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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擾攘不安的歲月

蔡校長和胡適之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這不是蔡校長等的力量，或者國內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為不滿的情緒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長得根深蒂固。學校裡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評議會通過一項辦法，規定學生必須繳講義費。這可威脅到他們的荷包了。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反對此項規定。蔡校長趕到現場，告訴他們，必須服從學校規則。學生們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群眾湧進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的」規定的人算賬。蔡校長告訴他們，講義費的規定應由他單獨負責。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捲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群眾在他面前圍了個半圓形。蔡校長向他們逼進幾步，他們就往後退幾步，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正義之獅了。

群眾漸漸散去，他也回到了辦公室。門外仍舊聚著五十名左右的學生，要求取消講義費的規定。走廊上擠滿了好奇的圍觀者。事情成了僵局。後來教務長顧孟余先生答應考慮延期收費，才算把事情解決。所謂延期，自然是無限延擱。這就是當時全國所知的北大講義風潮。

鬧得最兇的人往往躲在人們背後高聲叫罵，我注意到這些搗亂分子之中有一位高個子青年，因為他個子太高，所以無法逃出別人的視線。我不認識他，後來被學校開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沒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後，我發現他已經成為神氣十足的官兒，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他的相貌決不會讓人認錯，他的叫罵聲仍舊縈迴在我的耳畔。他已經成為手腕圓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貪員，抗戰勝利後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錢。

幾年之後，發生了一次反對我自己的風潮，因為我拒絕考慮他們的要求。一群學生關起學校大門，把我關在辦公室。胡適之先生打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找警察來解圍，但是我謝絕了。大門關閉了近兩小時。那些下課後要回家的人在裡面吵著要出去，在門外準備來上課的人則吵著要進來。群眾領袖無法應付他們自己同學的抗議，最後只好打開大門。我走出辦公室時，後面跟著一二十人，隨跟隨罵著。我回過頭來時，發現有幾個學生緊釘在我背後。北大評議會決定開除我所能記得的以及後來查出的鬧事學生。

好幾年以後，我偶然經過昆明中央航空學校的校園。航空學校原來在杭州，戰時遷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軍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過軍禮告訴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學開除的一位學生。我馬上認出他那誠實的面孔和健美的體格。鬧學潮時緊迫在我背後所表現的那副醜惡的樣子已經完全轉變了，他的眼睛閃耀著快樂的光輝，唇邊蕩漾著笑意。這次邂逅使我們彼此都很高興。航空學校的校長來告訴我，這位青年軍官是他們最優秀的飛行員和教官之一。

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學生運動中包含各式各樣的分子。那些能對奮鬥的目標深信不疑，不論這些目標事實上是否正確，而且願意對他們的行為負責的人，結果總證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頭鬼腦的傢伙，卻多半成為社會的不良分子。

學生們所選擇的攻擊目標，常常是政府無法解決或者未能圓滿解決的國際問題。因此，他們常能獲得國人的同情；他們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間的「事件」日漸增多以後，學生的示威遊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釋為反日運動。糾紛的根源在於二十一條要求和凡爾賽和約所引起的山東問題。自從遠東均勢破壞以後，日本幾乎享有控制中國的特權。門戶開放政策已經取代瓜分中國的政策。但是門戶開放政策必須以均勢為基礎，均勢一旦破壞，中國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條路就是自我振作，隨時隨地與日本打個分明。

學生們決定奮起作戰，起先是遊行、示威、罷課，和抵制日貨，接著就轉而攻擊北京政府，因為他們認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們發現沒有重要的國際問題或國內問題足資攻擊時，他們就與學校當局做對。原因在於青年心理上的不穩。一旦他們受到刺激而採取行動時，這種不穩的情緒就爆發了。想壓制這種澎湃的情緒是很困難的。

若干學生團體，包括青年共產黨員，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勞工運動以及工人的不穩情緒上。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動。鐵路工人和工廠工人已開始騷動，而且蔓延各地。他們不久就與學生攜手，參加群眾大會和遊行。勞工運動是不可輕侮的武器。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曾以總罷工癱瘓香港，使這個英國殖民地在工商業上成為荒漠，歷時十八月之久。

全國性的反英情緒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慘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勞工運動的人在上海大馬路（南京路）遊行示威，公共租界當局竟然下令向群眾開槍，好幾個人中彈身死，傷者更不計其數。工人、商人和學生在國民黨及共產黨領導之下，隨即發動全面罷工、罷市、罷課，上海再度變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廣州的學生、工人、商人和軍人繼起響應，發動反英示威遊行。群眾行近沙面租界時，駐防英軍又向群眾開槍。於是香港各界亦開始罷工、罷市、罷課，使香港也變為死城。北京英國使館的華籍僱員，在學生煽動之下，也進行同情罷工，致使這批英國外交官員很久都沒有廚子和聽差侍候。

