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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如果没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写成。我从2007年起就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得益于委员会领导的耐心，特别是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和研究主任詹姆斯·林赛（James M.Lindsay），让我能够全身心投入5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记录格林斯潘的生活，并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这项相当于延续了14年的事业。我的家人说4本书所花费的时间一本比一本更长，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能够释放我的完美主义本能则是一种荣幸，它让我自己沉浸在这种除了写出最好的书之外没有其他想法的工作中。每当我遇到能够产生新内容的档案，或者能够充实缺失片段的采访对象时，我都有幸有时间和资源去寻找他们。

在我的研究团队中，乔恩·希尔（Jon Hill）因其坚韧的毅力脱颖而出。当我在2011年聘请乔恩时，我已经读过他美妙的论著了，并且可以看出他很聪明。他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大学期间，他同时攻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且编辑了本科杂志《蓝白》（The Blue White）。不过，我没有预料到他作为调查员的韧性。乔恩从1940年开始挖掘人口普查记录，以确定格林斯潘母亲的收入。他编写了下载和搜索尼克松图书馆无法管理的磁带记录所需的代码，然后通过辨别总统及其追随者的声音，发现格林斯潘卷入了尼克松政府对美联储的阴谋。联合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和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他再现了1975年格林斯潘与亨利·基辛格之间关于伊朗石油问题的史诗般的战斗。为了搞清楚21世纪初期美联储在多大程度上试图遏制抵押贷款泛滥这一关键问题，乔恩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了请求，这帮助我重新解读了真实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大多数报道中都没有被讲述过。乔恩肩负这个任务超过4年，他是一位出色的合作者。

我也很幸运地得到马修·克莱因（Matthew C. Klein）和杰里米·科恩（Jeremy Cohen）的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了两年。现在为《金融时报》Alphaville部门撰稿的马修，花了一年的时间和我一起阅读了1987—2006年的12 000页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报告，我很怀疑有没有其他研究者能完成这项金融“钢铁侠”的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杰里米拼接出了1980年共和党大会上格林斯潘所扮演的奇怪角色。杰里米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格林斯潘与供应理论支持者斗争，并揭示了，在保罗·沃尔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针对救助问题的立场是如何演变的。在黛娜·沃克（Dinah Walker）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期间，一旦牵涉到统计问题，我总是向她寻求帮助：黛娜提供了非常专业的电子表格，它们展示了数十年的利率、通货膨胀指标以及资产价格等数据。我在写作的时候，总是会通过Alt-Tab键来切换到她提供的表格界面。一群出色的实习生，包括萨哈纳·库马尔·米迦勒（Sahana Kumar Michael Ng）、塞巴斯蒂安·贝克曼（Sebastian Beckmann）、香农·普里尔（Shannon Prier），亚历克斯·劳埃德·乔治（Alex Lloyd George）、劳伦·沃（LaurenWaugh）和阿莎·班纳吉（Asha Banerjee），提供了额外的反馈和非常精准的事实核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图书馆团队也容忍了我们对于晦涩的书籍、期刊文章和微缩胶卷新闻片段的无尽要求。劳拉·普尔（Laura Puls）带头努力将照片尽可能好地采集在一起。当我的计算机不能工作，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得多时，戴维·德拉芙蓉（David De La fl eur）、加布里埃尔·拉芬特（Gabriel Lafuente）、西蒙·李（Simon Lee）和他们的IT同事都很耐心。

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写这本书也让我可以借鉴其成员的经验。在写作快要结束时，我从三个读者群体的反馈中受益：委员会成员、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一个专家研究小组；委员会的格林伯格地理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利维（Michael Levi）在纽约做了同样的事情；委员会会议小组的斯泰西·拉福莱特（Stacey La Follette）和凯特·迪诺塔（Kate Dinota）召集了一群年轻成员提供了额外的反馈。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刘易斯·亚历山大、特丽萨·巴格（Theresa Barger）、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史蒂芬·弗里德海姆（Stephen Freidheim），凯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皮特·奥斯诺斯（Peter Osnos）、迈克·普雷尔、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吉姆·舍恩霍尔茨、布拉德·泽尔（Brad Setser）、戴维·维塞尔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阅读了部分文稿内容，并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激励着我重新审阅我的分析和讲述，这里无法一一提及。

我还要感谢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为我安排了一个研究小组，他是该小组的主席。彼得森的几位朋友，包括约瑟夫·加农（Joseph Gagnon）、戴维·斯托克顿（David Stockton）、泰德·杜鲁门和斯蒂芬·威斯曼（Steve Weisman）都阅读了各章，并对我提出了大量的评议。最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还秘密地任命了两名匿名审稿人，他们将稿件的优势和不足敏锐地写了出来。我已尽力在定稿中反映出这种集体智慧。即使耐力将要耗尽，终点线即将出现，我始终对读者的评论保持开放态度，这也是书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三次受益于这个出版的梦之队：我的代理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和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尽管我延期了，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支持我。斯科特在我写稿时会阅读这些章节，并且通常会回以鼓舞士气的电子邮件。他是那种在不需要干预时就会拒绝进行干预的编辑。不过，至少有一次，斯科特驳回了一章文稿，并命令我重写。他同样也是那种在需要干预时果断干预的编辑。在英国，布鲁姆斯伯里的迈克尔·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再次向我施以援手。我真是太幸运了。迈克尔总是假装知道的比他实际知道的东西少，是他提醒了我注意事件的明晰和节奏的问题，特别是我在前言中所列出资料来源的性质。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费利克斯、玛雅、米洛、莫尔斯以及我的爱妻赞妮。正如我的前同事戴维·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曾在他的致谢中写道的那样，家人不是一切，他们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