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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麾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A LIBERTARIAN FOR NIXON

1967年7月，一个周三的晚上，纽瓦克（Newark）的两位白人警察逮捕了一名黑人出租车司机，并将该司机殴打得卧地不起。当这两名警察把他拖到位于第17大道的第4区警察局时，正好被街对面的居民看到。关于警察施暴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居民区。当天晚上，有数位抗议者向警察局投掷石块。第二天晚上有更多的民众聚集到了附近，人群旁边还停着几辆原地待命的电视台采访车。一名妇女从人群中走出来，将手中的撬棒向警察局的窗户砸去。接着，这群人开始大肆抢劫沿街的商铺，其中包括阿尔莫家具店（the Almor Furniture Store）、莫里斯服装店（Morris's Dress）以及其他看起来像白人开办的商店。他们向房屋内投掷燃烧弹，大火迅速在整个街区蔓延开。市政府要员惊慌失措，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新泽西州警察和美国国民警卫队被召集起来维护秩序，结果变成了连环射杀，比之前的连环抢劫更糟糕。一名10岁的男童被一颗流弹击中后身亡。一位母亲因倚在家里的窗户边，被误当成狙击手，结果颈部中弹，不幸身亡。最终在周一，即7月17日，州长撤出了警察和警卫队，4天多的冲突才就此结束。

同样是那个周一，在距纽瓦克东部24公里的曼哈顿，情况则完全不同。长着娃娃脸的政治活动家帕特里克·布坎南正准备向他的上司尼克松阐述一份备忘录。布坎南在正式开始前先介绍了经济学家格林斯潘，说后者是“最冷静、最聪明的人”。接着，他解释说，自己已就“黑人事件”咨询过格林斯潘。1965年的夏天，有35人死于发生在洛杉矶瓦茨（Watts）持续6天的激战中。从那时开始，种族冲突就时不时地发生，“黑人事件”是对这种冲突的简称。布坎南问过格林斯潘，作为1968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想知道，如何能够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来平息黑人冲突，同时又不提高联邦预算支出。格林斯潘用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种族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如果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是很危险的。”布坎南回忆说。

1964年，格林斯潘经历了戈德华特竞选美国总统所带来的兴奋和失望。3年后，他再次涉足政坛，而且这一次他被卷入得更深了。大约就在纽瓦克发生骚乱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蒂·安德森（Marty Anderson）曾建议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一个顾问小团体，而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个机会。安德森比他小10岁，曾参加过格林斯潘开设的关于客观主义的经济学讲座。两人当时是首次会面。讲座结束后，他们还和兰德一起出去喝了咖啡。安德森发现，兰德非常认同格林斯潘关于经济的各种观点。在接下来的3年里，格林斯潘发现安德森是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而且同样喜好独处，或许还因为安德森能和他一起分享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所以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从1967年起，安德森就开始和格林斯潘一起写一本有关经济自由主义的书，书的内容主要是以格林斯潘的讲座内容为基础。安德森的女朋友安娜丽丝是个博士，长发齐腰并且常常穿着超短裙。这3个人常常在周末碰头。他们开着格林斯潘的敞篷凯迪拉克四处转悠，然后一起在崭新华丽的联合国广场大厦的公寓里听音乐。这套公寓是格林斯潘当时刚刚成功购得的。联合国广场大厦是格林斯潘的客户美国铝业开发的项目。由于买这套公寓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格林斯潘的入手价格非常优惠。

1967年的夏天，因为安德森开始担任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顾问，所以他和格林斯潘合作写书的计划不得不被搁置。不过安德森请求他的朋友为自己的第一篇政策论文写了一些评论，该论文主要谈的是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建议。安德森和格林斯潘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征兵制是一种干涉。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上有过成功合作后，安德森建议格林斯潘去结识一下尼克松全新顾问团队的其他成员，看能否加入这个圈子。巧合的是，负责为尼克松招揽人才的首席顾问正是伦纳德·加门特，他在20多年前曾与格林斯潘所在的杰罗姆乐队合奏过爵士乐，当时他还是个律师。有了加门特和安德森的支持，格林斯潘似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主角们的视野中；很快，格林斯潘便得到机会和年轻的竞选团队头目布坎南交流。那一天，他们在一家灯光昏暗的餐馆中相对而坐，格林斯潘表达了自己对经济、联邦预算以及“黑人问题”的看法。当时，雷·普赖斯（Ray Price）也随同布坎南一起参加了会面，他是尼克松的演讲稿撰写人。格林斯潘讲道，尼克松应当推动美国“向前走，而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陈腐的政治标语，但它深深地触动了普赖斯。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虽然格林斯潘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商业经济学家，但显然他并不愿意过于纯粹。他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而不是像做演讲那样慷慨陈词。结果，在这次为了相互结识的餐会上，格林斯潘就给刚认识的这两个人上了一堂漫长的金本位制讲座。

当再次回首那段时间时，格林斯潘认为一切纯属巧合，自己加入尼克松的顾问团队完全是计划外的冒险，是自己跟安德森的友谊的副产品。格林斯潘说：“如果不是看安德森的面子，我可能还在做私人经济学家，并且已经赚了大把的钱，但这也只是假设。”格林斯潘的这番话说明要不是因为安德森，他绝不会冒风险从纽约跳到华盛顿去工作。不过，在其客观主义的系列讲座中，格林斯潘的论调表明，他其实一直渴望把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理论转变成一套政治纲领。他与安德森的合作则进一步表明，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非常乐意加入选举竞争。安德森曾在曼哈顿上西区选区，为了戈德华特的竞选游说，像堂吉诃德那样挨家挨户地按门铃。当时，格林斯潘作为私人经济学家的声望仍在提升。有一位认识他的人曾惊叹于他的专业才能，并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知道一辆1964年产的雪佛兰汽车需要多少万个平头螺栓，并且还知道如果拿掉其中的3个，将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格林斯潘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也完成了他的兰德客观主义理论框架的构建，所以他准备尝试下新的角色。很多人在过了40岁后便被肩上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所束缚，但格林斯潘并不需要承担这些，他需要的是人生的下一个挑战。

