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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流亡者，
1932—1933
1932—1933
与温斯顿·丘吉尔在查特威尔庄园，1933年
“迁徙之鸟”
今天我决心放弃我在柏林的职位，在余生做一只迁徙之鸟，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正在学英语，但它不愿留在我的大脑里。”[1088]
此时是1931年12月，爱因斯坦正横渡大西洋，第三次访问美国。他知道，也许科学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祖国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再次让他无所归属。此时，一场他所经历的最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他的船，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人感受到了个体的无足轻重，”他写道，“这使人幸福。”[1089]
然而，爱因斯坦依然在犹豫是否要永远放弃柏林。他在那里安家落户已经17年了，爱尔莎居住的时间就更长。虽然有来自哥本哈根的挑战，柏林仍然是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尽管存在着各种政治的污泥浊水，但他仍然对那个地方充满感情和敬意。他不仅在卡普特拥有宅第，而且在普鲁士科学院也有席位。
与此同时，他的选择一直在增加。这次去美国是到加州理工学院再做两个月的访问教授，密立根正努力使这项安排成为常规。荷兰的朋友也一直劝他加盟，现在又有了牛津。
他住进加州理工学院优美雅致的教工俱乐部“雅典娜饭店”（Athenaeum）之后不久，出路又多了一条。一天早上，著名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来访，两人在庭院回廊里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当爱尔莎找到他们，招呼丈夫参加午宴时，爱因斯坦摆了摆手。
弗莱克斯纳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名官员，帮助改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他正在为学者们搭建一个“象牙塔”，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工作，没有任何学术压力或教学任务，正如他所说，“不会受繁杂的实际事务的牵累”。[1090]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卡罗琳·班伯格·富尔德为之捐赠了500万美元（他们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前几周卖掉了他们的连锁百货商店，从而发了大财），它将被命名为高等研究院，位于新泽西州，也许挨着（但不隶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弗莱克斯纳已经征求过密立根的意见，密立根（后来很后悔）让他与爱因斯坦面谈。弗莱克斯纳后来写到，当他们最终见面时，爱因斯坦“高贵的举止、迷人的风度和真正的谦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显然，对于弗莱克斯纳的新研究院来说，爱因斯坦无疑是完美的精神支柱，定会使之身价倍增，但要让弗莱克斯纳在密立根的地盘发出邀请，也许不太合适。弗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商定，他们将在欧洲继续商量这件事。弗莱克斯纳在其自传中称，在这次会面之后，“我并不知道他（爱因斯坦）有兴趣加盟研究院”。但这种说法被他当时写给其赞助人的信所否证，他在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只“未孵出的小鸡”，其前景他们需要慎重对待。[1091]
那时，爱因斯坦对南加州的生活已经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他曾为一个国际关系团体做过一次讲演，在讲演中，他谴责在军控方面做出妥协，主张完全裁军，而听众却似乎把这当成了名人的娱乐表演。“这里的有产阶级总是把任何东西都当成消遣解闷的手段。”他在日记中写道。爱尔莎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反映了他的懊恼。“这件事情不仅不够严肃，而且被当成一种社会消遣。”[1092]
结果，当莱顿的朋友埃伦菲斯特请他帮忙在美国找份工作时，他没有答应。“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从长远考虑，我更愿意待在荷兰而不是美国，”爱因斯坦回信说，“除了有几位真正优秀的学者外，整个社会枯燥乏味，令人厌烦，很快就会使你心灰意冷。”[1093]
然而，在如此等等的话题上，爱因斯坦的想法并不那么单纯。他显然喜欢美国的自由、热情，甚至是赋予他的名人地位（事实也的确如此）。和许多人一样，他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被它吸引。他可能不满于美国偶尔表现出的粗俗愚钝和物质至上主义，但另一方面又会被它的自由和率真的个性所强烈吸引。
就在回到柏林后不久，那里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紧张，爱因斯坦又到牛津做了几场讲演。他再一次觉得那些优雅的礼节让人难以忍受，与美国的反差就更强烈。在基督教会学院管理机构沉闷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坐在资深教授共宴厅里，把笔记本拿到桌布下面演算方程。他又一次认识到，尽管美国品位不高，热情过度，却可以带来在欧洲无法享受的自由。[1094]
于是，他很高兴弗莱克斯纳能够如约而至，继续他们在“雅典娜饭店”没有完成的谈话。从一开始，两人就知道这并不是一次抽象的讨论，而是招募爱因斯坦的重要一步。弗莱克斯纳后来说，只是当他们围绕着基督教会学院汤姆方庭（Tom Quad）的草坪散步时，“我才意识到”爱因斯坦也许有兴趣来新研究院，这种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如果您在考虑之后认为它能够提供合适的机会，”弗莱克斯纳说，“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并会依照您提出的条件行事。”[1095]
一个月后，即1932年6月，弗莱克斯纳访问了卡普特，这次爱因斯坦终于决定去普林斯顿。那天天气凉爽，弗莱克斯纳穿着一件大衣，而爱因斯坦还穿着夏装。他开玩笑说，他喜欢“根据季节而不是天气”穿衣服。他们坐在别墅阳台上谈了一下午，吃罢晚餐又继续进行，直到将近晚上11时，爱因斯坦才把弗莱克斯纳送上柏林的公共汽车。
弗莱克斯纳问爱因斯坦希望要多少薪水。3000美元左右吧，爱因斯坦试探性地回答。弗莱克斯纳似乎有些惊讶。“哦，”爱因斯坦连忙说，“是否再少点？”
弗莱克斯纳乐了。他原以为爱因斯坦的要价会更高。“让爱因斯坦夫人和我安排吧。”他说。最后敲定的酬劳是每年10000美元。而且没过多久又增加了，因为主要赞助人路易斯·班伯格发现研究院的另一座靠山——数学家维布伦每年挣15000美元。班伯格坚持要给爱因斯坦同样的薪水。
还有另外一笔交易。爱因斯坦坚持也给他的助手瓦尔特·迈尔安排工作。此前他曾告诉柏林当局，他正在考虑接受美国的邀请，这将为迈尔提供生计，而柏林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加州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要求。弗莱克斯纳一开始也拒绝了，但最终还是做了妥协。[1096]
爱因斯坦并未打算在高等研究院全职工作，不过可能主要待在那里。爱尔莎在给密立根的信中委婉地提出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希望我丈夫明年冬天待在帕萨迪纳吗？”她问道，“我很怀疑。”[1097]
