我们。

母亲在逆境中的勇气和信念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每月只花费75美元，这一数字对一个几年前还有一栋大房子，并且雇有厨师、贴身女仆和法国管家的女主人而言，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让我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一下我的母亲吧，因为她是一位天生的美人。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母亲身材高大，但实际上她个子很矮，不到153厘米。当她与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一起走在街上时，她就像是受到健壮保镖保护的某个重要人物。她高大的形象应该是来自我小时候的印象，来自她总是让自己保持高贵和优雅的状态。母亲算不上很漂亮，但她的美足以在任何地方招来欣赏的目光。她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和她细嫰的皮肤，直至76岁突然去世。

母亲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她的勇气和信念。失去丈夫这件事，除了没有带走她的孩子，带走了她其余的一切。她并不认为作为妻子一定要对去世的丈夫念念不忘、忠贞不渝，可是父亲去世后再没有任何男人能吸引母亲。虽然有几个男人曾提出想娶她，并且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母亲还是坚持不嫁给她不爱的人。在守了5年寡之后，一个失去了妻子的中年绅士对母亲展开了猛烈追求。那时正是我们一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与莫里斯舅舅及其家人共住在长岛自治市公园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里，并且我们真心觉得我们就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那位中年绅士约母亲吃饭看戏，回来的时候她很骄傲地带着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在我们看来，这些巧克力就像珠宝一样珍贵。没过多久，母亲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宣布她被求婚了，她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件事，然后要告诉她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那时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的男孩，虽然我们在一起严肃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得羞赧地承认，我们只是因为看到了走出经济窘况的前景所以才感到欣喜若狂。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看法并告诉了母亲：“妈妈的幸福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如果这段婚姻能缓解您很多压力，能让您满意，我们完全不会反对这件事。相反，我们会欢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且尽我们最大努力成为继父可爱而又忠实的儿子。”

我们说完后，母亲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很小声地告诉我们，她也认真考虑了这件事，决定不接受求婚。这个男人也许是合适的人选，但她不爱他，也不认为自己以后会爱上他。没有爱，她不会结婚，无论他有多少优点。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是亲了亲母亲，带着失望离开了。

母亲拒绝再婚，表明她不会为了金钱而牺牲爱情。然而她对生活的总体看法既不浪漫，也不荒诞，更不可能理想化。她的价值观是舒适的小资观，金钱对她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能购买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购买奢侈品，也是世俗成功的证明。她对自己的儿子寄予厚望，即便是在她最消沉的时候，她也坚信：假以时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定会好起来。

事实上，正如有件事所表明的，她比我们自己更有信心。我即将从高中毕业，我的两个哥哥也即将参加工作，每周最多赚10美元。报纸的调查表明，一个普通工人如果每周都能赚30美元的话，他就会很满意了。母亲问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回答说，每周赚30美元似乎是相当丰厚的薪水了，并不容易赚到，我们都对这一薪酬相当满意。母亲带着轻蔑的笑容看着我们，说如果我们就只有这么点野心，她真的会感到很失望。

母亲绝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喜欢精致又漂亮的东西，厌恶工作或者废寝忘食的努力，除非的确有必要这么做。母亲会骄傲地说，她在她的家族中是众所周知的“豌豆公主”。童话中的这位公主在睡觉时觉察到了自己身体下面很厚的床垫当中有一粒豌豆，从而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公主。但在失去丈夫后，母亲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相当坚强、有韧劲儿，以及足智多谋。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甚至在家里擦洗厨房地板，而这是她曾经最不愿意干的活儿，但她还是干了。母亲只能做好分内之事，并且出乎意料的是，她几乎没有怨言。

母亲还相当有技巧地把家务活派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做早餐，因为母亲晚睡晚起。她凌晨1点睡觉，大约早上10点起床，那时天已大亮。母亲在睡前和起床后都要喝杯茶，这是英国传统的生活仪式。哪怕是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母亲也坚持要喝各种茶，因此她手上总是沾着一些奶油。我们几个男孩不用做晚饭，但我们要洗碗、铺床叠被、用吸尘器清理地毯。我干的家务活最多，这意味着我去购物的次数也最多。

母亲还设法保留着过去的一些奢侈的小习惯。她试图不过度沉迷于美食，但有些欲望她还是抵挡不住。她偶尔会做一些美味的饼干，上面有黄油和起酥。这些东西都很贵，母亲觉得这些饼干太好吃，而我们三兄弟抵不住诱惑，于是她把饼干放进了一个锡盒中，然后用贴身衣裤包裹起来，藏在大衣柜里。对美味的渴求把我带到了衣柜前，我用了强大的意志力才让自己每次只拿一块饼干，并且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有一天母亲来到卧室，发现我手里拿着锡盒。我当时吓坏了，但母亲只是温和地批评了我，很快就离开了卧室，这反倒让我觉得更不好意思。多年后，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才理解，母亲的愧疚感肯定比我更甚。

在家里我们很不舍得使用黄油，母亲不允许我们将黄油和果酱涂在面包上，但我们使用的黄油的确又是很贵的那种。有盐黄油对我们三兄弟来说已经够好了，但母亲不会接受。另一种奢侈之物是红糖粉，用来添加到浆果和其他菜肴中。母亲将红糖放进水晶容器里储存，并且为了满足她挑剔的口味，她总是要用正宗的黑色香草豆去调味。她还喜欢在面包的奶油芝士上加上细香葱，这些细香葱是她在厨房窗台上的小罐子里种出来的。

