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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原子弹，
1939—1945
1939—1945
与西拉德再现1939年的会面，1946年
书信
西拉德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颇有魅力，但稍显古怪。他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20世纪20年代，他们曾在柏林共同设计过一种新型冰箱。虽然获得了专利，但销售并不是很好。[1309]从纳粹的魔掌逃出之后，西拉德先是去了英国，然后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如何产生核链式反应。几年前，他在伦敦等红灯时曾经设想过链式反应的思想。当他听说铀裂变的消息之后，他意识到可以用铀元素来实现这种具有潜在爆炸威力的链式反应。
西拉德与好友维格纳（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流亡物理学家）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从当时的比利时殖民地刚果将铀买断。但他们两个美国的匈牙利难民如何才能通知比利时人呢？接着西拉德想到，爱因斯坦刚巧是比利时王后的。
1939年夏天，爱因斯坦在长岛东部北支租了一栋别墅，与长岛南支汉普顿（Hamptons）的村镇跨匹克尼克湾（Great Peconic Bay）遥遥相望。在那里，他驾驶小艇“提奈夫”，在百货商店购买便鞋，和店主一起演奏巴赫。[1310]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住在长岛的某个地方，但不知道确切位置。”西拉德回忆说。他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打电话，得知他此时正租住在匹克尼克（Peconic）村摩尔博士的房子。1939年7月16日，星期日，维格纳开车带西拉德开始了他们的使命（西拉德和爱因斯坦都不开车）。
然而到达后，他们没有找到那所房子，而且似乎没有人知道摩尔博士是谁。正当他们准备放弃时，西拉德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你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儿住吗？”小男孩点了点头。对于镇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不知道摩尔博士是谁，也肯定知道爱因斯坦住在哪里。他带他们来到了老林路（Old Grove Road）尽头附近的一栋别墅，爱因斯坦正在那里沉思冥想。[1311]
小别墅没有怎么布置，阳台上有一张木桌，上面没有放东西。西拉德坐在桌旁，向爱因斯坦解释了由核裂变释放出来的中子如何能够使铀石墨堆发生爆炸性的链式反应。“我从未想到这一点！”爱因斯坦插话说。他问了几个问题，对整个过程仔细考虑了15分钟，很快就领会了它的内涵。爱因斯坦建议，不用写信给王后，也许可以给他认识的一位比利时部长写信。
维格纳不无道理地指出，如果他们三个难民不与国务院商议，就给一个外国政府写信谈论秘密的安全事务，恐怕有所不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恰当的做法是让爱因斯坦给比利时大使写一封信，再给国务院写一封附信，因为爱因斯坦是他们中473间唯一可能受到重视的人。就这样，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份草稿。维格纳对它做了翻译，交由秘书打印出来，然后交给了西拉德。[1312]
几天以后，经过朋友的安排，西拉德见到了亚历山大·萨克斯。萨克斯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也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他比三位理论物理学家多了个心眼，坚持应当直接把这封信交到白宫，并提出亲自去交。
这虽然是西拉德与萨克斯的第一次会面，但其大胆的计划还是很吸引西拉德。“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西拉德写信给爱因斯坦。要对这封信做出修改，他们应当电话交谈呢，还是亲自面谈？爱因斯坦回复说，他应当再来长岛。
那时维格纳已经去加利福尼亚访问了，所以西拉德又从匈牙利裔的理论物理学家难民中拉了朋友泰勒兼做司机和科学共犯。[1313]“我相信他的建议很有价值，我想您也许会愿意认识他，”西拉德对爱因斯坦说，“他人非常好。”[1314]另外一个好处是，泰勒开着一辆1935年制造的大普利茅斯汽车。就这样，西拉德又一次前往长岛。
