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页 |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 阅读 ‧ 电子书库

2 中國人的性格

 

一

 

今天我講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的民族性，就是看我們中國人的性格。在中國傳統思想裏，最看重這個「性」字。西方人亦未嘗不講人的性，可是他們所注重的是自然的性，照中國人的講法這乃是先天性。而中國人所講的性字，更看重人文方面，可說是先天和後天打成一片來講的。我今天的講演，是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的民族性。這是中國人的舊觀念，注重在人文後天的一方面。

我今天要講的是「分別性」與「和合性」，向來中國儒家、道家，其他各家講人性，從未提到這兩個名詞，這是我今天所特別提出的。

怎麼叫分別性呢？我們從先天自然方面來講，人有男性、女性的分別，這是最基本的。不僅人是這樣，動物乃至於植物，有生命的，除掉最低級的微生物不分雌雄性別外，都分性別的。中國人稱一陰一陽，男女就有陰性、陽性的分別，沒有人不懂得這個分別的。我們也可以說，嚴格講來，男人、女人各是人的一半。必待男婚女嫁，始合成一完整的人生。所以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見人生在分別性之上，還有一個和合性。當然也有獨身不結婚的，但這只是人類中間的極少數。

人生有他的分別，就有他的和合。所以分別性與和合性其實只是一個性。先天的自然是男女分別的，後天的人文則是男女和合的。人類由後天人文所組成的社會，仍並不能離開先天自然而獨立，只有在先天自然之上，加進了後天人文，所以先、後天亦應是合一的。這纔是人類天性的完成。這裏面包括著分別與和合，在其和合中則仍還有分別。這只照分數講。他的分別性比和合性佔的分數多，反過來，或許他的和合性比分別性佔的分數多。如說一佔百分之六十，一佔百分之四十。好像我們一個人的兩隻手，其實功用是一樣的，或是我慣於多用右手，或是我慣於多用左手，這裏邊只是一個分數之不同而已。

我今天要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來講，我認為中國人的天性，所謂我們的國民性，是「和合」的分數比較多過「分別」的。我們人的分別，第一個是男女之別，第二個是長幼之別。我們人的中間，一定有大人，有小孩，所謂父母子女。沒有小一輩的，人類就要斷了。但沒有老一輩的，小一輩的也就無從出生。自然生人，甚至於其他動植物，都有男女，有長幼。這個分別每個人都知道的。然而特別是我們人類，幼小的要靠長大的，而長大的要保護撫養幼小的。這是從古到今，可能將來幾萬年、幾十萬年下去，都是這樣。所以自然人生必有男女長幼的分別，而人文社會則必有男女長幼的和合。就組織成了家庭。也可以說，整個人類，各個社會，都有家庭。這個家庭就是男女長幼的和合。而中國人的家庭則比較和合性更多過了分別性。若我們要理想，和合性、分別性雙方平均各佔百分之五十，這是不容易的。中國人家庭與西方家庭大同小異。我們有夫婦，他們亦有夫婦。我們有父母子女，他們一樣的有父母子女。可是我們的家庭似乎是和合性多過分別性，而拿西方人的家庭比我們，似乎他們是分別性多過了和合性。

中國人講人，不重在講個別的個人，而更重在講人倫。人倫是人與人相處有一共同關係的。要能人與人相處，纔各成其為人。若人與人過份分別了，便就無人倫。人倫是要人與人互相配搭而成的。故說夫婦為人倫之始。凡屬成年人，男的必成為一夫，女的必成為一婦，有夫婦纔能有父母子女，乃及其他一切分別。這分別從後天的和合來。我們社會的變化，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的變化。而中國人比較最看重人與人的關係。這關係是兩個，一個是先天的分別，一個是後天的和合。從和合再生出分別來，則是後天的分別了。中國人看重後天人文，所以說中國人比較更多看重和合，因而家庭佔了社會重要的第一位。

錢穆先生手跡

 

二

 

從家庭講到國家。我們拿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看西洋史同中國史的分別。西洋史從希臘開始。有了希臘人，就有希臘的社會、希臘的民族，亦可以說有希臘的文化，然而始終沒有一個希臘國。希臘的半島很小，然而他們有一兩百個城市。他們不能組合成一個國家。不是不能，我想他們或許不喜歡組合成一個國家。我們只能這樣說。其實雅典人並不希望同斯巴達人組成一個國家，斯巴達人對雅典人亦一樣。其他各城市人亦都一樣。那麼我們只能說是希臘人的天性如此。他們並非不和合，他們有很多和合的地方，然而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分別性超過了和合性。從分數上比較，他們的分別性要到百分之六十，和合性只有百分之四十。

