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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当代宣传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在今天中国的宣传观念中仍可看见20世纪初期宣传观念(见第五章)的影子,但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直接来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宣传观念。这一宣传观念既有来自20世纪初乃至之前传统思想的资源,也明显存在模仿苏联的痕迹,还有结合中国现实的自我创新。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并在国共之争的战场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延安时期宣传观念和体制实验大获成功,这一模式也成为1949年后中国宣传体制的主要参照系。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毛泽东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将不少新观念引入国民党的宣传制度(见第五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宣传观念,并通过整风运动,将其贯彻到全党。为了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团结思想,巩固组织,延安整风将宣传重点放在了不同群体的思想改造上,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运动提供了经验。除了针对个人的思想改造外,延安时期还初步确立了中共的新闻和出版体制,尤其是围绕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中国共产党初步提出了独特的新闻宣传理论,并建立了严格的宣传制度,许多内容一直沿用至今。延安时期虽然不长,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形成,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军事化管理和战争的环境为实验新的宣传观念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和正当的理由。在这一过程中,有中国特色的宣传体制初步形成。
毛泽东的宣传观念
传播即宣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了三个委员,分别担任书记(陈独秀)、宣传(李达)和组织工作(张国焘)。可见中共成立之初,宣传就是其中心工作。192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出:“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
中共早期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受苏联宣传观念的影响颇深,不仅强调宣传在组织革命先锋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沿袭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宣传与鼓动的区别,比如李立三在《现在全国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其缺点》(1930)中提出:“许多同志还不能明了宣传与煽动的区别。宣传是宣传我们政纲及策略,煽动则是根据群众当时迫切的要求,去发动斗争。我们的宣传口号,一定比改良主义及第三党要高些,但我们的煽动口号则不一定。我们的煽动是要根据当时群众的要求……不怕他只是毛细的事情。”
1927年之前中共在宣传鼓动和群众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由于把宣传作为中心任务,国民党突然中止国共合作并且反共清党之后,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共产党中一些成员开始反思宣传在运动中的角色。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认为宣传不重要,他在1929年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中,首先就是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提到要注重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毛泽东的这两个观点表面看似矛盾,实际上对宣传在党的工作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他纠正了之前党内领导将宣传视为工作中心的观念,重申了宣传只是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目标的一个手段。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宣传和组织、军事工作一样,必不可少,但是要以政治目标为指导。
毛泽东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论是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庞大军队还是美国的核武器,他一直认为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心向背。这就意味着宣传在整个革命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毛泽东的许多观念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念与实践,甚至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影响,下面我们将以毛泽东的宣传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不仅因为这个时期他正式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且与此同时,他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并确立了建国后许多制度的雏形。1949年后共产党的宣传观念与制度,也形成于延安时期。
“宣传”是毛泽东频繁使用的词汇,除了这个词汇以外,他还使用“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指代宣传活动,甚至在组织方针中也有不少概念与宣传相关,如“民主集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毛泽东认为宣传是对被宣传者思想进行的教育和改造,触及到思想深处的根本立场、价值观和感情,塑造“新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梁启超有着共同的看法。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青年时期,就曾经熟读表兄送给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梁启超这一时期提出的改造国民的“新民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还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
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扫地的隐喻。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扫除的比喻展现了我们的矛盾性。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假设,世界是具有一个理想的秩序,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秩序,令它做到一尘不染。但是鲍曼也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工作,无尘的世界永远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灰尘还会悄悄地跑回来,我们还会毫无幻想地重复这一仪式。
在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建立秩序,既是宣传的目的,也是其矛盾之处。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一切意识都是客观环境的产物,但是仅仅改变环境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的思想,因为存在虚假意识,使大众不能真正地认识环境与自我。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除了打扫屋子以外,还要清扫人们的大脑。毛泽东的这种焦虑,导致了他不断地进行全社会的思想扫除,对人进行改造。改造大众的手段,首推宣传和教育——这两种传播活动,在毛泽东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在毛泽东看来,人的一切传播活动,都带有目的性,所以都是宣传活动。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
