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民国多少事》
作者：谢轶群
序 风烟流云满眼来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像一阵热风，如一层梦影，一个曾带给中国多少希望和创伤的时代，短短三十八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团恼人而充满诱惑的混沌，任由后世去梳理、描绘和解读。
这个时代就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
从今年7月开始，我陆续读到谢轶群的系列历史散文稿《民国多少事》。和网上那么多拍案叫好的读者一样，我立即被这部出手不凡的力作所吸引。作品意境开阔，选材独到，史料翔实，且时有新意；文字更如行云流水，对乱世风云和历史细节的独特抒写，强烈撞击着读者的心扉，风烟流云，扑面而来，使人久久不能释卷和释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极其独特的时代。和春秋战国一样，混乱动荡是它的底色，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天下烽烟四起，时局瞬息万变。因为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平缓雄浑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掀起了汹波狂澜，各色人等的本性或者获得了宽阔的释放空间，或者被时代残酷扭曲。于是，英雄与枭雄，武夫与文士，庙堂与市井，广场与密室，沙场硝烟和校园绿荫，家国情怀和猥琐争斗……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或令人荡气回肠、或叫人激愤伤怀、或让人扼腕浩叹的鲜活故事。
同时，民国又是一个新旧交织、传统意识与现代潮流对抗和融合的时代，看得见的斗争发生在战场、官场和商场，看不见的冲撞随时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在中国由古代和近代向现代剧烈转轨的时期，那斑驳凌杂、光怪陆离的面貌，为这个乱世更添一份魅力。
在谢轶群这部《民国多少事》中，我们看到了身遭酷刑而九死不悔的徐锡麟，这位出现于《狂人日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终于细致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舍生忘死、壮怀激烈的青年汪精卫，历史人物的“脸谱”在逐渐剥落；我们看到了横跨新旧、机关算尽的袁世凯，他的崛起、失势、出山、逼宫、夺权和称帝过程几乎集传统才略和阴谋之大成，但终究被历史的大势雨打风吹去；我们看到了天才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他的一生寄寓了中国政治的罕见追求，然而这抹把中国引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绿终究被鲜血淹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个草莽军阀的千姿百态，看到了暴露在民国风雨中的清东陵庞大宝藏，看到了文化巨人鲁迅在包办婚姻和兄弟反目剧痛中的煎熬，看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乱中顽强生发的一脉书香与圣洁理想，又看到了上海滩上酷烈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黑社会……
拉开不长的时间距离，在岁月的烟雨中，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上半叶这曾经发生、又永远不再的一幕幕场景，更添一份历史幽怀。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场景，经妙笔再现，别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太为人知的民国掌故，信手拈来，令人眼界大开。历年博闻强记、广涉杂猎的蓄积，使本书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这段模糊历史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作品纲目皆备，既把握、挥洒了恢宏浩大的历史画卷，又细腻探究了具体史实和社会人生的幽微层面。打开本书，我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一支时而雄浑苍劲、时而凄怆缠绵的动人乐曲。
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是题材，“散文”是体式。我很欣赏谢轶群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可看做‘写往事的报告文学’。”既是写历史往事，就要求史料准确可靠，能给人以历史知识；既是报告文学，就要求手法精到、文采斐然，给人以审美享受。正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使在探究认知历史的同时，又把历史做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借助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努力做到文史交融，于是笔下知性与感性兼备，冷峻与浓烈并呈，处处流芳溢美。
我无意过高评价这部著作。书中依据的史料丰富庞杂，在真正的史家看来，其中错谬和疏漏肯定不止一处两处；尽管试图引入近年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一些篇目中对传统的史观还是有点过于依从；而且由于兴趣范围等原因，民国史上不少重要内容未曾涉笔。这些都有待于下一步的耕耘了。
行文至此，不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下面就请诸位进入精彩纷呈的正文。
2007年10月于深圳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
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二中），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二百?人，每期三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巡警学堂类似今天的警官学院，会办就是副院长，院长叫总办。当时的安徽巡警学堂总办是一个退了二线在休养的老头，因此徐锡麟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徐锡麟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
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收支委员，发现徐锡麟有数笔账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
顾松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徐锡麟来安庆后在他的器重下仕途顺利，前程无量——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去做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党，徐锡麟疯了？而且，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
他没把顾松的汇报当回事，但出于警惕和对徐锡麟的告诫，恩铭有意当面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
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
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
7月5日，徐锡麟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 (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
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
上午9时，恩铭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
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
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时间像停止了。
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布政使，再朝右一枪干掉按察使，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
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
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恩铭顿时全身开花。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后心，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冲去。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尽管主刀的是一位外国医生。
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
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
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孤立无援，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和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一百多人，不敢上前。布政使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三千元，即刻增加至七千元，后来高达一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五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加赏，严令四处搜捕。
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七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安徽省布政使冯煦和安徽省按察使毓朗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冲他们一笑，说：“上午你跑得不慢啊，要不现在你就是死人了。”说着盘腿坐在地上。
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觑，一时无从措辞。
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按察使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顿时泄气皮球般颓丧不已。不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
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千数言，写完后自己低声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
他的供词，满纸坦荡磊落，写的都是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他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几句话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
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威慑力。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
行刑惨烈万状。1907年7月6日夜，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
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
砸烂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7月15日凌晨，秋瑾环视围观的众人一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三十二岁。相比于徐锡麟赴死的惨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满足了她“不砍头，不剥衣服”的遗愿（写遗书的愿望未予满足，大概是吸收了徐锡麟写供词时满纸反动口号的教训，再不让他们动笔），秋瑾的遇难过程还算“文明”。
徐锡麟刺恩铭，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安庆起义之后，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军机大臣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另有立宪派将安庆发生如此祸事归因于宪政不行，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当然，徐锡麟的壮举和惨死，更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1873到1907，徐锡麟只活了三十四岁。殒命在“帝国”的暗夜，他没有看到“民国”的曙光；而民国的曙光里，有他滚烫的热血。
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奇Qisuu.Com书]，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奇--書∧網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有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九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回报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不测之事发生，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升级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甘水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8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是个赶大车的车夫，他的老婆三天没有回家了，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蹲在桥上。
这个车夫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二人非常紧张，生怕已有人在暗中窥伺，于是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本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松了一口气，擦把冷汗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这时候，同盟会的老会员白逾桓匆匆来到守真照相馆，催促他们快快逃走，因为侦察机关已全部出动，不可能不怀疑到这里。关于会露馅的明显疑点，他说：“哪有归国留学生开照相馆谋生的？只骗得了你们自己，骗不了别人！”
汪精卫和黄复生正在踌躇，这时，警方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什刹海炸弹案的案犯，已经处死。暗杀团一边庆幸警察愚蠢，一边又为这个无辜者感到心情沉痛。他们放下心来留京继续干了。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四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以及案犯以被捕处决，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个人的一个亲生女儿大大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洋魔女”的川岛芳子。
审理顺利得很。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被逮口占》四绝句，全组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堪称爱情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在狱中苦熬时光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只要有人保释，政治犯可立即释放。刚刚从家乡东山再起、满心长远盘算的袁世凯主动做了头号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的保释人。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无法慷慨淋漓写到底，原因众所周知：抗战中，汪精卫、陈璧君叛国投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目睹日军的强大、中国国内各军事势力的不团结和抗战代价的惨重，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思想逐渐倾向所谓“和平救国”。在和日方暗中接触商谈多次后，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占区，与日本合作，发起“和平运动”，以实现“曲线救国”。
这个决定之后的汪精卫，在中国人眼里，就再也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英雄义士汪精卫了。他的一生，大英雄与大汉奸，如此判然划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家眷和部下飞离民国战时陪都重庆，抵达昆明；19日，汪精卫等飞抵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投向了日本。
“艳电”以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提“建议”的方式行文，电文中说：“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国出逃让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颜面扫地，他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派出特务潜入河内，要赶在汪精卫与日方实质合作前将其击毙。结果因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临时与汪精卫调换了卧室，汪精卫逃出生天，曾仲鸣身中特务暗杀团十余枪而死。
1940年3月20日，和日本方面达成合作的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在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就出现了东北的溥仪伪满洲国和东南的汪精卫南京伪政府这两个主要傀儡政权。
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汪精卫投日，变成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这极大打击了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并给了卖国贼以莫大鼓舞。汪精卫叛国后，抗战中掀起了一股投日附逆的逆流，南京伪政府的军队迅速膨胀，最盛时达到一百多万，在抗战中起了极坏作用。
汪精卫这个名字，从“如雷贯耳”变成了“臭名昭著”。抗战期间，在浙江、重庆等多个地方，民众仿效跪在杭州西湖岳庙前的秦桧夫妇像，为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塑了跪像。
一代英雄，沦至千夫所指。“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体内，流淌的还是当年的热血吗？
知道自己受到万众唾骂，并考虑到后世声誉，汪精卫在多个场合潸然泪下。他此前私下说过的一席话可算他的自辩：“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汪精卫的健康日益恶化，日本派出最优秀医生为他诊治也无力回天。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治病；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情加剧，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死去。两天后，在陈璧君和日本军官的护送下，他的遗体专机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以表示他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死在抗战胜利之前的汪精卫逃脱了审判。日本投降之后，他的墓地被蒋介石炸毁，而他的遗孀陈璧君则被送上了法庭。
1946年4月16日，毕生仰慕、支持汪精卫的陈璧君被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陈璧君在法庭上依然咄咄逼人，将对她和汪精卫的指控全部否认。接到判决书时，她还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59年6月17日，六十八岁的陈璧君死于狱中。［奇+書网-QＩＳuu.cＯm］
1911天地玄黄
如果像现在的媒体爱干的那样，评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选出三五个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可绝不仅仅是政权更迭、改朝换代。
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五年内连续发动的九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五千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八千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
这次起义，预算开支十三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十八点七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七点七万元，南洋华侨给了八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三万?三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五百一十三支，从西贡购枪一百一十六支，从香港购枪三十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七百七十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五百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三百把。
人员投入上，以往历次起义，大多是出钱雇佣敢死队；而这次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从党人里精选八百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毅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五十一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三十八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十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督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
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六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十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四十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疏通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的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到交接地契时，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甚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骸为七十三具，买了七十三具棺木；心疼死难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太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这些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巾标志（起义者均挂白巾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该尸首便被拉到别处。
? ?七艾s ?十艾s ?三渚咭藕”湮呤撸饩褪呛笫浪幕苹ǜ谄呤沂俊?
