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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牢笼
“唔……”
这就是温德尔在听完我有关写书的忏悔后作出的反应。要知道我可是纠结了好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跟他说这件事的。
这两个星期以来，我已经默默地移到了位置B，准备要向他坦白一切，但只要我们一面对面，在两张沙发的顶角促膝而坐，我就不由得迟疑了。我开始拖延，顾左右而言他。我聊了关于我儿子老师的事（她怀孕了），聊了我父亲的健康问题（他身体不太好），聊了我做的一个梦（很奇怪的梦），聊了巧克力（我承认，这跑题了），聊了我额头上不断出现的皱纹（这倒是在正题上），还聊了生活的意义（“我的”生活的意义）。温德尔试图让我保持专注，但我简直像脚踩了香蕉皮，从一个话题滑到另一个话题，感觉他的战术节奏都要被我打乱了——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突然之间，温德尔打了个哈欠。这是一个假哈欠，一个战略性的哈欠，一个大大的、充满戏剧张力的、张大嘴巴的哈欠。这个哈欠就像是在说：“除非你坦白心底最根本的想法，不然你就会一直耗在这儿。”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端详着我。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我说。
他望着我，就像在说：“你最好认真说。”
结果，我把整个故事的原委一股脑儿地都说了。
“唔，”他又说，“所以你并不想写这本书。”
我点点头。
“如果你不能交稿，你的财务状况和专业前途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我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境遇有多糟了吧？“如果当初写了那本育儿书，那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状况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会跟自己重复这句话。
此时温德尔又摆出了他那套“耸肩—微笑—等待”的应对公式。
“我也知道，”我叹了口气，说，“我犯下的这个错误是巨大的，不可逆转的。”说着我又感觉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
“我在想的不是这个事。”温德尔说。
“那是什么？”
他突然开始唱起歌来：“我的人生已经过半，呜呼。我的前半生已经离我而去。”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他却依然故我。那首歌的曲风略带蓝调，我尝试着辨别那是谁的歌，是埃塔·詹姆斯的？还是B.B.金的？
“我想要回到从前，去改变过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让一切变好……”
我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名曲，这是温德尔·布朗森的即兴创作。他写的词真是糟糕透了，不过他洪亮悠扬的歌声倒是颇令人惊艳。
歌声仍在继续，他还越唱越投入了，拿脚打着拍子，手上还打着响指。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一定会以为他是个穿着针织外套的书呆子，但此时此刻，他的自信和即兴发挥简直让我震惊，他正全情投入，完全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这很傻，或是很不专业。我可没法想象自己在来访者面前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人生即将走——向——尾——声。”他终于唱到了尾声，还张开双手摆出了一个爵士风格的结尾动作。
结束了演唱之后，温德尔严肃地看着我。我很想告诉他刚才的那段表演很烦人，因为他在戏谑一个本身非常现实的、切身的、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我还没开口，就先感受到了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而他高歌的曲调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这就像玛丽·奥利弗[3]的诗，”我对温德尔说，“‘对于你仅有一次的、狂野而珍贵的生命，你打算做点什么呢？’我以为我都计划好了，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计划好了要和男友在一起，我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对我意义重大的书，但我没想到……”
“没想到情况会变成这样。”温德尔说着，给了我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对话之后，我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能把对方没说出口的话说完。
但温德尔随即又陷入了沉默，这次似乎不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带有目的性的沉默。我有种感觉，也许此刻温德尔也被难住了，就像我有时在治疗中也会这样，因为来访者遇到瓶颈而感觉自己也遇到了瓶颈。他已经尝试过了打哈欠、唱歌、引导我、问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我还是一直回到这条老路上——不断重复我失去的一切。
“我在想，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他说，“你觉得我能如何帮助你？”
