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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状态”
“THE BEST ECONOMY I'VE EVER SEEN”

新娘穿着一件乳白色的短款奥斯卡·德拉伦塔礼服，搭配了一顶药盒帽，手中捧着一束乳白色、香槟色和粉红色玫瑰组成的花束。新娘的父亲看上去精神抖擞。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担任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新娘7岁的教女担任花童，这个小女孩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能明显感到她既紧张又兴奋。与此同时，新娘的未婚夫则很有挑衅性地保持着平常的模样。他没有选择礼服，反而穿了一件海军蓝的、细条纹商务套装。这件衣服一直很不显眼地被挂在他的衣橱中；他不断地向聚集在花园里的朋友报以顽皮的笑容。该花园附属于风景如画的客栈，而该客栈则坐落在弗吉尼亚的乡村，距华盛顿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在婚礼庆典接近结束、金斯伯格法官正要宣布他们喜结连理的时候，雨水开始向人群倾泻而下，使这个人造的英国式景观更添了几分真实感。就在客人们都被淋湿后，新郎弯腰，给了新娘一个长长的吻。他换了一口气，又继续深吻起来。

“他就是个动物，他就是个动物。”花童的父亲艾尔·亨特低声说道。

“情欲过剩。”科林·鲍威尔将军附和道，他是海湾战争的主导者，同时也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一直到1997年4月6日，即他们举办婚礼的那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都希望将这件事局限在私人朋友圈中。安德烈娅甚至亲自前往《纽约时报》发表结婚声明，而没有选择华盛顿本地的媒体。然而，由于受邀的宾客都是公众人物，所以基本不可能将消息控制在私人朋友圈中。亨利·基辛格会带着他的保安一起出席；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约翰·华纳会出席；《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在华盛顿社交圈极有声望的凯瑟琳·格雷厄姆也会到场。不可避免地，花边新闻的作者也会到场捕获素材，尤其是《华盛顿邮报》非常著名的社会肖像画家洛葛仙妮·罗伯茨（Roxanne Roberts）。

“这些吻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浪漫的格林斯潘出现了呢？”罗伯茨问道。

格林斯潘放声大笑并挑着眉毛说道：“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这对新婚夫妇为媒体的摄影师们摆了几个姿势，摄影师恳求他们再吻一次。

“待会再继续吧！”安德烈娅俏皮地说。

客人们从潮湿的花园移步到餐厅。小华盛顿酒店（Inn at Little Washington）的饭菜历来都享有盛名，婚礼的侍者们为客人们呈上了精挑细选的七道菜：甜椒汤、腌制鹌鹑蛋配芦笋、炭烤三文鱼、欧芹烤羊排，它们被固定地摆放在了摩卡和碎太妃糖装饰的四层婚礼蛋糕。“这是一场四星级的晚宴和一个四星级的吻。”电视新闻记者蒂姆·拉瑟特（Tim Russert）说道。当宴席结束后，客人们乘坐大巴车返回了华盛顿。第二天晚上，在世界银行时任行长沃尔芬森位于华盛顿的家中还将举办另一个庆祝派对，这些人会继续参加。

后来，格林斯潘笑着说，娶到安德烈娅是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在犹太人中，没有任何求婚者可以设法娶到两位没有亲戚关系的米切尔。然而，格林斯潘不仅做到了，而且还赢得了更多的东西：在40年后，他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涯，上交了自己的自治权。他显然并不排斥婚姻：他曾经有过两次婚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27岁到71岁这段时间内保持着单身的状态。他宁愿选择保持一系列的暧昧关系，这样的关系将不会影响他证明自己绝非是边缘人物的雄心。在44年的单身生涯中，他约会过新闻节目主持人、参议员以及选美大赛冠军。然而现在，他在举世瞩目中将自己交给了一个人。“我一定会让她一辈子快乐。”他向参加婚礼的宾客自豪地宣布。如果这句话是从其他新郎口中说出的，那么可能显得很平淡。然而，在这位身穿海军蓝商务套装、出奇诚实的人口中，这就是他能发出的最深情的表白了。

