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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switch主席
THE ZIPSWITCH CHAIRMAN

橘郡（Orange County）是加利福尼亚州迪士尼乐园的所在地，那里有睡美人居住的城堡。1994年年末，这个地方因变成金融衍生品的“梦幻城堡”而声名狼藉。该郡当时的财政官罗伯特·西特伦（Robert Citron）导致纳税人损失了惊人的160亿美元。更令人忧虑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卑劣手法。这位财政官与他的幕僚共同炮制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包含了一系列听起来更像是神秘咒语的产品，例如比率互换（ratio swap）、周期性下限（periodic fl oor）、差价锁定（spread lock）、国债挂钩互换（Treasury-linked swap）、触碰失效看多期权（knockout call option）、“结婚戒指”（wedding ring）等。在12月6日，这些虚无的“咒语”终于化为乌有：在美联储突然决定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之后的一个月，橘郡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财政破产申请。橘郡并非是这种新兴神秘艺术的唯一受害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宝洁和吉布森贺卡这样的公司也沉迷于类似的“魔法”，从而导致数以千万计美元的损失。

在格林斯潘供职美联储的前7年间，金融系统的核心地带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应对重新变得极不稳定的利率和汇率，金融衍生品迅速崛起。然而，这种金融工具最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过去，银行只是在交易相对简单的产品：针对股票、利率或汇率的期货与期权。随后，华尔街聘用了大批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异想天开去设计深奥难懂、只有内行才能明白的金融工具。这群量化分析师把原始的债券切割成古怪的“分层”（strips）：把本息分开偿还，从而创造出像IO和PO的新证券；还有逆向IO和逆向PO，甚至还有让人不知所云的“前向拟IO”。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聚集了大批的科学家，将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之类的思想应用于市场，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也不再将赌注压在市场的走向上，而是压在了市场的变动区间上。衍生品几乎直线上升的增速让所有人印象深刻。1987年年末，私下签订的衍生品协议（主要是利率互换）的名义价值不到1万亿美元。7年后，其名义价值总额已经翻了10多倍，达到11万亿美元。

在橘郡、宝洁和吉布森贺卡公司的灾难性事件爆发后，《财富》的资深记者卡萝尔·卢米思（Carol Loomis）(4)尽她最大的努力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卢米思可算是财经记者界的元老，她曾经报道过第一家“对冲基金”，并将其运作秘密公诸于世。她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为了搞清楚这些金融工具是如何运作的，她缠住信孚银行的老板，并追问后者是如何把金融工具卖给宝洁和吉布森的：“什么是‘结婚戒指’？”曾经担任交易员的老板小查尔斯·桑福德（Charles S. Sanford, Jr.）对此茫然不知。桑福德手下的员工就像魔术师，不断在他的厨房捣鼓神秘魔法，而他自己几乎已经叫不出这些魔法的名字了。桑福德建议卢米思可以去问他手下的衍生品专家。第二天，信孚银行的一位主管通过电话解释道，“结婚戒指”是“一种包含一系列障碍期权（barrier option）的互换产品”。随后，卢米思向自己的读者说道，当突然转向障碍期权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就停机了。利用这种极为不透明的行话，信孚银行首先引入了臭名昭著的“担保债务凭证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quareds），而正是这种衍生工具引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就连桑福德也对自家银行的产品一知半解，这使得格林斯潘产生了疑问。这位美联储主席曾坚信，把风险管理交给私人部门比交给监管者要好。在墨西哥违约事件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破产事件之后，他曾经明确地表达过这个观点：很明显银行家应该为风险失控负责，但是评估借款者的责任依然应该由他们来负担，毕竟他们是拿自己的资金冒险，而且无论他们多容易犯错误，还是比公务人员要好得多。然而，1994年，衍生品市场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该信条是否正确了。金融行业已经变得过分复杂，从而使承担风险的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投资组合了。桑福德的困惑只是皮毛，真正灾难性的无知其实存在于信孚银行的某些客户中。

