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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父亲们

在一次迟来的新年大扫除中，我找出了以前读研究生时的一些学习资料，那门课研究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我翻看着自己当时做的笔记，想起了弗兰克尔的一些生平故事。

弗兰克尔生于1905年，少年时代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和弗洛伊德有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后来他研读医学，并将心理学和哲学相结合，四处讲学，探讨精神医疗里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他将其称为“意义疗法”。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总是趋向于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也就是他著名的“快乐原则”），而弗兰克尔则坚信人们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以快乐为导向的，而是趋向于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身为一个犹太人，弗兰克尔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虽然得到了美国签发的移民签证，但弗兰克尔不想抛下自己的父母，于是放弃了移民。一年之后，纳粹强迫弗兰克尔的妻子进行人工流产。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家人们一起被送进了集中营。三年之后，当弗兰克尔终于重获自由，他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哥哥和父母都已经被纳粹杀害了。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可能会让人感到绝望。毕竟对弗兰克尔和那些和他一起获释的人来说，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在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幻灭了——他们在乎的人都死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消失了。但弗兰克尔重获自由之后撰写了有关适应性和精神救赎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在书中，他不仅通过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阐述了他创建的“意义疗法”，还分享了“意义疗法”在更为平凡的生活中的应用。

他写道：“一个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东西，除了这个人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下选择自己抱持什么态度的自由。”

事实上，在经历了人生劫难之后，弗兰克尔选择了再婚，还生了个女儿，在学术上辛勤笔耕，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在全球各地进行演讲，直到他九十二岁离世为止。

在我的线圈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字：“‘反应’与‘回应’，前者是条件反射，后者是有意识的选择。”看着这些笔记，我想到了自己和温德尔的谈话。正如弗兰克尔所说，即使是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也就是说，当约翰面对他母亲和孩子的去世，当朱莉面对绝症，当瑞塔面对遗憾的过往，当夏洛特面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们也都有自由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不管是面对极端的痛苦经历，还是要和某个难相处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我想不出有哪个来访者的情况是不适用于弗兰克尔的观点的。“意义疗法”创立已经超过六十年，在今天依然适用，正如温德尔对我说的，我也可以选择——那个囚禁我的牢笼，栏杆两边都是敞开着的。

我尤其喜欢弗兰克尔书中这样一句话：“在刺激和回应之间还留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我们所作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

我以前从来没有为了预约治疗时间之外的事给温德尔写过邮件。但此刻，这意外的发现就像我的现实处境在平行世界中的镜像，我被震惊了，忍不住想要跟温德尔分享。我找出了他的邮箱地址，写道：“这不正是我们那天所聊到的吗？我想关键就在于要找到那个难以捉摸的‘空间’。”

几个小时之后，他回信了：

我一直都很欣赏弗兰克尔。你引用的句子非常美妙。我们周三见。

这个回答非常温德尔——热情诚恳，但又清楚地表明心理治疗仅限于面对面的前提下。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几乎没说什么话，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却出乎意外地健谈。

但他的回复还是在我的脑中萦绕了一整个星期。我完全可以把我发现的这个句子摘抄给其他朋友，他们一定会对其大加赞赏，但效果一定和现在不一样。温德尔和我处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他能看到一些我身边的人观察不到的东西。当然同样的，我向家人和朋友展现的那一面温德尔也不可能看得到。但就那封邮件来说，没人能像温德尔那样准确理解其背后的潜台词。

在这之后的那个星期三，温德尔在治疗时提起了那封邮件。他告诉我，他也跟他妻子分享了这段话，他还说，他妻子准备在之后的一个演讲中引用这段话。在此之前他从未提及他的妻子，我当然在很早以前已经从网络侦查中获知了有关她的一切。

“你妻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我问道，假装从未在领英的网站上看过她的职业档案。温德尔告诉我她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