我被他问住了。我不知道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心理治疗师同行来征询我的建议，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来访者在提问。但无论哪一种，我都不确定答案。我究竟期望从心理治疗中得到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这句话一说出口，就让我自己感到害怕——也许温德尔确实帮不了我。也许没有什么能帮到我。也许我只能学会接受自己所作的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温德尔说，“但或许不是以你想象的形式。我无法把你的男友带回你身边，我没法让你从头来过。还有你现在面临的写书的困境，你想要我把你从这困境中解救出来，这我也做不到。”
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没有指望你解救我，我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我可不是什么危难中的少女。”
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却转过脸去。
“没有人会来救你。”他平静地说道。
“但我也没有想要被拯救呀！”我再次重申，但这一次，心底却有一部分自己提出的质疑：“等等，我真的不想有人来救我吗？”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是都希望被拯救吗？人们来做心理治疗，都是期望能让自己好过一点，但“好过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办公室茶水间的冰箱上，有人贴了这么一个冰箱贴，上面写着：“安宁，不是要身处一个没有嘈杂、烦恼和辛劳的地方，而是即使身处繁杂之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可以帮助来访者找到安宁，但或许这和他们刚来接受治疗时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已故的心理学家约翰·威克兰德所说：“在经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前，来访者总是反复为同一件事费神；而在经历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后，各种叫人费神的事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我知道心理治疗不能让所有问题都消失无踪，不能预防新的问题产生，也不会确保我之后的行动都是明智之举。治疗师无法为来访者移植一个不一样的性格，他们只能帮助来访者磨去棱角，让来访者变得不那么容易反应过激、不那么苛责，变得更开放，能让别人走进他们的心灵。换句话说，心理治疗的重点就在于理解真正的自己。但要了解自己就必须先抛开对自己的固有认知——抛开那些你塑造出来限制自己的人设，这样你才不会裹足不前，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活在自己给自己描述的故事里。
至于如何帮人们做到这些，就又是另一码事了。
我又在脑海中整理了一遍我的问题：我必须要写书才能养家糊口；拒绝了写那本可能够养活我和我儿子好多年的书；写不出那本倒霉的、有关愚蠢的幸福的、让我痛不欲生的书；但还是得逼着自己写完那本愚蠢的“幸福之书”；虽然试着逼自己写那本愚蠢又令人痛苦的“幸福之书”，却又分心去浏览社交媒体，看到别人都过得不错，只能羡慕嫉妒。
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在某一个意识层面上产生的问题，无法在同一个意识层面上得到解决。”我一直都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我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只要一遍遍回想自己是怎么绕进问题里的，就一定能从中找到问题的出路。
“我现在就是看不到出路，”我说，“而且我指的不只是写书这一件事，我是说所有的事——所有发生的这一切。”
温德尔身子向后靠了靠，伸展了一下交叉的双腿，又重新交叉起来，然后他闭上眼睛。似乎他在整理思绪的时候就会保持这样的姿态。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我们又保持原样坐了一会，什么也没说，两个治疗师融洽地沉浸在一阵沉默中。我也向后靠着，享受这片刻宁静。我真希望每个人在平时的生活里也能多试试这样，面对面在一起，没有电话、电脑、电视的骚扰，也不用闲聊，就只是静静地存在着。像这样坐着让我感到放松，也让我找回活力。
终于，温德尔开口了。
“我想起了一部很出名的卡通片，”他说道，“一个囚犯在不停地摇着铁栏杆，绝望地想要出去——但其实在他的左右两边都没有栏杆，都是可以出入自由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让这个画面刻入我的脑海里。
“这个囚犯只需要往边上走走就万事大吉了，他却还是疯狂地摇着铁栏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觉得自己完全被困住了，被捆绑在情绪的牢笼里，但出路其实就在那儿，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
“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他让最后那句话萦绕在我俩之间，他用手比画出牢笼的样子，引导我去看到它。
我望向别处，但我能感受到温德尔注视我的目光。
我叹了口气。好吧，我心想。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我开始想象那个牢笼的样子，一个狭小的牢笼，墙壁是冰冷的米色。我想象着金属的铁栏杆，很粗、灰色的、锈迹斑斑。我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囚服，疯狂地摇着那些栏杆，央求别人把我放出去。我想象自己在这个小牢笼里的生活，只有刺鼻的尿味和暗淡无望的未来。我想象自己在叫喊：“放我出去！救救我！”我看到自己发疯似的望向右边，又望向左边，然后剧情又从头重复了一遍。我注意到自己整个身体的反应：我感觉身子变轻了，就像抬走了千斤大石。我终于意识到：你就是自己的狱卒。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温德尔。他挑了挑右边的眉毛，像是在说：“我知道，你看到了。我看到你看到了。”