希臘之後有羅馬，其實羅馬亦是一個城市。羅馬人興起後，又合併了意大利半島，這是一種向外征服。所以這個國家從來就叫羅馬，不叫意大利。羅馬帝國不能稱之曰意大利帝國，他的國家仍是個羅馬。意大利是羅馬帝國的征服地，正如馬其頓征服希臘一樣。再從意大利半島向外，到地中海四邊，羅馬帝國是相當大的，歐洲、非洲、亞洲的許多部分都在羅馬帝國之內。然而我們只能說是羅馬帝國，羅馬還是這一帝國的主要中心。這是一種向外征服。征服與被征服，這就是分別性多過了和合性。

那麼中國呢？中國到了秦漢，說是統一了，但不能稱為秦國、漢國，他還是一個中國。我們不講秦，且講漢。漢高祖是中國長江北岸江蘇省豐沛一帶人，然而漢代之興，並不能說是豐沛人的向外征服。我們中國人從來沒有這個想法。中國是怎麼成為一個漢代的呢？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向心凝結。這個心不在豐沛，在長安。當時中央政府所在地在長安，即稱漢代，不能叫漢國。國家還是個中國，而漢代只是中央政府一個朝代的名稱。今天我們亦稱漢代為漢帝國，唐代為唐帝國。帝國是西方名稱，如羅馬帝國。漢代、唐代不能稱為漢帝國、唐帝國，因為漢代、唐代都是中國人向心凝結所組成的政府名稱。重要的還是一和合性。

那麼中國有沒有分呢？西漢、東漢，下面分三國，西晉統一很短的時期，下邊分五胡十六國，分南北朝。下邊來隋代、唐代以下又分五代十國。而下邊立刻來宋代。宋代時在北方已經有遼，中國變成兩個。後來遼變成金，還是兩個。再後金變成元，統一中國，中國是一個。下邊是明代，下邊是清代，那麼到了中華民國。這個分是中國歷史之變。中國分成兩部分，或分成兩部分以上，這是變。而中國史之常是合。

西洋史之常是分，西洋史之合是一個變。羅馬帝國時，西方各地區合併為一。羅馬帝國崩潰了，下面是他們的封建時代，是分的。要來一神聖羅馬帝國，亦沒有能成。他們由封建社會再變為現代國家，仍是一個分。甚至於分到我們所不能想像。如西班牙、葡萄牙兩個，到今天沒有合。如荷蘭、比利時兩個，到今天亦沒有合。法國的西邊上一半是荷蘭、比利時，下一半是葡萄牙、西班牙，他們五個國家是各自分別的。此外再加英國，加上後來的德國、意大利，凡是所謂西歐，除掉羅馬帝國時期是一個合的形態以外，其他時期都是分的。今天他們最多只能組成一共同市場，求在商業上和合，國家還是分的。

現在的西歐，蘇聯大敵在前，這是他們所提心吊膽的。希臘人碰到馬其頓，絕不如今天的西歐人碰到蘇聯那樣可怕，然而他們依然不能合。到哪一天他們纔能和合為一呢？照今天的情勢看，恐怕很困難。

甚至於一個英國，大英帝國統治全世界，然而英國內部仍要分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帝國時期他們就有這個分別了。今天帝國已崩潰了，只是英國一個國家，他們內部還是分的。連他們的國會，裏面亦有分。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直到今天，英倫三島內部分別的分數比和合的分數來得多。為甚麼？我們今天只有一句話講，或者是西方人喜歡分，這可說是西方人的天性。他們亦有合，只是他們喜歡分的性格多過於喜歡合。

究竟人類集居的理想，分過於合對，還是合過於分對呢？這個問題不在我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我只能說，西方人分的分數多，東方人合的分數多。甚至於今天的美國，美國是一個大國家，然而是一個聯邦國，還是分的分數多過合。今天他們五十州，每州有每州的憲法，州有州的獨立性，合起來成為一個美國。美國一個州，絕不能和中國一個省相比。在我們的行政系統裏，有行省的分別。如廣東省、福建省。但這個分別同美國的州與州的分別，大不相同。我們中國人到近代，亦有人主張學美國的建國。當孫中山先生在廣東的時候，陳炯明便主張聯省自治，一省管一省，然後聯合起來。這是學美國。到今天偶然還有人這樣的主張，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因為它違反了中國人愛好和合的天性。美國的聯邦是分別性多過了和合性，中國的分省是和合性多過了分別性。這是從東西雙方歷史的不同所看出來的人性不同。我喜歡這樣，他喜歡那樣，亦可說是一種國民性的不同。

