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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红色恐惧，
1951—1954
1951—1954
和奥本海默在一起，1947年
罗森伯格夫妇
氢弹的研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共声浪愈演愈烈，参议员麦卡锡鼓吹的安全调查越来越肆无忌惮，所有这些都使爱因斯坦感到不安。这使他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上台和反犹主义的兴起。“几十年前德国的灾难正在重演，”他1951年年初向比利时王后悲叹道，“人们一味纵容默许，而不做任何抵抗，甘愿与恶势力为伍。”[1453]
他试图在反美和反苏人士之间保持中立。一方面，他的合作者英菲尔德希望他支持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声明，他（正确地）怀疑这个委员会是受苏联操纵的，没有答应。“在我看来，这多多少少是一种宣传。”他说。一群苏联学生恳请他一同抗议所谓美国在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他也同样予以批驳。“你们不能指望我抗议那些或许（而且十有八九）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回复说。[1454]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也不愿在胡克散发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该请愿书斥责那些如此指控美国的人不够诚实。他不落于任何一个极端。正如他所说：“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必须努力促进缓和，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1455]
为了不动声色地推进这种缓和，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不要判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死刑，他们被控将核机密泄露给了苏联人。此案已经使国家分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派，这在有线电视时代到来之前是很罕见的。爱因斯坦没有对这个案子发表任何看法。他将信寄给了主审法官欧文·考夫曼，并请他不要公布信的内容。他并没有说罗森伯格夫妇是清白的，他只是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案子来说，死刑过于严厉了，因为它的事实模糊不清，判决结果更多是受民众的狂热而非客观性所驱使。[1456]
毫不奇怪，考夫曼法官把这封私人信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它不仅被收入爱因斯坦档案，而且遭到仔细审查，看它是否属于不忠之举。三个月后，一份报告送到了胡佛手中，说没有找到进一步的指控证据，不过这封信仍然放在爱因斯坦档案里。[1457]
由于考夫曼法官执意判决死刑，爱因斯坦给即将离任的杜鲁门总统写信，请求减刑。他在一张写满方程（显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的纸的背面先用德语后又用英语起草了这封信。[1458]杜鲁门把决定权交给了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而艾森豪威尔则维持了死刑判决。
爱因斯坦给杜鲁门的信最终被公之于众，《纽约时报》在头版做了报道，大标题为“爱因斯坦支持罗森伯格上诉”。[1459]100多封愤怒的信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你需要一些常识，外加对美国的恩惠心存感激。”弗吉尼亚朴茨茅斯的玛丽安·罗尔斯写道。“你把犹太人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国放在第二位。”纽约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查尔斯·威廉斯说。在朝鲜服役的下士霍默·格林说：“你显然希望看到我们美国兵被杀掉。去苏联吧，或者回你的老家，因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美国人既靠这个国家生活，又发表反美言论。”[1460]
持肯定意见的信件并不多，不过爱因斯坦与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进行了愉快的通信。道格拉斯试图阻止执行死刑，但没有成功。“为了在我们这个不安的时代创造一种健康的舆论，您已经尽心尽力了。”爱因斯坦写信表示赞赏。道格拉斯回信说：“您对我的褒扬使这段黑暗的时间光亮起来，我将永远铭记在心。”[1461]
许多批评信质问爱因斯坦，为何为罗森伯格夫妇辩护，却不愿为被斯大林投入监牢的九位犹太医生讲好话，这几个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暗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和《新领袖》的编辑都公开指责爱因斯坦坚持双重标准。[1462]
爱因斯坦也认为苏联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苏联政府在所有官方审讯中对正义的扭曲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他写道。他又说，个人向斯大林呼吁可能不会起什么作用，也许一群学者发表联合声明会有帮助。于是，他联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等人发表了联合声明。“爱因斯坦和尤里打击了共产主义者的反犹主义。”《纽约时报》报道。[1463]（几周以后，斯大林逝世，那些医生被释放。）
