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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6000亿美元的挑战

2009年5月，有人爆料给媒体说，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纽约市秘密组织、主导了一次亿万富翁晚宴。据说晚宴由戴维·洛克菲勒主持，包括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在内的重要人士都参与其中，晚宴的主题是慈善。

即便媒体一再追问，巴菲特和盖茨还是拒不回答。而这显然丝毫不能打消媒体对此事的关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描述：《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称其为“前所未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和《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形容其“颇为神秘”，《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一篇滑稽的模仿文章还幻想乔治·索罗斯在奥普拉面前表现出粉丝追星的可笑模样。一家广播电台主持人所描绘的更是一幅黑暗场景：“女士们，先生们，一场恶作剧正在秘密进行，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与会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首席执行官帕蒂·斯通西弗（Patty Stonesifer）反驳道，她还极不情愿地站出来澄清谣言。她告诉《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这仅仅是朋友和同事之间讨论慈善想法的一次聚会。

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次讨论却蕴藏着极大改变美国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可能，并引导他们提高捐赠数额。通过这次晚宴，盖茨和巴菲特开启了一场可谓史上最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任何类型的捐款者他们都欢迎，但最直接的目标还是亿万富翁，他们希望这一群体大幅提升对慈善机构的捐赠数额。不过，在纽约晚宴上，这一愿景尚未成形。随着另外两次晚宴的举行（均未被披露），巴菲特和盖茨夫妇最终设定了一个目标：从“福布斯400”富豪榜单开始，带动超级富豪承诺（字面上的“承诺”）在他们有生之年或去世时至少捐出一半身家给慈善事业。

毫无疑问，该计划将大幅提升慈善捐款的数额，虽然具体的捐款规模还是个谜，但我们总会得知。我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本文是第一篇公开披露巴菲特、梅琳达和盖茨努力倡导的慈善承诺活动的文章。在过去几个月间，随着该项目的逐渐开展，《财富》杂志采访了三位发起人以及一些已经加入“盖茨-巴菲特运动”的亿万富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文也与《财富》杂志另外两篇关于巴菲特的封面报道相呼应。第一篇是发表于1986年的《一切都该留给子孙吗》。巴菲特回应，坚决不会。第二篇文章写于2006年，披露巴菲特有意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股票逐步捐赠给5家基金会，最大受益方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那以后的4年时间里，巴菲特共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6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将于今年夏天进行的2010年度的捐赠。与此同时，基金会利用巴菲特的捐款和盖茨夫妇的巨额捐赠大幅提高了捐赠水平，达到每年3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用于全球健康事业。举一个小例子：受到该基金会重金资助的抗疟疾药品事业会（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与诺华公司（Novartis）合作开发出口感较好的抗疟疾药片，分发给24个国家的数百万儿童服用，因为他们是该病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关于巴菲特的特别报道也是我本人撰写的，此时我的身份是《财富》杂志的资深自由编辑。此外，我还是巴菲特的多年好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报的编辑。通过他，我和丈夫约翰·卢米斯还结识了盖茨夫妇。卢米斯团队甚至偶尔还跟巴菲特和盖茨组成的队伍打桥牌。

话虽知此，但“盖茨-巴菲特运动”将给慈善业带来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取决于一个“秘密”：美国最富有的人现在的捐赠规模有多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捐赠数额，局外人很难揭开这一面纱。因此，无论是捐赠人选还是就其净资产而言，“福布斯400”富豪榜也许都是最接近的估测。巴菲特说，他知道有两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应该列入榜单，但被漏掉了。因此，盖茨一语中的：“这个榜单不准确。”

尽管准确性遭到了质疑，杂志称“福布斯400”富豪榜2009年的净资产合计大约为1.2万亿美元。因此，如果这400人在有生之年或去世时捐出一半家产，那就是6000亿美元。至少，你可以把这一惊人数字视为巴菲特和盖茨夫妇期望中的捐赠额。

且不说“福布斯400”富豪榜，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发布的年度捐赠和遗产税的数据，就能知道超级富豪的捐赠距离6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多远。首先，总体而言，美国的情况令人敬仰：在做慈善的慷慨度方面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年捐款额在3000亿美元左右。

其中一部分被报道出来，是因为个人税收申报表中将慈善支出作为扣减项目。但是，低收入纳税人通常并不单列扣减项目，而是采用标准的扣减额。在较高收入水平的纳税人群体中，慈善捐赠数据开始显露出意义。以2007年为例（可获取的最新数据），调整后总收入为1000万美元或以上的18394名个体纳税人，申报的慈善捐赠额约为328亿美元，相当于其5620亿美元收入的5.84%。

