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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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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黎元洪。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
还是徐世昌老滑，为避免争端，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以他为元首，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约法》 。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应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沾不上边儿，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职有权，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
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处竟是慈禧太后当年囚禁光绪的中南海瀛台！黎元洪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成了袁世凯手里的光绪。
自知失势的黎元洪只能夹起尾巴，当着这个名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实则啥用不管的副总统。袁世凯见他老实，也乐意和他搞好关系，在称帝期间，为得到他的支持，还叫一个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二人结成亲家。
北洋系一贯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特别是段祺瑞。段祺瑞极具个性，他精悍能干，叱咤军界，是北洋第一大将；又工诗善画，酷爱围棋，文化程度远高其他老粗军官；而且段祺瑞毕生清廉，两袖清风，视钱财如粪土，还以一句“你哪是当官的料，我还是给你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吧”打发走了前来求官的农村弟弟。自负有才又有德，段祺瑞对人从来不巴结逢迎，只以实力说话，因此是有名的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有“北洋之虎”之称。
对这个黎元洪，段祺瑞是一百个瞧不起。早在前清时，段祺瑞最后当到湖广总督，而你黎元洪最大不过一个旅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说黎元洪有“首义之功”，而段祺瑞认为清廷是袁世凯和他搞掉的，他在前线联合北洋将领发出的威胁电文才直接造成了清帝乖乖退位；至于你黎元洪，谁不知道你是被起义士兵强逼成湖北都督的？
段祺瑞眼里的黎元洪，就是一个无能平庸之辈，只会靠“仁厚”、“和蔼”来赢得别人好感，因此对自己要屈居这个人之下，感到十分不平；在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他这个国务总理根本就视黎大总统如无物。
对袁世凯，黎元洪自认不如；但对段祺瑞，黎元洪却很看得起自己。他参加过甲午海战，失败后投水，准备以死殉国，被人救起；在历任军官职位上，他宽厚仁蔼，爱护部下，一直深受士兵拥戴；武昌起义后固然是被逼为都督，但在那个险恶形势下，他出任都督担了多大风险？又为稳定人心、壮大革命声威起了多大作用？那时如果没有他出头在湖北统率一切，哪有后来那么好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得了十七票里的十六票，而他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却是全票！而且，西南护国起义者提出的六项和谈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他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这就是人心评价！尤其让黎元洪欣慰的是，他投身共和以后，对维护民国国体做到了坚贞不二。袁世凯图谋称帝，他这个袁世凯的亲家公开反对，受到拥袁者的多次当面谩骂；袁世凯接受帝制两天后，发布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黎元洪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袁世凯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被他逐出；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最终会接受，于是再次颁布敕令，并命“九门提督”江朝宗来宣封，黎元洪这次干脆见也不见江朝宗，江朝宗只好耍赖，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大怒，从房间疾步奔出，指着江朝宗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由于黎元洪众所周知的反对帝制的鲜明态度，蔡锷逃出北京前特地秘密拜访黎元洪，并请黎元洪静侯佳音。当蔡锷在昆明打响了反对袁皇帝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道：“松坡（蔡锷的字）不愧英雄本色！”
现在轮到自己担任大总统，黎元洪一点也不买北洋将领“拥戴”的帐，他在就职仪式上非常明白地说，他是根据民元约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总统的；也就是说，对袁世凯的什么《约法》，什么“金匮石屋”，什么北洋系的“拥戴”，统统不领情。
然而黎元洪自知段祺瑞等重兵在握，他迫切需要增强自己的筹码，因此一上任就要求重开国会；而段祺瑞说国会一开，政府行权就受到很多牵制，意在拖延。是否重开国会，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第一次争执。
在南方各省的坚决要求下，段祺瑞无奈让步。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下令重开国会；接着，国会召开，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国会重建增大了黎元洪的力量。段祺瑞对此自然十分不爽，对黎元洪摆出在他之上的大总统架势，段祺瑞非常恼火，说：“我是要他来签字盖章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头上的！”黎元洪当然也不敢过火，只说：“总统是婆婆，不是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
“府院之争”一步步升级。段祺瑞准备安排他的亲信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为人也是跋扈独尊，极像他的老师段祺瑞。黎元洪对这一任命一口否定，说：“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可以答应，惟这件事不行！”他坚决拒绝为这一任命文件盖章。后在徐世昌的调和下，黎元洪终于同意盖章；段祺瑞也答应了黎元洪一个要求：凡重大事项，要报总统。
段祺瑞瞧不起黎元洪，从不以“下级”、也就是总理身份去总统府，现在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把所有往来事务都交给了徐树铮办。徐树铮有时拿文件给黎元洪用印，黎元洪就文件事项问几句，徐树铮就不耐烦地说：“叫你盖章，你盖就是，问那么多干什么？我忙得很，哪有那么多时间！”气得黎元洪半死。
接下来，徐树铮和内务总长、国民党人孙洪伊大干一场。在国务会议上，孙洪伊指责徐树铮的手伸得太长，什么都管；徐树铮却说难道你孙总长做的事别人就不能问吗？孙洪伊按捺不住，挖苦道：“阁下的大才，我很佩服，只可惜总理没有提拔你当国务员，这是国务会议，阁下只有当上国务员才有资格发言呢！”
两人各找后台老板泄愤。段祺瑞说：“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10月18日，徐树铮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去见黎元洪，要求黎元洪盖章。黎元洪吃惊不小，予以一口拒绝；徐树铮连去四次，黎元洪连拒绝四次。最后一次，徐树铮粗鲁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啦！”黎元洪忍不住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傲慢地说：“这是总理说的话！”
10月24日，段祺瑞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亲自去见黎元洪，要求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段祺瑞不再客气，发起虎威，气势汹汹地说：“如果总统不同意把孙洪伊免职，就把我免职吧！”黎元洪抵挡不住，只好提出让孙辞职，而不是免职。而孙洪伊脾气又刚烈得很，声称除非被总统撤职，他绝不辞职。
事情越闹越大，徐树铮就略退一步，提出孙洪伊辞职，“以维护总理威信”，然后戴职出洋考察，或者安排别的职位，比如外放省长。不料孙洪伊声明：“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这个“三不”让段祺瑞气歪了鼻子（他的鼻子本就有点向左歪，生气时尤甚），他咆哮道：“好，大家都辞职，让他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受够了窝囊气的黎元洪巴不得段祺瑞辞职。在谋士的建议下，他决定请出在河南隐居的北洋元老、在袁世凯写的继任总统名单里名列第二的徐世昌来当总理，借势把段祺瑞赶下台去。
府院相争以来，徐世昌一直在中调解，这下黎元洪要赶下段祺瑞、请他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却绝不干这样的事：一则他知道段祺瑞的实力和秉性，谁能赶得下他？他要辞职云云，只是气话；二则要他徐世昌出来配合黎元洪，和段祺瑞作对，然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差，他也是绝对不愿意干的。因此他提出一个“拥护元首，维护总理，不入政界”的“不沾锅”的条件，如黎元洪答应，他就进京调停府院之争。
黎元洪以徐代段的想法落空，只好接受徐世昌调停。徐世昌提出的办法是府、院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和徐树铮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免去。在徐大佬的面子前，这一办法被双方接受，一轮危机平息下去了。
府院之争越演越烈。张勋在徐州紧盯着事态发展。民国的什么总统府，什么国务院，在他心里屁也不算，只有大清、皇上、朝廷这些东西他才认为是神圣的，中央斗争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越两败俱伤，他复辟“理想”的实现才可能越大。
终于，一个“对德宣战”案让他的良机来了。
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两年半，中国一直置身事外，取中立态度。该年2月，美国宣布同德、奥绝交，准备参战。美国希望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公使奉命频繁拜会中国总统、总理，表示如中国参战，将借款给中国做军费。在美国的活动下，中国政府同意参战。
这是个大事，素来不以总理身份见黎元洪的段祺瑞于3月1日率全体阁员来到总统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黎元洪表示这个问题要先交国会讨论；2日，段祺瑞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各政党领袖座谈，对德绝交获得赞同；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4日，段祺瑞再来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递交的咨文上盖印。盖印后交国会，因段祺瑞事先已取得国会赞同，一盖印交过去表个决，对德绝交的整个手续就办完了。
不料黎元洪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坚不盖印，说不能“草率从事”，又提出要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才可决定。
黎元洪节外生枝，段祺瑞气得鼻子歪到一边，强忍怒气再做解释；黎元洪却说大总统有宣战和媾和的特权，应对一切负责。段祺瑞莫名其妙又恼怒万分，吼道：“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作梗，这个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当天，段祺瑞就丢下国务院的事务，离开北京跑到天津生闷气去了。
