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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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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颗巨星陨落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中国几百年来最优秀也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病逝，是那时最重大的文化事件。10月19日开始，各大报纸的报道以最庄重的语言、最热烈的评价痛悼中国这位一代文豪和旷古巨哲。
“因肺病转心脏麻痹症，文坛巨子鲁迅逝世”（上海《民报》）；“文坛殒此巨人，四海同深哀悼。鲁迅氏不幸于昨晨溘逝。”（上海《辛报》）；“一代文豪归宿，鲁迅下午大殓。今晨瞻仰者仍极拥挤，定明日安葬万国公墓。”（上海《大沪晚报》）；“一代文豪，从此永别。鲁迅遗体昨大殓，今日葬万国公墓，定下午二时出殡，蔡元培等将执绋”（上海《立报》）；“胶州路畔空气肃穆。万人凭吊鲁迅。”（上海《大沪晚报》）；“文星殒落 各界凭吊殡仪馆内瞻仰鲁迅，‘中国高尔基’棺前夜。”（上海《社会晚报》）；“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鲁迅遗榇昨已安葬青年群众自动执绋者六七千人中外各领袖亲致悼词盛况空前”（上海《广东报》）；“巨星落大地！鲁迅出殡，蔡孑民宋庆龄执绋，哀歌声震动了苍空”（上海《大晚报》）；“苏联失掉了高尔基，损失不若中国死去鲁迅大。北平文艺界将发起追悼会……”（北平《北平新报》）
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马相伯、内山完造（日）、沈钧儒、A.史沫特莱(美)、萧三、曹靖华等九人组成；鲁迅遗体移到万国公墓下葬时，抬棺者为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吴朗西、周文、黄源、曹白、黎烈文。
鲁迅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传到北平，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位五十八岁的初老妇人双目含泪，南望上海，再看看她正照料着的一位八旬老太，叹息一声，止住南下参加鲁迅葬礼的愿望，将一间书房布置成灵堂，摆上鲁迅生前爱吃的几样小菜，为鲁迅守灵。
这位毫不起眼的妇人名叫朱安，她是鲁迅的原配妻子。她正照料着的老人，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她布置的那间灵堂，正是鲁迅离开北平（当时还叫北京）前的书房。
而此时，在上海接受各界慰问的鲁迅遗孀，是许广平。
在上海鲁迅的葬礼上，在文化界几乎和鲁迅一度齐名的大弟周作人却没有出现，他只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礼堂里参加了追悼会——这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鲁迅死时，离周作人当汉奸还有三年。
鲁迅与许广平的故事，了解现代文学的人耳熟能详；但这位原配朱安，却长期被有意湮没在岁月的尘沙里，不为人所知，直到十几年前，才在改革开放的整体社会氛围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朱安嫁给鲁迅，那时鲁迅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还是一个体面人家，鲁迅又是个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她对这门婚事，没有任何不满；而按她的天生性格，本也很少有不满、怨怒的时候。
比她小三岁的鲁迅是绍兴城里的望族子弟。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先在江西当知县，后升调京城任内阁中书，他家的门头上，醒目地挂着“钦点”、“翰林”的牌匾。他的家产，还有水田四五十亩，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官僚加地主”家庭。
但是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一时昏头，为亲友向负责科举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行贿事发，畏惧这一大罪的祖父先四处避难，后绝望自首，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接着，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后于次年散手人寰，留下寡妻和四个儿子。
短短三年时间，鲁迅的家庭从显赫跌入了困顿，身为长子长孙的他在这剧变中尝尽了世态炎凉。及至成年，十八岁的鲁迅去参加科举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里名列第一百三十六；在他准备参加绍兴府的复试时，一个小弟弟病亡，使他心情大坏，没去应考。他本就对科举没有热情，此后再未参加过考试。
不考科举，鲁迅去上了在当时人观念里尽是“邪说”、不算“正路”的新式学堂。他先去了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这个半军校的学堂里呆了半年，见识了把“钊”字读为“钧”的教员，后来在因讥笑说地球的“东半球公转、西半球自转”的教员而在两天内被连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之后，鲁迅转学到矿路学堂。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现代科学，成绩也多半是第一名。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学医学，再返回东京学德语、读杂书。他在日本呆了七年多。这一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更开阔了眼界，深化了思想，同时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结识了房东之女羽太信子，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久远、巨大的影响。
负笈日本时，鲁迅已经二十一岁，在三年前，他的母亲鲁瑞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就是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鲁瑞对她的温和、驯顺和勤劳赞不绝口。
鲁迅对包办婚姻这样的做法十分厌恶，但他对家道中落后承受无数风吹雨打的母亲却非常孝敬。鲁迅一生大约用过一百五十八个笔名，最常用的是“鲁迅”，原因就是母亲姓鲁。他接受了订婚。
订婚后，鲁迅连去见未来妻子的兴趣都没有，尽量拖延完婚。1902年和1903年，鲁迅两次从日本回家，母亲和朱家屡屡催促成婚，都没办成婚礼，鲁迅只叫朱家先让朱安放脚，并进学堂读书。到1906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了，鲁瑞觉得再拖下去无法对朱家交代，就使出了强硬手段。
鲁瑞给在日本的鲁迅连连去信，催他回家完婚，有时一天两封。对这门婚事极其抵触的鲁迅苦不堪言，说，“我因为生气和烦躁被搞得神经衰弱”；鲁瑞最后托人再写来一信，说“母病重速归”！
无可奈何的鲁迅从日本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鲁瑞哪有一点病容？鲁迅在被母亲安排单独长谈后，立即被人换上礼服，安上一条假辫子，准备迎娶他的新娘朱安。
花轿来了，轿帘掀开，先伸下一只脚，这只脚倒不算太小，不象始终被裹着的。新娘下轿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鞋子掉了，一只标准的三寸金莲露在众人前，掉在一边的那只鞋子里原来充塞了棉花。
为鲁迅始终拖延不肯娶自己而忐忑不安多年的朱安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就在上轿前特意做了这样一番掩饰。刚下轿就败露，新娘朱安的表情极其狼狈。
订婚已七年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人：身材瘦小，面色灰黄，尖下颌，凸前额，与美丽、青春无关。
呆若木鸡的鲁迅在司仪的安排下机械地和朱安拜着天地。鞭炮齐鸣的热闹婚礼，掩盖着一代思想文化巨匠和一个平凡女子之间就要发生的巨大悲剧。
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只敢小心轻声地说两个字：“睡吧。” 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
第二天鲁迅连新房都没进，在母亲屋里看了半夜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屋里。
第三天，鲁迅还是睡在母亲房间。
恐慌和羞耻，惊疑和痛苦，新婚的朱安在空空的新房里手足无措，天天流泪。
没有蜜月，完了婚的鲁迅迅速回了日本；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这次他在家的时间，一般认为只有四天，最长也不过半个多月。
谈及婚事，鲁迅对友人周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深受现代新思潮浸染的鲁迅，时刻思索着中国人应有的“新的人生”，面对自身命运的这一反讽式安排，内心的痛苦并不在被他冷淡的朱安之下。
对母亲给的这份“礼物”，鲁迅并没有“好好地供养它”。1909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次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转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在绍兴工作，离家很近，他却只偶尔在周末回去看看母亲，其余时间就只身留在学校，要么批改学生作业，要么通宵读书和整理古籍。
他是尽量不与朱安接触，他认为这不该是他的妻子。内心苦闷中，三十来岁的鲁迅无心修理边幅，看上去几乎象个老人。
孝顺的鲁迅没有明言埋怨母亲，只曲折地流露心迹。他有一句关于母爱的名言：“母爱就像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又不舒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就是母亲为他包办了一桩完全不符合他心意的婚姻、为他造成了终身痛苦吗？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由孙中山换了袁世凯，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到北京开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鲁迅独居；朱安则在绍兴家乡，尽心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双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凉。