西拉德带来了两周前写的原始草稿，但爱因斯坦意识到，这封信的意义远比让比利时的部长提防刚果的铀输出重要得多。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正要告诉美国总统，他应当开始留意一种能够将能量从原子中释放出来的武器，其威力几乎无法想象。“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信，”西拉德回忆说，“泰勒负责记录，我依照这篇德语文本草拟了两封致总统的信。”[1315]
根据泰勒的记录，爱因斯坦口述的稿子不仅提出了刚果的铀问题，而且说明了链式反应的可能性，暗示一种新型的炸弹可能会被研制出来。他敦促总统与物理学家们进行正式接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西拉德寄给爱因斯坦两封信，一封45行，一封25行，所署日期均为1939年8月2日，让爱因斯坦选出最喜欢的一封。爱因斯坦在两封信上都签了名，不过笔迹潦草，没有使用手写花体。[1316]
最终送到罗斯福那里的是那封较长的信，以下是它的部分内容：
信的最后警告说，德国科学家可能正在研制一种炸弹。虽然信已写好，也签了名，但谁最适合将它送到罗斯福总统手中呢？爱因斯坦对萨克斯不太有把握。他们当时考虑的是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
更让人吃惊的是，西拉德在寄回信件打字稿时，建议让查尔斯·林白当中间人。年前，林白曾独自驾驶飞机横越大西洋，并因此而一举成名。显然，这三名犹太难民都不知道，这位飞行员在德国住了多年，前一年还被纳粹头子戈林授予了国家荣誉勋章，正在成为一名孤立主义者和罗斯福的对手。
几年前，爱因斯坦曾在纽约与林白有过一面之缘，所以他在把签名信寄给西拉德时还附了一张介绍信。“我想请你见一下我的朋友西拉德博士，认真考虑考虑他的话，”爱因斯坦写信给林白，“在科学领域之外的人听来，他要说的事也许显得有些离奇，但你一定会认识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而密切注意。”[1317]
林白没有回应，于是西拉德9月13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进行提醒，再次请求见面。两天后，林白做了一次全国性的广播讲话，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林白在讲话中对孤立主义表示明确支持。“这个国家的命运并不要求我们卷入欧洲战争。”林白说。他不仅同情和支持德国，甚至还就犹太人拥有媒体发表了一些反犹言论。“我们必须追问谁拥有和影响着新闻报纸、新闻图片和广播电台，”他说，“假如我们的人民掌握了真相，我们的国家就不大可能参战。”[1318]
西拉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下一封信中明确写道：“林白不是我们的人。”[1319]
他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萨克斯身上，他已经拿到了正式的交给罗斯福的爱因斯坦签名信。虽然这封信极为重要，但萨克斯几乎有两个月都没能找到递交的机会。
随着形势的发展，这封重要信件已经变得愈发紧急。1939年8月底，纳粹与苏联签订战争联盟条约，进而瓜分了波兰，举世为之震惊。英法不得不向其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美国暂时还保持中立，至少是没有宣战。然而，美国的确开始重整军备，研发一切必要的新武器，以备未来之需。
9月底，西拉德拜访萨克斯时，惊恐地发现他仍然未能与罗斯福约好见面时间。“萨克斯很有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西拉德写信给爱因斯坦，“维格纳和我决定再给他十天时间。”[1320]萨克斯勉强赶上了最后期限。10月11日，星期三下午，他被领进椭圆形办公室，手里拿着爱因斯坦的信、西拉德的备忘录以及他本人写的一份800字的概要。
总统对他表示欢迎：“萨克斯，有什么事吗？”
萨克斯可能比较健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总统副手很难为他约时间的原因），他往往会跟总统讲寓言。这次是关于一个发明家的故事。这位发明家告诉拿破仑，他要为其建造一种新型轮船，可以不用帆而用蒸汽。拿破仑觉得他疯了。萨克斯接着说，那位发明家就是罗伯特·富尔顿，这就是教训，皇帝本该听他的话。[1321]
罗斯福听后给一位副官写了张便条，副官急匆匆地离开了，没过多久拿回了一瓶很有年头的拿破仑白兰地。罗斯福说这瓶酒暂时存放在他家。随后，他倒了两杯酒。
萨克斯担心，如果他把备忘录和信留给罗斯福，很可能随便扫一眼就被搁在一边。他觉得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将它们大声读出来，于是便站在总统办公桌前，将他对爱因斯坦信件的总结、西拉德备忘录的部分内容以及从各种历史文件中挑选的内容统统读了一遍。
“萨克斯，你是希望纳粹不会把我们炸掉。”总统说。
“完全正确。”萨克斯回答。
罗斯福打电话给私人助理。“我们需要行动。”他宣布。[1322]