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抬着灵柩浩浩荡荡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爱好菊花的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八十六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起义失败，孙中山意志不振，他说，推翻清朝看来是一场持久战，估计还要?二?十年。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到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建起二十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三???十???六镇新军散布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
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十?四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五千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建议他把这五千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不大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交出银子。起义前商定，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他的。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六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商定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
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一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
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空炮撒气。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送到湖广总督面前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九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这份“水电报”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再回头继续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虽然胜利，但清廷立即会调集重兵围剿，武汉社会上一片混乱，起义军还要跟海内外各方力量打交道，亟需成立一个统筹、指挥、管理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起义前计划中的湖北军政府。吴兆麟、熊秉坤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军政府的都督由谁来当合适呢？
起义筹备时商定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指挥部被端之时爬上屋顶，从邻屋屋顶跳下后被捕，后来居然让他在押送途中借机翻出巡警署花园围墙逃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参谋长孙武，制炸弹时被刘同抽烟引起大火，孙武烧伤，现在正在汉口，脸上包着一脸的纱布；
起义前已定为都督人选的刘公，现在他也在汉口，和武昌大江相隔；
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也都不在武昌。
那么，熊秉坤、吴兆麟自己呢？他们是带头发动起义的，又奋战一夜，劳苦功高，可不可以当都督？
带头发难的这几位基层军官认为：他们里职衔最高的是连长吴兆麟，熊秉坤只是个班长，都人微言轻，分量不够，压不住阵脚，号召不了群众。如果大家都知道搞造反的是几个小兵蛋子，都不会景仰和跟从，别说扩大战果，连起义军都有散伙、内斗的危险；而如果知道这场起义是个大人物带头，立即就能凝聚人心。
应该说他们的考虑是入情入理、非常切实的。一个风险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一个分量重的主持人，很难把人聚拢、调度指挥。当初孙武筹备起义之时，因为他的名字跟“孙文”正好相对，人们传说他是孙文的弟弟。孙武将错就错，默认下来，一时“孙文派他弟弟孙武来领导我们起义啦”的说法流传军中，革命士兵们都很兴奋，军心大振。
那现在推谁出来当头领合适呢？起义士兵想到了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要求他出来做一把手。
汤化龙心中盘算，这场起义暂时胜利，清兵随后就会扑来。如果最终成功那就是开国元勋，但如果失败那可就是必死无疑、牵连九族的头号反贼；开国元勋固然吸引人，但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时候，咨议局议员刘赓藻提出了一个人，认为他十分合适当这个都督。
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清朝驻武汉四大军事单位之一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在全国只算中级军官，在武汉却就是巨头。他有长厚的口碑，不爱说话，也不多事，对士兵知道爱护，在武汉军界素有威望；另外，他还有两大优势：一是他是湖北黄陂人，当湖北军政府级蕉院比擞星缀土Γ欢撬绞倍跃懈锩橙说幕疃鲆谎郾找谎郏锩啥运膊坏执ァ?br>几番“考察”，处处合适，这个黎元洪简直就是为给大家当头领而存在武昌的！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起义后不见踪影的当时的黎协统、明天的黎都督。
被起义士兵逼成都督、后来成为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武昌起义时在干什么呢？
武昌起义枪响后，黎元洪坐镇他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司令部，并不带兵围剿起义士兵，但严防自己手下士兵参与起义。一个前来联络的起义士兵被抓住，押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亲自动手，将这个叫周荣发的士兵杀害在会议厅众人当面。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本跃跃欲试就想哗变，黎元洪血淋淋这么一刀，立即震慑住了众人。
是支持起义还是反对起义？在那紧急时刻，是清朝军官黎元洪必须表的态，他再不愿多事、再爱护士兵，只要清朝没倒台，他就得这么干，否则，上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黎元洪聆听着营外的起义枪炮声，他部署士兵站到营墙上严阵以待，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如有人来攻，就开枪打！”
过一会，营外枪炮声更大，他下了第二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把他们劝走。”
枪炮声越来越大，很显然起义没被扑下去，已经要成气候了。黎元洪下了第三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你们便退守营房。”
说完，他退出司令部，换上便装，跑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躲着去了。
黎元洪知道武昌完了。
武昌完了，可他老黎却发大了。第二天，刘文吉家被起义士兵包围，黎元洪被搜出。老黎被士兵围在中心，以为是要杀他，汗流浃背地说：“我平时对你们不差，今天你们何苦来为难我！”士兵们告诉他，是来请他去“主持大计”的。
黎元洪呆了半晌，好不容易脑子才转过来，原来是逼他出头当造反一把手啊！就赶紧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
士兵反复相劝，黎元洪只是把个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则他怕担这天大的谋反责任，二则他也是清朝“培养”起来的，做为清朝中级军官，忠君思想总是有的。谋反是大逆不道，要转眼间把接受了一辈子的封建道德颠覆，他也的确做不到。
黎元洪绝不松口，就是不当这个都督，起义士兵不再多说，将他“拥”到楚望台。吴兆麟带着部队向他敬礼，他反劝诫起吴兆麟：“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
士兵们都傻了眼：不是说我们这次起义就是他黎元洪领导的吗？吴兆麟忙向大家解释说：“黎都督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其实是关照我们，让我和都督谈谈。”
革命军把他软禁在军政府（在原湖北省咨议局）。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职。软禁中他一言不发，也不吃喝。革命士兵渐渐都没了耐心，说这个黎都督像在做新娘；更有人火大，说这次起义清朝大点的官全他妈跑个精光，没过痛杀狗官的瘾，这个姓黎的再不识抬举，就做掉他！
革命军要出安民告示，找黎元洪签字。黎元洪面如土色，双手颤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不管他，径自提笔，替他签下一个“黎”字。
随着汉口、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估计革命形势不错，又怕坚辞不就的话革命党人真杀他，黎元洪的心开始松动了，他主动跟看护着他的士兵攀谈起来。陪着他的甘绩熙说：“让你当都督是抬举你。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道：“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
另一起义士兵陈磊颇有锋芒地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你自到军政府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
黎元洪此时便顺水推舟地说：“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这条命给你们玩掉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这我倒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
剪辫子，对任何人都是和清朝划清界限的标志。黎元洪辫子落地，等于是断了退路，革命士兵“逼迫”成功。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首次讲话：“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黎元洪的讲话让与会者由衷鼓掌。
从此，黎元洪便开始问事行权、认认真真当他的湖北军政府都督了。
一个武昌起义当晚还在手刃革命士兵的清朝军官，三天内变成民国第一位都督，然后又从这个“高起点”上又当选副总统，成为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人的开国巨勋，奇--書∧網这也是民国史上一件奇事。
应当说，迫使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很有见识、干得十分漂亮的：对内凝聚了人心；对外让人看到，清军中一旅之长竟都是革命党，可见清朝还有几天？这对清王朝的打击比一次战役还厉害得多。
署名黎元洪的告示贴出后，全武汉轰动，观看告示的人堵塞了交通，还有白发老人在家人搀扶下来到告示前，要亲睹为快。而留在武昌的清军残部，见这起义原来竟是黎元洪领导的，赶紧逃出城去。
“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名号，的确壮大了革命声威。
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清王朝的各个堡垒被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摧毁，一个个地方新政权向清廷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10月22日，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宣布独立 ；
随之一天后，江西九江宣布独立；
五天后，山西太原宣布独立；
两天后，云南昆明宣布独立；
一天后，江西南昌宣布独立；
三天后，上海宣布独立；
一天后，贵州贵阳和浙江杭州宣布独立；
一天后，江苏苏州宣布独立；
两天后，江苏镇江宣布独立；
一天后，安徽安庆宣布独立；
……
主动宣布脱离清政府比较晚的，一个是边陲的新疆伊犁，一个是靠近清王朝心脏北京的直隶滦州，这两个地方在进入民国后，分别于1912年元月2日和元月7日宣布反正。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同样是边疆省份，云南却于武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星期、1911年10月30日发动“重九起义”（农历辛亥年九月初九）响应，一百五十多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这场战役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清王朝对云南二百五十二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义中，蔡锷和唐继尧这两个名字开始出现在20世纪中国史上。
因为地处边疆，远离中心，必然会带来信息和行动上的滞后。20世纪初，从昆明到北京的路线是：先出国，到越南，从越南坐海船北上，到天津，再到北京，旅程一两个月；而如果走陆路，从昆明到北京要半年多！
因此，云南能在全国第一批响应武昌起义，第一批宣布独立，边远之区走到了历史最前列，非常可贵。云南人民十分珍惜这段光荣历史。我上中学刚抽烟时常抽一种叫“大重九”的云产香烟，一直不明白“大重九”何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云南人纪念“重九起义”的。
还可一提的是，在光复杭州战役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
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不错，他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由于清朝政权腐朽得没有一点忠诚度，因此各地“变天”总体并不艰难，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大仗不多。倒是南京，由于是那个后来有“怪物”之称的张勋把守，在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宣布独立后组织“苏浙沪镇联军”，经十天的激烈战斗，才把张勋赶到徐州。南京于12月2日光复。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二十二个省里有十七个省宣布独立。华夏新生的烈火，在1911年的秋天烧红了东半球的天际。