密立根的确希望。他们商定，爱因斯坦来年1月还会回来，那时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还没有开始运作。不过，密立根很后悔当时没有签订长期协议，他意识到，爱因斯坦最后充其量也就是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一次临时访问。事实证明，爱因斯坦在1933年如期到帕萨迪纳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密立根把一肚子火发到了弗莱克斯纳身上。爱因斯坦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关系“好不容易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起来”，他写到，由于弗莱克斯纳暗挖墙脚，导致爱因斯坦将在某个新的避风港，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工作。“无论美国科学的进步是否将被这样一个举措所促进，或者是否爱因斯坦教授的生产力会被这样一个变动增加，至少是可以争论的。”作为妥协，他建议爱因斯坦在美国时在研究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各待一半时间。
面对胜利，弗莱克斯纳显得不够有雅量。他（错误地）抗议说，他到牛津与爱因斯坦谈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他本人后来的回忆录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至于让爱因斯坦在两边跑，弗莱克斯纳拒绝了。他说他要照顾爱因斯坦的兴趣。“我认为，每年短期住在几个地方既不合理，对健康也没有好处，”他写道，“从爱因斯坦教授的角度考虑所有这一切，我相信您和他所有的朋友都会为能够给他创造一个永久职位而高兴。”[1098]
爱因斯坦本人则尚未确定如何安排时间。他认为他也许可以同时在普林斯顿、帕萨迪纳和牛津做访问教授。事实上，倘若德国的形势没有恶化，他甚至希望能够保留他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以及卡普特心爱的别墅。“我并非在抛弃德国，”8月他在普林斯顿的职位公布时宣称，“柏林仍将是我永远的家。”
弗莱克斯纳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另一个样子，他对《纽约时报》说，普林斯顿将是爱因斯坦主要的家。“爱因斯坦将把时间专用于研究院，”弗莱克斯纳说，“他的国外之旅只是假期期间在他柏林郊外的避暑别墅休息和沉思。”[1099]
后来的结果表明，事件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控制。1932年夏，德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纳粹虽然持续在全国选举中落败，但却增加了他们的投票数，以致年逾八旬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妄自尊大的弗朗茨·冯·巴本为总理，后者试图凭借军事权威进行统治。那年夏天，朋友弗兰克到了卡普特，爱因斯坦悲叹道：“我确信一个军事政权将无法阻止迫近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革命。”[1100]
1932年12月，正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德国第三次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他又一次遭到了辱骂。关于他未来在普林斯顿任职的报道引起了“妇女爱国者团体”的愤慨，这是一个美国组织，一度势力很大，但目前正在衰退，自称反对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尽管爱因斯坦只符合前两个范畴，但妇女爱国者们确信他全都符合，也许只有女权主义除外。
这一团体的领导人弗罗辛厄姆夫人（联系当时的情境，她著名的姓氏就好像是被狄更斯想出来的一样）向国务院递交了一封16页的便函，详细列举了“拒绝并限制给爱因斯坦教授派发这种护照签证”的种种理由。它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妄图“让无政府状态在未受侵扰的地方滋生蔓延”“即便是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参与了如此众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组织，企图推进世界革命，导致最终的无政府状态”。[1101]
国务院的官员们可能并没有理会这封信。他们将它置于一个文件夹中，23年后进入了联邦调查局1427页的爱因斯坦档案。他们还把信寄给了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希望那里的官员能对爱因斯坦做出审查，在发给他签证之前看看这些指控是否属实。
爱因斯坦在报纸上读到了妇女们指控他的报道。一开始他觉得很有趣，便打电话给合众社驻柏林的总编朋友路易斯·洛克纳，发表了一个声明，不仅嘲笑了那些指控，而且决定性地证明不能指责他为女权主义者：
《纽约时报》在头版做了报道，还配以大标题——“爱因斯坦嘲笑了这里的妇女对他的攻击/称鹅的嘎嘎乱叫曾经救过罗马”。[1103]然而没过两天，爱因斯坦就没那么开心了。当他和爱尔莎准备离开时，他接到了柏林的美国领事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他那天下午来面谈一次。
总领事当时正在休假，所以由他那位倒霉的代理人进行审查。结束之后爱尔莎立即向记者们做了叙述。[1104]《纽约时报》第二天就此刊登了三篇报道，说他们一开始谈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就产生了不快：
“您的政治信条是什么？”
爱因斯坦木然凝视，随即放声大笑。“我不知道，”他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您是某个组织的成员吗？”
爱因斯坦把手放入“乱蓬蓬的头发”，转头看了看爱尔莎。“哦，是的！”他叫道，“我是反战人士。”
审查进行了45分钟，爱因斯坦变得愈发不耐烦。在被问到是否同情任何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政党时，爱因斯坦火了。“是你的同胞在邀请我，乞求我，”他说，“我可不想作为嫌疑犯到你的国家去。你要是不想给我签证，就说不给。”
然后他起身拿起外套和帽子。他问道：“你做这些是为了自娱自乐，还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没等回答，他就拖着爱尔莎走了。
爱尔莎对报社说，爱因斯坦不再收拾行装，已经离开柏林回卡普特的别墅了。如果他第二天中午还拿不到签证，就取消美国之行。那天深夜，领事馆发布了一则声明，说已经做了考虑，会立即发放签证。
正如《泰晤士报》正确报道的：“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拒绝到苏联讲演的邀请，因为他不想给人留下同情莫斯科政权的印象。”不过，没有一家报纸披露，爱因斯坦的确在领事馆所要求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字，表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任何旨在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的成员。[1105]
“爱因斯坦重新启程赴美。”《泰晤士报》第二天的大标题说。“昨晚我们收到了无数电报，”爱尔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美国各界都为这件事深感不安。”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说，他为这一事件感到遗憾，但他也指出，爱因斯坦“受到了非常礼貌和周到的对待”。当他们乘火车离开柏林到不来梅港坐船时，爱因斯坦笑着说，最后皆大欢喜。[1106]
帕萨迪纳，1933年
1932年12月，当爱因斯坦离开德国时，他仍然认为他或许还能回来，但对此并不确定。他写信给正在巴黎出版他的著作的老友索洛文，要他“来年4月给我在卡普特的住址”寄样书。但在离开卡普特时，爱因斯坦仿佛有一种前兆，他对爱尔莎说：“再好好看一眼吧，你再也见不到它了。”他们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汽船“奥克兰号”上装了30件行李，这对于三个月的旅行来说，也许多了点。[1107]
