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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透一下:离开医学院后我的人生也并未如预想一般顺利地展开。
三年之后,在我将近三十七岁时,一段维系了两年的感情走到了终点。那次分手虽然令人难过,但也算心平气和,不像后来仇童男的闪电式突袭分手。但对于一个想要生儿育女的人来说,在人生的这个节点面临分手算是糟糕透顶了。
我一直都非常肯定地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母亲。我成年之后参加的志愿者活动都是与孩子为伴的工作,我也认定有朝一日会有自己的孩子。但现在,站在四十岁的门槛前,我不顾一切地想要生个孩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会随便就和自己身边出现的下一位男性结婚。于是我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困境——走投无路,却还要挑剔。
后来,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可以调整一下两件事的顺序:先要小孩,再找个伴。一天晚上,她在电子邮件里给我介绍了几个提供捐精服务的网站。那时我还对此一无所知,一开始也不确定自己对此是怎么想的,但仔细权衡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我决定迈出这一步。
现在,我只需要选出一个提供精子的人。
我当然想要选一个体格健康的捐精者,但我发现,在那些网站上还有许多别的条件可供考虑,不只是像头发的颜色或身高那样的外部条件,而是我会想要一个曲棍球运动员,还是文学专业的学霸?是一个特吕弗的影迷还是长号手?一个外向的人还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惊讶地发现,挑选这些捐精者的资料就像在看约会对象的个人资料——只不过这里的大多数候选人都是大学生,还会提供他们的高考成绩。其次还有一些别的关键性的不同,但最为特殊的是,每个人的资料里都会有一项来自“精库女孩”的评论。捐精者前来捐精时,在精子库工作的女士们(这个职位上似乎全是女性)会与他们进行面谈,随后“精库女孩”会写下所谓的“工作人员印象”笔记,并添加到捐精者的资料中。至于她们会写下什么样的印象,并没有特定规律或原因可循。女孩们的评论简直五花八门,从“他的二头肌好惊人”到“他有拖延症倾向,但最终还是会完成他的工作”都有。(我个人对于连自慰都要拖延的大学生抱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我很看重这些来自工作人员的印象笔记,因为我过目的资料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还是想和捐精者建立某种无形的联结,毕竟他将和我的孩子血脉相连。我希望自己能喜欢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也许可以理解成:如果要和我家里人一起吃饭,我会很享受有他的陪伴。但当我阅读那些工作人员印象笔记时,或是在听“精库女孩”们和捐精者的面谈录音时——她们会问:“你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事是什么?”“你会如何形容你的性格?”以及更奇怪的问题,例如:“你心目中浪漫的初次约会是什么样的?”——这些资料还是让我觉得这是个纯临床医学的事,缺乏人情味。
直到有一天,我因为对某一个捐精者的健康史有一些问题打电话去精子库,我的电话被转到了一位名叫凯瑟琳的“精库女孩”那儿。当凯瑟琳在查看那个人的医疗记录时,我和她聊了起来,并得知就是她面试了这个捐精者。我没忍住自己的好奇。“他帅吗?”我故意问得十分随意。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跟工作人员打听这些。
“嗯……”凯瑟琳踌躇了一下,用她浓重的纽约口音婉转地说道:“他也不是没有魅力。但如果在地铁里遇到他我也不会特别多看两眼。”
自那之后凯瑟琳成了我的御用精子把关员,向我推荐捐精者,为我答疑解惑。我之所以如此信任她,是因为她不像那些会夸大其词的“精库女孩”,那些人只是一味地想把精子推销出去,凯瑟琳对任何不足之处都非常诚实。她的标准很高,我的标准也很高,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通过我俩的共同审查。
凭良心讲,我未来的小孩应该会同意我在这件事上挑剔一些,而且确实有很多因素需要权衡考虑。就算我能找到一个心仪的捐精者,他也可能家族健康史与我的情况不匹配(我家族中有人六十岁前罹患乳腺癌,还有肾脏疾病的基因)。又或者我找到一个健康履历满分的捐精者,但他可能是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丹麦人,如果孩子继承了他的北欧长相,却生活在所有人都是矮个子、棕色头发的德系犹太人家里,孩子会不会因此感到格格不入?也有些捐精者看上去健康聪明,体貌特征也与我相似,但其他方面却让我不禁要打几个问号:例如有人说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最喜欢的书是《洛丽塔》,最喜欢的电影是《发条橙》。我试想了一下,如果有一天我的小孩看到这份资料,他/她会不会一脸不解地望着我,“这么多候选人里你偏偏选了这个人?”同样会让我产生这种想象的还有那些无法正确拼写单词和使用标点符号的候选人。