武昌惊天动地的枪炮声于11日传到北京，清廷急令陆军部大臣荫昌带兵南下镇压。这个时候，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一处庄园里，一个身矮体健、目光如电的半百老头身披蓑衣、手持鱼竿端坐在秋雨蒙蒙的池塘边，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人就是对民国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袁世凯。
1881年，二十二岁的袁世凯科举失利，弃文从武，以其过人的精干走上一条青云之路。1895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练兵地点在塘沽至天津间的某地，因那里有一个小火车站，著名的“小站练兵”由此得名。
袁世凯是清末军政界的罕见之才，他对军中大小事务了如指掌，连最基层的军官都可以认全。呕心沥血中，他却经常说：“这毕竟比读书做文章容易得多！”一派大将风度。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成绩可以从一内一外两个大人物的评价中窥见一斑。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回京后在给皇上的报告中说：“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给予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
然而袁世凯的理想可绝不仅仅做个称职的军官，然后搞个统领天下兵马的传统荣耀。清末的乱世中，他的目光看得比一般文武官员长远得多。当然他也不知天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但已经在为未来着手准备。
小站练兵之时，有这样一个程式：教官向士兵大喊问话：“我们吃的是谁的饭？”士兵高声答：“吃的是袁宫保的饭！”教官再喝问：“我们穿的是谁的衣？”再高声答：“穿的是袁宫保的衣！”最后问：“愿意为谁效命？”士兵斩钉截铁齐答：“愿意为袁宫保效命！”
不可小看语言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和感染作用。古人学习，摇头晃脑天天背四书五经，一点教学方法也不讲，结果儒家经典在人们脑子里扎根却比什么都深，原因就是那么一遍遍地背啊背，书中内容就不知不觉在脑子里越钻越深，自然支配了行动。新军士兵们这么拼命喊来喊去，一天又一天，本来疑问“大清国的军队，咋成了你袁世凯家的”的士兵，也慢慢认同自己就是受了袁某人的恩，该当老袁的家奴了。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其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着手进行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的建设。至1904年，先后编成三镇。1905年5月，以北洋常备军、京旗常备军和原武卫右军、自强军一部为基础，在京、津、鲁地区建成北洋六镇。
民国建立后控制中国政局十六年的“北洋军阀”，发源就在这里。
在袁世凯的苦心经营下，跟那些松垮腐朽的军队不同，北洋军是一支现代精兵；跟那些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军队不同，北洋军没有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对袁世凯忠心耿耿。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兼任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身兼任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扩张到政治、经济各方面，远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在清朝混得最好的汉人官员，成为清廷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那么，这个最有实力的人物怎么在1911年剧变之时跑到了河南乡下钓鱼？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剧烈膨胀，清廷越来越觉得此人是个隐患，王公贵族一边要利用他的才干，一边又对他要成尾大不掉之势忧心忡忡。在慈禧太后死去之前，袁世凯就是清廷的的暗中提防对象。
而袁世凯绝非思想守旧之人，他其实拥护立宪，在清廷立宪有进展时，就顺势提出宗室贵族不得干预政事，这让王公们怀恨在心；他还提出用太监很不文明，应该裁掉，这一提议让宫内太监炸了窝，一次袁世凯退朝时一百多太监把他围在当中，指责谩骂，咆哮不已，还是庆亲王奕劻向太监们保证不予裁撤，才给他解围。
袁世凯的权势和锐气已让他成为紫禁城公敌，慈禧对他疑忌丛生。1907年，袁世凯被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回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试图斩断他在军中人脉。
慈禧死前，定醇亲王载沣之子、三岁的溥仪接掌大清江山，在溥仪成年前由载沣摄政。这个消息更让袁世凯倒抽一口凉气——载沣就是光绪的弟弟，而在戊戌变法中，www奇Qisuu书com网光绪十分倚重袁世凯；尽管袁世凯思想上倾向变法，但他考虑到第一强人慈禧是反对变法的，因此盘算之后扎向了慈禧的怀抱；皇帝与太后的较量中，因有了袁世凯对光绪的叛离，变法派顷刻间一败涂地。
而光绪在慈禧死亡前一天暴毙，除了是被慈禧暗害的猜想之外，另一传说就是死于他袁世凯之手！
且不说袁世凯已经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仅凭现在光绪之弟载沣摄政，成为了事实上的皇帝，他袁世凯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袁世凯试图改善处境，他狠拍载沣一记马屁，以国家需要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
载沣不但不听从，还给了他好一顿申斥。
载沣跟他哥哥光绪差不多，性情懦弱，才干有限，但他监国摄政之初，还是真想烧一把火：除掉袁世凯。
这个意图表露之后，清廷一阵角逐，恨袁世凯者（包括载沣自己）巴不得早点动手；但也有亲袁世凯者，比如贪财而让袁世凯用银子喂饱了的庆亲王奕劻，就大讲袁氏之不可杀。而物伤其类的老政治家张之洞，明白地说：“皇上太小，这个时候随便杀大臣会引起什么猜测呢？”
载沣迟迟没有下手，真正原因还是奕劻说的那句——“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
袁世凯感到自己的处境凶险无比，虽然他呕心沥血打造的北洋六镇是除了他袁某之外谁也不买帐的，但是在这京城宫里，某一刻载沣一声令下，几个兵跑来抓住他就拿刀把头剁了，他袁世凯又能怎么着？
惶惶不可终日中，清廷对他做出了决定。1909年元月2日，载沣以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声称朝廷本想继续重用袁世凯，可没想到你脚上害病害得走不了路，什么职也胜任不了，因此现在命你袁世凯回老家养脚病去，以表示朝廷对你的体恤。
袁世凯的脚年轻时在朝鲜是负过伤，但平时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快步行走时才显得有点不灵活。清廷只是要找个罢免他的借口而已，管它伦不伦，类不类。
命保住了，官全罢了，权倾一时的袁宫保转眼就变成丧家之犬。
袁世凯谢过皇上关心他的脚的隆恩，回他的老家河南项城住了段时间，五个月后，他买下天津盐商何炳莹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一座大庄园居住。这座庄园面积达二百多亩，但袁世凯一来又把它扩大到四百亩，在里面引水成湖，植木成林，又修亭子又建楼阁楼，搞出什么“八大景”……
他知道清廷对他猜忌之深，要保命，就得让清廷看到你已经被吓倒了，只弄园林不想再问政事了。他给这个后来成为北国名园的庄园取名“养寿园”——现在我也就是在这钓钓鱼安度晚年了。
在这悠闲散漫的“养寿”生活的背后，袁世凯一刻也没有闭上他警犬般的眼睛。虽然他被一脚踢出京城，但他早已羽翼丰满。一帮老部下，随时给他送来最新的内部消息；他的书房里订着各地的报纸，而养寿园内还专设有电报房。天下风云，尽在山水园林间的袁世凯眼底。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了养寿园，这一天正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这份生日礼物，是什么也不能比的。袁世凯知道，等待了两年多的时机来到了：清朝还有什么本钱？就是北洋军；北洋军是谁的？他袁世凯！
那个领命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的陆军部大臣荫昌，在别人向他说壮行的话时，咧着嘴巴说：“我这次去，是用拳头打呢还是用脚踢呀？”他知道他没有能行军作战又调遣自如的队伍。
果然，北洋军懒洋洋行到湖北孝感，临近前线，荫昌再也指挥不动。士兵们几乎是公开地说：“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满人去打汉人？”
除了起用袁世凯，清廷已走投无路。
先为不能杀袁世凯而遗憾的载沣，这下又要起用袁世凯来救命，心情可想而知。他在群臣力劝下决定再用袁世凯之时，屈辱和担忧交加，不由双目流泪。
10月14日诏书下，命袁世凯取代那个一点不中用的瑞澄任湖广总督，到武汉统领各军。
袁世凯轻轻一笑，回话：非常感谢朝廷的大恩大德，可我老袁脚上的病可厉害呢，还没养好呢，担任不了任何职务的哟。
清廷哪里还能介意他的态度，正是用你之时，你端把架子就端吧。四天后，再下诏催他到任。
袁世凯出了气，开始提条件，一共六条：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这六条，就是两个意图：一是要权要钱，二是改革政制。改革政制这几条，和要权要钱一样，都是为他自己的未来铺路。
袁世凯的老辣就在这里，他看得非常清楚，如今清廷已奄奄一息，气数已尽，拥有实力的是两方，一是他袁世凯，二是革命党人，而刚刚翻过身来的革命党人的力量比他老袁又差远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其实就在他老袁手上，他要是为清廷卖力，以北洋精兵全力镇压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必败；他要是倾向革命党，清廷更立马玩完。
而两年多以前，他差点遭载沣毒手，就这一点，他怎么可能还为清朝卖命？
他要做的是，通过改革政制的提议，表明自己的态度，赢得革命党人的好感和拥戴，表示自己和他们是一路；然后，再使点劲把清廷拱翻，这样他就是功勋卓著、众望所归的中国新领袖！
现在袁世凯的所有行动，都是按这个思路进行。
10月30日,清廷向全国下“罪己诏”，这也就是自我批评，宣布实行宪政，大赦政治犯，并表示今后再也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
这个表现十分不错，可惜晚了。在撑得住的时候死命抓着统治权不放，等眼看就要完蛋，再来做早就应该做的事，以求挽回局面，历史已不会再给清王朝机会了。
火候已到，袁世凯不再装腔做势，当天启程赶往前线，第二天到达信阳，和荫昌做了交接；11月1日抵达孝感，正式督师。
袁老帅要来了，北洋军要给他一份见面礼物，10月29日北洋军就狂攻汉口。这个时候，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终于经香港、上海抵达了武汉，立即上前线指挥战斗。革命军在北洋军的猛攻下不支退守，黄兴的到来给革命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北洋军的前敌总指挥冯国璋见革命军忽然士气大振，想出个“纵火助攻”的损招，把繁华的汉口华界三天内烧成一片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
袁世凯一出山，果然就扭转局面。攻下汉口这一天，清廷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感恩戴德，再接再厉，剿灭革命军。
已经手握清朝几乎全部资源的袁世凯此时哪里还在乎这个要靠自己救命的朝廷的封赐，他没有回京就职。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已经在心里动了取清廷而代之的念头，如果接受任命，就是又受了一回皇恩，以后跟清廷翻脸的时候，人们会骂他忘恩负义、不是东西。
11月8日，清末预备立宪中成立的带点议会色彩的资政院开会，根据《宪法信条》，“选举”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这才带着大队人马，威风八面地回京就职。
此期间，冯国璋按袁世凯的命令又猛攻汉阳，几番激战，27日汉阳陷落。指挥战斗的黄兴败退武昌，黎元洪急得放声大哭。
冯国璋打得顺手，正要再下武昌，袁世凯从北京亲拨长途电话制止。冯国璋莫名其妙，一次又一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请战。袁世凯无法解释，就把冯国璋调走，改派段祺瑞接手第一军。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现在已经没有保卫朝廷、剿灭反贼之心，他要做的是先养敌，敌人存在，他袁世凯就无比重要，要怎么样清廷就让他怎么样；而给了革命军厉害，革命军就会明白只要我老袁猛打，你们就得完——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决定人是我；如果你们懂得尊奉我，我就让革命胜利。
这个心思又周密又长远，冯国璋虽是他亲信大将，也没明白过来；还是段祺瑞跟他更贴心，段祺瑞到任后就陈兵不动，武汉战事立即停止了。
按袁世凯的实力，他可以发狠把南方革命一一剿灭，再呼啦一下把清廷掀个底朝天，然后天下姓袁。然而这样的做法虽然高效，但也太“狼子野心”了。他是个智商极高的人，要体面地登上权力颠峰，因此调动他的满腹心计，对清廷和对革命党进行“两条腿走路”。
他一方面让清廷看到他在武汉节节胜利，一方面又大叹困难，大讲革命军如何厉害，民心如何躁动，形势如何危急，唬得王公贵族大气不敢出，把一切都交到他手里去弄。
对清廷连哄带吓，而对革命党人，则是又打又拉。
在启程南下的时候，他就命幕僚刘承恩一再写信给黎元洪，说希望和平了结，免得刀兵大动。黎元洪开始未予回复，在北洋军的猛烈攻势下，湖北军政府认识到袁世凯如今是全国最有份量的人，若他为清廷卖命，则革命难成；若他能反正，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于是黎元洪回信，说你何苦为清廷效命，你为什么不倒戈北击，将来选举民国总统，那不就是你的了吗？
这句话就是袁世凯要的！
袁世凯十分高兴，派人秘密来到武昌，和黎元洪面谈，说只要你们接受君主立宪，保留一个虚位皇帝，就什么都好说。黎元洪一听原来是要君主立宪，立即一口拒绝。当了二十天的都督，黎元洪已经很有革命党人的感觉了；另外，他觉得如果不把皇帝彻底铲掉，他这个背叛朝廷的“逆贼”就会前程未卜。
这次会谈无果收场，黄兴又给袁世凯写信，劝他“直捣黄龙”；袁世凯再派刘承恩携带亲笔信前来，信里说的还是如接受君主立宪就停战，否则武力解决。
刘承恩解释道：袁世凯三代都受皇恩，能不保朝廷吗？人之常情嘛！黎元洪哼了一声：保朝廷？你保吧，保完以后还不是狐兔尽走狗烹，想想年羹尧吧！他再次表示，如果袁世凯能倒戈灭清，将来一定选举他为民国大总统。
那个时候，袁世凯在革命阵营里的名声并不差，废除科举，实行宪政，兴办实业等等符合时代潮流的举措，都有他的推动；现在清朝大权全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也向革命阵营释放了善意，革命党人对他的反水寄予了很高期望。于是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总统。”