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实在忙得挤不出时间度蜜月了。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了新婚之夜。两天后，他们前往白宫参加国宴，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活动。当天，安德烈娅穿了另一套奥斯卡·德拉伦塔的黑色蕾丝长礼服；这一切都很方便，因为德拉伦塔是格林斯潘的一位朋友，而安德烈娅也不介意格林斯潘是在和沃尔特斯约会的时候结识他的。在此次国宴中，这对夫妇与克林顿被安排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安德烈娅发现自己身边坐着著名影星丹·艾克罗伊德（Dan Aykroyd），后者曾因主演《布鲁斯兄弟》（The Blues Brothers）和主持《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而出名。同桌的还有玛丽路易丝·奥兹（Marylouise Oates），她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和克林顿家族关系密切。当天晚上的某个时刻，艾克罗伊德和奥兹忽然唱起了歌。他们热情地唱着披头士乐队的老歌，仿佛两个人又回到了青葱岁月，那时罗伯特·肯尼迪还没有被刺杀，而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敌人。安德烈娅不禁觉得，国宴厅中悬挂的林肯画像与这首20世纪60年代的民谣极不协调。格林斯潘对于这种不和谐自然更加尴尬了。克林顿政府的根基在于反主流文化，而格林斯潘曾经作为尼克松的助手与之战斗过。现在克林顿这些人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格林斯潘却坐在他们当中，并且他自己对经济的管理措施又使这些人能在白宫多待4年。

除了将话题转到披头士乐队外，奥兹还带来了一些建议。她和她身为政治顾问的丈夫鲍勃·施鲁姆（Bob Shrum）认为，蜜月旅行不应该就这么轻易地被略过。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还是应该一起出去转转。施鲁姆推荐他们去威尼斯。

格林斯潘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6月他在瑞士有一场关于货币政策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可以挤出时间去威尼斯。安德烈娅会陪他一起前往瑞士，忍受德国时任总理科尔主持的冗长乏味的午宴会，同时还要尽量避免遇见记者，防止记者通过她猜测美联储主席的行程安排。当这对夫妇离开瑞士时，安德烈娅还在抱怨，这简直是历史上最不浪漫的蜜月。然而，当他们抵达威尼斯的齐普里亚尼酒店（Cipriani）时，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一起在室外的咖啡厅用餐，一起购物，一起去教堂，一起游览犹太人的老居民区。

最后，格林斯潘问：“这座城市产生附加值的是什么？”

“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他的妻子笑着回应道。

“然而，这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使它保持到了现在。”

安德烈娅停下脚步，看着他。“你应该看看这里多么美丽。”她温柔地责备道。

格林斯潘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经济繁荣的反映。1997年的夏天，当美联储主席第一次断定生产率大幅提升时，经济状况甚至比1996年的秋天还要好。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同时通货膨胀正逐渐向珍妮特·耶伦提议的2%缓慢移动。格林斯潘现在对自己的生产率学说非常自信，并开始公开宣扬。在7月时，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说：“极有可能出现一种百年一遇的现象，它会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生产率推高至一个全新的轨道。”当天傍晚，标普500指数迅速上升了2%以上。格林斯潘或许仍然对股市泡沫的风险有所担心，但他对于技术的乐观态度不断使这种担心变得越来越淡漠了。

回顾这段日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戴维·维塞尔注意到，格林斯潘立场变化的过程被报纸的漫画家记录了下来。多年来，漫画家一直将格林斯潘刻画成了一个严厉的、以屠杀为乐趣的人物。“当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将它扼杀在萌芽期！”一个长相酷似格林斯潘的园丁一边大吼，一边疯狂地踩着刚冒出的萌芽。在他的婚礼刚刚过后，一位漫画家画了一幅美联储主席的漫画，后者穿着睡衣喊道：“亲爱的，你介不介意检查一下床底下是否有通货膨胀的苗头？”然而，由于格林斯潘令人愉快的生产率学说振奋了市场，漫画中的调侃语言也经历一次变革。有一幅两格漫画，其是一张显示指数正在上升的图表，上面标有“美国经济”的字样，其标题是“卓越的成就”。漫画的第二格画的是，格林斯潘宣布他持乐观态度，其标题是“确实卓越”。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曾质疑股市是否过热，但自当日至1997年8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了整整27%。“非理性繁荣”这个术语成了记者们的至爱，它每天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中会平均出现两次。然而，这个术语出现的次数越频繁，市场上涨得似乎就越快。如果格林斯潘放缓增长的意图已退变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化基因，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种非理性繁荣了。

