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部 失落
克里斯托夫正在粗手笨脚地改造德国艺术，那时城里来了一伙法国戏子。说得准确点，其实是一个走江湖的戏班子；他们是些无师自通的穷演员，天晓得从哪里找来的无名之辈，只要有戏可演，并不在乎扮演什么角色的小伙子。大伙儿跟上了一个出过名、走过运的女班主。她在德国巡回演出，经过这个有公爵府的小城，就打算演出三场。
华特霍斯的杂志社闹得天翻地覆。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了解巴黎的文化生活和社交活动，或者自以为很了解；他们把报纸上捡来的马路新闻、似懂非懂的流言蜚语，三番四次重来复去地说，在德国他们就成了法国精神的代表。这倒使克里斯托夫不想进一步去了解法国精神了。曼海姆说巴黎的好话，听得克里斯托夫头昏脑涨。他去过巴黎好几回：那里也有他家族的人———欧洲各国都有，犹太人到处都是，到哪个国家都得到国籍和地位；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在英国有男爵，在比国有议员，在法国有部长，在德国有使节，甚至还有教皇封的伯爵；他们大家虽然团结，并且尊重共同的祖先，但也真心实意地成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甚至教皇的子民；因为他们的自尊心不容许他们怀疑他们入籍的国家是天下第一的。只有曼海姆与众不同，专走歪门邪道，偏偏喜欢他没有入籍的国家。他时常谈到巴黎，谈得非常起劲；说巴黎人的好话，说得天花乱坠，把他们说成是疯疯癫癫、糊糊涂涂、吵吵闹闹的人，从早到晚不是谈情说爱，就是要闹革命，从来没有正经的时候；因此，克里斯托夫并不喜欢这个“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孚日山外没落的共和国”。说真心话，他想像中的巴黎有点像德国最近出版的艺术丛书第一页上方的插图，画个魔鬼在巴黎圣母院俯视全城，注解说：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永恒的肉欲是不知足的吸血鬼，
秀色可餐的大都市使他心醉。
一个纯粹的德国人是瞧不起放荡的外国佬和外国文学的，其实他也只知道几出浅薄的法国滑稽剧：《小鹰》，《没顾忌的女人》，还有几支咖啡音乐厅的小调。小城里有些人附庸风雅，对艺术并没有什么兴趣，却偏要争先恐后地去戏院订座位，这更使他不把这个走江湖卖艺的女戏子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声明决不走一步路去听她的戏。要说到做到并不困难，因为票价太高，他也出不起钱。
法国戏班子带到德国上演的节目中，有两三出古典戏剧；但大部分是低级趣味的作品，是最适宜出口外销的巴黎廉价货，因为越是廉价货越能在国外畅销。巡回演出的头一场是《多斯加》，他听过一个莱茵河畔小剧团演出的德文译本，在法国剧中穿插了一些轻松的趣味；所以看见朋友们去剧院，他满不在乎地嘲笑说，他不想再去受罪。但第二天大伙儿热火朝天地谈论演出的时候，他不免竖起耳朵来听，而他头天晚上拒绝去戏院，这就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更不用说反驳了，于是他又气得要命。
据广告说，第二场演出法译本《哈姆雷特》。克里斯托夫从来不肯错过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机会。莎士比亚在他看来，是和贝多芬一样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他刚刚经历的惶惑不安、心潮澎湃的时期，《哈姆雷特》特别显得可贵。虽然害怕在这面魔镜里看到自己的形象，他还是不免心驰神往；就在戏院的广告牌前转来转去，口里不肯承认，心里却恨不得马上去订个座位。但他硬着头皮要说到做到，好马不吃回头草；那天晚上，他本来又要和头天晚上一样待在家里，但是事情凑巧，他在回家的路上偏偏碰上了曼海姆。
曼海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虽然非常恼火，但还是嬉皮笑脸地对他说：有个老不死的姑妈带了全家大小，也不打个招呼，忽然从天而降到他们家来了，他们当然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方设法要溜之大吉；但他父亲认为在家族传统的规矩和对长辈的礼节上，是不容许开玩笑的；而他这时正缺钱用，不敢得罪父亲，只好让步不去看戏了。
“你们不是买了票吗？”克里斯托夫问道。
“那还消说！而且是个头等的包厢；更倒霉的是，还要我去送票———我这就得送去———送给那个该死的葛罗纳蓬和他那个傻女儿。真得快活快活！……我至少要对他们说几句挖苦话。他们并不在乎，只要我给他们票子就行———虽然他们喜欢戏票，远远不如钞票。”
他忽然一下打住了，张口结舌，眼睛瞪着克里斯托夫。
“啊！……有了……有办法了！……”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克里斯托夫，你去看戏吗？”
“不去。”
“去吧。去看戏吧。就算我请你帮一次忙。你总不至于拒绝吧。”
克里斯托夫没有听明白。
“我还没订座呢。”
“这不是现成的吗？”曼海姆兴高采烈地说，使劲把票塞在他手里。
“你糊涂了。”克里斯托夫说，“你父亲交代你的事怎么办？”
曼海姆笑弯了腰：
“他会气得要命！”他说。
他擦擦眼睛，说出他的主意：
“明天一起床我就敲他一笔钱，不等他搞清楚。”
“我不能要你的票，”克里斯托夫说，“明知道他会不高兴的。”
“你用不着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这和你没有关系。”
克里斯托夫打开折着的戏票：
“你叫我怎么办？一个包厢有四个座位。”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可以在里面睡觉，要是你高兴，也可以跳舞。你还可以带几个妞儿去。总有认识的吧？不认识也借得到。”
克里斯托夫把票还给曼海姆：
“不行，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曼海姆退了几步说，“我不能勉强你去看你不喜欢看的戏；但我决不收回戏票。你随便怎么办都可以，扔到火里去也行，若是你要做好人，给葛罗纳蓬一家人送去也行。我不管了。再见吧！”
他说了就走，丢下克里斯托夫一个人站在街上，手里还拿着票。
克里斯托夫为难了。他心里想应该把票送到葛罗纳蓬家去；但他没有那么大的劲头。他回到家里，还是拿不定主意；等到想起看看钟点，已经只剩下穿衣服上戏院的时间了。浪费戏票未免太傻。他要母亲同去。路易莎却说还是早点睡觉好。他只好一个人走了。其实，他心里高兴得像个孩子。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乐趣没人分享。虽然他坐的包厢本来该是曼海姆的父亲或葛罗纳蓬家的，但他并不觉得对不起他们；倒是觉得没有人同去看戏未免可惜。他想对他这样的年轻人，看戏是多大的乐趣啊！他搜索枯肠，也想不出找谁做伴才好。再说，时间已经不早，得要赶快才行。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处，窗子已经关上，牌子上说票已卖完。有些没买到的人失望而去，他看到一个年轻女郎还舍不得走开，带着羡慕的神气瞧着进戏院的人。她的穿着非常朴素，只是一身黑衣，身材不算太高，面孔显得单薄，秀里秀气；他没有注意她漂亮不漂亮。他走过她面前，一下站住了，转过身来，也没有考虑：
“你没有买到票吗，小姐？”他单刀直入地问。
她脸红了，用外国人的口音答道：
“没有，先生。”
“我有一个包厢，位子还没坐满。能不能请你同去？”
她脸红得更厉害，一边谢谢他，一边说不能去。克里斯托夫遭到拒绝也觉得不好意思，一边说对不起，一边还是请她进去；虽然看得出来她非常想看戏，但她无论怎么说也不肯接受邀请。他心里一急，忽然起了个主意：
“听我说，我有个好办法，”他说，“你把票拿去吧。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以前看过———他这是说假话———你一定比我更喜欢看。拿去吧，我是真心实意的。”
年轻女郎看见他由衷地要把戏票送给她，十分感动，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她含糊不清地说她怎能夺人所好呢？
“那好，一同进去吧。”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这样忠厚老实，女郎觉得不好意思，刚才就不该拒绝他的，于是有点难为情地说：
“也好……谢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家的包厢面对舞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可能不给人看见。他们一入场就惹人注意。克里斯托夫请少女坐前排，自己坐得靠后一点，免得她难为情。她笔直地坐着，有点生硬，头也不敢转动，提心吊胆，恨不得不该答应来。克里斯托夫为了让她安心，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假装看着别的地方。无论他瞧哪里，他都不难发现：同这个不认识的少女坐在光彩夺目的包厢观众中间，会引起小城人的好奇，甚至说三道四。他气得东张西望，自己不喜欢多管闲事，而别人偏要无事生非。他没想到这种冒昧好奇的眼光投向他的，还不如投向少女的多，而且更不怀好意。为了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或者想什么，他就探身向前和少女谈起话来。他一开口，她就显出担惊受怕的神气，可怜兮兮地不得不作回答，花了好大力气才挤出一个“是”或者一个“不”来，并且不敢看他一眼。这样没有见过世面，使他怜悯她起来，就缩回到他的座位上。幸亏台上的戏开场了。
克里斯托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大演员扮什么角色，他上戏院纯粹是来看戏，而不是来看演员的。他没有想过这个名角是扮演奥菲利娅还是王后；如果想过，他也会以为她是演王后的，因为她的年纪大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她会反串哈姆雷特。等到主角上场，居然用玩具娃娃的声音说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角色是谁？是谁？”他压住声音问自己，“总不至于是……”
等到他看出的确是哈姆雷特时，不由得不骂了一声。好在他的女伴是外国人，没听懂德国话，但旁边包厢里的人却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马上气势汹汹地叫他住口。他只好缩在包厢里首，心里爱怎么骂就怎么骂。但这并不能发泄心头的愤恨。其实，假如公平一点的话，他该对女扮男装这种艺术上的绝招表示敬意才对，你想想看，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个青年男子，而且漂亮的衣服使人也变漂亮了———至少在有心人眼里看来如此。但克里斯托夫却恨这种绝招，恨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他喜欢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今天，男女可不容易分清。）在贝多芬的《莱奥诺拉》中，女主角扮男装入狱救丈夫，在他看来已经有点幼稚可笑，叫人看了心里不舒服。而女人扮演的哈姆雷特王子简直超越了可以容许的范围，达到了荒唐的地步。把一个结结实实的丹麦王子，身体肥胖、脸色苍白、容易生气、富有心机、思前顾后、疑神疑鬼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女人，因为扮演男人的女人只能是个妖精———把哈姆雷特演成一个太监，一个半阴半阳的人……那一定要一个阴阳怪气的时代，一个糊涂透顶的评论界，才能容许这样倒胃口的丑戏子上场而不把她嘘下台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里斯托夫魂飞天外。她那唱歌似的一板一眼的语调，没有变化的旋律，自从十七世纪以来，似乎一直受到毫不懂诗的群众欢迎。克里斯托夫听了，却恨不得爬了出去。他只好转过身，不看台上，面对着包厢的板壁，做着怪相，好像一个罚站的小学生。不幸中的大幸是，他的女伴不敢瞧他一眼；否则，她会以为他是疯子。
忽然一下，克里斯托夫不再做怪相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出声。因为台上响起了一个美丽的女声，低沉温柔，富有乐感。克里斯托夫竖起耳朵来听。她说话时，他也转过身来，要看是什么鸟唱得这样婉转动听。一看是奥菲利娅。当然，她并不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利娅。这是个漂亮的女郎，高大，结实，苗条，像一尊希腊女神的塑像：艾勒克特儿或卡桑德拉。她浑身洋溢着生命力。虽然她努力不演得出轨，但她的肉体，一举一动，一笑一眨眼，都流露出青春和欢乐的魅力。美丽的肉体有多大的能量！克里斯托夫刚刚还毫不留情地批评哈姆雷特的表演，现在看到奥菲利娅并不像他想像中的人物，却并不感到遗憾，反倒毫不惋惜地为了台上的女角而牺牲心中的形象。热情的人不知不觉就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克里斯托夫甚至认为这个纯洁而又不安的少女，在她心灵的深处，应该燃烧起青春的烈火，而这是更深刻的真理。使魅力达到高峰的，是勾人心魄的声音，纯洁，温暖，圆润，每字每句听来都很协调；字里行间跳跃着带笑的法国南方口音，按着轻松活泼的节奏，就像百里香或野薄荷味弥漫在空中。奥菲利娅从北欧移植到了南欧，多么新奇的形象！但她带来了金黄的阳光和强烈的季候风。
克里斯托夫忘记了他的女伴怕羞，居然坐到包厢前排她旁边去了；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美丽的女角，他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观众并不是来听一个无名之辈的戏的，对她毫不注意；他们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等到女鬼装的哈姆雷特开腔，他们才肯鼓掌。这使克里斯托夫气得把他们叫做“蠢驴！”———他的骂声很低，但在十步之内可以听见。
一直等到幕间休息的时候，他才记起了包厢里还有一个女伴；看见她一直羞答答的，他才笑着想到自己刚才的胡言乱语一定把她吓坏了———他并没有猜错：这个阴差阳错和他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的少女，的确性格内向得接近病态，刚才要不是高兴得反常，她是不敢接受邀请的。刚一接受，立刻反悔，巴不得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溜掉，摆脱这个窘境。更糟的是，她看见大家好奇的眼光都投在她身上，又听见背后———她甚至不敢转过头去看看———她的同伴叽里咕噜的咒骂声，觉得越来越紧张。她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怪事；等他坐到她身边来，她简直吓得浑身冰凉，天晓得有什么荒唐事他不会做！她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她本能地往后缩，惟恐碰他一下。
但在幕间休息时听到他憨厚的谈话，她才放下心来。
“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伙伴，对不对？真是对不起了。”
她看了他一眼，看见他好心好意的微笑，就是这个微笑刚才使她决定来看戏的。
他接着说：
“我不会隐瞒我的思想……这实在教我受不了！……这个女主角，这个老主角！……”
他又做了一个厌恶的怪相。
她微微一笑，轻轻地说：
“不管怎样，不能说是不美。”
他听出了她的口音，就问：
“你是外国人吧？”
“是的。”她说。
他瞧瞧她朴素的长裙：
“是教师吧？”他问。
她脸红了，答道：
“是的。”
“哪国人呀？”
她说：
“我是法国人。”
他露出了吃惊的样子。
“法国人？我真不敢相信。”
“为什么？”她畏畏缩缩地问道。
“你是这样的……庄重！”他说。
（她想，他这样说并不完全是恭维她。）
“法国也有这样的人。”她不知如何是好。
他看看她善良的小脸，高高的前额，笔直的小鼻子，秀气的下巴，不丰润的脸颊，边上是深色的头发。他看见的并不是她，因为他想到的是美丽的女戏子。他反复说：
“真奇怪，你是法国人……你当真和奥菲利娅一样是法国人吗？简直不敢相信。”
静了一会儿，他又说：
“她多么美丽！”
他不知不觉地似乎在拿女戏子和他的女伴作比较，结果当然对女伴不利。女伴也感觉到了，但并不怪克里斯托夫，因为她的看法和他一样。他想问她关于女戏子的事，但她什么也不知道，看得出来她对戏剧界并不了解。
“你大约喜欢听到台上说法国话吧？”他问道。
他是随便说着玩的，不料却是歪打正着。
“啊！”她真诚的口气给了他强烈的印象，“太喜欢了！我在这里很闷。”
这次他才看清楚这一点：她的手有点紧张，似乎感到压抑。但她立刻想到这句话也许会伤害他：
“噢！对不起，”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毫无拘束地笑了：
“你用不着道歉！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其实，不是法国人在这里也很闷。呜！”
他往后一仰，吸了一口气。
但她觉得这样泄露了自己的真情，更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此外，她刚发现隔壁包厢的人在留神听他们谈话；而他也注意到了，并且很生气。他们就这样打断了话头；在休息时间结束之前，他到戏院的过道上去走走。少女的话还在他耳边响；但他的心却别有所思：他想到的形象是奥菲利娅。在以后几幕中，她更占据了他的心神；等美丽的女戏子演到发疯那一场，唱出了爱情与死亡的忧郁歌声，她的声音如此动人心弦，使克里斯托夫神魂颠倒，心潮澎湃；他觉得自己简直要失声痛哭了。他狠狠地怪自己不该表现得太软弱———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该流眼泪的———又不愿意当众出丑，就忽然一下走出了包厢。走廊和休息室都空空无人。他心情激动地走下了楼梯，无意识地走出了戏院的大门。他需要呼吸黑夜吐出的新鲜空气，迈开大步走上幽暗寂静的街道。他站立在运河之滨，靠着岸边的护墙，凝视着无言的流水，和水上荡漾的灯光街影。他的心情也是一样：朦朦胧胧，哆哆嗦嗦；他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在表面上荡漾着一片欢腾。钟声响了。他不可能再进戏院去把戏看完。去看福丁布拉斯在哈姆雷特死后登上王位吗？不，这对他没有吸引力……这算不算胜利？有谁羡慕这个胜利者吗？尝够了人生的辛酸痛苦，残酷荒唐，谁还愿意要胜利呢？这个剧本是对人生的控诉。但剧中的生命力在奔腾咆哮，使悲伤也转变成了欢乐，使痛苦也令人心醉神迷……