挑选捐精者的过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实在是令人疲惫。我简直都要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找到一个既健康,又能让我以后在跟小孩作交代时面上有光的捐精者了。
但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有天晚上我到家很晚,发现凯瑟琳在语音信箱给我留了言。她让我去查看一个候选人的资料,按照她的描述那个人长得像“年轻的乔治·克鲁尼”。她还补充说,她之所以尤其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总是很友善,每次来精子库捐精的时候都是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我翻了个白眼。说到底,如果你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儿,你要做的只是看着成人电影让自己达到高潮,还能为此拿到报酬,心情怎么会不好?但凯瑟琳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人——他是何等身健体康、相貌堂堂、才智无双、性格开朗。
“他就是完美之选。”凯瑟琳非常自信地说道。
凯瑟琳从未如此热情高涨过,于是我登录到网站上去看了一眼。我点击了那个人的资料,仔细研究了他的健康履历,阅读了他写的短文,听了他的面谈录音,我即刻意识到,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这就像大家所说的一见钟情一样。有关他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有亲切感——无论是他对事物的喜恶、他的幽默感、他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我高兴坏了,但同时身体已经筋疲力竭,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一觉醒来再处理具体操作上的事宜。第二天刚好是我的生日,那一晚我觉得自己美美地睡足了八个小时,全程都清晰地梦见自己的小孩。以前我想象中的孩子都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样子,因为孩子的另一半基因是一片空白,那晚是我第一次能想象和一个特定的人生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宝宝。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脑袋里萦绕着《我的孩子》这首歌。生小孩已经是我多年的梦想了,能在今天找到一个合适的捐精者,简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日礼物。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自己,祝我生日快乐!天赐的运气让我不由得嘴角上扬。我走向电脑,心想着我真的要去实现这个梦想了。我输入了精子库的网址,找到那位捐精者的档案资料,又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确认自己和前一晚一样肯定——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算以后当我的孩子问起,我也能跟他(或她)交代为什么我在所有的候选人里选择了他。
我把这个捐精者加入我的购物车,就像在亚马逊网站上买书一样,我再次检查了订单,然后点击“购买精子”。我心里想着,“我要有孩子了!”那一刻充满了仪式感。
当订单在等待处理的时候,我迅速地在脑子里计划着接下来要做什么:要预约受孕,购买孕期维生素和婴儿用品,还要准备婴儿房。就在思考的间隙,我注意到订单还没处理完毕。屏幕上那个“死机之轮”一直在转圈圈,感觉比平时运转的时间要长好多。我等了又等,终于忍不住按了回退键,看看是不是电脑真死机了。但并不是。终于“死机之轮”消失了,跳出一个提示框:“库存不足”。
库存不足?我想这一定是电脑故障——或许是我按回退键时出了问题?我按下快拨键,接通了精子库。我想找凯瑟琳,但她不在,于是我的电话被转接到一个叫芭比的客服代表那里。
芭比查看了一下详情,她确定那不是电脑故障。她说我选的是一个很抢手的捐精者。她补充解释道,抢手的捐精者很容易售罄,即使公司设法让他们频繁地“补充货源”,但补充来的货源也要先暂存六个月,进行隔离和检疫。她还说,就算库存上架了,也还是有可能要等很久,因为可能要先满足之前排队预约的订单。听着芭比的话,我回想凯瑟琳昨晚给我打电话的情形。我突然意识到或许她向好几位女士都推荐了这名捐精者,而那些女士也和我一样,因为凯瑟琳对捐精者们的诚实评价而和她变得亲近。
芭比把我放在候补名单上,但她非常丧气地告诉我:“千万别犯傻,别把时间浪费在等待候补上。”然后我挂断了电话,感觉整个人都呆滞了。本以为在几个月徒劳无功的搜索之后终于找到了捐精者,我未来的宝贝终于不再只是一个脑袋里的幻想,而是几乎要变作现实了。然而就在生日的这一天,我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孩子。我又回到了原点。