“如果不是在物价中，而只是在资产价格中出现了膨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罕在1997年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问道。

格林斯潘提醒她，他已经在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中，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8个月后，他并没有为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美联储的政策工具箱里只有一种已经被证明的有效工具：强有力地改变短期利率。

“我们有一种工具，以及相互矛盾的几个目标。”格林斯潘为自己辩护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接着他又说道，“日本人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即其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而股票和房地产则出现了具有破坏性的泡沫。

“事后之明告诉我们，应该尽早戳破泡沫，然而，事前之明又如何使我们知道已经出现泡沫了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格林斯潘回应道。只有一个工具却有两个目标，面对这个问题，美联储试图构造出第二个工具：通过利率来管理通货膨胀，同时利用舆论引导资产价格。不过，至少在格林斯潘看来，这个策略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股市轻而易举地就推翻了其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演讲。

“这个策略曾经成功过。”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反驳道。

“只是暂时成功过。”格林斯潘回应道。

在各式各样的利好消息中，一团乌云正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强大的美国经济，相对强大的美元，正在其他市场引起骚动。第一个恶果出现在泰国。当时，泰铢的汇率与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保持着固定关系。因此，当泰铢跟着美元一起升值后，泰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减弱了，这导致其贸易赤字惊人地上升。为了支付进出口逆差，泰国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然而，这种方法很难持久。很快，投机者就发现泰铢的固定汇率制迟早会瓦解，于是他们大量出售泰铢，从而引发了预言的自我实现。1997年7月1日，固定汇率制崩溃，泰铢急剧贬值，这使得泰国的经济总量缩水了1/6，约有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泰国中央银行流入到投机者的手中。

泰国爆发危机之后，恐慌迅速蔓延到周边国家。8月，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被迫贬值11%，马来西亚也受到了市场的攻袭。相比较于两年半之前的墨西哥危机，东亚这次金融危机对格林斯潘来说，仅仅是一点小火星，根本不值一提。墨西哥不仅是美国的邻邦、伙伴，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东南亚和美国则相隔半个地球。此外，上次对墨西哥的援助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指责，这次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不想将美国纳税者的钱投向亚洲。当年9月，格林斯潘前往中国香港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与会者就此次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要求出台一部禁令，以遏制“非必要的、非生产性的、非道德的”货币交易。格林斯潘耐着性子和亚洲的金融官员们开了几次会议，可能由于有安德烈娅陪着他，所以他表现得很低调。他们的朋友詹姆斯·沃尔芬森一直不断告诉别人，这是一对新婚夫妇，而伊莱恩则会陪着安德烈娅选购珍珠首饰。当安德烈娅带着她的战利品回来时，格林斯潘总会问道：“你都买了些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亚洲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就波及中国香港，10月27日，在经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后，华尔街给出了同情的回应，它遭受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然而，在格林斯潘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亚洲需要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向其施以援手。如果华尔街出现了昏厥，那么可能使这件事产生一点点的转机。一次强烈的市场修正可以打破美联储面对的僵局，即有两个目标却只有一种政策工具的问题：既然格林斯潘没能说服市场，那么亚洲金融危机至少可以让它冷静一下。在华尔街股市下跌之后的两天，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通过强调实体经济不太可能受到波及，他谨慎地对抛售表示欢迎。由于在美国的进出口中，东南亚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所以它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可能使格林斯潘软化自己的态度，那就是韩国。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比其他几个国家都要大，是印度尼西亚的2倍、泰国的3倍，而且它的国际债务规模非常庞大，如果韩国违约，那么就足以使美国的银行破产。然而，韩国看起来经济没那么容易崩溃。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的债权人因与泰国部分破产公司存在牵连而承受了损失，从而使韩国逐渐被卷入到这场危机中。不过，韩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近240亿美元。如果韩国的金融企业因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而出现美元短缺，韩国中央银行可以向它们出借所需的外汇。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出手救助。