当天晚上成立了一个由国家物理实验室度量衡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负责协调的专门委员会，还制订了计划。1939年10月21日，它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爱因斯坦没有出席，也不想出席。他既不是核物理学家，也不喜欢亲近政治或军事领导人。但三位匈牙利难民西拉德、维格纳和泰勒出席了会议。
过了一周，爱因斯坦收到了总统写来的一封感谢信，信写得礼貌而正式。“我已经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认真研究您关于铀元素的建议是否可行。”罗斯福写道。[1323]
原子弹工程进展缓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罗斯福政府只批准了6000美元来进行石墨和铀实验。西拉德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愈发相信链式反应是可行的，难民同胞们关于德国活动的报道使他更加忧虑。
于是1940年3月，他再次到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他们又写了一封信让爱因斯坦签名，虽然名义上是写给萨克斯，但实际上却打算交给总统。信里警告说，他们听说柏林正在从事各种关于铀的研究。鉴于用链式反应产生巨大爆炸性的研究正在取得突破，这封信敦促总统调查美国的工作是否进展得足够快。[1324]
罗斯福召集了一个会议，旨在更为紧迫地推进工作，并要求确保爱因斯坦能够参加。但爱因斯坦不愿更多地介入，他回复说自己患了感冒——一个方便的托词——不能出席会议。不过，他的确敦促这个团队要加紧努力。“这项工作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我对创造这些条件的明智和紧迫性深信不疑。”[1325]
即使爱因斯坦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从而促成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他也可能会不受欢迎。令人惊讶的是，帮助启动该计划的爱因斯坦竟被一些人认为潜在的安全危险巨大，因此不能了这项。
1940年7月，准将谢尔曼·迈尔斯，即正在组织这个新委员会的代理陆军参谋长，给已经当了16年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他还要再当32年）写了一封信。在审查情报决策时，迈尔斯暗中以势压人，按照胡佛的国民警卫队军衔称呼他为“胡佛上校”。然而，当迈尔斯索取联邦调查局关于爱因斯坦的信息概要时，胡佛显得信心十足。[1326]
胡佛先是向迈尔斯将军提供了1932年弗罗辛厄姆夫人的妇女爱国者团体写的16页的信，呼吁不要给爱因斯坦发放签证，并对他曾经支持过的各种和平主义组织和政治团体发出警告。[1327]不过当时联邦调查局并未对其中任何一条指控进行证实或评估。
胡佛接着说，爱因斯坦还参加过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它的委员会中有一些欧洲的共产主义分子。前面说过，爱因斯坦公开拒绝参加这次大会，甚至明确表示不支持；正如他在给会议组织者的信中所说：“由于它包含着对苏维埃俄国的颂扬，我不能在上面签字。”在那封信中，爱因斯坦还公开指责了苏联，说那里“渴望权力的个人运用着最卑劣的手段”“似乎存在着对个人和言论自由的彻底压制”。然而，胡佛暗示爱因斯坦支持过这次大会，因此是亲苏的。[1328]
胡佛的信里还有六段话对各种自称的爱因斯坦团体做了类似指控，从和平主义协会到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组织，不一而足。同时附上的还有一个充斥着误传（“有一个孩子”）和主观臆测的小传，称他“极端激进”，并曾“服务于共产主义杂志”。当然，这些都是诬陷。迈尔斯将军着实对这份备忘录大吃一惊，以至于写了一个旁注警告说：“倘若泄露，有可能引火烧身。”[1329]
这篇未署名的小传得出了极端的结论。“鉴于这种激进的背景，在没有做认真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不推荐雇用爱因斯坦博士从事秘密性的工作，因为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第二年的一份备忘录则称，海军已经同意给予爱因斯坦安全特许，但“陆军尚不能给他特许”。[1330]
成为美国公民
当陆军做决定时，爱因斯坦正热心忙于一件事情。自从他攒钱使自己可以在离开德国后成为瑞士公民，他已经有40年没做过类似的事情了。此时，他正自愿加入美国国籍，将要自豪地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事实上，五年前他驶往百慕大时，这一过程就开始了，这样他便可以拿着移民签证归来。他仍然拥有瑞士国籍和护照，所以这样做不是必需的。但他仍然想这样做。
1940年6月22日，他在特伦顿的联邦法院接受了公民资格审查。为此，他答应做一次广播访谈，作为移民规划署主办的《我是美国人》系列节目的一部分。鉴定人管了午饭，在他的议事厅招待了电台人员，以使爱因斯坦心里更放松。[1331]