克里斯托夫回到家里，一点也不记得那个萍水相逢的少女，他把她一个人丢在包厢里，甚至没有问过她叫什么名字。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个三流旅馆去看那个女戏子，戏班子的老板把那个名演员安排在一家头等旅馆里，无名之辈只好就住三等了。人家把他带进了一间不太整洁的小客厅，打开的钢琴上还乱放着吃剩的早餐，头发夹子，还有几页破破烂烂、不干不净的乐谱。在隔壁房间里，奥菲利娅正在高声唱歌，就像一个孩子不热闹就闷得发慌似的。听见有人找她，她才打住了一下，用快活的声音发问，也不在乎隔壁的人听到：
“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找我？他叫什么名字？……克里斯托夫……姓什么？克拉夫特？……好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次，卷舌音抖得特别厉害。）
“听起来像赌咒……”
（她信口就赌了一个咒。）
“他年纪大不大？……不讨人厌吗？……那好，我就来。”
于是她又高唱：
没有什么比爱情更甜蜜……
她一边唱，一边在房间里乱找，赌咒发誓骂一根贝壳别针，怎么藏在一堆乱东西里找不到了。她找得不耐烦，又发脾气，听来好像母狮在吼。克里斯托夫虽然看不见人，但隔着墙壁也能猜到她的动作，就一个人乐得笑了。到底，他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房门猛然一下打开，奥菲利娅来了。
她穿了一件浴衣，胸脯半隐半现，只在腰间束紧，两条手臂从宽大的袖子里裸露出来，头发也没梳好，环形的卷发在眉间脸上飘来荡去。她美丽的深色眼睛笑眯眯的，嘴巴笑呵呵的，脸颊笑吟吟的，下巴上那个可爱的小酒窝也笑嘻嘻的。她用唱歌一般好听的低声说：自己这样出来见人，有点不太礼貌。其实她明知道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客人只会更喜欢她这样打扮。她本以为他是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听说他是因为爱慕她而专门来看她的，她不但不觉得失望，反而感到开心。她是个好人，有感情，乐意讨人喜欢，也不隐瞒这点：克里斯托夫来看她，对她这样热情，使她心花怒放———她还没有给捧场的人惯坏呢———她的一举一动，一姿一态，都是自然的，甚至她表示的小小虚荣，因为得到欢心而表现的天真快活，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两个人一见如故。他讲几句半通不通的法语，她说几句似通非通的德语；不到一个小时，两个人就交心了。她一点也不想打发他走。这个结结实实、快快活活的南方女郎聪明伶俐，感情外露，在这些愚蠢的伙伴中间，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若不是天生的快活性格，恐怕早就无聊死了，现在找到了一个可以谈谈的人，自然心满意足。至于克里斯托夫，见惯了本地的心胸狭窄、言不由衷的小市民，忽然碰到这个无拘无束、吃民间的奶长大的南方女郎，自然觉得喜出望外。他还不知道这种性格也有做作的一面，和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在的表现，内心就没有存什么货色了———往往外在的表现也不货真价实。但至少她年轻、活泼，她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转弯抹角，不怕得罪人；她敢批评，没有条条框框，眼光新颖，在她身上冒出了扫荡云山雾障的季候风。她很有天赋，但缺少教养，不会思索，对美对善，感觉都很敏锐，并且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受到感动；但是感动不能持久，过不了一会就哈哈大笑了。当然，她也会卖弄风情，暗送秋波；她也喜欢穿半露酥胸的浴衣，要克里斯托夫看得头昏目眩；但这纯粹是本能。她不精心算计，更喜欢说说笑笑，随随便便，打打闹闹，没有拘束，不讲客套。她对他揭戏班子的底，说不值一提的琐事，伙伴之间的明争暗斗，奚撒贝———她这样叫那个名演员———给她找麻烦，惟恐她胜过自己。他也对她抱怨德国人，听得她拍手称快，两个人一唱一和。她的心好，不肯说人家的坏话，但又不能闭嘴不说；她拿别人开玩笑时，总怪自己缺德，但她有南方人的看家本领，能够观察到实际的真相和好笑的地方；她形容人的时候，往往能揭开人的疮疤，欲罢不能。她快活地笑得嘴唇发白，露出了小狗般的牙齿，脂粉掩盖了她脸上的血色，只有黑眼圈当中的眼睛在发亮。
忽然一下，他们发现已经谈了一个多小时。克里斯托夫就向柯琳娜———这是她在戏班子里的名字———提出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兜一圈。她一听非常高兴；两个人约好吃了午餐再见。
一到时间他就来了。柯琳娜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手里拿着一个脚本，正在高声念台词。她没有停下来，只用眼睛笑眯眯地招呼他。等她念完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坐在她的旁边：
“坐在这里，不要说话。”她说，“我要复习一遍我的台词。只消刻把钟就完了。”
她看着脚本，用手指头指一行念一行，念得又快又马虎，好像一个忙里偷闲的小姑娘。他提出她背台词时由他核对。她就把脚本给了他，自己站起来背。她背得结结巴巴，背到一句末了总要重复三四遍，才能想得起下一句。她背台词老是摇头，头发针都落到地上了。有时个把字硬是记不起来，她不耐烦，就像野孩子一般发脾气，不是赌咒发誓，就是说粗话———而一个最凶最短的字，是她专用来骂自己的———克里斯托夫发现才子气和孩子气杂交在她身上，不免吃惊。她念台词的腔调既准确又动人；但在她专心致志念一段的时候，半中间忽然会迸出一两句没意义的话。她背台词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只管声音不管意思，有时背得驴唇不对马嘴，非常好笑。她倒满不在乎，发现后自己先笑得前俯后仰。最后，她骂一声：“去你的吧！”把脚本从他手里抢了过来，往房间角落里一扔，说：
“放假了！时间到了！……走吧！”
他担心她的角色演不好，就不安地问道：
“你觉得台词背熟了吗？”
她很有把握地答道：
“那还消说！何况还有提词的人呢！要他干什么用？”
她到自己房间里去戴帽子。克里斯托夫坐在钢琴凳上等她，随手弹了几个和弦的组曲。她在隔壁房里喊道：
“咳！你弹的是什么？弹下去吧！多么好听啊！”
她跑来了，把帽子往头上一压，就算完事。他接着弹。等到他弹完了一曲，她还要他弹下去。她入了迷似的，媚里媚气地说好，法国女人听了《特里斯坦》或者喝了一杯可可，都会这样撒娇。克里斯托夫笑了，这和德国人装模作样、夸大其词的赞扬大不相同。其实这是两种相反的夸张：一种把盆景夸大为山景，另外一种把山景压缩成盆景；两种夸张都一样可笑；但目前在他看来，盆景比山景更可爱，因为他喜欢那张伶牙俐齿的小嘴———柯琳娜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听说是他自己的，不禁大叫起来。其实他们上午谈话的时候，他已经说过他是个作曲家；但她一点也没留意。现在，她在他的身边坐下，一定要他把全部作品都弹一遍。到城里兜一圈的事早忘记了。她并不是为了礼貌，而是的确喜欢音乐，她的本能神奇地弥补了教养的不足。开头，他并不把她的话当真，只弹最简单的曲子。后来，他随便弹了一页他更看重的作品，虽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但却看得出来，她更喜欢的也是这一页，这一下他可喜出望外了。一个德国人居然碰到了一个法国知音，真是惊喜交集，他就对她说：
“真怪。你的欣赏力怎么这样高！简直叫我难以相信……”
柯琳娜冲着他的鼻子笑了。
于是他就选弹一些越来越难懂的作品，试着她是不是跟得上。不料这些表现大胆的作品并没有难倒她；克里斯托夫又弹了一支特别新颖的曲子，新得在德国没有人欣赏，连克里斯托夫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哪里想得到柯琳娜却要求他再弹一次，而且站了起来，把调子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几乎一个音符也没有背错。这时克里斯托夫简直惊喜若狂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她，热情洋溢地抓住她的两只手：
“你简直是音乐女神！”他叫了。
她笑了起来，说她开始在外省一家歌剧院当过歌手，但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经理看中了她有演诗剧的才能，就要她改行。他喊道：
“多么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她问，“诗剧不也是音乐吗？”
她要他讲歌曲的意思，他就念德语的歌词，她也跟着念，就像猴子模仿人一样轻而易举，甚至模仿他撅嘴皱眉的动作。后来她把背下来的歌词唱出来，却犯了好笑的错误，只要她背不出，她就创造一些喉音很重、外国腔调的字，听得两个人都笑了。她不厌其烦地要他弹琴，他也不厌其烦地为她伴奏，听她美好的歌声，她还不能驾轻就熟，只是像小姑娘一样用喉咙唱，但听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感觉。她说起话来，开门见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虽然她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喜欢一部作品而不喜欢另外一部，但她做出的判断总有深层的理由。说也奇怪，她听到那些在德国最受欢迎，最合规矩的作品，总觉得最受拘束，她说几句好话只是为了礼貌；但看得出这种作品并不讨她喜欢。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像业余音乐爱好者或者职业音乐家那样，下意识地爱好“已经听过的”，音乐，或者不知不觉地爱好一部新作品，其实是爱好在旧作品中爱过的陈词老套。她也不像德国人那样喜欢多情善感的音乐（至少她喜欢的是另外一种多情善感，而克里斯托夫还没有看出她的弱点）；德国人喜欢平淡无奇、有点软绵绵的音乐，她听了不会兴高采烈；克里斯托夫有一首平庸的歌曲，她一点也不欣赏———但他的朋友老对他谈这支曲子，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找不到可以吹捧他的作品，而他却恨不得把这支歌撕掉。柯琳娜天生有演戏的本能，她喜欢音乐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地表现情感，他也认为这种情感最有价值。然而，她对某些不太协调的和声有反感，克里斯托夫却觉得很自然；她一感到生硬，就会停下来问：“真是这样的吗？”听见他回答是，她就只好勉为其难，但是接着，克里斯托夫却看见她撅起嘴巴，做了一个怪相。有时，她想跳过难关。于是他把琴重弹一遍。
“你不喜欢这点？”他问道。
她的鼻子一哼。
“这不对头。”她说：
“不对，”他笑着说，“这一点也不错。不信？你想想看。要用心想！”
（他指指她的心。）
但是她摇摇头：
“也许想起来不错；但听起来不对头。”
（她扯了扯耳朵。）
她厌恶德国人朗诵时忽然提高嗓门：
“为什么这样大喊大叫呢？”她问道，“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场吗？难道他不怕打扰四邻八舍？他的样子……（对不起！你不会怪我吧？）……他的样子像在呼唤渡船。”
他并没有怪她，反倒真心笑了，而且承认她说得有点道理。她的话叫他开心，还没有人对他这样说过呢。两个人都同意：歌剧中的朗诵往往使自然的语言变形，就像放大镜会扭曲人的形体一样。柯琳娜请克里斯托夫为她的演出配乐，她的说白中间夹了几句歌词，需要音乐伴奏。他一听到这个主意，立刻心花怒放，虽然在舞台上演出还有困难，但他相信柯琳娜的歌喉会赢得胜利的；于是两个人就为将来做出安排。
等他们想到出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五点钟了。这个季节天黑得早。要去城里兜圈子已经来不及。晚上，柯琳娜还要上戏院去排演，别人不便旁观。于是她要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再来，那时再带她去城里逛逛吧。
第二天几乎又要重演头一天那一场。他看见柯琳娜面对着镜子，骑马似的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两条腿悬了空，正在试假头发呢。服装师和理发师站在旁边，她正叮嘱理发师，要把一束头发卷高点。她一照镜子，在镜子里看见克里斯托夫在她背后微笑，她就伸出舌头。理发师拿着假头发走了，她才转过身来，高高兴兴地对克里斯托夫说：
“早哇，好朋友！”
她伸出脸来让他吻。他没想到她会这样亲热，但他不肯放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当做一回事，对她说来，亲吻和说“早哇”并没有什么分别。
“啊！这一下才高兴了！”她说，“这样子今晚才过得去，过得去———她指的是假头发———真把我急死了！你要是上午来，那可糟糕，你会看到我那副可怜相。”
他问她为什么。
原来理发师在巴黎打包时，包错了一副假头发，和她要演的角色对不上号。
“假发是笔直的，”她说，“没有打一个卷，看起来一副蠢相。我一见就哭了，哭得像个喷泉。你说是不是，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台齐莱太太答道，“小姐的样子真吓人。小姐脸都白了，好像死了一样。”
克里斯托夫笑了。柯琳娜在镜子里看见他笑。
“你笑什么？没良心的！”她气嘟嘟地说。
但她自己也笑了。
他问她头一天晚上排演如何———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她只希望把别人的台词剪短一些，但是不能剪掉她自己的台词……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下午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穿衣服又花了好长的时间；还喜欢问克里斯托夫：她打扮得怎么样。克里斯托夫称赞她漂亮，幼稚地在德语中夹杂了法语，说什么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放荡”的女人。她开头一听傻了眼，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错了什么？”他问道，“难道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对头！对头！”她高声说，笑得直不起腰来。“你说得一点也不错。”
他们总算出去了。她的打扮招摇过市，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非常惹人注意。她看什么都用法国女人嬉皮笑脸的眼光，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观感。走过陈列时装的橱窗，出卖明信画片的商店，看到谈情说爱、轻浮滑稽的画面，乱七八糟放在一起，画上还有小城的卖笑女郎，穿得红红绿绿的皇族，穿水手装的皇帝掌握着“日耳曼号”的船舵，显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她看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看到台布和餐巾上绣了瓦格纳生气的头像，或者理发店橱窗当中昂然立着蜡制的人头，她都哈哈大笑。站在爱国将士的纪念碑前，对着身穿行装、头戴尖盔的老皇帝，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的塑像，还有赤身露体的战神，她也笑得不亦乐乎，太不成话。她路上随便碰到什么人，只要他的面孔，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腔调有一点可笑，她就抓住机会决不放过。过路的人一看她不怀好意的眼睛，都看得出她心怀鬼胎。她善于模仿的本能有时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就用嘴巴鼻子模仿别人心花怒放或皱眉苦脸的怪相；她鼓起脸颊来学她随便听到的片言只语，因为觉得声音响亮得古怪。克里斯托夫也放声大笑，一点也不觉得她放荡不羁有什么不对头，因为他自己甚至比她还更不检点。好在他的名誉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否则，这样在城里兜一圈也够使他声名狼藉，永远抬不起头来了。
他们同去看大教堂。柯琳娜想要一起爬上钟楼的尖顶，虽然她穿了高跟鞋和长裙，裙子长得在一级一级的楼梯步子上拖着，甚至在扶梯角上勾住了；但是她不在乎，使劲把响的裙子一拉，撕破了就把裙角高高卷起，兴高采烈地继续往上爬。她几乎要敲教堂的大钟。到了塔顶，她高声朗诵维克多·雨果的诗句，他一点也不懂，她就唱起一支法国的流行歌曲来。然后，她又学清真寺尖塔上的报时人，宣告祈祷的时间到了———暮色降临。他们走下钟楼，回到教堂，浓阴黑影顺着巨大的墙壁上升，正面墙上的彩绘玻璃窗像有魔力的眼睛一样闪射出光芒。克里斯托夫一眼看到在包厢里陪他看《哈姆雷特》的少女，正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礼拜堂里。她这样专心致志地祈祷，没有看见他；但她脸上痛苦而紧张的表情，打动了他的心。他本想对她说几句话，起码也要打个招呼，但柯琳娜一阵风似的把他带走了。
不久，他们就分了手。她要准备演出，按照德国的惯例，开场是很早的。他刚回到家里，却有人拉响了门铃，交给他一张柯琳娜的便条：
真走运！奚撒贝病了！今晚停演！放假万岁！……朋友！来吧！我们一起吃顿便餐！
女友柯琳娜
再者，多带些乐谱来！……
他开头没有看懂。一看懂他就和柯琳娜一样高兴，立刻到旅馆去。他怕吃晚餐时戏班子的人都在场；但他一个人也没有碰到。甚至柯琳娜也不见了。最后，他听到屋子后面传来了她兴高采烈的笑声，就顺着声音去找，结果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她独出心裁要做一盘香得出奇的家乡菜，要街坊闻得到香味，连墙壁都熏香了。她和旅馆里胖胖的老板娘混得很熟，两个人在一起叽里咕噜说一种不三不四、无以名状的语言，里面掺杂了德国话、法国话、黑人的话。她们互相尝对方做的菜，尝得哈哈大笑。克里斯托夫一来，她们笑得更热闹了。她们不让他进厨房门，他硬要进去，结果也尝到了这盘有名的菜。他吃时做了个怪相，她们就说他是个不识好歹的德国蛮子，真是为他白费功夫。
他们一起回到前面的小客厅，餐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柯琳娜的餐具。他不禁问了一声：伙伴们在哪里？柯琳娜做了个不在乎的手势：
“我不知道。”