如果说在开设客观主义系列讲座时期，格林斯潘对政治的感触较深的话，那么在1967年他的这种感触将会更深。那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措施看起来都很保守了。在1965—1966年单一国会（Single Congress）期间，约翰逊签署了多项法律，承诺政府会为贫困和老年群体提供医疗救助，扶持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发展，而这些措施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多余的。约翰逊还把肯尼迪已经推出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了极致。1964年，约翰逊签署《减税法案》，以此推出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此外他还强迫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当美联储对总统此举表示不满与反抗时，约翰逊就把美联储主席马丁叫到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约翰逊在客厅将马丁推来推去，并冲着他大声吼道：“孩子们都要死在越南了，马丁却毫不在意！”

尽管减税、降低利率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约翰逊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施行更多强制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炼铝业企业在1965年提高产品价格时，约翰逊就通过释放国家的战略储备来压低价格。当炼铜业企业抬高价格时，他就限制铜出口，降低关税以吸引更多进口。约翰逊竭力打压各类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包括家用电器、纸箱、新闻用纸、男士内衣、女士针织品、玻璃容器、纤维素、空调等。当1966年鸡蛋价格上涨时，约翰逊就让卫生部长发出警告，让人们警惕鸡蛋中胆固醇的危害。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害怕发生的。精确调控论者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雄心壮志而愿意接受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出台了一拨又一拨的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国民的情绪正在转变，这更加让格林斯潘感觉到政治在召唤他。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及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所带来的乐观情绪，美国社会似乎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关于“黑人权利”的豪言壮语，将20世纪6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的反战主义挤下了主导地位。1966年，卡迈克尔在密西西比州坎顿（Canton）的集会上宣称：“阻止他们欺凌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接管他们的权力。我们呼吁自由已经长达6年时间了，但是现在我们还什么也没得到。”同时，女权运动也变得更加激进了：1968年时，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家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逐渐“落伍”，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了，女权主义者们会把束腰带、内衣、高跟鞋、假睫毛、卷发棒以及其他任何“奴役”女性的东西，以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方式扔进一个意为“自由”的垃圾桶。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南半岛（Indochina），美国军队的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1 000人猛增到1967年夏天的50万人，这也造成美国军队的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了1万人。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平均每天大约有1 000名大学适龄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大学校园里由此滋生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接着，这种情绪从各大校园迅速蔓延到大街小巷。“年轻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志坚定、诉求明确，他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且并不愿意被禁锢在象牙塔中。”《时代周刊》甚至把这些未满25岁的年轻人评为“1966年年度新闻人物”。然而，这股喧闹的新势力会不会毁掉它自己赖以产生的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对于格林斯潘这样一位已步入中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商业顾问而言，这种文化叛逆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格林斯潘每天都会身着一件轻薄的白色礼服衬衫，再套上熨帖的深色西装，从来不会穿扎染布料的衣服或是喇叭裤。他始终留着短发，头发从额头平展地梳向脑后，就像他年轻时候女性们都喜爱的男明星的装扮。他还会在深夜参加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伴着钢琴和小提琴，用单簧管吹奏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聚神，入世，出离”与他没什么关系，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大家还在用装填烟丝的烟斗吸烟。除此之外，塑造他的思想的年代其实比他出生的年代要久远很多。一个崇尚19世纪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不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同步。

从格林斯潘办公室向北步行仅仅10分钟，那里的城市景观本身不断地咆哮着：格林斯潘的理想在撤退，被诅咒他的潮流步步冲击得溃不成军。1967年夏天，纽约市政厅周围的各个社会服务机构纷纷发放扶贫资金，像是一家街角糖果店。甚至连城市福利委员会也妥协了。社会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挤占了预算的其他部分，市政部门不得不在警务装备和教师薪资上节省预算。在市政厅对面，建筑设备在新市政大厦的初期工地上“轧轧”地响着，这座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约翰逊的另一个创造）注资的宏伟建筑将花费2亿美元。推土机的铲刀下面都是19世纪建筑物的残骸，它们拥有着华美的希腊复兴和维多利亚风格，它们现在都让位给了集体主义现代性的理念。对于格林斯潘或是其他曾凝视过这些碎石的保守派人士而言，这些石块的隐喻性是不言自明的。

纽瓦克暴动结束后的第10天，格林斯潘和尼克松的顾问们共进了晚餐。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道：“我想概括出一个对尼克松先生有效的政策立场。”在最后的两页纸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批判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扰乱了经济，煽动了内乱，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格林斯潘此前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批判，他认为糟糕的新边疆政策是罪魁祸首：预算赤字的持续增长迫使精准调控论者不断干预价格，以压制通货膨胀。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政府最近开始在新的维度上实施干预。福利计划不仅仅会增加财政支出并最终引发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它还在逐渐滋生一种心态，即认为这是应得的权利，然后便作自怜状地等着政府的施舍。这跟19世纪自给自足的健康心态完全相反，而后者才是格林斯潘推崇的精神状态。每个新的政府项目都在加强政府救助的心理预期，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福利支出的压力。“如果社会上形成普遍的心理预期，并认为政府对任何特定的群体都会实施大规模救助，那么整个社会对政府救助的期望就会变成永远无法满足的无底洞，”格林斯潘对此感到很失望，“这就像是火上浇油。”约翰逊时期的通货膨胀不只是货币问题，更是社会心态问题：太多的社会需求竞逐少得可怜的社会服务供给，从而导致了危机。

纽瓦克的暴力事件依然历历在目。格林斯潘向尼克松顾问团队游说，用他的理论解释暴乱产生的原因。物质匮乏并不是暴乱发生的原因，格林斯潘解释说：“美国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已经达到中等富裕水平。”扶贫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可能甚于贫困本身造成的伤害。大规模救助计划进一步降低了黑人的社会地位，导致种族主义和阶层对抗愈演愈烈。如果说暴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政府救助的期望过高，那么只要这种慷慨依然主导政策制定的基调，暴乱就注定会继续升级。格林斯潘当时预言：“如果说1967年夏天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那么1968年夏天的状况将可能会更糟。”

尼克松的顾问团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普赖斯曾经做过新闻记者，而且发表过支持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的社论。当年8月份，他在给布坎南的一封信中写道：“坦白讲，我不认为这位格林斯潘先生的备忘录有多么大的参考价值……他只是把政治辩论简单地归结为，在‘政府救助’和‘个人主义的自由’之间的抉择，并想当然地将道义与个人自由等同起来。如果把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每一个联邦计划都简单地归为政府救助，那么我们干脆直接放弃这片古老的土地好了。提倡自由没有错，但是自由包含多个方面。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已。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迁徙自由，提升个人能力的自由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尽力保障的自由……我觉得格林斯潘对‘道义’的定义未免太过于教条武断了。”