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的“泛宣传”的观念不仅把全部传播活动归结为宣传,甚至认为行为本身以及行为的效果都是宣传。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批评红军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时就提出:“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都是宣传。”他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做,将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通过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民众接受党的观念,完成宣传活动。
毛泽东把群众运动也看作一种宣传。运动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运动中群众受到教育。思想宣传润物无声,难以观察效果,而运动的成果则立竿见影。更重要的是,群众运动向参与者展示了大众的力量。个人在运动中既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力,从而服从运动中的权威。
群众运动对参与者还有强大的说服作用。埃吕尔认为现代宣传的重点不再是改变观点,而是激发行动。他认为这一宣传策略是毛泽东的独创。在这个过程中,行为和思想被分离。而行动者一旦投入运动,就很难回头。起初不赞成运动但又不得不参与其中的个体会产生明显的认知不协调。要解决这种不协调,要么退出运动或否定运动,要么改变自己对运动的看法。认知不协调理论中大量实验结果证明,当个体无法改变环境时,为了避免不协调,通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在疾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中,当个人无法置身事外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使自己认同于运动本身。
一元化与党性原则
宣传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教育,除了用来团结普通民众,同时也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受到列宁的“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观念的影响。列宁的这个观念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经被作为一个原则加以强调,比如1930年《红旗》上发表的《党员对党报的责任》的第一句话就引用了列宁的这个观点。延安时期的环境与列宁十月革命前的环境有明显差异,中共已经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拥有了军队和公开的党组织。毛泽东对列宁的宣传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认为任何工作的管理都应该实行“一元化”的方式,宣传工作也不例外。具体地说,就是宣传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党性原则”。
在通常意义上,媒体的“党性”(partisanship)指的是媒体明确而不加掩饰地倾向于某个群体。它与“中立”、“客观”等媒介“专业主义”所提倡的概念相对。在这种党性的概念中,倾向性是媒体同人自愿的、共同的选择,不是外界强加的义务。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改版之前的延安《解放日报》毫无疑问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完全做到了通常意义上的“党性”。然而延安整风中所提出的报纸的“党性”不仅要求媒体具有鲜明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强调媒体必须放弃自身的主体性,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成为党的喉舌和党组织的一部分。
延安《解放日报》创办于1941年5月16日,由于缺乏人手和经验,初期主要以社论和外电为主。当时的版面安排为第一、二版为国际新闻,第三版为国内新闻,第四版为陕甘宁边区新闻和副刊。据统计,从创刊到12月31日,7个半月发社论217篇,其中国际问题占64.1%,中共占1.8%,国内占17.5%,解放区占16.6%。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不少党员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第二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一部分看待。第一任社长秦邦宪(博古)、第一任总编杨松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因此,改版前的《解放日报》重国际,轻解放区。当时的《解放日报》掌握在亲苏派的手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毛泽东对于这种“言必称苏联”的新闻编排方式非常不满。例如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标题的小消息加以报道,而张闻天、吴亮平等人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长篇理论文章和翻译自苏联的文章则经常占据许多版面。另一个导致改版的重要原因,是《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王实味、丁玲等批评延安缺乏民主、平等和歧视妇女的文章,在解放区内外引起轰动。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和改版,对这类缺乏党性原则的言论进行整顿。
然而该报在改版后依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改版后第一期的社论中,把改版前的“党性不强”、没有“真正成为党的机关报”等问题,主要归结为报道内容的选择不当、文风不够活泼以及和宣传对象不够接近等方面,完全没有涉及最根本的党的领导问题,依然认为报纸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报道和发表报社同人的见解。这篇社论对党报的定位仍是“群众的喉舌”、“全国抗日人民的论坛”。
毛泽东于对延安《解放日报》这种未充分理解和贯彻“党性原则”的状况感到不满。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日报》做出新的决定,提出“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必须管理机关学校人员在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和稿件,不得任其随便乱发,以明责任”,并责成西北局积极参与《解放日报》工作。陆定一在9月5日向编委会传达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意见时说:
毛主席在会上指出:《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日常政策必须经常报告中央。《读七七宣言》社论、印度问题、参议会、自卫军几篇社论就有些错误。另外,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报纸尚未与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路线是对的。以后是新的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亦须如此。中央与西北局要极力注意管理报纸。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过去有一段是那样。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这就牵连到工作制度,权力问题。自由主义在报社内是不能存在的。
“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在此之后成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从1942年9月开始,《解放日报》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比如陕甘宁边区政权方面的稿件,由林伯渠负责审查,军队稿件由贺龙负责审查,反映边区重要的新问题的稿件,由西北局审查,普通稿件由报社负责人看过签字。印刷厂实行看大样制度,有关主管人签字后才能制版。