“继续观察。”他轻声说。
我再次闭上眼睛，这次我在栏杆附近走来走去，并走向出口，一开始我还只是试探着前行，但靠近出口的时候，我就奔跑起来。我逃出牢笼，感受到我的脚踩在地上，微风拂过我的皮肤，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脸上。我自由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放慢速度，察看我的身后。没有狱警来追我。我突然意识到，原本就没有狱警——可不是嘛！
大多数人在接受心理治疗时都会感到自己被困住了——被自己的思想、行为、婚姻、工作、恐惧，或是过往所囚禁。有时我们会用一套自我惩罚的说词来囚禁自己。如果有两个选项，要我们选择相信其中一项——例如“我不讨人喜欢”和“我讨人喜欢”——即使两边都能找出证据，我们通常还是会选择令自己不好受的那一项。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收音机调在杂音的频率上呢——总是在收听“别人的生活都比我好”的电台，或是“我无法信任他人”的调频，还有“我啥也干不成”FM？我们就不能把调频的指针往上或往下拨一拨，换一换台，看看栏杆的两边吗？阻挠我们这么做的，除了我们自己还能有谁呢？
出路总是有的——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一部卡通片教会了我这个生活的真谛。
我再次睁开眼睛，脸上浮现出微笑。温德尔也对我报以微笑。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微笑，它是在说：“别高兴得太早。或许你觉得你已经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突破，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很清楚前面还有什么样的挑战，而温德尔也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共识：要得到自由，还会涉及责任，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承担责任很可怕。
如此说来，会不会待在牢笼里更安全呢？我又一次想象栏杆和出口的样子。一边的我在游说自己留下来，另一边的我说要离开这里。我选择了离开。但要想在现实生活中绕开阻碍，还是不同于在想象中绕开那些栏杆。
“所有洞察都只是心理治疗给你的安慰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意思是：即使你拥有世上所有的真知灼见，但如果你在治疗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不去作出改变，那再多的洞察，甚至治疗本身，都将毫无价值。那些洞察让你反问自己：“这些事是别人对我作用的结果，还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问题的答案会为你提供选项，但如何作出抉择是你的自由。
“你准备好要探讨你斗争的泥潭了吗？”温德尔问道。
“你是说我和男友的斗争，”我说，“还是和我自己的斗争？”
“不，是你和死亡的搏斗。”温德尔说。
一时间我感到很困惑，但脑海中随即闪现了那个在商场里偶遇男友的梦境。他在梦里问我：“你后来写书了吗？”我说：“什么书？”他说：“那本关于你的死亡的书。”
我！的！天！哪！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思维通常都会领先来访者几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更有智慧，而是因为旁观者清。有位来访者买了钻戒却似乎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向女友求婚，我就会对他说：“我觉得你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跟她结婚。”他会说：“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这个周末就会跟她求婚！”然后他回到家，还是没有求婚，因为天气很糟糕，而他想在海边求婚。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重复相似的对话。直到有一天他会来到治疗室，对我说：“也许我确实不想跟她结婚。”许多在当下断言“不，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在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后都会说：“噢，没错，我就是那样的。”
我感觉温德尔一直都在为这个问题蓄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离弦而出。治疗师永远都在天平的两端寻找平衡：一方面要营造相互信任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直击要害让来访者不再继续受煎熬。从治疗一开始，我们的行动就是既慢又快的——慢慢让内容沉淀，快速稳固关系，同时在一路上战略性地播撒下治疗所需的种子。这就像自然界的种植规律一样，如果你播种得太早，种子不会发芽；如果你种得太迟，虽然它也会成长，但可能会错过土壤最肥沃的时期。但如果你播种的时机刚刚好，那它就可以吸足养分茁壮成长。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在鼓励和对峙之间来回游走。
温德尔问及我和死亡的斗争，就找准了最佳的时机——至于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时机，其中还有一些连温德尔也不知道的原因。
[3]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1935—2019），美国诗人，以书写自然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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