“你们不在一起吃晚餐吗？”
“从来不！在戏院里见面已经够多的了！……难道还要在餐桌上再见面？……”
法国和德国的规矩大不相同，使他觉得不但意外，而且高兴：
“我还以为，”他说，“你们是个喜欢交际的民族呢！”
“难道你以为，”她说，“我不喜欢交际吗？”
“交际意味着过社交生活。你看我们这里！男女老幼从生到死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一切事都要大伙一起做：吃呀，唱呀，想呀，都和大伙一样。大伙儿打喷嚏，你也得跟着打；不和大伙同饮，是连一杯啤酒也喝不成的。”
“那才快活哩，”她说，“为什么不用同一只杯子喝酒呢？”
“你不觉得这样才亲热吗？”
“去你的亲热吧！我只跟我喜欢的人‘亲热’，不跟我不喜欢的人……呸！你说的算什么社会，还不如说蚂蚁窠！”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那么你想想看：我在这里的日子好过吗？”
“那就到我们那里去吧！”
他想也想不到有这等好事，就向她打听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况。她告诉他好多消息，可惜并不十分准确。南方人说话本来就天花乱坠，再加上她本能的欲望就是要使听的人心醉神迷。要相信她的话，巴黎人人自由，个个聪明，会用自由权，但又不滥用；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去做，去想，去相信，去喜欢，或者不喜欢，没有人会说闲话。在那里，没有人干涉别人的信仰，打听别人的隐私，控制别人的思想。在那里，政治家不管文学艺术的事，也不会把勋章、名位、金钱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和支持人。在那里，没有什么小团体可以左右别人的名声和成就，没有新闻记者会受收买，文人不会焚香顶礼膜拜，也不会互相用香炉打得头破血流。在那里，人才不会受到批评压制，名人也不会受到无限吹捧。在那里，不惜任何代价、不择任何手段取得的成功并得不到歌颂。人和人的关系很温暖、亲热，施恩并不望报。没有尖酸刻薄的往来。没有不怀好意的诽谤。大家都乐于帮助别人，都对新来的人才伸出欢迎的双手，在他的脚下是铺平了的道路。有骑士风度、无利害观念的法国人有一颗爱美的纯洁心灵；他们惟一可笑的地方是他们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们的才华得到公认，还是不免上当。
克里斯托夫听得目瞪口呆；她说得的确令人心向往之，柯琳娜听自己讲，也听得出了神。她居然忘记了头一天还向克里斯托夫诉说过以前的生活多么艰苦呢；好在他也和她一样忘了。
然而，柯琳娜关心的并不只是要德国人爱她的国家，还要人家爱她自己。只要一个晚上没有人和她调情，她就会觉得苦闷，甚至有点荒唐。她不免要向克里斯托夫进行性骚扰，但没有用，他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克里斯托夫根本不懂调情献媚。他不是爱，就是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思想离爱情总有十万八千里。他对柯琳娜有非常强烈的好感，南方女子的性格对他显得这样新奇，她的风韵、脾气、灵活的头脑、随便的态度，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要爱上一个人并不需要这么多好条件；但“爱情吹来像一阵风”；这一次偏偏没有吹到这个地方；至于没有爱情而假装恋爱，这是他从没起过的念头。
柯琳娜看见他无动于衷，觉得很好玩。他按照他带来的乐谱弹琴，她就坐在他的身边，用裸露的手臂搂住他的脖子，为了看清乐谱，她把头伸到键盘上，脸颊几乎靠着他的脸颊。他感到她的睫毛一掠而过，看见她俏皮的眼睛，可爱的小嘴，撅起的嘴唇，口鼻间的汗毛，都和他面对面，脸上还微微笑，正在等待———她在等待。克里斯托夫却不知道她等的是什么。柯琳娜碍手碍脚，使他弹起琴来不方便，这就是他当时想到的。于是他木头人似的摆脱了她，并且把琴凳和她的椅子分开。过于一会，他转过身去对柯琳娜说话，看见她想笑得要死；她脸上的酒窝都笑出来了；她抿住嘴，拼命忍住不笑。
“你怎么啦？”他惊讶地问道。
她瞧了他一眼，就发出了一阵大笑。
他一点也不明白。
“你笑什么？”他问道，“难道我说了什么好笑的话？”
他越问，她越笑。等到她快笑完了，一看他那副傻样子，不禁又笑得更厉害了。她站起来，跑到房间那一头的长沙发上，把头埋在枕头下，拼命地笑，笑得全身发抖。他也跟着笑了，走过来给她捶背。等到她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擦干眼泪，并且向他伸出双手。
“多么老实的孩子！”她说。
“不比别人更坏吧！”
她一直抓住他的手，还在笑得摇来晃去。
“法国女人不正经吧？”她问。
（她学他德国的发音。）
“你这是拿我开玩笑。”他不怀恶意地说。
她温情脉脉地瞧着他，使劲地摇他的手，问道：
“是朋友吗？”
“是朋友！”他说时也捏捏她的手。
“柯琳娜不在这里的时候，朋友会想她吗？不会怪这个法国女人不正经吗？”
“法国女人呢，不会怪德国蛮子这么傻吗？”
“蛮子真是傻得可爱呢！会到巴黎来看我吗？”
“一言为定……法国女人会来信吗？”
“我敢起誓……你也来起个誓。”
“我也起誓。”
“不对，不是这样的。要伸出手来。”
她模仿古罗马人起誓的样子。她要他答应为她写一个音乐剧本，译成法语后由她在巴黎演出。明天她要跟戏班子走了。后天他们要在法兰克福公演，他答应去看她。他们还谈了一阵子。她送克里斯托夫一张照片，上半身是赤裸裸的。两个人高高兴兴分了手，像兄妹一般亲热吻别。说真的，自从柯琳娜看出克里斯托夫对她只有好感，没有爱情之后，她也打定了主意，不把他当情人，只把他当好朋友了。
他们两个人都睡得安稳。他第二天不能来送行；因为他要排练。但到第三天，他就设法按照约定的到法兰克福去。只消坐两三个小时的火车。柯琳娜以为克里斯托夫答应的约会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不料他却非常认真，演出一开始，他就在场了。等到幕间休息时，他去敲化妆室的门，她惊喜交加地叫了起来，并且搂住他的脖子。她真心实意地感激他来赴约会。但对克里斯托夫不利的是，她在这个城里受到了犹太阔佬的包围，他们都很聪明，会赞赏她现在的美貌，预料到她将来的成功。时时刻刻会有人来敲门，门就开开关关，让人进进出出，一些面貌团团、眼睛炯炯有神的人用很重的乡音说些不三不四的恭维话。柯琳娜当然和他们调情卖俏；后来和克里斯托夫谈话，一下也改不了装腔作势、挑逗引诱的口气，使他非常恼火。此外，看到她满不在乎地当他的面化妆，把脂粉油彩涂在脸上、胸前、胳臂上，他也深感厌恶。他正想等她演出一完马上就走，不再找她了；但等到他告别，说不能陪她吃夜宵时，她流露出来的难过这样亲切动人，使他的决心下不定了。她要人拿来了火车时刻表，证明他可以———而且应该再多陪她个把小时。他当然无法推辞，就留下来吃夜宵了；甚至对别人的胡说八道，他并没有流露出过分的不满，柯琳娜无论对什么人都大献殷勤，他也没有显出过分的恼火。怎么能怪她呢？她纯粹是个少女，没有道德观念、懒洋洋、心荡荡的，喜欢寻欢作乐，撒起娇来非常天真，但同时又忠实、善良，连她的缺点都是自生自发、合乎常情的，看到只好笑笑算了，甚至还会娇惯她呢。她说话时，克里斯托夫坐在她对面，看她一脸的生动，光辉闪烁的眼睛，下巴有点软绵绵的，挂着意大利少女的笑容———笑得和气，机灵，好吃贪玩，他这一次才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有些特点使他想起了阿达：一举一动，一看一瞥，有点俗气地卖弄风情———女人总是女人。但他喜欢的是她南方人的性格：慷慨大方，对人决不斤斤计较，有十分本事决不只使出八分，决不装做交际场上的美人和图书馆中的才女，而是天然和谐的女人，肉体和心灵只有在灿烂的阳光下才能如花盛开———他走的时候，她离开了餐桌，丢下了别人来给他送行。两人再拥抱了一次，再说了一遍写信和后会有期的话。
他坐最后一班火车回去。路上经过一个车站，对面来的火车还停在轨道上。在和他正对面的三等车厢里，克里斯托夫一眼看见了那个和他同看《哈姆雷特》的法国少女。她也看见了克里斯托夫，并且认出了他。两个人都心里一震，互相打了一个招呼，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一动，甚至没有再看一眼。但他头一眼已经看到她戴了一顶小小的旅行帽，身边放了一只旧的手提箱。他以为她只出几天门，没想到她要离开德国。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和她谈几句话，正在考虑说什么好，准备打开车窗的时候，却听见了开车的哨音，只好不说算了。过了几秒钟车才开动。两个人面对面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两个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的脸贴着车窗，眼光穿过了周围的黑暗，互相望着。两个玻璃窗把他们隔开了。如果他们把胳臂伸出窗外，两个人的手都可以碰到。他们离得这样近，又这样远。车厢摇摇晃晃地开动了。她一直望着他，不再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马上又要分开。两个人全神贯注地凝视对方，甚至没有想到最后应该打个招呼。她慢慢地走远了，他看着她消失了；载着她的火车融入了漫漫的黑夜。就像两颗流星，只有片刻时间离得很近，然后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越离越远，也许永远不再相会。
等到她消失了，他才感到那无名少女的目光在他心里挖出了一片空虚；他不明白怎么搞的，他只感到空虚的确存在。他半闭着眼皮，昏昏沉沉，靠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他感觉到他的眼睛接触到了她的目光；其他思想都沉默无言，让他更好地体会那接触的感觉。柯琳娜的影子飞到心外去了，像玻璃窗外一只翅膀乱扑的飞虫；但是他不让她再飞进来。
一出车厢，呼吸到夜晚新鲜的空气，步行在沉睡的城市街道上，他就清醒过来，又想起柯琳娜了。回忆这个温柔戏子的多情姿态，他高兴地微笑，想到她卖弄风情的俗气，他又感到恼火。
“法国人的魅力。”他低声笑着说，一面轻轻地脱下衣服，免得吵醒在隔壁睡觉的母亲。
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心头：
“法国也有这样的人。”
他头一回接触法国，就碰到了法国的两重性格。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也懒得去猜这个谜；想起车厢里的少女，他只心平气和地反复说：
“她没有法国人的神气。”
仿佛要由一个德国人来确定怎么才像法国人，怎么又不像了。
不管像不像法国人，反正她占据了他的心：因为他半夜里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原来他想起了放在少女座位旁边的那只箱子；忽然一下，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头，少女也许一去不回来了。说实在的，从一开始他就该想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于是他感到一种沉重的悲哀。他在床上耸了耸肩膀：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心里想，“我何必多管闲事呢？”
于是他又睡了。
但第二天，他一出门就碰到了曼海姆，他称克里斯托夫为打败了法国人的“勃罗希将军”，问他是不是打算征服全法国。从这张活报纸的口里，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包厢的事闹大了，甚至出乎曼海姆的意料之外。
“你真是了不起。”曼海姆叫道，“比起你来，我简直算不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事啦？”克里斯托夫问道。
“你真令人佩服！”曼海姆说，“连我都眼红了。在葛罗纳蓬的鼻子底下抢走了他的包厢，却请他家的法国女教师去看戏，这是落井下石，不，这是锦上添花，我都没想到这一手！”
“她是葛罗纳蓬家的女教师吗？”克里斯托夫愣住了。
“对，你就假装不知道，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这样最好！……爸爸还没消气。葛罗纳蓬一家气得要命！……不过他们也没有气多久，因为他们把女教师解雇了。”
“怎么！”克里斯托夫叫道，“他们把她打发走了！……为了我的缘故把她打发走了？”
“你当真不知道？”曼海姆说，“她没有告诉你？”
克里斯托夫心里很难过。
“不要生气，我的好朋友，”曼海姆说，“这并不要紧。再说，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总有一天葛罗纳蓬家会发现……”
“发现，发现什么？”克里斯托夫喊道。
“发现她是你的情人呀！不是吗？”
“我还不认识她呢，连她是谁我都不知道。”
曼海姆听了一笑，仿佛是说：
“你以为我会那么傻吗？”
克里斯托夫恼火了，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说的话。曼海姆答道：
“那就更奇怪了。”
克里斯托夫焦急不安，说要去找葛罗纳蓬一家说明事实真相，还那少女一个清白。曼海姆劝他不必多此一举：
“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再说，时间也太晚了。法国人已经走远了。”
克里斯托夫心像死了一般，尽力要寻找法国少女的踪迹。他想给她写信，向她道歉。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他找上葛罗纳蓬的门，给打发走了，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她的去向。克里斯托夫一想到自己害了人，就又悔又恨，没完没了。那双无影无踪的眼睛默默无言地对他发射出神秘的魅力。魅力和悔恨似乎都为时光的洪流和新起的思潮所淹没，但却沉淀在他心底。克里斯托夫没有忘记他所谓的受害人。他发誓要找到她，明知机会不多，但却坚信后会有期。
至于柯琳娜，她一直没有回过他的信。但三个月后，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却得到她一封四十个字的电报，兴高采烈得莫名其妙，用许多亲热的小名称呼他，问他还喜欢她吗。然后，又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消息，忽然来了一封短信，字写得又大又潦草，七扭八歪，像小孩子写的字，却像贵夫人说的话———只有几句，又亲热，又好笑———然后，又没有消息了。她并没有忘记他；但是没有时间想到他。
克里斯托夫还在柯琳娜的影响之下，老想着两个人交换过的看法，打算为她演唱的乐剧谱曲。乐剧———也是一种诗剧———这门艺术以前在德国盛行一时，得到莫扎特的热情赞赏，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所有的古典大师都有诗剧问世，但自从瓦格纳派取得胜利，把戏剧和音乐纳入了固定的形式之后，诗剧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瓦格纳派自以为是的作曲家不但排斥任何新的音乐剧，并且专心致志地要给古典的诗剧涂脂抹粉；他们小心在意地使歌剧中的对话销声匿迹，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把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的说白改成吟诵调；他们自信是在弥补音乐大师们的不足，其实是在毕恭毕敬地把粪土堆到杰作上面。
克里斯托夫听了柯琳娜的评论之后，特别觉得瓦格纳派的朗诵腔调奇笨如牛，往往是不堪入耳；他就怀疑在戏剧中也好，在吟诵调中也好，如果勉强把说白和歌唱凑合在一起，或是捏成一团，那是不是没有意义，是不是违反自然，就像把一匹马和一只鸟拴在一辆车上来拉车一样。说白和歌唱的节奏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艺术家为了一种艺术的成功，不得不牺牲另外一种。但是如果要在两种艺术之间求得妥协，那就两种都得牺牲；就会使说白不像说白，歌唱不像歌唱；就会使歌唱的滔滔洪流受到狭窄而单调的河岸限制，而玉体横陈的说白却穿上了堂皇富丽、堆金砌银的服装，使她一举手一投足都动弹不得。为什么不让歌唱和说白自由自在地各走各的路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用轻松的脚步，如梦似幻地沿着一条小河步行，潺潺的流水声使她心神荡漾，她的脚步声和小河流水声自然合拍。就是这样，音乐和诗歌齐头并进，梦魂交流，自由结合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和诗歌都能这样融合无间的。所以，反对音乐剧的人就有理攻击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和演员了。很久以来，克里斯托夫也和反对的人一样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演员，他们在吟诵有乐器伴奏的台词时，根本不考虑伴奏的音乐，也不想把他们的声音和伴奏融合为一，反而拼命使自己的声音压倒一切，使一切爱好音乐的耳朵反感。但是 自从他听到了柯琳娜甜蜜的歌声之后———她的歌声纯净得像清清的泉水在音乐中流动，就像一线光明在水中流动一样，声音随着乐句的高低起伏而蜿蜒曲折，成了更加自由、更加和谐的流体歌声———他才隐约看到了一种新的艺术美。
也许他看得准，但他还缺少实践的经验，不能冒险去试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如果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可能是再困难不过的了。尤其是这种新艺术有一个必需条件：那就是作者要具备诗人、音乐家和演员三合一的才能，而且这三种才能要配合得完美无缺———克里斯托夫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莽莽撞撞去搞他不熟悉的艺术，这门艺术的规律全凭他一个人去揣测。
