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一部
我找到一个朋友了！……这是多么好！在苦难中，心灵找到了一个藏身之所，在心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到底找到了可以喘一口气的安全岛，可以得到温存体贴的安慰！不再孤单了，不必永远武装，睁大眼睛，通宵不眠，累得头脑发烧，惟恐落到敌人手里了！有了一个心爱的同伴，你什么都信得过他———他也什么都信得过你。到底可以沉醉在休息中：你睡他醒，他睡你醒。你知道吗：保护你心爱的、像孩子般信赖你的人，那是多么愉快？你知道吗：把自己交给朋友，没有保留任何秘密，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最大的乐趣？等到老了，累了，挑不起生活的重担了，你又会在朋友身上得到新生，焕发青春，从他眼里看到更新的世界，从他感觉中享受到转眼消失的美好事物，从他心里体会生活的光辉……甚至和他一同受苦……啊！那痛苦也成了快乐，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远也罢，近也罢，他都在我心上。我有了他。我也是他的。我的朋友爱我。他有了我。爱使我们的心灵水乳交融，难分难解了。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克里斯托夫从罗孙家回来之后，第二天一醒，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看奥利维·耶南。他一想到他就要见他，什么也压不住这个念头。他立刻起床，还不到八点钟就出去了。早上是暖和的，有点闷。四月来得太早：巴黎上空飘浮着含雨的云。
奥利维住在圣·日纳维山坡下一条小街上，离植物园很近。他的房子在小街最窄的一段。上楼要走过一个阴暗的院子，楼梯在院子的尽头，闻得到杂七杂八、龌里龌龊的气味。楼梯转弯的地方很陡，靠墙的踏板又歪歪斜斜，墙上肮里肮脏，涂满铅笔字，像是鬼画符。三层楼上，一个女人满头灰色的乱发，短上衣露出半个胸脯，听见有人上楼就打开门来，一见是克里斯托夫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每一层楼都住了几家人；门关不紧，听得见孩子的吵闹声。这是一些乱糟糟的普通人家，不干不净，挤在矮房子里，围着一个令人作呕的天井。克里斯托夫感到厌恶，不明白这些人贪图什么，居然离开了空气新鲜的乡下到这里来，也不明白他们在巴黎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到了奥利维住的那一层。一根打结的绳子是拉响门铃用的。克里斯托夫使劲拉了一下，四邻八舍的门都打开了。奥利维也开了门。克里斯托夫见他衣着简朴，却很高雅，不免大为意外；这身打扮换了一个场合，本来不会引起注意的，但是住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却使他又惊又喜，像是苦难中的笑脸，疾病中的健康。他一见到奥利维清澈如水的眼睛，立刻又恢复了头一天晚上的印象。他伸出手来。奥利维却慌了，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克里斯托夫全神贯注在这颗可爱的心灵上，看着他毫无防范、转眼消失的慌张劲儿，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他把奥利维推到前面，走进了他惟一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一张小铁床靠墙摆着，就在窗前；克里斯托夫看见长枕上放了一堆方枕。三把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放了几层书的书架，就把房间摆满了。房子狭小，天花板低，光线不好，但却反映了房主人清澈的目光。一切都整齐清洁，像是女人的手安排的；长颈大肚瓶里插了几朵玫瑰，使得四壁之间平添了几分春色，墙上挂了佛罗伦萨派画家作品的照片。
“那么，你是来，来看我的？”奥利维重复的言词流露出了一片真情。
“唉！我怎能不来呢？”克里斯托夫说，“换了你，怕是不会来的吧！”
“你这么想吗？”奥利维说。
接着，他立刻又说：
“对，你说对了。但并不是我不想去。”
“那有什么挡住你呢？”
“我想得太多了。”
“这算什么理由！”
“但是是这样的，不要笑我。我只怕你不想见人。”
“管那一套干什么？我想看你，我就来了。你不高兴，我会看得出来。”
“那你要有眼力。”
两个人互相瞧了瞧，笑了笑。
奥利维接着说：
“昨天，我真傻。我怕惹你生厌，胆小得简直成了毛病：一句话也说不出。”
“不要怪自己了。你们国家会说话的人多的是；碰到个把说话少的人太难得了，即使是胆小，即使并不是不想说，那也叫人高兴。”
克里斯托夫笑了，因为整了人而得意。
“那么，你是因为我不说话才来看我的？”
“是，是因为你不说话，是因为你不说话还有品格。不说话的品格是各种各样的，我喜欢你这种，就是这样。”
“你怎么可能喜欢我呢？你几乎只见过我一面呀！”
“这是我的事了。我找朋友并不太费时间。只要我在生活中看到一张讨我喜欢的面孔，我马上就看中了他，马上就去找他，并且非找到不可。”
“难道你不会找错人？”
“时常找错。”
“也许这一次又错了。”
“那等着瞧吧。”
“噢！那我可完蛋了！你会叫我浑身冰冷的。只要一想到你在瞧我，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克里斯托夫带着亲热而又好奇的心情，瞧着他那张红一阵、白一阵的脸。矛盾的感情反映在他的脸上，就像天光云影在水中徘徊一样。
“这个小家伙多么敏感！”他心里想，“简直像个女人。”
他轻轻地摸摸他的膝盖。
“得了，”他说，“你以为我对你会存有戒心吗？我厌恶那些工于心计、专门会算计朋友的人。我要求的是：两个人都自由自在，老老实实，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用不着扭扭捏捏，也不必有什么顾虑，甚至不怕自相矛盾———现在喜欢的，过一会又不喜欢。毫不弄虚作假，这不是更像男子汉吗？”
奥利维认真地瞧瞧他，回答道：
“当然，这更像男子汉，但是你是个强人，而我却不是。”
“我敢说你也是，”克里斯托夫反驳道，“不过是另外一种。再说，我来正是要帮你忙，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是强人的。因为我刚才说过，所以我还要坦率地加上一句———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现在是喜欢你的。”
奥利维连耳根都红了。他窘得动也不动，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克里斯托夫向四周看了一眼。
“你住得很差劲。没有别的房间吗？”
“还有间放东西的。”
“呜！简直出不了气。你能这样生活？”
“怎么也得活下去。”
“我可永远做不到。”
克里斯托夫解开了背心，使劲地呼吸。
奥利维把窗子大打张开。
“你在城里住不惯吧，克拉夫特先生。我呢，我却不怕有力气无处使。我需要的空气不多，到处都能生活。然而，夏天有些夜晚连我也受不了。一看到夏天临近我就怕。于是，我只好待在床上，似乎要憋死了。”
克里斯托夫瞧瞧床上那一堆垫枕，再瞧瞧奥利维的满脸倦容；看得出他是怎样在黑暗中挣扎的。
“那就离开这里吧！”他说，“为什么舍不得走呢？”
奥利维耸耸肩，不在乎地答道：
“啊！哪里不是一样？……”
沉重的皮鞋压得天花板咯吱响。楼下尖锐的声音争吵起来。时时刻刻街车震得墙壁发抖。
“这样的房子！”克里斯托夫接着说，“只闻得到脏味，闷气，悲惨，你怎能每天在这里过夜？不恶心吗？我可受不了，宁愿睡到桥底下去。”