那些“结婚戒指”互换产品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它们承诺，只要利率在既定的区间中窄幅波动，利润就有保证，而利率波动一旦超过这个区间，损失就将接踵而来。这类合同安排没有明显的风险管理目的，它只是一场纯粹而简单的赌局。另外，客户在这场赌局中几乎注定是要赔钱的，而这恰巧又源于衍生品的复杂性。信孚银行的“魔术师”故意凭空设计出让这些客户看不明白的产品，他们是在鱼肉无知且无辜的受害者。在随后曝光的对话录音中，信孚银行在交易中会经常提到“ROF因子”，这个词正是“rip-off factor（坑人因子）”的缩写。在庆祝有一位客户上钩时，交易员会期待着“这份工作能使他坐享其成、一夜致富”。“这将是一场春梦。”他补充道。另一位信孚银行的雇员对销售复杂衍生品的经历有过反思。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有趣的行当，在里面你要面不改色地引人入局，然后再对他生吞活剥。”

值得赞扬的是，美联储对信孚银行作出了严肃处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督查员倾向于采用私下谴责这种惯常的手法，因为公开指责会使得银行的诚信受损，从而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不稳定。然而，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人则倾向于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并愿意承担公开谴责信孚银行所带来的风险。这场争论导致美联储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分支机构之间出现了分歧，华盛顿方面抱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过于软弱。最后，这件事情不得不由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委员会拍板决定。一般来讲，格林斯潘并不喜欢打击私人部门，而且他私下和桑福德有些交情。然而，他并不打算背离强硬路线，特别是当委员约翰·拉韦尔坚持要对信孚银行进行公开谴责时。拉韦尔不但是格林斯潘的高尔夫球友，还是分管监管的委员。美联储对信孚银行采取了适当的强制措施，要求其聘请外部顾问调查过去的不当行为。民众对美联储的举措印象深刻。“无论你对它怎样口诛笔伐，信孚银行已经同意改正自己的行为，”一位分析师如此评论道，并还补充说，“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就是一帮坏小子。”

然而，对银行采取强硬措施是一回事，应对新兴金融工具带来的更大挑战则又是另一回事。滥用新产品的并不仅仅只有信孚银行一家；橘郡所有交易的对手方都是美林公司，这说明所有流行的互换业务也许都充满着麻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委员塞伦说过：“衍生品现在是有11个字母的下流词汇。”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Byron Dorgan）承诺，自己将推动立法以限制银行用自有账户交易衍生品，这其实与2008年危机后通过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的思想不谋而合。采取监管行动的台阶已经搭好，就看美联储是否将继续走下去。

在橘郡破产的次日，当市场对衍生品的恐慌达到顶峰时，格林斯潘现身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来自橘郡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恩·维登（Ron Wyden）表达了美国民众的疑虑。他质疑政府“并没有充分履行职责，对衍生品市场以及某些特别奇怪的工具进行有效监管”。

格林斯潘受邀就新金融阐述自己的应对措施。然而，格林斯潘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详细地说明无为而治的方针。他态度坚定地解释说：“衍生品是一场零和游戏。”它们并不像杠杆那样会放大风险，而只是对风险进行重新分配。当然，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有一些参与者会血本无归。然而，在健康的市场体系中，风险承担者本来就应该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格林斯潘公开说道：“我认为这其中并没有东西值得我密切关注。”同时，根据衍生品的风险转移性质，财务风险可以被转给最有承受能力的那群投资者身上。格林斯潘声称：“我必须说这非常有益。”

格林斯潘对衍生品的描述只对了一半。理论上，如果能够对衍生品进行妥善的管理，新产品确实会起到他所归纳的正面作用：将风险转移到最能稳健地把控它们的机构。然而，衍生品的好处伴随着两个明显的缺点。奇特合约的复杂性使它成了坑蒙顾客的绝佳工具：人们可以从2008年市场崩盘前次级债券的泛滥中获得这个教训，然而其实在十几年前信孚银行的丑闻中人们就该学到它。同样，衍生品的复杂性也可能使大量风险累积在金融企业内部，而某管理人员对此却一无所知。虽然从2008年美国国际集团因衍生品失控而遭受重创的事件中，人们可以总结出这点，但其实它同样在更早的1994年就可以明了。桑福德对自家“结婚戒指”互换产品的一知半解成了未来的一个伏笔。