他头一个想法是把莎士比亚的梦幻剧或是《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幕加上音乐。但戏院都不愿承担风险；这种试验一来费钱太多，二来显得荒谬。人家承认克里斯托夫有音乐才能，但如果他自认为对戏剧也一样懂行，那人家就不免一笑置之，并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世界和诗歌世界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暗中敌视的王国。要进入诗歌王国，克里斯托夫必须接受一个诗人和他合作；而这个诗人并不容许他自己挑选。他自己也不敢挑挑拣拣，因为他怕自己的文学趣味不高；人家都说他一点也不懂诗；事实上，他的确不懂他周围的人吹得天花乱坠的诗歌。他向来老老实实，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下了不少苦功，去欣赏一首诗的美，但他总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归，觉得有一点难为情，只好承认自己不是诗人的料。其实，他也曾热情地爱好过几个旧时代的诗人；这使他能聊以自慰。但他又怕自己爱好的，并不是这些诗人值得爱好的地方。有一回，他不是发表过奇谈怪论，说什么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使把他的诗译成散文，甚至译成外国的散文，读起来还是一样伟大吗？又说什么文学如果不能揭示一个人的心灵，就没有什么价值吗？他的朋友都拿他取笑了。曼海姆说他给香料熏昏了头。他也懒得辩护。因为他天天看到艺术家冒充内行而大闹笑话，比如说文人谈起音乐来就是乱弹琴，所以他警惕自己不要陷入覆辙，干脆承认（虽然心里还是半信半疑）自己对诗是外行；并且闭住眼睛，接受那些他以为是内行专家的意见。于是，他就让杂志社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颓废诗社的大人物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诗人带来了一部自编的诗剧《伊芙琴尼亚》。在那个时代，德国诗人和法国诗人一样，正在改写希腊悲剧。史丹芬·洪·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希腊剧和德国剧结合产生的怪胎，里面杂七杂八地混进了易 卜生、荷马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血肉———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抄抄考古学手册。阿伽门农写成了一个神经衰弱的国王，而阿喀琉斯却成了患阳痿病的英雄，他们对自己的病态自怨 自艾，没完没了，但是埋怨并不能治好他们的病。全剧的力量都集中在伊芙琴尼亚这个角色身上———伊芙琴尼亚却写成了一个神经兮兮、歇斯底里、卖弄学问的公主，她教训英雄们，咆哮如雷，当众显示尼采的悲观精神，陶醉于死亡，在几阵狂笑声中，她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这种落后民族自以为是的野蛮文学，虽然披上了希腊的外衣，但和克里斯托夫的思想却毫无共同之处，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周围的人却都欢呼这是杰作。他变得胆小了，只好随波逐流。说老实话，他满脑子都是音乐，他想到音乐的时间远远多于剧本。对他说来，剧本只是一个河床，他关心的却是热情奔腾的滚滚洪流，他远不是一个为诗剧配乐的作曲家，他不肯否定自己的个性，智力上一点也不肯迁就。他只想到自己，一点也没想到整个作品。而他还不承认。再说，他又善于幻想，善于无中生有，能在诗中看到原文并没有的诗意。就像他小时候一样，他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一直等到诗剧排演，他才看出了作品的真面目。一天，他听一场戏的时候，觉得太荒谬了，还以为是演员歪曲了剧本；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不但当着诗人的面，向演员解释这场戏，并且向支持演员的诗人解释。作者恼火了，用给黄蜂扎了一下的口气说：他想，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克里斯托夫硬不改口，甚至说埃尔摩德什么也不懂。这一下引起了哄堂大笑，他才明白自己成了笑柄。于是他不再说话了，心想这到底不是他写的诗剧。这时，他才看出了剧本内容空虚，大吃一惊，立刻精神瓦解，思想垮台；他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会搞错的。他骂自己是笨蛋，急得直扯头发。他想安慰自己，就反复说：“你本来就不懂诗，诗不是你的本行。管你自己的音乐吧！”———他觉得难为情，剧本怎么这样无聊，感情怎么这样夸张，语言、动作、姿态怎么虚假得这样明显？有时他在指挥乐队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举不起指挥棒了，恨不能钻到提词厢里去。他太直率，太不圆滑，不会掩饰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出，不管是朋友、演员，还是作者。埃尔摩德挤出一个微笑来对他说：
“难道这样的作品都不能讨你喜欢？”
克里斯托夫勇敢地答道：
“对你说句实话，不喜欢。我不懂。”
“那么，你作曲之前没有读过吗？”
“读过，”克里斯托夫天真地答道，“但是我搞错了，我了解的是另外一回事。”
“可惜你没有把自己了解的写下来。”
“唉！要是自己写就好了！”克里斯托夫说。
诗人恼火了，他不服气，也来批评音乐。他说音乐碍事，使人听不到诗。
如果说诗人和音乐家互相不了解，那演员对他们两个人更不了解，他们并且满不在乎。他们只是在唱词中寻找东鳞西爪的字句，根据惯例，这些字句会引人注意，得到好的效果。当然，他们的吟诵并不合作品的腔调，也不合音乐的节拍；他们唱他们的，音乐演自己的；人家会说他们唱走了调。克里斯托夫气得咬牙，拼命喊叫，提醒他们音符唱错了；他们让他叫他的，还是若无其事地接着唱，甚至不明白他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克里斯托夫真想撒手不干了，但是已经排演了这么久，打退堂鼓怕要吃官司。他把这些泄气的话告诉曼海姆，却受到一顿嘲笑。
“出了什么事？”曼海姆问道，“不是很顺利吗？你们互相不了解？咳！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者本人之外，谁懂得他的作品？本人能懂就算是走运了！”
克里斯托夫因为诗剧无聊而苦恼，说会毁了他的音乐。曼海姆不难发现诗剧不合常情，发现埃尔摩德是条“蠢驴”；但他一点也不担心：埃尔摩德时常大开宴席，他的太太又漂亮，怎么好意思批评他呢？———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说没时间听他耍嘴皮子。
“这不是耍嘴皮子！”曼海姆笑着说，“干吗这么认真？你简直不知道生活中什么有价值。”
他奉劝克里斯托夫，不要多管埃尔摩德的闲事，还是想想自己的事算了。他要他做点广告。克里斯托夫气嘟嘟地敬谢不敏。一个记者要采访他的生活，他气冲冲地答道：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家杂志要登他的照片，他气得跳了起来，高声大喊：谢天谢地！他又不是德皇，用不着把他的头挂到街上去示众———简直不可能要他和当地有影响的“纱笼”搞好关系。他不接受邀请；偶尔不得不接受一次，不是忘了去，就是去发脾气，仿佛存心要跟每个人闹别扭，和谁过不去似的。
但糟糕透顶的是，诗剧上演的前两天，他竟和杂志社也闹翻了。
要发生的事到底发生了。曼海姆继续修改克里斯托夫的稿子，他随便涂掉整行的批评，换上赞美的字句。
一天，在一个“纱笼”里，他碰到一个自以为很漂亮的钢琴家，这个音乐家虽然受过他无情的抨击，却走过来向他道谢，并且微笑着露出了满口的白牙齿。他粗暴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可以道谢的。钢琴家却死皮赖脸地表示感激不尽。克里斯托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说：如果他对那篇文章满意，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文章肯定不是写来叫他满意的。他说完了，背转身来就走。钢琴家以为他是个脾气坏、做好事的人，也就笑着走了。但克里斯托夫想起了不久以前，一个挨过一顿臭骂的人也寄来一张道谢的明信片，于是他忽然间起了疑心。他出去到报亭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杂志，找到他自己的文章，读了一遍……他当时简直怀疑是自己发疯时写的。后来他明白了，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杂志社去。
华特霍斯和曼海姆正在社里和一个女演员谈话。克里斯托夫不等他们问他来干什么。他把那一期杂志往桌上一扔，也不等自己喘过气来，就用闻所未闻的激烈语言大叫大吵，大骂他们是坏蛋、小人、骗子，伸出胳臂拉过一把椅子，用椅子脚 得地板笃笃响。曼海姆还想一笑了之。克里斯托夫却要踢他的屁股。曼海姆赶快躲到桌子后面去，笑得直不起腰来。华特霍斯却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他板着脸，沉着气，在一片吵闹声中，尽力要人听见：他不容许别人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要克里斯托夫听候他发落，并且给他一张名片，表示要和他决斗。克里斯托夫却把名片扔到他脸上：
“去你的臭架子！……难道我还要你的名片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吗？……你是个滑头、骗子！……你以为我会和你决斗吗？……你只配挨一顿打！……”
在街上都听得见他的声音。过路的人也站住了。曼海姆赶快关窗子。女演员吓坏了，想要走开，但克里斯托夫挡住了门。华特霍斯气得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曼海姆也讲不清楚，只是嬉皮笑脸，想打圆场。克里斯托夫却不让他们解释。他把想像得到的最伤害人的骂人话都吐出来，一直骂得喘不过气了才走。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却要等他走后才松了一口气。曼海姆很快又恢复了老样子，他挨了一顿骂就像鸭子淋了一阵雨。但华特霍斯却像给人捅了一刀，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使伤害变得更难忍受的，是有第三者在场亲眼目睹，这是他永远不能原谅的。他的同事都齐声附和。在整个杂志社里，只有曼海姆一个人不怪克里斯托夫，他拿他寻开心，玩笑也开够；他认为自己玩得不亦乐乎，只听了几句臭骂，代价不算太高。这是一出有趣的笑剧，假若这玩笑落在他身上，使他的对头变成了他的朋友，他会第一个大笑起来的。因此他还准备和克里斯托夫握手言欢，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出似的。但克里斯托夫却怒气难消，总把他拒之于千里之外。曼海姆倒也满不在乎，克里斯托夫不过是他的玩物，反正他也玩了个淋漓尽致；他又兴高采烈地寻找另一个玩物去了。一朝一夕之间，他们的关系就算结束。但曼海姆在别人当他的面谈到克里斯托夫的时候，照样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心里真是这样想的。
吵架之后，过了两天，《伊芙琴尼亚》头一次上演了。结果是一团糟。华特霍斯的杂志又说诗剧的好话，根本不提音乐。别的报刊却嬉笑怒骂，得意忘形。戏只演了三场，就停演了；但笑骂声却没有那么快停止。大家都很高兴有机会在克里斯托夫脸上涂黑；一连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都成了众矢之的，大家笑个没完没了。谁都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了挡箭牌；谁也不肯错过机会。惟一使人不敢肆无忌惮的，是他在宫廷里还有一官半职。虽然他和大公爵的关系相当冷淡，因为公爵多次对他提过意见，他都置之不理，但他有时还到公爵府去走走，所以在群众心目中，他还受到某种官方的保护，某种虚而不实的保护。
但他却要亲手推倒最后一座靠山。
他受到了批评。批评不但针对他的音乐，还针对他对新艺术的看法，但评论家懒得去了解新艺术，因为歪曲到可笑的程度反而容易得多。可惜克里斯托夫还不够聪明，不知道对付这种不怀好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搞自己的创作。几个月来，他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不肯放过任何不公正的评论，一定要以牙还牙。他写了一篇稿子，对他的对手毫不留情。他把稿子寄给两个主持公道的报馆，都给退回来了，人家客客气气，话里带刺地说不能发表。克里斯托夫硬要对着干。他想起了城里有一家社会党的报纸曾经向他约过稿。他认识一个编辑；他们有时还在一起讨论。克里斯托夫很高兴有人能和他随便谈论政权、军队、压在人思想上的陈旧过时的偏见。但谈来谈去老是这一套；因为社会党人三句话不离卡尔·马克思，而克里斯托夫对他简直不感兴趣。此外，他在这个人的 自由谈话中发现，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之外，还有刻板的教条，专横的思想，对暴力不敢公开的崇拜，简直是方向相反的军国主义，和他每天在德国听到的言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然而，当其他编辑部都对他关上大门之后，他想到的只有这个朋友和这家报纸了。他心里明白这一步棋会引起轰动，因为那家报纸非常激烈，出言狠毒，经常受到谴责；但克里斯托夫从不读那张报，所以只知道报纸思想大胆，这点他并不怕；他不知道报纸的语气恶劣，这点会使他反感的。再说，其他报纸暗中勾结，要堵死他的嘴，气得他走投无路，即使他了解这张过激的报纸，他自己也会一样过激的。他要叫人看看：想要把他堵死，谈何容易！———于是他就把稿子送去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人家伸出双手欢迎他。第二天，稿子就发表了，编者还夸大其词，说他们已经得到年轻的天才大师克拉夫特同志的大力支持，还说这位大师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深表同情，已是无人不知的事了。
克里斯托夫既没有看到编者的话，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文章；因为那天是星期日，一大早他就下乡漫游去了。他的心情好得无以复加。一见日出，他就叫呀，笑呀，唱呀，跳呀，舞呀。杂志、批评，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春天，天地间最美的音乐，都回到人间来了。阴暗、沉闷、发臭的音乐厅，讨厌的伙伴，愚蠢的乐师，一切都忘掉了！只听见美妙的歌声从甜言蜜语的树林中升起；只闻到生命的气息冲破了地壳在田野里漂流。
他漫游回来，头脑里响着阳光的奏鸣曲，那时，他母亲交给他一封公爵府送来的信。信用公家的口气通知克拉夫特先生当天上午到王府去一趟———上午已经过了，时间快到一点钟。克里斯托夫并不急着去。
“现在已经太晚，”他说，“只好明天再说。”
但母亲着急了：
“不行，不行，不能耽误亲王殿下的事；应该马上就去。说不定是要紧的事哩。”
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
“要紧的事？难道那些家伙还有什么要紧事找我谈吗？……他还要对我讲音乐的道理呢。真有意思！……但愿他不要和德皇比个高低，也来表演一首《颂歌》就好了！那样，我可饶不了他。我会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搞你的政治吧。那方面你是内行，你总是对的。但搞艺术呢，那可得当心！在艺术上，你的盔甲、羽饰、军服、金钱、头衔、宪兵，都没有用……天啦！你想想看：没有这一切，你还有什么？’”
好心的路易莎把什么都当真，双手朝天地叫道：
“你可不能这样说话！……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他看见母亲信以为真，就故意逗得她着急，一直等到玩笑开过了头，路易莎才明白过来。她就转过身去：
“你太胡闹了，我的傻孩子！”
他笑着拥抱了她。他的心情格外好：因为他漫游的时候想到了一个美丽的旋律，旋律在他心中起伏，就像鱼在水里游动一样。他还不肯上王府去，一定要先大吃一顿，他实在饿坏了。餐后，路易莎看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来捣乱，说就这样穿旧衣脏鞋去也没什么关系。他说归说，结果还是换了衣服，擦了鞋油，一面口里吹着口哨，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等到他穿好了，母亲还检查了一遍，认真地重新给他打好领带。他居然比寻常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觉得满意———这也不是寻常的事。他走时说自己漂亮得可以拐走亚德拉伊公主———大公爵的女儿，相当好看，嫁了一个德国王族，现在正回娘家来住几个星期。她对小时候的克里斯托夫有好感，而他也喜欢公主。路易莎硬说他爱上了她，他就随声附和，无情假装有情。
他并不急着去王府，悠悠晃晃地走过店铺，在街上看到一条狗，懒洋洋地在晒太阳，他也要站住去摸两下。他跳过了不会伤人的铁栏杆，走进了王府前的方形广场。广场周围都是房屋，中间有两个喷水池，像是半睡半醒地喷着泉水，两边有两个对称的花坛，没有树阴遮蔽，花坛中间有条耙得平平整整的沙路，就像把头发分成两边的中线，路旁摆了盆栽的橘子树；广场中央有一个大公爵的铜像，不知道属哪一代，服装是路易·菲力普式的，像座四角还有象征四种道德的雕刻。广场的长椅子上，只有一个闲人拿着报纸在打瞌睡。王府的铁栏门前，并没有卫兵站岗。看来好笑的壕沟后面，两尊大炮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着半睡半醒的小城打呵欠。克里斯托夫却对大炮做了个怪相。
他走进了王府，并不是来办公事的样子，最多不过是口里不再哼音乐了；思想还在跳舞。他把帽子往门厅的桌上一扔，随便招呼了老门房一声，他从小就认识这老头了———他第一次同祖父来王府看哈斯莱的那个晚上，老头已经在看门了———克里斯托夫不拘礼节，老头向来不放在心上，但这一回，却瞪了他一眼。克里斯托夫并没有注意。再往前走，在前厅里他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时对他表示亲热，有说有笑；这回使他惊讶的是，小职员赶快走了过去，仿佛避免和他搭话似的。他虽然有这些印象，但并没有站住，还是直往前走，要人通报。
他走了进去。餐桌刚收拾好。亲王殿下在一个客厅里，背朝着壁炉，一边抽烟，一边和客人谈话。克里斯托夫在客人中间看到了他的公主，她也在抽烟；随随便便地仰面靠在一张沙发上，和几个围着她的军官高声谈话。大家谈得热闹，人人兴高采烈；克里斯托夫一进来，就听见大公爵放声大笑。但等亲王一眼看到了克里斯托夫，笑声忽然一下停了。亲王哼了一声，一直冲到他面前：
“啊！你到底来了，你！”他高声叫道，“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还要这样干多久？你真太不成话了，先生！”