按照预定的计划，爱因斯坦需要在帕萨迪纳为庆祝德美友谊而发表演讲，这真是令人痛苦的尴尬讽刺。为了资助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待下去，院长密立根从主张促进与德国文化交流的“欧伯兰德基金会”（Oberlaender Tmst）获得了7000美元的资助，唯一的要求就是爱因斯坦做“一次有助于德美关系的广播”。爱因斯坦一到帕萨迪纳，密立根就宣称他“来美国的使命是为了左右舆论，促进德美关系的发展”，[1108]这种说法也许会让带着30件行李的爱因斯坦大吃一惊。
密立根通常希望获得奖金的访问者不要谈论科学以外的事情。事实上，就在爱因斯坦到达之后不久，密立根就强迫他取消了一场预定要给反战联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会做的讲演，而他本来要在讲演中再次抨击义务服兵役的。“世界上并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命令我们去杀戮。”他在拟好的演讲稿中写道。[1109]
不过，只要爱因斯坦是在支持德国，而不是发表和平主义观点，密立根就乐于听他谈论政治——特别是因为这与资助有关。密立根不仅通过安排这次讲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将会广播）而确保了“欧伯兰德基金会”的7000美元资助，而且也邀请了捐赠大户出席此前在“雅典娜饭店”举行的宴会。
爱因斯坦的魅力使得买票参加这次宴会的人排起了长龙。利昂·沃特斯是纽约富有的药品生产商，当时与爱因斯坦坐在同一桌。他注意到爱因斯坦看起来很疲惫，便绕过中间隔着的一位女士递给他一支烟，爱因斯坦三口两口就抽完了。两人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爱因斯坦有时从普林斯顿访问纽约时会住在沃特斯在第五大街的寓所。
宴会结束后，爱因斯坦和客人们来到帕萨迪纳的城市礼堂，那里有数千人在等待聆听他的演讲。一位朋友已经对他的讲稿做了翻译，他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读了一遍。
爱因斯坦先是开玩笑说，身穿无尾礼服使得说的话听起来太严肃，然后他抨击了那些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词来威胁言论自由的人。宗教裁判所曾经使用过的“异端”一词便是如此。接着，他列举了不同国家中用来指人的类似的坏词：“如今，美国的‘共产主义’、苏联的‘资产阶级’以及德国的‘犹太人’均指反动分子。”并不是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为了取悦密立根及其反共亲德的基金会。
他对当今世界危机的批判也不会引起忠实的资本主义者的兴趣。他说，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特别是在美国，似乎主要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并由此造成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至于德国，他也曾几次试图表达同情，并获得了密立根的赞许。他说，美国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为了持续获得还债和赔款而给德国太大压力。此外，他还认为德国要求在军事上平等有其正当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应当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普遍兵役制意味着培养年轻人尚武的精神。”他最后说。[1110]密立根也许通过演说中关于德国的内容得到了应有的报酬，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忍受他曾经强迫爱因斯坦从讲演中去除的一些反战思想。
一周以后，所有这些议项——德美关系、偿还债务、抵制战争，甚至是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这将使它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变得毫无意义。1933年1月30日，当爱因斯坦安然待在帕萨迪纳时，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一开始，爱因斯坦并不确定这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2月的第一周，他还给柏林写信，询问他4月返德之后的薪水怎么算。他在那周的旅行日记中只记下了宇宙射线实验等严肃的科学内容以及琐碎的社会活动，比如“晚上见了卓别林。在那里演奏了莫扎特的四重奏”“一个专门和所有名人交朋友的胖女人”。[1111]
然而到了2月底，国会大厦纵火案爆发，纳粹党员袭击了犹太人的家园，一切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由于希特勒，我不敢踏上德国的土地了。”爱因斯坦给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写信说。[1112]
3月10日，就在离开帕萨迪纳的前一天，爱因斯坦在“雅典娜饭店”的花园里来回踱步，《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伊夫林·西利来到这里，与他聊了45分钟。其中的一则声明上了全世界的报纸。“如果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想生活在一个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深入人心的国家，”他说，“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具备。”[1113]
正当西利准备离开时，一场剧烈的地震袭击了洛杉矶（当地有116人遇难），但爱因斯坦几乎没有注意到。在一位编辑的纵容和默许下，西利用一个戏剧性的隐喻结束了她的文章：“当他起身离开，穿过校园去参加讨论会时，爱因斯坦博士感到大地在他脚下震动。”
现在想起来，西利的话倒是颇具预言性，因为就在那天下午，纳粹两次搜查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当然，西利和爱因斯坦都不知道这一点。爱尔莎的女儿玛戈特躲在屋里，她的丈夫马里亚诺夫出去办事了，差一点被暴徒抓住。马里亚诺夫要玛戈特赶紧把爱因斯坦的论文送到法国大使馆，然后到巴黎见他。这两件事玛戈特都办成了。伊尔莎和丈夫凯泽尔则成功逃到了荷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柏林的寓所又被搜查了三次。爱因斯坦再也见不到它了。不过他的文稿是安全的。[1114]
从加州理工学院乘火车一路东行，爱因斯坦于54岁生日那天抵达了芝加哥，并参加了青年和平理事会的一场集会。演讲者们发誓，不管德国发生什么事情，和平主义事业都会继续下去。爱因斯坦给人的印象是完全赞同。“爱因斯坦永远都不会放弃和平运动。”有人指出。
然而，他们错了。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言辞已经开始缓和。在那天于芝加哥举行的生日午宴上，他略为谈及需要有国际组织来维护和平，但已经不再呼吁抵制战争。几天以后，在纽约为其和平主义著作文集——《反战斗争》（The Fight Against War）举行的招待会上，他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谨慎。他主要谈了德国形势令人不安的变化。他认为，世界应在道义上明确反对纳粹，但他又补充说，德国人本身不应被妖魔化。
甚至当他准备乘船离开美国时，他都不清楚现在该到哪里生活。德国驻纽约的领事保罗·施瓦茨曾经是爱因斯坦在柏林时的朋友，他私下里找到爱因斯坦，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回德国。“他们会抓住你的头发把你拖到大街上。”他警告说。[1115]
返航的第一站是比利时，爱因斯坦向朋友们暗示，之后他可能会去瑞士。等到高等研究院第二年开始运作，他计划每年在那里待四五个月或者更长。在启程前一天，他和爱尔莎悄悄到普林斯顿看了他们可能要买的房子。
他对家人说，他唯一想到德国再看看的地方就是卡普特。但在穿越大西洋时，他得到消息说，纳粹已经查抄了他的别墅，借口是那里可能藏有共产党人的武器。后来他们又回来没收了爱因斯坦心爱的小艇，借口它可能被用来从事走私。“我的避暑别墅常常因许多客人的光顾而蓬荜生辉，”他在船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总是受到欢迎。没有任何理由要破门而入。”[1116]