这一天令人振奋，部分是因为爱因斯坦显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个言论自由者。他在广播中主张，为了防止未来发生战争，世界各国必须把一部分主权交给一个武装起来的国际性的国家联盟。“如果一个世界组织无法控制其成员国的所有军力，就无法有效地确保和平。”他说。[1332]
爱因斯坦通过了审查。1940年10月1日，他和他的继女玛戈特、助手杜卡斯以及另外86位新公民做了宣誓。此后，他向负责报道其入籍的记者们赞扬了美国。他说，这个国家将证明，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也是“一种与道德力量的伟大传统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在被问及是否会放弃其他忠诚时，他笑着说，如果必要，他“甚至会放弃我心爱的帆船”。[1333]不过，他没有必要放弃瑞士国籍，也没有这样做。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的印象是，与欧洲不同，美国或可成为一个没有奴役和严格阶级等级的国家。但渐渐地，他更深的印象来自这个国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离经叛道的宽容（这使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美国人）。这曾经是他的科学的检验标准，现在也是其公民身份的检验标准。
他已经抛弃了纳粹德国，并且公开声明，如果人民坚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得不到保证，他绝不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到那时就会知道，我选择美国作为这样一个地方是多么正确，”他在成为美国公民后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经常听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表达着自己关于政府候选人和当前问题的看法，而不必担心有什么后果。”
他说，美国的好处在于这种对每个人思想的宽容，而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暴力和恐惧”。“根据我对美国人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表达的自由，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值得过的。”[1334]几年以后，美国进入麦卡锡时代，那些持非主流观点的人开始受到胁迫。爱因斯坦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欣赏有助于解释他那时为什么会公开表达愤怒和不满。
1941年12月6日，在爱因斯坦及其同事提请注意研制原子武器的可能性之后两年多，美国启动了超级保密的曼哈顿计划。这恰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那次事件终于将美国拖入了战争。
由于像维格纳、西拉德、奥本海默和泰勒等众多物理学家都消失在了偏僻的小镇，爱因斯坦能够猜到，他所推荐的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正在更加紧张地进行着。但他没有被邀请加入曼哈顿计划，也没有被正式告知这件事。
他之所以没有被秘密召到像洛斯阿拉莫斯或橡树岭这样的地方，有许多原因。他既非核物理学家，在当前科学问题的实践方面也不是行家里手。正如上文所说，他被一些人当成了安全威胁。虽然他已经放弃和平主义观点，但他从未表达过任何愿望或提出任何要求来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不过，那年12月，有人给他安排了一点工作。通过接替弗莱克斯纳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弗兰克·艾德洛特，监管曼哈顿计划的科研发展处主任万尼瓦尔·布什联系上了爱因斯坦，请他就一个涉及同位素分离的问题提供帮助。爱因斯坦欣然答应。运用其旧有的渗透和扩散方面的专门知识，他提出了一种气体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铀变成了一种气体，并通过了滤器。为了保密，他甚至不能让杜卡斯或别人帮他打字，于是只得亲自写信并寄出。
“爱因斯坦对您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他对此已经研究数日，给出的解答我装在了信封里，”艾德洛特写信给布什，“爱因斯坦托我转告，如果您还希望他从其他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或是对它的某个部分做进一步阐述，您只需告诉他一声，他一定尽力而为。我非常希望您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他，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做的事情能够有利于国家，他会感到多么满足。”艾德洛特还特意补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够读懂他的笔迹。”[1335]