格林斯潘忽视了金融领域潜在危险的蛛丝马迹。相比于这些监管问题，他更加关心的是货币政策。当涉及联邦基金利率时，他会为了25个基点而向整个委员会据理力争；当涉及监管问题时，他就会选择随大流。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格林斯潘对自己专长的自知之明。正确的货币政策有赖于对经济的准确预测，而这正是他的特长。正确的监管政策则有赖于对先例和规则的深刻理解，而他非常厌烦这些法律方面的东西。不过，对衍生品随处可见的威胁，格林斯潘选择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并非这一点。他在用货币政策对抗资产泡沫这一点上总是缩手缩脚的，这是因为该工作实在太艰巨了。基于同样的道理，他明白，正确的金融监管实质上是不可能的。沃尔克已经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他不但主导了银行对拉美地区的灾难性贷款，而且还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紧急援助中创造了“大而不倒”的首个案例。面对衍生品的混乱局面，格林斯潘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这位美联储主席早已在政治上炉火纯青了，他知道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最初时避免监管上的纠缠：把这些问题交给美联储的次要同僚，让市场继续凭借自律对抗风险，把金融不稳定性排除在自己的关注范围之外。因此，格林斯潘在部署可以用以防御金融过热的工具方面，总是缩手缩脚的。他没有用货币政策去打压资产泡沫，也没有用监管政策去抑制疯狂的冒险行为。

1987年，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透露了在信孚银行的纠纷中他将采取的应对方式。他说道：“历史显示，我们对一些金融方面的特定理念过于乐观了，我们做得有点过火了。”不过，随后他又表示，他相信这些错误会自我修复：金融家会“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会检讨自己的行为，因此监管改革将是多余的。作为一个例子，他引用了1982年墨西哥违约事件。一开始，华尔街无所顾忌地借钱给墨西哥，而随后，他们都吸取了教训。他对众多参议员说道：“在未来，国际间的借贷行为将会变得更加谨慎，我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新政策。”

然而，这只是一种希望而非预测。这种希望源于格林斯潘对监管救济没有任何好感。不过，如果这种希望落空，又该怎么办呢？如果金融家们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而且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那是不是意味着自我修复机制的存在问题值得怀疑呢？

1994年年底，格林斯潘在斯坦霍普酒店订了一间房。这家位于第十五大道的高级酒店就在中央公园对面，当时已经成了他在曼哈顿以外的另一个家。他想在圣诞节过后与安德烈娅待在一起：他们将在佩里戈尔共享晚餐，就如10年前的第一次约会那样。自从那时起，他们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多变化：除了格林斯潘的母亲外，安德烈娅与格林斯潘的亲近程度已超过了过往的所有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仍保留着次要的分歧。安德烈娅依旧在游说格林斯潘去领养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而格林斯潘则继续否决了她的提议。安德烈娅喜欢莫谦特和伊沃里（Merchant-Ivory，著名电影双人组合）出品的文艺片，而格林斯潘则喜欢让人肾上腺素高涨的兜风。安德烈娅认为应该精心烹饪食物；格林斯潘对此则表示无所谓，甚至是土豆泥也可以。不过，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在许多重要事情上一直保持着默契，例如音乐、政治和大型体育比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们都明确认为，工作应放在首位，所以双方都愿意给对方投身于工作之中的空间。在匆忙的生活当中，宁静的时刻就显得弥足珍贵。因此，他们都乐意远离首都这个玻璃鱼缸，漫步在他们邂逅的城市。

