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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兰德的“送葬员”
AYN RAND'S UNDERTAKER

1959年，格林斯潘买了一辆新的别克敞篷汽车，这辆汽车绝对是通用汽车生产线上最好的一款别克车。车的黑色外壳经过了抛光处理，内部安装红色真皮座椅，看起来生机勃勃。车上还装有垂直尾翼以及一台花哨的自动点唱机。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通用汽车公司开始连珠炮似的向市场推出了一系列“速度工艺品”，其最经典的车型别克厄勒克特拉225（Buick Electra 225）拥有修长而重心很低的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风格，看起来就像是喷气式飞机和杀人鲨的混合体。该款汽车证明了“外形优于功能”策略的成功。就算停在原地不动，这款车也散发着能量与动力的味道。其方向盘采取了双环设计，其内环是铬合金的，外环则被漆成了红色。如果格林斯潘坐在方向盘前，水箱的散热片会在他的正前方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后面宽敞的尾翼则使他的肩膀显得更宽；一旦收起顶上的车篷，他还可以享受空间、阳光和天空。新建的州际高速公路像缎带一样缠绕在郊野，格林斯潘经常开车在上面奔驰。迎面而来的风吹拂着他乌黑的头发，这位年轻的咨询师扭开收音机，内心感觉十分舒服。格林斯潘成了美国世纪和石油世纪的一种象征，英俊、有力和积极向上。

在买下这辆别克车后不久，格林斯潘就带领自己的手下去参观了费尔利斯钢铁厂。在他为客户收集钢铁行业的资料时，这家钢铁企业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工业领域的一个奇迹。三位负责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收集数据的女助手跟着年轻的老板走出曼哈顿，穿越新泽西州的工业区，最终抵达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边的费尔利斯钢铁厂。每一条道路上都车水马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年，汽车非常稀缺，以至于买家不得不秘密地给经销商支付一笔额外费用以获得购买权。然而到1959年时，已有3/4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每一辆路过的经典之作都是20世纪50年代物质主义盛行的见证。在这10年里，美国人学会享受电子切割刀、自动擦鞋器和移动割草机带来的便捷。1959年，适值美国牙医协会百年诞辰之际，倍乐康（Broxo）向市场推出了电动牙刷这项新工具。

到达钢铁厂后，格林斯潘和他的手下终于见识到了美国钢铁头上的皇冠，它被认为是工业领域的另一个奇迹。当时，美国钢铁被人们称为“大钢铁”（Big steel），其钢铁产量占全美国总产量的1/3。该公司的总裁本杰明·费尔利斯（Benjamin Fairless）反驳了外界的一些评论，比如“卡拉米蒂·约翰（Calamity Johns）正面临工厂规模太小的困难”，而与费尔利斯同名的工厂也宣布了其令人惊讶的规模。格林斯潘和他的手下在一间大型的烧结车间见识了，铁矿石如何被压坏、如何在庞大的高炉里融化、如何在平炉中转化为钢，然后又被传送到轧辊和电剪车间，对其进行碾平和塑形。正如费尔利斯自夸的那样，整个过程“就如一个家庭主妇摊馅饼那么简单”。每一班都有2 000个工人同时操作，生产着现代经济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它可以用来制作床褥的弹簧，用来制作刮胡子的剃刀，用来制作摩天大厦的钢筋，更不用提可以用来制作外形像鲨鱼那样、可以纵横穿梭的轿车了。

距离这个技术奇迹13公里外，美国钢铁已经建造一处被称为费尔利斯丘陵（Fairless Hills）的定居点。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付100美元押金及85美元月租就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个套间。如果他愿意每年多支付10美元，他便可以进出保龄球馆、上高尔夫球课程以及使用游泳池。这就是美国梦，一个由大型企业提供的美国梦。如果美国梦意味着，住在以无比自负的公司总裁的名字命名的定居点里，那么这里似乎比莱维特城更能让其居民感有尊严一些。显然，莱维特城是以城郊建设“皇帝”威廉·莱维特（William J. Levitt）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也的确存在这么一座莱维特城，就位于费尔利斯钢铁厂以西的内湖边上。其实，只要你在那片郊区随便走走，就会看到所有楼房的外形都像一块块饼干，并呈现出了等距排列的布局。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评论道：“里面居住着同等阶层、同等收入以及年龄相近的工人。”他们会邀请刚刚入住的居民参加野炊、聚餐、打桥牌、打保龄球、家庭游泳日和享受洗车服务。你要么选择加入身边的艺术或手工协会，要么选择被人孤立。