亿万富翁的情况如何呢？虽然存在某些缺陷，但这里最有力的证据是源自美国国税局发布的400名年度纳税最多的个人的统计数据。近20年以来，名单上的人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要追踪这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的原因，也许是受“福布斯400”富豪榜的激励，当然也许不是。无论如何，这两份400人榜单尽管存在重叠，但不可能一模一样，原因之一是国税局的数据统计的是收入，而非净资产。

美国国税局2007年的数据显示，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调整后的总收入共计1380亿美元，而仅110多亿美元被列为慈善支出扣减，所占比例约为8%。在此必须补充的是，扣减掉的金额必须上调，因为某些捐赠中允许扣减的额度是有限的，其中包括金额非常巨大的款项，比如，当年巴菲特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的18亿美元等。即便如此，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无法想象110亿美元上调到150亿美元以上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认可150亿美元是个合理的估测值，这就意味着这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将其收入的11%捐给了慈善团体，这也只是略高于1/10。

年度捐赠数额会不会误导人们以偏概全呢？人们或许会猜测，巨富之人在有生之年一直积累财富，然后在遗嘱中安排了大笔慈善捐款。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遗产税数据破坏了这种猜想，正如我们所见的2008年的统计数据那样。当年有38000名纳税人递交了遗产税申报表，遗产总额为2290亿美元。这些人中有4/5去世时没有订立慈善遗赠。订立遗嘱的7214位纳税人共捐出280亿美元，仅占全部38000名申报人2290亿美元遗产总额的12%。

总的来看，该数据显示，极富有的美国人目前的捐款额与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所倡导的适当水平（净资产的一半或更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关键问题是，有多少富豪会赞同他们的倡议。

本次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5月举行的那场亿万富翁晚宴，你也可以将其称为“首次晚宴”。盖茨夫妇将这一基本想法归功于巴菲特：一小撮乐于奉献的慈善家以某种形式聚在一起，讨论将行善的福音传播给更多人的战略。事实上，是盖茨夫妇亲自组织了这次会议。盖茨微笑着说：“如果你指望巴菲特组织这次晚宴，或许要等上一辈子了。”与此同时，巴菲特也给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份新文件潦草地命了新名“伟大的捐赠者”。

第一份归档的文件是巴菲特和盖茨3月4日致慈善元老戴维·洛克菲勒的一封信，目的是邀请他主持这次晚宴。已95岁高龄的洛克菲勒告诉《财富》杂志，这份邀请“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感到荣幸”。餐会地点选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高雅且极其私密的校长办公楼，洛克菲勒担任该校董事会成员已有70年之久。他还要求68岁的儿子小戴维·洛克菲勒一同前往。

晚宴定于5月5日星期二下午3点举行，盖茨强烈要求定在这一天，因为彼时正值他和家人在欧洲3个月的度假期间，而这一天恰逢是他回美国作短暂停留期间。梅琳达选择跟3个孩子留在欧洲，因此没有参加首次餐会，但后续所有活动她都将参与。盖茨夫妇将此次运动视为个人事务，而非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项目。

而且梅琳达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应当邀请夫妇双方共同参加餐会，因为夫妇双方对任何决议来说都同等重要。她的理由是：“即便赚钱的是丈夫，但真正管钱的也是妻子。任何慈善计划都应该有妻子的参与，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和孩子的利益。”

3月24日，邀请函被寄出。即便实际到会的人数少于寄出的邀请函，但5月5日出席餐会的主持人和宾客无疑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影响力：他们的净资产合计可能高达1300亿美元，都有着向慈善团体捐献的良好传统。除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的帕蒂·斯通西弗和小戴维·洛克菲勒以外，共有14人出席，包括老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来自纽约市当地的宾客包括市长布隆伯格，3名华尔街投资人——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和乔治·索罗斯；以及查里·“查尔斯”·菲尼（Charles“Chuck”Feeney）。菲尼是免税店DFS（Duty Free Shoppers）的大股东，迄今已通过自己的大西洋慈善总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捐出50亿美元。1997年，当菲尼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单时，该杂志以少见的褒奖进行了评价：“他向慈善事业捐出了巨额财产。”

外地的宾客包括奥普拉、泰德·特纳以及来自加州的两对夫妇：洛杉矶慈善家伊莱·布罗德（Eli Broad）和艾迪丝·布罗德（Edythe Broad）夫妇，硅谷的约翰·莫格里奇（John Morgridge）和塔希娅·莫格里奇（Tashia Morgridge）夫妇。莫格里奇夫妇的财富主要来自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这两对夫妇都一度因为行程不便，对是否接受邀约拿不定主意。不过，邀请函落款的几个签名实在是太有分量，从左到右依次为洛克菲勒、盖茨和巴菲特。“这几个签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伊莱·布罗德说。