中国对德绝交，本来在美国的游说下，黎元洪是早已答应了的，可到要落实的时候，素来老实、并不敢主动向段祺瑞找茬的黎元洪却变了卦，这里的原因在于：日本听说美国以优厚条件介入中国外交，怕自己失去了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赶紧也扎进来，许以更实惠的条件；段祺瑞本就是亲日派，就跟日本密切起来。美国看到，日本要主导中国的外交方向了，就改变态度，由鼓动中国参战转变为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是美国看好的人，就按美国调整后的调子反对中国对德绝交了。
段祺瑞负气出走，本来正中黎元洪下怀，但马上他就发现段祺瑞这一走还真有走的实力：他一走，黎元洪就找不到够分量的人做总理了。请徐世昌，徐世昌不干；请王士珍，王士珍是段祺瑞的同门，不可能“卖友”。而全国各路军阀还是服气段祺瑞，纷纷发通电要求挽留段总理。黎元洪无奈，叫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到天津请回段祺瑞。
段祺瑞扬眉吐气地回到北京。对德绝交案，黎元洪自然只有盖印，国会也迅速通过。
然而段祺瑞还要对德宣战。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并把整个山东划为了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爆发后，日本向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看准协约国必胜，力主参加这场大战，德国败后，中国就可做为“战胜国”从日本手里收回山东权益。支持中国参战、允诺提供军费借款给中国的日本，可能没想到段祺瑞肚子里还有这个主意。
对德绝交已让总统府和国务院闹翻了天，对德宣战更是狂澜迭起，直接造成了张勋的复辟良机。
跟美国关系密切的黎元洪首先不同意宣战；国会也不同意宣战，在议员们看来，中国干吗要趟欧洲那个混水，中国又哪里是去打世界大战的料？搞个绝交就不错了；各省军阀也不同意宣战，因为他们最怕要调自己的兵上战场，会削弱自己的实力。
段祺瑞不怕黎元洪，也不怕国会，但他怕得不到军阀们的支持，枪杆子不同意才真玩完。因此他紧急召开督军会议，全国十个省的督军和其他省的督军代表到会。段祺瑞在会上面授机宜：所谓宣战，其实不用出兵，只要派些劳工去欧洲就可以了，协约国胜利后中国就是战胜国，很讨便宜；而且，参战期间，各位将军还可以借此机会壮大自己的军队！
各省军阀对此当然十分高兴，态度一下由反对宣战变为支持宣战。在段祺瑞的操纵下，他们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压。
黎元洪先前在拖延对德绝交案时借口“要统一全国军人意见”，这回军人真的提出“意见”了，可不合他的意图，就又对军人干涉外交事务震怒不已。他在总统府对前来鼓动宣战的督军团吼道：“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你们责在守土，不许侵犯大总统的特权！”
可黎元洪毕竟是纸老虎，抵挡不了军人的攻势，5月6日，只好在议案上盖印，然后寄希望于国会否决。
国会这一关，如果段祺瑞妥加布置，通过不太困难，段祺瑞本已开始疏通国会，回答了议员“中国参战是否因为日本给予借款”等质询。不料段祺瑞的手下傅良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像袁世凯选大总统时组织“公民团”围攻议员一样，傅良佐在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搞了个“公民团”！这些“公民”情绪激动，包围国会，摇着旗子喊着口号要求宣战，段祺瑞看见时还以为是真的，十分满意。也许是赏钱给得够多，“公民团”非常卖力，甚至冲进会厅，激起了议员的极大愤慨，当即宣布休会，以示抗议。
督军团在国会碰壁，恼羞成怒之下，联名要求解散国会。对这一公然挑战根本国法的跋扈无理行为，黎元洪强硬了起来，一口拒绝，宣布：“不违法，不恋栈，不怕死！
眼看黎元洪已退无可退，却似乎是老天助他，这时发生了一个转折：英文《京报》披露，中国如对德宣战，日本就提供中国一亿元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回答议员质询时本已将此传言否定，这一下舆论哗然，老段被送到了风口浪尖；接下来，又一有利于黎元洪的事发生——长江巡阅使、十三省大盟主张勋明确表示，随时奉黎大总统之命入京，维护治安。
段祺瑞正狼狈不堪，又得到张勋的效忠，受够了欺负的黎元洪腰杆立时硬了起来，他决心摸一把“北洋之虎”的屁股。5月23日，黎元洪连下三道命令，宣布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的职务，任命前清重臣、原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为代理国务总理。这是黎元洪到北京以来干的最大的一件事。
段祺瑞听到黎元洪竟真敢免自己的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天，他立即来到天津，发通电称根据民国约法，总统无权免总理的职，他对此免职令不予承认。
张勋一直在紧密观察北京的府院之争，在督军团被黎元洪和国会呛得怒火万丈之时，张勋秘函邀请各省督军到他的衙门所在地徐州。
各省督军连称张勋为前辈，挑动张勋对黎元洪不客气。张勋看着督军们对黎元洪如此愤恨，心里得意地咪咪笑着，又把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务的电文出示（发此电时督军们尚在来徐州途中）；顿时，各省督军大惊失色又暴跳如雷。
张勋要的就是大家仇视大总统黎元洪。眼下大家的情绪差不多了，纷纷希望张勋带头倒黎，他却又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有人立即明白了，说：“我们知道您就是想复辟清室，只要您带头，我们誓死跟从！”
张勋顿时大喜过望，说：“要真是这样，那太好了！但这可不是空话，我们既然干，就必须坚定不渝！”众人连连称是。张勋又问参加会议的徐树铮和安徽省长倪嗣冲，这二人可表露段祺瑞的态度。徐、倪二人的回答是：“只求倒黎，不计手段！”意思是复辟也没啥不可。
这次复辟前的徐州会议商定，张勋进京后，先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退位，然后迎溥仪复辟。会后，按张勋要求，各省督军在一块赞同复辟的黄绫子上签名。
谋算多年的复辟终于开始了！张勋兴奋不已。这个粗爽直率之夫得意于联合了这么一帮全国的实力派，复辟成功指日可待，却想不到督军们和段祺瑞的心理：他们要的是借你赶走黎元洪，就姑且答应你的复辟，这什么年头了？你复得成辟吗？黎元洪一倒，我们的目的达到，复不复辟还由得你老张？段祺瑞更阴险：他知道张勋做梦都想复辟，就叫手下鼓动，等张勋真复辟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平定下去，赢得一个“再造共和”的好名声。
黎元洪胆敢免掉北洋老大段祺瑞的职，全国各地军阀开锅，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等七省宣布独立；督军团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指责黎元洪为“奸人”，甚至扬言“北伐”。行将就木的老官僚李经羲没想到自己到衰年还有总理之荣，喜滋滋本想上任，这下也吓得根本不敢出门，更不敢到北京就职。
府院之争发展到这个地步，黎元洪走投无路，急召张勋进京调停。
6月6日到8日，津浦铁路上轰鸣行进的车厢里，都是全副武装的辫子兵。张勋率领六千辫子军，在奉大总统黎元洪征召的合法名义下，开进北京，复辟闹剧就要开演了。
出发之时，张勋带着一个包裹；有人问他包裹里是什么，他诡秘地一笑，说：“到时你就知道啦！”
张勋路过天津时和段祺瑞见面。张勋假惺惺向段祺瑞表示此行是为他驱黎，段祺瑞从徐树铮那里已知徐州会议内幕，因此看张勋的眼光就跟看马上就要掉进陷阱的老狗差不多。段祺瑞一边怂恿张勋驱黎，一边为将来计，又事先说句和张勋“划清界限”的话：“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正春风得意的张勋大剌剌地说：“复辟是一定的，只是暂时还不想办！”
张勋到达北京，第一天在南河沿张公馆休息；第二天去见黎元洪，要求立即解散国会，否则他不负调停之责；第三天，头戴红顶花翎，身着纱马褂，拖着大辫子，一头钻进故宫，去参拜他的万岁爷溥仪去了。
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两千人，不料一下来了六千，黎元洪知道大事不好；等见了面，张勋开口就是解散国会，黎元洪如五雷轰顶，终于明白自己请来了一尊瘟神。
请神容易送神难。张勋气势汹汹，要求三日内解散国会，毫无协商余地。6月9日，辫子军驻扎天坛、先农坛，把刀架到了黎元洪脖子上。
黎元洪无计可施，只求保住民国的共和国体，幻想满足张勋的解散国会要求后，能让其停止进一步行动。黎元洪已知自己一纸征召令，惹下了塌天大祸。现在的情况是，即使他张勋自己要做总统也比宣统复辟好！换总统不涉及国体，而一复辟，这个国体倒退是他黎大总统一手造成的！
解散国会要内阁总理副署，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上任，代理总理是伍廷芳。对这一妥协行为，伍廷芳绝不副署；黎元洪听从他人建议，说如果肯副署的话，就提拔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伍廷芳大怒，说这有辱人格！张勋听说黎元洪已就范，就缺老伍签字，派人来威胁伍廷芳，伍廷芳丝毫不为所动，这位已双耳失聪的中国第一个留洋法学博士说：“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
黎元洪又派人去天津找李经羲，李经羲说：“我未就职，不算总理。”不签。受派的人急了，竟又有脸没皮地去找一个半月前刚被免职的段祺瑞，段祺瑞当然说：“我已经下台了，哪有副署的职权！”
黎元洪急得要哭，哀求王士珍“帮忙”当一回总理，把这文件副署了，王士珍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么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最后，还是那个江朝宗挺身而出，愿意副署。黎元洪如见救星，赶紧任命他为代理总理，立即签署解散国会的文件。这两个文件的落款日期是张勋要求的6月12日，因为到处一圈又一圈地找不到人当总理，发出时其实已是13日早晨了。
在张勋的“勒令”下，国会就这样荒唐地解散了；解散过程中手忙脚乱的一连串怪态，叫人不知笑好哭好。
“辫帅”进京，前清遗老兴奋不已，频繁活动，就等着溥仪重登大宝、自己加官晋爵的那一天。
6月28日，北京火车站走出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以蒲扇遮脸，十分诡秘。他一出站立即被四名辫子兵恭恭敬敬接上车，向张勋公馆疾驰而去。
这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的内衣里，藏着复辟用的宣统皇帝复位文告。
被晚清人称为“南海圣人”、被今人李泽厚称为“近代以来最出色的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是铁杆保皇派。领导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后在上海隐居。张勋起事前，他已在张勋家里住了半年，两个臭味相投者日日筹划复辟“大业”。现在他是当然的主角之一了。
张勋虽然粗鲁，却有一位好妻子。他的大太太曹瑞琴，纯朴善良，乐善好施，政治上也比较有见识，很清楚知道张勋这种做法是与全国为敌。她拼死阻止复辟，拉着他的衣服跪地苦苦哀求。张勋大怒，“大义灭亲”地说：“你敢再阻止，我毙了你！”曹氏知道张勋是个死心眼，没法劝回，只好私自派靠得住的堂侄张肇，拿了三十万两银票，往广州拜赠孙中山，好为张勋及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6月30日夜，复辟正式开始。张勋在公馆开完堂会，当众宣布立即要扶溥仪重登皇位，众人面面相觑。张勋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们都受过大清皇恩，应该竭力赞成，成就此千古不磨之勋业！今天这里的人，不赞同不许出去！”
随后，辫子军如潮水般涌进北京城内，迅速占领各地要冲。
7月1日，是溥仪永远难忘的一天。欣喜若狂的师傅们赶过来，说张勋马上要来了；溥仪说他又是来请安吗？师傅们连说不是不是，他这次是来迎皇上重登皇位呀！从今天起，你又是皇上了！师傅们又交代了溥仪几句。
张勋临行携带的包裹里的秘密出现了，就是现在他的全身“朝服”。张勋走上前来，三叩九拜之后，说：“隆裕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天大的喜事真的就这么来了？溥仪感到有点晕。按照师傅们事先的交代，十二岁的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德无能，怕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喜出望外，溥仪这番话多么成熟得体呀，皇上就是皇上，没保错！他连连夸皇上如此年幼竟如此英明，又说康熙爷八岁不就即位了吗？不也做出了那么一番大事业吗？有奴才等的辅佐，皇上您一定也是千古留名的圣君！
接下来，一拨拨的遗老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自1912年以来就冷清寂静的紫禁城，又喧哗活跃起来了。
喜气洋洋中，也有清醒者。6月30日夜，瑾太妃一听要复辟，赶紧阻止，她知道如今再复辟已不可能，反而可能会因此而被取消优待皇室的条件。越想越怕，她流着泪说：“康有为和张勋这个搅法，会葬送这个孤儿寡妇的小朝廷啊！”溥伦也力主不可，太保世续拼命磕头阻止，以致额头血流不止。可这些都阻挡不了张勋的狂热和梦想复辟者“天上掉下个馅饼”的狂喜了。