“我一开始也受不了。我也和你一样恶心。在我小时候，大人带我散步，只要一走过肮脏的贫民窟，心里就感到厌恶。有时还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恐惧，但不敢说出来。我心里想：‘万一这时发生地震，我就死在这里，永远埋在这里了。’在我看来，这是最可怕的事。哪里想得到有朝一日，我居然会自动送上门来，说不准还会死在这里。因此，我怎能挑三拣四呢？不过，我一直厌恶这地方；只是尽力不想罢了。上楼的时候，我蒙上眼睛、耳朵、鼻子、一切感官，不闻不问。然后，你看，在那边，从屋顶上看过去，看得见一棵洋槐的树梢。我就坐在这个角落里，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棵树，晚上，风吹动树梢的时候，我幻想自己已经远在巴黎之外；大树林中的风声涛影，在我听来，也不如这些锯齿形树叶的瑟瑟声悦耳呢。”
“是的，我猜得到，”克里斯托夫说，“你总是喜欢梦想；但可惜的是，幻想的才能本应该用来创造新的生活，你却用来和生活的恶作剧斗争了。
“这不几乎就是大家的命运吗？就拿你自己来说，你不也是在生气中，在斗争中浪费了生命力吗？”
“我嘛，和你不是一码事。我生来就是要斗争的。瞧我的胳膊，我的双手。斗争表示我健康。可是你呢，你并没有太大的力气；这一眼就看得出。”
奥利维不好意思地瞧瞧自己瘦小的手腕说：
“不错，我身体瘦弱，一直是这样。那有什么法子？总不能不生活呀。”
“你怎么生活呢？”
“教课。”
“什么课？”
“什么都教。辅导拉丁文、希腊文、历史课。帮人准备中学毕业考试。我还在一个市立中学讲道德学呢。”
“什么学？”
“道德学。”
“这是什么鬼名堂？难道法国学校讲道德吗？”
奥利维微笑了。
“不错。”
“那有什么好讲的？能讲上十分钟吗？”
“我一星期要讲十二堂呢。”
“那只好教学生做坏事了？”
“为什么？”
“做好事用不着多讲。”
“不做好事也用不着。”
“你说得对；不做好事也用不着多讲。不知道什么是好事，并不一定会做坏事。做好事并不需要什么学问，而只需要行动。只有神经有毛病的人才讨论什么是道德；道德学的头一条戒律就是不能有神经病。让那些高谈阔论的道德学家见鬼去吧！他们都是些断了腿的人，却偏要教我怎样走路。”
“他们并不是要对你讲。你已经知道了；但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人呢！”
“那好，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去爬吧，爬来爬去，他们就会走了。管他们用两条腿也好，四条腿也好，最重要的是会走。”
他大步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但走不了四步就碰壁了。他在钢琴前站住，打开琴盖，翻翻乐谱，摸摸琴键说：
“给我弹支曲子。”
奥利维跳了起来。
“要我弹！”他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罗孙太太说你懂音乐。来弹吧！”
“在你面前弹？啊！”他说，“那会要我的命！”
这声出自真心、毫不掺假的叫声，听得克里斯托夫笑了，奥利维自己也笑，有点不好意思。
“咳！”克里斯托夫说，“难道法国人还怕生？”
奥利维一直推托：
“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弹？”
“等会再说。你先弹吧。”
“弹什么？”
“随你便。”
奥利维叹了一口气，坐在钢琴前，顺着这个看中了他就不容分说的朋友，犹疑了好一阵子，才开始弹起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来。起初，他的手指发抖，不敢使劲按琴键；后来，他才慢慢壮大了胆，以为自己不过是莫扎特的传声筒而已，不料他却不知不觉地泄露了自己的心声。音乐是个靠不住的知情人，它会泄露心灵深处的秘密。在莫扎特柔板的神奇构思中，克里斯托夫发现了来无影、去无踪的真面目，不是莫扎特的，而是他这个新朋友弹出了自己的心弦：清澈的忧郁，温柔而腼腆的微笑，容易动情，深于用情，纯洁无瑕，羞羞答答。但快到曲终的时候，表现爱情痛苦的乐句上升到了高峰，心碎魂断，忽然奥利维感到一阵克服不了的难为情，他弹不下去，手指哆嗦，声音中断。他的手离开了钢琴，说道：
“我弹不下去了……”
克里斯托夫站在他后面，弯下腰去，两条胳膊围住他的身子，弹完了中断的乐句，然后说：
“现在，我听到你内心的声音了。”
他抓住他的两只手，瞧着他的脸，看了好久。最后，他说：
“你说多怪！……我似乎以前见过你……我似乎很了解你，并且已经很久了！”
奥利维的嘴唇要哆嗦；他几乎要说出来。但他没有开口。
克里斯托夫瞧瞧他，还瞧了一会。然后，他也不说话，只对他笑笑，就走了。
他喜洋洋地走下楼，碰到两个难看的孩子上楼，一个拿着圆面包，一个提着一瓶油。他友好地拧了拧他们的脸，还对皱眉头的门房笑了笑。在街上，他一边走，一边低声唱。到了卢森堡公园，他躺在树阴下的长凳上，闭上眼睛。空气也不流动；没有几个游客。隐约听到时紧时松的喷泉水声，偶尔还有细沙路上刷刷的脚步声。克里斯托夫感到一股克制不住的懒劲，使自己麻木得像一条晒太阳的蜥蜴；遮在他脸上的树影已经移开了很久，他却懒得移动一下。他的思想在旋来转去，他也懒得固定下来，反正思想都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中。卢森堡的钟响了，他没有听，但过了一会，他才恍惚觉得到了中午。他一下跳了起来，发现的确已经过了两个钟头，赫区特的约会已经错过，一个早上都无所事事。他笑了，吹着口哨回到住的地方。他把一个小贩叫卖的声调作了一支回旋曲。即使是忧郁的调子在他心里也有几分快活。走过他那条街上的洗衣店，他像平常一样看了一眼作坊，看见那个棕头发、粗皮肤、脸热红了的姑娘在熨衣服，长胳臂一直裸露到肩头，紧身胸衣没有扣好，像平常一样大胆地送来了一个媚眼。这一回，他们的眼光相交时，克里斯托夫却没生气。他又笑了。回到房里，他不再忧心忡忡，把帽子、上衣、背心随便一扔，就坐下来工作，劲头十足，似乎要征服世界。他把到处乱丢的乐谱草稿收拾起来。但他心不在焉，视而不见；看了几分钟，他又回到了卢森堡公园心醉神迷的幸福状态。有两三回，他觉得不对头，要摆脱这种心态，但甩不掉。他高兴地赌了咒，站了起来，把头浸在冷水盆里，这才清醒了一点。他又在桌前坐下，一言不发，茫然地微笑，心里想：
“这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呢？”
出于本能，他害怕思想会给人听见，仿佛有点难为情，他耸了耸肩膀。
“不会有两种不同的恋爱方式……不过，也许有的：一种是全心全意的爱情，一种是半心半意的感情。上帝保佑我在感情上不会吝啬！”
他不想了，不好意思深入追问下去。有好长的时间他待在那里对自己内心的梦微笑。他的心在默默地唱：
你是我的，我也是我的，现在有两个我，比以前多得多……
他拿起一张纸，悄悄地把自己心里唱的写了下来。
他们决定合租一套房间。克里斯托夫要立刻搬家，即使损失已付一半的租金也在所不惜。奥利维更稳重，虽然他并不是不愿意立刻搬，但他认为还是等到租期满了再搬更好。克里斯托夫不会算计。像许多没有钱的人一样，他对损失金钱反倒满不在乎。他认为奥利维比他更拮据。有一天，他的朋友穷得叫他触目惊心，他二话不说就走，过不了两个小时又跑回来，得意洋洋地把从赫区特那儿预支来的几个法郎放在桌上。奥利维脸红了，不肯接收。克里斯托夫不高兴，要把钱扔给在院子里奏乐乞求的意大利人。奥利维赶快拦住。克里斯托夫又走了，表面上伤了感情，实际上是怪自己太笨，弄得奥利维下不了台。幸亏他的朋友来了一封信，给他的伤口贴上了香膏。奥利维把不便出口的话都写在信里，说认识了他多么幸福，他的好意多么令人感动。克里斯托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就像他十五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托的信一样，仿佛疯了似的，前言不对后语，用德文和法文来开玩笑；语言表达不了的，他就用音乐来表达。