不过，普赖斯提出的异议并没有妨碍到格林斯潘。作风保守的布坎南显然已经成为格林斯潘的有力盟友。布坎南当时28岁，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好斗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后来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以及充满娱乐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布坎南拿到格林斯潘的备忘录后，用下划线突出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注“很好”。这段内容是格林斯潘敦促尼克松“要传达坚守原则的形象”，而不是施以援手的老好人形象。批阅之后，他把这份备忘录递交给了尼克松，封面上有句评论：“此份备忘录的作者是经济学家、政府预算专家，更是多领域的思想家。”接着，在1967年8月初，布坎南又给尼克松递交了两封格林斯潘的顾问信，信中强烈谴责了约翰逊的预算政策，认为这纯属浪费资源，并且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布坎南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8月14日，尼克松给布坎南写信说：“我想我应该跟格林斯潘聊聊。”

几天后，格林斯潘走进布罗德大街20号的大厅，这里紧邻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他的办公室只隔了三个街区。他搭乘电梯来到位于大厦24层的尼克松·马奇·罗斯·格里斯·亚历山大&米歇尔（Nixon 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Mitchell）律师事务所。尼克松此前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然而却在1960年总统选举和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连连败北，随后他便加入了这家已成立近百年的顶级律师事务所。尼克松的办公室位于事务所的一个拐角处，内部装饰得非常豪华。他在欧亚大陆各主要城市的荣誉钥匙一字排开地挂在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小木槌陈设在胡桃木家具里以作纪念；在最边上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就好像设置了一座精疲力竭的阿特拉斯的雕塑。他的办公椅后面有个硕大的木制柜，里面摆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的签名照，让人感觉现在的尼克松只是一个沉浸在过往辉煌中的老人，而不再是一位意气风发、期待下一次胜利的候选人。

尼克松对格林斯潘的到访非常欢迎，甚至直接跳过了初次见面时常有的寒暄。尼克松一上来就向他的客人抛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表述得很到位，近乎完美。作为回应，格林斯潘针对联邦预算开始了一番畅谈，讲述如何从税收及支出数据推断各届美国总统的政治风格。随着谈话的展开，两个人都对对方的智慧印象深刻。尼克松认为，格林斯潘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统计学百科全书，他掌握的统计数据及他对此的分析都能够增加自己的选举筹码。格林斯潘则慢慢发现，如果过去他曾怀疑过尼克松的潜质，那此时他可以摒弃掉所有的怀疑。尼克松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位经历失败以后便蝇营狗苟于公司事务的政治家。不过，尼克松身上仍有一些地方让格林斯潘有种奇怪的感觉。尽管这位候选人的谈吐超乎完美，着装无懈可击，但总给人一种有些生硬的感觉。8年前，同样是这位尼克松先生，作为副总统前往莫斯科访问，当时他面对一排聚光灯，挥洒自如地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厨房辩论”。然而，在这间自由自在的办公室里，他看起来却有些呆板了。格林斯潘最终也会认识到，对于尼克松来说，保持诚恳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容易。

尼克松的办公室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办公室外面，整个美国已经炸开了锅。纽瓦克暴乱只是1967年夏天发生的46起暴力事件中的一起。暴力冲突导致81人死亡，财产损失达数百万美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违法、犯罪”取代过去的“生活成本和失业”，迅速成了广大市民最担心的问题。格林斯潘并没有被竞选团队中的温和派吓倒，他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推动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在9月底递交给尼克松的4页纸的备忘录中，格林斯潘把城市暴乱完全归咎于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他认为，这个政府资助计划本身默认了美国白人剥削黑人。然而，实际上，白人并没有剥削黑人：黑人给白人公司打工或者到白人的商店购物其实都是他们自由选择的。名义上，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来补偿所谓的剥削，但实际上白人并没有剥削。政府的主动认罪，给黑人发动暴乱提供了借口。格林斯潘认为：“在当前的情境下，任何想要通过资助来改善局面的努力，都可以被视为对暴力的支持。”

对于格林斯潘跟尼克松在头几个月里的交流，兰德应该会感到骄傲。就像兰德在1964年所做的那样，格林斯潘也在试图用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引导和支持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然，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并不总是成功的。9月26日，也就是格林斯潘递交有关骚乱的备忘录的那天，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他对城市暴力事件的回应文章。文中重述了格林斯潘的观点，认为暴力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还反映出全美国范围内对政府和法律的不尊重。不过，根据格林斯潘的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撤销对市区的干预，降低企业税收，放权让利；而尼克松却提倡雇用更多、更优秀的警务人员。如果尼克松的看法和格林斯潘一致的话，尼克松开出的药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尽管遭到了冷落，但格林斯潘并没有气馁。11月初，格林斯潘企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论断。他向尼克松提出，想在《哈佛商业评论》或者其他类似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伟大社会计划到底错在哪里”。这篇文章将会向读者证明，伟大社会计划从根本上说是退步的政策，它只是为了迎合一些投票团体的利益而安排的拉票方案，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政府管制以及“分裂、混乱的社会秩序”。格林斯潘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尼克松并不打算全盘接受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显然，他必须在保守派人士（比如布坎南和安德森）和持开放态度的人士（比如普赖斯）中保持平衡。整个国家已经走向左倾的道路，所以如果主张完全回到19世纪，就不会有希望赢得选举。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干预的重视，随后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繁荣时期更提升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的偏好。尼克松可以对伟大社会计划进行侧面抨击，但是如果完全正面攻击，选举很可能遭受溃败。

1968年年初，布坎南让格林斯潘为竞选活动写一份关于农业政策的声明。在规模十分惊人的、针对特殊利益群体的救助项目中，联邦农业补贴也列入其中，而格林斯潘则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竭力解释了取消这些补助项目的合理性。尼克松的竞选团队遵循惯例，将这份声明草案分发给了各个盟友。很快格林斯潘就给布坎南打了电话。

“达科他的狼群在追杀我。”布坎南记得格林斯潘曾经在电话中这样说道。头狼是卡尔·蒙特（Karl Mundt），他是南达科他州的一名令人可畏的议员。任何可能会减少南达科他州农业补贴的事情，都会让他暴怒不已。