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國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們中國分成兩個，然而我們人的腦子裏還是不喜分，喜歡合。大陸喜歡合，臺灣亦喜歡合，乃至兩個政府所轄地以外，全世界的中國人，亦都喜歡合。這不是一個理論，說國家一定要合，那麼荷蘭同比利時為甚麼不能合？如果照荷蘭、比利時的例，我是江蘇人，江南、江北應可分成為兩個國。至於兩個國好呢，還是一個好呢？這不是好壞的問題，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怎麼知道我不喜歡呢，我拿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來看，中國的國民性他們喜歡合。我拿西洋歷史來看，他們的民族性喜歡分。他們有拉丁、條頓、斯拉夫等幾個民族，而我們中國人在從前的中國歷史上，亦時見有異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為一中國人。直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我們所謂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個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認為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講文化沒有一個純理論的是非。東方人的性格與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東方人的夫婦關係和西方人又有不同。東方和合為一個國家，即中國。西方分別出各個國家，如英、法、德、意、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沒有一個純理論的是非，來判定他們誰對誰不對。只能說我們東方人比較喜歡這樣，西方人比較喜歡那樣。

今天我們東方人可以說很是羨慕西方人，然而離婚的比數東方人總是追不上西方。我們感覺到離婚是一件大事，或許西方人並不感覺這樣。否則他們的離婚數字就不會永遠超過我們。此外我們中國人子女對父母講孝，父母對子女講慈，似乎講得比西方又過分了一些。我們講這是東方人的道德觀念。道德我們以後再講。我現在只是說天性好惡有不同，這是一個問題。我要請諸位慢慢認此為一問題來研究，來思考。

錢穆先生與夫人胡美琦

我上一堂講的是，我們今天以後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從所好的路。你從你所好，我從我所好，並不主張文化一元論，並不主張在西方、東方、印度、阿拉伯各種文化內任擇其一，奉為全世界人類做為惟一標準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這個世界了，而是要各從所好。我在這六次講演中主要的是要提出這個問題來講。

在理論上，我很難講中國文化高過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說，西方文化未必高過了中國文化。因為兩種文化在本質上不同。此因人性不同。我們不能說男人超過了女人，我們同樣亦不能說女人一定超過了男人。我們若說男女平等自由，但亦不能各自獨立，應該有個和合。男女可以成為夫婦，將來的世界要成一個大的世界，有中國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歐洲人，有非洲人⋯⋯各從所好。各個文化發展，而能不相衝突，又能調和凝結。我想我們最先應該做到這一步。我不反對西方，但亦不主張一切追隨西方。我對文化的觀點是如此。

以上我講家庭，講國家，這是人人易見的。以下我想進一步從歷史社會的其他方面來講。當然講家庭國家已經講到歷史社會了，但以下我想另換方面來講。

 

三

 

我們講孔子，孔子可說是我們中國人的代表。今且先從孔子的時代講起。孔子亦並不能超出他的時代。凡屬一時代的人物，都帶有時代性，人物與時代該凝結而成一體。但理想的人物，還有其超時代性的存在。從宗教的信徒們來講，並不能用時代來限制耶穌。耶穌是個大教主，穆罕默德亦是一大教主，同樣不能用時代來限制。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裏，並無宗教，而孔子亦非一教主，但孔子並不能以時代來限制。而其間仍有一分別。他們把教主和其他人作分別看，而中國人則把孔子和其他人仍作和合看。所以在中國文化裏，宗教不生根，而孔子亦不成為一教主。這是人類文化中一大問題，而我亦只把人類的分別性與和合性來作解釋。只論孔子所講，自亦與耶穌、穆罕默德講法不同。耶穌、穆罕默德乃從天與人的分別觀來講，孔子則從天與人的和合觀來講。因此在中國社會裏，尚可容有耶教與回教，而在耶教與回教的社會裏，耶穌與穆罕默德便互不相容，而孔子則更不易被包容。此層暫不宜在此詳講。但依照中國人觀念來講，我們亦可說孔子與耶穌與穆罕默德同是人類中傑出一大人物，但在他們的大同中仍有小異。今我所講，則偏重在小異上，不重在其大同處。請諸位注意。

我們且從今天一般普通人講法來講，孔子生在封建時代的平民階級中，而孔子是一個開始以平民階級觀點來反對貴族階級的人。但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時代，與西方封建不同。封建時代有貴族與平民的分別，好像中國與西方是一樣的。其實中間大有不同。這一點我下面再講。孔子是生在貴族平民兩個階級分的時代，他開始站在平民階級以平民的觀點來反對貴族，這句話大體上講似乎並不錯。然而這樣說，我認為乃是拿我們近代人的觀點來講孔子。孔子離我們已兩千五百年了，時代已大不相同，其實孔子並不是這樣。你說孔子反對當時的貴族階級，不錯的，在《論語》裏可以找到許多證據。然而亦可以說，孔子並不在反對貴族階級。這句話怎麼講呢？我們就拿孔子一生的行為來講。孔子要幫貴族階級作事，他在魯國作大司寇，他就要想幫魯國國君、魯國三家，來振興魯國。他在魯國不得行其道，跑到衛國，仍然想在衛國行其道，來幫助衛國的君卿們。但要衛靈公肯用孔子，孔子纔肯出身幫他忙。衛國不行，又跑到陳國。周遊列國十幾年。為甚麼？他要行道於天下。他的道是人群大道，連貴族階級都包括在內。你聽我的話，我幫你們。照我這樣做，對你有好處，無壞處。你不聽我的話，不照我的話做，我到別處去。如照我這套道理，我這套道理就擺出來。你不用我這套道理，我這套道理只能藏起來。