11月20日，美联储国际事务部主管泰德·杜鲁门前往韩国考察。他怀疑事情有些不对：韩国原财政部长刚刚被免职，只是因为他表示韩国需要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然而，当杜鲁门与韩国中央银行行长李景植（Lee Kyung Shik）会面时，所有的问题都暴露无遗。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几乎都被挪作他用了。它们已经被用来支撑这个国家的银行了，因为这些银行需要用这些外汇储备来应付不断从韩国撤离的其他国家的资金。

当杜鲁门意识到韩国目前的绝望处境时，他想知道为什么当时韩国新任的财政部长会承接这个资产组合。

“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这些账目。”李景植回答。

几天后，即11月25日，李景植与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会面，并一起共进早餐。杜鲁门之前已经提醒过格林斯潘，韩国的实际外汇储备远远低于其公开宣布的数值，所以格林斯潘向李景植寻求确认。然而，这位韩国中央银行行长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切都很正常。韩国完全可以掌控住局面。

格林斯潘对此推断，李景植既不完全了解真实情况，又不愿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他想从格林斯潘这里获得帮助，他就不该如此工于心计。

第二天早上，美联储负责研究韩国的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希格曼（Charles Siegman）受邀和韩国中央银行代表团的一位官员会面。这次，韩方传递的信息再次发生了变化。韩方向希格曼表示，韩国违约可能是迟早的事，因此急切地需要美联储的帮助。他希望美联储能利用中央银行互换货币信贷额度的方式。美联储将向韩国中央银行提供美元，而韩国中央银行则向美联储提供等值的己国货币。

为了弄清楚韩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情况，希格曼质问韩方，为什么违约会如此迫近。显然韩国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其外汇储备来应对这次危机。

这位官员回答，外汇储备已经消耗殆尽。多数外汇储备都被用于支撑韩国境内的银行系统。

当希格曼将这个信息转述给格林斯潘时，格林斯潘把互换货币信贷额度的建议排除在了可选择的范围之外。如果韩国真的濒临危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牵头处理这件事情。在美联储的不同历史时期，它的领导者都设想过国际协议的责任问题。不过，格林斯潘更倾向成本最低的观点。如果国际事件影响了美国，美联储就会采取措施，比如墨西哥，就适用这一点。然而，总体而言，格林斯潘更希望避免国际事务，而且毫不在乎他是全球化时代的美联储主席。

无论格林斯潘如何看韩国，他都得对得起自己在克林顿政府中的盟友。听完希格曼的汇报后，格林斯潘拨通了劳伦斯·萨默斯的电话，将此事交由后者处理。随后他又匆忙向美国财政部的罗伯特·鲁宾简要地说明了此事。

美国财政部的国际团队被召集在了一起，随后，鲁宾开始进入其典型的倾听模式。他提出问题，然后在一册黄色标准便笺簿上做笔记，努力使自己的思路一直清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一方面，如果韩国违约，势必将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金融危机的恐慌可能会蔓延，进而将其他新兴经济体吞没。另一方面，对韩国的救助也没那么简单。韩国的债务规模十分庞大，一旦它的外汇储备被认为是虚构的，那么它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国际公信力将荡然无存。韩国当时正处于大选前夕，这也对救助构成了障碍。救援措施必须以韩国政府的改革为前提。只要韩国政府的结构仍然存在疑问，他就很难给出有意义的承诺。

第二天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鲁宾开始了另一轮的头脑风暴和电话会议，他需要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拉入自己的圈子。因为正处于假期的原因，克林顿的智囊团们只能分别在各自的家中待命。有那么一刻，美国时任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不得不一手接电话，另一手给火鸡刷油。这些顾问提出的建议越多，鲁宾越明白，他们都支持救助方案：韩国在战略上太重要了，因此不能放弃。美国的军队驻扎在韩国的领土上，如果危机继续加深，将影响美国的军事安全。