布坎南向尼克松简要地介绍了现在所面临的僵局：格林斯潘写了一份备忘录，来自农业地区的议员们现在都想喝他的血。

尼克松答道：“如果格林斯潘当初没有把情况搞得这么糟糕，他们本来不会这样‘追杀’格林斯潘的。”

布坎南听到这番话，就着手针对全美国农场的未来写了另外一份全新的声明，这份声明对农场补助大大称赞，以此尽力弥补损失。在后一份声明中，布坎南加入了一些着重强调的东西，以此来表明尼克松对农业补助政策的绝对支持。布坎南还专门去了华盛顿，把这份声明亲自呈送给了“追杀”格林斯潘的达科他头狼蒙特。

这位参议员让布坎南进来并请他坐下，然后命令道：“念！”

布坎南照做了，最后还浮夸地引用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话，这些话出自后者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说。布赖恩当时的演说被称为“金十字架”演说，是美国历史上对格林斯潘所推崇的金本位制的最著名的攻击。该演说对农民们推崇备至，认为是他们辛苦地养育了城市人，而城市人民从未做过农活。如果城市没有这些农民，纽约和芝加哥的那些肥头大耳的金融大亨们就得在他们家的客厅里养家畜了。布赖恩在演说中咆哮道：“如果农场被摧毁，美国的每座城市的每条街道都会长满杂草。”

“布赖恩的那场演讲非常精彩。”蒙特说道，随后就将布坎南打发出了办公室。

面对达科他的参议员如此的羞辱，格林斯潘本应该放弃政治生涯，回头去从事很赚钱的咨询顾问生意以及当兰德主义的时事评论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金钱对他而言也就只有那么一点吸引力。兰德的主张也在渐渐丧失影响力，信仰正在走向混乱和分裂。在纳撒尼尔与一个年轻女演员发生了恋情之后，曾被他抛弃的女祭司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对他的强烈不满，这更加速了局面的混乱。总之，格林斯潘已经对政治非常入迷了。《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男主角可能已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中撤离，任由这个社会腐坏。然而，格林斯潘渐渐发现，给未来可能成为美国领导者的人做咨询顾问，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总统竞选马上要上演一出好戏了。尼克松准备在1967年年底前将自己的竞选大本营搬离律师事务所，专心准备竞选活动。他的团队在曼哈顿中城找到了新地方。随后，他们开始招聘新职员，为尼克松的正式竞选做准备。他们在第五大道建起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连墙壁都是纸板做的。不过，这种忙乱和临时性却增加了他们的兴奋感。负责政策立场策划的、草拟演讲稿的、制定广告策略的、管后勤的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都梦想能进入白宫工作，对这位总统竞选主要候选人充满了期待。某一天，《时代周刊》的记者尼克·蒂姆施（Nick Timmesch）跑过来告诉他们一个消息，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努力拉票了，如果尼克松不赶紧去的话很可能就落后了。还有一次，克莱尔·卢斯（Clare Luce）突然造访尼克松竞选办公室，她心情很是激动，言语间散发出智慧和优雅。卢斯是一位作家，也是国会议员、大使。她还是纽约有名的贵妇，外表性感妩媚。尼克松团队在伦巴第大酒店（Lombardy Hotel）举办了圣诞节聚会，格林斯潘竟然手挽着一位面貌极美的女子出现在聚会上。虽然，格林斯潘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不过她的出现确实让这些同僚们对格林斯潘刮目相看。

1968年1月31日，就在提交竞选申请最后期限前的几个小时里，尼克松决定孤注一掷。他毅然地投身到初选当中，并于次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群选民中承诺，自己当选后，在解决问题时，肯定会超越党派纷争。他的团队已经搬到了公园大道450号，办公室更舒服了，而且街对面也有他们的办公场所。在这次竞选大战的新阶段，一些新机遇也不断降临。安德森要和尼克松一同出去拉票，办公总部就空出了一个位置给格林斯潘，而他也很乐意。格林斯潘经常在周五的时候前往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把每周例行的邮件发放给他的顾客。其余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待在尼克松的竞选总部，为路演团队准备和更新关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的备忘录。竞选指挥中心安装有一台电传打字机、一台古老的传真机以及一部红色电话，专门用来接听尼克松路演现场小组打来的电话。趁着尼克松在路上的旅馆里歇息的那几个小时，格林斯潘就要赶在他前往下一个动员会地点之前，把起草的新闻稿和演说要点发给安德森。这个工作并不完全讲求严密深刻的哲学道理，但却真正与政治相关。

尼克松的顾问有些能拿到3 000美元的月薪，以2012年的物价水平来算，差不多接近20 000美元。不过，格林斯潘拒绝接受一切报酬，这一方面说明他很有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想借此保持自己独立的态度。不过，即使没有报酬，他依然尽心尽力。当时，他不仅要负责美国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的事务，还顺带着处理民意调查领域的问题。不仅他自己，他的雇员也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设立了汤森–格林斯潘团队，专门搜集各州民意调查的结果；然后他会将最新数据和过去的趋势比对，进而再推测其他未调查的各州最可能的数据。这是格林斯潘经典的数据挖掘方法，他的咨询公司最近有了第一台计算机，这种方法就更加有效了。这台非常前卫的IBM1130计算机有办公桌那么大，内存为8KB，虽然还不及现代的一部智能手机的内存，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极客先锋们来说，已经很令人兴奋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雇用的小时工，首先把民意调查的原始数据导入打孔卡，然后把打孔卡插到这台硕大的新机器上。这台机器“嗡嗡吱吱”地工作两个小时后，最后会在穿孔纸带上打印出一些复杂的表格。该机算机的工作强度很大，其主机曾在一周之内运行了96个小时。该小时工拿到了很高的加班工资，以至于艾克霍夫这位全职雇员在看到小时工比自己拿的薪水还多时，都被惹恼了。

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分析数据提升了他在竞选活动中的地位，并终于使其不切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所造成的被边缘化危机得以解除。凭借计算机输出的民意调查数据，他成了“知者”；他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向尼克松的顾问团队讲解他们在每个州的进展如何，在每个地区最吸引选民的观点是什么，普选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选举团方面可能的比分是多少。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算机预测已经被新闻机构用于选举情况的报道，肯尼迪的顾问团队也使用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以测验选民对候选人的天主教信仰持何种看法。不过，格林斯潘进一步推进了对民意测验的分析工作。在1968年8月的共和党大会期间，他预测尼克松是最有可能当选的共和党人，这个预测结果很有可能说服了那些本来摇摆不定的代表们，并最终把选票投给了尼克松。