今天的人批評孔子，批評中國儒家，說凡是讀孔子的書，相信孔子的人，即儒家，都要幫國君，幫專制政府，沒有一種反抗性，革命性。對不對呢？孔子和儒家是這樣。你用我，不論是貴族，是皇帝和宰相，我這套道理拿出來。你不用我，亦並不即說要反抗，要革命。

孔子自己一生崇拜的是周公，周公是站在政府裏一臣的地位來幫其兄武王。武王死後，幫侄兒成王。我們今天的觀念，怎麼你只作一個臣，而不敢來反抗君呢？這亦可說是近乎西方觀念。亦可說是近代觀念。中國人認為，在同一政府下的君和臣，是應該和合的，不是應該分別的。即連社會民眾，亦應與政府親切和合。君、臣、民三位，是不宜過份分別的。中國古人看君、臣、民的分別性，沒有近代人的觀念這樣強。而我們近代中國人受了西方影響，認為我們中國人沒有獨立性，沒有反抗性，甚至於說，中國歷史上秦代以下，只有造反，而無革命。其實中國人造反亦是不得已，最好亦不造反。那麼既不革命，又不造反，難道只是服從政府，服從皇帝，不再有他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了嗎？這個問題，待我在下邊再講。

從事實來看，孔子並不在反對政府，然而他亦不一意來服從政府。他是有條件的。政府不接受他的意見，他便離開政府。孔子是這樣，孔子的學生亦都是這樣。你依我的條件，我幫你忙，此所謂用之則行。你不依我的條件，我不能幫你忙，此所謂捨之則藏。不是說，你不照我的，我就打倒你，推翻你，我來革命。這裏那個對，那個不對，我不講了。總之，中國人的和合性是超過了分別性，和西方人比較，分數有不同。

 

四

 

孔子後，有墨子。照現代人一般的講法，站在平民社會而反對貴族社會的，儒家以後，就是墨家。而墨子反對貴族社會的理論與態度，比孔子更極端，更強烈。孔子等於是個右派，墨子是個左派。對不對呢？對。但是照我的看法來講，墨子還是在幫助當時的貴族階級。他發表非禮非樂的理論，古代貴族階級的全部生活就是這禮樂兩個字，而他都反對了，這可算是徹底的反對貴族階級了。然而他仍還是要幫貴族階級的忙，並不是要來推翻打倒貴族階級。只勸他們改變這種生活，並不主張來革命。這是我們兩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國人，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墨子銅像。墨子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

我們拿墨子一生的故事來看，他並不曾提倡要打倒貴族階級。孔子的學生還有一套接近貴族階級的生活，亦要講禮樂，墨子絕對沒有這一套。但是墨子一生最大的事情，是寫介紹信。派他的學生到楚國，到宋國，及其他各國，去幫各國貴族的忙。他們用你，你就把我的主張拿出來。不能用你，你再回來。墨子在理論上雖似反對貴族階級，但在行為上，卻是在幫貴族的忙。這是不是言行不相符呢？並不是，他有他的一套，還是和孔子差不多。今天拿我們的觀念來講墨子，便不易瞭解他。

我們學歷史，先要懂得歷史上的故事。一切事情要客觀的來看，來想這故事中的人物，他的一切言論和行為纔易瞭解。不能拿我們的時代觀點來看古人，認為他亦這樣，他並不這樣。孔子、墨子，乃及他們的學生，我們都應該從他們的歷史故事中來講。這纔叫是客觀。

墨子有一段故事。當時楚國獲得了魯國巧匠公輸般，為他們製造了攻城武器雲梯，想去試攻宋。墨子知道了，直從魯國十天徒步，裂裳裹足，前去楚國。見公輸般說，我要請你去殺個人。公輸般說，我向不殺人。墨子說，你不殺人，為何要攻宋？公輸般大佩服，但說，我的雲梯已經獻給楚王了。墨子遂請公輸般介紹去見楚王，說，公輸般的攻城利器我能破。兩人遂在楚王面前假作一城，公輸般在城外攻，墨子在城內守。公輸般九變其術，墨子皆破之。但公輸般笑說，我仍有一策可破宋。墨子說，我亦知道。楚王問，墨子說，他只要先殺了我，再去攻宋，宋城就無法抗拒了。但墨子又說，我已派我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攜帶我的守城利器，在宋國城裏等候你了。你殺了我，還是無用。楚國攻宋之事遂止。公輸般說，我未見你前，很想得宋。見你後，把宋送給我，我亦不受。由這一段故事看來，墨子不僅在愛社會下層民眾，亦愛上層貴族。不僅愛宋，亦愛楚。哪裏專在要反抗楚國呢？