1948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个制度:“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不断地强调党的一把手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不再由地方第一负责人审稿,但是媒体内部的政治审稿与各级党委的政治审稿相结合的制度被保留下来。
延安《解放日报》的管理者在与中央的磨合过程中,逐渐领会到整风中的“党性”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倾向性,而是要成为党组织的“喉舌”。在《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发表的社论《党与党报》中写道:“一切仿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仿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成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报纸是党的喉舌,这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仿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至此,《解放日报》最终确立了新的党性原则,即党报的党性不是报社同人的自发选择,而是对党组织的义务。同时改版前“传递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新事实”的报纸定位,被宣传组织边区军民,发表符合党中央精神的正确观点和评论所代替。改版之初“群众的喉舌”的说法也被“党的喉舌”取代。这一新的“喉舌论”成为后来指导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核心原则。
宣传与群众路线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组织的“一元化”外,为了动员民众,还提出了另一个组织原则——群众路线。这一路线将社会运动与宣传结合在一起,通过宣传来进行运动,通过运动进一步接受思想教育,并且在运动与宣传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认为,真正的思想改造并不能仅依靠宣传,还要通过被宣传者亲自参加运动,在实践中体会改变带来的效果,从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感情。日常的行动单调乏味,难以给人以改变的动力,群众运动提供了一次改变的机会。在运动中,不仅宣传的受众得到了改造,对于宣传者本人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活动。通过宣传加运动式的思想改造活动,既改造了群众,同时也改造了从事宣传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的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的讲话中,要求报社工作人员,轮流参加土改工作。柯鲁克夫妇为我们留下了晋绥日报工作人员1948年在河北十里店村领导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一手资料。这份对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报告生动地记录了工作组如何发动积极分子,让他们带动胆怯的大多数,最后在分配现实利益的运动中,改变农民原有的传统意识和宗族思想,接受“翻身”、“革命”思想的过程。在土改宣传中,动员者们发明了“诉苦”的方式,让宣传对象参与到宣传内容的建构中。通过诉苦,下层农民不仅分到了地主的田物,在物质上得到了实惠,而且打破了传统制度对身心的束缚,形成了“穷苦人”道德优越感和主人翁意识。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下层农民建立起强烈的身份认同与阶级仇恨,同时将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更为抽象的阶级、国家等陌生的现代观念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末开始,唤醒大众,并将他们嵌入到现代民族国家之中,一直都是宣传活动的目的之一。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虽然意识到了基层动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害怕群众运动破坏社会秩序,基层党组织薄弱等原因,对农村的宣传动员一直流于表面。直到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才首次完成了现代宣传国家的理想受众的建构。全新的动员技术既使土改运动顺利进行,同时土改运动也成为新政权一次成功的行为宣传,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培养了理想的大众。
诉苦运动不仅随着土改运动扩散到各地,而且被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引入军队。这种教育方式之前就在红军中使用,但此时被作为标准做法向全军推广。毛泽东在对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讲话中说:“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诉苦运动在东北野战军的群众动员和新兵培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和历次社会运动中,诉苦和忆苦思甜都是群众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土改宣传中,新闻工作者也学会如何与群众沟通,如何进行基层调查,最后学会成熟地进行宣传与鼓动。在一次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仪式性的运动中,下层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同时通过集中的开会、讨论,了解了全村的情况,学习了党的政策,学会了如何划分成分,如何相互监督。最重要的是树立了平等、敢于革命的意识,在运动中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这是抽象的宣传无法达到的效果。《晋绥日报》的经验,也确立了中国比较独特的“既当记者,又做工作”的记者角色。这种打破职业分工的新闻职业定位与现代西方强调专业分工与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理论,把宣传活动本身也看作一种运动,鼓励各级基层通过多种媒介进行宣传,并且提出了“全党办报”的口号。
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非常重视基层的宣传活动和群众运动。早在1929年他对红军宣传的指示中,就提出了传单、布告、宣传言、壁报、革命歌谣、画报、化装宣传、俱乐部、口头宣传、红军纪律、群众大会、对俘虏的待遇及宣传、邮寄宣传品等多种方式和媒介进行宣传。在延安时期,他还提到了春联、歌曲、秧歌等宣传方式。通过这些宣传活动,每个人都变成了宣传者中的一员,不仅扩大了宣传的影响范围,同时也提高了宣传者自身对于所宣传内容的认同感,达到了团结全党思想的组织目标。在毛泽东的“全党办报”的指示下,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的油印报纸达到56种,经常出版的有40种。这些小报中属于地方的有23种,部队的有17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且号召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创作。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详细地描述了一场红军剧社的演出,三个小时的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形式,围绕着抗日与革命的主题,有短剧《侵略》、《丰收舞》、《统一战线舞》、《红色机器舞》,即兴的演唱等。斯诺注意到,节目不是采用的旧式戏剧的内容,还是活的题材,这正是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体现之一。虽然是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但是观者众多,“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斯诺认为节目编排粗糙,带有明显的宣传痕迹,但是演出中观众积极参与,气氛轻松。他评论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在延安时期,中共已经能够自如地运用各种形式的宣传媒介,把宣传和教育、娱乐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对比一下20年代中共建党初期的宣传活动,就可以看到明显进步。1922年1月,张国焘等中共代表第一次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晚间代表们联欢,日本和朝鲜代表都能表演精彩的节目,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但却没有人能够表演。