公路上的消费主义、钢铁厂的惊人规模、定居点里修剪好的草坪，这一切都让格林斯潘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变化。1900年时，美国还是被铁路大亨和原油托拉斯所主导的国度，这一点曾使自学成才的少年格林斯潘感到深深地震撼。然而，到1959年时，美国已经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传奇的有远见的人，另一部分是毛手毛脚的工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唯技术论、更加官僚主义、更加同质化和更加呆板，总的来说就是变得更加软弱了。在政治上，西奥多·罗斯福刚阳而喜欢户外运动的，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则喜欢安静且官僚味十足，两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再大了。在商业上，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精于财务、善于组织，是20世纪50年代工业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与身处世纪之交、身经百战的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劳动力大军中，拿锄头和铁铲的工会会员的地位正逐渐落后于销售人员、话务员、银行柜员、广告文案和公务员；从1956年起，白领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20世纪初，大量格林斯潘外祖父母这样的欧洲移民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社会形态；他们凭借着巨大勇气挥别故国，横渡充满危险的海洋来到这里。相反，在20世纪中期，另外一场完全不同的迁徙运动再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场迁徙运动中，美国有1/4的人口迁移到了郊区，他们只能在夜里边看电视中播放的肥皂剧，边吃已经变凉的饭菜。

格林斯潘平静地注视着周围的改变。纵然有点反感，但他并不反对物质主义。另外，他在董事会的工作很快就为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随后，他就从曼哈顿搬到了皇后区的绿荫地带，那里距离他童年的度夏圣地洛克威海滩不远。他的新家是一栋新落成的双层红砖别墅，城际列车正好从它的附近穿过。他那时和母亲一起住，纵然他的人生几经变迁，但母亲一直陪伴着他。当还是小孩时，他曾经做过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在梦中，他走上飞机准备离开，然而，就在飞机准备起飞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母亲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内心混杂着莫名的兴奋与忧愁。到20世纪50年代初时，格林斯潘已经快26岁了，他告别了拥挤的曼哈顿，而他的母亲依然留在身边。

大约在格林斯潘搬离曼哈顿的前后，一位加拿大画家到达了纽约。由于担心这位画家会感到孤独，所以她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她。

“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那位朋友说道，“我想你应该有兴趣认识他。”

“怎么个了不起？”

“他非常聪明”，她的朋友强调说，“你很难找到一位能够配得上他的女孩。”

几天以后，那位非常聪明的人打来了电话，他的确有点与众不同。最初，他似乎因为害羞而不敢约她出来。他通过电话与她扯东扯西地闲聊了半个小时，最终向她提供了三个活动提议，分别是去看百老汇演出，观看球赛以及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幸运，这位画家是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因此，她回答道：“当然是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我一直都非常渴望去那个地方。”

格林斯潘与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就这样邂逅了。琼身材苗条、面容精致、披着一头金色秀发，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对音乐的爱好使得她与格林斯潘无话不谈。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格林斯潘前往米切尔家，并发现她收藏着一张自己最喜爱的音乐专辑。如同丝巾从光滑桌面上滑落下来一样，他内心的羞怯顿时就消失不见了。他们来到卡内基音乐厅，欣赏着巴赫的作品，其间格林斯潘给琼讲他在杰罗姆乐队的故事。在音乐会结束后，他们还去杰罗姆乐队正在演出的酒店。在那里，琼结识了乐队的成员。这些成员告诉琼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格林斯潘会加入杰罗姆乐队，因为他本来是帮乐队报税的，他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太好了。

