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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斷裂與延續

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1

1、毛時代概念的界定

「毛時代」是一個有時間大致限定的概念。中外都承認在中國確實存在這樣一個時代，即由毛和毛的思想主宰、支配和型塑社會面貌的時代，它的時間階段：1949-1976年，有些學者認為還可延伸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因為1976-1 978年在總的格局方面還是延續毛時代最重要的特徵的。

把1949年看成「毛時代」的起點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大概因從那時起，我們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就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之廣泛和劇烈，把「毛時代」和之前、之後的時代區別開來。但是，在「毛時代」和「過去」及「現在」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的長時段因素還在對歷史的進程發揮着深刻的影響。我們所處的當下，是從「毛時代」$來的，以往的結構、制度、思想、風俗、文化情趣並沒有4一夜之間消失，它們和八十年代後出現的新因素相依相隨，構成了當下複雜斑斕的畫面。距今不遠的那些「毛時代」的日子，它的有形和無形的留存在當下仍然發揮着重大的影響，它們和今天有着「同時代性」。

但是能否稱把1949-1976的革命美術稱之為「毛時代的美術（1942-1976)」？我個人認為是有問題的，很顯然，在1942-1949年，在毛的延安文藝講話後，毛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包括對美術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畢竟主要集中在共產黨地區，直到1949年，毛的思想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才成為全國的中心思想及其制度。如果用「毛澤東革命美術(1942-1976)，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2、我理解的毛時代的基本特徵

毛時代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在冷戰格局下，新國家、新制度的創立，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工業化的展開，全社會的高度組織化，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

新國家、新制度、新社會是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產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當代史上繼續發揮重大的影響，成為建國、治國的「依賴路徑」，有力地型塑着50年代社會的面貌：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長期領導武裝鬥爭勝利的結果，而這又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一個基本特點，這就是為了抵禦外來列強的侵略和改變國內的積貧積弱，中國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運用軍事手段實現政治目標，擺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從建國初開始，社會的組織化加速進行，在全社會的範圍內，軍事性的風格和精神氣質也逐漸濃厚，大大改變了世紀初以來，由受列強侵略而造成的民氣低落、精神低迷的狀態。五十年代，國家進入到建設時期，從蘇聯引進的蘇式經濟管理體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幫助中國建立起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中國的計劃管理模式事實上已具有「理性計劃經濟」的特徵，但是本土過去革命時代的經驗仍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後，軍事化或類軍事化的思維和管理方法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全面復活，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高潮。烏托邦主義配之以高度的組織化和軍事化的政治措施、軍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決一切問題的慣性，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60年代初，軍事化動員模式在工業管理領域一度後退，但很快又捲土重來，並向其他領域全面滲透。受到意識形態全面支持的集中劃一的思維和方法成為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顯著特點，以至「唯軍事至上」在「文革」初期達到巔峰。在戰爭年代運用高度集中統一的軍事化方法達成革命目標是順理成章的，在從軍事時期到和平時期的過渡階段，繼續沿用軍事化方法和手段進行快速動員，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大凡政權更替，勝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隨一場暴風驟雨般的摧枯拉朽的過程。但在進入長期和平建設階段後，遲遲未能建立起以法律為中心、體現共性和個性相協調的現代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現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這必然給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帶來消極影i。

1949年，在農村進行了22年武裝鬥爭的革命者進入到城市，他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與知識分子結合，這是在執政的條件下建設國家，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的關鍵。但如陸定一同志所説的，解決這個課題對於黨和知識分子來説，都是有困難的，因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黨的幹部並不熟悉城市，而知識分子對革命也不瞭解。2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佔了的絕大的比重。到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共黨員組成中，工人成份所佔比重仍極小，以工人黨員最多的東三省為例，在90萬產業工人中，黨員只有丨6508人，佔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農民黨員340萬1千人，佔黨員比重75.8% ;文盲共309萬6千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3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的狹隘性和保守性被遮蓋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產自發性」上面，這就造成一種吊詭的現象：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繋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思路下，新老知識分子都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長時期內難以正常發揮。