另一方面，他在许多信件和声明中都强调，美国人不应由于害怕共产主义而放弃他们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他指出，在英国国内有更多的共产主义者，但那里的人并没有因国内的安全调查而陷入狂乱。美国人也不必如此。
弗劳恩格拉斯
每一年，洛德和泰勒（Lord&Taylor）百货公司都会颁发一个独立思考奖。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举措也许显得尤为不同寻常。1953年，爱因斯坦实至名归地因其在科学上的“标新立异”而获奖。
爱因斯坦对这一特点感到自豪，他知道自己多年来得益于此甚多。“看到一个无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固受到大家的热情赞许，确实让我感到莫大的愉快。”他在接受这一奖项的广播讲话中说。
尽管是因为在科学领域的标新立异而获此殊荣，但爱因斯坦利用这一场合谈到了麦卡锡式的调查。“当然，大家是在对一个冷僻领域（物理学）中的标新立异者欢呼，在这一领域，参议院尚未感到有必要抗击国内缺乏批判力或胆小的公民的安全威胁。”[1464]
一位名叫理查德·弗劳恩格拉斯的布鲁克林的中学教师收听了他的讲话。一个月前，他曾被调查共产主义在中学影响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到华盛顿作证，他拒绝发表意见。现在他想问爱因斯坦他这样做是否正确。
爱因斯坦回了信，并告诉弗劳恩格拉斯可以公开这封信。“反动政客在设法向公众灌输一种思想，让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他写道，“现在，他们又来压制教学自由。”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来反抗这种罪恶？“坦率地讲，我看只有采用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方法，”爱因斯坦说，“每一位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1465]
爱因斯坦一直拒绝流行时尚，这不仅使他终生受益，也使他在麦卡锡时代固执己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常常被要求说出别人的名字，并在对他们及其同事的忠诚调查中作证，爱因斯坦的做法却很简单：不要合作。
正如他对弗劳恩格拉斯所说，他认为这应当以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言论自由为根据，而不是援引防止自己受到牵连的第五修正案作为“托词”。他说，维护第一修正案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维护自由思想的特殊角色。纳粹上台时，德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站出来声讨，这仍然使他感到惊骇。
他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发表后，所引发的轩然大波甚至超过了他对罗森伯格案件的呼吁。全国的社论群起而攻之。
普通人也给他写了信。“好好照照镜子，看看没有疯子一般的发型，你是多么丑陋，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戴一顶俄国羊毛帽子吧。”克利夫兰的萨姆·艾普金说。反共专栏作家维克多·拉斯基寄给他一封冗长的信：“你最近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制度的攻击最终使我确信，尽管你有许多科学知识，但却是个傻瓜，是对这个国家的威胁。”新泽西州东奥兰治（East Orange）的乔治·斯特林费洛不正确地指出：“不要忘了，你是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到这里才获得自由的。不要滥用这种自由，先生。”[1467]
参议员麦卡锡也进行了责难，尽管语气因为爱因斯坦的身份而有所收敛。“无论是谁，只要劝说美国人把关于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情报保密，他就是美国的敌人。”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1468]
然而这一次，实际上更多的信是支持爱因斯坦的。他的朋友罗素的还击比较有趣。“你们似乎认为，无论法律有多么坏，都应当遵守，”哲学家给《纽约时报》写信说，“我不由得设想你们会判乔治·华盛顿的罪，主张你的国家应当回过头来效忠于伊丽莎白二世陛下。作为一个忠诚的英国人，我当然举双手赞成，但只怕它在你们国家中得不到太多支持。”爱因斯坦给罗素写了一封感谢信，悲叹道：“这个国家的所有知识分子，以至最年轻的学生，全都受到威胁。”[1469]
弗莱克斯纳已从高等研究院退休，现居第五大街，他希望利用这次机会修复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感谢你写给弗劳恩格拉斯的出色的信，”他写道，“如果在被问到个人观点和信仰时绝对缄口不言，一般美国公民的地位将会更为高贵。”[1470]
弗劳恩格拉斯十几岁的儿子理查德说的话很令人心酸：“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您的声明也许会改变这个国家的进程。”这倒是有些道理。他说，他将终生珍藏爱因斯坦这封信，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最喜欢的科目也是你最喜欢的——数学和物理学。现在我正在学习三角。”[1471]
被动反抗
后来，数十位持不同政见者请求爱因斯坦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使自己不断陷入争执。
但物理教授阿尔伯特·沙多维茨着实成功了。他在战争期间当过工程师，帮助建立了一个工会，后因委员会中有共产主义者而被开除出工人运动。参议员麦卡锡想证明这个工会与莫斯科有联系，曾给国防工业造成威胁。正如爱因斯坦向弗劳恩格拉斯建议的那样，曾是共产党员的沙多维茨决定援引第一修正案而非第五修正案作为保护。[1472]