克里斯托夫仿佛迎面落下了一颗炮弹，摸不清头脑，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以为是怪他迟到了，那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呢？于是他结结巴巴地问：
“殿下，我做了什么事啦？”
亲王不听他说，还在大发雷霆：
“住嘴！我不许你污辱我！”
克里斯托夫气得脸都白了，喉咙紧得说不出话来。他好不容易才迸出了一句：
“殿下，你没有权……你没有权侮辱我，你并没有说明我做错了什么事。”
大公爵转过身来对着他的秘书，秘书立刻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来交给他。他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如果只是性格暴躁恐怕说不过去，相当重要的原因是酒喝得太多了。他笔直地站在克里斯托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披肩一样，使劲抖开那张折得发皱的报纸，怒气冲冲地高声喊道：
“这就是你的肮脏货，先生！你只配把头埋在里面！”
克里斯托夫认出了社会党的报纸：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错。”他说。
“怎么？怎么？”大公爵尖声叫了起来，“你真是不要脸！……这张混蛋报纸每天都在攻击我，吐出一些不干不净的脏话来反对我！……”
“大人，”克里斯托夫说，“我并没有看这张报。”
“胡说八道！”大公爵喊道。
“请你不要说我胡说八道，”克里斯托夫说，“我是没有看过这张报纸。我只管我的音乐。再说，我也有权随便在哪里发表文章。”
“你除了闭嘴以外，没有任何权利。我过去对你太好了。我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和你一家人，虽然根据你和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我早该不理你们了。我禁止你再在反对我的报上发表文章。还有，总的说来，没有我的许可，我禁止你以后再写什么文章。你关于音乐的论战，我也看够了。我不准我保护的人浪费时间去攻击真正德国人的瑰宝，去攻击有情趣的人所看重的东西。你最好还是去写些更好的乐曲吧，如果写不出，那就去做做音阶练习也好。我不要音乐界七嘴八舌，诋毁民族的光荣，引起人心的混乱。谢天谢地！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因此，弹你的钢琴去吧，先生，不要惹是生非！”
胖胖的公爵面对着克里斯托夫，目中无人地瞪着他。克里斯托夫面如土色，想要说话，嘴唇哆嗦，总算又迸出了一句：
“我不是你的奴才，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得哽住了，又羞又恨，几乎要哭出来；两条腿在发抖。他的胳膊突然动了一下，撞翻了旁边家具上的东西。他明白自己在闹笑话；的确，他听见了笑声，一望客厅里首，他朦朦胧胧地见到公主在看热闹，并且和客人交谈，怜悯中带有几分讽刺。从这时起，他就记不清楚出了什么事。只听见大公爵高声喊叫。克里斯托夫喊得更厉害，却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么。亲王的秘书和另一个职员向他走了过来，叫他不要喊了，他却把他们推开。他一边说，一边还从自己靠着的家具上抓了一个烟灰缸，仿佛下意识地要用作武器。他听见秘书对他说：
“得了，放下来吧，放下来吧！……”
他听到自己前言不对后语地喊着，并且用烟灰缸敲桌子的边。
“出去！”大公爵暴跳如雷地喊道，“出去！出去！给我滚！”
军官走到公爵身边，劝他息怒。公爵好像中了风一样，眼珠凸起，叫人把这个坏蛋赶出门去。克里斯托夫气得面红耳赤，几乎要伸出拳头去打公爵，到底还是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情绪压制住了：他感到又羞又恨，有点胆小，还有日耳曼民族的忠心，传统的尊敬，在亲王面前表示谦卑的习惯。他要说，但说不出；他要动，又动不了；他看不见，听不到，让人推了出来。
他走过仆人中间，仆人脸上没有表情，但他们刚刚在门口，什么都听到了。走出前厅要走三十步，他似乎觉得一辈子也走不完。长廊越走越长，仿佛没有尽头……从玻璃门看到门外阳光照耀，他才觉得死里逃生了……他跌跌撞撞走下楼梯，忘记了自己光着头，要老门房叫他才想到去拿帽子。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穿过院子，回家里去。他一路上咬牙切齿。一进家门，他哆哆嗦嗦的样子把母亲吓坏了。他把她推开，不回答她问的话。他上了楼，回到房里，把门一关，就往床上一躺。他浑身颤抖，衣服也不脱下，呼吸急促，手脚都像断了似的……啊！不要再看见，不要再感觉，不要再支持这个倒霉的身体，不要为可悲的生活挣扎，倒下去，倒下去，不思想，不呼吸，不存在，离开世界！……他使劲脱下了衣服，东一件、西一件扔在地上，他赶快钻进被窝，连眼睛都蒙上了。房间里没有别的声音，只听得见他的小铁床在砖地上嘎吱响。
路易莎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敲敲门，没有人开，她轻轻叫，没有人答；她在门口等着，着急地听有没有动静；最后只好走开。白天，她还来听了一两次；晚上睡觉前又来了一回。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克里斯托夫发烧得浑身哆嗦，有时，他哭了起来；夜里，他爬起来要墙壁吃他一拳。清晨两点，他忽然怒从心头起，满身是汗，半露胸膛，跳下床来，要去杀死大公爵。愤恨和羞愧吞噬着他的心，他的身子仿佛在火山上———但是这场内心的风暴，外表却显得平静：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音。他咬紧了牙关，有苦只往肚子里吞。
第二天早上，他像平常一样下了楼。他的心身受了摧残。他什么话也不说，母亲也什么都不敢问。她已经从街坊邻居那儿知道出了什么事。整整一天，他坐在椅子上，在火炉旁，一言不发，焦急不安，弯腰驼背，像个老头，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悄悄地流眼泪。
到了晚上，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看他。当然，他已经了解情况，只是来打听细节。克里斯托夫感激起来，天真地以为他是来表示同情，是因为连累了他而来表示歉意的；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肯表示后悔，反而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和一个像自己一样反对压迫的人畅谈一番，对他说来，还可以出一口闷气。编辑怂恿他谈，把这件事当做报纸的一笔好生意，是写一篇轰动文章的好机会，他希望克里斯托夫如果不肯自己写，至少可以给他提供材料；他估计在这次公开破裂之后，宫廷乐师会把他论战的本领，用来为社会党的“事业”服务，那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他能提供一些宫廷的内幕消息，那就更有价值了。他认为公开的秘密不用闪烁其词，就实话实说了。克里斯托夫吓了一跳；他说他不能写了，因为如果他攻击大公爵，人家会说他要报私仇；过去他受压制，所以要冒险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现在他不受压，不冒什么风险，反而应该谨慎。编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多顾虑；以为克里斯托夫到底当过差，总有一点束手束脚；他特别觉得克里斯托夫胆小，于是就说：
“那好，让我们来，由我来写。你什么都不必管了。”
克里斯托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有办法限制记者。况且，记者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攻击是针对报纸的，报社有权答复。这就不好说了；克里斯托夫只能请求不要引用他对朋友说的话，只引用他对记者说的话。对方答应没有问题。克里斯托夫并不太放心；他知道自己太不谨慎，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等到记者走后，他又回想了一下他说过的话，不由得胆战心惊。他一刻也不迟疑，又给记者写信，恳求他不要泄露他的隐情，但他自己却在信里重复说了一些心里话。
第二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打开报纸一看，头一版就连篇累牍登了他的事。他头一天说过的话，经过记者的头脑加工歪曲之后，已经无限夸大了。文章卑鄙地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狗血淋头。有些细节完全是克里斯托夫个人的私事，显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就使人误以为整篇文章都是他写的。
新的打击把克里斯托夫压垮了。他越读越冒冷汗，一读完简直要发疯。他要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把他挡住了，怕他闹出乱子，而这并不是过虑。他自己也怕出事，感到若是去了，难免会闯下祸来，于是就没有去，但却做了另外一件蠢事。他怒冲冲地写了一封信给记者，用伤人的语言责备他的行为，否认文章和自己有关，并且和社会党闹翻了。这封信没有发表。克里斯托夫又写信给报馆，要求登他的信。报馆把他在采访前的来信副本寄上，信中的话证明文章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并且问他要不要两封信同时发表。他感到自己跳不出人家的掌心。倒霉的是，他在街头偏偏碰到了那个采访他的记者，他不免说些瞧不起人的话。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一篇侮辱性的短评，说宫廷里的奴才，即使扫地出门了，还是改不了奴性。再加上三言两语，影射最近发生的事，使人一望而知说的是克里斯托夫。
等到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克里斯托夫已经没有靠山了，他忽然一下发现：他的冤家对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多得出人意外。所有他直接或间接伤害过的人，不管他是进行过个人批评，或者是反对过他们的意见或低级的趣味，现在都群起而攻之，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广大的群众，克里斯托夫本想使他们摆脱麻木的状态，现在他们冷眼旁观，心满意足，看到大家教训这个狂妄的年轻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胆敢改变公共舆论，打扰好人的睡眠。克里斯托夫已经掉下水了，大家还要使劲把他的头按下水去。
但他们并不是同时出马的，而是由一个人先来探测阵地。如果克里斯托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就加重打击。接着别人来了；然后全军出动。有些人只是好玩，来凑热闹，就像小狗喜欢在干净的地方撒尿一样，那是些不够格的记者，喜欢三五成群，到处乱窜，为了掩饰他们的无知，就对胜利者大捧其场，对失败者大加口诛笔伐。有些人，把理论当成重量级的炮弹，抨击起来震耳欲聋，大炮所过之处，有死无生，这是些大评论家，他们的评论能左右生死。
克里斯托夫总算走运，他从来不看报。有几个关心他的朋友特意把骂得最凶的报纸寄来。他却让报堆在桌上，懒得打开来看，一直等到最后，有一篇红色花边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说他的歌曲像野兽的吼声，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时紧时松的音调是要人看不出他心灵的干枯和思想的空虚。这个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最后下结论说：
克拉夫特先生近来作为记者写过一些文章，文笔拙劣，趣味低级，荒谬绝伦，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当时有人好意劝他还是专心作曲为妙。但从他最近作出的乐曲看来，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错了。克拉夫特先生写的文章肯定比他作的曲子要好得多。
读了这篇评论，克里斯托夫一个上午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他又去找其他骂他的报纸，觉得泄气也要泄个痛快。不料路易莎有个脾气，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干二净”，就把报都烧了。他开始有点恼火，后来反倒觉得这样更好；索性把登这篇评论的报纸也交给母亲，说早就该把这张报纸一起烧掉。
但是还有使他感到更沉重的打击。他写了一首四重奏，把手稿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团体，结果遭到了一致否决，但并没有解释原因。他写了一首序曲，科隆有个乐队似乎有意演出，但让他等了几个月之后，却给退了回来，说是不能演奏。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本城的一个音乐团体。乐队指挥于弗拉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但像许多指挥一样，他没有好奇创新的精神：只有他那一类人特别能适应的守旧惰性，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品，他可以翻来覆去地演奏，但对任何真有新意的作品，他却避之惟恐不及，仿佛怕会烫伤一样。他不知疲倦地组织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音乐会，在这些人的作品中，他只要随波逐流，顺着自己熟悉的节奏演奏就行了。但相反的是，他根本不能容忍当代音乐。他不敢公开承认，反倒说自己欢迎年轻的人才，而实际上，如果有人送来一部模仿古代大师的作品———一部从五十年前的新作移植过来的作品———他会非常高兴接受，甚至还引以为荣地硬向社会推荐。这不会妨碍他演奏的秩序，也不会破坏大家习以为常的感动方式。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可能打乱他美妙的安排，或者出现焕然一新的面目，那他却会既蔑视又憎恨的。如果创新的作家没有机会脱颖而出，那他只会蔑视。如果新人有可能成功，那他就会憎恨———当然，一直要恨到新人功成名就为止。
克里斯托夫谈不上功成名就，还差得远呢。因此，当人家通过间接的途径告诉他，于弗拉脱先生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他觉得大出意外。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可以得到这种荣幸，因为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几个朋友在杂志上挨过克里斯托夫的批评。但克里斯托夫自己是个好人，于是将心比心，以为对方也和自己一样宽宏大量。他猜想他们看到他受欺侮，要表示他们并不计较微不足道的恩怨，于是他感动了。他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给于弗拉脱，并且寄去了一首交响诗。对方要秘书回了一封冷冷淡淡、客客气气的信，说是寄来的乐谱已经收到，但根据乐团的规定，交响诗要先交乐队试演，然后才能公开演出。规定就是规定。克里斯托夫只好低头照办。再说，这纯粹是一套手续，免得业余作曲家的粗制滥造来滥竽充数。
两三个星期之后，克里斯托夫得到通知，他的作品要预演了。照规矩说，预演是不公开的，连作曲家本人也不能到场。但天下事都有通融的余地，作曲家总是在场的，只是不露面而已。大家都知道他来了，但大家又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一天，一个朋友来找克里斯托夫，把他领进了排演厅，他就坐在一个包厢里。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不公开的预演会却坐满了人，至少在楼下，有一大堆音乐爱好者、有闲阶级和评论家，走来走去，有说有笑。乐队却要装着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开始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男声合唱，乐队伴奏，主题是歌德的《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克里斯托夫讨厌这部作品堂而皇之的感伤情调，以为这也许是勃拉姆斯派客客气气地报复他的一种方式，勉强他再听一遍他不客气地批评过的一支曲子。一想到这点，他不由得笑了；更使他觉得好笑的是，在《狂想曲》之后，又演奏了两个知名音乐家的作品，也是受到过他攻击的；报复的用意似乎无可怀疑了。他不免做了个怪相，一想到这并不是暗箭伤人，音乐虽然不佳，公开的报复倒未可厚非。于是大家对勃拉姆斯派热烈鼓掌的时候，他也不由衷地拍了两下手。
最后，轮到克里斯托夫的交响曲了。从乐队席和听众，都有眼光投向他的包厢，使他看出了人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不让人看见。他像任何音乐家一样心情紧张地等待着，等待指挥棒一举起，在寂静中集结力量的音乐像洪水般冲决堤防。他还从来没听过乐队演奏他的作品。他想像中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他感到生命在他心中汹涌澎湃；他面临着音乐的深渊，浑身震颤，等待着决堤而出的洪流。
