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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爱因斯坦的上帝
在圣芭芭拉海滨，1933年
爱因斯坦和妻子在柏林出席一次晚宴时，曾经听到一位客人表达自己对占星术的信仰。爱因斯坦嘲笑这纯粹是迷信。又有一位客人插话，以类似的方式贬损宗教。他坚称，对上帝的信仰同样是一种迷信。
这时，主人称爱因斯坦也有宗教信仰，试图使这位客人的心情平复下来。
“那不可能！”这位客人将信将疑，并问爱因斯坦是否真有宗教信仰。
“的确，你可以这样说，”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尝试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探寻自然的奥秘，你将会发现，在所有可以认识的规律和联系背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无形的、莫名的东西。对这种超越了可理解事物的力量的敬畏就是我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是有宗教信仰的。”[1062]
爱因斯坦小时候曾经历过一个狂热的宗教阶段，但后来摆脱了出来。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不再对此话题发表过多看法。但是到了50岁时，他又开始在各种文章、采访和书信中更加明确地评价他的犹太血统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尽管这是一个非人格的、泛神论的上帝概念。
当然，人到了50岁时，可能天然就趋向对永恒进行反思，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别的原因。犹太同胞受到的压迫使爱因斯坦感到了与他们的血脉联系，这重新唤起了他的某些宗教情感。不过，他的信仰似乎主要源于他的敬畏感以及通过科学工作而发现的某种超验秩序。
无论是拥护美妙的引力场方程还是拒斥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他都表现出了对宇宙秩序的深刻信念。这是他的科学观和宗教观的基础。他在1929年写到，“一个科学工作者最高程度的满足”就是认识到“上帝本身只能以现有方式安排各种联系，就像他无法把4创造成素数一样”。[1063]
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爱因斯坦来说，对某种超越性事物的信仰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心中同时唤起了信心和谦卑，并为一种令人愉悦的单纯质朴所裹挟。鉴于他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品质无异于上天的眷顾。加之他的幽默和自知之明，他得以避免世界上大多数名人都会沾染的虚伪和自负。
敬畏和谦卑的宗教情感还赋予了他社会正义感。这使他厌恶高贵的身份和阶级区分，远离穷奢极欲，愿意为难民和受压迫者尽自己的力量。
在50岁生日之后不久，爱因斯坦接受了一次不平凡的采访，其间透露了他更多的宗教思想。采访者名叫格奥尔格·西尔维斯特·菲尔埃克，是一位自命不凡但会讨人欢心的诗人和宣传家。他生在德国，小时候搬到了美国，后来写一些庸俗华丽的艳情诗，采访一些名人，不断表达他对祖国怀有的复杂的爱；
菲尔埃克设法对弗洛伊德、希特勒、德皇等人进行了采访，并出版了一本名为《伟人一瞥》（Glimpses of the Greaf）的书。后来他又成功地在爱因斯坦柏林的寓所对他进行了采访。爱尔莎准备了树莓汁和水果沙拉。接着菲尔埃克和爱因斯坦来到僻静的书房。不知为什么，爱因斯坦总以为菲尔埃克是犹太人。事实上，菲尔埃克自豪地与德皇攀上了亲，后来成为纳粹的同情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宣传德国而在美国坐了牢。[1064]
菲尔埃克一上来就问爱因斯坦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也许两者都是，”爱因斯坦回答说，“民族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幼稚病，一种痼疾。”
犹太人应当试图同化吗？“我们犹太人一直过于渴望牺牲我们的特质来顺从别人了。”
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基督教影响？“我小时候受过《圣经》和《塔木德》的教育。我是犹太人，但耶稣这一光辉形象很让我着迷。”
您认为耶稣确有其人吗？“毫无疑问！任何人读福音书都会感受到耶稣的真实存在。他的人格跃动在字里行间。神话中找不到这种生活。”
您信仰上帝吗？“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我们有限的心灵来说，这里涉及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面藏有用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这个孩子知道一定有人写过这些书，但不知道是如何写成的，也不懂得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他隐约怀疑有一种神秘的秩序掌控着这些书，但不知道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即使最有思想的人对待上帝也无非是这种态度。我们看到宇宙秩序井然，遵从着某些定律，但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理解这些定律。”
这是一种犹太人的上帝概念吗？“我是一个决定论者，并不相信自由意志。犹太人相信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可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犹太人。”
这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吗？“我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很着迷，但我更欣赏他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因为作为哲学家，他第一次将心与物看成一体，而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
您是如何得到您的思想的？“我实在是一个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利用我的想象。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则可以包含世界。”