1968年4月4日，一个周四的晚上，一起谋杀案浇灭了美国市中心的休战希望。当晚，马丁·路德·金正站在孟菲斯市一家汽车旅馆的二层阳台上，突然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击中下颌。子弹不但击碎了他的几根椎骨，还切断了颈静脉。这位黑人领袖丧命于白人之手，再度点燃了城市暴乱。当局抓捕了大约20 000人，才使秩序恢复正常。对尼克松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恰恰支持了他们对加强法律执行力度的呼吁。不过在枪杀案发生的当晚，罗伯特·肯尼迪这位持不同观点的政治家出现在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在飞往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飞机上，他宣布自己已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肯尼迪在飞机上听说了金被枪杀的消息。他一下飞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察局长就让他尽量远离黑人聚居区，但是肯尼迪径直前往了黑人聚居地，穿着他已故兄弟的旧外套来保护自己不受黑人的伤害。他站在成百上千的人群面前，从口袋里拽出几张已经皱巴巴的手写便条，庄严肃穆地宣告金死亡的噩耗。人群顿时唏嘘不已，这时肯尼迪安慰说，他理解大家的心情，毕竟他自己的兄弟也是被谋杀的。随后，他继续说道：

美国需要的不是分裂。美国需要的不是仇恨。美国需要的也不是暴力、违法犯罪。美国需要的是爱和智慧，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是公平对待那些还在我们的国土上受苦受难的民众，不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

这场演说感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工作人员，也感动了周围的听众。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肯尼迪这次鼓舞人心的演说，使印第安纳波利斯躲过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乱。肯尼迪作为候选人的表现很严肃且很坚强。整个国家很少有人能够用他这种亲民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谋杀事件。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完演讲后，就飞往了华盛顿，在那里他同样去了暴乱发生区。顾问提醒他说，去那些烧杀抢掠之地很可能会有危险，他依然没有听取建议。他去亚特兰大市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葬礼，瞻仰遗体，参观葬礼游行。金的亲密盟友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还记得自己曾用于自我安慰的话：“没事，我们还有罗伯特·肯尼迪。”

格林斯潘听说了纽约那边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4月8日，就是在金的葬礼的前一天，他发了份备忘录给“DC”（尼克松竞选时用的代号，万一文件落入记者手中，可以借此推诿）。格林斯潘指责罗伯特·肯尼迪企图利用最近发生的悲剧，激起白人的愧疚感，从而将自己树立为道德领袖。肯尼迪表面上坚持正义，却并没有负责任地站出来，谴责暴力事件的发生。格林斯潘说：“他必须对此负责。”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暴力是否有违公正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尼迪不能含糊其词。他必须很明确地告诉那些激进分子，他们做错了，这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再坚决也不为过。在格林斯潘眼中，肯尼迪的问题在主张包容的人士中普遍存在：尽管他们会耍嘴皮子地呼吁不要暴力，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总是匆忙地表明骚乱分子的愤怒是有正当原因的，从而默许了暴力。随着格林斯潘的愤怒逐渐到极限，他继续说道：“激进分子错了，自由社会的道义决不容许暴力。这里不是纳粹德国！”

有些时候，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会压制他的判断力，这次就是如此。通常而言，他非常注重实证的统计数据，认为理念都要服从于数据。然而，偶尔，他会偏离真实的数据，从而对眼前的证据难以作出正确评估。比如，尽管他在整个经济体中自然垄断属性最强的领域工作，但他却攻击所有的反垄断法；此外，他还诋毁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对暴力并没有含糊其词，实际上就在金遇害的第二天，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美国人民对暴力事件的容忍度似乎越来越高了，这是对人性的践踏，很令人痛惜。另外，他也没有和那些激进分子站在一边，实际上他还遭受了激进分子的辱骂。“不管是约翰逊还是现在的肯尼迪，这些白人都不会选择跟金站在一边的，”在金遇害的第二天早上，卡迈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肯尼迪只是触发了大家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在攻击肯尼迪这件事上，格林斯潘显然是选错了靶子。如果说有人试图在政治上利用4月的这些突发事件，这个人反而可能是格林斯潘。

尼克松政治悟性很高，所以没有采纳格林斯潘的建议，去攻击罗伯特·肯尼迪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的行为。不过，他采纳了格林斯潘的另一个建议，即在市中心培植“黑人资本”。在竞选活动中，他表示，白人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社会救助项目收买黑人，并借此缓和自己的负罪心理，他为这种行为感到痛惜。尼克松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现在这种项目越多，就会越失败，突发暴力事件就会越多，从而引发更多的恐惧。”这和格林斯潘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政府补助和贫民区暴力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尼克松采用了格林斯潘提出的方案，用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市中心的企业，向建造房屋提供信贷，向低技能人员提供培训，鼓励在贫困城区成立企业。这个黑人资本项目将会取代政府补助项目，旨在培养所有权的意识和自豪感，并消除促使暴力产生的挫折感。

尼克松采纳格林斯潘提出的黑人资本计划，意味着他已经不再计较格林斯潘与达科他州“群狼”发生冲突一事。格林斯潘的老盟友布坎南，又开始帮助格林斯潘扩大影响力了。1968年5月18日，布坎南为尼克松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简述了在公园大道竞选总部里发生的一起风波。布坎南在备忘录中说，格伦·奥尔兹（Glenn Olds）博士是惹出这个麻烦的主角。这是一位因协助建立美国国内版本的和平队（Peace Corps）而出名的自由派学者。尼克松为了回报某个企业对自己的支持，专门在竞选团队中给奥尔兹安排了一个职位。奥尔兹正在筹划各种各样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在布坎南看来都很荒谬。这位教授认为自己的助手需要增加两到三倍，以使他能完成猎头工作，并宣称他想要挑选出2 500人，为未来的尼克松政府做好人才储备。布坎南在备忘录中辛辣地嘲讽道：“奥尔兹显然觉得自己的权力很大。”他的研究团队中的许多人威胁称，如果奥尔兹继续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退出。布坎南还断言：“他们认为奥尔兹是极权主义的自由派……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这里做全职的顾问，理应被任命为美国国内政策研究主管。”布坎南称赞格林斯潘“对尼克松忠心耿耿，工作勤奋，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在研究领域，他深受信赖和支持，人们都很喜欢他……如果要在难得见面的奥尔兹和经常能看到的格林斯潘这两个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强烈建议我们大家都选择格林斯潘”。