溥仪坐上中和殿，张勋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
民国6年，变成了宣统九年。
7月1日这一天，“朝廷”一口气颁发九道“上谕”，内容基本是分封，什么“公”，什么“大臣”，什么“尚书”，又安在了一个个拥护复辟或不拥护复辟者的头上。劳苦功高的张勋，名列七名“议政大臣”之首，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赐紫禁城骑马。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徐世昌！
黎元洪也被封了个“一等公”，以表彰他“还政”之功。
皇宫里像模像样地搞起来了，民间街市也在布置。7月1日清早，警察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
民间的复辟支持者们喜出望外，把珍藏在衣柜深处的前清服装翻出穿上，兴高采烈地满街溜达。而一夜之间发现国家变色的广大民众措手不及，生怕不跟着换衣服会被复辟了的朝廷追究罪责，到处去买那种早不时兴的袍褂，市面上的少量旧式衣冠被一抢而空；这远远满足不了前清袍褂的需要量，于是寿衣店也大红起来，给死人穿的寿衣一时间成了抢手货。北京街头，到处行走着好似棺材里爬出来的人，一片魑魅魍魉。
清朝完蛋已七年，龙旗也早已被不知扔到了哪里，被要求挂龙旗的民众没有办法，就拿纸糊个三角龙旗插在门前。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犯了什么病。
这还不算，清朝的最大标志是辫子，可如今有辫子的人除了故宫里优待着的，就只有张勋和他的辫子兵。一些被时势所迫剪了辫子的遗老，以及害怕复辟朝廷追究“不忠”的人，还有那些向复辟朝廷卖乖示好的人，纷纷收集毛发，做成假辫子，安在头上，然后也就这样怪模怪样地出门行走。
东方古城北京成了一个荒诞无比的世界。这种闹剧，千古难见。
眼睁睁看着张勋复辟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时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事到最后，他终于显出了骨气和魄力。
黎元洪的总统府依然五色旗高扬；对前来劝他退位、接受复辟朝廷册封的人，黎元洪严词喝骂。7月1日这一天，黎元洪连发三道电令，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二是宣布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是宣布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做完这些布置，7月2日，黎元洪进入日本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开始以后，段祺瑞立即接到黎元洪恢复他的总理职务、要求他起兵讨逆的命令。段祺瑞恼恨黎元洪争权，又鄙视他无能，不愿奉黎元洪的命令，但经人一劝，立即以大局为重，还是在接受大总统黎元洪号令的名义下，来到天津附近的马厂，以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为力量，开始讨逆。
和张勋密切合作复辟的社会名流是康有为，而和段祺瑞并肩扫除复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1898年二人是“百日维新”的主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师生二人立场竟有天壤之别。
7月2日，梁启超风尘仆仆赶赴马厂，段祺瑞亲自迎接，握着他的手说：“任公上任，军威大振。”以段祺瑞为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为参赞的讨逆军组建。7月3日，誓师讨逆。
7月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这个电文出自梁启超之手：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在段祺瑞讨逆军的攻势下，辫子军不堪一击。双方7月7日交火，7月12日即告战事结束。整个战斗一共六天，其中有四天没有对阵，实际只有两天。张勋那十个营的六千辫子军，战斗一开始就被策反了六个营，只剩四营兵力挣扎顽抗，很快就一败涂地。
这场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有军事史意义的事件：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弹，这是中国第一次空军作战，轰炸的还是皇宫。秦国镛一共向紫禁城投弹三枚，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吓得宫中的溥仪、太妃和“大臣”魂飞魄散，纷纷扎进床下。这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水池一角；一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把几个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吓个半死。
张勋兵败如山倒，慌了手脚，立即打电报给各省督军，要求他们履行徐州会议的承诺，赶紧发兵增援。可是，哪里会有人理他？10日，张勋再发一电，大骂徐州会议参加者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眼见四面楚歌，张勋想到自己还有个“法宝”，那就是徐州会议后大家签字赞同复辟的那块黄绫子，各省督军，以及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大名都还亲笔签在上面呢。张勋11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扬言要公开名单。不料等到要找出黄绫子的时候才知道，它已经被北洋的人以二十万大洋从他的参谋长那里买走了！
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说：“你们个个聪明，只我是个傻瓜，复辟成功，大家加官晋爵，失败了我一人受罪。好，不用你们干着急，这事与清廷无关，是我张少轩一人干出来的。成功了，皇上老子坐龙廷，现在失败了，由我一人负责，要杀、要砍都可以，怕什么！”
从7月1日到12日，十二天时间，这场荒诞无比的复辟闹剧就结束了。
败得这样快，固然首先是复辟与时代不合，张勋在实际施行中的头脑简单也是一大原因。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可能不至于这么稀里哗啦、荒唐现眼。康有为的意见是：在政制上，“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更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在军事行动上，康有为建议“布置要严密，徐州现有兵力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其余分扼津浦铁路，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扼京奉铁路。”这番建议，比张勋的带着区区六千士兵、要全盘恢复封建帝制高明得多。
复辟失败，复辟派树倒猢狲散，康有为剃掉头发，躲进法源寺做起和尚；杨度一溜烟跑到上海，做起“名士”。倒是被“封”为“法部尚书”的劳乃宣，在大堂上刻下一行“生是法部官，死是法部鬼”的字句后，在法部大堂悬梁自尽。
昙花一现的复辟梦破灭，溥仪又伤心又害怕，放声大哭。
黎元洪鲁莽失计，征召张勋进京，惹来这弥天大祸，自感再也没脸当大总统，就辞去职务，搬到天津私宅养老，从此基本消失在民国史上。
段祺瑞迅速平定复辟，在一片“再造共和”的钦赞声中，于7月14日雄赳赳回到北京，复任国务总理。
祸首张勋，被德国使馆派出汽车接走，送到荷兰使馆躲避。张勋又蹦又跳，决心以死相争，最后还是几个洋人七手八脚死命把他塞进汽车。
这场闹剧，形同儿戏，性质却极严重，因为关乎国体；同时，这十二天的闹腾，让中国的首都在国际上出尽洋相。北洋政府说张勋不是政治犯，而是国贼，要求荷兰使馆引渡张勋。而张勋在使馆内声称他依然握有北洋政府要员怂恿、参加这次复辟的八十二件证据，并命部下着手编写徐州会议回忆录，以表示这件事北洋政府同样有份。
在荷兰使馆内，张勋为了便于逃出国，在荷兰公使的建议下，“辫帅”居然剪掉了他爱如生命的辫子。他对小妾说：“以前不剪辫子，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要去入外国籍了，就剪掉！”也就是说，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民国一员；他说的“中国”，其实就是大清国。
段祺瑞投鼠忌器，也不敢对他逼得太狠。也许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军阀，如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恢复张勋的自由，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于当年10月22日下令赦免张勋。
张勋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发还了财产。
晚年的张勋，对忠君、复辟的顽固思想和荒诞行为也有所反思。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对关于他企图再次复辟的凭空指责，他辩诬说：“……至于往事（指复辟），在勋感受旧恩，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这位一手导演了民国最大闹剧的粗率武夫，此时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他有时也和人饮酒赋诗，但遇到有人问起当年复辟，都只淡淡几句，不再多谈。
从一名书童出身的士兵，当到清朝的高级军官，金银美女，无所不有，张勋深感皇恩浩荡。报恩，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心理动机，支配了江西农家子弟张勋几乎一生的思想行动，而不管公意公理、历史趋势和时代大潮。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论，可算公正、体贴、豁达。
1923年9月12日，张勋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岁。为了表彰他忠于清室，溥仪赐谥“忠武”。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是否还会涕泪横流，伏地大呼“虽肝脑涂地，无以报也”？
南北草莽：“广西王”陆荣廷与“山东王”张宗昌
民国前半期的历史，几乎就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这一时期与风烟四起的清末相连续，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混乱底色。
在那个大乱世中，有一批说家世没家世，说文化没文化，说才干似乎也谈不上正经才干的人，凭借机遇、胆略以及仗义、残暴、狡诈等等好坏交织的个人品质，一路驶过历史那暗礁凶险的曲折河道，登上了一个个重要位置。
草莽出身的军阀，在民国史上为数不少，这里重点讲述的两个——陆荣廷和张宗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毫无依靠的微寒出身，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留下了许多掌故轶事。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也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十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关于“山东王”，人们也许更容易想到那位据说以“草包”而闹出奇多笑话的韩复榘。同样，在韩复渠之前，还有一个独霸山东三年的张宗昌。张宗昌在做“山东王”期间，对山东控制之紧，摧残之烈，在各地多如牛毛的割据军阀中都十分罕见。
时间的河流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洗成了苍白干瘪的符号，曾经在地方风云一时的土皇帝陆荣廷和张宗昌到今天也就留下一个“军阀”的历史信息。如果要说出他们有什么众人皆知的后世功业，那就是，陆荣廷把一直在桂林的广西首府迁到了南宁，一直延续至今；张宗昌则创办了山东大学，这所高校现在是全国一流的大学。
陆荣廷和张宗昌不是一辈人。陆荣廷出生于1859年，比和鲁迅同年的张宗昌大二十二岁。这两代军阀所走过的道路，正好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乱世中国的一个切面。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欧氏一人肩上。欧氏辛劳一年，所得口粮也只够吃三个多月，其他时间就靠挖野菜和野山芋度日。陆荣廷出生时，家里连给他裹体的衣服都没有。谁也料不到，出生于如此贫寒之家的陆荣廷，长大后竟能把整个广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陆业秀东游西荡，又经常偷鸡摸狗，在乡里名声极坏。1860年，也就是陆荣廷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广西武鸣，石达开的军队在此长驱直入，乡民纷纷四散奔逃——当时叫“跑长毛反”。陆氏夫妇也抱着小阿宋躲进密林。