墨家有一番組織，和儒家不同。在他們的學派中，設有一領袖，稱為「鉅子」。鉅子世代相傳，這又與西方不同。如羅馬教皇，需經選舉。墨家鉅子可以逕由這一人傳於那一人，不必選舉。墨家一鉅子孟勝，在楚國，代楚國一貴族看守其封地之城。那貴族在朝廷被處死，楚國派人來接收那城。孟勝因非那貴族親命，拒不允出讓。於是楚國派兵來攻打，孟勝決與城共存亡。他的主人僅是楚國一第二流的貴族，孟勝對他竟如此守信。這又如何說當時的墨家專在反對貴族呢？

孟勝臨死前，派兩個學生去齊國傳命，指定齊國的田襄子為他鉅子的接替人。當時和孟勝同在城中死難的學生，共有一百八十三人。那兩位到齊國傳命的學生，齊國的新鉅子要他們留下，但他們不肯留，終於回到楚國，在孟勝死難的城裏自殺了。這亦是墨子生前提倡義的精神。

義似乎有分別性的。但墨家尚義，和孔門尚仁一樣，同是具有一種甚深的和合性，並不是要專來反對。朋友相交，亦要有義。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直到以後中國詩歌之所詠，說部之所載，乃至於今天社會上所稱述的江湖游俠，都看重此義字，這都是偏多和合性的。我同你不和合，你殺我可以，好像是一種反抗性的，但在他的心底深處還是一和合性。對這邊和合性加多加強，對那邊自見有分別性反抗性。義只是不要不仁。如孟勝故事即其一例。所以孔子講仁，墨子講義，還是差不多。

曾子說：「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義沒有不忠不信的。我幫人忙，為人謀，我要忠。與朋友交，我要信。為人謀，與朋友交，這就是人倫。要兩人和合纔成倫。朋友為中國人講的五倫之一。人與人相交，朋友佔了最大比數。在中國歷史上，像這種故事傳到今天的不知有多少。

中國思想在戰國時，儒墨並重，到秦代後，中國人只講孔子，不講墨子了。此因墨子所講的道理，除其太偏的，在孔門學說中都已包有了。如仁義的義字，墨子不過發揮得多些就是了。

先秦儒墨以外的諸子百家，態度亦差不多的。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他同孔子一樣，到這裏，這裏不用，到那裏，那裏又不用。不是不用你，梁惠王、齊宣王都很看重孟子，想要用他，不過你不聽我意見，我便不為你所用，我跑了。孟子是這樣一個態度。不是無條件的幫你忙，是有條件的。而這些條件又是為你著想，不是為我自己著想的。你不照我道理，我去幫那個。大家不信我的道理，我還是一我，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倘使衛靈公用了孔子，不是魯國要吃虧了嗎？那麼孔子不是違背了魯國，成為一種叛國的行為了嗎？但孔子志在行道於天下，具有一番更廣大更深厚的和合性精神。我們不能用我們今天人的觀念來衡量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我們要知道他們是怎麼一回事。

 

五

 

而今天我特別要同諸位講的，不單要講孔子、墨子、孟子，乃及其他各家。我更要來講的是，孔子、墨子、孟子他們所反對的當時的貴族階級，如魯哀公，魯國的季孫氏。魯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季孫氏是魯國的第一位大臣。他們難道不知道孔子教學生的言論是在反對他們嗎？魯國曲阜只有那樣大，孔子在那裏講道，這個道是反對貴族階級的。他們知道，然而他們卻反來重用孔子，請孔子做大司寇。魯國當時除了三家外，就是司寇。當時沒有所謂大司寇、小司寇，這個官位因為請到一個平民社會的孔子來做，而大家纔稱之為大司寇。孔子能高居魯國三家下的第四位，這是件不容易的事。

再進一步講，孔子不是魯國人。他的祖上是宋人，他是商民族，從他祖父、父親纔到魯國來。魯國人用他，並能依照他的主張行事。可是最後他的主張不能全部實現。當時魯國的三家各有一都，其地位在曲阜魯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下。國之下有都，今天不能詳細講，各位看史書可知道。孔子主張依古禮，魯國只能有一個國，就是曲阜。這三大都應該廢掉。季孫氏聽他話，把他家的都城鄪毀了。叔孫氏亦把他們的都郈毀了。獨有孟孫氏，乃是孔子學生，卻表示反對，不肯亦把他們的都郕毀了。他們亦有理由，說，現在不像從前，我們拿都城毀了，別國軍隊來，就可直達中央。我們不能毀。孔子的主張不能圓滿完成，孔子就離位去魯。孔子是不是太書生了呢？太極端了呢？且讓諸位自去思考，此處不討論。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中國山東省曲阜市南辛鎮）人，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