他们到底搬家了。在蒙巴那斯区唐番广场附近，在一座老房子的五层楼上，他们找到了三室一厨的一套小房间，对着一个微型花园，四面都是墙壁。他们那一层楼的眼界倒算开阔，可以看到对面矮墙外修道院的大花园。这种修道院巴黎还有，但已经默默无闻了。荒凉的走道上看不见人影。老树比卢森堡公园的还更高更密，在阳光下簌簌发抖，鸟雀分批歌唱；一早是山乌吹长笛，接着是麻雀嘁嘁喳喳、有板有眼的合唱；而在夏天晚上，听得到雨燕的狂欢曲划破明亮的长空，像在天上溜冰。到了月夜，像池塘里升起的气泡一样滚滚而来的是蛤蟆的呱呱声。你会忘了身在巴黎，若不是老房子总给隆隆的车声惊醒，仿佛大地在发高烧一般。
有一间房子比其他两间大一点，好一点，于是两个好朋友你推我让，最后只好抽签决定。这是克里斯托夫出的主意，他搞了一个鬼名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耍这样高明的花招，让自己抽的签落了空。
于是对他们说来，完全幸福的时期开始了。他们说不出哪件事幸福，因为每件事都幸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沉浸在幸福中，幸福连片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
在友情的蜜月中，开始的快乐是深藏在内不说出来的，只有“心心相印”的人才能理解。他们不大说话，几乎不大敢说；只要感到对方在身旁，交换一个眼色，说上片言只语，证明他们不用说话，心却想到一处，那就够了。他们用不着问一个问题，甚至用不着瞧一眼，就能看见对方。钟情的人总在不知不觉地模拟情之所钟的人；他最怕使对方不愉快，最喜欢和对方一致，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突然而来的灵感，可以感到对方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朋友对朋友说来是透明的；他们的生命在交流。面目在模仿面目。心灵在模仿心灵———一直等到有一天，源远流长、力量无穷的民族性这只魔鬼，本来给友情束缚了手脚，忽然一下挣脱了枷锁，才会把友情的外衣撕破。
克里斯托夫说话声音低了，走路脚步轻了，小心谨慎不打扰隔壁房间一声不响的奥利维。友情使他改头换面；从来没见过他的表情这样充满了欢乐、信任、青春。他非常爱奥利维，为了朋友简直可以无所不为。但奥利维对他的好意觉得受之有愧，不免脸红，因为他自知不如克里斯托夫。不料克里斯托夫也是一样谦虚。双方的谦虚都来自高度的友爱，这使生活显得更加甜美。感到自己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即使良心上觉得不敢当———那滋味也是很美妙的。因此，双方都有一种温存体贴的感激之情。
奥利维把他的书和克里斯托夫的放在一起；他们不再分你的我的了。他谈到一本书的时候，不说是“我的书”，而是说“我们的书”。只对少数物品他还有所保留，没有当做共同的财富：那是姐姐的遗物，或是往事的见证。爱情会使人鞭辟入里，克里斯托夫不久就发现了他有保留，但不明白其中奥秘。他从来就不敢问奥利维的家世，只知道他没有亲人；除了他孤傲的脾气不肯去打听朋友的秘密以外，他还怕唤醒朋友的伤心往事。虽然他很想看看奥利维桌上的照片，但是说来也怪，他居然不好意思去仔细看，只看见照片上有一对彬彬有礼的夫妇，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脚下蹲着一只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狗。
搬家两三个月之后，奥利维受了凉，卧床不起。克里斯托夫像母亲般照顾他，又着急，又体贴；医生听出奥利维的肺尖有点发炎，要克里斯托夫用碘酒擦他的背。克里斯托夫认真照办，发现奥利维颈上挂了一块圣牌。他知道奥利维比他自己还更不信教，于是不免表示惊讶。奥利维脸红了。他说：
“这是件纪念品。是可怜的安东妮蒂临终时带过的。”
克里斯托夫震动了一下。安东妮蒂的名字像一道电光闪过他的心头。
“安东妮蒂？”他问。
“是的，我姐姐。”
克里斯托夫反复念叨：
“安东妮蒂……安东妮蒂·耶南……她是你姐姐？……那么，”他瞧着桌上的照片问，“她是很小就去世了？”
奥利维惨淡地微微一笑：
“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他说，“唉！我没有别的了……她去世的时候二十五岁。”
“哟！”克里斯托夫感情冲动地问，“她去过德国，对不对？”
奥利维点点头。
克里斯托夫抓住奥利维的手。
“那么，我认识她！”他说。
“我早知道。”奥利维说。
他搂住克里斯托夫的脖子。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里斯托夫反复说。
他们两个人都哭了。
克里斯托夫想起了奥利维有病。他赶快安慰他，一定要他把手臂放进被子里去，把床单一直盖到肩头，像母亲般擦干他的眼泪，坐在床头看着他。
“我说怎么会见过你，”他说，“头一天晚上我一见到你，就觉得在哪里见过你。”
（不知道他说的是生者还是死者。）
“而你，”他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早就知道吗？……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从奥利维眼中，可以看出是安东妮蒂在回答：
“我不能告诉你。这要你自己看出来。”
他们两个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奥利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让克里斯托夫握住他的手，在静悄悄的夜里，轻轻地对他讲安东妮蒂的一生———他没有讲他不该讲，连她自己都对人保密的那一段———但克里斯托夫也许知道了。
从此以后，安东妮蒂使他们两个人都魂牵梦萦。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和他们在一起。他们甚至不必想她：他们共同的思想就是她。她的爱把他们两颗心连在一起了。
奥利维往往能起死回生，用一些零乱的回忆和简短的往事重现她的形象。在一道转眼消失的微光中，看得见她羞怯而温柔的姿态，端庄而娇嫩的微笑，她的生命化成的沉思默想的淡雅韵味。克里斯托夫默默无言，静静听着，沉浸在这位无影无踪的少女发出的回光返照之中。他的天性使他比别人更能吸收生命的营养。有时，他能从奥利维的言语中，听到奥利维没有听到的深远回声，他能从死者的年轻生命中，吸收奥利维没有吸收的液汁。
对奥利维，他本能地代替了姐姐，看起来叫人感动；一个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不知不觉地像安东妮蒂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她的弟弟。有时，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爱的是安东妮蒂身上的奥利维，还是奥利维身上的安东妮蒂？在默默的温情柔意启示之下，他一声不响地带了一些鲜花，去了安东妮蒂的墓地。奥利维过了好久都不知道；一直等到他在墓地里发现了鲜花的那一天，但还没有证据是克里斯托夫去过。他畏畏缩缩地谈起这件事，克里斯托夫却一反常态，不大客气地环顾左右而言他。他不想让奥利维知道；但有一天，他们两个还是在伊夫里墓园中碰上了。
而奥利维呢，他也瞒着克里斯托夫给他的母亲写信。他告诉路易莎她儿子的近况，谈到他对他的感情与敬佩。路易莎给奥利维回了信，说些谦恭而又笨拙的话，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谈到儿子的时候，总把他当做小男孩。
经过了一个感情半露的时期———“心醉神迷的沉默，不知其故的快乐”———他们的舌头放松了。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漂流；一漂流就是几个小时，要有所发现。