格林斯潘和琼在1952年的10月结婚。他们的婚礼在第五大道的地标皮埃尔酒店（Pierre Hotel）举行，规模不大，由一位拉比（Rabbi）主婚。就是否邀请格林斯潘的父亲参加婚礼这个问题，这对新人还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他父亲还是来了，只不过没到婚礼结束就又走了。在婚礼前的一次会面中，格林斯潘的父亲曾笨拙地向琼保证说，他的儿子将来肯定不会像自己那样置家庭于不顾，一有机会就将她抛弃。然而，家庭模式并不总是能轻易因人的意愿而改变的。尽管这段婚姻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时期，而在这段时期核心家庭的文化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但是格林斯潘对这种风潮无动于衷。对于与琼结婚的决定，他经过反思后认为，这更多的是出自他的思考而非内心。格林斯潘曾经解释说：“她那么聪明、美丽，我余生再也不能找到比她更优秀的女人。”尽管格林斯潘与琼在音乐方面存在非常紧密的纽带，该纽带甚至足以媲美格林斯潘与他母亲的关系，也超越了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米切尔在这方面的关系，但是这对新人在其他方面却格格不入。比如说格林斯潘对他周围的事物丝毫不感兴趣，这一点对于一位画家而言却是大忌。又比如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作出妥协，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从早年开始就一直独处，心无旁骛地追求着自己认定的爱好。他独享着母亲的宠爱，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母亲的限制。母亲只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但同时又不过分要求他。很难有人能像他母亲那样惯着他。

格林斯潘和琼·米切尔的婚姻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双方都没有指责过谁应该对此负责。他们都觉得彼此的生活品位不同。琼回忆道：“他周六早上起来以后就去研究数据。从对这些数据的摆弄中，他能获得无穷乐趣。”当琼想去玩，格林斯潘忙着工作；而当格林斯潘有空的时候，他自己又跑去学高尔夫球。琼曾经想搬离森林山（Forest Hills），但是格林斯潘不同意。那时格林斯潘的母亲已经搬回市区居住，就留下他们夫妻过二人世界。尽管在表示反抗的时候依然表现得心平气和，但是格林斯潘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选择。他希望能够像掌控数据那样地掌控时间。他的这种内向式的独立使得他们的婚姻没有相互依赖的空间。

如果是格林斯潘那不可改变的独立个性让他与自己的婚姻格格不入，那么同样的因素也让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文化冷眼旁观。他虽然享受打高尔夫球和驾驶引人注目的轿车，但他不可能去参加像百乐餐或者郊外野炊这样的集体活动。此外，他对20世纪初那些铁路大亨的狂热，也使得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得特立独行。拥有费尔利斯钢铁厂的美国钢铁，其基业是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大梦想家一手打下的；然而，它最终被带有官僚主义色彩的资本家接管了。显然，稳妥代替了冒险，克制战胜了激情。除了等级森严以外，正如1956年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描述的那样，美国的公司还是“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的主要领地。这些“组织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作风死板且毫无创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对此曾感叹道：“当一个白领获得了工作以后，他们出卖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成年累月地出卖自己的笑容和仪态。”“什么是新式忠诚？”自由派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 Commager）自问自答地说，“总的来说就是服从纪律，不加思考和批判地接受美国现状。”

像格林斯潘这样的天生独立主义者，对反抗精神的缺失表示不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也许可以和讥讽大众文化的康马杰及其自由派门徒走到一起，正如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讥讽到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不过，在所有不满者当中，右翼的观点更加对格林斯潘的口味，这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逐渐明晰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保守主义势力已经变得士气低沉、分崩离析，在此之后，这股势力开始重整旗鼓；1952年，经济教育协会已经拥有将近30 000名订阅用户，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宣传阵地。3年以后，小威廉·巴克利创办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这本期刊很快就在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者中产生了核心影响力。尽管格林斯潘可以加入巴克利这个与自己的立场很接近的刊物，也可以参加其他广受新保守主义者认可的事业，但他还是选择了与这些人保持距离。相反，他参加了一个边缘社团，该社团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沙龙，不过它其实更像是奇怪的狂热崇拜者团体。

在离婚之前，琼·米切尔曾经带着格林斯潘去拜访小说家安·兰德。兰德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东36街，正对着收藏摩根的珍稀书籍和艺术品的摩根博物馆。公寓的客厅装饰着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玻璃面茶几、黑色沙发和摆放在门厅处的黑漆饭桌。饭桌还兼作打字员办公的地方，打字员通常在这里用打字机将兰德的手稿打印出来。小书房正对着通风井，通过它，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一部分。她饲养的宠物猫已经把这些家具当成了自己“猫抓板”，把地板当成了垃圾场。

