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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凯恩斯主义者
THE UN-KEYNESIAN

1945年8月14日，50万名纽约市民聚集到了时代广场。柴尔斯餐厅就在广场边上，它曾经是格林斯潘与杰罗姆乐队的演出场所。当时，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纽约时报》大厦上的滚动电子告示牌。当天晚上7点零3分，他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官方消息，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了。”

整个城市随即陷入了狂欢。街上的人们纷纷把帽子和旗子抛向天空；办公楼上的人们则兴奋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并往街上抛撒彩屑、彩带。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所有角落。在哈莱姆区，人们成双成对地在街上跳摇摆舞，导致车辆难以穿行，以至于要动用洒水车驱散人群。在布鲁克林的意大利裔聚居区里，各家各户把食物、酒水摆在家门外的桌子上，供路过的行人享用。在时装区，人们穿着靓丽的衣服、羽饰和帽子，在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的街道上行走。在唐人街的曲巷上，男女老幼爬上消防逃生梯，他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为沿着勿街（Mott Street）和多耶斯街（Doyers Street）表演的舞狮队伍欢呼喝彩。卡车缓慢地从时代广场的人山人海中穿过，上面站满了吹喇叭的庆祝者。人们纷纷相互拥抱。《纽约时报》曾报道：“昨天，纽约城里没有陌生人。”

不过，在欢呼之中却暗藏着深深的隐忧。杜鲁门总统偕同夫人贝丝现身白宫前的草地上，庆贺“一直期盼的那一天”终于到来。然而，他同时也警告道：“我们正面临着最艰巨的任务……这需要诸位的全力协助。”在战争的巨额花销的刺激下，美国已经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不过，这些开销有整整一半是通过举债支持的。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所说，这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公共项目”。然而，日本的投降意味着繁荣的国防事业即将走向衰退，国家正面临着如何解散1 200万军队的挑战。许多人担心士兵复员后将无事可做，而成群的垂头丧气的失业青年将意味着大萧条的回归。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美国人认为将来会变得更差，战争期间享有的双倍工资将不复存在。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特（Bernard DeVoto）认为，美国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也许是战争中最为真实的可怕现象。这是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和平的担忧”。

多数美国人都寄望政府能消除他们的担忧。罗斯福新政曾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抗，结果使美国的发展停滞了一段时间。不过，战争的爆发还是让美国人很快回想起了超级联邦国家的高效率；由政府的计划人员决定哪家工厂该制造什么，这最终带来了抵抗法西斯的胜利。1944年，美国国会为应对美国国内这种情绪，通过了《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给想置业或者读大学的退役士兵提供高额的奖金。在总统大选期间，罗斯福对自己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他承诺建立更多的医院、更多的机场并提供6 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到194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已经从1939年的90亿美元上涨到950亿美元；其在战争期间的支出是过去150年总支出的两倍。1945年4月，罗斯福因中风突然逝世，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动摇美国对他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的热情。随着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承诺将为充分就业而争取订立新的法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林斯潘进入了纽约大学商学院。就当时的学术氛围而言，国家主义正处于顶峰，而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则陷入了悄无声息的状态。保守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说：“在1945年，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一股观点显明、组织有力和具有自我意识的势力，最多也只有零星的抵抗声音。”

格林斯潘刚到纽约大学时，只是一个腼腆的19岁男孩，他对当时的学术氛围并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从乐队退出以后，整个夏季他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在母亲的公寓，就是到公共图书馆认真阅读经济系第一年将会接触到的教科书。他希望通过大学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而他的大学学费则来自音乐演奏的积蓄。距离开校园已有两年时间了，因此他必须首先克服再次进入校园时的不适应感。1945年9月大学开学后，他开始往返于华盛顿高地和格林威治村校区。在华盛顿广场上有一座非常突兀的大理石拱门，它显然是刻意模仿了巴黎凯旋门。格林威治村校区正是围绕这座拱门而建起来的。在华盛顿广场的华丽喷泉周围，格林斯潘经常看见成群的无所事事的退役士兵。这种情况其实在当时的美国随处可见。美国政府会为这些退伍军人支付学费，因此他们像许多学生群体一样对政府表示支持。