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革命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一切传播皆宣传”的前提下,这一主张同时意味着用一切大众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宣传和动员。文艺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最高境界就是将革命意识与受众的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改造表达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自我改造的过程。
在延安的文艺革新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陕北秧歌的改造。秧歌是陕北传统的民间舞蹈,起源于原始巫术中的祭祀舞蹈。在娱神的过程中,也变成了娱人的狂欢活动。在节庆时,起到表达喜悦、宣泄感情的作用,同时也加入了野性与骚情的民间元素。延安的知识分子们选择了秧歌这个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从宣传边区大生产开始,逐渐按照革命的艺术要求,秧歌的主题和形式都悄然发生着变化。尽管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秧歌元素,但是“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用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更重要的是,宣传化之后的秧歌在美学指导思想和整体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表演中的个人融入到集体之中。个人的撒野、个性宣泄与爱情放纵的“闹”秧歌,被端庄的“扭”秧歌所取代,身体的动作被规范,不再显得轻狂浮躁;组织与纪律取代自娱自乐,集体舞取代少数人表演的传统;传统秧歌中自由地讽刺现实的丑角被清除,代之以精神抖擞的翻身解放的陕北青年形象。以《兄妹开荒》为典型的新秧歌剧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宣传的内容占领了传统的民间艺术阵地,并成为群众宣传中的重要形式。“从这里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革命舞蹈艺术的程式化经典造型,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忠字舞’和‘样板戏’。”
延安时期,军队的宣传也走向制度化。除了仿效苏联建立了政治代表制度以外,红军还在军队内部建立了“列宁室”。战士不仅在其中扫盲、学习文化,而且自己组织活动,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生动地记下了一堂红军战士上政治课的全过程,在群体讨论中,诉苦与表决心、理性与感情交流交错在一起,使群体的规范内化到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样板,军事行动本身也被毛泽东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活动,在谈到长征时,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军队的思想教育模式作为经验向社会推广,学习雷锋就是这一运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形成
延安时期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念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体制被首次表述为一套成形的理论与规则。围绕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建立了中共的新闻体制与工作方针。即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从1942年4月1日发表《致读者》开始至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为止,《解放日报》进行了历时1年零10个月的改版与调整,经过这一过程,确立了中共关于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基本理论,也确立了中共新闻业务的基本原则。但是《解放日报》在改版中,对这些原则并无明确的表述,从前面引用的两篇社论来看,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依旧是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类来自苏联的理论,还未形成中共新闻理论的独特话语体系。而中共新闻理论体系的真正奠基人是陆定一和胡乔木,他们在学习毛泽东新闻和宣传观念的基础上,在这个时期撰写了许多文章阐明这些原则,其中不少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党性原则。报纸的党性原则是毛泽东组织工作“一元化”原则在报纸宣传中的具体应用。即以新闻媒体无条件服从党组织领导的新型党性原则,取代保持一定独立,仅在精神上倾向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传统党性原则。这一原则在前面已有讨论,此处不赘述。
第二个原则是唯物主义新闻观。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批判了把新闻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时宜性”、“一般性”、“趣味性”等特征的“性质说”,他将之称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标准。他认为将新闻本质归结为政治性的“政治说”危害最大,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和“法西斯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上,陆定一提出新闻是“对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新闻第二”的“唯物主义新闻观”。而且他还对真实做出了后来被归纳为“本质真实”和“现象真实”的二分法。陆定一认为,仅仅亲自踏看,并不一定得到真实的新闻。如果仅限于此,可能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真实的新闻取决于报道者的立场,换句话说,“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陆定一以当时《解放日报》出现假新闻的原因作为切入点,从理论上论证了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发现真实的新闻。
按照陆定一的唯物主义新闻观,党报确立了第三个原则——群众路线。前面提到,群众路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引群众参与,即“全党办报”,二是新闻工作者深人群众。对于报纸来说,贯彻群众路线最佳的方式是建立通讯员网络。
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提议:“我们人人要学会写新闻。我们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识字作文的人都应该学会写新闻,就同都应该学会说话一样。为什么?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可以说,不学会使用这种形式,他就不要说什么宣传——而宣传,当然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延安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各级组织中,迅速建立起通讯员组织,报社也普遍设立专门处理通讯员稿件的部门。《解放日报》专门创办了指导通讯员的《新闻通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将积极分子聘为通讯员、特约通讯员,并办理通讯员档案,颁发证件,报社还设采通部(科)或通联部(科),专门负责通讯员工作。
过分强调“全党办报”,盲目增加通讯员网,也给报社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由于稿件平均质量不高,使得报社工作人员大量时间消耗在给通讯员改稿和复信上,而且来稿常常千篇一律,难以采用。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都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