所要討論的是他離開魯國，魯國的國君宰相不加反對，反而派人送他。從前的交通不比現在，你要跑，極易加以禁止。孔子要跑，讓他跑。不僅讓他跑，還送他跑，還道歉。這些情形歷史上記載得很詳細。孔子有家，有妻有子。孔子是個窮書生，大膽的跑了，把他家留在魯國。魯國人絲毫不去侵犯他的家，直到孔子回來，這個家還是這個家。有好多學生跟著孔子跑，他們亦都有家，有的有父母，有的有妻兒，亦都不能帶走。

跑到衛國，衛國亦有許多貴族爭留孔子住。孔子這家住了，又去那家住。衛靈公是比魯哀公更糊塗的一個國君，他說，好，魯國怎樣待他，我亦怎樣待他。他在魯國拿多少祿，我亦送他多少。後來孔子看看不對，又想離去，直跑到黃河南岸邊。又不願渡河，再回來。衛國人依然接待他。再以後，孔子實在不高興了，終於離去衛國。衛國人同魯國一樣，放他走。

當時反對孔子的，只有一個宋國。宋國是孔子的老家，出面來反對孔子的，亦只有司馬桓魋一人。他要殺孔子。孔子未到宋國國都，在路上就跑掉了。跑到陳國，陳國人照樣接待他。跑到楚國，楚國人又照樣接待他。諸位都知道，孔子所如不合，實乃是不合他的理想。歷史上稱孔子餓於陳蔡之間，孔子和他許多學生一個團體都沒飯吃。這因兵荒馬亂中，陳國、楚國一應君卿貴族都照顧不到他。孟子說，他那時無上下之交，就指這情形言。孔子是個無產階級，他跑到任何一個國家，國君卿大夫都待他很好，至少都供養他的生活。只有在這一段路上，他們纔陷於窮餓。諸位去讀歷史，就明白這些詳細的情節。

孔子從楚國又回到陳國，又從陳國回到衛國。衛國的新君衛出公，又照樣接待他。這一趟孔子前後在外十四年，他終於想回魯國。魯國君臣又派人來歡迎他回去。回到魯國後，魯國對他禮貌有加。孔子不到朝廷去，遇國家有大事去請教他，只要他願意，還可以出席朝廷的會議。他沒有一定的官職，但有一份俸祿。魯國還任用著他的大批學生，如子路、冉有、子貢，乃至於年輕的子游、子夏。

到後來，孔子死了。魯哀公寫了一篇誄文去祭他，誄文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所自律。」大意是說，老天爺呀，為甚麼不把這位老先生留著呢？現在叫我一個人在這位上，沒得商量，沒得請教，在我心頭上好像常負著一份罪過似的，怎麼辦呢？諸位莫要拿今天的觀念認為中國古代的封建貴族，做君做卿的，沒有好人。在孔子當時所反對的那些貴族階級，竟有如此般的表現。這還不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嗎？

我講孔子，講孔子之道，我相信孔子。但我此刻避開孔子來講當時一般的中國人，魯哀公、衛靈公，你看他們的厚道。他們雖不能用孔子，但同樣的禮貌敬重他接待他。他們想，國家社會的事，不能照孔子的話去做，這是他們的知識不夠。然而他們仍知敬重孔子。這亦是他們的一番和合性。

孔子死了，他的學生都集合來葬孔子。每個學生都從他們家鄉移一棵樹來，栽在孔子墓上，纔成為此後的孔林。他們亦都在墳上住了三年，子貢一人又再住三年。魯國的國君和此下的貴族們，亦絲毫未加以干涉。孔林的規模似乎應比當時一般貴族們的墳墓更廣大了，更像樣了。經過秦代、漢代，直傳到今天，只有隨時修理，供大家去瞻拜，兩千五百年不絕。秦漢以後，歷代帝王墳墓，沒有如此般被尊敬的。今天大陸，又在那裏修孔林。孔子是中國古代一平民，又非一大的宗教主，這並不是孔子的表現，乃是孔子死後我們中國人的表現。今天大家說漢武帝表彰五經推尊孔子，但漢武帝以前，孔林存在已逾三百年。漢高祖過魯，已曾以太牢祠孔子。又何嘗是漢武帝一人開始起來推尊孔子的呢。

 

六

 

孔子的學生曾子在鄪，就是季孫氏的都。越國軍隊來攻，曾子離去時，告鄪人，我仍將回來，好好替我看守這家。待他回來，他家的房屋樹木都整理得很好。這些故事我不多講了。總之，那個時期貴族階級對平民學者的禮貌，可算仁至義盡。他們固不曾重用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諸人，一一聽從他們的意見，但禮貌則無微不至，始終如一。