随后尼克松签署了晋升令，于是格林斯潘被委任为竞选活动的美国国内政策研究主管。

大约两周过后，即6月4日，罗伯特·肯尼迪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的初选，结果在午夜揭晓。在洛杉矶一家旅馆的舞厅里，罗伯特·肯尼迪同他的支持者都欢欣鼓舞。随后，旅馆经理带领他去了另一个房间等着接受媒体采访。罗伯特·肯尼迪沿着走廊穿过旅馆厨房时，看见走廊里放着一台制冰机。他停下来跟一个厨房工握了手，就在这时，巴基斯坦移民瑟罕（Sirhan）突然从一个低矮的托盘堆垛机上跳下来，冲向前去，枪杀了罗伯特·肯尼迪。对很多美国人来讲，罗伯特·肯尼迪遇害意味着整个时代的终结，民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限的可能性和进步的期待都化为了泡影。“一些人只看到存在的事物，分析为什么存在。而我期待还没有存在的事物，并思考为什么没有存在。”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中曾经这样说过。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他的弟弟特迪（Teddy）在葬礼中又引用了上段话。民主党的事业从此失去了领袖。

前一波的伤痛还未被抚平，新的恐惧又涌上了美国人民的心头。两个月里已经有两位领袖被杀害了，更别提5年前死于非命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dy）总统了。整个国家充斥着警察与党派激进分子之间的枪战、信奉种族主义的三K党自卫队成员的违法行为、工会罢工和学生抗议。那时，诸如《博南扎》（Bonanza）、《荒野大镖客》（Gunsmoke）这种强调法律和秩序的电视剧收视率最高。在公园大道尼克松的竞选总部，特勤处认为尼克松的办公室很不安全，很容易遭到来自街对面建筑物的步枪袭击。特勤队将尼克松转移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房间，之前的办公室让给了通信主管。在刚搬进来的最初几天，通信主管员根本无法安心工作，总是紧张地瞄着窗外。

笼罩全美国的这种恐惧氛围，使尼克松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自从去年夏天暴乱发生之后，他就一直主张加大执法力度，维护秩序。不过，他仍然面临着来自自己右翼的挑战。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竞选定位是独立的种族隔离主义，他同样也在就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高谈阔论，他主张的政策可以算尼克松的政策的粗俗版本。工人阶级中的白人都很支持他。“如果我成了总统，而游行示威者躺在我车前，那么他们就别指有命去躺在另一辆车前了。”华莱士愤怒地说，并痛斥那些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母亲们把生孩子作为她们的收入来源。1968年春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美国范围内，尼克松比华莱士落后了好几个百分点，在美国的最南部，华莱士也领先于他。肯尼迪枪杀案后接连发生的贫民窟骚乱，也只是更加强化了华莱士的优势而已。

6月底，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分析使他确信，尼克松必须采取最直接的对抗，不过格林斯潘还是很谨慎，没有建议尼克松深入到贫民区。7月4日，他建议尼克松适当调整自己的声明，使它们的音量更大一些，从而让华莱士的支持者们能听见尼克松一方的声音，还能回击那些歪曲指控。3天后，格林斯潘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与其追随华莱士的方式（那样尼克松永远也不会胜出），我们应设法将华莱士的过分简单化的方式等同于非常业余的方式。”暴乱事件发生后，当地采取的请罪方式虽然可以暂时安抚群众的情绪，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心底的安宁，家庭主妇们在去购物逛街时仍要高度戒备。

在接下来的那一周，布坎南征用了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结果。在7月13日的备忘录中，他着重分析了尼克松在策略上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应该朝中间走，夺走民主党的选票；还是应该往右走，把华莱士的选票吸引过来呢？尼克松阵营的稳健派更偏向于第一种策略，主要是因为尼克松从犹太人和黑人中获得的支持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应该强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力。不过，布坎南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民意调查数据。他抱怨道：“除非我们获得了黑人和犹太人的支持，否则对于尼克松未能获得到的东西所进行的无休止讨论都将沦为废话。”“自1964年后，共和党人已经失去了一代黑人的支持。”布坎南继续说道。他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即1964年戈德华特对《民权法案》投了反对票。“讨好以色列游说团体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如果说黑人和犹太人是关键所在，绝不是因为尼克松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选票。因为负罪感的存在，所以黑人在公共传播媒体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而犹太人正好控制着这些媒体。我们不想与这些人为敌，他们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但他们并不是支持我们的主要选民。如果依附于他们，我们就相当于在追逐正渐渐消失的彩虹。位于那些大城市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天主教徒，还有美国南部、中西部和乡村地区的白人新教徒，这些才是我们选票的主要来源。”说完这些，布坎南又重述了之前的建议。他请求尼克松多听听格林斯潘的建议，他还坚持说，非常有必要让格林斯潘帮我们分析一下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显然，布坎南认为格林斯潘绝对会支持他所提出的竞选策略。

在布坎南递交他的备忘录后的那个早上，他就安排了一次有自己、格林斯潘和尼克松参加的会议。他们和尼克松团队的其他几位成员在海空航站楼集合，登上了一架小飞机，向东飞越了长岛。飞机降落在汉普顿机场（East Hampton Airport ）后，已经有汽车在等候他们。于是，他们又转乘汽车前往位于长岛最东端的蒙陶克（Montauk），这是一小块伸向大西洋的陆地。他们顺着在一条蜿蜒的土路走到尽头，到达了一栋山顶平房。有两个特勤处的人站在房子周围，都带着对讲机和太阳镜，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周围的松林里巡逻。布坎南和格林斯潘被带进了一间玻璃门廊，往外望去就是闪闪发光的大海。