在逃往纽约之前，格林斯潘正与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Labor federation）时任主席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共度平安夜。柯克兰曾供职于里根时代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而格林斯潘当时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工会领袖与经济自由主义者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也反映了华盛顿老一代的双边主义。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会见了更多的民主党人。和之前的圣诞节一样，他在安德烈娅的陪同下来到亨特和伍德拉夫的家。在几周前，富有影响力的共和党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警告共和党人不要与民主党媒体人走得太近：“你们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不会想成为你们的朋友。一些女记者会来到你跟前，一边向你抛媚眼，一边邀请你共进午餐……不要被这些迷惑。”看着安德烈娅的教女花一上午时间拆她的新年礼物，格林斯潘明显对林博的裁决不以为然。他与之保持浪漫的人正是一位强硬的民主党记者，而在这帮女记者中，她的眼神最为迷人。

当天下午，格林斯潘选择了打网球，但世俗的杂事即将干扰节日中的心情。紧随橘郡的破产，墨西哥处在了违约的边沿。显然，与格林斯潘在任命听证会上所说的相反，金融家们明显忘记了之前的教训，即不要鲁莽地借钱给墨西哥。

除了更加严重外，本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1982年那次危机的翻版。上一次，沃尔克营救墨西哥只用了35亿美元，而这一次墨西哥将有280亿美元债务在次年到期。另外，相比于1982年，贷款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1982年时，发给墨西哥的贷款主要来源于银行：沃尔克还可以将银行的负责人招集在一起，并让他们不要一次把大量的钱撤出墨西哥。此时，贷款者已经变成债券的持有人。他们的人数庞大且非常分散，因此很难聚拢在一起。

刚打完网球，他就与墨西哥时任财政部长杰米·塞拉（Jaime Serra）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会面。塞拉解释说，情况非常紧急。

这个国家需要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援助，否则将无法向它的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息。然而，对于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而言，救助墨西哥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如果美国拯救墨西哥，那么援助对市场规则的侵蚀将延伸到国际层面。正如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所揭示的“大而不倒”现象一样，墨西哥将同样体现“大而不倒”的潜规则，或地缘上的重要性。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已经发生的先例表明，华尔街将在新兴市场大把撒钱，并期待由纳税者为他们的损失买单，沃尔克对愚蠢地把钱借出去的美国银行家进行了惩罚：推迟支付给他们的报酬，并强令他们自食其果。不过，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将纳税人的钱交给墨西哥后，后者则会直接把这笔钱塞到冒进的外国债券持有者的口袋中。他在任命听证会上的论断，即金融家将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得不因此调转方向。错误远非不可能再次重复，每一个错误其实将使下一个错误变得更加可能，因为避免错误的初衷已经变得淡薄了。

尽管反对救援的呼声强烈，格林斯潘仍决定帮助墨西哥。他对援助的绥靖路线，其实在救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方案和应对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措施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而现在它第三次被确认了。他不想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金融崩塌；他已经做好准备，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拆掉危机的“引信”。墨西哥最近才被视作支持市场改革的典型，如果这样的新兴国家发生违约，就会在任何其他地方引发感染，从而使市场模式的声誉受损，并给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留下口实。这产生了一个悖论，而格林斯潘在年轻时还曾毫不留情地嘲讽过，即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支持将不得不依靠政府通过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手段来加固。

当时的白宫经济顾问罗伯特·鲁宾正准备接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他针对墨西哥的事情召集了一系列大型会议。格林斯潘立刻被拉入到了这些辩论当中：就和曾经的兰德小圈子一样，这些辩论是睿智的、有创造力的，以及学院味十足的。不过它很快又变得务实了。萨默斯尤其善于提出各种很明智的计划：他一度支持美国政府为投向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提供担保，通过收取适当的保费就能避免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华尔街。

格林斯潘为此一直耽搁到了12月27日的早晨。随后，他前往纽约与安德烈娅相聚。斯坦霍普酒店在召唤。

这对情侣刚刚在斯坦霍普酒店登记入住后不久，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想逃出鲁宾的“魔爪”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墨西哥的汇率继续下跌，他希望格林斯潘对此能够给出回复。

“浪漫到此为止了！”安德烈娅叹了口气。她自己到城里闲逛，留下格林斯潘在酒店房间里。

格林斯潘在斯坦霍普酒店窝了两天以后，便返回了华盛顿，并于12月30日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电话会议。鲁宾的团队将救援墨西哥，而这需要美联储的支持。如果格林斯潘打算默许鲁宾的计划，他则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