袁世凯几番唠叨君主立宪，要的就是一个让别人说他不负皇恩的效果，实际上，他的个人野心再加差点死于载沣之手的寒心，对清廷哪里还有什么忠诚？别说三代受恩典，就是三十代也不成！难道我们老袁家是白受恩典没给你们爱新觉罗家干活吗？干得不好你给我高官厚禄不？黎元洪所说的狐兔尽走狗烹，他岂有不知？就在当初朝廷决定起用他的时候，他的儿子袁克定当时就说：平乱之后，朝廷度过了危机，老爸您是更没有好下场的！
另外，他和革命军议和，是背着朝廷进行的，这个风声八成是要走漏的，在谈判中主张保留皇帝，等朝廷责问他私下议和时，他也好回话。
现在不忘皇恩的姿态做了，朝廷那边的后路留了，满心盘算的大总统职位人家也许诺了，袁世凯心花怒放。
在南北议和期间，一个人差点把袁世凯的计划全打乱。这个人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爆发、荫昌领兵南下镇压时，他主动请战，想带兵南下，以与革命军接应，但清廷对他早已生疑，令其回保定待命。1911年10月20日山西革命军击毙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乱了手脚的清廷又突然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希望他去和革命军厮杀。此时清朝大军正在袁世凯、冯国璋的带领下去了武昌，京城防务空虚。吴禄贞见机会难得，准备与山西革命军来个夹击，端掉北京。
这个计划一实现，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当大总统的算盘就白打了——不用你逼了，人家吴禄贞直接把它推翻了嘛！
袁世凯大大着急，立即不择手段。11月7日，被袁世凯收买的周符麟、马惠田在吴禄贞办公室将其暗杀。周符麟将吴禄贞的头割下向袁世凯请赏。后来，山西人花重金将头颅购回安葬，至今墓地尤在。
就在袁世凯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的时候，清廷发现他很不对劲：在把所有权力交给他之后，武汉战事却嘎然而止，北洋军再也没有向革命军发起像样的进攻。本来就对袁世凯很不放心的清廷开始议论纷纷；接着，袁世凯私下与革命军议和的消息果然传到北京，北京顿时掀起反袁浪潮。
在12月5日，各地政权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现在朝廷代表三岁宣统皇帝的头号人物换成了隆裕太后。隆裕召见袁世凯，责问他私下议和是咋回事。袁世凯早有准备，狂侃革命军如何如何厉害，财力如何如何充足，而我们这边，京师多么多么危险，钱粮多么多么匮乏，打是打不过革命军的，趁早谈和，还能搞个君主立宪，保留皇帝，如果不议和，兵败之后，那可就惨喽！
说载沣无能，这个隆裕太后才真是个幽居深宫、毫无见识、懦弱怕事的妇道人家，听袁世凯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述，吓得哪里拿得出主意，心里只想议和能保住皇帝，那就议和吧。
12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就再不必偷偷摸摸和南方革命军往来了。
到底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袁世凯和革命军拉锯来拉锯去，这时已独立的各省急需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号令。12月12日，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商讨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一听急了：要建临时政府，那肯定就要选临时总统，老袁现在还是清朝重臣，不可能选他！
袁世凯放出风声，说清廷也不是不能接受共和，但要到国民会议召开以后再说。这就是暗示南方暂缓选举。独立省代表会议进行中，袁世凯令北洋军向已独立的山西、陕西发动猛攻，以警告革命党：说话要算话，别选了别人当总统啊！
考虑到实际情况，南京会议决定暂缓选举总统，只选黎元洪为大元帅，暂代总统职务。
袁世凯现在难办的是他要当大总统，就得答应革命党人把皇帝搞掉；而保留皇帝，又是清廷可以接受的底线，两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袁世凯没法折衷调和。
当然，袁世凯可以快刀斩乱麻，不跟朝廷罗嗦，直接推翻了它，什么隆裕载沣溥仪都没资格讨价还价了。但这样，清朝就亡在了他袁世凯的手上。清朝亡在谁手上，这个问题很重要：亡在孙中山之手，那孙中山就是开国元勋；而亡在他袁世凯之手，那袁世凯就是篡位贼子——袁世凯认为历史评价大不一样，他不愿意担这个万世骂名。因此他放缓行动，等待和创造时机。
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先当选临时大总统，然后把位子让给了他，这样他就是得位于孙中山，而没清廷什么事了。
1911年12月25日，在革命党人和民众的望眼欲穿中，孙中山终于由海路抵达上海码头。中国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奔走、浪迹国外十四年后，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整整七十五天。
根据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披露的海外可靠史料，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里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谋生。起义后第三天，他在报上看到消息，身边朋友一片欢呼。
尽管国内电报一封又一封飞来，报告喜讯，请他赶快回国主事，孙中山却没有急于启程。他考虑的是，新政权刚建立，首先要争取国际支持；而且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一定需要大量经费，还要争取列强的经济支援。他去了欧洲。
这趟欧洲之行没有达到预想。英法看到中国正是清廷和革命党对垒之势，说不好谁会胜利，就跟哪一边也不亲热，先持观望态度，英法政府和各大银行对孙中山的募款要求予以婉言拒绝。
11月中旬，还在为民国的未来在海外奔走的孙中山致电国内，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对黎元洪提出的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推袁为总统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求早巩国基”。
随同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有胡汉民、吴敬恒、马君武等，黄兴、汪精卫、陈其美和大批民众到码头迎接。大家相见狂喜，孩子般拥抱跳跃。久闻孙中山大名的民众这回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在慈禧太后时代，脑袋价格就从两千两银子涨到二十万两的传说中的人物，兴奋万分。
12月29日，独立十七省代表共四十五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一票。
投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得一票）。
这就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一幕：国家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
选举结果产生后，掌声骤起，钟乐大作，参会者连呼三声：“中华共和国万岁！”然后互相致以热烈祝贺，很多人的眼睛湿润了。
无数革命者浴血奋斗那么多年，为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共和”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而“封建”（feudalism）和“民主”（democracy）这两个词汇虽都来自西方，却最容易用汉语解释。
——所谓“封建”，就是国家管理系统是通过“封”而“建”立起来，现在革命了，变为通过“选”而“建”了；
——所谓“民主”，就是和“君主”相对，以前皇帝是主人，现在全体公民是主人了。
“革命”一词，就是“革去所受之天命”的意思。按中国古老的说法，一个国家掌握在谁的手上，是因为这个人受了某种天命；但如果腐虐无道，这种天命就会被革去。
历史的车轮，终于在公元1911年，革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受的所谓“天命”；从此，中国进入了没有皇帝的时代。
1912年元月1日，南京原两江总督府改做礼堂，在数百位观礼者欢呼声中，孙中山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1911年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革命斗争，至此开出了灿烂之花；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这时达到了最高潮。
黄花岗起义中百余位仁人，辛亥革命中那么多志士，以及晚清以来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先烈，此刻都在九泉含笑。
中国，自此进入了民国时代。
做伟人还是做小丑：百年一叹袁世凯
民国是个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时代，民国史虽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却可以划为好几个阶段。
首先是1912年民国建元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六年即“军阀混战时期”；然后是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接着就是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最后是1946到1949年解放战争，国民党败走台湾，民国终结。
在这些阶段里，最叫人头大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常说的“走马灯般的军阀政权”让人眼花缭乱。这个十六年，却正好可以划为四个四年，奇书网+Qisuu.Com每路军阀各走四年马灯：
第一个四年，袁世凯；第二个四年，段祺瑞；第三个四年，曹琨和吴佩孚；第四个四年，张作霖。
袁世凯就是民国开国后第一个四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孙中山当选并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民国的开篇，也是辛亥革命的高潮，但革命任务还没最后完成，北京的清廷还在，清帝退位才是这场革命的句号。
这个句号要由袁世凯来画。
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这是临时，你什么时候推翻朝廷，我什么时候让你。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面对全国人宣誓，清帝一退位，他就辞职。孙中山知道袁世凯心里不踏实，就职之后第二天再次给袁世凯去电，说大总统的位子肯定让给你，你要抓紧行事，“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得知孙中山当选并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如遭雷击，深感受了革命党的愚弄；他的心腹亲信暴跳如雷，咬牙要“痛剿”革命军。孙中山一再来电说明，袁世凯只是不信，按他的心理，哪有大位到手然后轻易让人的？
1912年元月14日，满腹疑虑的袁世凯秘电南方直接问：孙中山是真准备让我还是假准备让我？南方明确回电：清廷一倒，立即让你。
袁世凯逐渐踏实起来。他还看到了接位于孙中山的天大好处：清室完蛋于孙中山任总统时期，我再从孙中山手里接总统之位，这可不是我从孤儿（溥仪）寡母（隆裕太后）手里夺的天下，乱臣贼子的骂名就安不下来了，太好了！
元月16日，袁世凯上奏折，第一次向隆裕太后提出要清帝退位。
奏折里说，全世界的政制，不过是君主和共和两种，如今环顾全球，共和是潮流。武昌暴乱之后，我们和南方开战以来，经济贸易损失很大，列强很不满，认为是君主制的存在乱了天下。现在是革命党不要君主，民心不要君主，洋人不要君主，而且，连我们的部队对君主也没感情了！这么发展下去，结果难料，想想法兰西大革命，皇家的命运是给杀得一个不剩。太后您一定要好好考虑，早顺今日舆情，免得“乘舆出狩”，也就是不要最后给撵到荒山野地里去、乃至更糟糕的下场呀！
这个奏折的份量可不轻，隆裕太后读后的反应是：呆若木鸡，然后泪如雨下。
她一贯以“孤儿寡母”自怜，把希望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指望着他扭转乾坤，不料这棵大树竟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可如何是好！
跪在太后面前的袁世凯观察着隆裕太后的反应，见隆裕哭了，他也跟着掉下眼泪来。
这就是政治大人物的过人之处。他告诉自己，跪在太后面前这个袁世凯，可不是那个跟革命党串通一气，密谋一起搞掉皇室，然后自己统领天下的袁世凯；现在这个袁世凯，是一个要尽忠保护皇室，可已无力回天、只能无限愧疚的袁世凯。这两个角色的转换，在他毫不困难。
因此应该说，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肯定不在演艺界。
袁世凯流着泪，很响地抽着鼻子，断断续续地劝着隆裕。头脑一片空白的隆裕只能木然应着，翟俑豕巧塘俊?br>终于把埋在心里很久的话摊牌了，效果甚佳，心情很好的袁世凯做步履沉重状从宫里出来，却差点遭受没顶之灾。
北方三位革命党人正在身怀炸弹等着他！
袁世凯跟南方谈和，同时对北方革命党残酷镇压。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张先培、董之萌、李献文三人组成暗杀团，决意要袁世凯的命。
三人等在东华门外，袁世凯的马车一走近，就连连投弹。爆炸声中，死伤数人，袁世凯的马车被炸翻，他被掀出车外，却没受伤，被卫兵立刻扶上马迅速逃走。
死里逃生的袁世凯惊魂甫定之后，却发现这次挨炸对他大大有利：第一，总怀疑他和革命军勾结要夺清室江山的人们看到，革命党是要杀袁世凯而后快的，哪有什么勾结！第二，袁世凯正可借机大讲革命党多么厉害，在北京已无孔不入，向清廷进一步施加压力。
感到如此不安全，袁世凯不敢在北京呆下去，提出清廷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暂设天津。
在隆裕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溥伟、善耆、铁良、良弼等王公贵族第一坚决反对共和，决不让位；第二坚决反对让袁世凯到天津暂设临时政府。
懦弱的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如今在强硬派的支撑下，她强打精神，等待转机。
清廷的强硬派溥伟、铁良、良弼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向革命党妥协。这个团体中最为激进、居于领袖地位的，是少壮派良弼。
隆裕不难搞定，而这个死硬分子良弼的宗社党，不管对于革命党人还是对于袁世凯，都是实现目标的大障碍。
袁世凯通过汪精卫向南方传话：逼宫有进展，但宗社党作梗。
习惯了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党人再次祭起法宝——暗杀！