尼克松进来后，就坐到了一把扶手椅上，并将脚搭在了旁边的咖啡桌上。开会前，他首先亮明了规矩：这次不讨论竞选搭档的问题。随后他分析了自己的竞选前景。在1960年那次失败的竞选中，他还获得了共和党96%的选票，这次他需要也获得这么多。然而，自3个月前金的葬礼之后，华莱士在共和党的选票就从2%跃升到了8%，这比尼克松所能承受的损失高了两倍多。与此同时，华莱士还偷偷拉拢了一些独立选民，这些人同样也是尼克松需要去争取的。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华莱士的支持率看起来是最高的。如果尼克松对骚乱者不管不顾，他将会面临溃败的危险。

有12位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坐在长椅上围成了一个半圆，尼克松绕着他们走了一圈。就如何拉拢华莱士的支持者的问题，每个人都谈了几分钟。随后尼克松的撰稿人理查德·惠伦（Richard Whalen）提到，选民中的知识分子想了解候选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而中低阶层的郊区居民更想知道候选人对他们眼中的道德问题有什么感受。然而，如果尼克松要展示自己的感受，他就必须放弃高度的沉着，而主流媒体肯定会立刻对他发起攻击。对于尼克松面临的窘境，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

尼克松感觉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内心充满了挫败感，于是索性恶言谩骂起来。黑人反对他，犹太人反对他，他痛苦地咒骂着整个世界。顾问们也都沉默下来，让他好好发泄一下。大多数人与这位总统候选人并肩作战了很长时间，对一直以来尼克松所承受的压力感同身受，因此对于尼克松的突然爆发并不感到惊奇。布坎南后来在回忆这些会议时，耸了耸肩，然而说道：“你看，当时气氛确实很紧张；他气炸了……不过，那又怎样呢？”然而，格林斯潘后来却称，这次会面是他和尼克松关系的转折点。“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这让我大跌眼镜，”格林斯潘说道，“我已经认识他好几个月了，跟他共事也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那样粗俗下流的话。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很保守但很睿智的律师，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的，并且他还在音乐圈混过。不过，这次我竟然从他口中听到了那些粗俗的话。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的天，他竟然有双重人格。”经历过蒙陶克的那次会议之后，格林斯潘就决定在选举结束后不再参与政治了。他说：“从那天起，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一丁点儿都不想再涉入政坛了。选举过后我被邀请到白宫工作，这让我很烦。我说，不，我宁愿回去做顾问。”

那个周日，尼克松在蒙陶克的表现无疑令人感到心烦意乱。格林斯潘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平等主义，本能地反对一切社会偏见，所以他很难忍受尼克松的凶恶和偏执。不过，由此就认为格林斯潘会作出刻意与尼克松保持距离的原则性决定，显然也是不对的。他和布坎南的合作非常完美、非常愉快，而且他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析也很好地支持了布坎南的理论，即尽力去拉拢白人是有效的方式。在蒙陶克会议之后几周里，格林斯潘不但没有辞去尼克松竞选顾问一职，反而加倍努力助他当选。

1968年8月初，尼克松前往迈阿密海滩参加共和党大会。电视观众对枫丹白露酒店的场景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就在几年前上映的电影《金手指》（Goldf i nger）里面，詹姆斯·邦德就是在枫丹白露酒店里装死的。竞选团队把尼克松安置在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并把最上面四层都包下来了，走廊也用铁丝网围住，上面还贴上了竞选的海报。在布坎南的劝说下，格林斯潘才勉强同意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合住一间客房。格林斯潘手里拿着民意调查的模拟结果，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希望能随时提供及时的帮助。有一天，埃克霍夫专门从纽约飞过来，把IBM1130模拟出来的最新结果送到他的手中。

尼克松在蒙陶克时没有讨论竞选搭档的问题，他在本次大会上宣布了自己的选择。尼克松其实是一位很机械的竞选者，他的一位共和党同僚形容他是“一个行走的电路箱”。他有非常强的不安全感，所以只会提拔那些不如他的人。即使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尼克松这一次选择的的竞选搭档，还是因为其普通的程度而登上了头条。

在竞选搭档宣布之后，一位电视新闻记者在街头采访了路过的行人，对他们说：“我会说出两个单词，你告诉我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单词是Spiro Agnew（斯皮罗·阿格纽）。”

“应该是某种疾病的意思吧！”一位男士说。

“是某一种蛋的名称吧！”第二个人说。

“他是希腊人，开了一家造船公司。”第三个人回答道。

竞选搭档自己应该也很惊讶。阿格纽坦承：“大家确实对斯皮罗·阿格纽不是很熟悉。”《华盛顿邮报》对尼克松选择阿格纽做竞选搭档这样评论道：“自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任命自己的马为执政官以来，这可能是最古怪的一次政治任命。”

格林斯潘也为尼克松的选择感到惋惜。他更喜欢右翼的英雄，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里根。不过，他实在是非常喜欢参与政治，所以难以抽离，而且他意识到必须弱化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大会后的第10天，也就是8月18号，他成为政治新闻的头条人物，但却完全不受新闻记者欢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巴特·罗文（Hobart Rowen）严厉抨击了格林斯潘以前写的关于客观主义思想的文章，断章取义地过分夸大了格林斯潘和美国主流观点的距离。他引用了下面的话：“美国的反垄断法体系的整个结构，是充斥着经济非理性和愚昧的大杂烩……如果没有了金本位制，我们的储蓄就很难避免通货膨胀的侵蚀……很多州所实施的福利计划，其实就是州政府掠夺社会高效率成员的财富的一种方式。”罗文不带评论地把这些话连在一起，并在最后来一句有力的抨击：“尼克松选择这样一个比麦金莱（McKinley）还右的人做重要的经济顾问，很是奇怪。”

就在《华盛顿邮报》刊登该文的几天后，民主党也要举行提名大会了。因为预料到会有干扰，所以芝加哥会议中心已经被2米多高的铁丝网围起来了。会堂入口的柱子之间已经填上了防弹金属板。11 9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始在楼顶和人行道上巡逻。然而，这些预防措施显然还远远不够。连着三天三夜，暴乱者都在辱骂那些警察。“混蛋，LBJ（约翰逊总统名字的缩写，Lyndon Baines Johnson）！”“胜利万岁！”（纳粹所用的招呼语）“猪，猪，法西斯猪！”这些话显然激怒了警察。他们用警棍、喷雾瓦斯对付示威游行者，而且还袭击摄影师和记者。尼克松派驻芝加哥的观察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实时地通报了他所住的旅馆楼下的动向。“骨头都快被打断了！噢，我的天哪，快看！”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在电话里跟尼克松的政治主管说道。

