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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来这个印刷所时,在印刷部工作,我觉得缺少身体的运动,我在美洲是常常运动的,那里是印刷部和排字房混合在一块的。我只饮清水,而别的工人,近于50人,都是狂饮着啤酒。有时我上下楼梯两手各拿一块大型铅字,而别的工人却是两手搬一块。从这事和一些别的事情上他们看了很奇怪,说那个“喝水的美洲人”(他们这样称呼我)比他们喝健身的啤酒的人更有力气。在那里有一个酒店里的孩子,他常来这个屋子里,把酒供给工人们。印刷所中我的一个同伴,每天在早饭之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饭吃面包和乳酪时又喝一品脱,在早饭和午饭之间再喝一品脱,午饭一品脱,下午6时一品脱,等到他白天工作完毕时又喝一品脱。我想这是一个极令人讨厌的习惯,但是他却以为这是必需的,喝啤酒工作起来才有力气。我极力向他说明,啤酒供给人的身体的力量不过是大麦的一粒麦或面粉溶解到水中的一小份,啤酒就是这么造成的,在一个价值1便士的面包里的面粉产生的体力比啤酒可多得多呢,所以如果他吃一块面包和喝一品脱水,它能够给他比一品脱的啤酒还要多得力量。但是他还是喝酒,每到星期六晚上他要从他的工资里为那种混浊的液体付出4或5个先令,而这种浪费我避免了。这些贫苦的可怜人老是因喝啤酒使他们自己入不敷出。
过了几个星期,瓦茨叫我进排字房,我就离开了这些印刷工人。排字房的排字工人要我出5先令请他们喝酒,我想这是一种敲竹杠,并且我在印刷部已付过了,老板也这样想,所以不让我付这笔费。我有两三个星期未交,因此,我成了一个像是被教会逐出来的人。他们给我做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我如果出去一会儿,就把我的铅字搅乱,变换我的页码,破坏的事情不一而足。这种种事情,他们却都归于教堂中的魔鬼作祟。他们说这个鬼专给那种没有正式进入教堂的人作祟。因此尽管有老板保护,我觉得应该允诺付出这笔钱,我确信和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处于一种恶劣的关系是愚笨的。
我现在和他们很友善,没有多时就得着很大的影响。我把他们的印刷工会的规章合理地修改了几处,并驳倒一切反对者而获得通过。因我的以身作则,大部分的工人都放弃了啤酒、面包、乳酪等早餐。他们和我都由隔壁一家代做一大碗的稀饭,撒上胡椒,拌上碎面包,再涂上点牛油,合起来不过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就1便士半。而且这样的早餐既吃着舒服,又很便宜,更可使他们头脑清晰。那些仍旧整天滥饮啤酒的,因为不能付款,酒店里赊不到酒了,就常常出利息,向我借款来饮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已“暗淡无光了”(也就是把酒戒掉了)。我在星期六晚上就查看付款表,把他们答应还我的钱合计起来,有时每星期要近于30先令呢。这件事使我在这里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又是个善于辞令的讽刺家,因而他们很尊敬我。我天天上工(我从不过圣礼拜节),老板知道了,又因为我排字敏捷,要紧的工作都叫我做,这些事情一般报酬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日子过得很舒服。
我住在小不列颠街是太远了,就在公爵街另外找一个寄宿处,正对着罗马教堂。那是在一个意大利货栈后面的三层楼上。一个寡妇守着屋子,她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仆,还有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但住在外边。他差人询问我以前的房主,打听我的人品之后,答应我以同样的租金来住,每星期3先令6便士。她说租金是比较低的,因为她希望有一个男子住在这屋子里保护她。她是个年纪已经很大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小就是新教徒,但是嫁了丈夫,就改信天主教了,她非常敬重丈夫的遗念。她年轻时,时常和著名的人物来往,并且知道许多他们的遗闻逸事,这些事一直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时期。她得了风湿,两足已跛,所以,很少跑出房间,有时需要人陪伴。她们很喜欢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叫我,我一定陪她消磨一个晚上。我们的晚饭每人只有半条鳕鱼,很小的一片面包和一点牛油,外加半品脱的麦酒,不过席间的娱乐都是在和她谈话。我总是早睡早起,很少搅扰她的家庭,所以她不愿意我离开。因而当我说到我听说有一处离印刷所近的寓所每星期租金只要2先令,这对一心要省钱的我,计算起来大有差异,她就叮嘱我不要想它,因为她以后每星期可以从我的租金里减掉2先令,这样我和她一起住着,直到我离开伦敦,而租金只有1先令6便士。