事后一个给陆家带来没顶之灾的谣言流传开：“长毛”是陆业秀勾结来攻打山寨的！于是，本就对陆业秀经常偷盗恼恨不已的村民群情激愤，一哄而上。拳脚交加中，陆业秀一命呜呼。
只会哇哇啼哭的陆荣廷那时只有一岁，想必也不会记得如下场景：他家没有安葬爸爸的钱，只以一张烂席把爸爸的尸身裹着，央求同族弟兄以一块门板把爸爸抬去埋掉。抬到半路，爸爸的尸体从门板上滑落下来，同族弟兄已不耐烦，就地挖个坑就把爸爸草草埋了……
陆业秀的坟草还没长青，一个风水先生看到了这个坟地，一下瞪大了眼睛，连连击掌，激动地说这块坟可不得了啊，没见过这样好的风水，这个人家的子孙将来必定大大发达！
年幼的陆荣廷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妈妈已经改嫁到县城里一个姓魏的人家，他被寄养在同样清贫的邻居特教妈家，成天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但那些参与打死他父亲的人一听吓坏了，他们趁夜色把狗血洒到陆业秀的坟上，以破“风水”，免得陆家将来真出了大人物会来找他们算账报仇。
寄养在特教妈家的陆荣廷活得象条小狗。孤老太婆特教妈每天起早贪黑出门做活，把小荣廷锁在家里，留给他一钵玉米。陆荣廷睡醒了就吃，吃完了再睡，直到又被饿醒……
粗茶淡饭中，未来的“广西王”一天天长大，身体还长得相当不错，特教妈也觉得这孩子特好养活。到他七八岁的时候，饭量猛增，一顿要吃三四大碗，特教妈再怎么尽力也负担不起。于是，陆荣廷下河捉鱼，上树抓鸟，下地挖田鼠，间或还到人家的菜园里去偷摘瓜果……别人在读书的年龄，他把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肚皮问题。
有一次，陆荣廷在鸟窝里抓到几只毛还没长齐的乳雀，大喜，回家偷出特教妈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香油，把乳雀油炸了享受。特教妈得知火冒三丈，拿过扁担就要痛打。陆荣廷连滚带爬逃走，再也不敢回去，一路要饭流浪到县城，去找他的亲妈。
欧氏见到了身体健壮可又褴褛不堪的儿子，心酸泪下，就把儿子留在身边。好在壮乡民风纯朴，陆荣廷倒也不受欺负。继父家庭的生活还不错，陆荣廷还被送去读了乡塾，做了学生。
好景不长。陆荣廷才读了一年书，妈妈欧氏积劳成疾，散手人寰。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成了孤儿。
还未成年的孤儿陆荣廷只好到一个姓黄的伞店去当童工。黄老板跟他爸爸熟识，因此对他也还可以；老板娘却刻薄得很，拿他当奴隶使唤，一不顺心就拳脚交加。不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陆荣廷只能到母亲坟上去大哭一场。
不堪老板娘虐待的陆荣廷向黄老板借了五十六个铜板，从此开始流浪生涯。他的工作是在集市人多的地方行窃，宿舍是一座观音阁，床铺是观音阁里的一口空棺材。其间因胆敢爬上县衙门的围墙去偷里面晾的衣服，而被追捕得狂奔五十多里，再也不敢回县城。
一户姓阮的人家见他高大俊美，有意收他为义子将来养老。刚落下脚来的陆荣廷又因爱好赌博，输了精光却又赖帐，被当地人将衣裤扒光赤条条回家。陆荣廷羞愧难当，拜别阮氏养父母，另谋出路。
到和越南交界的龙州混世界的陆荣廷先在赌场打杂，因为身高力大，有机会到龙州府当了两年听差。这两年间他讲交情重义气，又头脑灵活，人缘挺不错。不料又有飞来横祸：龙州有所法国的天主教堂，养了一只恶狗看护；这条狗见谁都狂叫，居民经常被它吓得要死，甚至被撕咬伤害，大家敢怒不敢言。某天陆荣廷经过那个天主教堂，恶狗照样冲过来对他狂吠，小陆想也不想，狠狠一棍子把那狗打了个脑浆迸裂。
法国人找到龙州府问罪，陆荣廷的这份工作就丢了。怀着对法国佬的愤恨，陆荣廷找到了一份新差：给土司（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头儿）看家族坟场。土司给了陆荣廷一枝枪，在阴森森的夜间坟场里，百无聊赖的陆荣廷只以练习枪法消磨时光。这段看坟岁月，使他胆量大增，并练出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法国人似乎专门和他做对。一天，陆荣廷买了条鱼拎在手上走，不巧碰到了一个法国人的衣服，法国人勃然大怒，朝他臭骂不迭；陆荣廷反正不懂法语，就装聋做哑只管走自己的；不料法国人见他挨骂没反应，以为他好欺负，一路跟着他，百般辱骂过来，直到一条船上。陆荣廷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妈卖出！”（壮语：你妈的）一拳将法国人揍到水里，再拿一根竹竿死命地捅，直到水面只剩一串气泡。
犯了人命案、而且是洋人的人命案的陆荣廷先逃到越南境内，再折回来，加入当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就成为水口地区的“大哥”。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陆荣廷以为迎来了他的一个人生机遇，他去当了兵。在战争中，他骁勇异常，屡建功劳。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与列强开战中唯一获胜的战争，可是在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和约，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失败。
战争结束，陆荣廷所在的抗法部队被解散。陆荣廷和一干离开军队就没正常活路的士兵跪倒在清军将领唐景崧面前，苦苦哀求留下。唐景崧对他们虽然同情，但也没有办法，仍将他们打发出军营，不过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陆荣廷自此开始了他后来被人称赞的“义盗”生涯。他集合一帮兄弟，在中越边境做起土匪，专抢法国人。他给手下立下“三不抢”的规矩：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附近的人。有一次部下抢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火了，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在这里拉屎！”
这支纪律颇好的土匪队伍因遵守“三不抢”原则，因此不但没有民愤，还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时常给他们提供掩护以及报信之类。而法国人可就倒了大霉，被神出鬼没的陆荣廷队伍打击得无法安生。
某次，陆荣廷的得力部下毕亚一被法国人打死。为给他报仇，1892年，陆荣廷在越南那兰圩袭击法国部队，打死法军官兵二十二人，活捉一人。这是陆荣廷反法最大的一次战果。
这个倒霉的俘虏被陆荣廷用铁丝穿透鼻子，牵到毕亚一的坟前砍头祭祀。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块石碑，上用法文写着“纪念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2位多威大卫部队官兵”。
陆荣廷的枪法之准在他做“义盗”期间成为传奇。他的后辈李宗仁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陆荣廷被法军在山间追赶，法军指挥官忽见一树枝上垂下一个布条，上书“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试小技，射你左臂而不伤骨”。这个指挥官刚看完，一声枪响，他左臂中枪，果然象布条上说的一样，流血而不伤骨。法军不敢再追，沮丧而返。
陆荣廷在中法边境的活动当然是清廷的镇压对象，但他们行踪飘忽，难以征剿。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对陆荣廷，征剿不如改为招安。陆荣廷的表兄弟吴钟伟自告奋勇前往说服。
吴钟伟对他说：“凭你这样的本事，潦倒江湖实在可惜，虽可称雄一时，但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你看看历史上哪个草寇不是这样的下场？从东汉的黄巾军到唐朝的黄巢，到李自成，到太平天国，都难逃覆亡的厄运。而如投靠朝廷，升官发财、荣耀家族只是时间问题。”
陆荣廷一向不与“自己人”清军交战，思想包袱较轻，又对招安后的功名利禄很向往，于是经过谨慎试探，确认受招安不会被诱捕后，就接受了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营长）。
进入了清朝体制的陆荣廷得到的任务是“剿匪”，这正好让他大显身手，因为他刚从山上下来，熟悉“匪情”。经过他的工作，当地大部分土匪也接受了招安，少数不愿接受招安的也被他悉数一一剿灭。
他原先参加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点会眼见陆荣廷如今已投靠清廷当了鹰犬，立即树他为公敌。加入三点会的仪式原来是：由老会员拿刀架在入会新会员脖子上喝问：“光绪皇帝杀得否？”新会员大声答：“杀得！”现在又新加了一句：“陆阿宋杀得否？”新会员再大声答：“杀得！”
陆荣廷军职越升越高。1906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保荐下，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陆荣廷文化底子本来就薄，又不懂日语，因此在日本期间谈不上什么收获，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懒惰不学，不过他在课间表演的射击倒是让日本官兵大跌眼镜，对他也不敢太小看。在日期间，他还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搭上了关系，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象西南另一军阀、云南的唐继尧一样加入了同盟会，至今还有争议。
1907年，陆荣廷为清王朝又立一大功：镇压了同盟会在中越边境发起的镇南关起义。本来，同盟会和他说好，起义以他为内应；不料他一权衡，觉得清王朝还没到覆灭的时候，就临时变了卦。
起义爆发，清王朝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
陆荣廷十分卖力，致起义失败。不过在战斗最后，他等起义人员撤离炮台后才下令部下扑过来，也算对起义做了点小掩护。这种权衡形势，看哪边强就站到哪一边、可又对有可能后来得势的一边做些表示、以给自己留后路的精明行为，陆荣廷以后经常使用。
镇压镇南关起义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军界第一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反清大潮席卷全国。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备，谈判时让内弟谭浩明手执大刀站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只说：“革命我赞成，但要看时机，有机会我才有行动。”11月7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陆荣廷为广西副都督，他看到清廷的确气数已尽，而自己依然还有大官可做，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南宁独立。
宣布南宁独立前夜，他穿上御赐黄马褂，焚香点烛，朝北京方向三叩九拜，说：“老臣罪该万死，将来必报圣恩。”然后犹犹豫豫把辫子剪掉。
辛亥革命后，各地掀起一股地方自治热潮。当时被推为都督的沈秉堃不是广西人，掌握的军事实力又很有限，于是，在“桂人治桂”的口号下，沈秉堃很快被排挤，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任都督。1912年10月，陆荣廷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靠近他家乡武鸣的南宁，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省长）。广西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这个西南边疆省份从此开始了陆荣廷时代。
民国初年出身草莽的军阀不在少数，但不知道还有哪一个象这位陆荣廷大帅一样，在早年集孤儿、乞丐、小偷、土匪这当时人们常说的“四大贱”于一身。卑微到这个程度，也是罕见。
在北方，这个比陆荣廷晚出二十多年的张宗昌，虽然也出身草莽，家世比陆荣廷还是要强点。他是山东掖县人，出生在东北。他的祖上在乾隆年间就离开故土闯了关东，www奇Qisuu书com网经过几辈人在东北这块肥沃黑土上筚路蓝缕的开拓，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家道已经比较丰隆了。
他的父亲跟陆荣廷的父亲又像又不像。像的地方是两人都会败家，张父也把祖上辛勤积累的产业败尽；不像的地方是陆父只会吃喝和偷盗，而张父却会杀人放火当“胡子”（土匪）。
在一次土匪的火拼中，张宗昌的父亲张万富所在团伙全军覆没，张万富身受重伤，幸亏他的大脚老婆祝氏拼死相救，把他拖出重围。
在关外已无法立足，张万富夫妇就带着年幼的张宗昌千辛万苦回到了故乡山东掖县。受此重创的张万富回乡后变成残疾，不久就死了。祝氏也迅速找了一个姓王的男人同居，张宗昌性情粗野，却又嘴甜，跟这个继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张父病重期间，张宗昌一度随母亲沿村乞讨。讨饭本是最低贱之事，要命的是祝氏又长了双当时最叫人看不起的大脚，更是到处受欺负。某次，一群顽童对着祝氏大唱自编的歌谣，挖苦她“大脚片，满街扭，一脚踩死大黄狗”。张宗昌忍无可忍，大打出手，一帮小屁孩被他收拾得屁滚尿流。