尽管美国当时由新政进步主义（New Deal Progressivism）主导，但格林斯潘拒绝接受这方面的灌输。他身处凯恩斯主义思潮极度盛行的年代，却最终成了一个非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解释这种悖论，可能还是要从他身边的微观学术环境中找原因。纽约大学商学院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该学院曾接受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培训任务。这项任务被戏称为“工厂”，它的主要目标是迅速而大批量地培养会计师、保险专员和房地产经理等人才。报名参加这项计划的有志青年被鼓励先行遵循他们所向往职业的着装要求，穿戴着很正式的衬衫和领带出入校区。然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对于新政却并非一如既往地友好。1945年，美国制造业协会的领导者艾拉·莫舍（Ira Mosher）抨击道：“近10年的严酷战争已经严重动摇了企业自由竞争体系。”尽管那个年代的人们总体上是亲政府的，但对新政不满的情绪已经开始一点点地渗透到了商学院。

此外，纽约大学经济系的教员正经历着一种时空扭曲。1945年，华盛顿的新政执行者已经成为凯恩斯主义信徒，但是直到1948年之前，凯恩斯主义在本科生的课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自称“妄自尊大而又聪明能干”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出版了一部经典的入门级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正是凭借这本教材，萨缪尔森使自己的混合经济体思想在本科生的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了。如果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学业刚开始时读过这本书，至少可以相信他将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萨缪尔森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信心满满地写道：“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他的作品对在格林斯潘之后入学的学生影响深远，这从保守派对其抨击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在1951年出版的书中，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感叹道，耶鲁大学整整1/3的学生都深受萨缪尔森作品的影响，其对“耶鲁经济系的影响完全是集体性的”。

不过，当格林斯潘进入纽约大学时，萨缪尔森的书还没有出版。格林斯潘选修了纽约大学经济系主任沃尔特·斯帕尔教授（Walter Spahr）的课程。斯帕尔对新政的观点与萨缪尔森截然不同。在1949年底特律经济学俱乐部的一次正式演讲中，他宣称这是“一条走向深渊的死路”，并且叫嚷道，“改良主义最终只会导致侵犯人民的财产自由”。斯帕尔早已预料到，有人会以议题中的“人民”已经把选票投给改良主义者为借口，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告诉听众：“希特勒在最后的选举中得票率将近100%。”很明显，在新的和平年代刚刚到来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学残余就已经在纽约大学的教职员中生根发芽了。

这一切对年轻的格林斯潘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这才是关键问题的所在。在本科毕业之前，他选修了斯帕尔的商业周期课程。巧合的是，在格林斯潘三四十岁时的演讲和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观点，与斯帕尔在这门课上表达的观点，非常契合。斯帕尔认为，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会导致商业周期倒退：他们喜欢用预算赤字和印刷货币来对抗萧条，但斯帕尔深信这种激进的做法只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然而，即使斯帕尔真这么认为，他也不能直说。他在校外辛辣的演讲，与在校内温和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沉闷的教学风格来掩盖内心的思想火焰。这使得他很难赢得年轻人的心，引导他们倒向保守主义。在50多人的课堂上，他通常做的只是叫学生将课本翻到某一页，然后问有没有人对该页的内容有疑问。由于太沉闷或者太胆怯，学生通常都不会向他提问题，因此斯帕尔会很乐意让他们翻到下一页，接着再重复之前的问题。

有一天，当学生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斯帕尔讲课时，年轻的海军退役军人罗伯特·卡维什（Robert Kavesh）瞟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格林斯潘。这位昔日的爵士乐乐手似乎在隐藏着一些不想让教授发现的东西。卡维什把头凑近瞧了瞧，他发现了格林斯潘的秘密。在商业周期教科书的底下，格林斯潘还藏着一本关于凯恩斯的小册子，而他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看来在斯帕尔的引导下，格林斯潘非但没有走向保守主义，反而和保守主义越走越远。

相比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内部氛围，个人阅读对格林斯潘自身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孤芳自赏与雄心壮志是他自童年时代养成的两大禀性，而这两大禀性使他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学。他在大学有自己的朋友圈。同时，在学院乐队里演奏单簧管，在合唱团演唱，与商业周期课的邻桌卡维什创立音乐欣赏俱乐部“交响社区”，这一切都使他很享受。不过，正如他在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梦寐以求的青睐后毅然选择退出、在爵士乐上获得突破后随即转向经济和金融一样，即使还是一名学生，他也要自己主宰自己的道路，而不让周围的环境影响自己的决定。如果说他后来的自由主义作风根植于他早年的生活，那么这也应该是源自他的个人天性，而非专业的熏陶。只有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才能领略个人主义的魅力。