随着商议的进行，格林斯潘接受了救助的解决方案。如果他在白宫中的朋友想这么做，他当然不会反对。不过，当他在公开场合谈论起这次危机时，他的声明很难说是在增强大众对这次救助的信心。12月2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向新兴经济体中奄奄一息的众多银行哀叹道：政府干预导致政治盟友之间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他很担心，在很多国家，整个银行系统都处在“崩塌的严重风险中”。显然，他并不顾忌这种言论对已经忐忑不安的投资者所施加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格林斯潘补充道，如果一个国家不进行改革的话，多少钱都不能使它脱离危机。这暗示，投机者们不应该过多受到所公布的救助计划的影响。

12月3日，韩国收到的恰恰是格林斯潘曾极力反对的救助类型。在鲁宾和美国财政部的紧密配合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向韩国提供550亿美元的官方贷款。这笔贷款将被用于安抚争先恐后地从韩国撤资的各家银行。然而，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的几天，格林斯潘不留情面的警告却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2月8日起，韩国货币再次开始贬值。

12月16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表达了远离亚洲动荡的奇怪观点。“旁观事态的发展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凝视着同僚，说道，“我们的金融机构在亚洲还没有借出过太大数额的贷款，而且即使这些贷款的90%都无法偿还，也不是什么大事。”除此之外，格林斯潘崇尚市场机制、支持自由放任机制，他并不相信进一步救助的尝试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金大笔流入亚洲，我认为，人们将发现，那些国家实施的依然是之前的政策，”他预测道，并再次重复了1975年他在纽约破产危机中的观点，“它们将按照自己意愿行事，而正是这种行事方式导致它们陷入了麻烦。”

第二天，韩国的新总统诞生了。市场再次下滑：韩国当选总统金大中要求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条件进行重新谈判。鲁宾拜访了美国国会，就韩国的严重形势向立法者做了简单的概述。格林斯潘一同参加了会谈，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美联储主席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发表过什么样的怀疑性言论，他都是美国财政部团队的忠诚成员。

当天晚上，鲁宾在杰佛逊酒店（Jefferson Hotel）召集了他的顾问。这座酒店是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的住所，位于白宫北部的几个街区，是一处外形优雅的建筑。

“某些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法的。”他严肃地说。如果美国对韩国实施第二次救助，还不能对市场产生影响，这将损害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公信力。另一方面，韩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作用都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任其陨落。如果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能帮助其脱离困境，鲁宾将会尽力援助的。

为了得到事情的解决方案，鲁宾的顾问启用了一种自沃尔克时代以来就从未使用过的方法。对墨西哥和韩国的第一次救助，克林顿政府依靠的是紧急援助加上危机发生国的政策改革。现在，解决韩国问题的第二剂药方，必须再加上第三个措施：向私人债权人施压，以此来阻止他们继续撤离资金。和当年墨西哥危机不同的是，韩国的外债主要由银行贷款组成，而不是分散在众多投资者手中的债券。政府可以将银行家叫到一起，让他们持续贷款。这次银行并不是被救助的对象，而是施加援助的一方。

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障碍。格林斯潘对强硬的施压策略有所犹豫。他可以理解，相比于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援助韩国，或让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盟友因违约而陷入混乱，依靠银行来实施救助将是更好的办法。不过，对于用恫吓的方式要求银行将资金继续留在韩国，格林斯潘表示了疑虑。这正如他曾怀疑科里根在1987年危机之后的做法一样，后者曾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继续贷款给经纪商。毕竟，其纽约演讲的主旨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私人借贷者的决定。

格林斯潘向鲁宾表示，他不会主动呼吁银行家们这么做。如果鲁宾一定要向他们施压，那么他只能自己去给这些人打电话。

鲁宾接受了这个主要强迫者的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召集了几家银行的主管并威胁道，如果有银行不配合此次救助计划的话，他就会让这些银行公信力扫地。不过，他并不会独自去做这件事。不管美联储主席有什么顾虑，美联储都不得不帮忙围堵这些银行家。即使从个人角度来说，格林斯潘并不想卷入到这件事中，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一周之后的平安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麦克唐纳在自己的会议室召集了纽约州6家主要银行的首脑。