兰德的身体属于矮胖型，个头162厘米，深色短头发留着稍显男性化的偏分。她的俄罗斯腔很重，而且说话时喜欢用深邃的眼神直视自己的客人。兰德到底是让人倒胃口的邋遢鬼，还是性感迷人的交际花，人们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格林斯潘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她看起来非常普通。”不过，另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门徒杰克·邦吉（Jack Bungay）回忆说：“她是一位非常合眼缘的女人……有着美丽的眼睛、黑色的头发和非常漂亮的嘴唇。”兰德喜欢模仿女超人，她经常穿着一件黑色小斗篷迎风漫步。她抽烟的时候总是使用烟嘴。其大作《源泉》（The Fountainhead）在1943年一炮而红后，她的周围出现了不少男性仰慕者。他们对待她的作品就如同信徒般虔诚。当丈夫不在自己身边时，她总喜欢斜倚在长沙发上，邀请仰慕者坐在自己的旁边。尽管有人因此怀疑她对丈夫的忠诚，但她一点都不放在心上。琼是通过一位加拿大朋友芭芭拉·布兰登（Barbara Branden）知道兰德的。布兰登是兰德的狂热追随者之一，尽管兰德对她丈夫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有着毫无遮掩的企图心，她也毫不在意。

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兰德生活上的诸多缺点都不重要。兰德的那套信仰及她贯彻信仰的具体方式，才是格林斯潘最感兴趣的地方。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政治，兰德看起来都非常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相反，格林斯潘经常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疑惑。对数据的热爱使他很难相信那些缺乏实证支持的命题。他当时已经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这种哲学认为，只有能被直接证实的真理才可以被接受。距此20年之后，逻辑实证主义领导人物艾尔（A.J. Ayer）对该教条评论道：“我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最重要的（缺点）……就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是错误的。”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逻辑实证主义者依旧对“没有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深信不疑。在听了好几晚兰德的宣讲以后，格林斯潘开始介入讨论，他确信其怀疑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

“更合理的做法是，在缺乏确凿的实证证据之前，你不能轻率地下结论。”格林斯潘坚持道。

“这怎么可能，”兰德反驳道，“难道你不存在？”

“这点……我真的不敢确定。”格林斯潘回答说。

“那你是坚持说你其实是不存在的？”

“可以的话我想……”

“那么，如果你不存在的话，说出这个论断的人又是谁呢？”

格林斯潘被问住了。在过往的辩论中，他很少能够遇到能让自己哑口无言的对手，而现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人用言语使他感觉自己犹如砧板上的羔羊。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确信所有东西都是不确定的，那么他对该信条的确信便是在打自己的耳光。这种情况就好像，有人问格林斯潘是否已经睡着，而他回答了“是”。对于格林斯潘而言，这种启发是震撼的。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如果不理解真理是如何确立的，那么他又如何有底气说自己可以理解任何东西？与兰德的交流过程同时也是格林斯潘解放思想的过程。她向格林斯潘展示了，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数据去认识道德或者政治命题，他并不需要以证明铜的储备低于平均水平的方式去证明这些命题。

小说家和咨询师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成为朋友。在嘲讽格林斯潘的深色西服和闷闷不乐的言行举止时，兰德会说他像一个“送葬员”。“好，那位送葬员是否已想清楚自己是否存在着？”她会这样问她的随从，看起来就好像如果有人敢试图挑战自己，那么她就会想办法惩罚他。即将成为兰德情人的纳撒尼尔·布兰登决定将格林斯潘从无尽的黑暗之中拯救出来。在餐厅和公寓的数次谈话中，纳撒尼尔一直都在试图说服身边的“送葬员”，帮他挣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束缚，信奉新的哲学。这种哲学后来被他和兰德称为“客观主义”。

1954年的一天，纳撒尼尔与兰德一起坐计程车。

“猜猜谁存在着？”他突然问道。

“别告诉我，”兰德说，“你已经说服了格林斯潘。”

“是的，”他宣布道，“而且我认为你会对他有所改观。他真是一个很有趣且很聪明的人。”

自那以后，每周六晚上，格林斯潘都会参加由兰德的崇拜者举办的聚会，兰德称这个聚会为“兰德合作社”，她喜欢反讽的作风在这个名字上显露无遗。兰德的公寓窗户经常关得紧紧的，以至于置身屋内的人感觉像瞎了一样。兰德自己养的一只猫，曾从窗户跳下而摔死了，从此她便紧闭窗户，哪怕这样会使屋子变得非常闷热。尽管如此，兰德的智慧所散发的光辉已经足够让她的客人保持清醒了。对于一个从事工业研究的、喜欢害羞的学者而言，这个心存强烈信念的小女人的确是一剂良药。