结果出来的东西却简直无以名状，乱七八糟似乎没有定型。音乐不是支持大厦门面的柱子，而是东倒西歪的断壁残垣，只看得见一大堆布满尘土的石膏杂片。克里斯托夫目瞪口呆，怀疑演奏的是不是自己的作品。他千方百计寻找自己思想的线索和节奏，却一无所获，因为已经演得面目全非了，就像一个口齿不清、行动不灵的醉汉在摸着墙走路一样；他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仿佛自己真成了醉鬼。他明明知道这不是他写作的曲子，而是一头蠢驴歪曲了他的原意，但一开头，他自己也晕头转向，搞不清是不是该对这种蠢货负责。听众却不问青红皂白，他们只相信表演的人、唱歌的人，只相信他们听惯了的乐队，就像相信报纸一样。乐队不会演错，如果有错，那是作曲者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不会怀疑乐队，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作曲家不对———克里斯托夫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指挥身上，妄想他会改正这一团糟的局面，重新来过。不料乐器越演奏越乱了套。圆号该吹不吹，晚了一拍却又吹起来，而且吹了五分钟，才心安理得地停住。有几段双簧管不知去向。最老练的耳朵也找不到音乐的思路，甚至误以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线索。丰富多彩的乐器幻想曲，俏皮的幽默曲，都演奏得莫名其妙，荒唐可笑，听了叫人啼笑皆非，以为作曲家不是傻瓜，就是小丑，完全不懂音乐。克里斯托夫急得扯头发。他想去打断排演，但同来的朋友不让他去，向他保证指挥先生自己会听出演奏的错误，自然会加以改正的———何况克里斯托夫本不该到场，如果他要说三道四，反而会把事情搞糟。他硬要克里斯托夫缩在包厢里首。克里斯托夫只好听之任之；但他老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一听到新的怪腔怪调，他就愤怒而痛苦地低声发出牢骚：
“该死！该死！……”
他悲叹哀吟，只有用嘴咬手才能不喊出来。
那时，随着演奏的错误，也响起了听众的怨言，他们开始骚动了。开头只听到声浪的震动；不久，克里斯托夫毫不怀疑，他听见大家笑了。乐队发出了信号，有几个乐师带头发出了笑声。听众一听信号，明白作品是可笑的，立刻笑得前俯后仰。全场哄堂大笑；等到低音提琴用油腔滑调重复一个节奏呆板的主题时，笑声响了一倍。只有乐队指挥一个人在一片喧闹声中不动声色，照旧打他的拍子。
最后，演奏总算完了———天下没有不完的好事———现在轮到大家开口。大家高兴得要炸了。这是彻底放松，放松了好几分钟。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倒彩，调皮捣蛋鬼却高叫：“再来一场！”包厢里有个男低音模仿滑稽的主题。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竞相模仿。还有人喊：“欢迎作曲家！”———这些聪明人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等到喧闹声静下来了一点，乐队指挥转过没有表情的脸，侧身对着听众，但是假装看不见人———因为听众不该在场———只向乐队做了个手势，表示他要说话。于是有人嘘了一声：“肃静！”大家就静了下来。他还等了一会，才发出干脆利落、斩钉截铁的声音：
“诸位先生，”他说，“如果不是要把那位胆敢冒犯勃拉姆斯大师的先生示众的话，我是当然不会把这种东西演奏到底的。”
他一说完，就跳下指挥台，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欣喜若狂的大厅。大家鼓掌要他回到台上，鼓了一两分钟。但他没有回来。乐队开始走了。听众也只好散了。音乐会已经结束。
大家快快活活过了一天。
克里斯托夫已经走出了包厢。他一看见该死的乐队指挥走下台，就冲了出去；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要追上指挥，打他两个耳光。带他来的朋友跟在他后面跑，设法要拉住他，但克里斯托夫把他推开，几乎使他摔下楼梯———他有理由相信这个朋友也是布置圈套的人———好在通向舞台的门关上了；他气得用拳头捶门，但捶不开。那时，听众开始从大厅里出来。克里斯托夫不能再待在那儿。他也只好走了。
他处在难以描写的状态中。他随便乱走，挥舞着胳臂，转动着眼珠，高声说话，仿佛发了疯似的；但他又得压制自己愤怒的喊声。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音乐会的大厅是去年在新区盖的，离城有一段路；克里斯托夫本能地往乡下走，穿过了几块空地，空地上只有孤零零的木板屋，和建筑房屋搭起来的脚手架，四面围了栅栏。他心里起了杀人的念头，他想杀死那个侮辱他的人……唉！即使杀死了他，改得了那些人的兽性吗？他们的笑声会在耳边消失吗？他们人太多了，他拿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本来意见不同，但是要污辱他，要压垮他，他们的意见却一致了。他们不是误解，他们只有憎恨。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呢？他心里只有好东西，对大家有好处、使大家都开心的东西；他想告诉大家，让他们都高兴；他以为大家会像他一样快活。即使他们不喜欢这些东西，起码也该感谢他的好意；就算严格一点，也可以善意地指出他的错误；为什么这样兴高采烈地污辱、歪曲蹂躏他的思想，使它显得可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他在气头上把人家的憎恨过分夸大，过分当真了，其实那些平平常常的人哪会那么认真！他抽抽噎噎地说：“我什么事对不起他们呢？”他透不出气来，他以为自己完了，就像小时候头一回碰到坏人坏事一样。
他向周围一看，脚跟前就是磨坊边上的小河。几年前，他的父亲就是在水里淹死的。他立刻也起了投水自杀的念头。他一分钟也等不得，就要往下跳了。
从陡峭的河岸上向下一看，他被清澈平静的天光水色迷住了，听到一只小鸟在附近的树枝上歌唱，似乎在倾吐它的生命。他悄悄地听着。水潺潺地流着，听得见麦浪在微风中起伏颤抖，白杨在哆哆嗦嗦。路边的篱笆后面有一个花园，一窝窝不见踪影的蜜蜂用音乐染香了空气。河对岸有一头母牛在大白天做梦，眼睛像是玛瑙镶了边的。一个金黄头发的小姑娘靠墙坐着，肩上背了一个轻巧玲珑的筐子，看来好像天使的翅膀，她也在做白日梦，两条赤裸裸的小腿摇来摆去，嘴里哼着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调子。在远远的草原上，一条白狗蹦蹦跳跳，兜着圈子……
克里斯托夫靠着一棵树，听着，看着春天的大地；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平静，生命的欢乐；他忘记了别的，他忘记了一切……忽然一下，他伸出手臂来抱住美丽的树，把脸贴在树干上。他又扑倒在草地上，把头埋在草里；他激动得笑了，快活得笑了。生命的美丽、好意、魅力围绕着他，渗入了他的心。他想：
“为什么你这样美丽，而他们———人———却那样丑恶？”
管它呢！他爱生命，他觉得他会永远热爱生命，永远也不分离。他如醉如痴地拥抱着大地，拥抱着生命。
“我占有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不能把你夺走。让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让他们要我受苦吧！……受苦不也是生活吗？”
克里斯托夫又鼓起干劲，重新投入工作。他不想再理那些有名无实的“文人”，夸夸其谈、空话连篇的编辑、新闻记者、评论家、经营贩卖艺术的商人。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去和他们的偏见和妒忌心做斗争。他们用不着他吗？———那好！他也用不着他们。他有他的事要做，他会做的。宫廷把自由还给了他，他很感激。他感激别人对他的敌意，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工作了。
路易莎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她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她身上没有克拉夫特家的血液；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她一点也不在乎儿子的名位和荣誉。当然，儿子有名有利她也欢喜；但是，如果名利要用烦恼来换取，那她还是宁愿不要算了。克里斯托夫和王府闹翻之后，使她难过的并不是名利问题，而是儿子的痛苦；说心里话，儿子不同杂志的编辑和报社的记者来往，她反倒更高兴。像乡下人一样，她对白纸上写的黑字都信不过，认为写字不是浪费时间，就是惹是生非。有时她听到杂志社的年轻人和克里斯托夫谈话，他们的坏心眼把她吓坏了；他们咬牙切齿，说人坏话，说得越多，就越得意。她不喜欢他们。他们虽然都很聪明，很有学问，但没安好心眼，所以她宁愿她的克里斯托夫不和他们打交道。她同意儿子的看法：他用不着他们。
“对我，他们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行，”克里斯托夫说，“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和我有什么关系？去他们的吧！”
能够否定世界自然很好。但世界并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年轻人夸下的海口否定。克里斯托夫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还存了幻想，并不大有自知之明。他不是一个出家人，他的性格并不要逃避世界；尤其是，他还没到那个年龄。开始，他并不太痛苦，因为他在埋头作曲；只要有事可做，他就不觉得空虚。但作品一完，新的作品还没涌上心头，他就会感到无依无靠；他向周围一看，发现自己遗世独立，不免胆战心寒。他问自己为什么要作曲。在作曲的时候，他不会提这个问题：要作曲就作曲，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然后，面对着新生的作品，产生作品的强烈本能反倒沉默了，作曲家反而不明白为什么要作曲；他在作品中几乎认不出自己来，作品对他是陌生的，他甚至想把作品忘掉算了。但这简直不可能，只要作品没有出版，曲子没有演奏，没有在世上独立存在，那就是忘不掉的。这时，作品还是与母体血肉相连的胎儿，要他独立生活，一定要把脐带剪断。克里斯托夫作的曲越多，这些胎儿对他的压力就越大，他们不能独立生存，但也不会自行消失。谁来搭救他们，给他们接生呢？这些思想上的胎儿受到朦朦胧胧的推动，拼命想要脱离母体，像种子要借风力散播到全世界，去和其他灵魂结合一样。他怎么能把胎儿禁闭在体内，使自己成为不育的母亲呢？他简直要急疯了。
既然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堵死，而他又不管怎样也不肯低三下四向那些拒绝过他的经理求情，那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的作品印出来；但要找到一个愿意印刷的出版商，并不比找一个愿意演奏的乐队更容易。他试过两三回，试的办法要多笨有多笨，结果他觉得受够了气；与其再去碰壁，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人家居高临下的脸色，还不如自己花钱印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他稍微有一点积蓄，那是宫廷给的薪水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但经济来源已经断绝，新财源还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稳当一点应该节约开支，度过这个困难时期。但他不但不节省，反而借债去付印刷费。路易莎什么也不敢说，她发现儿子不讲理，她搞不懂为什么要花钱把名字印在书上：但既然这个办法能使儿子耐心待在她身边，既然他乐意这样做，她又何乐而不为呢？
克里斯托夫献给公众的作品，并不是大家熟悉、可以静听的那一类，而是一系列有独特风格、他个人喜欢的曲调。那都是些钢琴曲，中间穿插了几支歌，有的很短，更大众化，有的很长，更戏剧化。总体形成了一系列欢乐或悲伤的印象，连贯得很自然，有时钢琴独奏，有时独唱，或是钢琴伴奏。“因为，”克里斯托夫说，“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我并不一定能用形式来表达我的感觉，我只感到痛苦，感到幸福，但并没找到语言来表现我的苦乐；但有时我又一定要说出我的感觉，于是我想也没有想到就唱起来；有时我唱的是模糊的歌词，前后不连贯的句子，有时却是整首的诗；于是我又浮想联翩。就是这样，一天过去了，而我想要表现的，正是一天的感觉。为什么歌曲集里只应该有歌或序曲呢？那不是太不自然、太不和谐了吗？为什么不让心灵自由活动呢？”因此，他把这系列歌曲叫做《一天》。作品的各部分还有小标题，简单说明了内心接二连三的梦幻。克里斯托夫还写上了神秘的献辞，缩写的名字，纪念的日期，这些都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明白，会使他回想起富有诗意的时刻，真心爱过的面孔：笑眯眯的柯琳娜，懒洋洋的莎冰，还有那个相见不相识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还选了三十来首歌曲，都是他自己最喜欢、因此也是公众最不喜欢的作品。他特意不选人人爱听的曲调；他选的是富有个性的（大家知道公众总是害怕“个性”，没有个性、只有共性的作品，在他们看来要好得多）。
这些歌曲是配合十七世纪西里西亚诗人的作品谱写的，克里斯托夫在一套普及丛书中读到这些诗句，他喜欢诗写得真诚。他特别喜欢两个兄弟般的天才诗人，都是三十岁去世的：一个是富有魅力的保尔·弗莱明，他在高加索和波斯自由地流浪漂泊，在野蛮的战争、苦难的生活、腐败的时代中，保持了纯洁、深情、平静的心灵；———另外一个是放荡不羁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他在花天酒地、灰心失望、风风雨雨中消耗了自己的生命。从冈特那里，克里斯托夫利用的是向上帝挑战的呐喊声，反抗压迫的讥笑声，被打倒的巨人愤怒的诅咒声，反击上天的雷电霹雳声。从弗莱明那里，他利用的是鲜花盛开一般甜美的爱情诗，星星合奏的圆舞曲，宁静而欢乐的心灵舞歌；还有一首他《献给自己》的十四行诗，克里斯托夫当做早祷一样背诵。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微笑的乐观精神也使克里斯托夫陶醉。对他说来，这是走出悲哀之后的休息。他喜欢在纯洁的大自然中看到上帝的本来面目：在鲜嫩的草场上，长颈鹳鸟在郁金香和白水仙花之间稳步走来走去，溪水流过沙上唱出歌声，展翅高飞的燕子和白鸽划破晶莹透明的长空，一线欢乐的阳光撕开了风帘雨幕，明亮的天空穿过云缝露出了笑容，黄昏显得一派庄严肃穆，森林、羊群、城市、田野都安安静静。他居然胆大妄为，把那些新教教堂还在唱的赞美诗谱成乐曲。但他一点也不保留唱诗班的圣歌性质。恰恰相反，他厌恶那一套；他给宗教诗换上了自由活泼的新装。老格哈特如果听见他的《基督徒历程歌》中有几段露出了魔鬼般的骄傲，或者是《夏日之歌》中平静的流水忽然变成了异教徒的汹涌波涛，恐怕会气得发抖的。
作品印出来了，当然大大超乎情理之外。为克里斯托夫代印代销的商人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出版商，只不过是一个邻居。他并没有印刷乐谱的全套设备，印刷拖了好几个月；错误很多，修改又多花钱。克里斯托夫一点不懂，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开支大大超出预算。印好之后，克里斯托夫不知道拿这一大堆乐谱怎么办。出版商没卖过乐谱，也不设法推销。他对作品漠不关心，和克里斯托夫的态度殊途同归。但他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就要求克里斯托夫写几句广告，不料作曲家反倒说：“音乐好不怕没人买，用不着做什么广告。”出版商像对《圣经》一样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一版乐谱堆在仓库里首。作品保存得很好，因为六个月里，一本也没有卖掉。
在等买主上门的时候，克里斯托夫不得不想方设法弥补账目上的亏空；他也不能挑三拣四了，因为他既要过日子，还要还债呢。不但他欠的债出乎意料的多，而且他积的钱又比他计算的少。是不是他不小心丢了钱？还是———这个可能更大———他算错了账？（他连加法都从来没做对过。）为什么钱少了？这并不重要，钱的确少了，这才是重要的。路易莎恨不得流血流汗，来帮儿子的忙。他见了更心焦，千方百计要尽快还债。他要去当家庭音乐教师，亲自送上门去，有时还得碰钉子，令人难堪。他的身价贬低了，很不容易再找到几个学生。因此，听到有个学校缺一个音乐老师，他就喜不自胜地接受了这个职位。
学校得到教会的半费资助。校长是个精明的人，虽然不懂音乐，也懂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出最便宜的代价，就可以充分利用克里斯托夫。他好话说得多，薪水给得少。克里斯托夫大着胆子，不好意思地提出了意见，校长却亲切地微微一笑，让他明白：他现在没有了一官半职，就不能要求太高的待遇了。
倒霉的差事！问题并不是真要教音乐，而只是要制造假象，让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学生懂音乐就够了。头等大事是教学生在有来宾的盛会上唱歌。用什么方法教倒不太重要。克里斯托夫起了反感了；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甚至无法安慰自己说：他是在做一件有益的事；他反而受到良心的责备，仿佛自己在弄虚作假似的。他设法要给孩子们踏踏实实的音乐教育，要他们知道，并且喜欢好音乐；但学生一点也不在乎。克里斯托夫甚至没办法要他们听讲；他没有老师的威严；说实话，他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的驴鸣不感兴趣；他立刻要向他们讲解音乐理论。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一个学生和他一同弹贝多芬的交响曲。学生当然弹不出来，他就大发脾气，把学生赶下琴凳，自己一个人弹了好久———在校外当家庭教师，他对学生也是这样。他没有一点耐性，比如有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望族，自鸣得意，他却说她弹琴好像厨娘炒菜；他甚至写信给学生的家长，说不教了，要他继续教这样没出息的学生，他会活活气死的———这样，事情越搞越糟。学生本来不多，现在一个个都不学了；没有一个学生能超过两个月。母亲劝他，无论如何，要他千万不能和学校闹翻；因为如果丢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怎样过日子了。因此，虽然他不愿意，还是压制自己，准时到校上课。但当一个笨驴般的学生第十次唱漏了一段歌词，或当他翻来覆去教那班学生合唱一支无聊的歌曲时，叫他怎么掩饰他的思想？（学校甚至不让他选演唱的歌，因为信不过他。）你想，叫他怎能热心工作？然而他硬是一言不发，双眉紧锁，尽量不暴露内心的愤怒，最多只是用拳头敲敲桌子，吓得学生一跳。但是有时，丸药实在太苦，他吞不下去。学生唱到一半，他忽然打断他们：
“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还是我来给你们弹点瓦格纳吧。”