尼克松非常高兴。对于很多工人阶级的民主党来说，骚乱分子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他们拒绝服兵役，在大学校园鬼混，现在又去芝加哥对着保护他们的执法人员撒野。在小型工业城镇，比如密歇根州沃伦市（Warren），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只有4%的居民家庭认为警察太过粗暴，他们认为如此的放纵行为就应该挨棍子；如果这种局面都是由民主党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不想与民主党扯上任何关系。芝加哥事件很快就影响了民意调查结果。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团队提交了一份预测结果，结果显示，大会过后，汉弗莱只能拿到11张选举团票，而尼克松能拿到461张选举团票。就在1年以前，当格林斯潘去律师事务所拜访尼克松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名权威专家认为共和党能够重新夺回白宫位置。现在，格林斯潘发现他投身于其中的竞选团队已经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完的第二天，格林斯潘仔细分析了当下的政治格局。在给DC的另一份备忘录里，他套用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情景，希望能够使尼克松与自己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上。格林斯潘回忆道：“那时候，尼克松的对手约翰·肯尼迪曾经呼吁美国要加速冲向新边疆。”然而，现在国民的心境已经转变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现在更想要回归沉寂、平淡，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肯尼迪建议美国全力向前冲，尼克松就应该建议国家重返正常的轨道。考虑到目前国民的情绪，选择温和、不出名的阿格纽作为竞选搭档，绝对是神来之笔。“领导力和活力很可能是一笔被严重低估的政治资产。”如果说格林斯潘对尼克松在蒙陶克的表现大失所望的话，那么现在他则很高兴地改变了当时的想法。他写道：“尼克松在共和党大会上显得意念坚定、一致，富有领导力，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自去年夏天提交备忘录以后，格林斯潘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彼时，他幻想能够回到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此刻，他则在迎合上司并为其分析民意测验结果。1964年秋天，兰德极力敦促戈德华特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而格林斯潘现在更强调的是，要减弱民主党的攻击，尼克松就应当“不要发出暗示，自己敌视依靠社会救济制度的特殊利益群体”。政治主导着格林斯潘的想法。他的很多备忘录都致力于将尼克松的立场保持在汉弗莱和华莱士之间，并对尼克松如何轻松地处理姿态调整的问题提供策略，“姿态调整的重要性大于实际的内涵”。在9月中旬，格林斯潘已经远远偏离了自己的理念，他甚至多次提醒尼克松，要注意缩减政府支出的计划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显然，他已不再是罗文笔下的理论空想家了。

然而，格林斯潘还有一条教训要汲取。在总统大选日前不久，一位记者援引格林斯潘的话称，尼克松短期内会忍受更高的失业率，以此来缓解通货膨胀。这很明显反映了格林斯潘的观点：民主党将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种愚蠢的想法无疑会点燃通货膨胀，并在其任期内彻底失败。为了忠实于自己担任的新角色，并埋葬他以前的“兰德主义”的身份，他断然否认了这段援引，坚称这段话是断章取义。不过，该言论带来的政治上的损失已然发生了。汉弗莱抓住这个漏洞不放，严厉指责尼克松愿意接受非充分就业。尼克松团队不得不求助于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学术导师伯恩斯。伯恩斯对《华盛顿邮报》解释说：“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不代表尼克松先生的政策立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只接受充分就业政策。”

总统大选日前一天，汉弗莱与尼克松的支持率并驾齐驱。竞争异常激烈，在所有投票点关闭后双方的形势依旧非常焦灼，整个傍晚都没有分出胜负。第二天早上9点钟左右，在曼哈顿华尔道夫大厦酒店（Waldorf Towers）的竞选套房，尼克松身穿睡衣从床上爬起来。他打开电视，发现整个广播网都说他更有希望胜出。尽管全民投票的结果很接近，但是在总统选举团那里他已经获得了绝对的胜利。4年前美国民众还热烈支持约翰逊，现在都开始否定他了。

尼克松在纽约的皮埃尔酒店设立了他的过渡总部，16年前格林斯潘的婚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著名女演员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还有希腊皇室夫妇都曾经在这里举办过婚宴。尼克松住进了一间总统私人套房，里面装有壁炉和很大的法式镜子。套房中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折叠式的果木餐桌。两间装有水晶灯的大宴会厅被改装成了简易的新闻工作室，这给外界透露了一个信号，削减预算在尼克松的议程表中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花销最终由联邦纳税人承担。同时，尼克松的助理此刻都在忙着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新政府中每个竞选顾问都会被安排什么工作呢？

在大选胜出之后的几天，负责竞选的幕僚长派了一位助理专门打探几位主要顾问的想法。一周之后，助理回来汇报。竞选演说撰稿人比尔·萨菲尔（Bill Saf i re）很想成为总统的工作人员。“他非常愿意卖掉自己的企业以便获得这份工作。”助理汇报说。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僚安德森愿意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务来白宫工作。助理的备忘录上写道：“如果能在白宫参与研究工作，安德森会非常乐意。”接着看这张列表：每个竞选顾问积极性都很高。唯有助理笔记上的第一个名字是个例外。该备忘录称：“格林斯潘对政府工作基本不感兴趣，除了一两个职位，而按他自己说的，他对这些职务提出要求，是会显得有些冒昧的。从他的说法看，我觉得他指的那一两个职务应该是财政部长或预算主任。”这位助理的第一个猜测可谓说到点子上了。艾克霍夫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说，格林斯潘私底下很期望当上美国财政部长。

不管格林斯潘对尼克松的担忧是什么，他很乐意为尼克松工作。不过，他不打算单纯为了工作搬到华盛顿；他在纽约生活富足。他从32岁起就已经涉足咨询行业了，现在都已经42岁了。他对竞选活动中那种突击队式的紧张氛围乐此不疲，但是他并不想去政府机构中做一颗螺丝钉——他要做的是大人物。尼克松团队认为格林斯潘不够可靠，不应该担任高级职务。竞选的最后阶段，他很忠诚地完成了政治顾问的工作，但是尼克松团队的核心成员依然没有忽略他早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的事，而且他在充分就业上的出丑也阻碍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很努力地让自己转变为政治动物，但是他转变得有点晚了，尼克松并没有随着他的转变而增强对他的信任。当后来在华盛顿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依然将这条教训牢牢地记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