不仅仅是兰德确信真理的方式，而且她对真理的视野也深深地吸引着格林斯潘。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兰德对个人主义异常执着，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就显得温顺多了。兰德回忆说，在孩提时代，“我时刻保持着警惕，以免自己牵扯到任何社会属性……从社会角度而言，交际是不可或缺的，但对我来说，它无足轻重”。如果这听起来已经非常极端了，那么她笔下的主人公就走得更远了。《源泉》中的男主人公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对于世俗的压力完全不在乎，“对于他而言，街上的行人其实是虚无的。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街上赤条条地行走” 。由于对社会的轻蔑，罗克自视甚高，这与年轻的格林斯潘的性格特征很一致。在小说中，罗克宣称：“我拥有自己的标准，我并没有继承任何东西，我站在无传统的尽头，我只是，也许，站在一个传统的开端。”

在兰德的观念中只有对创造性英雄的崇拜及对大众的蔑视。对于现实主义者和其对日常事务的推崇，她显得非常不耐烦。“在我7岁那年，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绘制或者钦佩某些画作，比如主角是死鱼、垃圾桶或者胖得下巴都叠成三层的农妇，”她说，“我不喜欢读那些关于邻居小孩的故事，他们实在沉闷的要死。我对真实生活的人物不感兴趣，也根本不相信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乐趣。”自然主义者认为，日常的事务代表着生活的本质，他们会以此论点来为自己的关注点辩护，并嘲笑浪漫主义者都是在逃避。“那他们在逃避什么呢？”兰德反问道。对于艺术而言，正确的主题是“伟大、智慧、能力、品行和英雄主义”，如果对这些品质进行刻画也算是一种逃避，“那么药品可以算是对疾病的‘逃避’，农业算是对饥饿的‘逃避’，知识算是对无知的‘逃避’，抱负算是对懈怠的‘逃避’，生命算是对死亡的‘逃避’……唯现实主义者就如一个靠吃害虫为生、坐在泥潭里一动不动的低等动物，它只会凝视着周围脏乱的环境并感叹‘生活就是如此’。如果这叫现实主义的话，那我宁愿当一位逃避现实的人。按照其逻辑，亚里士多德是逃避主义者，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也是逃避主义者”。

作为一名富有激情的浪漫主义者，兰德青睐的经济体系是“需要并奖励那些做得最好的人，无论他们出身高贵还是平凡，这很明显就是放任自由主义”。兰德于1926年坐船到达纽约港，格林斯潘也刚好在这一年出生。这位几乎身无分文的女学生踏上纽约的土地后，瞬间就被沿途看到的天际线吸引住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办公大楼、胜家大楼（Singer Building）、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这些都是体现资本主义创造力的得意之作。它们都是“可见的意志”。那些曾经缔造这些建筑物的工业家在兰德的心中都是英雄。她与格林斯潘都热爱从前的“强盗”资本家，而且她对这些人的热爱程度比格林斯潘更甚。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曾经引起格林斯潘的遐想，他同样也是兰德的偶像。兰德对他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用铁路将太平洋西北岸的大片荒地连结在了一起，还因为他拒绝接受美国联邦政府拨给他的土地和其他方式的资助。放任自由制度的完美之处在于它可以让这样的工业英雄能够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不为税收、管制或其他细枝末节的琐事束缚。在《个人主义宣言》（The Individualist Manifesto）中，她强调道，放任自由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在于其高效，更因为它合乎自然，因而合乎道德：它接受人的自私本性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一点。兰德曾对外界宣扬：“自私是一种高尚的力量。”

当格林斯潘认识兰德时，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这部小说上已经花了整整10年时间，这部超过1 100多页的作品被她寄予了厚望。她以一种自毁式的狂热方式去打造这部作品，曾经一直写了整整33天，其间没有离开过公寓一步，完全靠着药片和雄心壮志才得以维持下来。在“兰德合作社”的特别聚会之中，这部小说的部分草稿偶尔会被传阅和讨论，在这个时候格林斯潘会觉得他内心最深处的激情得到了别人理解和辩护。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达格妮·塔格特（Dagny Taggart）的工程师，她对铁路热情歌颂，并将其视为人类意志的隐喻，比作人类的“一部用钢铁铸造的道德标准”。每当读到这样的情节，格林斯潘就会感到内心中被挖通了一条隧道。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钢铁巨头，这种设计使兰德在搭建故事背景时可以向格林斯潘求助，后者对于钢铁工业简直了如指掌。格林斯潘对这部小说的热情以及在冶金知识方面的建议，使得他因为为逻辑实证主义辩护而在兰德心中留下的污点被一笔勾销了。兰德现在不再称呼格林斯潘为“送葬员”，而是改称他为“沉睡的巨人”，即一个一旦醒来将会获得巨大成就的安静的人物。