然而，毫无疑问，格林斯潘很难遇到什么好脸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被要求赞同该救助计划，而他们却对该计划的细节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格林斯潘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推销针对墨西哥的行动方案。他解释说，这将成为“最终贷款人”的教科书式案例，即墨西哥暂时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但不是发生了无法挽回的破产。如果美联储可以帮助这个国家从类似非理性的银行挤兑中存活下来，那么危机很快就将过去。除此之外，美联储的援助将是有条件的。如果墨西哥想从美联储借钱，它必须承诺推进改革。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基本被说服了。格林斯潘接着又回到了鲁宾所组织的大型会议中。他宣称，美联储愿意援助墨西哥，但墨西哥人也应该采取措施自救：为了说服投资者把资金留在墨西哥，它应该提高利率。然而，大约一周后，格林斯潘又贡献了另外一种理论。该理论原本是由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提出的。这位从海湾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常胜将军坚持认为，在冲突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应该调动压倒性的优势力量以确保决定性的胜利。按照这条规则，格林斯潘向克林顿团队指出，先计算出为了稳定墨西哥的局势应该花多少钱，然后提供比这个金额更多的钱。救助策略很类似于宗教，人们在转变信仰时，往往会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狂热。

1995年1月10日，鲁宾与格林斯潘和萨默斯会面，就救助计划作出了最终决定。“格林斯潘–鲍威尔原则”在该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墨西哥的“大而不倒”，所以救助也应该是大到能压制所有怀疑。当鲁宾在当日晚些时候向总统递交计划书时，他发现克林顿出人意料地很乐意签下自己的名字。“在各种道德事务之后，”克林顿在提到针对他的一系列丑闻调查后，说道，“我依然决定签署这个计划。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即使我们会因此而输掉选举。”

在政治上推动该救助计划的确困难重重。尽管对于对外援助通常持保守的抗拒态度，但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金里奇还是打算支持白宫的决定。不过，金里奇警告克林顿阵营，普通的共和党员将会把救助视为针对全球的福利计划。由于众议院里面有一帮听从林博指挥的、气焰嚣张的新议员，因此由纳税人买单的救助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概率几乎为零。

金里奇认为，只有一条途径能让众议院通过救助计划。白宫需要说服林博站在自己一边。然而，要达成这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格林斯潘给林博打电话。

“我不认识林博。”格林斯潘反驳道。

“他会听你的话。”金里奇预测。

林博在WABC电台的播音室坐落于纽约市宾夕法尼亚车站的上方。他是在播音室中接到格林斯潘的电话。当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打电话给兰德：美联储的首脑去游说在野社团的“高级祭祀”。林博表面上很认真地听着格林斯潘说话，但他内心中对格林斯潘充满了嘲讽和不满。虽然不知道林博是否打算改变主意，但他的以礼相待还是让格林斯潘感到既惊又喜。

到了第二天，即1月12日，白宫的工作人员把新闻简报室的灯光调得很暗。两个人走上了讲台，逆着昏暗的光线，人们只能看清这两个人的轮廓。记者们被告知现场禁止拍照；将会有人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墨西哥救助计划的细节，但是他们将会保持匿名。然而，不知怎么的，这个精心设计的安排却失败了。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脸孔还是上了电视，站在他旁边的正是格林斯潘。

次日，格林斯潘站在一大群参议员和众议员面前，第三次扮演起了墨西哥救助计划的推销员，争取该救助计划能早日成为法案。“以沉默寡言著称的美联储官员们说，他们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纽约时报》如此报道说。这位美联储主席从一位货币政策专家摇身一变为政府救助计划的推销员，而在美联储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性上妥协，也将恢复他良心上的不安。然而，格林斯潘的行为总是充满了讽刺意味。他正在反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政党，但他所做的也只是美联储主席经常会干的事情。他只是在遵循伯恩斯做过的事，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之后，后者对金融稳定关切备至。他只是在追随沃尔克的脚步，后者促成了对墨西哥上一次债务危机的救助方案，并拯救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格林斯潘的行动预示了，本·伯南克在应对2008年的危机时会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美国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所以在1907年的危机后，美联储才得以成立。在格林斯潘的掌控下，美联储又一次扮演了这个角色。