这可惹了大祸。要饭的孩子还敢打人？尤其是你还是个大脚要饭的！于是一群妇女气势汹汹围上来问罪。祝氏只好低声下气，一句又一句地赔不是。看见母亲如此受欺，年少的张宗昌站在一旁，咬牙恨恨记在心里。
长到十七八岁的张宗昌尽显其父的土匪血统，好勇斗狠，惹是生非，逐渐祸害乡里。那时他在一个小酒馆当伙计，三天两天给老板惹麻烦。这个姓武的老板巴不得他早滚蛋，又不敢辞退他，就跟他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人，窝在家乡当个小伙计太埋没了，干吗不像你祖辈一样去闯关东呢，关东那是宝地，去了的人都发了财啊！
当时胶东确实有不少人闯关东，因此而发达的人的确不少，张宗昌被说动了，1900年，他和同乡结伴到了东北。
到了东北的张宗昌开始干的也算正经活儿，比如在营口赌场打杂，在吉林挖矿，在哈尔滨淘金，以及在镖局当保镖之类。但他嫌这些事太辛苦，来钱又实在太慢，觉得还是抢劫比较好。在哈尔滨期间，他伙同同乡洗劫了一户俄国夫妇开的钟表店，将店主杀害，变卖了钟表，购置了枪械，开始走上黑道。
多年的闯荡生活，使张宗昌养成了广交朋友、不吝金钱的作风，他又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和高超的马技，很快成为一帮匪徒的首领，初步锻炼出了“领导才能”。
干了几年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洗手不干，他辗转来到俄国境内的海参崴，到华商总会当了个门警头目，也就相当于保安队长。
海参崴虽是俄国城市，人口中却有大半是中国移民，他们除了做正经生意，还经营赌场、妓院、烟馆，所以这个市治安极差。俄国方面懒得在这个华人之城下力气治理，华商总会只好自置门警，各商家按月交钱给门警机构，门警就负责保护安全，并协助俄警侦缉大小案件。
和游匪出身的陆荣廷受招安后对付游匪十分内行一样，刚从盗劫行业改行的张宗昌抓起小偷劫贼一样驾轻就熟，他的侦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受华商总会赞许。这段时间里，没读过书的张宗昌因经常和俄国人接触，需要大拍马屁，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势力逐渐大起来的张宗昌成了海参崴一霸，从事正当或不正当业务的商家都得巴结他。他要看戏，戏院的好座位要留给他；他要玩女人，妓院新到的姑娘必须由他“开苞”；他要钱，所有搞非法营运的商家都得给他抽头分红。在当上“山东王”之前，他在俄国的这个远东城市的社会上已经称王称霸了一回。
张宗昌在海参崴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来带了一大笔钱，回到中俄边境绥芬河，召集一些亦农亦盗的人从事开垦，经营起农场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根本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仅仅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就号召了一两千人。
张宗昌在这个机会里投奔了革命，这队人马参加了上海的光复军，他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两年后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宋教仁被刺后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他奉黄兴命令在安徽蚌埠一带阻击冯国璋和张勋部，吃了大败仗，他本人也负伤。这时他又看准袁世凯势力大，二次革命必败，就再次投机，在前线带队投降了冯国璋。
投靠了北洋军阀的张宗昌开始并不得志，在冯国璋部下当个不痛不痒的副官长。让他开始出头的是受命暗杀了他的老上司陈其美。
二次革命后，陈其美流亡日本，在日本又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此后干下了两起令袁世凯极为震惊的大事：一是布置十余人暗杀了上海镇守使、袁世凯的死党郑汝成；二是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
陈其美在上海及东南地区的影响力令袁世凯寝食难安，决心除此心腹大患，就叫人组织暗杀陈其美。这个人恰好是张宗昌的赌友，就把任务秘密交给了他，初笔经费是五万大洋。
暗杀成功在于张宗昌以前向部下施的一次小恩小惠：他还在革命军这一边的时候，手下有个当排长的老乡程子安，张宗昌曾排斥过他，但一次返乡时去看望了程子安的母亲，并送了三百大洋。身怀暗杀的任务的张宗昌来上海意外遇到程子安，程子安对他十分亲热、感激。交谈中，程子安说自己就在给陈其美跑腿，并且颇受排挤。张宗昌大喜，以重金为诱饵，拉拢程子安做了暗杀的内应。
1915年5月18日，孙中山的得力干将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被刺身亡，以张宗昌为首的行刺一帮人先后得到了七十万大洋的赏金。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去职，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任命张宗昌为自己的侍从武官长；第二年，他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在此期间，他招兵买马，纠集了六千多人。
张勋复辟失败后重掌大权的段祺瑞不肯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这个第六混成旅还来不及训练就被派去镇压护法运动，结果在湖南被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政府派来的督战团要将他就地正法，幸亏有冯国璋念及他原为自己身边人，为他开脱，张宗昌逃过一劫。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张宗昌失去靠山，移驻江西。这时他兵多钱少，屡次向北洋政府催饷，也没人理会，于是骚扰地方，搞得怨声载道。江西督军陈光远巴不得他早日开路，又怕惹恼了这一大伙凶残的穷兵。正好张宗昌在江西看中了一个杂技女演员，陈光远投其所好，便出钱买下送给他做了姨太。就在张宗昌沉迷温柔乡之时，陈光远派重兵将他包围缴械，宣布他们危害地方，予以遣散驱逐。张宗昌知道中了美人计，赶紧化装逃离江西。
张宗昌已无立足之地，就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携带二十万元巨款去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偏偏又遇到了著名的“儒将”吴佩孚，清高的吴佩孚容不得这个土匪出身、如今依然跟土匪一样的家伙。张宗昌二十万块钱打了水漂，一怒之下，他远赴奉天（沈阳）去投靠“东北王”张作霖。
张宗昌投靠张作霖时近乎丧家之犬，但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好方案——他带给张作霖的礼物是两个抬筐。张作霖很意外，心想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细一思考，恍然大悟：抬筐是挑土的，张宗昌带这个来，意为愿意为张作霖效力；但又没有扁担，意思是要张作霖给扁担——即权柄——才行。张作霖很欣赏他的机智，就留下他来，安排他当个宪兵营长，官不大，但以礼相待。
虽然是从头干起，张宗昌感激不尽。他一身都是没受过教化的粗鲁，但对张作霖服服帖帖，一见他就恨不得磕头。
张宗昌重新崛起的机遇来了。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联合胡匪卢永贵，反叛了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军可迎战，便派已养了很久的张宗昌率宪兵营去。
张宗昌以一营迎战好几千人，本必败无疑，但天助老张，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听说是张宗昌带了兵来，纷纷投奔过来。仗还没打奇书网+Qisuu.Com，卢永贵的队伍就跨了，张宗昌把他们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得此意外胜利，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
张宗昌在东北站稳脚跟了，接下来又有好事。邻国沙俄的白匪军在苏俄红军的打击下，近万人败逃到中国东北，正好张宗昌懂些俄语，就收编了他们。不多久，张宗昌已有上万人马。
重新得志的张宗昌有些飘飘然，训练军队出现懈怠，种植大烟牟利倒起劲得很。在一次秋操演习中，其部在恶劣的气候中苦不堪言，演习中负伤多人。张宗昌很不高兴，在营房里边喝酒边骂骂咧咧：“他妈的，这是哪个鬼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好秋操校阅官、奉系要员郭松龄推门进来，听个真真切切，顿时大怒，拉下脸来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赶紧赔礼解释：“对不起，这是我的出口词，不是骂谁。”郭松龄一拍桌子，指着他的鼻子喝道：“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出口词！”
在场的人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草莽果然有草莽的处世之道，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身高一米八五的大汉的张宗昌居然满面堆笑，说：“郭二大爷，您操俺妈，那您就是俺的亲爸爸，没说的。”张宗昌比郭松龄要大好多岁，郭松龄啼笑皆非，再也生不出气了。
这样厚脸皮不要人格地搞定了郭松龄，但张作霖那里他糊弄不了。张作霖对他坐大以后就掉儿郎当十分不满，当面训斥他一年要花一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却把军队带成了一滩泥，警告他要再忙着种大烟不理军务，就别怪不客气。张宗昌汗流浃背，唯唯诺诺，从此部队局面有了改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斗以奉军大胜告终，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后一个统治全国的人物。张宗昌立下了头功，11月，他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1925年4月，张宗昌率大队人马进入家乡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山东王”张宗昌登台了，山东地方史上浩劫般的张宗昌时代来临。
粗略地说，陆荣廷的发迹之路是孤儿—乞丐小偷—士兵—游寇—接受招安为清军官—参加辛亥革命，他的关键一步是接受招安。张宗昌的发迹之路则是地痞—闯关东当土匪—闯海参崴—参加辛亥革命—投靠冯国璋—投靠张作霖，最后这三步对他来说都很关键。
人只有在得意的时候才会显出本性。陆荣廷和张宗昌身世相似，文化相当，在取得统治一省的大权以后，做为和表现竟有天壤之别。
陆荣廷执掌广西后，首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开始扫除封建积弊。他下令废除了“大人”、“老爷”等称呼，命官员互以官职相称；民间则推广“先生”、“君”等民国新称谓。他还下令禁毁刑具，并禁止缠足、蓄辫、赌博和吸食鸦片。广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陆荣廷还效仿孙中山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25日，他颁布广西省议会制订的《广西临时约法》。这一地方性大法分七章五十八条，三千多字，规定都督由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二届（六年），议会掌立法、监督，政务司掌行政，法院独立审判。应该说。这一约法在当时有很高的历史高度，虽然没能严格落实执行，但陆荣廷一直将之做为自己值得骄傲的一大政绩。
陆荣廷在发展广西经济上也不遗余力。1917到1918年间，广西年产大米四十五亿多斤，除供本省消耗外，年销行广东三到四亿斤。全省民间养蚕业年可收入百万元之多。林业也大有进展，各地林垦公司纷纷建立，广植八角、桐、桂、杉、松、桉、樟脑等树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在其统治期间建有二十三个林场。
在交通运输方面，陆荣廷于1914年动用工兵营，修筑了高等级的邕武公路，这是广西第一条通汽车的样板公路；接着又令其妻弟谭浩明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桂南重镇龙州修建了龙（州）水（口）公路和龙（州）凭（祥）简易公路、龙州铁桥、水口铁桥等交通设施，这些工程开广西修筑汽车路风气之先。
水路运输业也开始进入兴旺时期，西江、当江、郁江、柳江、桂江、左江、右江等江面均可通航小火轮和电轮，沿岸商业圩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商业流通网络，从而促使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百色、龙州等城镇的商业贸易中心日趋繁荣。