格林斯潘的个人阅读开端于经济史，他以新形式重拾少年时代对铁路的喜爱；他非常喜欢那些介绍实业家的书籍，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并为美国能迈向工业强国而耗尽了毕生心血。历史学家可能只关注陆军、海军和历史条约，但其实是将其东南西北连成一片的铁路系统塑造了美国。格林斯潘当时特别崇拜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他是大北铁路线的缔造者，并运用自身的智慧将经济贫瘠的美国大西北带向了繁荣强盛。在年轻的格林斯潘心目中，19世纪后期的工业家绝不是强盗资本家，而是先驱者和英雄。当第一列双车头火车穿越达科他前往太平洋海岸时，铁轨上行驶的一节节车厢、发动机中喷出的浓浓蒸汽对美利坚帝国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在葛底斯堡燃烧的熊熊战火。

格林斯潘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凯恩斯的影响。他曾经读过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作品，后者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并以对凯恩斯学说的阐述而著称。汉森的关注点是凯恩斯的主要思想，即所谓的“节俭悖论”，并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他的新阐释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和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提出该悖论的意图是为了解释周期性衰退是如何自我强化的：当经济衰退时，谨慎的消费者会偏向储蓄，这会引发需求萎缩，并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然而，汉森相信，疲软的个人需求和过度储蓄已经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顽疾。在19世纪，有几种力量一直在刺激着整个美国社会的巨额开支，然而，如今它们已经消耗殆尽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美国边境的关闭，诸如铁路和钢铁等高资本消耗工业的成熟，这些都意味着支出将会遥遥无期地持续疲软。汉森相信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凯恩斯在大萧条期间所主张的政策将永远都是必要的。为了应对汉森提出的“长期停滞”，美国政府必须将财富从高储蓄率的富裕阶层重新分配到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过度储蓄。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大幅提升公共支出，并容忍巨大的预算赤字。

1938年，汉森的论文就发表了，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才变得流行起来。显然，他的论文非常符合当时的激进分子的口味。1946年，杜鲁门总统履行了曾经的承诺，签署了《劳工法案》（Employment Act）。正如斯帕尔所言，这将使美国联邦政府“把就业、生产和消费刺激至最高水平”，换而言之，这不会给商业周期的自我调整留下任何余地。民主党人抱怨该法案本应规定得更彻底，并认为，接受过于模糊以至于难有约束力的法案内容是杜鲁门无能的表现。“错的是杜鲁门。”共和党人幸灾乐祸地说，而大批民主党人对此表示同意。不过，整个美国的情绪无疑很明显是站在新凯恩斯主义一边的。畅销书作家弗雷德雷克·路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观点与汉森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最伟大发现”，就是国家可以通过干预和再分配来释放普通家庭的购买力，从而挽救国家的经济。

这些观点显然很难说服格林斯潘。由于没有人愿意消费或投资，过度储蓄便会不断累积，这种观点有点过于悲观了。在这个被19世纪的铁路大王深深吸引的年轻人看来，总会有企业押注于新的灵感和技术；新边疆绝不仅仅只局限于地理学中。在大萧条开始时，汉森就已经步入了中年，对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陷入疲惫忧郁的状态是很正常的。然而，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大萧条只停留在他的童年印象中；他对此并不感到沮丧，因为自己已经习以为常。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并不是过度的储蓄和大型工程，而是1939年人山人海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犹如魔盒的电视机。甚至在几年后往返于纽约大学的路上，格林斯潘依然能看到，在电视机大面积普及的推动下，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天线林立于屋顶上。既然如此，汉森怎能说进步停滞了呢？难道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值得人们花钱了吗？

在阅读所有自己能搜集到的资料时，格林斯潘偶然发现了乔治·特伯格（George Terborgh）对汉森观点的批驳。特伯格是一位很不起眼的经济学家，当时正受聘于美国机械及有关产品研究所（Machinery and Allied Products Institute）。正常的学生都不会对特伯格多瞅一眼。为什么要读这个无名之辈的著作？他不过是游说团体的说客，更何况他的观点与知名哈佛教授的观点截然相反。不过，基于自学者的特立独行，格林斯潘仔细研读了特伯格的著作《对经济成熟的担忧》（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并赞同其中的观点。特伯格认为，汉森仍深陷在“30年代的幽谷”（dark valley of the thirties）中，因此才会提出经济停滞的概念。

幸运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格林斯潘和特伯格的看法。战时配给制的废止使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购买了大量的洗衣机、汽车、电炉、棉制品、尼龙、相机、胶卷、运动装备以及成套的电车设备：在战争时期购买这些商品都是严格受限的，而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积蓄花在这些商品上面。与汉森的观点相反，消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均没有陷入死寂。实际上，在格林斯潘升入大学二年级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17.6%。格林斯潘对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怀疑最终被证实了，而这使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更自信了。显然，只有像喜鹊筑巢那样博采众长才能让自己洞见一切。