熊熊的火焰
闯入卡普特别墅的消息决定了爱因斯坦与德国的关系。他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
1933年3月28日，船一到安特卫普，爱因斯坦就乘车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领事馆交了他的护照，并且（就像他十来岁时那样）宣称，他准备放弃德国国籍。他还寄出了一封在船上写给普鲁士科学院的辞职信。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容忍对普鲁士政府的依赖。”[1117]
曾经在19年前招募他加入普鲁士科学院的普朗克现在舒了一口气。“对我来说，你的这个主意似乎是唯一可以保证你与科学院体面地断绝关系的好办法。”普朗克的叹息在回信中隐约可闻。他还亲切地说：“尽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永远不会发生任何改变。”[1118]
当纳粹媒体对爱因斯坦进行长篇累牍的谩骂时，普朗克希望不要像某些政府部长所要求的那样，对他进行正式的纪律聆讯，那将造成普朗克的极大痛苦和科学院的历史难堪。“启动正式程序驱逐爱因斯坦，将使我的良心受到很大谴责，”他给科学院的秘书写信说，“虽然在政治上我与他有严重分歧，但我也确信，在今后的几百年里，爱因斯坦将一直是最令我们科学院骄傲的明星之一。”[1119]
唉，科学院不会对邪恶坐视不管。爱因斯坦不等被剥夺，就抢先在报纸上公然抛弃自己的公民身份和院士资格，这让纳粹恼羞成怒。于是，亲纳粹的科学院秘书以科学院的名义发布了一则声明。这则声明谈到了媒体报道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一些评论（事实上他已经非常谨慎了），指责他“参与恶意诽谤宣传”“在国外从事煽动活动”，结论是：“有鉴于此，没有理由为爱因斯坦的离职感到惋惜。”[1120]
爱因斯坦的老同事、老朋友劳厄表示抗议。在那周晚些时候举行的科学院会议上，他试图让院士们拒绝秘书的做法，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甚至连以前最支持爱因斯坦的好友之一、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哈伯也没有。
爱因斯坦不愿对这种诽谤听之任之。“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与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他回应说。他只是说出了德国的真实情况，而没有散布关于暴行的谣言。“我把德国目前的状况描述为民众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他写道。[1121]
那时，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对的。在那周早些时候，纳粹呼吁抵制所有犹太人，并在其店铺外安置纳粹冲锋队员。他们将犹太教师和学生赶出了柏林大学，并没收了他们的证件。爱因斯坦的老对手、诺贝尔奖获得者勒纳德在纳粹报纸上宣称：“关于犹太人对自然研究的险恶影响，爱因斯坦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例子。”[1122]
爱因斯坦与科学院的通信言辞愈发激烈。一位官员给爱因斯坦写信说，即使他没有主动散布谣言，他也没有“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反对那些肆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您的一句好话也许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认为这很荒谬。“要是在目前情况下给出这样的证词，我就是在为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推波助澜。”他回复说。[1123]
整个争论正在变得没有意义。1933年4月初，德国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犹太人（定义为祖父或祖母为犹太人的人）不能有正式职位，包括在科学院或大学。在被迫逃离的人当中，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国内60名理论物理学教授中的26位。正是这些从德国法西斯或者它所占领的其他国家中逃出来的难民——爱因斯坦、泰勒、韦斯科夫、贝特、迈特纳、玻尔、费米、斯特恩、维格纳、西拉德等人——帮助同盟国先于纳粹研制出了原子弹。
普朗克试图使反犹政策有所缓和，他甚至亲自向希特勒呼吁。“我们的国家政策不会被废止或修改，哪怕是对科学家，”希特勒咆哮道，“如果解雇犹太科学家就意味着当前德国科学的毁灭，那么我们今后几年就不要科学！”此后，普朗克再也不做声了，他告诫其他科学家，挑战政治领袖不是他们的职责。
爱因斯坦不可能对普朗克发火，因为普朗克待他有如叔叔或赞助人一般。甚至在与科学院通信期间，他也赞同普朗克的要求，即要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尊敬不受影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作为老朋友无论怎样还接受我，不管外界的压力多么大，我们的关系尚未受到影响，”他用给普朗克写信时惯用的正式的、尊敬的语气写道，“不管在人世发生什么，这种关系依然是美好而纯洁的。”[1124]
从纳粹的清洗中逃出来的还有玻恩，他和他言辞尖刻的妻子海德维希后来一直留在了英国。“我对德国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爱因斯坦得知后给他写信说，“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残忍和怯懦的程度仍然令我惊讶。”
玻恩很好地忍受了这一切，而且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对他的血统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至于我的妻儿，他们只是在最近的几个月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使用一个讨人喜欢的技术术语）‘非雅利安人’，我本人也从未对我是犹太人感觉特别强烈，”他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写道，“当然，我现在对此非常清楚，不仅因为我们被看作犹太人，而且因为压迫和不公令我出离愤怒，奋起抵抗。”[1125]
更令人痛心的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朋友哈伯，他认为在皈依了基督教，装出一副普鲁士人的样子，帮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之后，自己已经成了德国人。但是按照新的法律，就连64岁的他也要被免除柏林大学和科学院的职位，那时他很快就有资格拿退休金了。
就像是为了对放弃自己的血统做出补偿，哈伯开始积极帮助那些忽然需要在德国以外自谋生路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禁不住以惯用的幽默方式调侃其同化理论的失败。“我能够理解你内心的冲突，”他写道，“这就像不得不放弃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理论。不过对我来说不一样，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相信过它。”[1126]
在帮助新的部族伙伴移民的过程中，哈伯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交上了朋友。他甚至尝试化解魏茨曼与爱因斯坦在犹太人如何对待阿拉伯人以及如何管理希伯来大学方面的分歧。“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的犹太人感觉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他高兴地说。