我重重地合上电脑,望着空气发呆。我瘫坐了好一阵子才留意到书桌角落上有一张名片,那是上周我在一个行业联谊活动上拿到的。名片的主人名叫亚历克斯,是一个二十七岁的电影人。我和亚历克斯只聊了五分钟,但他友善又聪明,看上去也很健康。走投无路的境地会让人作出冲动的决定——我突然想到,或许我可以跳过那些网上的精子库,在现实中找到我的捐精者。亚历克斯就符合我的条件呀,为什么不问问他愿不愿意呢?反正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被他拒绝而已。
我小心翼翼地写下邮件的标题:“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在邮件的正文里我又只是含糊其词:“嘿,还记得我吗?我们在上次的联谊活动上见过。”然后我邀请他见面喝个咖啡,想着这样我就能当面问出那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了。亚历克斯回信问我能不能把问题写在邮件里。我回信说我觉得最好能当面聊,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定某个周日的中午一起喝咖啡。
去咖啡店见亚历克斯的时候,我的心情不只是紧张可以形容的。在冲动地寄出电邮之后,我几乎肯定亚历克斯会拒绝这事,转头他再跟几个朋友说起我干的荒唐事,我就会名誉扫地,以后再也没脸参加任何联谊活动了。我几乎都要临阵脱逃了,但我想要孩子的执念是如此之强烈,促使我觉得一定要亲口问出这个问题,万一的万一他会答应呢?我不断说服自己:你得先提出问题,不然永远都没机会得到肯定的答案。
我和亚历克斯亲切地寒暄之后就自然地闲聊起来,不知不觉我俩已沉浸在相谈甚欢的氛围中了。大约一小时后我几乎都要忘了这次会面的初衷,就在这时,亚历克斯俯过身来,看着我的眼睛,用殷勤的口吻问道:“所以,你那不同寻常的问题是啥?”他似乎已断定我们是在约会了。
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我突然脸上一阵发烫,手心冒汗,我当时能做出的反应只有——沉默。我猜大多数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都一样吧。那个问题的分量和疯狂的程度让我觉得开不了口。
亚历克斯默默地等待着,直到我开始组织语言,胡乱地用牛头不对马嘴的类比解释着我的请求。我说的好像是“我没有食谱上所需的所有食材”,还有“这就像捐个肾,但不用真的从你身上移除一个器官”。在说出“器官”这个词的瞬间,我更慌乱了,试图换个说法。“这更像是献血,”我说,“不过完全不需要动用针头,徒手就能做到了!”说完这句,我决定让自己闭嘴。亚历克斯带着奇怪的表情望着我,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有比这更丢脸的时刻了吧。
但更丢脸的时刻马上就出现了,因为我很快意识到,亚历克斯根本没理解我想要他帮什么忙。
“你看哦,”我又尝试组织了一下语言,“我现在三十七岁了,我想生个孩子。精子库我也去试过了,但没遇上合适的,所以我想问问,你会不会考虑……”
这一次亚历克斯清楚地了解了我的意图,因为看得出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连端着抹茶拿铁的手也停在半空中。除了在医学院里遇到过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外,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人坐得这么僵直。终于,亚历克斯的嘴唇动了一下,吐出一个词:“哇哦。”
然后,他慢慢吐出更多的词:“我倒是完全没想到有这么一出。”
“我理解,”我说,都是因为我,才让亚历克斯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非常过意不去。我正想跟他道歉,亚历克斯却出乎意料地对我说:“但我愿意详细聊聊这件事。”
这回换我愣住了,许久之后我也挤出一句“哇哦”。后来,我和亚历克斯从自己的童年聊到未来的梦想,几个小时倏地就过去了。关于精子的话题似乎打破了所有的情感壁垒,就像你第一次和某个人有过肌肤之亲之后就打开了阻挡情感洪流的闸门。到我们终于要起身离开的时候,亚历克斯说他还是需要再考虑考虑,我说没问题。他说会和我保持联系,而我确信他一旦想通了就不会再找我了。
但就在当天晚上,亚历克斯的名字出现在了我的收件箱里。我点击打开他的邮件,心中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婉转的拒绝。然而他在邮件中写道:“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倾向于同意的,但我还有几个问题。”于是我们又约着见了一次。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频繁地在那家咖啡馆里见面聊天,以至于我都开始把那里称作“蝌蚪办公室”了,我的朋友们索性把它简称作“蚪室”。在“蚪室”里我们事无巨细地探讨着相关话题,从精液样本到个人病史,再到合同细则,甚至谈到以后和小孩的接触。最终我们终于探讨到如何受精的问题,我们是应该找医生进行人工授精,还是亲自上阵以增加受孕的概率?