在批判凯恩斯思想的过程中，格林斯潘自己也渐渐地改变了。当辞掉二流爵士乐队没有前途的工作而进入校园时，格林斯潘还只是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然而，通过两年时间的学习，他的前途现在一片光明。当大学第一年的课程结束时，他在“贝塔伽马西格玛学术奖”的评选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个奖是对学生的“学业、品格和专注”的认可。卡维什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后来也成了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格林斯潘一样，能高效地将不同来源的零碎信息整合成一块。在探索经济学的过程中，格林斯潘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那绝对可算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格林斯潘接触经济学时，美国正好刚刚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伦敦剑桥大学，而其领袖正是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改由波士顿学派、芝加哥学派和纽约学派主导，而他们之间经常发生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真正使格林斯潘着迷的既不是波士顿学派的凯恩斯主义教条，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纽约学派所重视的实证主义。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和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实证主义。

纽约学派的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它坐落于纽约大学以北10公里的地方，附近就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该研究局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于1920年创立的。它的宗旨并不是将经济的实际运作理论化，而是测量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例如，测量棉花或者生铁的产量是多少、平均每个工人一周最多工作多少个小时以及有多少家企业购买新机器或建造新厂房等。在未来超过25年的时间里，该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整合必要的统计数据来记录商业周期，并制定计算GDP的国民账户的标准。在大萧条刚开始时，胡佛和罗斯福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当时的生产数据，这使他们很难了解当时经济急速下降的情况。当格林斯潘从纽约大学毕业时，米切尔的团队已经在追踪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纽约大学读一年级时，格林斯潘就对该计划有所了解。他当时选修了由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主讲的统计学课程。摩尔既是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人员。后来，摩尔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劳动统计专员，并因开发商业周期的领先指标和滞后指标而名留青史。摩尔认为当时还很年轻的格林斯潘在数据研究方面与自己志趣相投，因此推荐他利用暑期的时间到著名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BH）实习。格林斯潘坐着地铁来到了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在华尔街的办公大楼。办公室的地面上铺着厚重的地毯，顶上则是镀金的天花板，一张张顶盖可卷缩的办公桌摆放在中间。一位年轻的银行合伙人要求格林斯潘对美联储发布的百货商店销售额按周进行调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格林斯潘参考了大量关于数据周期性调整的技术文献，并利用计算尺和台式加法器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整理。

当他埋头处理手上的数据时，格林斯潘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发现，相比于与大学同学无休止地争辩那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他更能从这种具体的任务中获得满足。他对控制某个特定领域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希望他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的正确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他独自解决问题，而无须他人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纽约学派的批评者曾讽刺国家经济研究局脱离理论的指导，为了测量而测量。然而，这其实恰恰是这位害羞内向的小伙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由于格林斯潘自第一个学期以后每门课都获得A，所以在1948年他以“最高荣誉生”的身份毕业。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得他可以留在纽约大学攻读夜间硕士。然而他在爵士乐队时期赚取的积蓄已经花完，于是他不得不在白天去打工。一家广告公司想以丰厚的报酬聘请他，但是他对广告行业不感兴趣。后来，他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得到了商业研究员的职位。这份工作的报酬一般周薪只有45美元，比他在杰罗姆乐队的工资还要少。不过，这份工作使格林斯潘得到了锻炼，最终成了一名青年经济学家。

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拥有200家会员，几乎囊括了全美最有名的公司，而其研究经济的方法则很符合纽约学派的实证主义。这个委员会曾率先开发出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使自己成了大萧条时期失业数据的最佳来源。在其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大型写字楼里，成排的研究人员整理着会员企业所需要的数据，包括矿产的变化趋势、棉花的收获情况、对外贸易状况、钢铁产量等。格林斯潘在工作中充分利用了该委员会图书馆的所有资料，同时，他开始在其内部刊物中发表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小型制造商的利润、新屋开工率和消费借贷的趋势进行分析。该委员会的会员开始认识他，而《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

随着格林斯潘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崭露头角，他又重新引起了自己父亲的注意。在格林斯潘出生不久，赫伯特便抛弃了罗斯。此后，在自己儿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若隐若现的，特别是他再婚之后，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在格林斯潘取得事业上的突破之后，赫伯特再度出现了，并提议他们父子俩在商业上进行合作：他们可以成立一家咨询公司，甚至在交易中一试身手。不过，格林斯潘之所以接触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想接近父亲。对于缺失的父爱，他的应对方式是躲在自己的世界中。显然，对于这个让他只能躲进甲壳中的男人，格林斯潘并没有合作意愿。