在陆荣廷主政广西期间，广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主要抓了两个方面：实际应用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端留学生教育。1912年，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甲种蚕业学校；1913年临桂创办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同年又在桂林创办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此外，还创办了桂林女子机织科传习所、桂林振坤女子实业学校、融县桑蚕学校等一系列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在提高广西国民素质上起了积极作用。
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方面，从1912年至1921年，除1915年之外，其他各年都举行留学考试。据不完全统计，陆荣廷主桂十年间，广西共派出留学生一百三十九人，其中留日一百一十七人，留美十八人，留法二人，留德一人，留比利时一人。以留学生的待遇而论，自费生最多，七十八人；公费生次之，五十一人；官费生为十人，所学科目，工科二十九人，政经二十六人，法律十五人，教育六人，医科三人，农科二人，商科二人，美术一人。广西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极大提高了广西的科学文化层次。
陆荣廷出身极其“卑贱”，成为一方诸侯后，并不作威作福以在心理上弥补早年的心酸抑郁。他是宽厚纯朴的壮族文化哺育起来的人，终身都是一个壮人的作风。他的父亲被乡邻群殴致死，而他在当上清朝军官及民国广西都督以后并无任何报复行为，被称为“义释杀父之仇”；陆荣廷即便雄霸一方，也没有娶一位名门大家闺秀的妻妾，他的妻妾都是底层平民女子，而且他和其他壮人一样，在婚前对妻妾没有“贞操”观念，妻妾带来的前夫所生的子女，他一律视同己出；他的生活也依然保持壮人“生活苛简”、“抟饭掬水以食”的传统，即使后来官至都督，也依然“不择精美，能甘粗粝”，且不饮酒，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中老年时官高位尊的陆荣廷仍以佐餐。而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其实也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与其他军阀的豪华公馆庄园无法相比。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枪法准，陆荣廷还有一绝活：炒牛下水。他炒的牛下水味道不逊色于大酒店的名厨；就在他当上“广西王”以后，在招待平民父老乡亲的一些活动中，他还亲自下厨，炒出令人垂涎的牛下水端到桌上。
当然，这些优点也伴随着缺点。陆荣廷以草莽起家，格外看重当年跟他一起落草的弟兄，委任文化不高、眼界有限的他们以各种要职。他用人的另一特点是看重乡情纽带，武鸣、桂平、龙州、马平（柳州）这些或是他的家乡、或是他浪迹过的地方、或是他曾为官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得到重用，以至广西民间以“不平则鸣”、“非龙即马”来形容他的“干部路线”。桂军里他大量安插心腹亲信，比如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等，还有他并无才干的儿子（并非亲生，其妻和前夫所生）陆裕光二十岁便被安排为师长。陆荣廷成事靠他们，败事也在他们。
陆荣廷在民国初年是全国有数的实力派，但他并无问鼎中原、统治全国之心，只求将广西经营为自己的铁打江山。便是如此，他仍然是当时一个全国性风云人物，而非仅仅是地方性人物。
辛亥革命期间，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以后，孙中山对陆荣廷寄予厚望，和他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出兵北伐，以帮助华中、华东地区与袁世凯的清军作战的民军。一连几次，陆荣廷都以各种借口推托，那时他急于要做的事，是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
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又动员陆荣廷倒袁，但陆荣廷观察形势，觉得这场斗争孙中山不会胜利，就倒向了袁世凯，镇压了柳州刘古香反袁起义，并杀害武昌首义功臣蒋翊武。
到袁世凯称帝，陆荣廷看到袁世凯民心已失，再和袁世凯走到一起就很不明智，遂起反袁之心。到1915年底，他确认袁世凯必败，就说：“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但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要当皇帝，我坚决反对他。”
他召回在北京供职的儿子陆裕勋。袁世凯知道他反心已动，就向陆裕勋下了毒手。陆裕勋行到武汉，莫名其妙暴毙。陆荣廷心里有数，但装做不知，照常接待袁世凯假惺惺派来吊唁的人。
1916年，五十七岁的陆荣廷到北京办事，已接受帝制的袁世凯设宴招待他，席间恭维他的枪法，宾客就起哄要他表演。陆荣廷站起来，表示自己年轻时练过枪，还射过河里的鱼儿，现在老了，姑且射鱼缸里的金鱼试试，就先打那条凤尾鱼吧。言毕一枪，袁世凯客厅的鱼缸爆裂，众人上前一看，子弹果然穿过凤尾鱼的身体。喝彩声中，袁世凯强按恼怒——因为这缸鱼是他的宠物！宴席散后，袁世凯连连骂道：“野性难驯，真是野性难驯！”
枪毙袁世凯的宠物，是陆荣廷向袁世凯表明的一个态度：他要反袁。陆荣廷十分精明地先向袁世凯表示忠诚，要饷要械；袁世凯一一满足后，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给袁世凯重大打击。
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盘踞西南地区的一大军阀。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段祺瑞企图武力统一中国，引起西南实力派的反感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欢迎正开展“护法运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南下以两广为根据地，这客观上也为孙中山提供了有利条件。
护法战争期间，陆荣廷派兵入湖南同北洋军作战，所部在湘、粤护法部队协同下，相继占领株洲、长沙、岳阳等地。桂系部队控制湖南后，陆拒不执行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指示，拥兵不前。他的心思，是把湖南建为广西和北洋势力之间的“缓冲带”，保住广西的统治权才是目的。
孙中山希望借陆荣廷的力量护法，而陆荣廷盘算的是借孙中山的护法抵制北洋政府对其“广西王”地位的削弱。这场运动自然只能是失败。看到各地军阀都只维护自己利益，孙中山伤心地说：“南与北为一丘之貉。”
虽然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风云际会中本应有更大做为的陆荣廷最终也只做了个在当地名声不差的“广西王”，但除拥兵自保外，治桂十年间，他毕竟没有更多劣迹。而那个后来的“山东王”张宗昌，虽只当了三年“山东王”，却把山东这个为中华民族赢得“礼仪之邦”美名的省份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
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三十多个军二十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向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
兵匪的抢劫必顺带强奸。这方面尤其荒淫无耻的就是那批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最倚重，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每次战斗，张宗昌安排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畏他们如瘟神。这批白俄兵动辄强奸幼女和老妇，某次，一老太婆竟被他们轮奸致死！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六七十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姣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强奸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明白别人都知道他好色无耻，张宗昌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像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小“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两千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老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纷纷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俩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
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三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八人，重伤十七人，七十五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三千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二十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现在有了权，他就要办一个大学供自己指挥以寻求快感。1928年，他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到校训话时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操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操他妈，还不答应他！”
学生闻听这话在惊诧之余可能还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齐鲁大地，有这样一位“山东王”，民怨沸腾，天人共怒。山东的市镇、农村、工厂和学校，处处可以听到对张宗昌的诅咒。人们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
民国历史的年轮在向前滚动，军阀割据称雄、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慢慢改观。在民国前期的那么多军阀里，能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寥若晨星，只有山西的阎锡山从1911年山西独立于清王朝时就执掌山西，直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长达三十八年，这是最“长寿”的一个地方军阀；接下来应属云南的龙云，从1927年取代唐继尧控制云南到1945年被蒋介石强免云南省主席职务、“升调”重庆和南京，他当了十八年的地方土皇帝；其他独霸一方时间在十年以上的军阀，除了前文提到的青海马步芳，还有在新疆的盛世才——这也是个魔鬼般的人物，他于1934年初到1944年底统治新疆，做了十年出头的“新疆王”。
陆荣廷执掌广西十年，政绩不俗，官声不坏，在广西省颇有根基，但他任两广巡阅使统治桂、粤两省期间，却不得广东人心。桂军在广东完全不比在“自家”的广西，他们在广东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广东地方势力长期又遭受桂系的压制，对陆荣廷驻粤十分抵触；而广西驻粤军政官员又腐化堕落、营私舞弊。广东省由下到上反陆情绪日益高涨。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随即下令讨伐陆荣廷。陈炯明于同年7月6日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在征桂联军的打击下，陆荣廷先逃回老巢南宁，再退至龙州，其称雄八桂大地的“广西王”时代至此已经终结；但他还想东山再起，然而“新桂系”已经具备登上历史舞台的力量了。1924年，其余部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击败。1924年8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离开了广西。
陆荣廷的“广西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这位“老帅”频频回望已不属于自己的广西，搬到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居住。
在远离故土的东部中国，垂垂老矣的民国风云人物陆荣廷多少次咀嚼着自己从孤儿、乞丐、小偷、游匪、清吏到“广西王”的传奇一生，故乡广西大地的秀山丽水和一言九鼎的昔日尊荣如过眼云烟，在凄迷回望中，全化作他感叹世事沧桑、时世弄人的一声深沉叹息。