沙多维茨很担心自己的处境，他决定打电话向爱因斯坦求助。但爱因斯坦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出来，于是他开车从北新泽西来到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住所，在那里见到了忠于职守的门卫杜卡斯。“您约好了吗？”她问。他承认没有。那么您不能进屋与爱因斯坦教授谈话。”她宣布。但是听他解释了情况后，杜卡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让他进去了。
爱因斯坦还是一贯的装束：宽松的套衫、灯芯绒裤子。他带沙多维茨来到楼上书房，称其做法是正确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些情况下挺身而出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果你这样做了，我的名字可随意使用。”爱因斯坦慷慨地说。
面对这张空头支票，沙多维茨又惊又喜。在第一次秘密听证会上，麦卡锡的首席顾问罗伊·科恩向沙多维茨发问，麦卡锡在一旁听着。他是共产主义者吗？沙多维茨答道：“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采用的是爱因斯坦教授的建议。”麦卡锡忽然问他是否认识爱因斯坦。沙多维茨回答说，其实不认识，但见过面。当这一幕在公开听证会上重演时，台词没有什么变化。和弗劳恩格拉斯案一样，这件事又激起了轩然大波。
爱因斯坦相信他是一个好公民，而并非不忠。他读过第一修正案，认为支持它的精神恰恰是美国人所珍视的自由的核心。有一位愤怒的批评者寄给他一张卡片的复制品，上面含有他所谓的“美国信条”，其部分内容是：“我有热爱祖国、拥护宪法、遵守法律的义务。”爱因斯坦在边缘处写道：“这正是我所做的事情。”[1473]
当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被指控传播由世界和平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请愿书时，爱因斯坦主动为他作证。这份请愿书代表着爱因斯坦支持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主要观点。当杜波伊斯的律师告知法庭爱因斯坦将会到场之后，法官旋即决定驳回此案。[1474]
另一桩案件发生在家门口，那就是奥本海默事件。在领导众多科学家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奥本海默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仍然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拥有忠诚审查的特许。由于当初反对研制氢弹，他与泰勒交恶，而且与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疏远。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和他的弟弟弗兰克在战前都曾是共产党员，他本人则与共产党员以及忠诚可疑的科学家过从甚密。[1475]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1953年剥夺了对奥本海默忠诚审查的特许。本来它不用多久就会失效，这件事本可以不动声色地得到解决，但在那种狂热气氛下，奥本海默和他的对手都不希望背离自己所标榜的原则，遂决定在华盛顿举行秘密听证会。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研究院碰到了正在准备听证会的奥本海默，他们聊了一会儿。奥本海默上了汽车，向一位朋友讲述了他们的谈话。“爱因斯坦认为我受到的攻击太过分了，我应当辞职。”他说。爱因斯坦认为，奥本海默甚至没有必要回应那些指控，这足以见得他是“一个傻瓜”。在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没有义务让自己受“政治迫害”。[1476]
1954年4月，正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与麦卡锡进行较量，关于安全调查的争论趋于白热化之际，秘密听证会还是举行了。过了几天，詹姆斯·莱斯顿在《纽约时报》的整个头版公布了听证会的内容。[1477]奥本海默的忠诚受政府调查的事件瞬间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话题。
由于有消息说，报道可能会突然转向，派斯来到梅瑟街，让爱因斯坦对媒体打来电话做好思想准备。派斯告诉他，奥本海默继续坚持参加听证会，而不是与政府直接断绝关系。爱因斯坦苦笑着说：“奥本海默的麻烦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他告诉派斯，奥本海默需要做的就是，“到华盛顿对官员们说他们是傻瓜，然后回家”。[1478]
奥本海默失败了。原子能委员会经投票表决认定，他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但存在着安全危险，于是（在失效的前一天）撤销他的忠诚审查特许。第二天，爱因斯坦到研究院看望了他，发现他很沮丧。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对一个朋友说，他“不明白奥本海默为何把这件事看得那么认真”。
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来支持院长，爱因斯坦立即在上面签了字。其他人一开始拒绝了，其中有些人是出于恐惧。这刺激了爱因斯坦。他“运用其‘革命才能’来募集支持”，一位朋友回忆说。开了几次会之后，爱因斯坦说服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1479]
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对手刘易斯·斯特劳斯是研究院的理事，这让教授们很担忧。他会试图解雇奥本海默吗？爱因斯坦给另一位理事会成员朋友——纽约州参议员赫伯特·雷曼写信称，奥本海默“是迄今为止研究院最有能力的院长”，开除他“将会激起所有知识分子的义愤”。[1480]于是理事会投票保留了他。