她屋子的阁楼上住着一位70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的日子,关于她,我的房东给我这些叙述,说她是个天主教徒,年轻时曾漂洋过海,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求做一个修女,但是因为她不服那地方的水土,就又回到英国来。这里是没有修道院的,但她立誓要过着修女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就尽可能地过隐居的生活。因此她把她的家产用于施舍,只保留每年12英镑的生活费,在这个数目之内,她仍旧拿出来许多用于施舍,自己只以稀粥过活,而且除了煮稀粥以外,不举火。她住在那个阁楼上有好多年了,楼下连续而来的天主教寓客允许她住着不出租费,他们认为有她在那里,可以邀福于上帝。每天有一个教士来拜访她,为她忏悔。我的房东说:“我曾问她,像她这样生活,为什么还要天天忏悔呢?”她说:“哎哟,总是不能避免胡思乱想啊!”有一次,我得到允许前去看她,她很愉快且有礼,快乐地同我谈话。她屋子里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条地毯,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籍的桌子,一张她叫我坐着的凳子和一张挂在壁炉上方的画像,画中女圣徒维隆尼尔在展示她的手绢,手绢上印有耶稣七窍流血的情景,这件事她严肃地讲解给我听。她的脸很苍白,但是从不生病。我即以此例证明:收入不管多微薄,生命和健康也是可以维持的。
在瓦茨的印刷所里我和一个叫威盖特的聪明青年结为朋友,他的亲戚很有钱,所受的教育比大部分的工人来得好。他拉丁文很过得去,会讲法语,喜欢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河里去游泳,只两次,他们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游泳高手了。他们把几位从乡村来的绅士们介绍给我,这几位先生是由水道经过这里到切尔西去专门参观学校和唐·索尔特罗的古董的。我们回来时,应同伴的请求(他们的好奇心让威盖特很激动),我脱掉衣服,跳入水中,自切尔西的近处游到布莱克弗里亚,一路上表演了许多活泼的游泳花样:或在水上,或入水下,他们大为惊异和兴奋,认为这些游泳花样真是新奇。
我自小就喜欢这种运动,曾经学习过色诺芬的动作和姿势,同时又加上我自己的几种方式,目的是求游得既要姿势优美而自如,又要合于实用。趁此时机我把全部的游泳方式表演给他们看,赢得了他们的赞美。威盖特是想成为一个能手的,因我们学习的东西相似,他就慢慢地和我日益亲近了。后来他向我建议一起旅行欧洲,随地做印刷工挣点钱维持生活,我当时很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当我告诉了我的好友德纳姆先生(我一有空就和他在一起消遣的),他阻止我这么办,劝我想着回宾夕法尼亚,他现在正预备回去开业呢。
我必得记录关于德纳姆这位好人的一件逸事。他起先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不少人的债,和平了结之后,他就到了美洲。在那里,他专心致志地经商,很短的几年中就赚得了许多钱。他和我同船到英国,到了之后就请他以前的债权人来赴宴,在席上致谢他们不苛求债款的好意。当时他们除了受他的款待以外,别无企图,但是在每一个人进第二道菜时,发现在他们的盘子下面有一张银行支票,上边除了以前尚未偿还的债款,还有利息。
德纳姆现在告诉我他预备回到费城去,并且要运许多的货物,预备在那里开店。他建议让我做他的店员,管理他的账簿(记账他可以教我),抄写他的信和照料他的店。他还说,等到我熟悉商业事务之后,就提拔我,派我带着一船面粉和面包到西印度去,并且允许让我从其他方面得到有利的佣金,并且如果我经营得法,更可给我很大的酬劳。这些话使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已逐渐对伦敦感到厌倦,以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我在宾夕法尼亚所过的快乐时光,并且愿意再看见那个地方,于是我立即同意每年50镑宾夕法尼亚钱的工资。虽然比我现在做排字工人所得的确实是少了一点,却给了我更好的希望。
我现在离开了印刷所,正如我所想的,这是永久地离开了。我每天从事我的新事务,和德纳姆先生周旋于商人之中,购办各种货物,看他们包装、运输,唤工人速来捆载发送信件等,等到全部上了船,我还有几天空闲。在那空闲的几天中,忽有一日,有一位大人物叫我去,这位大人物我仅知道他的名字叫威廉·温德姆爵士而已,于是我就去见他。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我从切尔西游到布莱克弗里亚和在几个钟头内教会威盖特和另一个青年游泳的消息,他有两个儿子,预备出外旅行,他希望让他们先学会游泳,如果我肯去教,他可以给我很多的报酬。但他的两个儿子暂且都不在这城中,而我还能留在这里多久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从这件事情,我就想如果我留在伦敦,开一所游泳学校,也许可以赚到许多钱。这个想法很有力地鼓动着我,假如这个提议早点告诉我的话,可能我就不会那么早回到美洲去。过了几年之后,我和这位爵士的一个儿子(这时候已经是埃格雷蒙地区的伯爵了),还打过某些更重要的交道,这件事我将到适当的时候再谈。
我就这样在伦敦大约住了18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我工作得很辛苦,除了看戏和读书,很少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我的朋友劳尔夫把我弄穷了,他借去我大约27英镑的钱,这笔钱我绝不能收回了,然而在我微薄的收入之中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呀!我爱他,不管怎样,因为他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品质。我虽然没有赚下很多钱,但是认识了几位聪明智慧的朋友,他们的谈话是大大有益于我的,并且还曾读了许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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