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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贝克特效应

“身份”这个词，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英语的identity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认为每个人不只有一种单独的身份，而且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很不确定。面对老婆，面对父母，面对老板，面对服务员，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语气，也可以说我们在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历史中很典型的例子是12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贝克特。他是国王亨利二世的大法官，而且据说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位亨利作为国王一直跟教会有矛盾。这也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教会和贵族为权力而斗争。斗来斗去，亨利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贝克特不是兄弟嘛，那么让他当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就得了吗，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整个英国宗教的领导，如果他是亨利的好朋友的话，一切都好说了！亨利想得美。

其实贝克特早已经暗示过了，假如真的要当大主教的话，那么他也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教会考虑，所以拜托亨利还是打消这个计划吧！

亨利不听，悲剧发生了。

贝克特搬到坎特伯雷任大主教之后，他“转身”开始代表教会做事。他不顾一切，跟自己的好朋友亨利对着干，而且他怎么比之前的大主教还要极端呢？贝克特狠狠地维护教会的权力。亨利感觉相当无奈。

长话短说，到最后亨利在自己的骑士面前叹了一口气，骑士听到了就立马奔向坎特伯雷把贝克特给宰了。亨利和贝克特的友谊，到此就彻底结束了。

这个故事的细节到底是不是这样发生的其实也不重要，其主要意义在于社会学界后来生造的词语：托马斯·贝克特效应，专门形容贝克特那样更换了社会角色后便改变行事方式的人。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贝克特吧。他本来不是教会里的人，在他当了大主教的时候，他或许要考虑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所以他可能会比一般教会里走出来的人更极端。

社会学界认为这类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比如欧洲的政客分为国家级和欧盟级的，按理说当某国政客被派到欧洲级别部门工作时，他依然会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吧。但事实往往是，国家政客一到欧洲部门便开始为欧盟效力，让国家政府相当无奈。

再换个例子：我们德国的土耳其人很多，大部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劳工，后来定居了德国。这些“德籍土耳其人”和本土德国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完美，两边都有不少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误会，我想这也很正常。但是让很多人吃惊的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德国长大的第三代土耳其孩子比自己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都要“土耳其化”。这是为什么呢？可能跟贝克特一样，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不完全确定。爷爷奶奶甚至父母是从土耳其移民过来的，就算定居在德国，对自己的身份还是很清楚，他们就是土耳其人，所以他们没有“证明自己”的必要。但是第三代孩子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不完全是自己的家，但土耳其也太陌生了。所以，他们要寻找自己的身份，所以有一些“德籍土耳其”孩子选择了扮演比较极端的“纯土耳其人”的角色。

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他们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