“噢，有意思。”我回答道，但“有意思”三个字音调高得有些不自然。

温德尔看着我。我很快换了个话题。

有一个瞬间，我想了一下如果此刻我是治疗师那我该怎么做。有时候我很想说“我不想那么做”，但这就像是你坐在汽车后排，方向盘并不在你的手里。我还是得安心当一名来访者，这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控制的欲望。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像是来访者在控制治疗的内容，决定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确立治疗的内容和主题。但事实上治疗师会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大局——选择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是作出回应，还是暂时搁置；注意哪些细节，或不去注意哪些细节。

在当天的治疗中，我还说起了我的父亲。我告诉温德尔他又因为心脏的状况住进医院了，虽然他现在情况稳定了，但我还是很害怕会失去他。我对他生命的脆弱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真切地认识到他不会永远都在我身边。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的世界，”我说，“我无法想象我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不能向他咨询建议，无法想象我俩再也不能一起为有趣的事情开怀大笑。”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跟父亲一起开怀大笑。他几乎在任何话题上都那么博学，他是那么爱我，又是那么慈祥——不仅是对我，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善良。尽管父亲既睿智又风趣，但每当人们说起他，总会首先提到“他真是一个可亲的人”。

我告诉温德尔，当年在东海岸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想家，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留在那儿。父亲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苦楚，于是坐上飞机，飞越三千英里，就为了和我在宿舍对面公园里的长凳上坐坐，在寒冷的冬天里听我倾诉。他就这样陪我倾诉了两天，等我感觉好多了，他才飞回家。我已经有好久没想起过这件事了。

我还跟温德尔说了上周末我儿子打完篮球比赛之后发生的事。当男孩子们跑去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他前一天刚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在葬礼之后他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身边，那个女儿现在三十多岁，父亲走上前对她说，“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每次我们聊天他都会说：‘我为克里斯蒂娜感到骄傲。’然后他会向我细数你所有的成就。”事实确实如此，但克里斯蒂娜却大为吃惊。

“他从来都没亲口对我说过那样的话，”她说着，瞬间泪流满面。我父亲也感到非常惊讶，但后来他意识到，其实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跟我聊过类似的话题。他有表达过吗？或者说他表达得足够多吗？

“所以，”我父亲在我儿子的体育馆外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想明确地让你知道。”他害羞地说道，显然这样的交流让他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总是习惯听别人讲，而把自己的情绪保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知道。”我说，因为父亲已经用数不清的方式表达了他为我感到的骄傲，虽然我在倾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那天，我忍不住揣测父亲背后的潜台词：“我已经时日不多了。”我俩站在原地，相拥而泣，尽管路过的人群禁不住要打量我们，我们也不以为意，因为我俩都知道，这是我和父亲告别的开始。

“当你正要睁开眼看世界，他的眼睛却即将闭上。”温德尔说道，我觉得这句话苦中带着甜，却又千真万确。我的觉醒正发生在一个恰当的时刻。

“我很欣慰能和他拥有这样的瞬间，这非常有意义。”我说，“我不希望当他有一天突然离世，我却发现一切都太迟了，发现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没能和父亲坦诚相待。”

温德尔点点头。我感到一丝不安。我突然想起来温德尔的父亲在十年前就是突然离世的。当我在网上搜索温德尔的时候，我从他母亲的采访里读到了他父亲过世的故事，后来又看到了他父亲的讣告。温德尔的父亲似乎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直到他突然倒在了餐桌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聊起关于父亲的话题会不会让他感到痛苦。我也担心如果我再多说些什么，就会暴露自己知道了哪些不该知道的信息。所以我立刻收住了话题，不去想治疗师最重要的职业技能就是去“听到”来访者没说出口的那些事。

几个星期后，温德尔对过去的几次治疗进行了评价，他说我似乎一直在修饰自己的表现，他还说，他认为这是从我发给他维克多·弗兰克尔的那段话且他在治疗中提到了他妻子的时候开始的。他想知道（“想知道”“琢磨着”“寻思着”……如果没有这些奇妙的词汇，真不知道我们这些治疗师该如何开启一些敏感的话题！）他提起妻子的事对我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实话，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掩盖上网搜索自己的治疗师这件事上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又看看温德尔的脚。他今天穿了一双蓝色人字花纹的袜子。当我抬起头的时候，看到温德尔挑着右边的眉毛正看着我。