自從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彼此呼應以後，遊行示威者人數動以萬計，北京不時有各色人等參加的群眾大會出現，街頭遊行行列常常長達數里，群眾手搖旗幟，高呼口號，無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這種情形時，不覺蹴然心驚。他曾經在俄國看到不少這樣的集會，他說這是革命即將來臨的徵兆，因此他擔心是否能繼續在中國平安住下去。

學生們找不到遊行示威的機會時，曾經拿學校當局作為鬥爭的對象，工人的情形亦復如此。他們找不到示威的對象時，就把一股怨氣發洩在雇主的身上。不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對付罷工工人，可比對付學生簡單多了。他們有時用武力來彈壓罷工工人，有時就乾脆拿機關槍來掃射。

段祺瑞執政的政府顯然認為機關槍是對付一切群眾行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在一群學生包圍執政府時，段執政就老實不客氣下令用機關槍掃射。我在事前曾經得到消息，說政府已經下令，學生如果包圍執政，軍隊就開槍。因此我警告學生不可冒險，並設法阻止他們參加；但是他們已經在校內列隊集合，準備出發，結果不肯聽我的勸告。他們一到了執政府，子彈就像雨點一樣落到他們頭上了。

我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得到發生慘劇的消息後馬上趕到出事地點。段執政官邸門前的廣場上，男女學生傷亡枕藉，連傷者與死亡都很難辨別。救護車來了以後，把所有留著一口氣的全部運走，最後留下二十多具死屍，仍舊躺在地上。許多重傷的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許多人則在手術台上斷了氣。我們向各醫院調查之後，發現死傷人數當在一百以上。這個數目還不包括經包紮後即行回家的人在內。

段祺瑞政府的這種行動，引起全國普遍的抗議，段政府後來終於垮台，此為原因之一。

學生勢力這樣強大而且這樣囂張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談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對付桀驁不馴的子女，尤其是這些子女的行為偏偏又受到鄰居們的支持，工人們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們的父母或親戚，既不是政府大員，也不是社會聞人，因此他們命中註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軍隊的刺刀。只有在學生領導之下，或者與學生合作時，工人才能表現較大的力量。

學生運動在校內享有教師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支持，因此勢力更見強大。此外還牽涉到其他的政治勢力。故而情形愈來愈複雜，聲勢也愈來愈浩大。學生運動自從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開始以來，背後一直有教員在支持。就是滿清時代的首次學潮，也是教員支持的。

後來教員也發生罷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發放欠薪，情勢更趨複雜。北大以及其他七個國立大專學校的教員，一直不能按時領到薪水。他們常常兩三個月才能領到半個月的薪俸。他們一罷課，通常可以從教育部擠出半個月至一個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幾百位教員在大群學生簇擁之下，佔據了整個教育部的辦公廳，要求發放欠薪。八個國立學校的校長也到了教育部，擔任居間調停的工作。教員與學生聯合起來，強迫馬鄰翼教育次長和八位校長一齊前往總統府，要求發薪水。這位次長走到教育部門口時，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繼續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邊的學生汪翰，馬上把自己的雨傘打開遞給他，並且很直率地說：「喏，這把雨傘你拿去！」於是這位次長只好無可奈何地繼續前進，後面跟著八位心裡同樣不怎麼樂意的校長。群眾走近總統府時，憲兵、警察趕緊關起大門。教員與學生在門外吵著要進去。忽然大門打開了，大群武裝憲警蜂擁而出，刺刀亂刺，槍把亂劈。上了年紀的教員和年輕的女學生紛紛跌到溝裡，有的滿身泥濘，有的一臉血跡，叫的叫，哭的哭，亂成一片。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侮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這位馬教授後來被送到法國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教授的老母說：「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麼道理？」

曾任省長的那位要員回答道：「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只管放心就是。至於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靜下來，病房裡其餘的人卻幾乎笑出聲來了。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其他教員，也都因為這位要員的風趣而面露笑容。

這件事情總算這樣過去了。另有一次，教員們擁到財政部要求發放欠薪，部裡的人一個個從後門溜走，結果留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學生們因為不滿政府應付某一強國的外交政策，衝進外交部打爛一面大鏡和好些精緻的坐椅。學生、教員和工人聯合起來罷工罷課，反對北京政府和侵略中國權益的列強。多事的那幾年裡，差不多沒有一個月不發生一兩次風潮，不是罷課就是罷工。

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是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二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時，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或暴動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每次電話鈴聲一響，他就嚇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

我講這些話，決不是開玩笑。我記下這些往事以後，又做了場惡夢，有時看到青年男女橫屍北京街頭，有時又看到憲兵包圍北京大學要求交出群眾領袖。夢中驚醒之後，輾轉反側無法安枕，一閉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劇就重新出現。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園的柏樹下喝茶。這位老教授曾經說過一段話，頗足代表當時擾攘不安的情形。

「這裡鬧風潮，那裡鬧風潮，到處鬧風潮——昨天罷課，今天罷工，明天罷市，天天罷、罷、罷。校長先生，你預備怎麼辦？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結束。有人說，新的精神已經誕生，但是我說，舊日安寧的精神倒真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