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花费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时代是公务员工资最高的时代之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同志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间。
三进院落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使鲁迅在绍兴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全家团聚，而且鲁迅在那时正逐渐声望鹊起，但他却没有好心情：因为朱安也来了。
以前鲁迅和朱安避开，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倒也给了彼此安静。如今到了一个屋檐下，矛盾再也无法避免。
朱安婚后十三年，不但没有和鲁迅过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几乎没得到鲁迅一个笑脸。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鲁瑞，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这桩可怜的婚姻，她觉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到1919年，鲁迅终于让她搬来北京，她的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当京官”的丈夫团聚，这让她在娘家和当地也恢复了脸面。
然而漫长的十三年一点也没有改变鲁迅对她的冷漠态度。鲁迅无比悲凉地知道，这个因母亲的原因而凭空插进自己生活的女人，毁掉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终身幸福；尽管自己全副的现代思想主张，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看见朱安，就像看见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湾的日子，对朱安不啻是恶梦。朱安擅长烹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绍兴菜，但她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只因母亲在一桌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经意穿上，不料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甚至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也找茬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还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温和驯良，这么多年也已习惯鲁迅对她的态度。在鲁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着鲁迅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来往、交谈，也的确感到这个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她除了感叹自己的命不好，对鲁迅并没有怨恨，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
但她堂堂正正嫁给了鲁迅，是正宗的鲁迅夫人，她任劳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实心把自己当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会在外人面前摆出家庭主妇的身份，比如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她就会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然后在学生们“师母”的呼唤中得到满心甜蜜，尽管她知道鲁迅非常厌烦她的出现。
朱安最大的梦想，就是丈夫鲁迅能接受她，和鲁迅成为正常的夫妇。她想接近鲁迅，可又不知该怎样接近。鲁迅心情好时，也和她闲聊。有次鲁迅说到某种食品，说十分好吃；受宠若惊的朱安赶紧接口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鲁迅的脸立即沉下来：因为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国没有。她的凑趣，反而更添鲁迅的恶感。
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奇*书网-整理提供)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
鲁迅逝世，朱安也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她的美好年华，因为不可选择地嫁给了鲁迅，就这么在压抑、卑微、忍让、孤寂和劳苦中如水流逝。
1943年4月，她伺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逝世；虽然鲁迅对她冷淡、嫌恶，但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这也是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现在，朱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最后四年的朱安，生活十分清苦。她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婆婆死后，周作人把原先赡养母亲的每月十五元转给她，但她知道周氏兄弟已经失和，坚决不用周作人的钱。许广平时常汇款接济她，但当时物价飞涨，许广平后来又入狱，所得也很有限。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
1944年，年老多病的朱安已欠债数千元，万般无奈，她登报出卖鲁迅藏书，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发布后，许广平托人和她面谈，希望她好好保存鲁迅遗物。朱安说：“我不也是大先生的遗物吗？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来人无语，只说许广平遇到困难，回去一定寄钱来。朱安立即改变了变卖鲁迅藏书的主意，并明确表示要把鲁迅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
对自己一生在鲁迅那里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说起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
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后要穿的衣服清单。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着泪对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还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许广平操办了朱安的丧事。她去世三日后安葬，此间天天念经；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
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
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奇--書∧網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此后，他们还曾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7月3日，离反目只有半个月的周作人与鲁迅还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
该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哪能想到，这个东洋媳妇却成为他们家的一个灾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
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永远的精神家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一词，是由“universe”（宇宙）一词派生而来。
哪所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有所争议，一种流传较广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宁宗皇帝赵扩出生的这一年，牛津大学创办；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的这一年，剑桥大学创办，1638年，也就是清顺治皇帝出生的这一年，哈佛大学创办。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应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时间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学，跟其更无前后相继关系。
中国出现大学，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晚清。