您相信不朽么？“不。一次生命对我已经足矣。”[1065]
爱因斯坦试图清晰地表达这些感受，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那些希望他能就自己的信仰简单作答的人。于是1930年夏天，在卡普特航行沉思期间，他创作了一篇信仰告白——《我的信仰》，结尾解释了他为何自称有宗教信仰：
人们觉得这些文字很有见地，发人深省。它不断被重印，各种译本层出不穷。不过，这并不能满足那些想要他就是否信仰上帝给出直截了当回答的人。结果，让爱因斯坦简明扼要地回答那个问题，取代了较早前要他用一句话解释相对论。
一位科罗拉多的银行家写到，他已经从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得到了他们对是否信仰上帝的回答。他也问爱因斯坦这个问题。“我不能设想这样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竟会直接干预人的活动，或是对自己的造物进行评判，”爱因斯坦在信中说，“我们只能把握到可知世界的一鳞半爪，对其中显露出来的至高精神进行谦卑的赞美，这就是我的宗教感情。在感情上深信，在无法理解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至高的理性力量，便是我的上帝观念。”[1067]
纽约一所主日学校的一位六年级小女孩以稍微不同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科学家们祈祷吗？”她问道。爱因斯坦认真做了回复。“科学研究的思想基础是，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人的活动也是如此，”他解释说，“因此科学家很难相信，祈祷者或者向一个超自然的主宰提出的愿望可以影响事件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上帝，没有比我们强大的精神。他继续对这个小女孩解释道：
在有些人看来，只有明确地表明自己信仰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人格化的上帝，才称得上是令人满意的回答。爱因斯坦关于非人格化上帝的思想以及他的相对论是名副其实的。“我非常怀疑爱因斯坦本人是否真的知道他的意思。”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威廉·亨利·欧康奈尔说。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无神论。“这种怀疑的结果以及令人困惑的时空思辨只是一个幌子，在它下面隐藏着无神论的可怖幽灵。”[1069]
在这位红衣主教的冲击下，纽约著名的正统派犹太领袖戈德斯坦拉比给爱因斯坦发去了一封非常直接的电报：“您信仰上帝吗？句号。回复资费已付。五十字。”爱因斯坦用规定字数的一半做了回复。这也是他给出的各种回答里最著名的版本：“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1070]
爱因斯坦的回答并不能服众。例如，一些虔诚的犹太人指出，斯宾诺莎曾因持这些信仰而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犹太集体，还遭到过天主教廷的谴责。“要是欧康奈尔主教没有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就好了，”布朗克斯（Bronx）的一位拉比说，“要是爱因斯坦没有宣称不信仰一个与人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就更好了。两人都在自己的权限之外做了断言。”[1071]
然而，不论是否完全赞同，大多数人是满意的，因为他们欣赏爱因斯坦所说的话。一个在创造的荣耀之中反映出来而不介入日常事务的非人格化上帝的思想，在欧洲和美洲都隶属于一种可敬的传统。它也可以在爱因斯坦最喜欢的一些哲学家那里找到，而且总体上符合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美国缔造者的宗教信仰。
有些人将爱因斯坦频繁地援引上帝斥为仅仅是一种修辞。这其中，信仰者和非信仰者兼而有之。他还用过许多说法，其中一些很幽默，比如“上帝先生”（der Herrgott）或“老头子”（der Alte）。但爱因斯坦不会为了顺从而违心地说话，事实恰恰相反。因此，当他一再强调，这些常用说法并不是为了掩饰他实际上是无神论者时，我们应当相信他说的话。
爱因斯坦终生都坚决反对别人说他是无神论者。“有些人说上帝不存在，”他对朋友说，“但真正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们竟然用我的说法来支持这样的观点。”[1072]
与弗洛伊德、罗素和萧伯纳不同，爱因斯坦从未感到有必要去诋毁那些信仰上帝的人，而是倾向于贬损无神论者。“宇宙和谐的秘密无法获得，由此产生的绝对谦卑感将我与大多数所谓的无神论者区分开来。”他解释说。[1073]
事实上，相比于信仰者，爱因斯坦更倾向于批判清除信仰的人，他们似乎更加缺少谦卑或敬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狂热的无神论者就像一些奴隶，在一番艰苦斗争之后，他们已经摆脱了枷锁，却仍然感受到它的压迫。由于抱怨传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们无法听到天籁。”[1074]
后来，爱因斯坦曾就此话题与一位从未谋面的美国海军少尉通过信。这位海员问爱因斯坦是否真的在耶稣会神父的引领之下信了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那很荒谬，并认为信仰一个父亲式的上帝乃是源于一种“幼稚的类比”。这位海员又问爱因斯坦，能否用他刚才的回答来反驳那些更有宗教信仰的船员。爱因斯坦警告他不要过分简化。“你也许可以称我为不可知论者，但我并不赞同那种职业无神论者的十字军精神，其热情大都来自年轻时从宗教灌输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痛苦经历，”他解释说，“我倾向于对理解自然和我们自身方面的弱点保持谦卑态度。”[1075]
这种宗教本能如何与他的科学相关联？爱因斯坦的信仰赋予了他的科学工作以形式和灵感，而不是与之相冲突。他说：“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最高贵的动机。”[1076]
爱因斯坦后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了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与“应当是什么”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宗教则有相反的职权范围。然而两者有时可以相辅相成。“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他说，“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