因此，在约定的日子，布罗德夫妇如期抵达，跟其他宾客一同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猜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解开谜团的是巴菲特，他俏皮幽默，据小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巴菲特扮演起了“活跃气氛的角色”，他极力想让会议不至于“过分沉闷”和“过分自吹自擂”。作为开场，巴菲特先从慈善事业谈起，形容此次会议“是一次探索”，然后邀请大家依次说说自己的捐赠理念及发展过程。

餐会的结果可以总结为12个故事，每个15分钟左右，一共持续了近3个小时。但《财富》杂志采访的与会者大多都认为故事引人入胜、非常精彩，尽管有些大家并不陌生。老洛克菲勒说，膝下之年就学到父亲和祖父的慈善精神。特纳讲起了他的老故事：一时兴起地向联合国捐献10亿美元。一些与会者谈到了从小额捐赠向大额捐赠跨越时面临的心理困扰。还有一些人则担忧慈善捐赠的决心可能会离间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后来在回忆此次餐会时，巴菲特笑称，当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精神病医生。

这些故事中谈及的慈善动机涉及多个领域：被多次提及的教育；文化；医院和健康；环境；公共政策以及贫困问题。盖茨觉得整个餐会“无与伦比”，慈善涉及领域之广令人钦佩，他说：“美国人捐赠覆盖范围的多元化，正是这个国度迷人的原因之一。”

随后的用餐期间，大家的谈话主题更加具体化，转向如何提高富人的捐赠额。比较好的提议包括：国家对伟大慈善家的认可（例如颁发总统奖章）；拍摄关于慈善的电影；出版慈善指南或者召开富豪大会等。但当时大家并未想到承诺这种方式。参与餐会的小洛克菲勒说：“我和父亲从餐会中领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加捐款要仰仗那个房间中的很多人有步骤的、有针对性的、长时间的付出。”

但这场餐会最终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消息泄露。基本可以确定，泄密者就是菲尼，泄密对象是他的多年好友尼亚尔·奥唐德（Niall O’Dowd），纽约市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IrishCentral.com的创办者。《财富》杂志没能成功采访到菲尼；对于我们的猜测，奥唐德说：“我不能确定。”5月18日，也就是餐会召开两周之后，IrishCentral.com发表了一篇只有14个小段落的文章，标题为《全球巨富在纽约的秘密聚首》。由于其他媒体竞相转载和追踪挖掘，IrishCentral.com网站因此名声大振。

IrishCentral. com网站的这篇文章没有搞清楚主持餐会或与会的是哪位洛克菲勒先生。除此之外，文章准确地提供了所有与会者的名字，最明显的例外就是唯独没有菲尼，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只会令他比其他与会者更多了几分泄密嫌疑。非但如此，菲尼作为文章的“匿名”引述者两次出现在文中。第一次，作为“出席者”，他认为当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是盖茨，最直言不讳的人是特纳（他的发言令人惊讶），对改变自己的计划最坚定的人是巴菲特。第二次则是作为令人敬仰的“参与者”，对同座的宾客毫不吝惜地极尽褒扬之词：“那些伟大、善良的人，他们都来了。”

本次泄密事件的影响是，将“静锥区”（cone of silence，引自盖茨阵营的描述）转移到随后一年间捐赠运动的所有行动上。当然行动从未停止，包括在国外举办的几次小规模的餐会。盖茨和梅琳达在伦敦举办了一次餐会，盖茨还在印度和中国举办了几次餐会。提升别国的慈善捐助水平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在那里，家族财富的继承被视为理所当然，税法通常也不为捐助做扣减；由于缺少处理慈善事务的机构和组织，所以，捐款该给谁并不那么清楚。即便如此，如果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发起的运动能在美国取得成功，就很有可能被推广到国外。

虽然经过了去年夏秋两季的推动，但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还没能为这场慈善运动拿出一套组织方案来。在这种相对空白的情况下，捐赠承诺的想法开始形成并获得了支持。于是，他们决定再举办几次餐会。梅琳达说，他们三位发起人试图在这些餐会上“传播捐赠承诺的想法，看看能否得到大家的响应”。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美国餐会。由于“静锥区”的缘故，这两次餐会的大部分与会者都未被曝光。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说，采取保密措施主要是为了对出席慈善宣讲会的富豪们表示尊重，如果他们决定不接受挑战，也要尽量避免他们可能遭受指责的尴尬。