爱因斯坦回信说，当得知“你对金发碧眼的野兽曾经的爱有所冷却”时，他是多么的快乐。爱因斯坦说，“除少数几个人人品不错之外（普朗克60%高贵，劳厄100%）”，德国人都不怎么样。而今，在这不幸的时刻，他们与真正的同胞兄弟同为天涯沧落人，这至少可以使其感到宽慰。“对我来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与少数优秀的犹太人打交道——毕竟，这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民族。”[1127]
哈伯决定在爱因斯坦援建的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爱因斯坦再也见不到他了。在去往耶路撒冷途中，哈伯的心脏在巴塞尔停止了跳动。
1933年5月10日，近四万名德国人聚集在柏林歌剧院前，戴“卐”字徽的学生和发动啤酒馆政变的手持火把的暴徒将一本本的书籍投入熊熊大火之中。普通市民拿着从图书馆和私人家里劫来的书籍从四面八方涌来。“犹太人的思想已死，”宣传部长戈培尔站在讲台上激动地大叫，“德国灵魂终于可以重新表达自己了。”
德国1933年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由残暴的领导者犯下的、无知的暴民煽动的野蛮罪行，而且如爱因斯坦所说，它也是“所谓思想贵族的彻底失败”。爱因斯坦以及其他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剩下的人也没有怎么抵抗。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避难所之一，专供思想开放的研究者生活。它代表着爱因斯坦的老对手勒纳德之流的胜利，他被希特勒命名为雅利安科学的新领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思想上德国人不值得追随犹太人，”勒纳德那年5月欢呼道，“希特勒万岁！”12年后，盟军终于攻陷德国，剥夺了他的这一角色。[1128]
勒科克海滨，1933年
远洋航船停在了比利时（更多是出于偶然，而非有意选择），爱因斯坦及随行人员——爱尔莎、杜卡斯、瓦尔特·迈尔——暂时在那里安家。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爱因斯坦意识到，要把新家搬到苏黎世的老家附近，他还付不起这么多的感情精力。在等待预定的访问时，他也没有想好是否要委身于莱顿或牛津，或者可能搬到普林斯顿。于是，他在奥斯坦德附近的旅游胜地勒科克海滨（Le Coq sur Mer）的沙丘上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他可以安详地对宇宙进行沉思，迈尔则可以不受干扰地对宇宙波进行计算。
然而，祥和是一种幻觉。即使在海上他也无法完全躲过纳粹的威胁。报纸上说，他的名字已经上了暗杀目标的黑名单，据说拿到他的人头，可获得5000美元的奖励。听到这个消息，爱因斯坦摸了摸自己的头，笑道：“我可不知道它值那么多钱！”比利时人对这种危险非常重视，他们派了两名健壮的警官在他房前站岗，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1129]
那年夏天，在布拉格接替爱因斯坦工作的弗兰克恰好途经奥斯坦德，他决定搞个突然袭击，给爱因斯坦一个惊喜。他问当地居民如何找到爱因斯坦。尽管政府规定不得随意提供这些信息，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引向了沙丘中的别墅。他走近时，看见两个强壮的男人正与爱尔莎聊着什么，看上去不像一般的客人。弗兰克后来回忆说：“突然，这两个人看见了我，他们冲过来抓住了我。”
爱尔莎吓得脸色惨白，连忙上前阻止，“他们怀疑你就是传闻中的刺客。”
爱因斯坦觉得这件事有趣极了，包括附近的住户天真地给弗兰克指路。爱因斯坦跟弗兰克讲了他与普鲁士科学院的通信，这些信他都放在了一个文件夹里，还特意写了几句幽默的诗，作为想象中的回应：“感谢你如此温柔的信/这是典型德国式的，宛如这个寄信人。”
爱因斯坦说，离开柏林无异于一种解放，此时爱尔莎为这个她一直深爱的城市做了辩护：“你开完物理学讨论会回家后经常对我说，这种杰出物理学家的聚会在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是的，”爱因斯坦答道，“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柏林的生活的确很不错。不过，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压迫着我，我一直预感结局会不好。”[1130]
鉴于爱因斯坦目前可以自由行动，欧洲各地的邀请纷至沓来。“我现在拥有的教授职位之多已经超出了我能设想的范围。”他对索洛文说。[1131]尽管他曾经做出承诺，每年至少要在普林斯顿待几个月，但是现在，他开始有些手足无措地接受这些邀请。他对拒绝邀请从来都不是很擅长。
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的确很诱人，使他受宠若惊；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仍想更好地资助他的助手瓦尔特·迈尔。此外，这些邀请也可以表明他和各所大学对纳粹践踏德国学术界的蔑视。“你可能觉得，不接受西班牙和法国的邀请是我的本分，”他对巴黎的朗之万坦言，“然而，这样的谢绝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两份邀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示威，我认为这种示威是重要的，并不想破坏它。”[1132]
爱因斯坦接受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职位成了4月的新闻：“西班牙部长宣布，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教授职位。”《纽约时报》说：“消息一出，欢声雷动。”该报指出，这应该不会影响他在普林斯顿完成每年规定的任务。但爱因斯坦警告弗莱克斯纳，如果迈尔在高等研究院当不上正教授，而只能做副教授，他就不一定能如约完成工作。“您现已从新闻中获悉，我接受了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职位，”他写道，“西班牙政府请我给他们推荐一个数学家做正教授……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把他推荐给西班牙，或者问您他是否可以任正教授。”为了使威胁足够明确，爱因斯坦还说：“他缺席研究院可能会对我本人的工作造成一些困难。”[1133]
弗莱克斯纳妥协了。在4页的回信中，他告诫爱因斯坦过于依赖助手很危险，这样的结果不好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接着口气便缓和下来。尽管迈尔的头衔仍然是副教授，他还是被给予了终身职位，这已经足以保证交易的进行。[1134]
爱因斯坦还接受了或乐于接受布鲁塞尔、巴黎和牛津的讲席。特别是牛津，他更渴望待些时间。“你认为基督教会学院会为我安排一个小房间吗？”他给那里的物理学家朋友、后来成为丘吉尔重要顾问的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写信说，“它不必像前两年那样豪华。”在信的结尾，他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出生地了。”[1135]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考虑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待些时间呢？毕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所大学可称得上是他的孩子。1933年春，爱因斯坦四处呼吁筹建一所新的大学，以充当无家可归的犹太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也许建在英国。他为什么不招他们到希伯来大学呢？他自己又为何不去呢？
问题在于，在过去五年里，爱因斯坦一直在同那里的管理层作斗争。1933年，正当他和其他教授逃离纳粹的魔掌时，终于有了最终的了断。他所痛恨的是希伯来大学校长——来自纽约的前任拉比朱达·马格内斯，这位校长认为有义务在教授任命等方面取悦那些富有的美国慈善家，但这就意味着在学术等级上做出妥协。爱因斯坦希望大学更多地按照欧洲传统来运作，应当在课程设置和教授任命上给予各个系足够的权力。[1136]