他们是如此不同，但两个人又都是纯金。他们相爱正是因为同中有异。
奥利维太娇弱，不能和困难作斗争。他一碰到障碍就后退，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三分胆小，七分厌恶用粗暴的方法去争取胜利。他过日子靠帮人补习功课，或者写点文艺作品，报酬少得叫他不好意思说出口。他也为杂志写文章，次数不多，但从来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写些他不感兴趣的题目———人家不管他的兴趣；从来没有人要他发挥长处：他是诗人，人家却要他写评论文章；他懂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绘画；他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偏偏大家喜欢的正是平庸的作品；于是他只好用庸人能懂的话，谈他们喜欢听的事。结果他自己倒了胃口，就不肯再写了。他只喜欢为一些小杂志写稿子，虽然没有稿费，但是有自由，他就同许多年轻人一样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只有在这些刊物上，他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很温和、斯文，看起来能忍耐，其实却太敏感。一句过火的话会刺得他的心出血；一件不公平的事会气得他的心乱跳；他不但为自己，而且为别人痛苦。几个世纪以前干下的罪恶勾当还使他心碎肠断，仿佛他自己是受害人。他脸发白，全身发抖，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他就痛苦万分，忘了他同情的人和他自己之间已经隔了几个世纪。如果他亲眼目睹不公平的事，他会气得哆哆嗦嗦，有时甚至生病，连觉也睡不着。正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才强制自己要镇静，免得火头上说出不可挽回的话来。他一生气，人家恨他比恨克里斯托夫还更厉害，因为克里斯托夫一贯暴躁，老说气话，而奥利维一贯温和，一说气话几乎暴露了更多的真心实意；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批评人，不像克里斯托夫那样盲目夸张，那样想当然，而是清澈见底。这是别人最不能原谅的。因此他保持沉默，避免争论，知道争论也无济于事。但勉强的沉默使他痛苦。更痛苦的是他太胆小，胆小得言不由衷，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反向对方认错，例如那次和吕西安·雷维－葛谈到克里斯托夫时就是这样。他度过了多少绝望的难关，才使自己和世界妥协的啊！在他理该任性的青年时代，兴高采烈和灰心丧气不断在他心头轮番交替，转变也很突然。在他觉得最高兴的时候，可以预感到不幸在等待他。的确，他还没看清楚来龙去脉，就已经给打翻在地。那时他不只是不幸而已；他还要责备自己，检查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对得起良心，站在别人一边来反对自己。他的心在胸中打鼓，人在不幸中挣扎，简直喘不过气来———自从安东妮蒂死后，也许亡故的人会发出令人宽心的光辉，就像黎明能使病人的眼睛和心灵都清醒过来一样，奥利维即使不能摆脱痛苦，至少也学会了听天由命，努力控制自己的心情。很少人猜得到他的内心斗争得多么厉害。他把这个难堪的秘密藏在心灵深处，不让人看出他柔弱而痛苦的身体在受到怎样激烈的折磨，但他自由而清醒的智慧却在冷眼旁观，虽不能控制自己的激动，也不至于受到激情的危害———“在无边无际、汹涌澎湃的心潮中，保留了一个宁静的角落”。
这种智慧使克里斯托夫大为惊讶。他从奥利维的眼睛里看出了这种智慧。奥利维有一种直觉，能看透人的心灵，他自己宽大的心胸非常好奇，非常敏锐，对一切都开放，对什么都不恨，都不排斥，总是用慷慨大度的同情心去观察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一种无价之宝，这种天赋使他能用日新月异的心情，去欣赏天长地久的万象更新。在这个内心世界里，他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当家做主，可以忘记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他甚至能置身于肉体之外，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来眺望这受苦受难、随时可能消灭的肉体。这样，一个人才不至于对自己的生命恋恋不舍，但却可能更加热爱生活。奥利维舍不得在行动上多费力气，却把力气都转移到爱情和智慧上去了。他的生命力不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他是一根蔓藤，一定要跟别的树木结合。在结合中他献出了自己，但他的生命却更丰富了。他的心更是女性的心灵：永远需要爱人，永远需要人爱。他是为克里斯托夫而生的。就像那些大艺术家的高贵而可爱的朋友一样，他们似乎要依靠强有力的心灵，自己才能开花结果，美化世界：例如达·芬奇的朋友贝特拉菲沃；米盖朗琪罗的朋友加伐里叶；拉斐尔年轻时的伙伴；伦勃朗又老又穷还有忠于他的哀尔·梵·琪尔特。他们没有大师那么伟大，但在他们身上似乎也有大师高贵而纯洁的精神。他们是天才的理想伴侣。
他们的友情对两个人都有好处。朋友的存在才看得出生命的价值；一个人是为朋友才活着，才保持完整的生命不受时间磨损的。
他们互相补充。奥利维心灵平静，身体虚弱。克里斯托夫身强力壮，心灵激动。一个盲目行动，一个半身麻痹。现在他们合在一起，都觉得对方丰富了自己。在克里斯托夫的保护之下，奥利维恢复了对光明的兴趣；克里斯托夫注入他心灵的，是丰富的生命力，是身心的健康，使他倾向乐观，即使在痛苦中，即使在仇恨中，也能保持乐观。克里斯托夫从对方得到的更多，根据天才的规律，不管他付出多少感情，他得到的总比他付出的多得多，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有一半是因为能汲取别人的长处，吸收别人的伟大之处而使自己更加伟大。俗话说得好：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越强大的人也容易变得更强大。克里斯托夫用奥利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吸收了他平静的智慧，超脱的精神，看得远、看得透、镇定自若的眼光。他朋友的长处一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壤上，就有了更蓬勃的生机。
他们对自己在朋友身上的发现感到惊奇。两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没意识到的精神财富，那是本民族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宝藏：对奥利维来说是法国人广博的文化素养，了解人心理的天才；对克里斯托夫来说是德国人内在的音乐修养，对大自然心领神会的直觉。
克里斯托夫不明白奥利维怎么会是法国人。他这位朋友多么不像他所见过的法国人啊！在遇见奥利维以前，他差不多要把吕西安·雷维－葛当做现代法国精神的典型，不知道他其实歪曲了法国的形象。一见奥利维，他才知道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葛思想更自由，更纯洁而不合时宜的人。克里斯托夫甚至想要证明奥利维和他姐姐都不是十足的法国人。
“我可怜的朋友，”奥利维答道，“你对法国知道多少呢？”