然后我意识到了温德尔想说什么。他认为我在嫉妒他的妻子，他认为我想要独占我的心理治疗师。来访者对心理治疗师产生浪漫移情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要说我对温德尔产生了迷恋，真是让我觉得很搞笑。

我看着温德尔，他穿着米色的针织外套、卡其裤、时髦的袜子，他碧绿的眼睛也正盯着我。有一瞬间，我想象了一下做温德尔的妻子会是什么情形。我曾看到过他和他妻子的合影，那是在一个慈善活动上，两人手挽着手，打扮得很隆重，温德尔微笑地望着镜头，他妻子则充满爱意地望着他。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心里确实腾起过一丝嫉妒，但并不是嫉妒他的妻子，而是因为他俩拥有我想要却得不到的那种关系。但我越是否认自己有浪漫移情，温德尔越是不会相信我。他会觉得我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那一次的治疗还剩下二十分钟的时候——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也能感受到治疗中时间流逝的节奏——我知道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僵持下去。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

“我在网上搜索了你，”我说着，眼神却移向了别处，“我为了让自己不再上网搜索男友的消息，结果却变成了搜索你的信息。所以当你提起你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对她有所了解了。还有你的母亲。”我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说出口的这部分尤其让我难堪，“我读了你母亲的那篇采访文章。”

说完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下场是什么，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吧。可能就像一股龙卷风席卷这个房间，以某种无形却又无法弥补的方式改变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等待着我们之间的一切变得疏远，变得不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暴风雨来了，又走了，留下的不是废墟，而是一阵清新。

我感觉轻松了，仿佛放下了一个包袱。如果你要分享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意味着你需要面对这个真相，但同时你也将获得一项回报，那就是自由。真相能把我们从羞愧中解放出来。

温德尔点点头，我们坐在那儿进行了一场无言的对话。我：“我很抱歉，我不该那么做的。我的行为侵入了你的私生活。”他：“没关系，我能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我：“我为你高兴，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谢谢你，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也会得到这样的幸福。”

接着我们又用有声的对话重复了类似的内容。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我的好奇心。为什么我对此避而不提？我明明了解了很多有关温德尔的事，却又要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想象着当我坦白之后我俩之间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又是怎么想的？事实上我也问了他，得知我上网搜索他之后他是怎么想的？我问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个治疗师，但或许也因为我现在是个来访者，我就是很想知道。在我找到的这些信息中有没有什么是他不想让我知道的？我这么做会不会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相处？

他的回答中只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他从没读过那篇采访他母亲的报道！他根本不知道能在网上找到那篇采访。他知道他母亲曾经为那个组织做了这样一次采访，但他以为那是内部存档用的。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别的来访者也看到这篇采访，他靠在沙发上，深吸了一口气，我第一次看到他眉头皱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他停了一拍，说道，“我得好好想一想。”

弗兰克尔所说的那段话又浮现在我脑海里。他在外部刺激和回应之间创造空隙，让自己能选择自由。

治疗时间结束了，温德尔像往常一样拍了拍大腿，然后站起来。我们向出口走去，但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我对你父亲的事感到难过。”我说，反正都已经说了，他也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温德尔微笑着说，“谢谢你。”

“你想他吗？”我问。

“每天都想，”他说，“我没有一天不想他的。”

“我也会这样想念我的父亲的。”我说。

他点点头，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心里想着我们各自的父亲。当他向后退了一步为我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似乎湿润了。

我还有很多事想要问他。他父亲突然倒下之后，他现在能够释然了吗？我想到儿子和父亲之间总有各种感情羁绊，充满期盼又渴望得到认可。温德尔的父亲有没有告诉过他自己为儿子感到骄傲？尽管他拒绝了继承家族企业而去开辟自己的前途，但是不是正因为这样，父亲才更为他感到骄傲？

我无法知道更多关于温德尔父亲的事了，但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治疗中讨论有关我父亲的事。通过这些讨论，我会清楚地知道，虽然当初我想找一位男性治疗师是为了在分手这件事上得到一个客观的意见，但事实上，我得到的是一个父亲的分身。

因为我父亲也总是能把我看清，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