麦克唐纳向这些银行的首脑宣布：“国际机构和美国政府授权我告诉你们，游戏已经结束。”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注入韩国，以此来补偿某些轻率的债权人。“如果你们继续用现金偿还你们的银行信贷额度，那么流入韩国的国际资金很快就会停止，”麦克唐纳咆哮着说，“我在平安夜把你们叫到这里，绝不是为了跟你们说圣诞快乐。”

这些银行首脑要求互相商量一下，于是麦克唐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不得不使人们联想起某个历史时刻。90年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是把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锁在了他的图书馆，要求他们出资阻止1907年的市场恐慌。这次，恰恰正是JP摩根的CEO随后找到了麦克唐纳，传达了银行家们的共同决定。

“我们决定发表声明。”JP摩根的CEO说道。对于韩国方面即将到期的债务，这些银行将会放宽还款期限，而不是要求韩方迅速偿还。不过，他接着又说道，这个声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公之于众。各家银行的对外沟通部门都放假回家过圣诞节了。

“威廉，毕竟今天是平安夜。”他解释道。

“我的新闻发布官还在上班，他会很乐意发布这份声明的。”麦克唐纳说道。随后，或许他想起了美联储主席对此事的敏感态度，他又加了一句话：“当然，不会使用美联储的便笺纸。”

很快，一份以银行家们集体署名的声明就被拟好了。“我们坚定地相信，一个市场化的私营部门融资计划将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声明中如此写道，其遣词造句很可能是经过了仔细斟酌，以便减缓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的顾忌。然而，事实上，这个“私营”部门融资计划就是政府运作的结果。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几乎同时向韩国方面提供了官方贷款，这就意味着纳税人将继续为银行家们的愚蠢买单。

格林斯潘并没有对麦克唐纳粗暴对待各大银行的做法表达良心上的不安，他仍旧是一位具有团队精神的人。相反，当一家主要银行的首脑要求格林斯潘就官方的强制行为进行解释时，格林斯潘反驳道，这是债权人出于自身的强烈兴趣而帮助韩国免于彻底垮台。不过，华盛顿的其他经济自由主义者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这次救助。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抱怨道：“如果我们今天将紫色颜料涂在美国纳税人的钱上，并将这些钱送给这些国家，那么明天华尔街的特权人士就会带着被染成紫色的钱包四处转悠。”

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这次救助攻击得越猛烈，格林斯潘越被视为这笔交易的支持者。为了使自己免受美国国会右翼的舆论攻击，鲁宾开始将公众的视线引向参与了这项计划的格林斯潘：如果一位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帮忙起草了这个计划，这就肯定不能被描述为银行家们的一项福利。按照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格林斯潘成了一项政策的缔造者，而其实他最初对这项政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将对他的名声造成永久的影响。

到1998年春季，韩国的状况开始好转。无论格林斯潘是否乐意，美联储逐渐开始被视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韩国的金融逐渐稳定下来，然而华尔街依然在议论此事。到1998年3月的最后一周，标普500指数和1997年年初相比，上升了50%，而自格林斯潘著名的“软着陆”后，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了140%。火热的股市使得资本变得廉价而充裕，从而掀起了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狂潮。并购浪潮推动银行类股票在几年内翻了3倍。

1998年3月26日，格林斯潘面对面地领教了华尔街极度亢奋的情绪。当天上午11点，健壮结实的65岁布鲁克林本地居民、曾经白手起家创建了旅行者保险集团的桑福德·威尔（Sanford Weill），在美国第二大银行花旗银行的董事长约翰·里德的陪伴下来到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为了躲避公众的视线，这两位金融大佬分别搭乘了不同的飞机和车辆从纽约前往华盛顿。他们偷偷地从美联储艾克尔斯大楼（Eccles Building）的后门溜进了格林斯潘的办公室。不过，一见到格林斯潘，威尔和里德就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他们准备创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