他们正巴不得，就背着他玩起牌来。总有个把学生向校长打小报告；于是校长就把克里斯托夫叫去，提醒他来是教学生唱歌，而不是来教他们喜欢音乐的。他忍气吞声听着这番教训，没有还嘴，因为他怕闹翻了———几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显得前程远大，很有希望，那时谁能料想到，等他开始显示本身价值的时候，反而会受到冷落屈辱呢？
伤害他自尊心的苦差事之一，是不得不去拜访学校里的同事。他只随便拜访了两个；觉得没有意思，实在不愿进行下去。他有幸拜访过的两个人并不引以为荣；但他没去拜访的人却怪他没有礼貌。大家认为他的地位和智力都低人一等；和他说话都露出高高在上的神气。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对他的看法，结果把他也搞糊涂了，使他感到自己比他们更蠢；和这些人，他有什么话好谈呢？他们只懂自己那一套，此外别无所知。他们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如果他们是读书人倒也罢了！但他们读的不是书，只是书中的注解，文字的说明。
克里斯托夫避免和他们见面。但有时见面又不可避免。每个月有一个下午，校长开招待会，要求大家出席。克里斯托夫头一回就没有去，甚至懒得找个借口，只是装聋作哑，不懂世故地以为不去也不会有人注意：不料第二天就听到了婉转的讥讽。第二回，听了母亲的话，他决定去了，心情沉重，好像是去送葬似的。
参加招待会的有本校和其他学校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妻子女儿。大家论资排辈、分门别类地挤在一个太小的客厅里，根本没人理他。他旁边的一伙人在谈教学法和烹调艺术。太太们做菜都有一手，谈起来如数家珍，说长道短。先生们也谈得兴趣盎然，几乎一样懂行。先生夸太太搞家务的本领，太太夸先生做学问的工夫，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克里斯托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背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时挤出一个傻笑，有时板着脸孔，瞪着眼睛，肌肉紧张，真是无聊透顶。离他几步之外的一个窗口下面，坐着一个没人理的少妇，也和他一样无聊。两个人都只瞧着客厅，所以彼此没有看见。过了一会，他们待不住了，转过身去打呵欠，这才发现了对方。就在这一刹那，两个人的眼睛碰上了。他们不谋而合地互相瞧了一眼。他向她走了过来。她低声问他：
“好玩吗？”
他转过去瞧着窗子，伸出了舌头。她高声笑了起来，忽然觉得不对，就招呼他在身边坐下。他们互相报了姓名。她是本校生物课老师莱哈脱的妻子，新来学校，本地还没有熟人。她不算漂亮，鼻子太大，牙齿不整齐，气色不太好，但眼睛很灵活，笑起来有孩子气。她说起话来像喜鹊，喋喋不休，他也有来有往，劲头十足；她坦率得好玩，俏皮话说得好笑；他们一边笑一边大声交换看法，仿佛周围没有人似的。在他们两个显得孤零零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不肯大发慈悲，超度他们脱离苦海，现在却对他们投出了不满的眼光，认为这样有说有笑是低级趣味！……不过这两个谈得起劲的人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正要痛痛快快地叫别人不痛快呢。
最后，莱哈脱太太向克里斯托夫介绍了她的丈夫。他非常难看，面色苍白，没有胡须，满脸麻子，有点像个死人，但神气却显得很和善。他说话一板一眼，吞吞吐吐，声音有一半留在喉咙管里，一个字只能听到一半。
他们结婚才几个月，但这一对丑八怪却彼此相爱：在大家面前互相看一眼，说句话，拉下手，都有股亲热劲，叫人看了又好笑，又羡慕。他们真是一唱一和。他们立刻邀请克里斯托夫在招待会后，到他们家去吃晚餐。克里斯托夫开始用笑话来推辞；他说今晚最好回家睡大觉，无聊透顶，比走了一百里路还更累。但莱哈脱太太反驳说：心里不痛快千万不要睡，那会睡出毛病来的。克里斯托夫只好半推半就。他在孤独中很高兴能碰到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很高明，但是单纯、好客。
莱哈脱的小家庭也像主人一样好客。他们的客气挂在嘴上，写成了白纸黑字。家具，用品，碗盏都会说话，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表示他们多么高兴接待“亲爱的客人”，问候客人的健康情况，提出和和气气、规规矩矩的意见。在长沙发上———虽然沙发很硬———放了一个小枕头，亲亲热热，悄悄地说：
“再坐一会儿吧！”
他们给克里斯托夫倒上了一杯咖啡，杯子上写道：
“再喝一小杯吧！”
盘子里的菜很好，还有一句好话调味。一个盘子说：
“我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
另一个盘子说：
“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令人厌恶。”
克里斯托夫虽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香烟休息处。”
他要洗手。肥皂盒子就说：
“贵客请用！”
还有那文质彬彬的擦手毛巾，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主人，明明没有什么话说，也要勉为其难地说句好话，于是就说了一句到处可用，此处不太合适的话：
“一日之计在于晨。”
结果，克里斯托夫坐在椅子上都不敢动了，惟恐房间的哪个角落里又会钻出个声音来招呼他。他简直想说：
“不要说了，小妖精！我不懂你们的话。”
于是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并且遮遮掩掩地对主人说：他是想起了学校里刚开的招待会才笑的。无论如何，他也不肯伤他们的心。再说，他对好笑的事并不太敏感。很快，他对这两个人和这些东西的这股亲热劲也就习惯了。他有什么要和他们过不去的呢？他们是这样好的人！他们不讨人厌；如果说他们缺少一点风趣，但是他们绝不愚蠢。
他们新来乍到，人地生疏。外省小地方偏偏有小地方的规矩，从外地来的人一定要登门拜访有关人士，不能像到磨坊似的随便进出，否则，就不容易受到本地人的欢迎，这种规矩令人难以忍受。莱哈脱夫妇考虑不够周到，对当地这一套先来后到的规矩，没有严格照办。迫不得已，莱哈脱只是走走过场。但他的妻子把这当成了沉重的负担，又不喜欢拘束，所以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她只挑了几个不太讨厌的人家先去拜访一下，别的人家不知道要拖到哪天去。偏偏当地的显要人物都在她延期拜访的名单之内，他们对这种失礼的行为气得说不出话来。安吉利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利利———做事的方式有点随便，怎么也学不会做官样文章。她招呼地位高的人一点也不客气，气得对方脸红耳赤；必要时，她不怕当面顶撞。她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些话太傻，惹得别人在背后笑她；有些话太重，说得开心，听的吃不消，结了些生冤家、死对头。有时她咬住嘴唇，想留住要说的话，但来不及，话已经脱口而出了。她的丈夫是男人中最和和气气、恭恭敬敬的一个，对她吞吞吐吐地提过几次意见。她一听就拥抱他，怪自己蠢，说他有理。但过不了一会儿，她的老毛病又犯了，尤其是在最不该说的时间和地点，却偏偏说了出来，如果不说，她简直要憋死了———她和克里斯托夫倒是一见如故。
在她不该说而偏说了的奇谈怪论中，她老把德国人和法国人作些不恰当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没有谁比她更像德国人了———但生长在德、法两国人共处的亚尔萨斯，而且和法国人关系不错，受了拉丁文化的吸引，那是许多德国人，包括那些看来最不容易受影响的德国人都不能抗拒的影响。也许，说老实话，因为安吉利加嫁了个德国北方人，一天到晚和纯粹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总想换换口味，所以拉丁文化的吸引力反倒更强烈了。
和克里斯托夫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她就谈到了这个老题目。她称赞法国人谈话无拘无束，非常可爱。克里斯托夫也随声附和。在他看来，法国就是柯琳娜：美丽发亮的眼睛，年轻带笑的嘴巴，坦率随便的态度，悦耳动听的声音；他想知道得越多越好。
利利·莱哈脱和克里斯托夫谈得投机，竟拍起掌来。
“可惜，”她说，“我那个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只好走了。”
柯琳娜的形象立刻消失了。就像熄灭的火箭忽然使阴暗的天空显出了温柔而深远的星光一样，显出了另一个形象，另一双眼睛。
“你说的是谁？”克里斯托夫跳了起来，问道，“是那个家庭教师吗？”
“怎么？”莱哈脱太太说，“你也认识她？”
他们两个把她描绘了一番：结果两个形象合而为一了。
“你也认识她？”克里斯托夫说了又说，“啊！把你知道的事都告诉我好吗？……”
莱哈脱太太一开头就说：她们不但是认识，还是能说心里话的好朋友。但等到要她一五一十说时，她又说不出多少了。她们是在朋友家认识的。莱哈脱太太主动接近那个少女；因为她一见人就熟，立刻邀请少女到家里来。少女来过两三次，她们在一起闲谈。爱打听的利利好不容易才了解到法国少女的一点情况：少女沉默寡言，要点点滴滴才能挤出几句话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安东妮蒂·耶南；家里没有产业，只有一个弟弟住在巴黎，靠她维持生活。她老是谈到他，也只有谈到他的时候，她的话才多一点；她对利利·莱哈脱谈心里话，也是因为利利对这个无亲无故、只身寄宿在巴黎中学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就是为了资助弟弟的学费，安东妮蒂才不得不到国外来教书的。但这两个可怜的姊弟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天天写信，信迟到了一点都会使他们生病似的不安。安东妮蒂老为弟弟担心，弟弟把孤独的痛苦都告诉了姐姐，痛苦就在姐姐心里引起了回响，回响的痛苦更加剧烈，几乎使她的心都要碎了；她一想到弟弟的痛苦就难过，往往怀疑他生了病而不敢告诉她。好心好意的莱哈脱太太有几次怪她不该这样无缘无故瞎猜，居然使她放心了一阵子———关于安东妮蒂的家庭，她的情况，她的心灵深处，莱哈脱太太却说不出什么来。一问到这些问题，安东妮蒂就缩了回去，不好意思，人家也怕问了。她很有教养；看来天生有经验；似乎既天真，又看得透，既虔诚，又没有幻想。她在这里并不快活，住在一个不知好歹轻重、又不宽宏厚道的人家———她怎么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说不清楚。反正人家说她不太检点。安吉利加一点也不相信；她敢把手放在火上起誓这是造谣诬蔑，只有说坏话、做坏事的地方才会这样乱说。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不管是什么事，总出了点事吧，是不是？
“是的。”克里斯托夫说时低下了头。
“于是她到底走了。”
“走的时候和你说了什么吗？”
“啊！”利利·莱哈脱说，“真不凑巧。刚好我到科隆去了两天！一回来……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女佣人说，因为她的茶里要加柠檬，而女佣人拿柠檬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德国人办起日常生活中的私事来，往往也像办公事一样，利利就煞有介事地加了一句：
“人生总是如此！……”
（谁也不知道她是说要柠檬偏偏没有柠檬，还是说那个打断了的故事。）
她接着说：
“一回来，我发现她给我留了一个条子，谢谢我对她的照顾，说是她回巴黎去了，但是没有留下地址。”
“她没有来过信？”
“没有。”
克里斯托夫又看到那个忧郁的面孔消失在黑夜里，那双眼睛又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刹那，并且还瞧着他，就像那最后一次，她的眼睛隔着车窗瞧他一样。
法国这个谜又涌上他的心头，仿佛更需要解答了。克里斯托夫不知疲倦地向莱哈脱太太打听，因为她硬说自己了解那个国家。莱哈脱太太虽然没有去过法国，却能提供一些情况。莱哈脱先生是个热爱德国的人，对法国的偏见很深，虽然他对法国的了解并不比妻子多，但当利利热心过度的时候，他就大胆提出保留的意见；利利一听更来了劲，越发坚持自己不错，而克里斯托夫并不知情，却放心大胆地随声附和。
对克里斯托夫说来，更有价值的并不是利利·莱哈脱的记忆，而是她的书籍。她的小小书架上有一些法文图书：有学校的课本，有几部小说，还有几本随便买的书。克里斯托夫正想知道他不了解的法国，所以莱哈脱说这些书可以随他使用时，他简直觉得如获至宝。
他开始先看几本文选，那是利利·莱哈脱或是她的丈夫从前上学时用过的教科书。莱哈脱对他说：如果要在自己陌生的文学中不搞得晕头转向，那最好是看几本入门书。克里斯托夫非常尊重比他有学问的人，认真照办，当晚就看起书来。他先要大致了解一下：他到底有了些什么精神财富。
他知道了一些法国作家，他们的名字是：德奥多·亨利·巴罗，方斯华·佩蒂，弗雷德里克·波德利，艾弥尔·德莱罗，夏尔·奥古斯特·波尔。他读了一些诗，诗人中有：约瑟夫·雷尔神甫，彼埃尔·拉香波迪，尼韦努瓦公爵，安德烈·冯·哈塞尔，安德里约·柯勒夫人，康斯坦丝·玛丽公主，亨利叶蒂·何拉尔，加布里埃·让·巴布狄斯特·艾尔奈，维尔弗里·勒古维，伊波利特·维奥罗，让·雷布，让·拉辛，让·德·贝朗瑞，弗雷德里克·贝谢尔，古斯达夫·纳多，爱德华·普鲁维叶，尤金·玛纽埃尔，雨果，蜜勒夫瓦，宪纳多勒，詹姆斯·拉库尔·德拉特尔，菲利克斯·夏瓦纳，弗兰西斯·爱德华·约新（又名方斯华·柯佩），还有路易·贝尔蒙特。克里斯托夫在这些诗人的洪流中遭了灭顶之灾，于是他又去看散文。他读到了古斯达夫·德·莫利纳里，弗勒希埃，费丁南·爱德华·比伊松，梅里美，马尔特·布汉，伏尔泰，拉梅·弗勒里，大仲马，卢梭，梅崔叶尔，米拉波，马扎德，克拉勒蒂，柯堂贝尔，弗雷德里克二世，还有沃克亲王。法国历史学家中引用得最多的是马克西米连·沙姆逊·弗雷德里克·席约尔。克里斯托夫在这本法国文集中读到了德意志帝国的立国宣言；还读到了弗雷德里克·公斯当·德·罗日蒙描写德国人的文章，文中写道：
德国人生来是过精神生活的。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轻浮，喜欢热闹。他们重视心灵；感情温和，深刻。他们工作不知疲倦，事业坚持到底。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重道德，寿命更长。德国作家特多。艺术天赋特高。法、英、西等各国人民都以本国为荣，德国人民却对人类一视同仁。总之，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因此，德意志民族就是人类的心脏和理性。
克里斯托夫看累了，惊讶地关上书想道：
“法国人把德国人说得这么好，自己怎么不是好汉？”
他又拿起另外一本。这一本水平更高；是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占了三页，维克多·杜吕哀却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蒂埃尔却几乎占了四十页。高乃依的《熙德》全本入选———差不多是全本（只删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了）———朗弗莱称赞普鲁士，反对拿破仑一世，他入选的作品不受限制，一个人的作品比法国十七世纪入选的全部名作还多。左拉在《崩溃》中描写一八七○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吃了败仗，结果大量入选。但书中找不到蒙田，拉·洛希夫谷，拉·勃吕伊哀，狄德罗，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而别的选本中找不到的巴斯加，却在这本书里作为珍品出现了；因此，克里斯托夫无意中知道了巴斯加“在巴黎附近的女子学校当过神甫……”(1)
克里斯托夫读得想把书丢开，他晕头转向，什么也看不清。他想：“我一进去，永远出不来了。”他无法下判断。他随便翻阅了几个小时，无所适从。他读法文很吃力；好不容易读懂了一段，却总发现是些无足轻重、好听而不中用的话。
然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也会发现灿烂辉煌的刀光剑影，叱咤风云、挥鞭舞枪的英雄笑声。初次阅读使他慢慢地得到的一点印象，也许会出乎编者的偏见之外。德国出版的法国文选，故意选的是法国人批评法国缺点、赞扬德国优点的文章。但是德国编者想像不到：在一个像克里斯托夫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看来，这样鲜明的对比反而突出了法国人的自由精神，令人惊奇，他们敢于批评自己，敢于称赞敌人。米希莱就颂扬过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莱盛赞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英国海军，夏拉钦佩一八一三年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攻击拿破仑的时候，也不如法国人自己严厉。最受尊敬的东西也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指责。即使在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的统治下，那些戴假头发的法国诗人还是一样直言不讳。莫里哀笔下从不留情。拉封丹嘲笑一切。布瓦洛使贵族黯然失色。伏尔泰对战争、宗教、祖国都一样嬉笑怒骂。道德学家、讽刺作家、小册子和喜剧作者都放肆大胆，不是笑嘻嘻地就是阴沉沉地批评。对什么都不再尊重。老实的德国编者给吓坏了；他们惟恐良心不安，看到巴斯加把厨子、小偷、兵士、粗人都不分好歹，混为一谈的时候，就在附注中为巴斯加开脱说：假如他晚生若干年，看到了现代高尚的军队，就不会这样说了。他们喜欢莱辛听了日内瓦人卢梭的意见，修改了拉封丹的《寓言》，把乌鸦嘴里的干酪改成一块有毒的肉，拍马屁的狐狸一吃就死掉了：
“该死的马屁精，你只配吃毒药！”
他们在赤身露体、光彩夺目的真理面前睁不开眼睛；而克里斯托夫却兴高采烈，他热爱光明。但有些地方他也觉得有一点刺眼，他并不习惯于法国人毫无拘束的独立精神，即使是最爱自由的德国人也遵守惯了纪律，在他看来，这种独立精神像无政府主义。此外，法国人喜欢正话反说，也使他摸不清头脑，他太认真；但当法国人反话反说的时候，他又觉得是似是而非的笑话。没有关系！不管惊讶还是抵触，正话反话慢慢对他都有了吸引力。他对印象不再分门别类；而是亲身体验各种感情，而是生活。法国作品中的轻松愉快———夏福，赛瞿，大仲马，梅里美，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使他心胸开阔；有时，书本里又会喷出一阵阵大革命粗暴而醉人的气味。