元月26日晚，二十四岁的四川人彭家珍经过谋划，守侯在西四牌楼红罗厂良弼府邸门外。开完御前会议回家的良弼刚走下马车，身着军官服的彭家珍喊一声：“良弼兄！”走上前去。
良弼听到有人亲热地呼唤他，就停下脚步，疑惑地问：“你是谁呀？”彭家珍说：“怎么，不认识我了？”说着递上一张名片。
在昏暗的室外光线中，良弼把名片凑到眼睛前仔细看着。这时，彭家珍从包里掏出一颗炸弹，砸在良弼脚下！
徐锡麟刺恩铭那一幕几乎重演，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良弼大吃一惊，跳后一步，拔出佩剑就准备格斗，同时卫兵哗地围了上来。
也许是吸收了徐锡麟的教训，这次彭家珍准备了一大堆炸弹放在包里。一颗不炸，他立即再掏出一颗，砸在地上。
一声巨响，血肉横飞，良弼、彭家珍和八名卫兵、一名马夫同时倒在血泊中。
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被炸断一条腿，家人立即将他送去请外国医生做截肢手术，因大出血于两天后死去。
良弼被炸死，整个北京强烈震荡，王公们魂飞魄散，纷纷逃出北京，到青岛、旅顺等地躲避。皇室强硬分子的障碍排除了。
只需要对付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加紧逼宫。他授意印制了假报纸送进宫中，上面大造清帝退位的舆论，并刊登多条“新闻”：说美国送了三艘军舰给孙文，华侨集资制造军舰十多艘；官兵都是华侨子弟，由美国训练而成，聘请美国军官在舰上指挥；孙文回国后，这些军舰已部署在威海卫，如皇帝再不退位，就要进攻天津、北京……
隆裕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袁世凯更收买她的贴身太监小德张，天天在她耳边说，主子啊，快快退位吧，主动退位了还能有优待条件；如果是被赶下去的那就可屁也没有了啊！
到这里，清廷已经穷途末路。又害怕又不甘心的隆裕企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提出：接受共和，但要搞虚君共和，就是皇室再不问国事，名义上的皇帝要保留。
只差临门一脚了，袁世凯一边让代表和南京临时政府商讨皇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一边使出杀手锏。2月5日，他授意段祺瑞以前线将领名义致电朝廷，说谁再反对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挥泪登车，昧死上达”，电文语气为最后通牒。本来还想垂死挣扎的少数王公在御前会议上声嘶力竭，袁世凯一言不发，将电文出示，反对退位者顿时面如土色。
从紫禁城太和殿高高的台阶上向外望去，太阳已经落入西山。天低云暗，群鸦哀鸣。
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和近支王公，讨论通过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修正案，11日，隆裕太后认可。
优待条件共有三项内容。
第一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2）清帝岁用四百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四条：（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1）与汉人平等；（2）保护其私有财产；（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从鸦片战争以来，就纷纷议论的清朝的末日真的到了。1912年2月12日，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天。
隆裕太后偕同六岁的宣统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最直接葬送清王朝的袁世凯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葬礼，外务大臣胡惟德替他出席。
胡惟德率领十三位内阁大臣一字排开。面如死灰的隆裕带着懵懂无知的宣统帝小溥仪出来的时候，众大臣没有跪拜，而是一齐向隆裕和溥仪鞠了三个躬。这是事先说好的，几分钟后就要变为平民的皇太后已不想再继续昔日的威仪，哪怕最后一次。
满心痛楚的隆裕向众大臣点头回礼，说：“袁世凯能把局面应付到今天，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让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的优待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让天下早点安宁吧！”
她还在说肯定袁世凯的话。也许是并不知袁世凯深藏的一贯用意，真的感谢袁世凯鞠躬尽瘁；也许是心中虽对袁世凯的行为也有所悟，但考虑到退位之后无权无势的皇室还希望袁世凯关照，也只能如此措辞。
说完，隆裕慢慢站起来，把诏书向胡惟德递去，由胡惟德再交给袁世凯，照会各国使馆。这一交，大清就要正式寿终正寝，辽阔的大好河山，再也不姓爱新觉罗了。尽管早已接受了这个无奈的事实，也做了百般的挣扎，到亲手交出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的这一刻，隆裕再次心如刀绞，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说：“祖宗！祖宗啊……”
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个诏书由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张謇的幕僚、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袁世凯最后审定。张謇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到今天能见到的历代帝王退位诏书一共十份，分别是东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刘宋顺帝刘准、齐和帝萧宝融、梁敬帝萧方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魏恭帝元廓、北周静帝宇文阐和清宣统帝溥仪。溥仪的退位与其他九位不同之处是，别人退位之后新皇帝立即产生，而溥仪这一退位，中国二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封建帝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
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是袁世凯加上去的。本来，袁世凯马上到手的大总统是孙中山所让，这样一加，面对革命党人，他可说他的权力来源是退位前的清廷，而不是你孙中山所赐；可对清廷，他又可说是孙文所让，并非篡位。
袁世凯的逼宫，至此完胜。当天晚上，他在外务部大楼剪去了辫子。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当天，袁世凯致电南京，表示赞成共和，电文是：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二电后，就于第二天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和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篇咨文。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今后的所做所为，不由对南京方面如此做法深感遗憾。然而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未为清廷效力，只以两个多月时间就把清廷结果掉；如果手握重兵的他忠于清朝，对革命全力镇压，那共和胜利该要费多少周折啊。之前黎元洪、孙中山等一再表示，只要他推翻清廷、赞成共和，我们就选他当总统；如今要求他做到的，他都做到了，这当然要履行承诺了。
孙中山急于让位，还有一层经济原因。
各地独立之后，前清留下的财政库存十分有限，而作战又急需要大量经费，各地财政上都捉襟见肘。孙中山归国之时，人们盛传他带回了大笔资金；在上海下船后即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钱，此前孙中山到欧洲筹款已经碰壁，就说：“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大家当然都热烈鼓掌，但在心里不由泛起隐忧。
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估算：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一点二亿两，每月须有一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几乎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孙中山交班给袁世凯，也有难以维持的原因。
当然，孙中山等人也深知此人半新半旧，可新可旧，如果真的像他说的，维护共和到底，那国家人民有福；可如果这家伙掌握民国以后，又象清朝一样搞起专制来，那可怎么办？
孙中山首先为他准备了两个紧箍咒：首都定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办公。
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北京势力太大，要把他从个人势力和封建势力都很强大的北京调到南京，他肆意妄为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当时革命阵营内部对民国首都到底该奠在何处一直有争议。有很多人觉得从全国版图来看，南京地处偏僻，当时又是个小地方，因此还是北京最好。孙中山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从制约袁世凯的角度，决定民国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南京。
孙中山将定都南京和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这两条发给袁世凯，并催促他来南京就职。这两条的用意，袁世凯一望便知，心里冷笑：把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我到南京就职，你们正好欺负我是不是？调虎离山那么容易？
于是袁世凯回一电，说，我巴不得早日到南京面聆诸公教诲，可现在这个北方的秩序，那是相当的乱：皇室刚退，心有不甘，在一些外人挑拨下还企图生事；蒙古那边，也很不稳；各国的驻京使领馆和商业机构也要保护。这些破事拖了我准备南下就职的后腿，也搞得国家变成了迟迟不统一的南北两部分，真是不好意思。现在看来，与其您孙大总统让位于我，还不如您接着当，等我把北方搞安定之后就交给您，然后我辞职，去当一个逍遥快活的民国普通国民最好。
说孙中山为国为民，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更大公无私。这份电文公布后，袁世凯“感动中国”，其支持率直线上升。
孙中山依然不松口，2月18日，授命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为成员，组成迎袁专使团，于22日启程走海路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对专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天津远迎；专使团抵京后，袁世凯打开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正阳门迎接；他还把东城煤渣胡同的前清贵胄学堂布置为迎宾馆。
专使团向袁世凯递交了孙中山的亲笔信。袁世凯和专使团相谈甚欢，对南下就职问题，袁世凯再不推拒，一口答应，而且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说他准备走京汉线，先到武昌和黎元洪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专使团喜出望外，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专使团深感不虚此行的时候，2月29日晚，北京城忽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大群的士兵在街头又抢又烧。“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快抢个盘缠回家吧！”这样的声音在部队中一呼百应。当晚，乱兵所过之处，金银首饰店、饭馆及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北京仿佛又来了八国联军。
一群乱兵张牙舞爪地冲进专使团的下榻处，九位专使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人人衣衫不整，缺鞋少袜，狼狈不堪。
兵变前后绵延三日，扩大到天津、保定及更大的北方地区。
兵变次日，袁世凯紧急召开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下令凡看到乱兵任意抢劫，立即格杀勿论。
袁世凯痛心疾首地对专使团说：北京真是不稳啊，你们看到了吧！如果我一离开，那怎么得了？！
这样一个过程，再加上袁世凯的一贯为人，不猜想这场兵变是他主使、是为不去南京找理由的都难。
此事到底是否是袁世凯叫人干的，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最可能的是：兵变的策划者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先放出袁世凯一走，北京就要裁减军队、士兵就没活路的消息，然后由布置好的人挑头，抢劫焚烧泄愤。
兵变的规模和乱象超过了策划者的预料。这里除了军队本来就存在欠饷、士兵有怨气之外，还有个原因：中国首都从此要改在南京的消息，让一些北京人失魂落魄、窝火不已：以前咱们这是天子脚下，全国中央，多大的优越感啊，这下一迁都，立马就变成啥也不是了！于是一大帮街痞混混，跟着乱兵拼命起哄，希望能保住首都。
的确，中国城市的兴衰受行政影响太大。1927年4月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为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中央行政机关一迁走，北平市面立即冷清下来；到1949年，失去首都地位仅二十二年的北平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中共建国前清扫天安门为开国典礼礼台，竟挑下来好几担鸟粪！
不管兵变是否袁家策划，目睹这一幕的专使团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实情。南京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立成定局。
他又得逞了。
孙中山在给袁世凯设置两个紧箍咒失败之后，再筑起一道堤防：总统必须遵守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改政体为内阁制。
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六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示威，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0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本来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黑衣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国务院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