1928年，陆荣廷听说他在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赶到南京交涉，蒋介石最终给回了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急火攻心了一阵，损害了老迈的身体。1928年11月，六十九岁的前“广西王”陆荣廷死于远离故乡广西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也许冥冥之中老天的确有眼，做恶不多、治省有绩的“南草莽”陆荣廷失势之后基本是安度了晚年，得到了善终；而这个属他晚辈的“北草莽”张宗昌在山东横行的岁月不过三年，被赶出山东后，最终死在政敌和仇家枪下。
1925年3月12日，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926年7月9日，他的继承人、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向北洋军阀发起了全面进攻。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南方打到北方、由南向北统一”的事例，北伐军先后击败北洋军阀两股劲旅吴佩孚、孙传芳，一路凯歌。
张宗昌岌岌可危。这个胸无点墨的粗野武夫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归因于孙中山停柩的北京碧云寺“地方太好”。1927年他到京开会期间，向当时的北洋政府一把手张作霖建议焚烧孙中山遗骨，“以绝后患”。张作霖深以为然。此后，奉军多次骚扰西山碧云寺，幸亏守护灵柩的卫兵冒着极大危险，将灵柩转藏于水泉山洞中，孙中山遗骨才幸免于难。
1927年春，张作霖趁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之机，命令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进剿冯玉祥，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受到张作霖急电大骂。这年10月，张宗昌与冯军再战于河南兰考。张宗昌部下用计诱降了冯玉祥手下旅长姜明玉，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
张宗昌获胜，得意忘形中，不顾众幕僚劝阻，下令枪杀郑金声。
这里要荡开一笔。1925年秋，为扩大势力范围，孙传芳领兵北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奉军务督办张宗昌之命截击。施从滨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
也许是因为施从滨是“文都”安徽桐城人的原因，他被捕时还对孙传芳的士兵说：“弟兄们辛苦了。”被押到孙传芳面前，白发苍苍的陆军中将施从滨向孙传芳举手敬军礼。躺在烟榻上的孙传芳却一动不动，坦然受之，然后立即下令将施从滨斩首于安徽蚌埠车站外的野地。
施从滨有个女儿，当时二十岁，她就是后来著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孙传芳得意洋洋杀害施从滨之时哪能想到，1933年11月13日，他下野之后、日日念佛度日之时，被蓄志为父复仇的施剑翘跟踪枪杀于佛堂。
历史喜欢演出同一出戏。张宗昌杀害郑金声，象孙传芳杀害他的部下施从滨一样，也为自己播下了毙命的种子。
到1928年，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已收拢的军阀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又实现了联合，进行“二期北伐”。这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四军合力首先解决山东的张宗昌。
在四大军事集团的猛烈打击下，奉军节节溃退。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围困济南。张宗昌在日军护送下逃出，“山东王”飞扬跋扈的时光到此结束。
他的主子张作霖也感到京津必定不保，就乘火车退回老巢东北以图来日；6月4日，车行到皇姑屯，张作霖被日军预先设下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张宗昌披麻戴孝，嚎哭不已，然后向张学良请求带残部五万人出关，而刚刚接手东北的张学良不许他出关，提出对他的部队要么收编要么遣散，可以聘任他为月薪三万的军事顾问。当了三年威福万分的“山东王”的张宗昌哪里在乎这些钱，就予以拒绝。于是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说张宗昌部任由处置。
9月，白崇禧率北伐军抵达胶东，包围了张宗昌残部，大势已去的张宗昌又像当年从江西逃出一样，化装成一个车夫，逃往滦州口，再从滦州口乘小渔船跑到大连。看到东山再起无望，1930年，他流亡日本。
1932年，天天怀念昔日“山东王”威风的张宗昌回国。那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国的屠夫张宗昌以“爱国”自命，他不断接见记者，张口必谈抗日。因为主政山东三年的暴虐天下尽知，他就此说：“本人过去想好而未做好，甚感惭愧。”致歉之余的意思是，他还希望有机会在山东“做好”。
张宗昌回国后的招摇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这个人就是山东新的土皇帝韩复榘。韩复榘觉得此人企图在山东卷土重来，对自己是莫大威胁。
草包就是草包，一次席间，喝高了的张宗昌对韩复榘吹道：“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笑容不改，心里倒抽一口凉气，除掉张宗昌之决心已下。
志愿担当此任务的就是1927年被张宗昌杀害的郑金声之子（本为侄儿，过继给郑金声）郑继成。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收到其母祝氏重病的电报（由张学良指使其姨太太发出），十分着急，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此时，郑继成和配合他的陈凤山已在车站埋伏。
韩复榘为了万无一失，大摆宴席为他送行，对他举酒狂灌，席间众人共饮白兰地二十瓶、啤酒二十瓶。张宗昌居然神色不变，临上火车还在对送行的人及记者高谈阔论，他的最后一席话是：“余对于过去的事，自己认错。”以及“东北事变后，日本人约本人出头，并予多少便利，本人不但不干，而且毅然返回……”云云。
张宗昌与送行者握手道别、要登上火车之时，混在人群中的陈凤山一声呐喊，跳上前举枪就打。也许是杀父之仇要让郑继成亲手来报，陈凤山子弹卡壳。张宗昌大吃一惊，拔腿狂奔。郑继成接着连连开枪，击中张宗昌左脊背，子弹从前胸透出。调整过来的陈凤山再度射击，两枪都中张宗昌头部。恶贯满盈的张宗昌污血四溅，一阵抽搐后再也动弹不得。
在乱成一团的人群中，郑继成站在站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争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亲报仇！”众人闻言唏嘘、感佩不已，报以热烈掌声；一个青年学生走过来激动地说：“郑先生，您真是大英雄，大豪杰！”
到这里，陆荣廷和张宗昌的一生都已尘埃落定。
同为称雄一时的地方土皇帝，两人走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口碑。陆荣廷灵柩运回南宁之时，城乡居民沿途设桌迎祭，有人边哭边说：“老帅呀，你以前回乡，总要炒牛下水请我们吃，如今是再也吃不到了！”
而张宗昌毙命之后，全车站的人拍手称快。张宗昌的秘书长叫人拿着五十元钱对众人说：“谁愿意抬走张督办，可得五十元！”回答他的是：“五百也不抬，五千也不抬！”张的老部下又以乞求的口气说：“难道你们也不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吗？”众人愤怒更甚，指着张宗昌的尸体说：“什么他娘的老乡！他是杀人的魔王，欺压老乡的民贼！”
第二天，张尸装殓，停灵安徽乡祠，这下激起安徽人的极大愤怒。安徽团体及个人纷纷来电抗议，一电写道：“……张宗昌之生平及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
陆荣廷离世至今已七十九年，张宗昌毙命也已七十三年，这地方历史上独特的一页早已揭过。不要说陆荣廷和张宗昌这样的乱世草莽，就是再大的英雄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会显出个苍白旧影，倒是记载历史和个人心迹素养的纸墨，一代代流传，活得比人更久，这是文人的骄傲和安慰。有趣的是，陆荣廷和张宗昌这两位文化根基极为薄弱的草莽人物，也有笔墨流传至今。
这回先讲张宗昌。张宗昌统治山东之后，觉得自己身为山东这个出圣人地方的“父母官”，哪能没点文化？于是他拜清末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为师，学习写诗，不久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这个不用细述，因为那早已做为大笑话流传了几十年，著名的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不著名的有“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等等。
也不需要太觉得这些“作品”真是羞辱了他的状元老师。王寿彭之所以得状元，是因为他的名字：寿彭，就是寿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那年主考官为了暮年的慈禧太后高兴，就把这个吉利的名字排到了第一。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只上过一年学的壮族孤儿陆荣廷后来也拜师学文化、写诗。他请的是广西名宿蔡化文。在蔡化文的精心指导下，到光绪末年，陆荣廷就已经能流畅朗读古文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更不在话下。陆荣廷还请一位姓陈的书法家教他写字，陈老师要求他不管多忙，每日必须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三十个。至今在武鸣、南宁、龙州等地名胜上，还留有他并不丢脸的手迹。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七律：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望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四里的啸狮山五十一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二米高、八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五十二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广西王”陆荣廷的千军万马和神奇枪法，却对付不了死后在他坟上肆无忌惮的小小蟊贼。
最后回到张宗昌。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至于什么“慷慨大方、不吝金钱”之类，不过是劫掠黎民脂膏后收买人心给他卖命。但他的确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十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地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督办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混蛋，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
信是这样的：“儿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孝子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想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可见，今天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北大红楼北边的林德居饭庄“密谋”到深夜。一个月后，这场究竟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的“论战”在《新青年》上轰轰烈烈打响。
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化名和捍卫旧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对白话文观点的文言文章，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语言酸腐冲天，连标点符号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刘半农的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站在新文化立场，对此文逐段批驳，对文化守旧派大肆嘲讽。