在勒科克海滨期间，他对马格内斯的失望达到了顶点。“这个野心勃勃的弱者周围是另一些道德低下的人。”他写信给哈伯劝他不要去希伯来大学。他对玻恩说，这是“一个肮脏之地，纯粹假充内行”。[1137]
爱因斯坦的抱怨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魏茨曼发生了冲突。当魏茨曼和马格内斯正式邀请他加盟希伯来大学时，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他对媒体说，这所大学“无法满足思想的需要”，并宣称他因此拒绝了邀请。[1138]
马格内斯必须走人，爱因斯坦宣称。他给在一个委员会负责改革事务的英国高级专员塞缪尔写信说，马格内斯的工作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如果想让我合作，他就必须立刻辞职，这是我的条件”。6月，他也跟魏茨曼说了同样的话：“只有彻底换人，情况才能发生改变。”[1139]
魏茨曼精明干练，懂得如何防守。他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削弱马格内斯的权力。如果获得成功，爱因斯坦就不得不加盟。在6月底赴美途中，有人问魏茨曼为什么爱因斯坦不去耶路撒冷。“他的确应当去，”魏茨曼说，“他已经收到邀请。”如果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就不必浪迹于世界各所大学中了”。[1140]
爱因斯坦非常愤怒。他说，魏茨曼对他不去耶路撒冷的原因一清二楚，“他也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我会准备承担希伯来大学的工作”。于是，魏茨曼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他知道，这将剥夺马格内斯对大学学术的直接控制。随后，他在访问芝加哥时宣布，爱因斯坦的条件已经满足，因此他应当首先来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明确决定接管希伯来大学的物理学研究所。”犹太电讯社根据魏茨曼的信息做了这样的报道。
这是魏茨曼的一个骗人诡计，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但它不仅吓住了普林斯顿的弗莱克斯纳，而且也让希伯来大学的争论平息下来，使大学改革得以实施。[1141]
和平主义的终结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如果遇到新的证据，爱因斯坦的态度会发生转变。虽然和平主义是他最坚持的一条个人原则，但在1933年初，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事情发生了改变。
于是爱因斯坦立即宣布了他的结论：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抵制战争至少在目前没有正当理由。“目前似乎不利于进一步拥护激进的和平主义运动的某些主张，”他给一位荷兰部长（他曾经请爱因斯坦对一个和平组织表示支持）写信说，“例如，面对着德国的重新武装，人们难道有正当的理由劝说法国人或比利时人拒绝服兵役吗？”爱因斯坦认为答案现在已经很清楚：“坦率地讲，我不认为是这样。”
他没有强调和平主义，而是重申自己要致力于一个世界联邦制组织，比如一个真正拥有有效的实施手段的国际联盟，它有自己的职业化军队来执行其决定。“我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持一个超国家的军事组织，而不是拥护去除一切武力，”他说，“最近的事件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个教训。”[1142]
这遭到了他长期支持的反战国际的抵制。该组织的领导人阿瑟·庞森比勋爵公开指责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等于承认武力是能够解决国际争端的要素”。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写到，在德国出现了新的威胁之后，他的新哲学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裁军”。[1143]
4年前，在访问安特卫普时，伊丽莎白王后邀请爱因斯坦到比利时皇宫做客。[1144]伊丽莎白王后是一位巴伐利亚大公的女儿，嫁给了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那天下午，爱因斯坦陪热爱音乐的王后演奏莫扎特、饮茶、讲解相对论。第二年再次被邀请时，他见到了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一世，认为这位国王非常有亲和力，丝毫不摆皇族架子。“这两位率真的人十分纯洁、善良。”他写信告诉爱尔莎。他又一次与王后演奏了莫扎特，之后应邀与这对夫妇共进晚餐。“没有仆人，只有蔬菜、菠菜煎蛋和土豆，”他说，“我很开心，我相信彼此都有这样的感觉。”[1145]
就这样，爱因斯坦开始了与比利时王后一生的友谊。后来，这种关系在爱因斯坦与原子弹的牵连中发挥了一点作用。不过在1933年7月，紧要的议题是和平主义和抵制战争。
“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乐于在紧要的事情上听取您的意见。”这是阿尔伯特国王确定自己身份的一种秘密方式，除爱因斯坦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于是，爱因斯坦去了皇宫。国王遇到了一个可能会引起国家动荡的案件。有两个人因为拒绝在比利时服兵役而坐了牢，国际和平主义者希望爱因斯坦能够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然，这会引来麻烦。
国王希望爱因斯坦不要卷入这件事。出于友谊和对主宾国领导人的尊重，也是出于他新的诚挚信念，爱因斯坦同意了，甚至还给阿尔伯特一世写了一封信，并允许它公之于众。
“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形势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的手段，而不是侵略的工具，”他宣称，“而且现在，这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然而，他感到有必要附带做点评论。“凡是因其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被当作罪犯来处置，”他主张，“应当让他们有机会选择比服兵役更为繁重和更为危险的工作。”例如，可以让他们作为低薪的入伍者从事“矿山劳动，在船上给锅炉加煤，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精神病院的某科病房做护理”等工作。[1146]阿尔伯特国王寄回一张便条表示感谢，出于礼貌，它没有谈及任何替代性工作。
当爱因斯坦改变想法时，他并不试图隐瞒自己。于是，他也给促请他介入比利时案件的和平主义组织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还以为个人反战足以对军国主义构成有效的反击，”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形势。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战争。”
他甚至说，如果他还年轻，他一定会参军。
一连数周，这则报道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爱因斯坦改变了他的和平主义看法/建议比利时人武装起来反抗德国的威胁”。《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说。[1148]爱因斯坦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更加主动热情地解释自己，回应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多年来，他保守的朋友一直称他幼稚，而现在则是那些左派感觉他的政治立场正在动摇。“爱因斯坦在其科学领域内是一位天才，但在科学领域外却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1154]指控其反复无常肯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好笑。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当事实改变时改变他的学说并不代表软弱。