1957年，当《阿特拉斯耸耸肩》即将出版的时候，“兰德合作社”的所有成员都对这部作品充满着期待。兰德的一位年轻的助手认为，《阿特拉斯耸耸肩》会说服美国转向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格林斯潘称赞这部小说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以至于就好像是在强迫她的忠实读者赞同她的观点。他还特意送给了兰德一枚小金条，以此来表明该小说是金本位制的赞歌。这本书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已经准备好，用金美元标志装饰的雪茄来庆祝本书出版，尽管编辑曾尝试请求兰德对手稿进行删减，而兰德反问道：“你怎么不去删减《圣经》？”芭芭拉·布兰登诚恳地对兰德说：“世界是否（值得）拯救，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

然而，这本书推出后，大众随之而来的反响却暗示着这个世界是不值得被拯救的。《纽约时报》评论员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抱怨，这本书就好像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而在他的耳边号叫并打他的头，当读者终于对它屈从后，它就一页接着一页地对读者高谈阔论。其他人也同意这种观点，《洛杉矶时报》评论道：“很难从精神病院以外的范围找到比这部小说更荒诞怪异的表达了。”《芝加哥论坛报》试图把兰德与希特勒进行对比。对兰德最为严重的打击，可能是来自保守派盟友的攻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本书的语气如此傲慢无礼，”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国家评论》杂志中写道，“它的尖锐性刺耳且毫无缓冲，浓厚的教条主义毫无吸引力……它把自己当成能够带来最终启示的书。因此，对‘福音’的抵制是不能容忍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每一页都能听到一个痛苦的声音，它命令道：‘走，去毒气室！’”

“兰德合作社”很快就加入了为兰德辩护的队伍中，其中最热心的便是格林斯潘。1957年11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抗议信：

《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是对生命与快乐的赞歌。公正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凭借坚定的意志和理性就能收获喜悦与满足。意志软弱或缺乏理性的寄生虫理所当然地应该消亡。希克斯先生所质疑的这个人，只有凭借这种情绪，才能在这本厚达1 168页的书上坚持14年。这位读者所质疑的人发现，无情的正义会让平庸者坐立不安。

这封信标志着格林斯潘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用数据来公开阐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立场，也是他第一次以赤膊上阵的姿态发表文章。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通过对批评者进行反击，格林斯潘逐渐学会如何在大众论战中享受乐趣。《阿特拉斯耸耸肩》很快出现在《时代周刊》的畅销书榜单上，与之并列的还有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这本书5年之内的销量就达到了100万册。读者们发来了数以千计表达崇拜之情的信件，这些人被记者概括为“被遗忘的，有思想的非知识分子”。兰德作品的地位日渐上升，最终维持在了很崇高的位置，这让她有底气拒绝一切删减手稿的要求。在199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资助的民意调查中，读者认为除了《圣经》以外，对他们影响最深的书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的前一年，格林斯潘的大学同学罗伯特·卡维什在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纽约。随后，他在一家银行担任商业经济学家。当卡维什再次见到他的老朋友格林斯潘时，后者的转变令他震惊不已。在20~30岁期间，格林斯潘是一名谦逊的实证主义者，他的观点完全源自对现实的深挖，除此之外，绝不越雷池半步。然而，当他进入而立之年后，这种谦逊和实证主义精神完全被搁置在一旁了。在商业上，他已经从刚崭露头角的新星迈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在思想和写作上，他对自己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对于卡维什而言，他很清楚格林斯潘在观念上的转变完全与兰德有关。她那毫不客气的诘问迫使格林斯潘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对之前刻意回避的问题采取更激烈的态度，特别是关于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相比较的问题。格林斯潘试探了卡维什对兰德的了解程度，从他所采取的方式就能看出兰德对他的影响很深。他希望知道卡维什是否曾经听说过兰德，曾读过她的哪些著作，以及对这些著作有何感想。当卡维什承认自己在若干年前读过《源泉》这本书时，格林斯潘向他承诺，等《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自己会送给卡维什一本作者签名本。