克里斯托夫争辩说：为了了解法国，他花费了多少精力；他列举了他在斯特芬和罗孙的社交圈子里见过的法国人：其实都是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中东人，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这正是我说过的，”奥利维反驳道，“你见到的没有一个是法国人。他们只是一伙堕落分子，只会寻欢作乐的懒汉，根本算不上是法国人，只是混日子过，或者是些政客、废物，他们表面上热热闹闹，其实没有触及民族的灵魂。你看到的只是美丽的秋天和丰产的果园吸引来的成千上万只黄蜂。你没有看到忙碌的蜜蜂，劳动的热忱，求知的渴望。”
“对不起，”克里斯托夫说，“我也见过你们知识分子的精英。”
“什么？二三十个文人？这算什么精英！在科学和行动变得这样重要的时代，文学不过是一个民族的表层思想而已。即使要谈文学，你看到的也只有戏剧，而豪华的戏剧是国际饭店的盛宴，享受的主顾都是世界上有钱的大老板。巴黎的剧院么？你以为一个劳动者知道剧院在演什么戏吗？巴斯德一辈子也没上过十次剧院！你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过分看重我们的小说，我们大街上的剧场，我们勾心斗角的政客了……若是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多少从来不读小说的女人，多少从来不看戏的巴黎小姐，多少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你还没见过我们的学者和诗人呢。你没有见过孤芳自赏的艺术家或热情奔放的革命者。你没有见过一个真正信教的，也没有见过一个真正不信教的伟人。至于老百姓，那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照顾过你的穷女人，你还了解谁呢？你在哪里见得到老百姓呢？住在高层楼上的巴黎穷人你认得几个？如果你不认识老百姓，你就不了解法国。你不知道在巴黎穷人住的房子里，在默默无闻的内地，都有些老老实实的好人，他们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想着踏踏实实的问题，每天都在做出牺牲———这个小小的教会一直在法国存在———人数并不多，精神却伟大，几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表面行动，然而却是法国力量之所在，是无声而坚强的力量，而那些所谓的精英却在不断腐烂，自生自灭……你看到一个法国人不为自己的幸福而生活，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幸福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忠于信仰，你会觉得奇怪吧？但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比我更有价值，更加虔诚，更加谦虚，始终如一地为理想服务，为上帝效劳，却没有得到上帝的回报。你不认识那些节吃省用、循规蹈矩、勤勤恳恳、安分守己的小百姓，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他们做出了牺牲，从前受到过‘国家’的保护，蓝眼睛的老伏朋保护他们，对抗自私自利的贵族大人。你不认识老百姓，也不认识精英分子。你有没有读过一本可以当做忠实朋友的书，一本像伙伴一般和你谈心的书？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来办一个年轻的刊物？你想得到道德高尚的人就是我们的太阳吗？他们无言的光辉也会使大批小人害怕！小人不敢和他们正面冲突，只对他们害怕！小人不敢和他们正面冲突，只对他们点头哈腰，好在暗中算计他们。小人只是奴才，而有奴才必有主人。你却只认识奴才，并不认识主人……你看到过我们斗争，你以为这是撒野、胡闹，因为你不了解斗争的意义。你在大白天只看见阴影和反光，却没看见几百年来内心的光明。你有没有想要了解我们的心灵？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英雄行动，我们巴黎公社的十字军？你有没有深入了解法国精神的悲剧性？你有没有俯视过巴斯加内心的深渊？你怎能乱评论一个活动了几百年，创造了几世纪的民族？一个用哥特式艺术，用古典的理性，用大革命的精神塑造了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千锤百炼，赴汤蹈火，却没有死亡，反而起死回生，越战越强的民族？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你的同胞到我们的国家来只看到寄生虫、吸血鬼、文人、政客、财主中的冒险家，还有供应他们吃喝玩乐的商人，逢场作戏的主顾，荒淫无耻的婊子；你的同胞就根据这些大吃大喝的坏蛋来评论法国。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受压迫的、真正的法国，想到养精蓄锐的外省，想到劳动的大众，他们鄙视这些今朝有酒今朝醉、胡作非为的大老板……当然你们什么也不了解，我不怪你们，你们怎么能了解呢？连我们法国人都几乎不了解法国。最好的法国人也耳目闭塞，成了自己土地的囚犯……你们永远不会了解我们受过多少苦，我们依附于我们民族的天才，像圣物一样保护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光明，不顾一切地抵抗敌人从四面八方吹来的狂风暴雨，免得光明熄灭———我们孤零零的，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受到外国佬的污染，他们像一群苍蝇似的包围我们的思想，像可恶的蛆虫一样腐蚀我们的理智，毒化我们的心灵———我们上当受骗了：负责保卫我们的人，我们的向导，愚蠢如猪、胆小如鼠的批评家，他们只会奉承敌人，请求敌人原谅他们生而为法国人———我们被人民抛弃了，人民并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有什么办法得到人民认识呢？我们不能到他们中间去……啊！这是最难办的！我们知道法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们一样想，我们知道我们是替他们说话的，但我们却不能要他们听见我们！什么都在敌人手里：报纸、杂志、剧院……报纸没有思想，只是寻欢作乐的工具，党派斗争的武器。这些狐群狗党不让不钻狗洞的人自由接触人民。贫穷和过重的劳动把我们压垮了。忙于发财的政客关心的只是收买无产阶级。自私自利、漠不关心的中产阶级冷眼旁观我们死亡。我们的人民不了解我们，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民也像我们一样无声无息，他们不知道我们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存在……倒霉的巴黎！当然，巴黎也做了好事，把法国的精神力量都集中了。然而它做的坏事并不少于好事，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好事也会变成坏事的。只要一个冒牌的精英掌了权，就可以大肆宣扬自己，压倒别人的声音。加上法国人是非不分，吓得不敢开口，把思想都藏了起来……以前，这使我很痛苦。但现在，克里斯托夫，我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了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我们只消等待洪水过去。洪水不会损坏法兰西岩床的。洪水卷来了污泥，但在污泥下面你就可以摸到岩石。瞧！这里，瞧！那里，岩石的尖顶不是已经露出水面了吗？”