问题出在新闻的专业要求和和全党办报存在一定矛盾。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即使“新闻无学”,至少需要新闻记者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全职投入。陆定一提出的实现新闻真实的原则,很像柏拉图提出的直接民主制度,它适用于较小的区域或民众对实际情况具有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在延安时期,由于解放区被分割成一些很小的区域,同时实行军事化、一元化管理,容易实现陆定一的构想。但是随着报纸覆盖区域的扩大,利益分化,这种直接的信息采集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陆定一主张的“唯物主义新闻观”便很难操作。在实际工作中,报社无奈之下只好重新确立了“记者为主”的方针,通讯员制度逐渐衰落。
除了通讯员网络外,陕甘宁边区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读报组。通讯员同时就是读报员,通讯小组就是读报小组。到1945年,边区内地各县共有读报组1380个,有的地区甚至把变工组、通讯组、识字组、读报组统一起来,变工组不但是生产组织,而且是集体教育的学校。在识字率较低的农村,这是一个通过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保证报纸宣传效果的创新发明。读报小组成为广播普及之前最重要的农村宣传形式之一。
宁武岢二区读报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变工队或农会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读报活动经常不断;另一种是积极分子和青年农民团结周围群众组织起来的,按规定时间读报。读报过程又分为四个步骤: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目的,选择材料,必要时安排积极分子作好发言准备;读报时带表情,速度慢,读清楚;读完后进行漫谈讨论;最后由组长作简要总结。兴县二区要家湾村组织一百二十四人参加读报,这些人又按不同情况分成八个组,其中基干民兵一个组,主要读民兵与生产的材料;群众两个组,主要读劳动英雄生产的报道;妇女四个组,主要读妇女纺织英雄活动的消息;二流子一个组,主要读二流子改造转变的新闻。
第四个原则是既当记者,又做工作。前面曾经提到过运动与宣传的关系,从延安时期开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记者被派到地方进行土改工作。比如当时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参加了1948年2~5月在武安县第九区参加土改复查、整党运动。这个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局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边区文联等单位人员组成,报社人员占大多数,全报社有三分之二人员参加工作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工作人员也多次参加农村土改、四清等运动。新闻记者具有双重角色,作为党组织的一分子,他们既是信息的采集者,同时也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监督者,有时还是政治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当新闻媒体、公众、党和政府这三者出现利益冲突时,新闻记者的角色就会变得比较尴尬。代表政府说话的责任感以及本质真实的原则,经常妨碍他们报道真实情况。这一点在批评报道中尤其明显,50年代批评报道遭到挫折,就和组织原则与新闻报道工作的冲突有关。
第五个原则是典型报道和典型批评。“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报道了农村劳动模范吴满有开荒种地的报道,并在同版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第二天又发表了记者如何发现吴满有的长篇通讯。这个报道在中国党报史上,甚至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标志意义。作为普通大众的农民登上了报纸一版头条,“这样集中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一个农民,在中国报纸上开创了新纪元”。典型报道这种来自苏联的报道形式,迅速被其他党报复制,一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
除了报道正面典型外,这个时期还同时开创了批判反面典型的风气。《解放日报》对王实味的批判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这种为了杀鸡儆猴,寻找一个特例,刻意制造反面敌人的做法,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均成为政治运动的风向标。
第六个原则是时空区别。为了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对内对外的宣传出现了区别。有的是对内可以宣传,但对外不能报道;有的是对内不能宣传,但对外可以宣传。“内外有别”的原则首先在整风中提出,当时《解放日报》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报道,在头版头条刊登《延县展开防奸运动》和《绥(德)师(范)失足青年悔过》的消息,中共中央后来批评了《解放日报》,指出这种消息可能给敌人以攻击中共的口实,新闻报道必须内外有别。其后还根据受众等级的不同,建立了各种新闻知晓级别。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类似的逻辑,毛泽东还提出了“新闻、旧闻、不闻”的时间区别原则,主张有的事件需要及时报道(新闻),有些则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后延时报道(旧闻),有的甚至不予报道(不闻)。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说,当给事实之上加上任何其他的标准,都会对事实本身造成损害。尽管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也提出要及时报道灾害,但是只是作为例外提出,而内外有别、注重时机则成为一般性原则。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信息垄断被打破,这些原则在2000年之后中国的突发危机事件处理中起到了负作用。
第七个原则是善意批评。在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和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判断批评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不是以批评是否属实为标准,而是以批评者的态度为标准,更确切地说,是以被批评者想象中的批评者的态度作为批评是否正确的标准。这种“善意批评”或“建设性批评”的主观标准,加上党的组织原则,使得许多批评报道常常面临“不讲政治”的指责,下一章涉及的1949年后的批评报道高潮也因为这个原因在50年代中期之后难以为继。
思想改造
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
严格地说,“思想改造”这个概念特指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后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然而这一观念的形成却要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实践论》(1937)中提出,人类的认识运动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后,还不是认识的终结,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对世界的改造。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
为了改造党内干部、外来知识分子,甚至党外群众的主观世界,延安发明了一系列思想改造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证明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短期内使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完全可行。有研究者把思想改造的技术和程序总结为以下几个步骤:①“和风细雨”地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②排队摸底,动员写反省笔记;③填“小广播调查表”;④“急风暴雨”地审干、反奸;⑤交代个人历史;⑥“脱裤子,割尾巴”,完成从“旧我”向“新我”的脱胎换骨。这些环节步步紧扣,由远及近,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宣传观念和技术的诞生。