他们计划将花旗公司和旅行者保险集团进行合并，这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它不仅将创造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司联姻，还将挑战合法性的边界。自1987年以来，美联储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第一个缺口逐渐扩张成了巨大的漏洞：有一条禁令彻底变成了无用之物，一家控股公司开始同时开展证券承销和银行信贷两种业务。然而，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公司的联合仍然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证券承销和信贷以及保险业务。法案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因此这两人能加紧推进两家公司的联合。不过，除非美国国会可以通过一项改革追溯式地允许他们的并购，否则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分开。

长期以来，威尔和格林斯潘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77年，威尔曾聘用格林斯潘担任自己的顾问，而格林斯潘则会在每周一的例会上阐述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他对商业价格的感觉让人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威尔的儿子曾经在格林斯潘的公司工作过，两个人都和前总统福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福特曾经在威尔的多家公司担任董事一职。现在，坐在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里，威尔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老朋友。他想确定自己可以得到美联储主席的支持。

格林斯潘谨慎地回应了威尔的方案。恰恰因为他们过去的友谊，所以他需要谨慎对待这件事。每当他与威尔讨论监管问题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地让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也出席会议。

“好，我们会考虑的，”格林斯潘说，“你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一次非常严格的检查。”不过，显然他没有拒绝，这让威尔和里德受到了鼓励。

格林斯潘毫无表情的脸隐藏了自己相互冲突的反应。一方面，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的合并象征着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达到了高潮。30年前，格林斯潘曾在尼克松政府的金融现代化委员会任职，当时他就是这种趋势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威尔是在冒险，他的肆无忌惮有点令人不安。他的自信无疑有点冒昧，因为美国国会可能并不会通过他所需要的法案，从而拒绝其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的结合；毕竟，在过去的10年里，曾经有10次推翻“全能银行绊脚石”的尝试，但都失败了。与此同时，这笔并购将在已经过热的市场上火上浇油。当威尔的交易被公开时，银行的股票价格必将飙升，华尔街无疑将打破一切纪录。

威尔拜访格林斯潘后的第五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召开了会议。即使不知道“旅行者–花旗合并案”，委员会的成员们也可以预料到，美国经济将达到这样的阶段：繁荣将陷入自我谐拟。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4.6%的水平，为近25年以来的最低值；具备热门技术的工作者不断从一个雇主处跳槽到另一个雇主处，以寻求更高的工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报道说，在德州仪器总部对面的高速公路旁立着一块广告牌，其上自问自答道：“为什么工程师要过马路呢？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格林斯潘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唯一知道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正在进行合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就此吐露一个字。相反，他对同僚作出了让步：“目前的经济状况绝对是不寻常的。”尤其是股市，它被公司的盈利预期所支配，而这种预期“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与此同时，有风险的公司所负担的借款利息，几乎与无风险政府债券的利率相差无几。银行职员的行为仿佛表明，风险已经以某种方法被消除了。“这个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太低了，”格林斯潘注意到，“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当它显露出来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就会完全不同。”

即便这听起来很像是提高利率的一个强有力理由，但格林斯潘仍向同僚们保证，他并没有这种打算。可以肯定的是，提高利率的时刻越来越近了，“除非经济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适当地自我纠正”。然而，就当时而言，格林斯潘继续说道，通货膨胀仍然保持平稳，继续等待将不会造成伤害。“我并不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合适的，”他说道，“如果我们这么做，我认为，我们会对整个体系造成过大的冲击。”或许他已经忘记了，在之前的讲座上，他曾强调过，占得先机的重要性。对只有自己知道的“旅行者–花旗合并案”，他也无动于衷。这些都表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拖延症患者。

“恰当地看，正是我们早在1994年所采取的行动，才使得1996年没有陷入经济萧条的泥潭，”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杰里·乔丹（Jerry Jordan）提醒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如何防止2000年可能会发生的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个评论很有先见之明。

接下来的周一，即4月6日，威尔和里德跳着华尔兹进入了曼哈顿中城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舞厅。威尔的领带与花旗公司的蓝色标志非常搭调。里德的领带则是代表了旅行者保险集团的红色。互相穿着对方公司服装的两个人坐在一个硕大的标志物前，该标志上印有“花旗集团”的名字。弯曲的大写字母向前倾斜，仿佛在指向未来。