克里斯托夫发现理想主义的巨大力量鼓舞了法国当代的诗人、音乐家、学者。当代的大师虚张声势，用他们庸俗的肉欲主义来压倒法国思想界的呼声，但思想界太高贵了，不屑和这些社会渣滓的粗野叫嚣争一日之短长，只集中力量，为自己，为自己的上帝，继续高唱热烈的赞歌。他们甚至急于避开外界讨厌的喧嚷，不惜逃到最深的藏身之处，象牙之塔的地下室。
诗人———本来只有真正的诗人才配得到这个美名，现在却被报纸和学院滥用来称呼那些争名夺利、胡说八道的家伙———诗人瞧不起厚颜无耻的辞藻和奴颜婢膝的写实主义，瞧不起只触及事物表面而不能深入内心的思想，他们只好掘壕自守，退隐到心灵深处一个神秘的幻境，一个吸引了形象与思维的小天地，就像一道激流落入湖中，染上了内心生命的色彩一样。这种高度浓缩的理想主义闭关自守，重新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是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克里斯托夫开始也搞不明白。他从巴黎的市场出来后，一下碰到这个新天地，撞击是太突然了。这就像是在刺眼的阳光下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忽然进入了静悄悄的黑夜。他的耳朵嗡嗡响。他什么也看不见。一开始，由于他对生命的热爱，这鲜明的对比使他受不了。在外界是热情奔放，怒潮汹涌，把法国闹得天翻地覆，使人类胆战心惊。而在艺术中，一眼看来，却毫无动静。克里斯托夫不免要问奥利维：
“你们的德莱弗斯叛国案闹得星移斗转，地塌天崩。但描写这一场混战的诗人在哪里？就是现在，在宗教界，教会的权威和良心的权利正在经历几世纪来最痛苦的斗争。但哪一个诗人反映了这种神圣的悲痛？工人群众在准备作战，民族有的灭亡，有的新生，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亚洲从千年大梦中觉醒，推翻了莫斯科的巨人，打倒了掌握欧洲命运的人物；土耳其像人类的祖先亚当一样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天日；天空被人征服；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了大口，吞下了一个民族……这些二十年内完成的奇迹，足够写出二十本史诗来的，但是这些如火如荼的奇迹在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却无影无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难道只有你们的诗人视而不见，不识史诗真面目？”
“冷静一点，我的朋友，冷静一点！”奥利维答道，“要有耐性！不要说了，你听我讲……”
慢慢地听不见世界滚滚前进的车轮声，行动的战车压得大街咬牙切齿的咯吱声也越来越远了。升起了寂静的超凡脱俗的歌声。
蜜蜂嗡嗡响，椴树多芬芳……
微风
用金黄的嘴唇吻着平原的土壤……
柔和的雨声夹着玫瑰的幽香。
他们听见诗人的锥子在瓶子上刻下了：
壮丽来自天然。
他们听见他歌唱庄严而欢乐的生活：
用的是黄金笛和乌木箫，
还听见宗教的喜悦，信仰像泉水中的气泡从心灵中涌现出来：
使阴影都成了光明……
还有向你微笑，催你入睡的甜蜜的忧伤：
在他严肃的脸上
流下了神秘的光……
还有
睁着温和大眼的平静死亡。
这是一首纯音乐的交响曲，没有一个声音像高乃依或雨果的人民喇叭那么雄浑而洪亮，但音响的合奏却深刻得多，变化也细腻得多！这是今天的欧洲最丰富的音乐。
奥利维对沉默了的克里斯托夫说：
“你现在明白了吧？”
克里斯托夫也要他别说话。虽然他更喜欢有阳刚之气的音乐，但也陶醉在心灵的林涛簌簌声，和清泉流水的淙淙声中。人民的斗争风云突变，诗人却在歌唱万古不变的永恒青春，还有
美给世界带来的温和善良。
人类正
恐怖得狂叫乱吠，唉声叹气，
围着一块荒凉而黑暗的土地。
成千上万的生灵筋疲力尽，你抢我夺，争取血淋淋的自由碎片，而清泉和林海却在反复歌唱：
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有沉睡在自私自利、平静的好梦中。他们心里并不是没有悲壮的呼声：高傲的呼声、爱情的呼声、痛苦的呼声。
这是沉醉了的狂风暴雨，
有粗野的力量，有深沉的柔情。
汹涌澎湃的力量，如醉如狂的史诗，歌唱群众的狂热，人神的斗争；气喘吁吁的劳动者。
墨黑与金黄的脸穿过暗影和浓雾，
忽然，缩成一团、绷得紧紧的肌肉
围着巨大的铁砧，围着巨大的熔炉……
正在铸造未来的城市。
既强烈又暗淡的光辉照着“智慧的冰川”，这是孤独的心灵英勇不屈的痛苦，用无可奈何的轻松痛快，在啃噬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诗人的面目在一个德国人看来，法国色彩似乎不如德国色彩浓厚。但他们都有对“法国清淡”的爱好，诗中流通的是希腊神话的液汁。法国的风光和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都变魔术一般成了爱琴海的景色。人家会说在这些二十世纪法国人身上，古代希腊人是借尸还魂了，他们甚至要脱下现代的衣衫，露出他们可爱的裸体来呢。
从这些诗的总体里散发出一种成熟了几百年的丰富文明的古香古色，这是在欧洲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呼吸过这种幽香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香味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外国艺术家成了毫不动摇的法国诗人；而在法国古典艺术的崇拜者之中，没有比这些英国人、佛兰德人、希腊人更热烈的信徒了。
克里斯托夫在奥利维的指点下，让法国诗神的沉思之美渗入了他的心灵，不过他认为这位高贵的女神太灵秀了一点，不合他的口味，他更喜欢一个简单朴素、健康结实的民间姑娘，虽不那么理智，但却懂得爱情。
从各种不同的法国艺术中，都会升起一种相同的“美味”，就像秋天的太阳在树林中晒熟了的杨梅一般。音乐就是芳草丛中隐约出现的小杨梅。起初，克里斯托夫走过草丛而没有看见，因为他在本国听惯了枝叶茂密的草莽音乐。现在，杨梅的清香使他回过头来，在奥利维的帮助下，他才发现荆棘和枯叶只是音乐王国的篡位者，在王国中，还有少数音乐家在创作精致美妙的艺术品。在沼泽包围的田野里，在制造民主的乌烟瘴气的工厂中间，在圣·德尼平原的中心，在一个神圣不可侵入的小树林中，一些对世事毫不关心的羊角人身农牧神正在载歌载舞呢。克里斯托夫非常惊讶地听到他们芦笛的歌声明朗平静，如怨如诉，和他听到过的音乐一点也不相同：
只要一根小小的芦苇
就可以使野草颤抖，
使整个草原变得温柔，
使杨柳岸边的溪流
一同歌唱一同陶醉。
只要一根小小的芦苇
就可以使树林合唱……
这些钢琴小品、歌曲、法国室内音乐，听起来漫不经心、随兴所至的风度，德国艺术家不屑看上一眼，克里斯托夫本人原来也没注意到作品中的盎然诗意，娴熟技巧，现在才开始隐约看到面目一新的改革狂热，苦闷不安———这对莱茵河彼岸的德国人是陌生的———而法国音乐家却在这块未开发的艺术土壤上寻找将来会开花结果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在祖辈的营地上踏步不前，认为世界的进化不能超越他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不料世界却继续前进了；而法国人带头冲锋，要发现艺术的新天地，发现死灰复燃的太阳，已经消失的希腊，沉睡了几百年、重新睁大眼睛、憧憬着无限美梦的远东。西方音乐已经纳入了有条不紊、古典理性的渠道，法国人却打开了古代水渠的闸门，使世界各地的流水都涌入了他们凡尔赛的水池：民间的旋律和节奏，外国或古代的音调，花样翻新的音程。在音乐家之前，他们的印象派画家已经为眼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音乐家又在拼命征服一个音响的世界；他们在听觉的神秘领域里走得更远更深；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海洋里发现了无人知道的陆地。但他们十之八九不会利用胜利的果实。根据惯例，他们只是为全世界开辟道路的先锋。