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说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但行家似乎更倾向于认为，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大学；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三所大学的建立时间都在北大之前。
进入民国，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高涨和具备，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民国前十七年的大学里，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威的北京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也开始名声鹊起。
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八种，拥有不少于三个学院方可称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四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七十八所，教师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学生及研究生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接下来的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众多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辗转搬迁，维持教学：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抗战胜利后，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三年后、民国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二百一十所，其中国立大学三十一所，私立大学二十五所；国立独立学院二十三所，省立独立学院二十四所；私立独立学院三十二所，国立专科学校二十所；省立专科学校三十二所，私立专科学校二十三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千七百人；在校生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其中研究生四百二十四人，本科生十三万零七百一十五人，专科生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人。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朗朗传播。
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个个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打开西南联合大学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且把只在学术界享有大名者不表，只说今天社会大众也对其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就有：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宓，吴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熊十力，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周培源，陈省身……
西南联大的校本部只有一百二十多亩，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在那里触目皆是。除了西南联大，还有哪所学校具备如此精良的师资？
再看这样一些名字及受业学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作家汪曾琪，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0、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十七名考取公费者，西南联大毕业生占十一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轻的三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这三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四席。
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五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四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
联大师生中，后来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
这所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八年；短短八年，向中国的天幕挥洒了如此灿烂的星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疯狂进犯，大片国土沦丧。在战火中呻吟的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落入敌手的高校，也只能成为侵略者的教化工具。而且侵略者极恨民族意识最强、宣传抗战御侮最突出的大学，比如南开大学，就被炸得只剩一座楼。
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宁静的大学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数大学采取了后迁的对策，迁入后方的大学计有七十多所。后迁师生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和图书、仪器等办学设备一起，向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侵略者铁蹄踏不进的西部省区转移。
国民政府表达了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决心，蒋介石将教育政策概括为：“战时要当平时看。”
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地区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老牌的国立大学北大，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洋气的清华，私立大学的典范南开，这三所各具特色的优秀大学在战火中融到了一起，西南联合大学马上要横空出世。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成为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校庆日。迁到长沙的三校教师一百四十八人，学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937年底，民国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遭遇空袭，国难的硝烟中，临时大学又开始向西南大后方寻找新的办学地。
三大名校合并迁来，让湖南喜出望外；如今临时大学要迁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极力挽留，他说长沙绝对安全，即使不安全，也可在湖南另寻校址，湖南省必定尽力支持。而广西得知三校要迁往西南，立即积极联系，希望把学校迁到广西，设于南宁与桂林均可，广西地方同样大力支持。
1938年1月，最后议定的地点是云南昆明，这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告别了湖南，谢绝了广西，2月中旬，搬校开始。除去参军、辍学回乡和投奔延安的学生，志愿入滇学生共八百七十五人，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另一路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学生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三省，六十八天后抵达昆明。
1838年4月2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
刚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租用本地中专学校教室上课，各学院散布于市内各地，乃至云南南部的蒙自。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这里有学生宿舍三十六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五十六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二栋，图书馆?一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云南省对西南联大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次次协助解决校舍问题；省主席龙云将他在威远街的公馆腾出一部分给联大作总办公处，他还专门拨出一辆福特轿车供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使用。
永载中国教育史册的一代名校西南联合大学，在南疆开始了它的辉煌历程。
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北大是自由、民主，清华是严谨、认真，南开是开拓、活泼，合并为西南联大后，互相取长补短，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常委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另设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设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校务会议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由教授会选举产生。