这一策略经过了周密的策划，除了两文都把观点推向极端、形成激烈交锋外，还用了一个比较“损”的招数：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我们知道，白话文的确在短时间内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纾当时肯定失败得够狼狈。这也正是后世所熟知的林纾形象：不识时务，因循守旧，螳臂当车。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对守旧派代表林纾及其失败的这种描述在大学教材里代代相传，成了他摆脱不掉的“脸谱”。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了解这个人物，心平气和地回顾林纾与新派的论战，洗去激进的五四时代涂抹在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东莲塘一户贫寒人家，五岁那年，租船运盐的父亲遇到盐船触礁沉没的惨祸，林家倾家荡产赔偿损失，然后父亲抛妻别子，渡海到台湾打拼。
幼年的林纾由外祖母启蒙，他天资聪颖，一走到书塾窗外就舍不得挪动脚步，然而家里没有钱给他上学。林纾爱书，买不起，就借；借来，就抄；还到垃圾堆捡破书，捡来粘好补齐。偶尔，有人送他一两本旧书，他如获至宝，把书读了又读，然后小心珍藏。
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十六岁时，林纾也到了台湾，和父亲一起经商。他做生意业绩平平，在台湾三年并未赚下什么钱，随即返乡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资让他继续读书。三十一岁时，林纾才中举。
林纾和夫人刘琼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后的几年里，长子、妻子、次子、女儿相继辞世，命运对他极其残忍。
痛失亲人的林纾幸好还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难之时予以劝慰、帮助，他对朋友的回报也是赤胆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后，五十多岁的林纾得知早年朋友丁凤翔生计无着，靠给人写状纸糊口，就寄信问候，并寄去二十大洋。钱寄到丁家时，丁凤翔正患重病，无钱求医，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钱。林纾闻讯马上又寄去一支人参。此后每年总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钱，一直持续了十三年。
丁凤翔七十三岁那年自沉江中，林纾挥泪写下祭文，尔后尽心尽责抚育他的幼孙。
林琴南还有一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王灼三。清贫的王灼三病逝时，林纾替他办了后事，又拿出四百元给他的妻子，并将其子王元龙领回家中抚养，学业方面给予悉心指教。
林纾先后为亲友抚育孤儿七八人。
在思想上，读古书、写文言的林纾也跟后世所草草描画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纾属于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另外，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使国人了解了外国的文化与人生，增强了变革的愿望，从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先驱。
他更是一个爱国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吝啬的历史为一个文人留不下那么多篇幅，林纾的这些良好行迹和可贵品德都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后人记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译家，以及“反对白话文”。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需要讨伐的靶子，几员闯将就缠住了林纾。在攻击林纾的人的心里，未必敢对他有多少小视，只是需要借助他的名气“炒作”；而林纾却当了真，为这帮新锐如此偏激无理而震怒不已，连连出手批驳。
他首先发表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当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一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学和提倡白话两件事。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会定型，这并不是什么羞耻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随时局变化而变，很可能不是“开放”，而是本身就毫无思想，或是市侩投机。对他维护“纲常”，这应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状。而他对孔孟纲常的维护，也是有理有据，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这番辩驳，不算“苍白无力”，更不“声嘶力竭”。
白话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进化论。在对抗中，林纾从未使用“蛮夷邪说”等守旧语言；相反，他也从西方史实和文化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他说：“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这个意思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还是白话”问题上，我们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传统的文言是今日白话的基础，要想把白话写好，必须有相当的文言素养。这种观点，其实是今天的文学常识，即要从古典汲取营养。
然而那是个激进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动源远流长、经典充栋的古文，就必须矫枉过正——把文言说得一文不值，把白话夸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认真地发表这些观点之后，却没有人和他做学理探讨。
林纾被彻底激怒，行动也升级。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个腿比墙壁还高的伟丈夫荆生斥责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然后，“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逐个被大肆辱弄一遍，“伟丈夫”荆生轻轻几下就把这三人收拾得屁滚尿流。
平心而论，这是一篇根本不达到林纾实际水平的即兴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诅咒，反而让自己落在了下风。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林纾和新文化阵营作战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之意)，梦见一个大胡子的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看见门头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例说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也从未在洋书中看见有哪个外国人反对仁义礼智信，就会让以西方文化为资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辩驳；像如今这样恶毒咒骂，反而苍白无力，只让自己出了洋相。
这两篇小说是林纾通过当时的北大学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张厚载在上海发表的。因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发表后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愤。张厚载距毕业只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北大这个举动不够大气，文化论争不应有现实中的借权力报复；何况林纾被拖入论战，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为。林纾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也不应将为其送稿发表的一个学生处理得这么重。可见，代表了时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阵营，在现实中同样轻车熟路地走了传统权势争斗途径。
林纾大大连累了学生，十分愧疚；又觉得辱骂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静下来后，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岁的文化名宿在报上公开致歉，这也反映了林纾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不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白话文获得了正宗地位。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理论展示了白话文学的前景，鲁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林纾被称为“小丑”，已令我们感到不忍。他学问精深，思想不算很守旧，私人品德也极好（这不也是旧文化培养的吗？），他成了“守旧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阵营谋略成功的结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纾其实并不反对白话文！
他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纾诗集《闽中新乐府》出版，书中收有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林纾没有意识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种策略：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激进派的观点和态度，推动了白话文兴起的时代大潮，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对传统文学的评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何尝又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跟《荆生》、《妖梦》有什么区别？林纾为自己骂人道歉，可新文化阵营里有谁为骂人“妖孽”、“谬种”道歉过？
悲剧人物林纾，以他一生的才学和品行，实在不该要么是不懂外文却成了大翻译家的“传奇”，要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全面胜利的新文化阵营在那个激进时代逐渐过去后，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开始理性的反思，对传统阵营立场、观念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也开始了认真的研究。而对林纾这个具体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后，他当年的敌人们一一表露了在心里对他的尊敬。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Qisuu.Com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欧美考察，临行对学生说，他此次一定要请欧美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或讲学。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国后，蔡元培携夏浮筠和林宰平专程面见爱因斯坦，表达邀请诚意。爱因斯坦回答说非常愿意访华，但他目前要去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回来途中又要到英国和荷兰作短期讲学，而且他当时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不便长期离开德国，赴北大讲学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 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