告别
上年秋天，爱因斯坦收到了老友贝索写的一封内容散漫芜杂的长信，和往常一样，谈的都是极为个人的事情。主要话题是爱因斯坦可怜的小儿子爱德华，他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现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经常有人描写爱因斯坦与他的继女们生活的场景，但从未提起他与儿子们在一起的情形，贝索说。为什么不陪他们去旅行？或许可以带爱德华去一次美国，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爱因斯坦深深地爱着爱德华。爱尔莎对一位朋友说：“这种悲伤正在吞噬阿尔伯特。”但他觉得爱德华的精神分裂症是从母亲那里遗传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这样），对此他几乎无能为力。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拒绝给爱德华做精神分析的原因。在他看来，精神分析不会有什么效果，特别是在严重的精神疾病可能由遗传导致的情况下。
而贝索却做过精神分析。他在信中滔滔不绝、无所顾忌地谈了很多事情。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那时他们总是从专利局一道步行回家，无所不谈。贝索说，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给他介绍的安娜·温特勒。不过通过与儿子结成更为融洽的关系，他的婚姻仍然发挥着作用，生活也更有意义了。
爱因斯坦回信说，他希望带爱德华来普林斯顿。“不幸的是，一切都表明，强大的遗传正在确凿无疑地显示自己，”他悲叹道，“从泰特小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这种遗传正在无情地慢慢浮现。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影响与内分泌相比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对此任何人都爱莫能助。”[1155]
然而，亲情毕竟实实在在的。爱因斯坦知道他必须去见爱德华，也很想去见。本来他5月底要去牛津，他决定将旅行延后一星期，以便到苏黎世看儿子。“我无法等六个星期再去见他，”他写信给林德曼请求原谅，“虽然你没有做父亲，但我知道你会理解的。”[1156]
他与米列娃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当米列娃听说他不能回德国时，便邀请他和爱尔莎来苏黎世与她同住。他又惊又喜，那年5月去苏黎世时就住在她那里，但与爱德华的接触却比预想的更加痛苦。
爱因斯坦把小提琴也带来了，他和爱德华经常在一起演奏，用音乐表达无法言传的情感。他们那时拍的照片特别令人痛苦。拍摄地点似乎是精神病院的会客室，他们穿着套装挨坐在一起，看起来很不舒服。爱因斯坦拿着琴和弓，脸转向一边。爱德华则低头死死盯着一堆稿件，痛苦似乎扭曲了他肉乎乎的面庞。
当爱因斯坦离开苏黎世到牛津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每年会在欧洲待半年。然而他不知道，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前妻和小儿子了。
在牛津期间，爱因斯坦做了斯宾塞讲演，并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而后又去了格拉斯哥，在那里讲述了广义相对论的发现之路。他对这次旅行非常满意，以至于回到勒科克海滨之后不久，便决定7月底再回英国，这次是应一位交往不深的熟人之邀。
英国司令官奥利弗·洛克-兰普森几乎与爱因斯坦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一个维多利亚诗人的儿子，喜欢冒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一名飞行员，在拉普兰和俄国领导一个装甲师，担任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的顾问，参与策划了对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谋杀。而今，他是一名法律顾问、新闻记者和议会议员。他曾经在德国学习，熟悉德语和德国人，（也许正因为此）成为与纳粹做斗争的早期拥护者之一。他喜欢有趣的人或事物，便开始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到英国做客，而爱因斯坦只是在牛津不经意间见过他一次。
爱因斯坦接受他的邀请之后，这位精力充沛的司令官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带爱因斯坦去见了丘吉尔，那时丘吉尔恰逢在野，在议会中任反对派议员。他们在丘吉尔的查特威尔（Ch-artwell）庄园吃午饭，其间讨论了德国重新武装的事情。“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杰出人物，”爱因斯坦那天写信给爱尔莎，“情况在我看来十分清楚，这些人已经下定了决心，准备很快就要采取行动。”[1157]这听起来像是某位刚同丘吉尔吃完午饭的人所做的估计。
洛克-兰普森还带爱因斯坦去见了另一个拥护重新武装的人奥斯汀·张伯伦，以及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当爱因斯坦到达劳埃德·乔治的家时，有人拿过来一个宾客意见簿请他签名。当填到家庭住址一栏时，他停了一下，然后写了“无”。
洛克-兰普森第二天在议会提交了一项议案，以“增加犹太人获得国籍的机会”，其间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了这件事，此时爱因斯坦正身穿一身白色亚麻套装，从参观走廊注视着这一切。德国正在破坏自己的文化，威胁大思想家的安全。“它赶走了它最卓越的公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说，“他在宾客意见簿上写的地址是‘无’如果牛津能够给他提供避难所，这个国家将会多么自豪啊！”[1158]
回到比利时的海滨别墅后，爱因斯坦决定在再次赴美之前澄清或至少试图澄清一件事情。妇女爱国者团体等组织仍然把他列为危险的颠覆破坏分子或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其指控既令人愤怒，又没有道理。
由于主张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当时（事实上贯穿他的整个一生）就有人怀疑爱因斯坦同情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他总是怀着诚挚之心，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支持他收到的几乎任何看起来有价值的宣言或报刊，但并不总能确定这些团体是否服务于其他目的。
幸运的是，虽然他乐于以自己的名义支持各式各样的组织，但他不愿在任何会议上抛头露面，憎恶把时间花在拉帮结派的计划会上。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加入许多政治团体，当然也没有加入什么共产主义组织。他坚持不访问苏联，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用来宣传。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爱因斯坦接受了两次采访以澄清这些观点。“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民主主义者，”《纽约世界电讯报》刊登了他对德国流亡者利奥·拉尼亚所说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去苏联，尽管我收到了非常热诚的邀请。如果我去莫斯科，苏联的统治者肯定会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牟利。”[1159]