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在重庆，西南联大校政其实由梅贻琦主持。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的教育家，执掌西南联大时说：“吾从众，无为而治。”“众”指的其实是教授，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今天人们呼唤不已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z二?@?z十?@?z六个系，教师三百五十多人，在校生人数在三千左右波动。她的机关却只有三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今天高校里的人事处、财务处、基建处、科研处、保卫处、外事办、老干处等等，一律没有；三常委实则梅贻琦一人负责，没有“分管领导”、“领导班子”；各学院和系均只设院长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个以上学分、相当于四十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八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四十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联大物理系教授的吴大猷这样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一批批学子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西南联大求学。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老师之外，学校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是图书馆，可联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图书馆只能容纳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连站着读书都不可能。
在此条件下，许多学生拿着书本跑到校园附近街道上的茶馆里，花上一毛钱叫一壶茶，就在茶馆里读书、讨论一整天。很多联大学子的回忆里都深情地提到青云街上的茶馆。
联大并不提倡勤工俭学，但清贫的学生们都在寻找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大批的学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学兼课，或者为商店、机关当文书，甚至擦鞋、卖报。昆明的几十所公私中学本来师资不足，此时正好大用价廉物美的联大学生，有些联大学生索性合伙办起了学校。
杨振宁也是兼课大军的一员，他兼课的学校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叫杜致礼，是国民党重要将领杜聿明的女儿。这位杜致礼同学后来就成了杨振宁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联大中期开始也走向贫困。本来，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极好，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达四百多元，而当时一个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几块钱。在青岛大学一次学潮中，闻一多认为学生无理，主张严厉处分，激起学生的围攻；学生贴出丑化他的漫画不说，还编了歌谣挖苦他讲课时习惯发出的“呵，呵”声，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说事：“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节课五十分钟，经得起你呵几呵？”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开始下降。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就是事实上的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为节约费用，年过半百的他外出尽量不用车，经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闻一多为得到一套宽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学兼课；由于他精于篆刻，还开出价码为人治印，深夜的油灯下，他往往还在为人刻印。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一齐宣布国难之时，生活尚可，对此补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往往正上着课，凄厉的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师生就互相照应着立即向联大后门的山上跑去，等到警报解除，再回教室继续上课；如果警报时间长，一些老师索性就在山间安排学生席地而坐，讲完课程。在这频繁的跑警报中，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搞丢了他呕心沥血写就的《知识论》手稿，只得从头把这部六七十万字的巨著再写一遍。
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给炸得千疮百孔。遭受严重的轰炸威胁一度使再次迁校提上日程，但因劳动太大而未实施。
在猛烈轰炸中，联大把师生住所疏散到郊区，这给教学和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处被安排在离城四十里外，为了进城按时上课，他竟自己养了一匹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伤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十人，伤十人。这个很小的比例，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西南联大，如此悲壮。
西南联合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在于她的独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师云集和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其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三十六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抗战胜利结束，可内战的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西南联大学生又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次日，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以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
12月1日，大批特务和士兵围攻西南联大，毒打联大师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以及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激起昆明民众更大义愤，学校罢课坚持继续进行，学生还组织了?一粋s百惗喔鲂釉诔窍缪萁病?12月2日起，社会各界公祭四烈士，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十五万人，近七百个团体。最后，为平息学生和民众怒火，国民党当局只好将杀害学生的凶手公审后枪决，并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免职。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
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西南联大正式撤销只有十六天。
为躲避战火而由北向南迁移千里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抗战胜利之后，回迁原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距1938年5月4日开学，联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办学，共约八千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教育，联大历届毕业生一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
这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结束校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悲壮激越的校歌再次唱起，满眼热泪的联大师生深情凝视校园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告别自己永生的精神家园。
为了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最不平凡的一页，留住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三校筹备回迁之时，联大人倾心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一千一百七十八字的碑文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号称“现代三绝”。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树起。
为报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西南联大回迁时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单独办起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云南师大本部校园东北角，云南师大本部大门边墙上有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两行金色大字；旧址上今留存有教室两间，纪念碑一座，另有闻一多衣冠冢和“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墓。