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
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革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八十五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三百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三百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黎元洪九个，熊希龄八个，唐绍仪七个，汪精卫五个，梁启超三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八十二个政党活动，上海有八十个，广州二十五个，南京十六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十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馐巧虾９飧吹诙欤?911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考虑同盟会的身价，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
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袁世凯干脆请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宋教仁却要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选举产生总理；而且，按内阁制的规定，总理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只能是虚位元首。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风尘仆仆为国会的总理选举奔走之时，袁世凯深感此人威胁太大，他无法阻挡总理职位会在选举中落入宋教仁之手。
袁世凯是否杀机已动，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恶性事件，扼杀了民国民主政治的萌芽。
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之时，他收到袁世凯电报，请他回京磋商重要政务。宋教仁在上海乘火车去京。
死神在向这位青年政治家靠近。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送行下，在上海火车站上车。就在他在检票口伸手去接剪好的车票的时候，一声枪响，宋教仁浑身一震，继而以手抚住右腰，喊道：“有刺客！我中枪了！”
车站秩序大乱。众人慌忙扶住他，举目四望，只见一个矮汉子正撒腿没命地逃去。
忽遭大变，送行者分成两拨，一拨报警追凶，一拨喊车把宋教仁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院方请格尔本和比林哈斯两位外国医生会诊，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手术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午夜2时，五名外科医生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教仁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几度昏厥，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宋教人神智清醒时，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着粗气，挣扎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看望照料者眼泪长流，拼命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羞答答的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反袁人士（这些人只好又流亡海外），并在国会等机构中大力清洗国民党人。
发动二次革命，今天看来，应是孙中山的又一“迷误”。民国初年，效法西方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刺宋案按照法律程序走得很规范，总理赵秉钧照样被地方检查厅传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秉钧和袁世凯；而且哀兵动人，社会对深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家人莫名其妙死于非命广泛同情。然而孙中山在狂怒之下，没有采纳黄兴的意见，立即选择了武力，这就让事情脱离法律轨道，走上“谁打赢了谁有理”的歪路。当然，按照法律把袁世凯送上审判台是不可能，但呼之欲出的法律结论会让他丧尽道义支持，此后很可能再不敢恃势胡来。
一句话：用法律，国民党人难讨公道，但会孤立袁世凯，特别是会为后来开一个“凡事诉诸法律”的好头；而“二次革命”，更是会输，却为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同样是输，采取“革命”手段，效果远离进步人士的理想。
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既为清肃了反袁力量而松了口气，又在刺宋案中焦头烂额，充分尝到了共和的厉害。袁世凯现在憋足了劲，要一步步把所有牵绊自己的东西都除去！
早在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典礼在北京举行时，袁世凯竟不出席，以示对国会的藐视。
然而袁世凯还有用得上国会的地方，因为他的大总统前还有“临时”二字，想去掉难听的“临时”，当个正式的，总不能不要国会投票选举。
当时民国还没有宪法，只以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替，因此正常程序是：先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而袁世凯已等不及了，他要在10月10日国庆日前正式当上大总统，就来个“倒着走”：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
袁世凯以国家没有正式总统跟国际上打交道不方便为由，要求从速选举总统；接着，也急于去掉“临时”二字的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领衔，会同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再接下来，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再制定宪法。
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制定完成；10月6日，大总统开选。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用无计名投票方式，得票超过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者当选；若第一轮无人符合当选，则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再无人当选，第二轮里得票最多两人为候选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两人里得票多者并超过总票数一半者当选。
令袁世凯颜面扫地、恼羞成怒的是，他在满以为胜券在握并使尽阴招的情况下，竟差点没选上！
10月6日选举第一轮开票后，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都不符合当选条件，于是进入第二轮；第二轮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黎元洪得一百六十一票，还是都不符合当选条件。
为了万无一失，袁世凯事先让手下纠集一帮无赖泼皮，组成“公民团”，在会厅门外集结，朝议员吹胡子瞪眼，高喊：“袁大总统万岁！一定要选袁大总统！”“谁不选袁大总统，我们跟他没完！”老袁两选不中，而一次开票要耗时四小时，议员们饿得发昏，“公民团”却围在门口，声称不选出袁大总统都不许出去！前来送饭的也被他们围住，只有声明是“为投票给袁大总统的议员送饭”才许进。
到了晚上10时，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对决的第三轮投票终于有了结果，袁世凯得票五百零七张，超过了黎元洪，也超过了总票数的一半。袁世凯总算当选。
结果出来，会厅响起几下巴掌声。议员们不愿意鼓掌，也早就饿得鼓不动掌了。而那些个“公民”，听到老袁当选，立即一哄而散，去领赏钱了。
热锅上蚂蚁般等待一天的袁世凯得知自己终于当选，再也支撑不住，颓然倒在椅子上。
先用“公民团请愿”围攻，虽然卑鄙，但也勉强还算利用的是“现代政治规则”；再用饿饭的方法逼，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特大奇闻。
第二天选副总统，门口的“公民团”就不见了；而黎元洪第一轮就得六百一十票，一次性当选，和袁世凯当选的窘状形成鲜明对比。
当初逼清帝退位、接受孙中山让位之时的袁世凯，口口声声拥护共和，说“共和为最良之国体，世界所公认”，如今在袁世凯心里，世界上最可恨的东西就是这个共和，害得他不能自由用权，现在三轮选举才勉强过关又丢了老脸。最直接恨死的，就是国会。
1913年10月10日10时10分，在这个“十全十美”的时辰，袁世凯在保和殿就任正式大总统。为了报复国会，在就职仪式上，他把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官员安排在殿中间，而把国会议员安排在偏远朝房，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而按照《约法》，总统是国会选举的，要对国会负责！
袁世凯的这些做为，表明再显赫的身份、地位，也遮掩不了他那颗终身无法改变的小人之心。
废除《约法》，解散国会！袁世凯“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他提出，《约法》和国会是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让大总统不能行使职权，害万民于水深火热；他要求，把原属国会的外交权、人事权等等都交给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解散国会从清洗国民党议员开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称国民党议员“为虎作伥，危害国家”；其北洋系人马立即闻风而动，上书强烈要求驱逐国民党议员。
国民党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国民党议员一被驱逐，国会人数剧减，只剩一个空架子。
名正言顺地把国会彻底解散掉，光他袁世凯签字还不行，还得总理副署。当时的总理是熊希龄，袁世凯是怎样让老熊就范的呢？
袁世凯通知熊希龄到他办公室议事，熊希龄到时，袁世凯又“恰好”有外宾要会见，叫熊希龄坐他办公室里等会儿。熊希龄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放着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报告承德盗宝案的案卷，其中就有他熊希龄在任热河都统时，私自把一把乾隆的折扇送给北洋红人姜桂题的事！
袁世凯就是要熊希龄看到，一个把柄已捏在了他手上，如果不听话，你就算不要总理，还要不要名誉？
等袁世凯会见完外宾归来，坐立不安的熊希龄自然是袁世凯说啥他答应啥，只求袁世凯别提那个盗宝案。
1914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民国第一届国会，就此终结；制定中的宪法，彻底泡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为他量体定做的《中华民国约法》，闪烁着现代宪政精神光芒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
袁记约法规定：民国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和总理，在总统府设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大总统选举记名投票；侯选人是现任大总统和他推荐的另三人；总统任期十年，不限制连选连任。
袁世凯彻底掌握了民国，政事堂是他口袋里的工具，他可以当一辈子总统，要死时还可以推荐儿子当，儿子要死时再推荐孙子当……
在袁世凯的摧残下，民国已经有名无实。
袁世凯在民国这样一路走来，我们眼里的袁世凯的形象就是私欲膨胀，嗜权如命，心狠手辣，诡诈善变。然而，我们说他是枭雄而不是纯粹的奸雄，以一个“坏蛋”而把袁世凯脸谱化，那就是对历史的简单化。
袁世凯固然有满腹诡诈，但他同样有雄才大略。他是清末立宪的推动者，废除科举的主张者，鼓励实业的践行者，现代学校的兴办者；另外，他还是中国首支现代军队北洋军之父。
他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争斗，又知人善任，广揽人才。他的北洋系，和国民党、共产党并列，是民国三大政治人才集团之一。
也许有人不知道，做为中国工程界骄傲的京张铁路，就是袁世凯肩负压力，毅然使用中国资金和中国工程师詹天佑筑成。
杰出的铁道专家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是那个时代稀有的工程人才，可他归国后竟被派去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中法战争期间的马尾海战中还上阵作战！直到1888年，才专业对口，加入天津铁路总公司。遇到袁世凯后，才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之时，袁世凯已经被贬回家乡河南，在洹上村隐居。做为清廷的眼中钉，除了嫡系心腹秘密往来，一般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袁世凯感慨万千，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二人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四到六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八万七千多所，比1909年的五万九千多所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共有学生二百九十三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八万六千三百一十八所，中级学校八百三十二所，高级学校一百二十二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种文官选拔方式，相当科学合理。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物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