此外，赫伯特还引发了格林斯潘的一种本能反应。赫伯特在格林斯潘面前表现得很尴尬，这使得格林斯潘在自己父亲面前更加尴尬。从父亲身上遗传的这种社交障碍就已经足够糟糕了；而格林斯潘自己又使这种障碍变得更加严重了。尽管赫伯特很聪明，但他始终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失败气息。关于设立一家新企业的事，他说得很好：就如20世纪40年代股市的很多跟风者一样，他沉迷于可以告诉你买入点和卖出点的价格图。不过，赫伯特却缺乏言行一致的特质；他依然是那个曾答应会去华盛顿高地看儿子却多次让儿子失望的男人。如果罗斯对格林斯潘的无条件奉献，强化了他内心的征服感，那么在赫伯特那里缺失的父爱光环则给了他另一种刺激。格林斯潘下定决心，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于是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专业，从而使两个人划清了界线。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却并不拒绝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父爱。1950年，他完成了纽约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伯恩斯。这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物，外表英俊，口才出众。20世纪70年代，伯恩斯曾担任美联储主席，在这期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罗格斯大学期间，弗里德曼曾经在伯恩斯的指导下进行过研究。弗里德曼表示，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从伯恩斯那里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大的恩惠”，他还因此称伯恩斯“差不多是自己的父亲”。显然，格林斯潘也是这样看待伯恩斯的。伯恩斯的举止打扮带有旧时代的色彩，喜欢把浓密的头发从正中间分成两部分，还经常在吞云吐雾中陷入沉思，到哪都能招人仰慕和喜欢。格林斯潘记得，自己曾经认为“我只有变成像他那样的人，才配一年赚20 000美元”。如果说亲生父亲给格林斯潘树立了反面榜样，那么伯恩斯则是格林斯潘渴望成为的专业领域的成功榜样。

伯恩斯是米切尔的实证主义传统的首席继承人。在他的影响下，格林斯潘克制住了对于比较时兴的经济学流派的热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格林斯潘攻读了数理统计学这门课程，该领域后来被称为计量经济学。这门课主要教授如何利用实证主义者的测量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回归分析的工具去检验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经济学家只能在理论上猜测经济体的某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例如，从在逻辑上看，钢铁产量的激增会预示着汽车业等下游产业将会有异常活跃，随后还可能凭借这一点去推测整个经济体将加速扩张。然而，有了回归分析，经济学家可以进行更好的估计。他们可以计算过去钢铁产量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更科学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状况。

多年以后，格林斯潘会运用回归分析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并把自己描述成一位“被计量经济学劫走的实证主义者”。然而，得益于伯恩斯的影响，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才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学习数理统计学。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工作期间，他对于计算经济变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并不怎么上心，而是更喜欢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持续地积累大量的数据。当时，仅仅是获取经济状况的测量数据就已经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了。一项接一项的统计数据需要经过周期性调整以及季节性调整，还要检验各数据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工作都需要在没有电脑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格林斯潘相信这类笨拙的工作比漂亮的数学推导更有价值。即使是最为精妙的计量计算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昨天的统计关系在明天就可能不存在了。相反，精益求精地对经济真实运行状况进行测量比单纯地推测更好，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尽管格林斯潘信奉计量经济学，但即使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他仍坚信经济学家的数据质量比模型的精妙程度更加重要。

2011年，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我们有一次长谈。当时，格林斯潘从他的书架里抽出一本《商业周期度量》（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其绿色封面已经开始褪色了。这是一部由伯恩斯与米切尔合著的经典著作，其内容主要是分析美国经济的兴衰。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这本书就被格林斯潘珍藏了，截至他接受采访时，差不多有60年了。

“请打开它。”格林斯潘对我说。

我随意地翻开那本书，刚好翻到的那一页充满了各色图表，其中包括：生铁产量、铁路公司股票价格和活期借款利率。

我疑惑地看着格林斯潘，他的表情似乎是在示意我接着看下去。我翻到另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表，细致地描述了烟煤生产量的波峰和波谷。这本书一页接一页地翔实地记录着美国工业全盛时期的面貌。显然，伯恩斯和米切尔对经济学的认知是建立在每一项原材料、每一个矿场、每一间工厂的统计资料之上的。

我明白为什么格林斯潘给我看他导师的书。这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同时他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喜爱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