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
历史千头万绪，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答案可以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代代人出生又死去的过程。
人总会死，在火葬远未被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逝者的遗体总得埋葬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类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穴，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葬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帝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陪伴尊贵的死者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产生——盗墓。
盗墓是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则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由国家组织认可、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二千七百七十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约三千六百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对此“殚精竭虑”。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三座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至墓底，然后再向上挖，这样就从墓室底部进入了墓室内，这一过程长的会持续一两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然后在屋内动工。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在20世纪初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种呈半圆筒形的铲子长二十至四十厘米，直径五至二十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二十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这种铲子至今也只能手工制造。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价值连城的陪葬宝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遭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对盗墓者予以狠狠杀伤。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七十二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七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一路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辨认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族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的事，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生前尊贵和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的黑手而踌躇不安。
不过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可动用一国之力精心设计、建造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问题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四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陵园；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像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为雍正所辟。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二百六十八年。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
但是，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像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底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扩展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七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东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
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Ｍ跎芤逶缒甑惫弈构そ常佣昶鸺尤敕税铮罄闯晌砀Ｌ锏那仔挪文薄?br>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孙殿英本是有来历的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 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
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拖欠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
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
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藏情况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
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十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
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八十一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六十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几层皮！”这招抓住了姜石匠最脆弱处，还没等士兵出门，他就一声哀嚎，竹筒倒豆子般吐露出了秘密。
在姜石匠的引导和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www奇Qisuu书com网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罢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里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尸体不断倒下，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藏在内衣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奸尸！
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生前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
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一百二十九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头骨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没有宝物，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以军事演习为名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
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三十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三十多个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一百五十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二百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