科学家们收到爱因斯坦的论文后很是感佩，他们与布什进行了讨论。为了让爱因斯坦发挥更大的价值，他们说，应当告诉他关于同位素分离与研制原子弹的其他工作如何联系的更多信息。
布什拒绝了。他知道爱因斯坦很难获得安全特许。“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认为应当对他足够信任，以至于要告诉他这件事情如何服务于我们的国防，”布什写信给艾德洛特，“我很希望能够告诉他所有情况，完全信任他，但是鉴于华盛顿研究过他的整个经历的人的态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1336]
后来在战争期间，爱因斯坦在一些机密性不高的事情上提供了帮助。有一位海军上尉来研究院拜访他，请他参与分析军火性能。他热情地答应了。正如艾德洛特所说，自从忙完铀同位素的短期工作以后，爱因斯坦觉得自己不再受到重视。在担任每天报酬为25美元的顾问期间，他研究了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在日本港口排布海洋水雷的方法。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伽莫夫赶来请教他各种问题，据他回忆，爱因斯坦对同事们开玩笑说：“我供职于海军，却没有被要求剪一个海军头。”也许他们想不出如果爱因斯坦留一个板刷头是什么样子。[1337]
为了助战，爱因斯坦还在一次募集战时公债的活动中拍卖了他的狭义相对论手稿。不过，这并不是原始版本，原稿1905年发表之后就扔掉了，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朝一日竟会价值百万。为此，他让杜卡斯把论文朗读出来，他再抄下来。“我真这么说吗？”他有一次抱怨说。杜卡斯告诉他确实如此。他悲叹道：“我本可以说得更简洁的。”当他听说这份手稿以及另一份手稿总共拍出了1150万美元时，他笑称：“经济学家得修改他们的价值理论了”[1338]
原子恐惧
早在布拉格时，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就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他一直在秘密参与曼哈顿计划，主要在芝加哥，到了1944年年底，他已经确信曼哈顿计划会取得成功。那年12月，斯特恩访问了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听说的消息令他沮丧：无论原子弹是否被用于战争，战争与和平的性质将永远被改变。他和斯特恩都认为，决策者并未考虑这些，必须尽快敦促他们这样做。
于是，爱因斯坦决定给玻尔写信。虽然他们曾经就量子力学进行过争论，但爱因斯坦相信玻尔在更为世俗的事情上的判断。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知道玻尔（一半血统是犹太人）正秘密待在美国的人之一。纳粹侵占丹麦时，玻尔和儿子乘一只小艇冒险逃到了瑞士，并从那里飞到英国，以“约翰·贝克”（John Baker）的名字伪造了一个护照，然后来到美国参加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曼哈顿计划。
爱因斯坦写信给玻尔（用的是玻尔真名），请华盛顿的丹麦大使馆转交，这封信辗转到了玻尔手中。在信中，爱因斯坦讲了他与斯特恩的谈话，对政府如何在未来控制原子武器方面缺乏思考深感不安。“政客们并不了解这些可能性，因此不知道威胁的严重性。”爱因斯坦写道。他再次主张，一旦原子武器时代降临，需要由一个经过授权的世界政府来防止军备竞赛。爱因斯坦敦促：“有机会向政治领袖进言的科学家们应当联名给他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压力，以使武装力量国际化。”[1339]
即将主宰爱因斯坦最后十年的政治使命就这样开始了。自从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德国少年时，他就憎恶国家主义。他一直主张，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权力机构来解决争端，它拥有武装力量来强制执行决议。现在，随着一种能够改变战争与和平性质的可怕武器的迫近，爱因斯坦不再视这种途径为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必需。
看罢爱因斯坦的信，玻尔非常紧张，这倒不是出于爱因斯坦希望看到的原因。和爱因斯坦一样，这个丹麦人也希望原子武器国际化。在之前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会面时，玻尔都提出过这种主张，但非但没有说服他们，反而导致两位领导人命令其情报部门“应当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确保他不会泄露信息，特别是泄露给俄国人”。[1340]