克里斯托夫赞美这种音乐上的开创精神，音乐的生命来自昨天，但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了。这个高雅精致的小人物多么勇敢！克里斯托夫以前指出过他的愚蠢，现在却变得宽容了。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永远不会犯错误。而尽力寻找现实中的真理，即使犯了错误，比死死抓住过时的真理不放，那取得的成果也要丰富得多。
不管结果怎样，法国人的努力也是惊人的。奥利维告诉克里斯托夫他们三十五年来完成的工作，他们花了多少精力才使法国音乐从一八七○年以前的沉睡中苏醒过来：那时没有法国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文化素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听众；只剩下一个柏辽兹，而他也闷死、憋死了。现在，克里斯托夫对那些振兴民族音乐的艺术家才感到敬意，并且不再想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者缺乏天才。他们创造的不只是音乐作品，而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民族。在那些塑造法国新音乐的巨匠当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是赛查·法朗克，他大功还没告成就身先死了，像老许茨一样，在法国艺术黯淡无光的年代，他的身上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宝贵的信心和本民族的天才。看来令人感动的是：在寻欢作乐的巴黎，这位天使般的大师，音乐界的圣徒，生活过得拮据，工作受人轻视，但他坚忍不拔的纯洁心灵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逆来顺受的笑容使他的作品沉浸在善良的光辉中。
对于没有深入法国生活的克里斯托夫来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这几乎是个奇迹了。
但奥利维温和地耸耸肩膀，问他哪个欧洲国家找得到一个画家，像法朗梭阿·米勒这位清教徒一样沉浸在《圣经》的气氛中？———哪个既有热烈的信仰而又谦虚的学者比得上思想清晰的巴斯德？他拜倒在“无限”的观念之下，搞得神魂颠倒，“痛苦万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恳求理性不要缠得他像巴斯卡一样快发疯了”。天主教义并没有妨碍米勒勇敢的写实主义精神，也没有妨碍巴斯德热情洋溢的理性稳步前进，毫无偏差，走入了“自然元素的新天地，一片黑暗的无穷小领域，生命发源的无底深渊”。他们是从外省来的，从外省人身上汲取了一直潜伏在法国土地上的信仰，有些煽动群众的人尽力否认也没有用。奥利维很了解这种信仰，这是他生而有之的。
他还对克里斯托夫谈到天主教二十五年来波澜壮阔的复兴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努力要和理性、自由、生活结合；这些可敬的教士真有勇气，正如他们中有一位说的，他们要“不辜负人的称号”，要恢复天主教理解一切的权利，和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即使有错误也是纯洁的，神圣的”；成千上万年轻的天主教徒诚心诚意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要自由、纯洁、友爱，向一切有好意的人开放；虽然他们受到恶意打击，被诬蔑为异端邪说，又受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两面夹攻，但是这支具有现代思想的小小队伍不怕关山险阻，镇定自若，接受考验，知道不用血泪浇灌的水泥是建不成千秋大业的。
理想主义的生活气息，自由主义的奔放热情，同样注入了法国其他宗教。新生命的震颤也在新教和犹太教麻木的巨大的躯体内流通。大家好胜心强，你争我夺，公平竞赛，要创造一个自由人类的宗教，但无损于情感和理智的力量。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不是宗教特有的，也是革命运动的灵魂。一革命，狂热就更带悲剧性。在这以前，克里斯托夫只见过低级的社会主义———那是政客用来诱骗饥不择食的主顾，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的幼稚而庸俗的幸福美梦，或者说明白点，政客以为，幸福就是一旦政权到手，科学能给普天下带来欢乐。除了这种令人反感的乐观主义之外，克里斯托夫还看到一种对立的神秘而疯狂的力量，那是工会的精英带领工人群众去进行的战斗。他们号召大家去“作战”，只有战争能产生崇高的英雄主义，能使这个濒临死亡的世界重新有意义，有目的，有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忍受不了中产阶级的、商业社会的、和平主义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出一个相反的、悲剧性的世界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世界的规律”，世界的生存有赖于牺牲，继续不断的、周而复始的牺牲———如果你怀疑工会领袖发动起来向旧世界进攻的大军，怀疑他们是否理解这种好战的神秘主义把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应用于暴力行动，那么，这些高贵的革命家如醉如狂的悲观主义，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和牺牲的高尚信仰，看起来几乎是战斗精神和宗教热忱的理想，简直是日耳曼民族的条顿会或 日本的武士道，这种现象真是惊心动魄。
然而，这并不是外族的，而纯粹是法兰西民族的精神，他们的特点虽然经过了几个世纪却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了。从奥利维的眼睛里克里斯托夫看到国民公会的护民官和执政官，某些思想家、活动家、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都有这种特点。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派、工联主义者，到处都有同样的悲观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和自然作斗争，既不抱幻想，也不灰心丧气———他们是支持民族的铁柱钢架———往往也会把什么都砸烂压碎。