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奇+書网-QＩＳuu.cＯm］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八点四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二点二万两；翡翠荷叶估值八十五万两；陀罗经被铺珠八百二十颗，估值十六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一百二十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八两，玉佛每尊重六两，翡翠佛每尊重六两，红宝石佛每尊重三两五钱，各二十七尊，共一百零八尊，约值六十二万两；翡翠西瓜二枚，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六十万两；玉藕约值一百万两；红珊瑚树约值五十三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四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一千万两，总价约一千零五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五百粒，小珠约六千粒，估值二十二点八万两。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一百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本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
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正在交易的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两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大案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室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罪魁、赔修陵寝，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七十余人乘车赶赴东陵。
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厚厚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头骨五个，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重新安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为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阎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再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
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明争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一百零八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两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很强，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一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打仗，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头目，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就投日叛国了。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坟被刨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犯下盗掘东陵、劫掠横财之罪行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可以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就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室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二十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寸步不离。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
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复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
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以盗墓出名的军阀，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天义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八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三岁登基，三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十二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十二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当然不过是日本人手里一傀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不料后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东陵护理真空一出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缝隙机遇，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奇Qisuu.Com书]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十五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二百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一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
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今年的七八月份，我在昆明度过了平生最舒适的一个夏天。这座南疆春城没有剧烈的四季更替，常给人以时光停滞之感，但我的胸中奔流着历史的长河——我在一篇篇写下系列历史散文《民国多少事》。
就像烟波中的远景在回望中总是美的，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没有人喜欢动荡混乱，但人对平淡的常态生活却又总有一份不满足，因此乱世风云总有一股无言的魅力。从这种普遍的心理出发，我开始走进民国这个比三国更精彩的时代；所收获的，远不止“比假小说更精彩的真历史”。当一个个非常熟悉的姓名、脸谱、符号、概念化为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形象和场景，既有观念不时被颠覆，连受震撼之下，我才知道我们多数时候远远没有真正了解民族的往事，歪曲、偏见、误解和简单化的认识遮蔽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民国这样的复杂时代，它的光亮不该全消失在漆黑的历史夜空。
起念把读民国史所得写成这样一本书，源于我在安庆师院读书时的同学周宇的建议。他看过我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后，十分激动，几番“怂恿”我就民国往事写一个系列，直说到我心动。
开始写作之后，我边写边把部分初稿发布在网络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鼓励，许多网友日夜追看，频频催促，写下了大量滚烫的留言评论，并将其转帖到网络各大论坛，以至于今年9月下旬网上即出现了多处需要付费下载却远不完整成熟的盗版电子书《民国多少事》。我本不算勤勉，没有大家的激赞和鞭策，可能难以一口气写完。对网友们我深怀感激。
网络对我的帮助还不止如此。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除附录中已列出的外，还有一些资料来源于网络。书中《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一文的主干材料来自海外一位林姓学者的著作，这部著作我是从网上读到；在陆荣廷治桂、孙殿英盗墓等篇目中，采用了“百度百科”里的几段相关内容；还有一些零散资料也是从网上所得。另外，网络在检索资料、核实记忆上的方便迅捷，极大提高了写作的进度和效率。
历史散文不是虚构性作品，议论、描写、抒情内容之外，史料必须起码是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出处。因为资料的繁杂，我无法把出处一一详尽列举。尽管历史散文不是历史论文，在引文注释上没有学术论文那样严格的要求，但我仍要向未提及的原材料致以歉意和谢意。多少学人的孜孜不倦，使我辈后学得以汲取丰富的营养；受益于他人劳动成果，我们不能有“资源共享”的心安理得。
还应感谢著述等身的著名历史作家梅毅（笔名赫连勃勃大王）先生。梅先生为本书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以我当不起的评价给我以大力支持。
我以古代文论为研究方向，写民国题材的历史散文，应属不务正业。我的导师张国庆教授是一位严谨而敦厚的长者，他督导我们学好专业之外，又为我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读书环境；在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后，张老师几次对我说：“我很喜欢看你的东西。”这对我是一种鼓励。还应提及我的父亲，他的历史知识一贯让我这个文科生汗颜，在写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几次想拨通他的电话。
民国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之中，历史仍会显出它的沉重与悲怆。这本书写的是历史，而写这本书于我也已成了历史，我怀念那段劳碌充实、随笔下文字心潮涌动的时光。在九州出版社郑闯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拙著在不长时间内即出版面世，有了这个开端，对历史文化我将更怀虔敬之心，继续前行。
谢轶群
2007年11月初于云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