不论如何，我们还是得知了几位与会者的名字。去年11月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第二次餐会，出席的著名慈善家中，包括了纽约投资银行家肯尼思·兰格恩（Kenneth Langone）和妻子伊莱恩·兰格恩（Elaine Langone），以及来自费城的传媒大亨“格里”·伦费斯特（H.F.“Gerry”Lenfest）和妻子玛格丽特·伦费斯特（Marguerite Lenfest）。2000年，伦菲斯特把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有线电视公司出售给了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这为他和家人带来了12亿美元的收益，从而一举成为亿万富翁。他随即宣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会把其中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现年80岁高龄的伦费斯特迄今已捐献了8亿美元，绝大部分给了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和摩尔西斯堡高中（Mercersburg Academy）。

在11月份的那次餐会上，巴菲特称赞玛格丽特·伦费斯特提出的意见是当晚最好的，这令伦费斯特倍感骄傲。玛格丽特说，富人们应该坐下来计算一下自己及其后代需要多少钱，然后商定如何处理剩余的那些财富。伦费斯特说：“巴菲特和盖茨夫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正努力让人们坐下来考虑这件事情。”

第三次餐会于去年12月在加州门洛帕克市的罗斯伍德桑德希尔酒店（Rosewood Sand Hill）举行，因而被很多人称作“湾区餐会”。但实际上，与会者来自加州各个地方及其周边的娱乐区。与会的是一些资深的慈善人士，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克莱那·巴金斯（Kleiner Perkins）的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妻子安·多尔（Ann Doerr）、莫格里奇夫妇。这次餐会的会议地点就是由莫格里奇夫妇选定的。梅琳达说，这次餐会与前两次不同因为有许多与会者刚刚跻身富豪行列，捐赠意识正在形成之中。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以至于为晚餐准备的牛肉老是煮过了头。据说，这让罗斯伍德桑德希尔酒店的管理人员大感吃惊，他们也许注意到了道格伍德（Dogwood）包房内的这群人应该赢得支持。

在这次餐会上，还暴露出人们对慈善活动的一些担忧。如果公开巨额捐献，会对捐献者的平静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慈善机构会不会无休止地索要？如何处理国际捐助？因为人们常常感觉像是把钱投进了无底洞。盖茨夫妇说，这些担心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希望自己捐钱时不会犯糊涂，就像挣钱时一样精明。但是这些顾虑并没有打消慈善事业为盖茨夫妇带来的满足感。在这几次餐会上，盖茨说：“没有任何人对我说，‘我捐多了，我本不该捐那么多。’”

在这几次餐会上，慈善承诺的提议也没有遭到“枪决”。换句话说，大家的“反应”还不错。于是2010年伊始，承诺被落实为运动的战略之一。把承诺比例定为净资产的50%，是比较务实的做法，虽然低于三位发起人期待的水平，但也可能已经是上限了，至少初期如此。与此同时，这份承诺绝非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而只是形成书面，要求人们认真对待的道德义务。事实上，这些承诺将被公布在一个由梅琳达创建、监督的全新网站givingpledge.org上。巴菲特的承诺99%可能会成为该网站的第一份，当然，如果他没被西雅图那对夫妇抢先的话。

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热衷于领导一场发现“伟大捐献者”的运动，因此他们期待得到富人们的全力支持。已经承诺至少捐献50%家产的人有布罗德夫妇、多尔夫妇、伦费斯特夫妇和莫格里奇夫妇。另外，在线发布本文时，三位发起人将向他们认为可能做出承诺的其他一些亿万富翁寄发电子邮件并拨打电话。接着，所有承诺人或许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向更大批的亿万富翁寄发邀请函，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活动。今年秋天，甚至还可能召开一次“伟大捐献者”大会。

这次冒险能否成功，也许要时间才能给予我们答案，不过三位发起人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巴菲特深知每一位富人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他们肯定都考虑过。我们邀请他们做出承诺，将会促使他们再次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最最重要的是，他提醒富人，不要迟迟不做如何处置财富的决定：“如果他们一直要等到90多岁时才最终决定，那时他们的脑力和意志力肯定不可能胜过现在。”

盖茨认为50%是鼓励高参与度的“低门槛”。他认为，可能有的人会因为看到这个比例而被吸引进来，但结果却承诺了一个更高的比例。“这是另一个境界的事情。”他认为，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是需要时间的。

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在梅琳达眼中是不同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富人不愿意捐赠，她说：他们不愿意筹划自己的身后事；他们担心自己需要请人帮助处理此事；或者他们只是不愿花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因此她认为，“承诺运动”的初期目标必定只能是打消他们的顾虑，引领他们进入捐赠的队伍。最终呢？“3～5年之后，我们将有数目可观的一大批亿万富豪加入。那时才算得上成功。”

毫无疑问，整个社会或多或少都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不仅富有的人会认真思考此类承诺的含义，其他捐献数额不大的人也可能会突然间多了一个理由来思考他们所做的事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