天快亮了，路易莎在隔壁房里睡，一觉醒来，看到克里斯托夫的门缝里还渗透出灯光。她敲敲墙壁，问他有没有生病。嘎的一声，一张椅子倒到地上；门打开了；克里斯托夫穿着衬衫，一手拿蜡烛，一手拿书，出现在房门口，样子既正经，又滑稽。路易莎一紧张，就坐起来，怕他要发疯了。他却放声大笑，手舞蜡烛，朗诵莫里哀的一场台词。一句才念一半，他又扑哧笑了出来；就坐到母亲床脚下，喘一口气；手里的蜡烛还摇摇晃晃。路易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心疼儿子，就低声埋怨说：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还不睡去！……我可怜的孩子，你真要发疯吗？”
他念得更来劲了：
“你该听这出戏！”
他在床头坐下，从头开始朗诵那段，他仿佛看见了柯琳娜，听见了她夸张的声调。路易莎说他了：
“去吧！去吧！你要着凉了。不要讨厌。让我睡吧！”
他偏要接着念，还提高了嗓门，挥舞着胳臂，笑得要哽住了，问母亲戏好不好。路易莎转过身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用两只手塞住耳朵说：
“不要吵我！……”
但听到儿子笑，她也暗暗笑了。最后，她不再叫他不要吵。等到克里斯托夫念完了一幕，问她听得有没有趣味时，没有听到回答，他弯下腰去一看，母亲已经睡着了。于是他微微一笑，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头发，不声不响地回自己的房里去。
他又到莱哈脱家里去借书。他像挖掘宝藏似的无书不读，乱七八糟地，一本接着一本。克里斯托夫把书都生吞活剥了。他多么希望热爱柯琳娜和那个无名女郎的国家，他满腔的热情现在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即使是第二流的作品，他也会在一页半页上，在片言只语中，找到自由呼吸的气息。他还喜欢夸张，尤其是和莱哈脱太太谈话的时候，而她却会抬杠。虽然她的知识并不丰富，但却喜欢拿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来作比较，用法国压德国，气气她的丈夫，也为自己在小城的烦闷生活出出气。
莱哈脱生气了。除了生物学外，他还停留在学生时代的水平。在他看来，法国人很灵巧，办事聪明，和蔼可亲，会谈天说地，但是轻浮，容易生气，喜欢吹牛，太不严肃，太不真诚，感情太不强烈———法国这个民族不懂音乐，不懂诗歌（除了《诗艺》、贝朗瑞、弗朗索瓦·高贝以外）———这个民族感情用事，指手画脚，说话夸张，喜欢色情。要打击拉丁民族的不道德行为，他只恨文字不够用，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他就老用“轻薄”二字，这在他嘴里和在他的同胞嘴里一样，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意思。最后他又大唱德意志民族的赞歌：———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道德”，据赫尔德说，“是德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忠实的意义无所不包：忠诚老实，忠心耿耿，忠贞不屈）———卓越的民族（如费希特所说的）———德国的力量，就是一切正义、一切真正的象征———德国的思想———德国的语言，独一无二，和种族一样纯粹的语言———德国的女人，德国的好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高于世上一切！”
克里斯托夫不同意。莱哈脱太太放声大笑。他们三个大叫大喊。他们互相了解：三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好样的德国人。
克里斯托夫常来谈天，吃晚餐，同新朋友散步。利利·莱哈脱疼爱他，给他做好吃的东西。这是一举两得，同时可以给她自己解馋。她在感情上和饮食上照顾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到了克里斯托夫的生日，她做了个奶油水果馅饼，上面插了二十根蜡烛，中间放了个小糖人，穿着希腊服装，说是伊芙琴尼亚，手里还拿了一束花。克里斯托夫不管怎么说，内心深处还是个德国人，对她这样不太讲究地流露的真情，也受到了感动。
好心好意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找到更体贴入微的方法来表示他们主动的友情。莱哈脱虽然只认识几个音符，但听了妻子的话，就去买了二十本克里斯托夫的《歌曲集》———这是出版商头一次卖出去的作品———分送给他的德国各地教育界的熟人；他还寄了一些给莱比锡和柏林的书店，为了教科书的事他和书店有些来往。这种主动帮忙的办法非常感人，但并不太高明，而克里斯托夫也不知情，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至少暂时是这样。送出去的《歌曲集》似乎不能立竿见影，还没有人谈到这本作品；这样受到冷落使莱哈脱夫妇难过，所幸的是，他们没有把送书的事告诉克里斯托夫；否则，他得到的安慰会不如他所受的痛苦多———其实，力气是不会白费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可以证明；出了力总会有结果。也许好几年你都默默无闻；但是有朝一日，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克里斯托夫的《歌曲集》就是这样小步前进，慢慢走进了几个知音的心里。但他们不是胆小，就是懒得动笔，因为他们自己也埋没在穷乡僻壤。
只有一个人写了信给他。在莱哈脱寄书两三个月之后，克里斯托夫收到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格式陈旧过时，语气热烈尊敬，是图林根邦一个小城寄来的，署名的人是大学教授、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对克里斯托夫，这是一大乐事；但对莱哈脱夫妇是更大的乐事：信在他衣袋里放了两天，他忘了看，到了他们家里，他才把信拆开。他们三个人一起读。莱哈脱夫妇会意地互相看了几眼，克里斯托夫都没有看到。他容光焕发，但忽然一下，莱哈脱看见他脸色一沉，信才读到一半就中断了。
“喂，怎么不念了？”他问道。
（他们说话已经不必客气。）
克里斯托夫把信扔在桌子上，生气地说：
“咳！这过头了！”
“怎么回事？”
“你看！”
他转过身来，背朝着桌子，走到角落里生气去了。
莱哈脱念信，他妻子也念，念的都是些大喜若狂的赞扬话。
“我看不出呀。”他惊讶地说。
“你看不出吗？你看不出吗？……”克里斯托夫喊道，一边把信拿了过来，放在他眼底下，“难道你不识字？看不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派’？”
直到这时，莱哈脱才注意到：那位大学音乐教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里斯托夫的《歌曲集》和勃拉姆斯的相提并论了……克里斯托夫叹口气说道：
“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一个朋友！……但一找到就已经失去了！……”
这样的相提并论把他气得要死。若依他的意思，他要马上写封回信，说些傻话。或者他经过考虑之后，以为根本不必回答，也许就算很慎重、很大方的了。幸亏莱哈脱夫妇和他开玩笑怪他脾气不好，他才没有再做荒唐的事。他们要他写了一封道谢的信。但信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写得又冷淡，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却一点也没有凉下去：他又寄了两三封热情洋溢的信来。克里斯托夫并不善于写信；虽然从这位陌生朋友的字里行间感觉得到他的真心诚意，他有点想勉强自己继续通信，但实在写不下去，只好算了。苏兹不能有来无往，也就不再来信。克里斯托夫当然不再想这件事了。
他现在每天去看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去看两次。他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在一起。一个人集中精力孤零零地过了一整天之后，生理上需要和人谈谈话，说说自己心里想的事，不管人家懂还是不懂，总需要说说笑笑，不管笑得有理没理，也总需要发泄，这是养身之道。
他为他们演奏音乐。既然他没有别的法子表示对他们的感激，就只好弹钢琴，连弹几个小时。莱哈脱太太根本不懂音乐，很难不打呵欠；但为了表示对克里斯托夫的好感，她假装对弹琴感到兴趣。莱哈脱先生也不比太太更懂，一听到某几页，他生理上就会感动，甚至流出泪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成了傻瓜。别的时候他却听得无动于衷，他觉得只听到一片喧哗。一般说来，使他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不动人的，最平淡无奇的段落———他们两个硬以为自己了解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也愿意这样想。他有时存心恶作剧，拿他们开玩笑，他布置了圈套，给他们演奏一些毫无意义的大杂烩；要他们误以为是他作的曲。等到他们说了些好话之后，他又承认他搞了鬼。于是他们不敢大意；此后，只要克里斯托夫演奏的神气不对头，他们就怕他又要他们上当，反而批评起来。克里斯托夫随他们说，自己也随声附和，说这种音乐没有价值，接着忽然大笑起来：
“该死的混蛋！你们说得对！……这是我的作品！”
他骗了他们，开心得像当了国王。莱哈脱太太有点不高兴，轻轻地打了他一下；但他笑的时候脾气这样好，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并不认为 自己总猜得对。既然没有把握，利利·莱哈脱索性只管批评，她的丈夫就只管称赞，这样，两个人总有一个猜到了克里斯托夫的心。
他们喜欢克里斯托夫的，与其说是他的音乐，不如说是他的天真，有点神经兮兮，亲亲热热，快快活活。听见人家说他的坏话，他们反倒对他更好；因为他们像他一样，在这个小城的气氛中感到受了压抑；他们像他一样坦率；他们将心比心，把他当做一个不懂人情世故、坦率得吃了亏的大孩子。
克里斯托夫对两个新朋友并没有抱多少幻想；一想到他们不理解，永远也不会理解他心灵的深处，他就不免忧从中来。但他缺少友情，他这样需要友情，只要能够得到他们喜欢，他已经觉得无限感激了。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了他，他没有权利对人苛求。两年以前，他的耐性可没有这么好；回想起来，他不免后悔，又有点好笑，他怎能那样苛刻要求老实而讨厌的于莱一家人呢。唉！他总算上当学乖了！……他叹了一口气。一个隐蔽的声音在他耳边说：
“不错，但你能维持多久呢？”
这使他微笑了，他也得到了安慰。
如能找到一个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朋友，有什么代价他不愿意付出的呢！———虽然他还年轻，但对人世已经有了经验，知道这个心愿是生活中最难实现的一个，他以前的大部分艺术家都没有这种福分，而他也不能期望自己比他们更幸运。他知道几个艺术家的历史。从莱哈脱家借来的书使他知道了十七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历程，以及伟大的心灵坚持不懈的奋斗———其中最伟大的是英勇不屈的德国音乐始祖许茨———那时城市在战斗中燃烧，各省瘟疫横行，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家受到外族侵略，在欧洲各国铁蹄的践踏下———更糟的是———国家已经山河破碎，精疲力竭，自甘堕落，毫无斗志，对一切不在乎，只是束手待毙，这时，许茨却能毫不动摇，继续前进，奋斗到底。克里斯托夫心里想：“在如此伟大的榜样面前，谁还有权埋怨呢？他们没有群众，他们没有前途；他们只为自己，只为上帝作曲；他们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烧掉。然而，他们还是不断地写，他们并不悲观，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失去勇气，失去乐观的精神；他们满足于歌唱，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求活下去，只要求能挣到面包，只要求用艺术表现思想，还要求能找到两三个好朋友，单纯、老实的朋友，并不是艺术家，当然也不理解他们，但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们———他怎么敢比他们要求更高呢？一个人只能要求最低限度的幸福。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得到的更多，要多得就靠自己去创造；别人并不欠你什么。”
这样一想，他就心安理得；也更喜欢他的好朋友莱哈脱夫妇了。他哪里想得到，连这最后一点友情，人家也不甘心让他享受！
他不了解小地方人的敌意。他们的敌意在失去目标之后，尤其不容易消失。名正言顺的仇恨有明确的目标，目的一达到，仇恨就会平息下来。但因为生活无聊而做坏事的人却永远不会放下武器，因为他们的生活永远无聊。而克里斯托夫就成了他们聊以消遣的攻击目标。他虽然被打垮了，但看起来还是胆大妄为，没有垮台。他虽然不再令人不安，但也不为别人感到不安。他对人家没有什么要求，人家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他和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不管人家说什么，想什么，这就叫人难以忍受———莱哈脱太太更叫人生气。她居然和全城作对，公然和克里斯托夫交朋友，再加上她平时的态度，似乎是在向舆论挑战。其实，好心的利利·莱哈脱对人对事，都无心惹是生非，她不想得罪人；她只不过是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没有考虑别人的意见而已。这却成了杀人不见血的挑衅。
人家暗地里要抓他们的小辫子，他们却蒙在鼓里。他们一个毫无拘束，另外一个毫无头脑，两个人都毫无顾忌，有时一同出去，有时晚上在家，靠着阳台有说有笑。他们言者无心，人家听者有意，两个人亲热的样子就给了人家造谣的把柄。
一天早上，克里斯托夫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用卑鄙的字眼血口喷人，说他是莱哈脱太太的情夫。他的胳臂一抖，信就掉了下来。他对她从来没有一点不正当的念头，连媚眼都没有送过一个，他太正派了，像清教徒一样痛恨通奸，一想到这肮脏的勾当就反感。朋友之妻不可欺，否则就是犯罪；世界上的女人都死绝了，他也不会欺到利利·莱哈脱头上，因为这个可怜的女人长得不好看，甚至引不起他这方面的热情。
他回到他的朋友家去，又羞又窘。他发现他们也一样窘。每个人都得到一封同样的信，但都不敢说出来；于是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看着自己，他们不敢乱说乱动，结果反而笨手笨脚，笨嘴笨舌。如果天生没头脑的利利·莱哈脱一时忘乎所以，漫无边际地又说又笑，那忽然一下，不是她的丈夫，就是克里斯托夫会瞪她一眼，瞪得她发愣；她马上会想起匿名信来，于是心慌意乱；克里斯托夫和莱哈脱也一样局促不安。每个人心里都想：
“他们也知道吗？”
同时，他们什么也不说开，还想和以前一样过下去。
但是匿名信不断地来，越来越肆意污蔑，卑鄙龌龊，使他们神经紧张，难堪得无法忍受。他们一得到信就藏起来，又没有勇气不读信就烧掉，拆开信封手指发抖，打开信纸心惊肉跳；一读这些他们怕读的、大同小异的信———这是小人造谣中伤的新花样———他们就低声哭了。左思右想，他们也想不出是什么坏蛋要这样和他们过不去。
一天，莱哈脱太太想得精疲力竭了，就把她受的苦告诉丈夫；他也含着眼泪诉了同样的苦。是不是要对克里斯托夫说？他们都不敢。但又不得不告诉他，好让他谨慎些———莱哈脱太太刚开口脸就红了，但她吃惊地发现克里斯托夫也收到了匿名信。这是何苦来？他们都要给逼疯了。莱哈脱太太相信全城都在议论纷纷。他们没有一致对外，反而内部先气馁了。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克里斯托夫说要杀人———但杀谁呢？这不是给谣言火上加油吗？……把信交给警方？那不是使秘密公开了……装作不知道？那也不可能。他们友好的关系现在受到了扰乱。莱哈脱绝对相信妻子和克里斯托夫不会有不轨行为，但也不由得不起了疑心。他感到连疑心都不应该，都是丢人的事；他硬装出没事人一般让克里斯托夫和他妻子在一起。但他心里痛苦；妻子也看得出。
而她呢，那更糟。她和克里斯托夫一样，从来没起过什么不正当的念头。但谣言却转弯抹角要她相信：克里斯托夫也许爱上了她；虽然他离吐露感情还有十万八千里，但她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她防人的办法又不直截了当，而是稀里糊涂，搞得克里斯托夫莫名其妙；等到他明白过来，又气得他哭笑不得。他怎么可能爱上这个好心好意、平平常常的丑八怪呢？……而她居然相信有这等事！……而他自己偏偏说不清，总不能对他们夫妻说：
“得了！放心吧！绝没有危险！……”
不行，他不能惹这对好人生气。再说，匿名信真起了作用，在他心里灌输了一个荒唐而浪漫的想法：既然她怕他爱上她，那是因为她偷偷地开始爱他了。
情况变得这样难堪，这样荒谬，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利利·莱哈脱虽然说起话来，外表显得强硬，其实内心并不坚强，当地人这种不说破的敌意，搞得她头昏脑涨。于是他们找了些笨拙的借口不见克里斯托夫。
“莱哈脱太太不舒服……莱哈脱工作忙……他们有几天不在家……”
这些借口往往弄巧成拙，碰得不巧，反倒露出马脚。
克里斯托夫只好挑明了说：
“可怜的好朋友，我们分开吧。我们都没有力量。”
莱哈脱夫妇哭了———不过分开之后，他们倒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当地人可以高兴了。这一次，克里斯托夫真是形单影只了。他失去了最后一口自由呼吸的空气：友情，虽然其淡如水，但是没有友情，心灵是活不下去的。
【注释】
(1)原注：约翰·克里斯托夫在他的朋友莱哈脱夫妇家借阅的法国文选是以下两本：一、《中学法文选读》，斯特拉斯堡圣·约翰实验学校校长、哲学博士杰拉德编。一九○二年第七版。二、埃里格与蒲格合编的《法国文学》，经汉堡约翰实验中学校长丹特林重订。一九○四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