說到孟子，我不曉得他在家如何過活。至少孟子亦是一個平民。他跑出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倘如我們今天出外旅行，跟隨著三五輛汽車，一二十個從者，那還了得嗎？而孟子當年，交通情況遠不能和我們今天相比。一輛馬車至少得兩匹馬，數十輛車，有近百匹馬。住旅館，還得有馬房。不論他的數百從者，單是他的馬房、車房就夠費周章。而孟子那一批人，可以不費一文錢，傳食於諸侯，到處吃人家的。諸位若從此處想，豈不又要替當時的貴族階級們來反對這一批學者了嗎？但孟子還有條件，這樣請我吃，我吃。那樣請我吃，我不吃。送他錢，有的要，有的不要。這叫辭受之禮。當時的貴族階級們，反而像無條件的送他錢，請他吃。在這上，我只說是我們中國人富於和合性的一種表現。

大略與孟子同時，有一位我不知其詳的學者當時稱他為先生王斗。大概他亦是一位稷下先生。齊國政府在臨淄稷門內，建造了幾十座大的賓館，養了幾十位大師，稱為稷下先生。還有他們的學生。每一大師名下，總有學生數十百人。王斗去見齊宣王。齊和秦在當時是東西兩大強國，齊國就等於今天的美國。齊宣王站在主位迎接王斗，王斗當然應向前去見齊王的。但齊宣王衝口說了一句客氣話，先生請前呀！王斗生氣了，說，你前呀！其實客人去見主人，是該客人向前，齊宣王並未失禮。

像這樣的故事，孟子亦曾有。一日，孟子要去見齊宣王，恰巧齊宣王亦派人來請孟子，孟子就生氣不去了。當時平民學者的自負，氣魄之大，王斗是和孟子同樣的。當時在旁的侍者，禁不住問王斗，究竟士貴，還是王貴呢？王斗回答說，當然士貴，王無可貴。他引據歷史故事講了一番大道理。但齊國照常尊敬他。直到今天，除此故事外，我們沒有看見王斗一篇文章，一條理論，只知他是一位被尊的先生而已。遙想當時像王斗般，而連姓名都不傳的人，還多得是。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軻，戰國時期魯國人，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孔孟”

我們今天只講先秦學者，百家爭鳴，講他們的思想言論。卻沒有來講在他們上面的那些貴族階級，如何般的尊禮他們。這不是我們太偏重了這面，而忽略了那面了嗎？

又當時魏國一平民范雎，逃避了魏國，去見秦昭王。秦昭王請教他，他不開口。直到秦昭王跪在他面前，他纔開口。秦昭王亦是當時一位大國之君，他竟肯跪在一個逃亡人的面前，向他請教，真是了不起。我除用中國人富於和合性的一點來說明這些故事外，實覺沒有其他更恰當的說法。我們今天卻只說當時的游士們的氣焰高漲，由此更看輕了齊宣王、秦昭王這些人，認為他們心怕游士們纔如此。但一到秦始皇後，卻又成為兩千年的帝王專制。試問我們中國人豈不四千年來仍是中國人，中間卻如何會天翻地覆的，有了這樣一番大變化的呢？

我們果能平心來讀中國史，當時這些貴族階級多少和氣，多少能同人家和好和合，禮讓相處。貴族階級既如此，自不會平民階級再起來反抗。貴族平民的分別，以後亦就自然沒有了。這個經過，只在中國史上有，西洋史上並沒有。

我們今天只把西洋史來推論中國史，只見在中國史上沒有平民階級起來革命，打倒貴族階級，便認為中國社會一向被壓迫，被奴役，不自由，無反抗，不學西洋便再沒有翻身。這不是嗎？

 

七

 

我今天再提出一番話來講，諸位試讀《論語》、《墨子》，以及其他先秦諸子的書，來看他們哪一人哪一家是主張國家主義的。孔子就不主張國家主義。魯國人不聽他，他到衛國。衛國人不聽他，他到陳國。周遊世界。墨子更無國家主義。孟子亦無國家主義。一切當時的學者，只有一個人是抱有國家主義的，就是屈原。屈原是楚國的貴族，他心愛楚國。愛國並不是不好。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是看重屈原。然而當時中國的思想家，一般平民學者，他們都抱著天下主義。只拿整個的中國來講，不從魯國講，不從齊國講，不從衛國、楚國，而從全個中國來講。