对于像卡维什这样的主流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格林斯潘的一些新想法近似怪癖。在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格林斯潘在气质上很接近个人主义者，他倾向于自己做自己的研究。不过，他并没有像一位哲学家那样纠缠于个人主义各种概念，虽然他曾经认真攻读过斯帕尔教授的课程，但是他对于复辟19世纪的金本位制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然而，在与兰德接触过之后，他开始将黄金视为抵制政府操纵货币的必要堡垒。1959年，在美国统计协会发表的论文中，他还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卡维什决定不再与格林斯潘争辩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格林斯潘对他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尽管如此，这对老朋友仍经常在海滨市区打网球，虽然卡维什技高一筹，但是格林斯潘也丝毫不弱。

兰德深刻地改变了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卡维什的看法是正确的。格林斯潘已经变成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守护者。促使他产生这种转变的人，并不是因为专业领域中的一些杰出学者，而是因为一位魅力非凡的小说家。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很典型的。在加入杰罗姆乐队后，当乐队其他成员跑去吸毒而他则选择读经济史时，他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格林斯潘曾非常热爱那些风格极晦涩的作家，比如曾经拆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将长期萧条预言的经济学家乔治·特伯格。与这种爱好相比，他与一位狂热作家的密切联系就变得不奇怪了。另外，兰德对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赞美似乎很合这位正在创业的个人咨询师的口味，而她对19世纪工业大亨的浪漫式着迷更强化了自己与格林斯潘的关系。事实上，当格林斯潘维护自己观点的意志越来越强烈时，他对19世纪的热情便浸染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

1961年9月，即格林斯潘发表那篇在金融领域很有开拓性的文章两年后，针对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来限制垄断的努力，他加入了抨击者的阵营。在美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的一场会议中，他的表现远不如在美国统计协会中那么文质彬彬。事实上，他十分挑衅地说道：

反托拉斯的世界让人想起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很明显，所有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在这个世界里，竞争被推崇为基本公理和指导原则，然而“过多”的竞争又被谴责为“残酷”。在这个世界里，商人采取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被贴上了“罪恶的”标签，然而如果此类行为是由政府实施的，人们又会歌颂它为“光明的”。在这个世界里，法律是如此的含糊，以至于商人除了在事后遵照法官的判决以外，便无从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

格林斯潘进而要求美国民众重新思考他们对于垄断的态度。他回忆说，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就已经担心权力过分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对于商业，他们则持有不同看法，因为商人并没有权力去强迫消费者购买，后者在选择商家方面是自由的。格林斯潘感叹道，“小政府，大市场”这个开明的假设已经被遗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最早对托拉斯发起了攻击，接着他就会彻底否定自由市场制度。

格林斯潘的反击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格林斯潘希望所有人明白，正是政府的干预造就了绝大多数的垄断。例如，美国政府通过补贴及赠予土地，帮助那些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建造了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线（英雄般的詹姆斯·希尔是个特例），但是这也等于为没有收到补助的竞争者设立了障碍。如果自由企业的原则被恰当地遵守着，那么就会塑造出公平的初始竞争环境，从而无须颁布《反托拉斯法》。格林斯潘承认说：“之所以能够意识到这条原则，主要是因为看了兰德关于《美国自由企业历史》（History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一书的笔记。”

接着，格林斯潘运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支持了兰德的历史观点。他坚称垄断并不像大众认为的那么有害。一旦巨无霸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市场地位获得了“垄断利润”，很快就会吸引竞争者进入该行业。标准石油公司在20世纪之初控制了整个美国近80%的原油储备，然而，没过多久，像德士古（Texaco）和海湾（Gulf）这些公司就对其地位发起了挑战。只有在为数不多的个案中，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而竞争却没有出现，而这只能说明垄断者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该现象正好反驳了对垄断企业批评的论点。美国铝业是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老客户，格林斯潘经常以这家铝业巨头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该公司之所以多年来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只是因为它一直在巨大的危机感中运营，努力提高效率以便尽可能地降低价格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该公司的批评者往往将其问题归结为一点，它的对手实际上总是攻击它“太成功、太高效以及太有竞争力了”。