母亲思维敏捷，但缺乏深度。她曾经强调要对有价值的知识感兴趣，这使得她的谈吐明显比她的大多数女性朋友都要高出一个层次。作为一个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华沙女孩，母亲在年轻时接受过不错的教育。她读过诗歌和不错的小说，并且能说好几种语言。母亲并不是一个好学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几乎很少主动找书来读。然而，母亲的确一直对学习和研究抱有极大的敬意。她自己没能成为我的榜样，但她的忠告总是激发和鼓励着我最大限度地开发我的心智潜能。

母亲非常喜欢打牌，而且总是要赌点钱，不过赌注绝不会大到真正赌博的程度。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很喜欢惠斯特纸牌游戏，以及各种级别的桥牌游戏。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而且她会在玩的过程中教我们技巧。她曾经说过，打牌是她唯一能比我们做得更好的事情，并且她确实能从她的这一强项中获得真正的快乐。母亲喜欢引用一个著名的法国人对不玩纸牌的人说的一句话：“一个多么孤寂的晚年生活在前方等着你啊，我的朋友。”这句话好像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所说的，母亲尤为认同，因为她无法忍受女人之间哪怕几分钟的闲言碎语。

母亲给了我们自由的空间，让我们应对年轻男孩要面临的各种风险。无论有多么危险，她从来不会阻止我们参与任何体育活动，因此我们回到家时经常鼻青脸肿。母亲虽然很心疼我们，但她也不止一次说过令我们感到震惊的话：伤筋动骨可以自愈，而撕破了裤子则意味着要么花时间缝补，要么花钱重新买一条。

母亲还给了我们鼓励和勇气。在我们寄宿期间，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里面有张很大的单人床，我跟她睡一起。我和母亲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我印象中没有出现过因为这种安排而发生的任何隐私或礼节问题。有天夜里，也许是凌晨两三点钟，母亲把我从沉睡中叫醒，告诉我，她听到屋子里有声响，可能是夜贼。然后她面不改色地说我们必须把整个房子检查一遍，要是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她不可能睡得着。于是，母亲点燃了一个煤油灯，我俩就开始在房间里查找。我完全不知道要是我们发现了入侵者该怎么办。我很怕死，但我又羞于在母亲面前表现出任何恐惧的样子。结果我们没发现任何人，于是又继续睡去。

母亲对于儿子们能跟她住在一起非常开心，但她又对跟任何其他人住在一起深恶痛绝。母亲发现这些年寄宿在自己的兄弟莫里斯家里让自己很不开心。莫里斯舅舅拥有高智商天才的通病，脾气暴躁又专横。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娃舅妈是一个善良亲切的人，在舅舅的斥责和恶毒挖苦下，她完全没有任何反抗。我们在牌桌上见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舅舅会因为舅妈出错了牌而斥责她。舅妈会试图为自己辩解，但这只会招来舅舅对她更火爆的攻击，然后她就会流下泪水。母亲会站在伊娃这边，为她辩护，于是争吵又发生在了兄妹之间，讲的语言就突然从英语变成了波兰语，而我们几个孩子完全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几年后，19世纪法国剧作家萨尔杜的戏剧《无所顾忌的女人》（Madame Sans-Gêne）中的一幕让我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们发生了一场皇室里的争吵，他们突然从讲法语变成了讲带科西嘉口音的意大利语。莫里斯舅舅与拿破仑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身材矮小，大腹便便。母亲在呵护弟妹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她和她的儿子们都寄居在她那专横的兄弟篱下。

我在1917年结婚后，经济状况才允许母亲跟我和我妻子住在一起。由于婆媳关系难处这一常见原因，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安排是相当失败的。一年后，母亲有了自己的公寓，此后她一直独居，直到26年后去世。母亲拒绝了三个儿子的建议，没有把其中一个房间分享出来与她的一个密友同住。当然，缺少跟她一样的寡妇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担心母亲出现意外或者突发疾病。年轻时，母亲的健康状况就不怎么好；到了中年，她的心脏和胃又出了毛病。她的医生让她控制饮食，但她几乎完全不听劝告，说要牺牲生活中大多数美好事物来换取长寿是不值得的。母亲显然不把医生的忠告当回事，不过她也从来没真正得过什么重病。在独自生活的那些年里，母亲因为小病而寻求我们帮助的次数也并不太多。

母亲的去世与她的独立、勇敢和喜欢打牌密切相关。1944年10月的某天晚上，她在西区大道一个朋友家里打牌。牌局结束时已经过了凌晨，她独自一人走回家。一个小偷尾随她，抢走了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母亲告诉我们，因为她拒绝把包交给小偷，所以那个小偷打了她，还把包抢走了。母亲的头颅受到了严重损伤，第二天就去世了。然而，她的手提包里其实只有3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总是担心盗贼会伤害自己的儿子。当她在报纸上读到有人在抢劫中遇害时，她都会让我们向她保证，如果我们遇到劫匪，一定不要反抗，要立即交出我们的钱财。当然，母亲知道她自己也应该这么做。然而，当真正遇到劫匪要抢夺她的财物时，她拒绝投降，哪怕只是为了3美元。母亲的反抗是本能的，就像她一生都在反对不公和不义。母亲因此去世绝对是个悲剧，但我认为，在她眼里，她不会觉得这是悲剧。母亲从来不害怕突然离世，只是担心久病不愈或者老而无助。她没有遭受这些无法容忍的屈辱，并且我敢保证，如果久病不愈，她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她深爱的儿子而选择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