对于另一场采访《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均做了报道。爱因斯坦承认，有时他会受到一些组织的“愚弄”，这些组织自称秉持纯粹的和平主义或人道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苏联专制统治服务的伪装的宣传机构”。他强调：“我从不支持共产主义，现在也是如此。”其政治信念的实质是，反对任何极权势力“通过恐怖和暴力来奴役个人”。[1160]
毫无疑问，这些声明都旨在平息美国关于他被指控的政治倾向的争论。不过它们都是真实的。爱因斯坦偶尔会被一些欺世盗名的团体所欺骗，但他从小就一直把反对极权主义（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当成他的指导原则。
当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久前，埃伦菲斯特先是与妻子分居，之后又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看了自己患有唐氏综合征的16岁儿子。他朝孩子的脸部开了一枪，废掉了他的眼睛，但没有杀死他，随即自杀。
20多年前，年轻的犹太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流浪到布拉格，请求在那里工作的爱因斯坦帮忙找份工作。他们在咖啡馆讨论了几小时的物理学，随即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在许多方面，埃伦菲斯特都与爱因斯坦非常不同。他有“一种几乎病态的缺乏自信”，爱因斯坦说，他更擅长批判现有的理论，而不是营建新的理论。这使他成了一位好教员，“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但这种“在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折磨着他”。
但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他与爱因斯坦很像。他们都无法对量子力学心安理得。“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无法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爱因斯坦说，“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来说，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
爱因斯坦很清楚年近半百是什么样子，他接下来描述了他和埃伦菲斯特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年过半百的人要适应新思想总要碰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够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1161]爱因斯坦对此感同身受。
埃伦菲斯特的自杀使爱因斯坦深感不安，此时他的生命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他的名字已经与一本抨击希特勒恐怖政策的书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和往常一样，他同意担任一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接着便出版了这本书，而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德国报纸刊出了红色的大字标题“爱因斯坦的丑行”。一家杂志社将他归为德国政权的敌人，列举了他的“种种罪行”，最后一句话是“尚未绞死”。
于是，爱因斯坦决定在10月访美前的最后一个月再次接受洛克-兰普森的盛情邀请。爱尔莎想留在比利时收拾东西，她要《星期日快报》的一个记者做好安排，保证爱因斯坦平安到达英国。这位记者不愧训练有素，他在旅行中亲自陪伴爱因斯坦，并报道说，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爱因斯坦拿出笔记本，继续演算他的方程。
这出戏有如一部精彩的电影，配得上詹姆斯·邦德出演。洛克-兰普森让两位年轻的女“助手”把爱因斯坦带到一栋他所拥有的隐蔽别墅，它位于伦敦东北部的一处近海荒原。在那里，爱因斯坦卷入了一出涉及保密与公开的滑稽剧。这两位年轻女士手持霰弹猎枪，站在他身边，摆好姿态拍了张相交予媒体。洛克-兰普森宣称：“倘若有不速之客走近，定要他尝尝铅弹的滋味。”爱因斯坦本人对安全的评价倒没这么吓人。“我保镖的美貌会比她们的霰弹猎枪更快地让不轨之徒放下武器。”他对一位访客说。
冲破这道脆弱安全防线的有这样一些人：一位前任外交大臣，想同爱因斯坦讨论欧洲的危机；爱因斯坦的女婿马里亚诺夫，为一篇曾经出售给法国出版物的文章而采访他；瓦尔特·迈尔，继续着寻找统一场论方程的永远完不成的任务；还有著名的雕塑家雅各布·爱普斯坦，他用三天时间制成了一尊漂亮的爱因斯坦胸像。
唯一与女保镖发生冲突的人是爱普斯坦，他问她们是否可以卸掉一扇门，以使他能够有更好的角度为爱因斯坦塑像。“她们幽默地问我下一步是否要卸掉房顶，”他回忆说，“我倒是愿意，但我并没有提出来，因为这些守护天使似乎对我闯入她们教授的隐居处颇为不满。”不过三天后，保镖们对爱普斯坦有了好感，当塑像快要完成时，大家开始在一起喝啤酒。[1162]
爱因斯坦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他在英国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发信人认为，由于地球在旋转，引力使人有时头朝下，有时水平。他猜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干傻事，比如爱上别人。“爱上别人并非最愚蠢的事情，”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不过这并不能归咎于引力。”[1163]
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的主要亮相是10月3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发表讲演，从而为流离失所的德国学者筹措资金。有些人怀疑（无疑是正当的）为了促销门票，洛克-兰普森把爱因斯坦隐居处所受的安全威胁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成功了。所有9000个座位都坐满了，还有不少人挤在走廊和门厅里。1000名学生充当向导和护卫，防范任何支持纳粹的示威发生（当天并无示威发生）。
爱因斯坦用英语谈了当前对自由的威胁，同时小心翼翼地不明确攻击德国政权。“如果我们要抵抗威胁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或李斯特。”
他还谈了孤独的必要性。“单调的清静生活可以激发创造性的思想。”他说。和年轻时一样，他又一次建议科学家可以去看守灯塔，从而能够“不受干扰地致力于”思考。[1164]
这种说法颇具启发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是一种孤独的求索。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于别人来说，如果同心协力去追求可能会更富有成果。在哥本哈根等地，量子力学团队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全凭彼此的思想。不过，爱因斯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可以由伯尔尼专利局、柏林寓所的顶楼或灯塔上的某个人做出来，也许只要有一个临时的宣传媒介和数学助手。
1933年10月7日，爱尔莎和杜卡斯从安特卫普乘坐远洋班轮“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在南安普敦接爱因斯坦和助手瓦尔特·迈尔。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很久。事实上，他还计划明年春季在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再待一个学期。然而，尽管还要活22年，爱因斯坦再也看不到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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