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创造了一种新的宣传技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是一种针对集体的大规模说服活动,这种经典定义把宣传看作现代大众社会条件下,由抽象的、遥远的信源发起,运用大众传媒或准大众传媒进行的说服。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在大规模统一说服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套针对具体个体的微观思想改造技术。参加整风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除了一般性地学习整风文献外,还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写反省笔记,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在外界检查和批评的基础上,不断自我批评,自我否定,从而放弃主体性,皈依更大的革命理想和组织。
在自我忏悔的同时,运动还要求每个接受改造的个体交代自己的人际交流网络(即“小广播”)和个人经历,并从中寻找各种突破个人防线的线索。这些措施使个人的隐私荡然无存,人际交流处于被“监控”的状态,相互猜忌,人人自危,消除了参照群体对于个人的精神支持。在心理学家阿什著名的实验中发现,当个体孤立地处于反对意见的包围中时,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见解;但是当个人具有了少数“盟友”之后,虽然仍处于少数意见,坚持己见的比例会大大提高。
延安时期高度军事化管理中,个体属于组织的一分子,整风和学习都以组织为单位进行。加之互相之间的交流被阻断,便形成了每个个体面对组织中所有人的局面。更关键的是,基层组织对每个人的经历与思想了如指掌,反省与审查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灵活实施。针对大众的说服与针对具体个人的思想审查结合在一起,使得说服效果大为增加。
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亲自登门,耐心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住住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对组织长期隐瞒的历史上的“污点”问题和“个人主义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组织上布置小组批评会,让同志们“帮助”该同志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他的“错误言行”,使他有所触动,愿意悔改,最后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揭发国民党特务的“坦白运动”和“抢救运动”中,在领导的个别劝说外,还常常动用单位集体的力量,让群众之间相互审查。有时是小组讨论,有时是群众大会。在大会上,除了坦白者交代自己的问题外,还会启发其他审查对象坦白,或号召周围人揭发。当时的抗大还发明了“照相”法。开大会时,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便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在中央研究院(当时改为党校三部)的群众大会上,一个人走上讲台,就会不断有人向台上递纸条。“愈是亲切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在这样对个体关怀“无微不至”的环境里,个体的一切隐私皆暴露于公众面前,自我的空间越来越小。
思想改造与传统宣传观念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无一个明确的目标。毛泽东所做的整风报告从思想着手,多数人很难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抽象概念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在整风开始时对运动的目的往往不知所措。然而缺乏明确的内容不但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它要求个人结合自己的思想,主动地、无止境地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在改造目标模糊、缺乏标准的情况下,被改造者放弃了理性思考。有时为了表达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和服从,甚至不惜将本不属于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揽在自己身上。当时负责抢救工作的康生带着坦白的“间谍特务分子”到处做报告,报告内容把控诉国民党欺骗和强迫的“诉苦”和个人的忏悔相结合。康生把他们作为坦白从宽的标兵加以宣传,号召各个单位效仿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各单位甚至给坦白的人戴红花、发奖。荒谬的是,坦白的错误越大,对组织就越忠诚,也就越光荣。
一方面要表达对组织的忠心,另一方面又苦于不知道反省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标。许多当事人处于极度焦虑之中,一遍又一遍地对照整风文件和反面典型,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进行无情地剖析。作家刘白羽后来回忆道:
就在这种内心反复反省、搏斗的过程中,我又写了思想自传的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却一一都被张如心(时任党校三部,前中央研究院,副主任)驳退回来。一次退稿是一次打击,但我从哀恸中渐渐醒悟过来,我明白,我必须举起双手,向无产阶级投降。于是我痛下决心,举起锋利的解剖刀,从头细细地解剖自己。……我克制了怜悯自己的心情,毫不隐藏地挖掘自己灵魂中的痛疽与腐朽……可是我自己的审查都过不了关,我一遍一遍地做着思想的检查,我内心的矛盾——我的内疚与我的绝望已经发展到了极点。我多么想忠诚于自己,可是我又那样害怕自己,羞涩心加上耻辱感,使我整个灵魂都在颤抖。
思想改造与传统宣传观念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的说服活动,还辅之以道德压力和国家暴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强大集体压力之外,思想改造中还有集体的温情。有时个人会为了不让集体领导或其他人的为难,接受对自己的指责。与此同时,思想改造又以暴力为背景。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做的《抢救失足者》报告结尾时说:
最后,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曾在延安保安处受过审查的李锐回忆,当时在审讯时采用苏联传来的疲劳战术搞“逼、供、信”。受审时长时间站立和坐矮板凳,有时还加手铐,最长的可以达到15天15夜。除此以外还使用老虎凳、鞭打、长时间戴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假枪毙等刑罚。这种对人的改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达的说服行为,而且加入了暴力。心理学家将这种说服称之为“强迫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它指的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反复灌输、系统学习、集体的压力甚至拷打折磨,使个人放弃已有的价值观念,接受说服者希望达到的信念。其效果可以达到在解除这些外在压迫后,仍能够保持该信念。
整风及其后的审干、抢救运动,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树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正如毛泽东在谈到延安的干部教育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深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
经过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之后,延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一了思想。1944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发现,延安具有一种外界难以想象的标准化特征。
除了生活的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赵超构发现延安缺乏一种东西,他将其称之为“学院气”和“书卷气”。延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普遍鄙视和排斥英美和欧洲大陆的理论,把它们当作“洋教条”加以否定,本土经验的地位更高。至于理论,则只学习几本标准的马列著作。赵超构的第三方视角,印证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确实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效果。通过整风,延安党内的思想得到改造和统一,个体校正了之前的价值与信念,成为组织中的标准一员。