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她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极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都说他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主张复辟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支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闿运。王闿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闿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谡胖春驮揽木偌鱿挛写笤苯彩诠苷叮骋煌宋唬泄涣嘶实郏牡弁踔Ь统闪送懒酰欢诿窆岳矗疃纫采罡胁坏弥荆睦硐胧侵喂教煜拢稍揽淖芾砭」芑涣擞只唬挠兴姆荩糠瞎裨荷枵绿弥保晕愀龉袂涿晃侍猓涣瞎袂溆质窃揽睦嫌研焓啦?br>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奇Qisuu.Com书]，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出身河南乡间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不说，有一次在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老妈的拘谨畏缩，袁克定一点没遗传；老爸的野心勃勃，他倒继承了个十足十。留学德国，通晓德语和英语的袁克定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任何影响，倒是对老爸称帝后他就是太子、将来能继承皇位憧憬得发疯。从拉拢力量、组织活动，到对袁世凯百般怂恿，他是整个恢复帝制过程中最狂热的人。
一股复辟逆流，在无数先烈为推翻帝制而洒尽鲜血的民国大地上汹涌扑来。
筹安会成立仅十天，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当时政界重要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依托行政资源，行动起来手笔更大，他们组织起来的人叫“全国请愿联合会”，包括了前清遗老、军政官员以及贩夫走卒等各阶层人物。
筹安会眼看落后，居然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早日登基。见者有人说：“操，袁世凯强奸了民意还不够，还要强奸妓女。”
在“请愿”、“劝进”活动中，因为几位北洋大将对袁世凯称帝的消极态度，历来是袁世凯马前卒的北洋军行动慢了半拍，但他们一行动起来，更加雷厉风行。1915年8月下旬，北京军界召开将校联合会，发起“请愿”；9月，段芝贵联合十九省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恳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各大将领纷纷表态，声称谁敢“逆拂民意”反对恢复帝制，他们“誓当为王先驱，除此公敌！”
一波波的劝进活动热浪，在高高在上的袁世凯眼里，真是天下归心，想不当皇帝都不成。
这股逆流有自发成分，一部分自发者是没皇帝供跪拜就不舒服的贱货，一部分自发者是巴望着现在卖力、将来袁世凯当了皇帝会捞点好处的投机分子。自发成分之外，则是袁世凯在谦逊地推让表象下，暗地里威逼拉拢的一些人；威逼拉拢中，其肮脏手段再次充分表现。
比如前文说到的交通系，本来在做壁上观，袁世凯决心要让这股力量拜倒在自己的帝制前，他抓住交通系的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发动“五路参案”，一时气势汹汹，大有交通系马上要被一锅端之势。
交通系人马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袁世凯却又亲切地对他们的头儿梁士诒说：我先不知道你也在这案子里，我回头另考虑。接着，袁克定找到梁士诒，赤裸裸地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
梁士诒赶紧召集交通系成员开会通报情况，最后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对于袁世凯想称帝，“赞成是不要脸，不赞成是不要头。”他们立即议定：要头！
既然已不要脸，索性把袁世凯的大腿抱得更紧些，免得脸没有了，实惠也得不到。所以交通系在袁世凯称帝中非常积极。
面对“劝进”潮流，袁世凯心如灌蜜，却做出百般为难甚至大光其火的姿态：还要恢复皇帝？使不得使不得！要我当皇帝？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此时的袁世凯，已进入人格分裂状态：当皇帝，是他梦寐以求的，明明巴不得早一天登上皇位，自己也积极暗中操作，可他又对自己说，民国都好几年了，(奇*书网-整理提供)哪能当皇帝，我绝不想当皇帝！也就是他知道自己想干的是件大坏事，却又拼命地说服自己，这事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当这个皇帝，是民意逼的！
因此，每一声支持帝制的声音，在他心里放大得如黄钟大吕；每一声反对的声音，在他心里又淡化得忽略不计。
毕竟做贼心虚，袁世凯也有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的时候；但他儿子袁克定却心急火燎，看到老子摇摆，比什么都急。他一边上窜下跳，鼓动各路人马拼命“劝进”，一边想出下作阴招坚定袁世凯的信心：私下印制日资报纸《顺天时报》，这份只送给他爸一人看的假报纸大幅刊登民众万众一心迫切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的文章。这一手，跟他老爸当年逼清帝退位时造假报纸蒙蔽隆裕太后如出一辙！
1915年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共和还是帝制，交由大会“议决”。
一个倒退回封建社会的行动，却用如此“民主”的方式进行，袁世凯要的，就是我这个皇帝是全国人民真心地、大力地、由不得我自己地推戴的！
中国居然要出现“民选”的皇帝了！
恢复帝制已进入最关键阶段。“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袁世凯指定最可靠的人担任。这份代表名单里，绝大多数都是在京就职、籍贯在省的军政官员。他们回省担任代表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袁世凯一人送给五百大洋的旅费；回省之后，当地殷勤招待，吃喝嫖赌抽玩，一律报销。
“议决”程序是，各省代表在各省填票，再汇集到京清点。表决之日，各省会场每个代表桌上放毛笔一支，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墨盒和点心上都印着“赞成帝制”四字，“监考”官员在旁手指这四字，不断说着：“写，写！”填票者稍有沉思犹豫，旁边官员立即催促：“快写快写！”场外还有士兵配合，把枪拴拉得哗啦响。
议决结果是：填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同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以百分之百的比例通过恢复帝制！
这是中国史上可耻的一页，建立共和国家三年多以后，竟然全票通过恢复封建帝制。
大功告成在即，又做婊子又树牌坊的袁世凯再演一出戏：12月11下午，下达一道电令，说：“骤跻大位，无任惶骇，于信义道德无可自律，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
还是那句话，袁世凯要的是：不是我要当皇帝，是你们一定要我当的！
12月12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发表申令，接受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3日，他在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皇帝，君臣，以及三叩九拜的“大礼”，在消失将近四年之后，又僵尸还魂。
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在算尽机关一步步迈向皇位的时候，“万民推戴”的假象下，坚决反对帝制的活动开始如火如荼。
毕竟，中国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唾弃封建皇权的全新阶段，公然挑战时代大潮，只会被潮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冲得万劫不复。
梁启超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之后，即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反驳。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立论精辟、笔锋犀利，袁世凯闻讯欲以二十万元买下，不公开发表，遭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又派人以四万元稿费的价码，请严复著文驳斥梁启超，严复同样不为所动。
对袁世凯居然要称帝，袁世凯政府的上层人士里一样有人立场鲜明地反对。张謇对袁世凯苦口婆心，“陈是非，说利害，达二小时之久”，劝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而不要学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
北洋军的嫡系大将们一贯为袁世凯驱使，惟有这次例外。一则袁世凯称帝是为他袁家子孙造福，却对北洋将领不利——不称帝，袁世凯死后各大将还有当总统副总统的可能，而一称帝，就是伺候了老子还要伺候儿子；二则段祺瑞、冯国璋头脑清醒，十分明白现在再走封建帝制的回头路是何行为。
段祺瑞受袁世凯栽培，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这位极具个性的将领忠于袁世凯却坚决反对恢复帝制。出于忠诚，他对袁世凯两次倾心相劝。见袁世凯不以为然，段祺瑞动情地说：“总统，祺瑞跟随总统二十多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请大总统三思！”
那位冯国璋，对“老帅”是否昏了头真想当皇帝将信将疑，就当面试探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那时“劝进”风起，袁世凯演“推却”演得正在状态，就一下涨红了脖子，气乎乎地说：“外人这么说，你怎么也这么说？你还不知道我吗？当皇帝不就是为了个子孙，而我大儿子是个残疾人（袁克定骑马摔过重伤，行走不便），二儿子是个文人浪子，其他儿子也没这个才能，我当皇帝传给谁？再说了，自古帝王之家有几个好下场的！我有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让他在那边置了点产业，你们谁再逼我，我就出国去！”
冯国璋对“老帅不糊涂”深感欣慰，再听到别人关于袁世凯想称帝的议论，他立即予以严词驳斥。不料，接下来袁世凯帝制自为一步比一步露骨，冯国璋才知自己受骗，又愤怒又寒心，从此对袁氏的帝制活动只做壁上观。
社会上的名流，袁世凯拉拢梁启超不成，就打起章炳麟的主意，如果这个素来和孙中山不睦、性格偏执、目无威权、人称“章疯子”的开国元勋级人物声明支持帝制，该是多大号召力。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不料老章一听袁氏用意，立即大骂不迭。拉章不成，袁世凯就把他软禁在龙泉寺。章炳麟先对给他送被子的袁世凯二子袁克文说：“归告汝父，勿发皇帝梦！”后索来纸笔，大书“袁贼速死”四个尺多高的字高挂在墙上。
的确，袁世凯是贼：对清室来说，他窃了大清国；对人民来说，他窃了民国。
已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的袁世凯对反对声浪充耳不闻，他把总统府更名新华宫，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紧锣密鼓地准备起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
打破袁世凯皇帝迷梦、宣告其“民意”破产的有力一击终于来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成立护国军，讨伐国贼袁世凯！
蔡锷，一个令袁世凯又爱又怕的名字。他和宋教仁一样，是天才人物，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期间，深受当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的赏识；他是辛亥元勋，1911年10月，年仅二十九岁的蔡锷发动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任云南都督，在整个西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在云南任都督期间，蔡锷不聚敛，不营私，其志不在小。袁世凯对他赏识有加，1913年调其入京，想重用却又深忌他跟自己可能不是一心，就一边拉拢一边防范。袁世凯启动称帝之后，密切观察蔡锷反应。
蔡锷和这位近代第一枭雄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然而又扣人心弦的智斗。在北京举行的“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改行帝制的“请愿”上，蔡锷二话不说，第一个签名支持。然后，他一头扎进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淹没在风月无边中。
袁世凯没有笨到看到他签名就放心的程度，他并不指望蔡锷支持，分析着蔡锷的态度：签名支持只是他表明不会在称帝上跟自己作对，沉迷妓院是表达对自己的失望。好，只要你不作梗就行！
称帝逐渐进入高潮，蔡锷请假到天津日本共和医院看病，就在袁世凯紧张起来的时候，蔡锷却返京销假；接着，他借和名妓小凤仙携手同游之机，在北京东火车站上车再去天津；因为这次没有请假，袁世凯立即派人来“探望”，蔡锷却从容取出早准备好的医生诊断书出示，提出要去日本看病。
他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袁世凯不怀疑他的病情；几番观察，也觉得他要跳出来作对的可能性不大，就让蔡锷去了日本。
老虎脱离牢笼了。
到达日本后，蔡锷写下多张明信片，叫人隔段时间就向袁世凯寄一张，表明他在日本。而此时，蔡锷已秘密登上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再经越南向云南日夜兼程。
12月19日，蔡锷抵达他有雄厚基础的昆明，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的热烈欢迎。
12月22日夜，云南全省文武官员歃血为盟，反袁称帝的第一枪即将打响。蔡锷慷慨激昂地说：发动护国起义，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幸亏这时有蔡锷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一个已实现共和的国家，却要倒退到封建时代，如没有护国起义的抗争，没有对共和国体的奋起维护，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地道的奴隶之邦！