最后，格林斯潘用一个切合其新金融观的论断进行了总结。该论断的主旨与其1959年所发表的文章一脉相承，那篇文章着重分析了类托宾税。他相信，即使企业家不愿意向垄断者发起挑战，金融系统也会强令他们这么做。如果企业从顾客那里榨取了丰厚的“垄断利润”，那么它的股价将会飙升；这样将刺激其他企业家向垄断者发起挑战，同时高溢价也使得投资者愿意用大量的资本去资助这些竞争者。格林斯潘认为，竞争的最好守护者，不是备受统计学家推崇的《反托拉斯法》，而是构建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按照这样的逻辑，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进一步解除对资本市场的限制。

当时许多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也像格林斯潘那样对《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效果持怀疑态度。不过，格林斯潘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彻底的风格：从知识层面的警告到辩论场上的激烈争论，他都参与了。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经济自由主义核心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道，政府对垄断的干预弊大于利，然而，他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限制，即承认垄断的确会导致权力滥用。1962年，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采用了稍微有所不同的立场，即承认《反托拉斯法》也许是合适的。相比而言，格林斯潘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对反托拉斯措施的全方位攻击则更加严苛，他直言：“在美国，所有涉及反托拉斯的法条完全是一团乱麻，它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经济的不理性以及无知。”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火爆的批评，格林斯潘略带歉意地说：“年轻的时候，人们总会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倾向便不复存在了。”1962年2月，《巴伦周刊》（Barron's）再次刊登了他的“檄文”，当时距他36岁的生日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身边的环境已经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对商业评论家的不妥协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了。格林斯潘只是想为19世纪的工业家辩护。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类企业的规模变得更庞大了，而且它们与政界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因此，无条件地为它们辩护其实是无视现实的表现。当格林斯潘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时，他设想公司所有者与运营者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会像格林斯潘年轻时崇拜的强盗资本家那样勇往直前。然而，在“组织人时代”，美国的大型公司往往是由大力推广技术统治论的人运营，他们往往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掌控更大的市场份额上。当格林斯潘开着自己那辆花哨的别克车前往费尔利斯钢铁厂时，他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帝国倾向。他的目的地昭示了这种庞大：美国钢铁控制了美国1/3的钢铁市场。他的交通工具昭示了这种庞大：通用汽车已经控制了一半的汽车市场。这些公司是如此大，注定会对格林斯潘理想中的自由竞争造成扭曲。它们的薪资水平为整个经济体设定了基准；它们的定价决定左右着通货膨胀率；它们的老板可以轻易地与权力阶层联系，如果后者为了迎合前者而制定了违背法律的政策，那么除了天真的小孩可能没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为了支持对于充分竞争的假设以及对《反托拉斯法》必要性的否定意见，他不得不忽视当时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现象。

显然，其实他对于大部分真实情况心知肚明。然而，兰德将他带上了一条令人陶醉的道路，该道路被证明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一个论断在缺乏实证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的，一旦接受了这点，他就干劲十足地开始了广阔世界观的构建工作。兰德的小圈子视该论断是其客观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上的延伸。当这种世界观还处于发展阶段时，格林斯潘准备用一张毯子将细节都盖住；他希望先建立起庞大的轮廓，然后再去考虑现实中纷繁的限制条件。在棒球统计数据中提炼公式、长时间独自排练演奏以及从数据中挖掘商业内在规律，他曾凭借孤独者的果决干过许多事情。显然，这种果决在意识形态的探寻方面找到了新的出路。另外，兰德加在他头上的“送葬员”和“沉睡的巨人”称号更是强化了他的奉献精神。从小时候起，格林斯潘就知道，自己有能力迈入著名人物的行列；而且，他还知道，自己必须要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完全是靠承担更多的工作，或者说努力地伴奏，更不是靠挖空心思，获得了自己渴望的认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最渴望得到兰德的认可，这使得为客观主义做出贡献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在多年以后的彻夜长谈中，格林斯潘认为那段时期是他人生的必经阶段。他必须先完成兰德哲学的基本架构之后，才有应对现实侵扰的阵地。只有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他才能开始自己的转变，即在美国的辩论场上，由自由主义的边缘迈向其核心地带。这个自我评价非常真实。外交政策领域的保守者在20世纪70年代往往是作为现实主义者起步的，随后，他们的主张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即可以通过武力来扩散美国制度。与此相反，格林斯潘一开始非常激进，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平和。援引那句著名的嘲讽，即保守主义者就是被现实抢劫过的自由主义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应该是被别的方向抢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