这篇谈话上了新闻头版，他言简意赅的结论也变得众人皆知。“这种情况也许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表达：没有宗教的科学就像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就像瞎子。”
爱因斯坦继续说，但有一种宗教观念是科学所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一个可以随意介入他所创造的事件或造物生活的神。“当今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他说。科学家旨在发现支配实在的永恒定律，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否认神的意志或人的意志会破坏这种宇宙因果性。[1077]
这种内在于爱因斯坦科学观的对因果决定论的信仰不仅与人格化的上帝概念相冲突，而且与人的自由意志也不相容，至少在爱因斯坦心目中是这样。尽管他怀有深深的道德关切，但他对严格决定论的信仰使他很难接受处于大多数伦理体系核心的道德选择和个体责任的观念。
犹太教神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一般都认为，人有这种自由意志，要对其行为负责。就像《圣经》中所讲的那样，人甚至可以自由选择不去遵从上帝的命令，尽管这似乎与上帝全知全能的信念相悖。
而另一方面，就像斯宾诺莎那样，[1078]爱因斯坦又相信人的行动如同弹子球、行星或恒星的运动一样确定。“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方面是不自由的，而是像星体运动那样受制于因果性。”爱因斯坦1932年在给一个斯宾诺莎协会的声明中宣称。[1079]
他相信，人的行动同时受制于物理定律和心理定律，这一思想也是得自于叔本华的著作。在1930年的《我的世界观》中，他将一条格言归之于叔本华：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人是自由的行动者？“不，我是决定论者，”他回答说，“无论是开端还是结束，一切都被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决定着。无论是昆虫还是星体均如此。远方一个看不见的乐手奏出一支神秘的曲调，人、植物或宇宙尘埃都在和着这一曲调翩翩起舞。”[1082]
这种态度让玻恩等朋友感到惊骇，玻恩认为它完全破坏了人类的道德基础。“我不明白你如何能将一个全然机械论的宇宙与伦理上的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说，“在我看来，一个决定论的世界相当令人厌恶。也许你是对的，正如你所说，世界就是如此。但在目前，物理学中似乎并不是这样——在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更不是这样。”
在玻恩看来，量子不确定性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出路。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诉诸量子力学内在的不确定性来解决“伦理自由与严格的自然律之间的矛盾”。[1083]
玻恩向自己容易激动的妻子海德维希解释这个问题，后者一直希望与爱因斯坦进行争论。她对爱因斯坦说，她也“无法相信一个‘掷骰子’的上帝”。换句话说，与丈夫不同，她也不赞同量子力学的观点，即宇宙基于不确定性和概率。但她又说：“我也不能想象你会相信（就像马克斯告诉我的）你的‘完备律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比如我是否会让我的孩子打预防针。”[1084]她指出，那将意味着一切伦理的终结。
在爱因斯坦的哲学中，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将自由意志看成某种对文明社会有用甚至是必要的东西，因为它将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假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将在心理和实践上促使人们以一种更负责任的方式行动。“我不得不这样去行动，就好像自由意志存在一样，”他解释说，“因为倘若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我就必须负责地行动。”他甚至可以既主张人们对其善行或恶行负责（因为那是一种既实用又明智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在理智上相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被预先决定的。“我知道从哲学上讲，一个杀人犯对他的罪行是没有责任的，”他说，“但我宁愿不与他一起喝茶。”[1085]
在为爱因斯坦、玻恩或海德维希辩护时，应当指出的是，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即全知的上帝调和起来，虽然有时做法很笨拙，而且并不很成功。姑且不论爱因斯坦是否比别人更擅长解决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个事实需要我们注意：他能够发展和实践一种强烈的个人道德（即使并不总是针对他的家庭成员，也至少是对整个人类），而没有被所有这些不可解决的哲学思辨所阻碍。“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在我们的行动中争取道德，”他写信给布鲁克林的一位教长说，“我们内心的平衡乃至我们的生存都依赖于它。只有我们行动中的道德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1086]
爱因斯坦认为，那种道德的基础超越了“纯个人的事情”，且有益于人性。有时他可能会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表现冷淡，这说明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缺点。但他要比大多数人更为诚实和勇敢地投身于他认为超越了自私欲望的行动，以促进人类进步，维护个人自由。一般说来，他温厚善良，和蔼友善，不矫揉造作。他和爱尔莎1922年赴日本访问时，曾经这样建议她的两个女儿如何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少留己用，多予他人。”[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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