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页 | 政治秩序的起源 | 阅读 ‧ 电子书库

《理想国》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共有制度。苏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两者会有竞争；为此，必须告诉孩子一个“高尚谎言”，他们没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还主张，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

 

那么，我们已讲过的和我们正在这里讲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呢？[26]

 

不很清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否相信此举的可行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讲说中”的正义之城能否成为现实，表示了巨大疑问。讨论的目的在于指明，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它的启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使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说马蒙、穆尔台绥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领袖读到了柏拉图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这非常可疑。但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获得通常是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作为军事制度的马穆鲁克来得太迟，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世纪中期，帝国已分裂成一系列独立主权政治体。756年，逃亡的倭马亚王子在西班牙设立第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帝国分裂自此开始。8世纪末9世纪初，独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世纪末10世纪初，独立王朝又在伊朗东部出现。到10世纪中期，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从版图上消失，阿拔斯国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阿拉伯政权，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再也没有统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统一大业只好留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事实上，它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都基于军事奴隶制的行之有效。第一个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国，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为中心，统一了波斯东部和中亚，还渗入印度北部，为穆斯林统治次大陆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在阻止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军方面，扮演了生死攸关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改善军事奴隶制，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打下基础。所有三个案例中，军事奴隶制解决了部落社会中建立持久军事工具的难题。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马穆鲁克制度，使该制度衰落。此外，作为埃及社会最强大制度的马穆鲁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预示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专政。只有奥斯曼帝国清楚看到，必须把家族制赶出国家机器，其照章办事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文官政府严格控制军队，但从17世纪晚期起，当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时，它也开始走下坡路。

[1] 我使用罗马拼法，而不是现代土耳其文的拼写，所以是 devshirme和sanjak，而不是devşirme和sancak。

[2]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49—53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纽约： Knopf出版社，1972年），49—50页。

[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1—52页。

[4] 这在1574年之后尤其如此。其时，奥斯曼帝国征服突尼斯，并将北非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参见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29页；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奥菲斯出版公司，1989年），86—87页。

[5] Patrick B. Kinross，《奥斯曼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7年），453—471页。

[6] Daniel Pipes，《奴隶军与伊斯兰教：军事制度的起源》（Slave-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93—98页。

[7]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绪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I: Politics and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97页之后。

[8]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82—85页；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197—198页。

[9] 有关这些征服的详细介绍，参见Hugh N. Kennedy，《阿拉伯大征服：伊斯兰教的扩张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

[10]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39—242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I: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64—65页。

[11] 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6卷，第2期（1986年）：283—296页。

[12] 例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暴力和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眼中，国家变成了相对同等的寡头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

[13] 其实用价值就是君主的经常干涉，以降低本地精英强加于自己臣民的掠夺性税收。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1—282页；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290—291页。

[14] 参见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引自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164—165页。

[15]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72页。

[16]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58页。

[17]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63页。

[18]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David Ayalon，《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Islam and the Abode of War: Military Slaves and Islamic Adversaries）（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Variorum出版社，1994年）。

[19] 有关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参见Hugh N. Kennedy，《巴格达统治穆斯林世界时：伊斯兰教最伟大朝代的兴衰》（When Baghdad Ruled the Muslim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马萨诸塞州剑桥：Da Capo出版社，2006年）；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4页。

[20] 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6页。

[21] 引自 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页。

[22]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Outsiders in the Lands of Islam: Mamluks, Mongols, and Eunuchs）（伦敦：Variorum出版社，1988年），325页。

[23]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页。

[24]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5页。

[25]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9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126页。

[26] 柏拉图，Allan Bloom译，《理想国》（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8年），464页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