尽管格林斯潘竭尽全力，但是美国国会并不买他的账，救助计划没有获得通过。林博并不打算减缓自己对这项大型政府救助计划的声讨力度，美国国会也无意迅速使其成为法案。相反，议员在讨论救助计划时总是会牵连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墨西哥应该限制对外移民、卡斯特罗不太友好等。在政客们磨洋工的时候，比索继续暴跌。投资者的恐慌开始扩散，遥远的泰国岌岌可危。

1995年1月20日，金里奇告知克林顿阵营，至少还要等两周国会才会有所行动。与此同时，墨西哥人通过私人渠道警告美国财政部，违约的时刻即将到来。鲁宾和萨默斯赶到白宫幕僚长的办公室商讨对策。晚上11点，结束了募资活动后，克林顿连燕尾服都没脱就投入到了讨论中。他不断地将渴望的目光投到散放在办公室中的达美乐比萨盒上。

鲁宾趁机向克林顿建议，应该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就算国会不给钱，总统也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协助，克林顿可以获得替代的资金来源。美联储国际部门的主管泰德·杜鲁门曾想动用美联储的力量来强化一个非常晦涩的工具，即外汇维稳基金（ESF），该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平复美元汇率的波动。美联储可以通过购买外汇维稳基金所持有的德国马克和日元，释放更多的美元，从而拯救墨西哥。在世界经济风平浪静之后，外汇维稳基金可以再从美联储手中买回德国马克和日元。在格林斯潘的帮助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肯定会支持这个想法。那样即使没有美国国会的支持，外汇维稳基金也足够用来实施救助计划了。

第二天，克林顿宣布，墨西哥将从外汇维稳基金那里得到2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为了让救助金额符合“格林斯潘–鲍威尔原则”的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诺将救助墨西哥的资金额度提高到100亿美元。随后，国际清算银行也承诺参与救助，然而，这种承诺只是听上去让人印象深刻，实际上毫无意义。作为回报，墨西哥应该推进改革：为了控制公共债务规模，墨西哥政府应该削减财政预算；墨西哥中央银行也将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并被允许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市场对克林顿的声明作出了积极回应，墨西哥的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反弹10%。这种颇为惊险的混乱局面，在持续了6周后，终于得到了控制。

在此次救助墨西哥的行动中，格林斯潘成了关键人物；在通往大师之路上，这件事构成了另一个台阶。自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鲁宾和他的同僚一直要求克林顿总统不要公开向美联储叫板，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只会引火烧身。然而，自墨西哥事件以后，克林顿派对格林斯潘的尊敬已不仅只是停留在表面了，而是真心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盟友。这位美联储主席受到媒体和国会中共和党新权贵的尊敬，而他也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进克林顿的计划。现在甚至白宫的政治顾问也承认，格林斯潘的站脚助威对他们大有益处。在华盛顿被政党撕裂成两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位可以游走于两党之间的大师，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格林斯潘的干预是否对全球金融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传统人士害怕这将导致道德风险的增加。这位美联储主席应该为“向一个无法妥善管理金融的国家提供长期金融援助”而负责，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梅尔泽（Thomas Melzer）在2月初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发出了抱怨声。美联储的专家团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则表示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只要格林斯潘努力地得到一个沃尔克式的解决方案，让私人债权人承担损失，就能限制道德风险。最有针对性的批评来自对历史的回溯，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本应该充分利用一个事实，即发行墨西哥债券遵循的是墨西哥的法律。理论上，墨西哥可以通过新法律来改变债券协议的条文，通过不履行其义务来防止资本外流：这样做，受到损害的将只是那些本该遭殃的投资者，而美国纳税人就不会牵连其中。然而，对于奉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墨西哥政府而言，这个核武器按钮一般的选项就像罩在自己头上的诅咒。为了吸引外资，它早就发誓不再随意修改法律了。也许，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法去终结这场危机，尽管这可能在以后带来更多危机，对此人们应该持理解的态度。