他选择亲自上阵。
坦白说,我并不反对。更坦白地说,我对事情的发展态势感到非常兴奋!毕竟,想象一下我当上妈妈之后的日子,应该鲜有机会再能遇上像亚历克斯这样二十七岁、长相英俊、体格健壮的帅小伙了吧。
于是,我开始密切关注自己的生理周期。一天,我在“蚪室”跟亚历克斯说我就快到排卵期了,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月尝试造人的话,我们必须在这周内做决定。在一般的情侣之间这么说可能会让男性备感压力,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所以宜早不宜迟。我们已经从各个层面做了规划,包括法律上、情感上、道德标准上,以及实际行动上。走到这一刻,我们也默契到拥有了彼此才懂的笑话,以及彼此才有的昵称,这个即将到来的幸运的小生命让我俩紧紧相连。一个礼拜之前,他还问我有没有“问过其他人”,还是只对他提议过这件事,就像是在审视商机中有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想跟他说“有个叫彼得的一直在游说我,葛瑞也表示有兴趣,所以你最好在周五之前答复我”。我想营造一个竞争激烈的假象来敦促他快点签字画押。但我转念一想,我还是希望跟他的关系能建立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况且我很确定亚历克斯会答应这件事。
就在我提出把造人提上日程的那天,我们决定去海边散散步,最后讨论一下合同拟定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沿着海岸漫步,突然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相互看了一眼——要不要回去呢?——接着毛毛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暴风雨。我们都穿着短袖,亚历克斯解下他绑在腰上的外衣,披到我的肩上,就在我们四目相视着在沙滩上被大雨浇透的时候,他正式答应了这件事。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磋商,在过程中不断了解对方,不断深究这件事对我俩和孩子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终于准备好了。
“让我们来给你造个孩子吧!”他说。我们就这样站在暴雨中,拥抱着,微笑着,小小的我被包裹在他大大的、长度到我膝盖的外衣里。我拥抱着这个将要把自己的精子奉献给我的男人,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有一天能跟我的孩子说起这个故事。
当我们回到亚历克斯的车里,他给了我一份签好的合同。
然后,他就消失了。
之后的三天里他都杳无音信。这听上去可能并不算长,但如果你就快奔四了,你的下一个排卵期就近在眼前,而你受孕的另一个机会还在精子库里遥遥无期地等待候补,那三天感觉就像一辈子那么久。我尝试不要想得太多,因为压力不利于怀孕,但当亚历克斯再次出现时,他给我留言说:“我们需要谈谈。”我瞬间瘫倒在地。和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成年人一样,我完全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我就要被抛弃了。
第二天一早,还是在“蚪室”里我们常坐的那张餐桌旁,亚历克斯目光游离,开始搬出分手常用的套话:“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不好。”“我暂时还没有要安定下来,我不知道能不能履行我的承诺,所以为了你好,我不想拖累你。”最后当然还有最经典的分手金句:“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没关系,林子大了总还有别的鸟。”我说。我想保护自己,却用了一个糟糕的双关语。我想要缓和一下气氛,让亚历克斯知道我理智的一面能理解他为何经过思考后觉得自己无法为我提供精子。但我内心非常沮丧,因为这是第二次我几乎能清晰地想象出孩子的样子,却最终还是化成了泡影。我有个朋友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经历了第二次流产,她说她的感受和我一模一样。我回到家,决定暂时放下寻找精子的努力,因为这给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心痛。我也和我那个流产的朋友一样,尽量避免和孩子接触,即使是看到婴儿纸尿裤的广告也会让我箭步扑向遥控器想要转台。
几个月之后,我知道我必须振作起来重新上网搜索。但正当我要登录精子库的网站时,却收到了一通意外来电。
是我的“精库女孩”凯瑟琳打来的。
“洛莉,好消息!”她用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宣布道,“有人退回了一试管‘克鲁尼’的孩子。”
“克鲁尼”的孩子……是那个我选中的人,那个“完美之选”。
“退回?”我问道,对“被退回的精子”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我想到在超市里,任何个人护理类产品都是不允许退货的,即使你出示原始收据也没有用。但凯瑟琳向我保证那个试管从未离开过密封的氮气包装罐,而且试管里装的“产品”完全没有质量问题。退货的原因只是那个顾客通过其他途径怀孕了,所以不需要了。如果我想要,就得立刻买下它。
“你知道,‘克鲁尼’身后有一长串候补名单……”凯瑟琳正要开始游说我,但还没等她说完第一句话,我已经说我要买了。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在举办了产前派对之后,我和一群人去吃晚饭,席间我妈妈发现真正的乔治·克鲁尼本人就坐在不远处的那一桌。我们桌上的所有人都知道凯瑟琳口中的“年轻的克鲁尼”,于是在座的家人和朋友们一个个都指着我的大肚子,又转头看看邻桌的大明星。
他看上去比主演《急诊室的故事》时成熟了许多,我也觉得自己比在NBC出任主管的时候成熟了。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的他很快就要赢得奥斯卡小金人,而我很快也要有自己的小孩了。
一周之后,“克鲁尼的孩子”有了一个新名字:扎迦利·朱利安,缩写是ZJ。他就是爱,是欢乐,是奇迹,是魔法。或许凯瑟琳会说,他就是“完美之选”。
时间快进八年,当男友对我说“接下去这十年里,我家里不能有小孩和我一起生活”,我会觉得场面似曾相识,就像是我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在“蚪室”里亚历克斯告诉我他不能为我提供精子的那天。我记得我当时是多么惊愕和难过,但我也记得不久后凯瑟琳打来的电话,让我从绝望的噩梦中重获新生。
现在的情形和当时非常相似——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计划付之东流。不过既然如此,在遭受男友的分手宣言痛击的背后,我也可以期待事情会像上次一样船到桥头自然直。
但冥冥之中我总觉得这次的情况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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