毛澤東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革命的勝利使毛獲得極高的威望，毛成為了革命象徵和革命道德的最高體現，其權威具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性，在這種狀況下，領油的自律和智慧成為政策糾錯的唯一條件。遺憾的是，50年代中後期後，一方面是毛的專斷性急劇發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堅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於是，在他的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昂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氣質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糾錯機制都無從建立。

列寧説，靠廣大工農的熱情、衝擊和英勇精神，可以解決革命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但這個優點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最危險的缺點了。我們總是向後看，以為這同樣可以解決經濟任務。但錯誤也正在這裏，因為情況改變了……不能企圖用昨天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任務。」4 1949年革命的勝利既是革命的到達點，也是建設的出發點，革命成功後，革命者所面臨的環境和任務都變了，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為此需要對過去的傳統進行轉換。和平時期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和戰時狀態下組織形式有着巨大的差異，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層制雖然存有種種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受空想烏托邦的破壞。空想烏托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浪漫主義，在追求理想主義的美好未來時，過去熟悉的記憶和經驗不斷被唤醒和複製，於是，迷信過去的傳統，延續過往的傳統，就成為應對現實和未來的不二法門，如此就很難在治國理念和組織形式上向現代公共管理轉變。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成為障礙性的因素，而這種轉化的遲滯一定會給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消極的影響。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和人的認識水平的限制，「馬上得天下」遲遲沒有很快的轉化成為「下馬治天下」，這個轉變是到鄧小平手上才完成的。

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近年來思想界的爭論頗為活躍，一些學者高度評價50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在他們的梘野內，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價值。5而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種全控主義的結構和體制。6我認為對這個歷史階段的研究，應充分考慮國際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從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從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出發，着眼於考察「新制度與新國家的創立及民眾對此的參與、反映和互動」，同時，也應注意考察在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過程中「歷史的延續性」的命題在毛時代的表現和作用的問題。

這次「毛時代美術」的研討會從廣州出發，再到延安， 這兩個城市，一個是「革命的策源地」，一個是「革命的聖地」，無形中暗合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不同類型及其異同點的問題。

觀察毛時代，離不開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的中國的大背景，這一百年的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二十世紀有不同的回應路徑，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兩者都是為

了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以往我們多關注這兩種革命的差異性方面，從而形成一個斷裂性的梘角，其實還可以相容有另一個視角，這就是「延續性的視角」。

「延續性」的主題：7

1. 都在追求「現代化」，並試圖把「民族性」融入現代化；

2. 都着力加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繋；

3. 都在謀求一種最好的治理中國的制度形式；

4. 都期盼出現一個能帶領民眾使民族復興的「英雄」；

5. 都在做動員組織民眾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都極為重視加強社會的軍事化；

6. 都重梘意識形態敍述，希望整合社會意識。

7. 如果我們能夠追問，考察這些「延續性」的命題，使之成為一個和「斷裂性」命題相對應的視角，再來探究這個命題和毛時代社會變動的關係，或許我們在觀察毛時代時就會有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從而看到一些過去被我們所遮蔽的一些重大的現象。

歷史是否可以重構？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敍述者建構起來的。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但我相信，過往歷史的物質和精神遺存是客觀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種視角和態度敍述它們，基本的歷史'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強調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多餘的，我認為觀察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敍述，而這個方面是我們的研究者所忽略的。當然對那個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和感受，也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看法，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複雜性，費爾巴哈説過：「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8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也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過往的歷史，比過去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因為他們組成我們社會的最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更能使我們瞭解到歷史的多重面相。

1

原載《文藝研究》，2005年第9朗。

2

《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W92年，頁822。

3

趙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36、243。

4

《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丨965，頁145。

5

參見韓德強：《50年，30年和20年》載士伯諮詢網：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載《讀書》，1996年第3期；高默波：《書寫歷史：高家村》，載《讀書》，2001年，第1期。

6

蕭功秦：《與政治浪漫主義吿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68-69 〇

7

美國柯偉林教授在《認識二十世紀中國》一文中將「疆域統一」，「統治中

國」，「工業化」等視為20世紀中國的基本趨勢。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2001年10月號。

8

轉引自蕭功秦：《知識分子與觀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序言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