呂不韋從東方趙國跑到西方秦國去，他是個商人，他廣招賓客，都是些東方的學者，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有法家，有陰陽家，有名家，各家各派的學者。把各別的思想匯通起來，寫成了一部《呂氏春秋》。亦是天下主義的。並不是為秦國，是要為此下的天下一統開先路。先求思想上的統一。此下如西漢初的《淮南王書》，乃及漢武帝的表彰五經，排斥百家，都為的是想求思想統一來配合政治統一。還是和《呂氏春秋》的想法一貫相承的。這裏是更深一層的來表現出中國人的和合性。《呂氏春秋》並不專為著秦國，《淮南王書》並不專為著淮南王國，難道漢武帝的表彰五經排斥百家，便專為著他一人的帝王專制嗎？當然《呂氏春秋》後世稱為雜家，《淮南王書》後世稱為道家，和漢武帝的獨尊儒家，思想上有不同。但是都為中國的統一著想，即為天下著想，這還是一色的。這都表現出中國人的和合性。有許多學者參與其事，又哪裏是專為著呂不韋、淮南王、乃及漢武帝三個個人著想呢。諸位試讀《呂氏春秋》、《淮南王書》，以及漢武帝時董仲舒等一般人的言論，自知其中底細。我又豈是在這裏為漢武帝一人作辯護呢？

我上面只想把當時歷史上的客觀事實來加以一番平心的說明。歷史自有古今的不同，更有中外的不同，豈能單把我們一時代的意見來批判歷史上各時代的事實呢？

即如我此番出席此講演，從臺北來香港，先在臺北申請出境證，在香港獲得了入境證，依照兩地種種交通限制，才得成行。倘使我生在先秦，縱不能如孔、墨、孟、荀般，到處受人歡迎，即如許行、李斯般，亦得到處遊行，到處生活。生在那時代的人，他們的自由比起我們這時代來究竟是多，還是少。

我在近代的中國人中，最敬佩孫中山先生。他曾說，中國人的自由太多，不是太少。我為他這句話，回想中國歷史上，至少言論一項，可算是很自由的了。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他們的自由。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是推崇伯夷、叔齊。可見反對方面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這正因中國人的民族天性，和合性多過了分別性之故。

 

八

 

我再從秦漢以下的歷史來說，中國是走上統一了，封建政治變而為郡縣。除卻皇帝一家是世襲外，政府一切行政人員，都從全國各地的人口和財富標準來平均分配。由各地群湊到中央，再由中央分配赴各地。各地區的行政首長，都得由其他地區的人來擔任。全國各地，像賦稅制度、兵役制度等，都全國一律，不讓有不平等的待遇。試問，即此一現象，秦漢以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還不是一種和合性的政治嗎？

至如在政府裏，由臣下來批評君上，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諸位肯平心一翻中國史書，自信我並不是在此胡謅。這還不算是一種思想自由嗎？惟其和合性勝過了分別性，纔能許人自由。惟其人人得有自由，纔能和合勝過了分別。從大處講如此，從小處講亦如此。從遠處講如此，從近處講亦如此。諸位如果能即在當前走和合的路，無論處家庭，處社會，處國家行政事務，諸位心上自會覺得蠻快活，蠻舒服。諸位一定要走分別的路，要競爭，要反抗，要打倒，要革命，認為是要自由，別的不講，諸位先已違反了自己的國民性。諸位違反自己天性算是自由嗎？還能和合嗎？面前一步亦行不通，自非更要打倒，更要革命不可。

現在再讓我講歷史上一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北宋神宗時，王安石、司馬光同負盛名。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為相，推行新政。一時朝臣群起反對，以司馬光為首。其實反對王安石，即不啻是反對宋神宗。司馬光不肯居官任職，朝廷特予優待，出公款設一局，許司馬光繼續編修他的《資治通鑑》。司馬光又不肯留汴京，要遷居洛陽。朝廷又許他以局自隨。司馬光請任助理編修三人，其中一人未中政府科舉，尚無出仕資格，但政府仍許他自由聘用。而當時朝臣反對王安石不已。王安石辭了職，又起用。再辭職，由神宗自行主持新政。而司馬光安居洛陽，編修他的《資治通鑑》，歷十九年始完工。他又薦他那一名未獲科名的助理編修，請朝廷破格任用，朝廷又應允了。直到神宗死，反對新政的風潮依然如故。朝廷又特起用司馬光為相。那時王安石尚未死，退居金陵鍾山，渡其晚年悠閒生活，以吟詠自遣。後人讀他那一時期的詩，真堪神往。後來王安石死了，封為荊國公。司馬光死了，封為溫國公。同樣受朝廷的尊禮。當時新舊黨爭的是非，及其對此下的影響，我都不講。諸位想，在中國秦漢以下，歷代帝王專制的政府下，持有政治異見的人，能獲如此般的容忍和禮遇，豈不還值得我們後代人的敬羨嗎？我無以名之，又只有說這是中國人和合的國民性之一種表現。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這個看法對不對，請諸位且放在腦子裏，慢慢思考。不要今天立刻就下批評，覺得我這番話是對，還是不對；還是有幾分對，有幾分不對。讓諸位此下各自下批判吧。

錢穆故居客廳內懸掛著朱子的字軸。錢穆晚年致力於朱子學研究，留下巨著《朱子新學案》，臨終前領悟“‘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