奥本海默事件发生后不久，曾经的和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斯蒂文森到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他很受知识分子喜爱。爱因斯坦对他说，政客们正在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这让他很是不安。斯蒂文森比较谨慎地回应说，其实苏联是一个威胁。在谈了一些次要话题之后，斯蒂文森感谢爱因斯坦在1952年给予他支持。爱因斯坦说，没有必要感谢，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更不信任艾森豪威尔。斯蒂文森说，他喜欢这种诚实。爱因斯坦认为他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自命不凡。[1481]
爱因斯坦对麦卡锡主义的反抗部分源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忧。他感到，美国最危险的内部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破坏分子，而是来自于那些利用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惧来践踏公民自由的人。“与在这里疯狂搜捕寥寥几位共产主义者相比，美国受本国共产主义者的威胁要小得多。”他对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说。
甚至对不认识的人，爱因斯坦也用质朴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厌恶。一个从未谋面的纽约人给他写了一封11页的信，他回信说：“我们已经在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我们这里总的状况与1932年的德国何其相似。”[1482]
一些同事担心，爱因斯坦发表的观点会引起人们对研究院的争论。他开玩笑说，他为此而急白了头发。实际上，他以一种美国式的孩子气自由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在我这个新祖国里，由于我无法保持沉默，无法忍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已经成了一个‘专爱捣乱的人’（enfant terrible.），”他写信给伊丽莎白王后，“而且，我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应当站出来为受到更多约束的年轻人说话。”[1483]
他甚至亦庄亦谐地宣布，鉴于目前的政治胁迫，他不可能想做教授。“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他拖长声音对《记者》杂志的西奥多·怀特说道，“我宁愿做一个管道工或小贩，以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还能得到程度不高的独立性。”[1484]
这段话不仅使爱因斯坦获得了美国“管道业工会”授予的荣誉会员称号，而且引发了关于学术自由的全国辩论。即使爱因斯坦的一句比较无关紧要的评论也会引起广泛关注。
爱因斯坦看得很清楚，学术自由正在遭到蹂躏，这对事业的损害是实实在在的。例如，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共事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某些方面做出改进的玻姆，接到了美国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借口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最后移居巴西。
不过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说法（以及他一连串的厄运）是夸张之辞。尽管他有些话不够审慎，但他的言论并没有受到钳制，工作也没有受到威胁，甚至联邦调查局编纂爱因斯坦档案这场闹剧也没有剥夺他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奥本海默遭调查的最后阶段，他和爱因斯坦仍然安全藏身于普林斯顿的避难所，可以随意思考和发表意见。虽然两个人的忠诚都受到质疑，拒绝给他们忠诚调查特许有时很可耻，但这并不像在纳粹德国，任何事情都是秘密的，尽管爱因斯坦有时会发表不当言论。
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难民往往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法西斯主义的余波，而不是在民主制度中泛起的波澜，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和往常一样，美国的民主又重新恢复起来。1954年，麦卡锡遭到陆军律师、他的参议员同事、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德鲁·皮尔逊、爱德华·默罗等新闻记者贬斥。奥本海默案件的文字记录公布后，至少是在学术界和科学界，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泰勒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程度之深堪比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不习惯于能够自动复正的政治体制，也不能完全欣赏美国的民主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培养是多么有弹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鄙夷加深了。但其冷嘲式的超然和幽默感使他没有沉溺于绝望。他死时注定不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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