闪光灯疯狂地亮着。喧闹的新闻记者们则不停地向这一对咧嘴微笑的人打招呼。

“我们已经在合作了，对吗？”旅行者保险集团冉冉升起的新星杰米·戴蒙（Jamie Dimon）对旁边座位的人悄悄地说道，“就像迈克尔·乔丹联手迈克尔·杰克逊。”

很快，威尔就启动了这一并购案。全能银行将提供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金融服务。日本和欧洲已经允许了这种银行的存在，美国也该出现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者了。然而，这种称霸的雄心并没那么容易实现。“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大通银行在世界仅排第十七；花旗公司在美国排名第二，在世界上名列第二十七。这显然是不行的。”威尔继续说道。此外，美联储是支持这份计划中所体现的混业原则的，而且称赞了被美国国会再度搁置的放松管制改革提案。“或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会推动立法方面的变革。”威尔郑重地说。当天晚上，狂热的投资者已经将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股价分别抬高了20%和25%。截至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收盘时首次站上了9 000点大关。

投资者不是唯一反应如此快的群体。就在威尔和里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成群结队的游说者开始突袭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受雇的专家被派去为复活已搁置的改革提案而工作。当天晚上，该提案就重新回到了美国众议院的日程上，并将再次被重新讨论。《纽约时报》通常都以冷静的风格而著称，这次则在其商业版的首页用巨大的插图描绘了威尔和里德这两位商业帝王一起坐在花旗银行总部标志性的斜屋顶上的场景。《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向读者们保证，这两个怪物的联姻没什么可怕的。“事实上，花旗集团并没有威胁到任何人，因为它并不准备统治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任何其他的金融领域，”《纽约时报》确信地写道，“公司的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崩溃确实可能会拖累其商业银行业务，不过这只可能在美联储的监管者都睡着的情况下发生。”

4月13日，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华尔街惊讶地发现，激动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美国第一银行（Banc One）和芝加哥第一银行（First Chicago）这两家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商业银行公布了合并计划，合并后其业务规模将攀升到美国商业银行中的第五名。同一天内，另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企业联姻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上演。北卡罗来纳州国民银行（NationsBank）的高管和加利福尼亚州美洲银行（BankAmerica）的高管宣布了一笔规模更大的交易：新成立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将会像星巴克一样，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拥有近5 000家分支机构。尽管这些交易都无法盖过“旅行者–花旗合并案”的光芒，但它们证实了，威尔大胆的声明并不只是侥幸猜对了实际情况。20世纪70年代，金融分支行业的每家公司都在担心来自其他分支行业的竞争，这使得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格林斯潘所提倡的放松混业限制的举措。然而，美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家们当时正竭尽全力地应对另一方面的威胁：全球竞争。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混业经营被广泛认可。一个兆级商业银行的新时代正在初露峥嵘。

5天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威尔的发布会后又上涨了1.5%。《经济学人》的封面描绘了如下的场景：曼哈顿下城区的灰色天际线正受到一个巨大气泡的威胁，而这个气泡正飘向自由女神像手中火炬的尖端。《经济学人》断言，过度投机的证据到处都是；由低通货膨胀率、减少的联邦赤字和技术进步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成长，并不足以为处于极高位置的股市辩护。它还宣布道：“美联储需要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越快地提高利率，就越能在第一时间阻止泡沫的形成。”

5月5日，格林斯潘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拜访了白宫：克林顿总统想知道格林斯潘如何看待《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

格林斯潘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了。不过，他明白，克林顿总统希望有人能从乐观的方面对此进行反驳；官员们为此组织了一场会议，因为总统需要应对自己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的解毒剂。因此，格林斯潘着重强调了积极因素，尤其是实体经济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物流信息化可以使公司知道自己的工厂需要订购多少零部件，以及有多少零部件被运送到了批发商店。过去的生产瓶颈已不复存在，而这种瓶颈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推手。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失业率已经难以置信地降低到了4.3%，同时，物价水平依然稳定。

“50年来，我每天都在研究美国经济，而美国经济的当下表现绝对比我见过的任何时期都要出色。”格林斯潘向克林顿总统保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