除了对党员进行思想改造外,同样的方法还被推广到群众中。“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深刻社会历史影响,应于它由最初的党内高层权力交替,衍变为一系列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在机关单位,它主要表现为改造和重新塑造抗战后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在公营工厂,它表现为如何将普通技术工作改造和重新塑造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范职工;在边区农村,它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延安树立了一系列典型的“新人”,比如农民英雄吴满有,工人劳动英雄赵占魁,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过去是二流子的模范党员申长林等。
延安整风后期的审干、抢救运动因受到康生个人的影响而走向极端。后来因为冤案成堆,民愤太大,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场运动被终止,并出现了毛泽东亲自向受害者脱帽道歉的戏剧性的一幕。康生的极端做法虽然被中止,但思想改造的模式被保留下来。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它被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尤其用在了建国后对国统区“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洗脑恐慌
1950年9月24日,美国《迈阿密新闻》(Miami News)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了“Brain–washing”一词。后来该词的连字符被省略,“Brainwashing”成为一个正式的英文词汇。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新词其实是汉语中“洗脑”一词的直译。
是朝鲜战争让“洗脑”突然成为一个流行词汇。美国军方发现,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士兵中有70%的人写了悔过书或签署请愿书,号召中止美国在亚洲的战争,15%的人积极地与中国合作,只有5%的人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另外还有21名战俘拒绝回美国。这些数字均远远高于二战时期的战俘。更让美国人惊讶的是,当这些战俘恢复自由后,依然坚持自己在悔过书中的看法。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只好将其归之于神秘的“洗脑”。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战俘的系统教育与改造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1940年10月,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对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改造。日本下层士兵小林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描述了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一开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俘虏都会拒绝合作,甚至想自杀。然而在共产党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孤立的环境中,他们渐渐放弃了外层的心理防线。接受改造的日本普通战俘均享受连级待遇,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高于那些管理他们的人。优越的条件让大多是普通士兵的战俘们产生内疚感。同时,在华的日本共产党员和经过改造的日本老战俘对新战俘的劝说和示范起到重要作用,打破了他们之前建立的日本军人“宁死不降”的刻板印象。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资格审查、预科教育、本科学习),系统地学习了“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语”、“文化课”、“中国问题讲座”、“中国革命史讲话”、“修养讲座”等课程。这些课程大都联系日本国内现实和战争中的现象,使得学员们从理性上转变了价值观。在上课之余,学校还组织学员进行小组讨论,讨论会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和“读书会”三种。在这些讨论会上,会讨论“日本军队的内幕”、“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何贫困”、“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为什么说日本军部是亚洲和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蒂给人民带来些什么”、“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是脆弱的、怎样打倒它”等问题。通过个人的反思和集体的影响,大部分日本战俘均改变了立场,甚至加入了八路军,积极开展反战宣传和战场上对日军的心理战。这一套改造战俘的模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战俘改造中也发挥了作用。
不清楚具体情况的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公众对此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恐慌。他们以为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发明了某种心理战的秘密武器,纷纷进行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精神病专家谢恩(Edgar Schein)和立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研究。
参与美军战俘遣返的谢恩对被释放的美军战俘进行调查后,认为中共并没有使用什么新的洗脑工具,只是在战俘的思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使用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其发生转变。这些措施包括怀柔政策、孤立个人、使用改造好的老兵作示范、重复某些观点、写自传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剖析、通过小组学习和相互批评相互监督、用物质条件进行奖惩激励并分化囚犯、循序渐进地突破思想防御等。但是他同时认为,这些洗脑的过程整体上并不是特别有效果,只有讨论与自我批评使个别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一旦回到熟悉的环境,这些影响就会逐渐消失。
立夫顿认为“洗脑”是一种模糊的、戏剧性的表达,用更准确的词汇应该是“思想改造”。它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忏悔与再教育。
“洗脑”是一个夸张的用词,立夫顿的“思想改造”的解释更接近实际。它源于毛泽东的讲话。为了巩固新政权,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这正是亨特书中所说的“洗脑”运动的真正出处。1951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思想改造: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杨绛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洗澡》的前言中也提到:“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通过对个案的研究,立夫顿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思想改造的步骤归结为以下12个环节:①对过去身份的攻击,剥夺其职业或身份的自信;②产生罪恶感;③自我背叛,接受已经改造成功的同伴的帮助或帮助“落后者”;④整体冲突和心底对完全毁灭的恐惧导致精神防线崩溃;⑤在经过一段痛苦煎熬之后突然得到宽大和改过的机会;⑥产生忏悔的冲动,只有忏悔才能生存;⑦罪恶感得到宣泄排解,从“人民的立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⑧再教育:通过理论的学习,在理性上再次受到攻击和否定;⑨进步与和谐:不再被管理人员看作罪犯,而是当作平等的人看待;⑩最后的忏悔:总结与完成; ⑪重生:再次回到原来的职业或岗位;⑫释放:重新回到原来环境,表面上恢复到思想改造以前的状态,但内心深入接受了共产主义观念,对过去的思想产生怀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