玻尔一收到爱因斯坦的信就赶往普林斯顿。他想保护他的朋友，警告他要小心谨慎，还希望向政府官员通报爱因斯坦的话，以修补他本人的名誉。
这次私人谈话在梅瑟街的寓所进行。玻尔对爱因斯坦说，如果了解原子弹研制的人知道了这一消息，将会导致“最糟糕的后果”。玻尔向他保证，华盛顿和伦敦负责任的政治家知道原子弹所造成的威胁，明白这是一次“推进国家之间和谐关系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爱因斯坦被说服了。他保证自己不会再传播他曾经猜测的任何信息，并将敦促他的朋友们不再使美国或英国的外交政策复杂化。为了履行诺言，他立即给斯特恩写了一封信。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种小心细致是罕见的。“我感到，我们必须力争负起责任，暂时不去谈论这件事，在目前这个时候，让它引起公众的注意不会有任何帮助。”他说。他小心翼翼地不去透露任何东西，甚至是他与玻尔的会面。“对我来说，以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说话很困难，但目前我只能这样做。”[1341]
爱因斯坦在战争结束以前的唯一一次介入仍然是被西拉德鼓动的。1945年3月，西拉德来访时对如何使用原子弹表示了担忧。现在很清楚，距离投降只有几个星期的德国并未研制原子弹。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制造它呢？倘若不用原子弹就能保证胜利，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攻击日本？决策者们难道不应三思而后行吗？
爱因斯坦答应再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信，敦促他同西拉德以及关心此事的科学家会面，他自己则假装不知情。“我不知道西拉德博士打算向您提交的需考虑的问题和建议的内容，”爱因斯坦写道，“西拉德博士正在保密条件下工作，保密条款不容许他向我告知他工作的信息。不过我听说，他现在极为担心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与您的内阁中负责制定政策的成员之间缺乏充分的接触。”[1342]
罗斯福没有读到这封信。他4月12日去世后，这封信在他办公室被发现，并被交予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又把它交给了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最终，西拉德在南卡罗来纳面见了伯恩斯，但伯恩斯不为所动。
1945年8月6日，几乎没有经过什么高层的争论，原子弹就被投到了广岛。那天下午，爱因斯坦正在他租住的阿迪朗达克山萨拉纳克湖的别墅小憩。他下楼喝茶时杜卡斯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哦，我的上帝！”这是他得知消息后唯一的话。[1343]
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被投到了长崎。第二天，华盛顿的官员发布了由普林斯顿物理学教授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撰写的关于研制秘密武器的长篇报告。史密斯报告将曼哈顿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爱因斯坦1939年给罗斯福写的信，这让爱因斯坦一直感到不安。
在常人的想象中，爱因斯坦与原子弹的研制脱离不了干系，即使这种参与是边缘的。他们不仅把这归咎于那封信的影响，而且还与他40年前提出的质能关系挂起了钩。他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在封面图片上，一朵蘑菇云正在他后方升起，上面饰以“E=MC2”的标记。杂志刊出了一篇以当时典型的散文风格写成的报道（编辑为惠特克·钱伯斯）：
这种看法令他十分痛苦。《新闻周刊》以“始作俑者”为大标题做了一期他的封面，爱因斯坦看后发出了一声令人难忘的悲叹。“要是我知道德国人不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他说，“我一点力都不会出。”[1345]
当然，他和西拉德以及任何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朋友（其中许多人都是从希特勒的恐怖中逃出来的难民）都不可能知道，海森伯等留在柏林的卓越科学家无法破解秘密。“或许我可以得到宽恕，”爱因斯坦去世前几个月同莱纳斯·鲍林谈话时说，“因为我们都觉得德国人很可能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会取得成功，他们会使用原子弹，成为优等民族。”[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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