护国起义的发动，敲响了袁世凯帝制的丧钟。
护国军士气高涨，高歌北上，在四川和陈宦率领的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和川军两个师交火，护国军大胜。接着，贵州也宣布独立。就在北洋军逐渐得手之时，广西的陆荣廷又宣布广西独立，有力支援了护国军。再接下来，在段祺瑞、冯国璋的暗示下，北洋军陈兵不前。
护国起义和护国军出征，引领起全国各地反对帝制的大潮，并获得最后胜利，是云南这个边远贫省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护国战争中，云南官兵伤亡过万；云南教育经费充作军费，境内五六万匹骡马都被征用，人民肩负了沉重负担，以致胜利后云南运输阻滞，商务萧条，财政枯竭，多年恢复不了元气。
十一
云南爆发护国起义，好比在全国反对帝制的烈焰上浇了一瓢油。著名的保皇派康有为写信给袁世凯，直呼“慰亭总统老弟”，劝其赶紧退位；亲信徐世昌从河南来电警告：现在取消帝制还来得及，否则将不可收拾。
护国起义已令袁世凯深受巨大刺激；在镇压中，最令袁世凯震动和丧气的，是他信任的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瑞和汤芗茗五将军来电，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
称帝把全国搞成了一团糟，外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驻京使团来电，指责说“变更国体，民不尔附，强项而为，徒召乱阶”。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和“洪宪”王朝，根本就没得到国际承认，凡是署名“洪宪”的外交公函，一律被退回，袁世凯只好仍以总统名义和国际打交道。这番不伦不类，使国外报纸以“皇帝总统”来滑稽地称呼他。
穷途末路的袁皇帝还在垂死挣扎。他急调他能调得动的军队扑往西南，对护国运动严令镇压。在他的“新华宫”内，袁世凯一边调兵谴将，一边挑着大拇指，一遍遍地说：“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
无比精悍的一代强人，在帝王梦的纠缠下，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事实让袁世凯逐渐从迷梦中醒来，袁克定假报纸的败露让他再受沉重打击。他的女儿袁静雪让丫头出去买蚕豆，蚕豆用一张《顺天时报》包回。袁静雪边吃蚕豆边看报纸，觉得这张报纸论调跟平常在家看到的大不一样，疑惑中就送给袁世凯。袁世凯这时才知道，他被儿子袁克定用假报纸骗了！
暴跳如雷的袁世凯手执皮鞭，一边痛骂袁克定“欺父误国”，一边将袁克定抽得满地乱滚。
袁世凯身心俱疲。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也是用假报纸欺骗隆裕太后，想起了称帝前那些汹涌的“民意”原来竟如此虚幻；他还想起了自己前些天晚上看见一颗大星星陨落天际，这样的景象以前他也看倒过一次，结果不久李鸿章就死了，这回莫非轮到自己？他又想到袁家上几代没一人活过五十九岁，如今自己也已五十八，莫非也同样过不了这个槛？
而在后院，袁克定“欺父”而被袁世凯暴打、失去信任之后，他的一群姨太太为立谁的儿子当“太子”的争抢立即进入白热化。看着一团糟的国，和乱哄哄的家，袁世凯叹息一声：“你们都别争了，准备跟我的棺材回河南老家吧！”
终于，袁世凯强打精神，请出因反对帝制而请假在家的段祺瑞，表达悔意，让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
袁世凯接受帝制之时，段祺瑞在家里叹道：“项城作孽！”现在，段祺瑞的妻子张氏高兴地说：“老头子总算醒了！”［奇+書网-QＩＳuu.cＯm］
段祺瑞在家期间就在考虑如何平息事态，这时就提出几项条件：取消帝制，宽容西南起事人员，采取和谈方式解决问题。这些条件，又跟当年袁世凯出山时向清廷提的条件差不多。此时人心丧尽的袁世凯，就好比当年的清廷。
看到段祺瑞不反对他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终于发布退位文告，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袁世凯的皇帝岁月，满打满算八十三天。
十二
退位文告出自王式通之手，先大讲称帝不是袁世凯本意：“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又轻描淡写称帝行为：“……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周，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籍塞众望，并未实行。”
文告通篇仍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表明袁世凯虽宣布取消帝制，但他还是民国大总统。
然而西南反袁力量绝不会对他如此轻轻放过。1916年4月，西南方面发布六项要求，极为严厉：一、袁世凯退位，免其一死，但必须滚出国外；二、杀杨度等十三名鼓吹帝制的祸首以谢天下；三、筹备登基大典及用兵费用共六千万元，由袁世凯及那十三人的私产赔偿；四、剥夺袁氏子孙三代公民权；五、按《临时约法》，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六、除国务外，文武官员仍按旧职，但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军都督指令。
袁世凯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和西南议和。但因为称帝，他的北洋系在短短时间由铁板一块而几乎分崩离析。现在袁世凯能依靠的就是段祺瑞了，可他对羽翼已丰的段祺瑞又很不放心。段祺瑞深知袁世凯心理，得不到充分信任，就拒不出来。
袁世凯无奈，同意他所有条件，段终于答应任国务卿。一上台，段祺瑞立即将政事堂改回国务院，国务卿改回国务总理，并撤销统率办事处、总统府机要局和军政执法处。这番景象，跟当初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清朝所有大权都落入其手时几乎一模一样。
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做为，这时的袁世凯，在心里大骂段祺瑞“别有用心”之余，是否也在感慨报应不爽？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又受致命一击，他的大将、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茗竟也向他宣布独立！
袁世凯彻底被击倒，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死去。
十三
辗转病榻的袁世凯，一定在想着他这一生。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总统，他表现出了怎样的盖世谋略，走过了一条多么眩目的风云之路；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到最后，竟会以一个小丑的形象谢幕！
后世提起他袁世凯，不会说他有雄才大略，不会记得他曾有所做为，甚至也不会立即提到他在对手如云的乱世能走到制高点的能耐——首先想到的竟是：袁世凯啊？知道，他拼死拼活，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然后淹死在全国人的唾沫里——八十三天，哈哈！
更加想不到的是，本可以走上现代宪政道路的中国，因他袁世凯的皇帝迷梦，从此要走多少弯路；如果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的不是那顶应放在博物馆里的皇冠，那他在中国历史上该有怎样的千古重量！
最后岁月的袁世凯是什么心情？后悔？羞愧？恼恨？恐惧？绝望？沉浸在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黑暗深渊中的袁世凯，是否在责问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放着好好的大总统不当，那么多人拉都拉不住地要当这个皇帝？或者在无声地愤怒呼喊：我不就是当个皇帝吗！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不都是做了皇帝吗？！
他的心头到底回荡着什么样的声音，没有人知道。
死去之后的袁世凯，尸身肿胀，所有衣服都无法穿上，家人情急之下，想到他那件称帝时所穿的大龙袍。取出一试，确实可以穿上。于是，身败名裂在皇帝梦上的袁世凯，在咽气之后，依然穿着他心爱的龙袍。
段祺瑞终是感恩之人。万众唾弃的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仍以元首之礼厚葬，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公职人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在财政万般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五万银元为丧葬费，由河南营建墓地。这个墓园占地一百四十亩，花两年时间才完工。
秋风起时，衰黄的墓草瑟瑟抖动。
闹剧与挽歌：“辫帅”张勋复辟(1)
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一年多以后，民国再次发生了一次复辟事件。
袁世凯复辟，因其实力强大，蓄谋充分，人们一般把他的复辟称为“丑剧”而不叫“闹剧”，这里包含了袁世凯称帝虽然胡闹，但却是民国史上一次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其行为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叫人不敢小视之意。
而发生在1917年夏天这次复辟，却是一个地道的闹剧，就好比一出戏演得好好的，忽然一帮小丑冲到舞台上，把正经演出的人踢到台下，张牙舞爪向观众宣布自己才是主角，自己带来的剧本才是正戏；大家正瞠目结舌的当儿，这帮小丑喘的气还没平下来，忽然哗啦一下被扫个干净。当时国人对此啼笑皆非，外国笑掉大牙。
做为民国最大闹剧的这次复辟，就是著名的“辫帅”张勋复辟。
讲这次复辟，首先就要讲这个张勋。十分热爱清朝皇帝、一提清帝就眉飞色舞的阎崇年老师对“张勋复辟”这个提法十分不满，在电视上讲课时特意加重语气强调：“应该叫‘张勋兵变，溥仪复辟’！”在他老人家心里，张勋又不是“我大清”皇帝，有哪门子资格“复辟”？复辟的是宣统爷嘛！
这样讲的话，似乎是要严谨一些。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闹剧叫“张勋复辟”一点也不错，因为当时溥仪同学只有十二岁，正在师傅们的督促下趴在桌子上写他那些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作业，哪来的复辟能耐？梦想复辟的前清遗老的确有一些，可在民国成立以后都是落花流水，毫无把梦想付诸实践的可能。袁世凯搞复辟期间，这帮人开始兴奋了一把，以为是要把溥仪再又扶上皇位，不料称帝的是袁世凯自己，根本没皇室什么事。他们大失所望，悻悻而退，对袁世凯完蛋怀着十足的幸灾乐祸心理。
没有这个张勋，就绝对不可能有这幕闹剧。溥仪重温了十二天的皇帝梦，遗老们大振了十二天精神，全国人民傻眼了十二天，全拜张勋所赐——张勋就是这次恶性复辟事件的行动主体。
这个张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江西奉新县赤田村人，幼年家贫，无以为生，就到离他家不远的江际头村一个姓许的人家当书童，许家的主人是当时任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张勋当了好几年书童，觉得毫无出路，就灵机一动，假造了许振伟的推荐信，偷盖了老许的印章，跑去投奔清军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的长官见此人持总督推荐信而来，不但立即批准入营，还格外关照；而张勋入伍后也任劳任怨，忠勇可靠，就一帆风顺地升了上去。1895年到袁世凯手下任管带，1899年任总兵，到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这样的大人物了。
许振伟后来知道张勋从军是假造了自己的推荐信，但那时张勋已经得志，许振伟岂好追究？就做个顺水人情，承认此事。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是实心眼，也有些憨厚，传统的信条，他样样顽固遵守。辛亥革命之时，清王朝已墙倒众人推，多少掌权带兵的人一夜之间就反了水，可他绝不。他认为自己受了如山皇恩，哪能背叛？江浙联军攻打他守备的南京，成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把南京光复；而此期间，张勋满城盘查，发现剪了辫子的一律处决！
南京之战中，还有这么个趣事。张勋那时已五十七岁，妻妾成群，却又新买了一个苏州美女为妾。张勋为她取名“小毛子”，十分宠爱，众人皆知。败退徐州时，张勋仓皇失措，没顾上小毛子，致使小毛子在下关被民军捕获。陈其美闻知，想出一个很损的主意：他建议把小毛子押到上海张园展出，参观者每人次收钱四角，这样估计可以筹集军费十万元！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相反，命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把小毛子送到离徐州很近的宿县，还给了张勋。
失掉小毛子的张勋烦躁不已。他其他的姨太太早对小毛子一人夺宠醋意大发，这下小毛子落入敌手，于是个个都跑过来争宠，正在郁闷的张勋张开五指，将众姨太一顿暴打。又有参谋长来报告江防兵伤亡情况，张勋极不耐烦：“丢了几营兵算什么？老子把小毛子丢了！”
得知民军把小毛子送回，张勋喜出望外。虽然和敢造皇上反的民军是生死对头，但他有恩又报恩：为感谢归还小毛子，他把从南京劫持来的十四辆机车、八十辆客车归还津浦铁路局。这些车辆后来在南北之战中为南方革命军还发挥了不小作用。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
这样的做法，当然为他在家乡赢得了“活菩萨”的口碑。每年正月初一，大批的江西老表都去给张勋拜年，津浦铁路局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他们准备专列。张勋对来拜年的老乡殷勤款待，大宴三日；老乡们临走，带上大包小包土特产不说，张勋还每人给一百大洋的压岁钱——一百大洋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十七个大洋！
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各地县知事（县长）的就有四十七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说按表演水平付酬劳，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六百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在民国已成立六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复辟的事来。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和立场，并等着大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会荒诞到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铁蹄入关之后，多尔衮以年幼的顺治皇帝名义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