立夫顿研究的基本都是境外中国人,他们的身份与思想均具有一定的特殊之处。但是对照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与立夫顿所描述的思想改造,不难发现许多做法还是具有内在联系。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洗脑”,本身并不神秘。正如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这种短期的“强迫性说服”只在同一环境中能够保持效果,一旦回到原来的环境,这一效果便会逐渐消失。所以,除了思想改造的技术外,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洗脑”这一概念会在西方世界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与讨论。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是一些记者的夸张描述和娱乐业的渲染。除了像亨特这样的记者以此为题不断出畅销书外,好莱坞也抓住这个题材大做文章,拍摄了《竹狱》(The Bamboo Prison, 1954)、《战争囚徒》(Prisoner of War, 1954)、《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等电影。其中尤以《满洲候选人》影响最大。这些通俗文化让美国大众了解了“洗脑”这个概念。
发生在美国的另一桩新闻事件让“洗脑”具有了更神秘的色彩。1974年2月4日,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孙女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被一个自称是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的组织绑架。但是同年4月,失踪了很长时间后,她却参加了共生解放军抢劫银行的行动,并且在此后不久,她公开谴责自己的家族,并宣称忠于共生解放军。1975年她被捕。她的律师在辩护时提出的理由就是她被共生解放军洗脑。虽然她的犯罪行为并不都是出于被迫,但她本人无须承担责任。类似的事件再次让“洗脑”成为热门话题。
美国的精英们对洗脑的关注则出于其他担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冷战中如何坚守意识形态的阵地。他们认为,如果长期建立起来的美国价值观在短期的洗脑中不堪一击,那么该反思的不仅是教育体制,还包括美国价值观本身的说服力。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泰勒则认为“洗脑”完全是西方为了填补现实与观念之间的距离而发明的。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恐惧感:害怕失去控制、丧失自由意志甚至身份。于是人们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归之于神秘因素,笼统地冠之以“洗脑”这样一个邪恶的名词。
作为新型管理技术的思想改造
洗脑恐慌折射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这种敌对的根源除了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外,还与二者对人性的判断不同有关。以美国的政治传统为例,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人性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人性具有普遍性,不会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因此他们并不致力于改变人性本身,而是通过设计一定的制度,以恶制恶,以野心牵制野心,以期达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宣传思想中也贯穿着这一观念。从早期的勒庞的群体心理论到李普曼、伯内斯的大众无能论,都认为人性存在先天的缺陷,要么会在群体中失去自我和理性,要么是缺乏理性和充足的信息做出正确判断。这些问题根本无法通过教育和提高个人素质得到改变,只有通过某种外在的机制加以约束,或者剥夺其决策的权力来追求社会的完善。这种方式是通过设计社会规则,用社会控制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思想改造观念背后的前提假设则是人性可变,通过一定措施使落后的个体提升自己,以适应更完善的社会制度。这种思路是通过改善个人道德,塑造理想个体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治理方式来自基督教统治时期的治理方式。经过法国大革命之前卢梭等思想家的重新阐释,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之中。革命不仅包括对政治体制的改造,还包括了对每一个个体的改造,让道德的理想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
对个人思想的改造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必须先完成对自身的改造。思想改造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是社会乌托邦的设计方案的一部分。作为社会整体规划的基础设施,思想改造这样一种新型的宣传手段天然具有了正当性。从延安时期出现之后,一直被沿用到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思想改造的技术与福柯发现的现代新型规训和监视技术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思想改造追求高效的对人口的控制技术,它有着固定的程序。首先对被改造对象进行甄别,确定不同的等级,并按照相应的特征,对其适用不同阶段的改造程序。除了对时间的规划十分精细外,整个改造过程对空间也有严格的规划。通过空间的分隔,将原有的社会关系打乱重组,使每个人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上课、小组讨论、写思想汇报、接受组织审查都在特定的空间内完成。在此过程中,随时从被改造者身上获取个人信息,通过表格、自我总结、简历、小组讨论等形式,密切监视被改造者的思想动态。在搜集有关每个个体的知识外,还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新人”标准的知识和如何制造这一客体对象的知识。大量社会主义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被生产出来,以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专门的学科。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管理技术,思想改造又具有福柯笔下的规训所不具有的一些新特征。福柯所说的规训是对身体局部的精确规定,它的直接对象是身体而不是思想。思想改造则把身体的规训技术与之前的基督教牧领制度结合起来,试图把思想本身作为规训的客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发明了前面讨论过的许多微观技术,将曾经属于隐私的个人知识暴露于外,接受权威机构的“凝视”和甄别。这种将个人思想外化,并在加工塑造后再内化的技术是思想改造的独特发明。
思想改造与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第二个不同在于它必须依赖整个社会的合作与协调。福柯所说的作为一种“政治解剖术”的规训权力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不同起源的进程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们相互重叠但又保持独立。这些技术的出现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机构或中心统一管理,也缺乏明确的共识与规则。但是思想改造则与一元化(一体化)宣传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集中式的思想改造的成果可以在结束之后仍然保持,并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强化。每个被成功改造的个体本身又成为新权力的示范,继续影响更多的个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军战俘被释放,回到原来的环境后,思想改造的影响会逐渐消失。当然,随着一元化宣传制度的逐渐削弱,思想改造的技术尽管仍然存在,但其效果已经大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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