墨西哥的风波过后，格林斯潘不得不独自反思一下自己不断膨胀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邀请他去国会山提供意见，而且所涉及的议题也越来越广泛。在救助墨西哥过后，格林斯潘被邀请去评论“不局限在墨西哥，但多少与之类似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他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开玩笑说：“现在美联储已成为调解人。”无论讨论什么议题，格林斯潘都被认为是一位知者，美国国会希望他能够知无不言。

格林斯潘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抱怨说：“这就好像出现了一种叫zipswitch的新游戏，然后让我过去当裁判。我会说，‘什么？我连规则都不知道，连参赛者都不知道，就叫我去当裁判，这样可以吗？’然后他们说，‘当然，为什么不行呢？’”大家听到这些话后都客套地笑了笑。

“即使还在询问你，就有报道称你已经同意了！”林赛有些恶作剧地反击道。这很明显是在取笑格林斯潘。对于这位大师的崛起而言，国会可能是需求侧，而格林斯潘本人则是供给侧。

因为林赛的话，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但格林斯潘脸色却凝重起来。因为新风险正笼罩在美联储的头上，凡事都会物极必反。以前美联储会因为无法控制通货膨胀而受人攻击，也会因为在抑制通货膨胀时导致失业率上升而被人非议，但美联储从来不会因为别的事情被人批评。现在，人们对美联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人们试图让我们去做一些我认为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格林斯潘焦虑地说，他预测，“这将会成为我们即将面对的问题。”

格林斯潘没有说这种风险将如何显现，但这种情况其实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潜伏在几周以来关于衍生品和救助计划的辩论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已经在金融体系中不断积累；格林斯潘的大师地位将会带来一种麻烦，那就是让人们以为任何危险都能得到控制。没有人比这位大师更担心这种脆弱性。“市场真的相信，没有人比我们更真正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了，”格林斯潘在3月向他的同僚夸耀道，“真正的危险是事情过于顺利。当事情过于顺利时，人们的行为会变得很可怕。”为了强调“大师泡沫”蕴含着极大危险，格林斯潘警告道：“美联储在过去大约一年中累积起了一定的声望，我一直对此非常担心，害怕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最大敌人。”

在2008年崩盘后的几年，世界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新的兴趣：成功会孕育自信；自信又会引发自满；自满最终导致了人们的疯狂行为。人们普遍认为，明斯基这位被埋没的预言家最早认识到了这种循环。明斯基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曾经警告说，市场在平静时期会产生额外的风险偏好，因此金融永远不可能稳定。然而，格林斯潘早在明斯基受到追捧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位统治全球金融的大师。他是认识到“大师崇拜”会加速泡沫膨胀的怀疑论者。

1995年8月，安德烈娅在越南执行电视台交给她的任务。格林斯潘试图联系她，因为他的母亲刚刚去世，终年92岁，这也意味着他再没有机会去西68街的公寓看望母亲了。罗斯去世时十分安详。尽管人无永生，只求安息，但这对于格林斯潘而言仍然是一件难以释怀的憾事。安德烈娅缩短了她的行程，尽早回到美国，前往纽约参加罗斯的葬礼。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格林斯潘早上起来仍会不自觉地拿起电话，想打给他母亲。格林斯潘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母亲的逝去的确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格林斯潘曾经提到过一件事。美国前总统福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席过在纽约举行的某公司董事会会议，当时他说道：“这就是格林斯潘啊，我们老说他在自己母亲去世之前没法结婚。”这让现场所有人都很尴尬，然而没想到这竟然一语成谶。在格林斯潘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里，罗斯无可分割的爱是他前进的全部动力。然而，这份缺口现在将由安德烈娅补上：每天早上，当格林斯潘在泡热水澡的时候，安德烈娅会去跑步，到了晚上他们则在一起看电视和听音乐。如同罗斯在早年做的那样，安德烈娅为格林斯潘做他喜欢的简单美食。“我的厨艺水平直线下降，”她笑着说，“因为他不是一个‘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