克里斯托夫呼吸到这种神秘的斗争气息，他开始懂得狂热的伟大，加上法国人毫不妥协的忠诚，这正是其他善于纵横捭阖的民族所不能理解的。他先也和外国人一样，嘲笑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明显矛盾。现在，他头一次隐约看到了他崇拜的自由带有战斗的意义———看到了理性威风凛凛的宝剑。不，对法国人来说，这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是简单的玩弄字眼，也不是空洞的思想体系。既然一个民族把理性当做第一需要，那么，为理性而斗争也就压倒其他一切了。即使有些不重理性只重实际的人认为斗争是荒唐的，那有什么关系？在眼光深邃的人看来，不管是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是为了金钱的斗争，都是一样空虚；百万年后，还能剩下什么？如果说：生活的价值在于剧烈斗争，在斗争中，一切生命力可以兴高采烈地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牺牲，那么，还有什么战斗比法国为理性或反理性而进行的永恒斗争更能给生命增光添彩呢？对那些尝过艰苦斗争滋味的人来说，英国人如此吹嘘的无动于衷的宽容就显得淡而无味，缺乏阳刚之气了。英国人可以得到补偿，把精力用在其他地方。他们的力量并不在宽容。只有许多党派都把宽容当成英雄行为，宽容才能显得伟大。而在今天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漠不关心，缺少信仰，缺乏生命力。英国人借用伏尔泰的话来自我吹嘘，说“信仰的多样化使英国人宽容”，而大革命并没有使法国人宽容———其实，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更有信仰，而英国却只有信条。
看了理想主义的铜墙铁壁，看了为理性的战斗之后———就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利维挽着克里斯托夫的手，把他带到高山顶上，去看默默无言、超凡脱俗的一小群真正自由的法国精英。
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自由的了。像飞鸟在无所谓动静的天空中遨游一样自由安详……到了那个高度，空气这样纯净，这样稀薄，克里斯托夫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在那里可以看到自以为享有梦中无限自由的艺术家———可以看到如醉如狂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那些相信万物存在的野蛮人”———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如浪涛起伏，千变万化，随波逐流，“不断滚滚前进”，永不停息，永不着陆，永不触礁，像蒙田说的那样，“不描写静的存在，只描写动的过程，日复一日、分秒不停、永不休止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他们知道宇宙是空虚的，人却能在无中生有，制造出思想、上帝、艺术、科学，还在继续不断地创造世界，制定规律，构筑一个生动的白日梦。他们并不要求在科学中得到安息、幸福，甚至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怀疑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只是为学术而爱学术，因为学术是美的，只有学术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顶峰可以看到这些学者，他们是热情的怀疑论者，毫不关心人间疾苦，悲观绝望，甚至不关心现实，只是闭着眼睛，静听心灵合奏的无声音乐会，数字和形式既微妙又宏伟的和声。这些伟大的数学家，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的正面思想家———已经达到了玄妙的顶峰；他们把周围挖得空空如也，自己高悬在无底深渊之上，沉醉在目眩神迷之中；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他们居高临下，轻松愉快地发出了思想的光辉。
克里斯托夫到了他们身边，也想往下看看；但他立刻觉得头昏眼花。他本来以为自己自由，因为他除了良心以外，已经摆脱了一切清规戒律，但比起这些法国人来，他不禁吓一跳，他感到自己哪能算自由呢，因为法国人已经摆脱了一切思想的规律，一切绝对的命令，一切生存的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生活呢？
“为了自由的乐趣。”奥利维答道。
但克里斯托夫觉得这种自由不是脚踏实地的，甚至不如德国人严守纪律的精神、崇拜权威的思想；于是他说：
“你们的乐趣是个圈套，是鸦片烟鬼的梦幻。你们沉醉在自由中，却忘记了生活。绝对的自由对精神来说是疯狂，对国家来说是混乱……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在你们的共和国里，又有谁有自由？———只有胡说八道的人。你们这些精英都快要死了。你们只会做梦。不久，你们梦也做不成的。”
“那有什么关系！”奥利维说，“我可怜的克里斯托夫，你不会知道自由多快乐。这种快乐真值得人去冒险、受苦，甚至去死。自由，感到周围的心灵都是自由的———甚至胡说八道的自由，那真是无法描写的极乐世界，就像灵魂在无限的太空中逍遥一样。逍遥之后，别的地方都不能生活了。你提到帝国兵营里的安全、秩序、不可违反的纪律，那对我有什么用？我会闷死的，我要空气！空气越多越好！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要有规矩，”克里斯托夫说，“早晚要个主人。”
奥利维开玩笑似的提起“星中古石”的话：
法 国 人 没 有 力 量
禁 止 言 论 自 由，
不 能 把 太 阳
埋 进 地 球
打 个 洞，
没 有
用。
克里斯托夫慢慢习惯于无限自由的气氛了。从法国思想的高峰，从光明的心灵在做美梦的山顶，他望望脚下的山坡，坡上有一些勇敢的精英在为生气蓬勃的信仰而奋斗，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他们都不断地攀登高峰；他们对无知、疾病、穷苦进行圣战；他们是现代的盗火者，想用蜡翅膀飞向太阳；他们有发明的狂热，有合理的妄想，要在空中开辟一条道路，去征服光明；要用科学向自然发动大战———在山坡下，有一群默默无言、意志坚强的男人女人，勇敢而谦虚的人，他们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不能再往上爬，只好原地不动，过着平凡的生活，暗地里急得要命，无可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山脚下，在悬崖削壁之间的狭窄小路上，有些迷信抽象概念、盲目听从本能的人，正在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他们揪成一团，难解难分，没有想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山下的沼泽地里，还有畜生在污泥中打滚———但是沿着山腰，东一处，西一处，艺术开出了鲜花，音乐结出了芬芳的果实，诗人唱出了小鸟的啁啾声和清泉的淙淙声。
于是克里斯托夫问奥利维：
“你们的人民在哪里？怎么我看到的不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就是百里挑一的渣滓？”
奥利维答道：
“人民吗？他们在园子里种地。他们才不管我们呢。每一伙精英都想拉拢他们。他们却哪一伙也不理。以前，他们还肯听听，至少是为了消遣，听听这些政治骗子走江湖卖膏药。现在，他们懒得理会了。每次不投票选举的人岂止百万！让党派去打得头破血流吧！老百姓才不在乎呢。只要不打到他们田地里来就行。否则，他们恼起火来，不管什么党派都要遭殃。他们并不动手，他们只是还手，若是党派做得过火，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或休息，他们可要搞得你晕头转向。不管你是国王、皇帝、共和党、教士、共济会员，还是社会党人，不管谁是头头，他们要求的只是消灾避害：战争呀，混乱呀，瘟疫呀———别的他们一概不管，只要让他们安安静静种地就行。其实，他们心里只想：
“‘这些畜生干吗不让我安静？’
“而这些畜生真蠢，硬要逼得老实人拿起长柄叉来把他们赶出门去———总有一天，他们会把老板赶走的。从前，他们为大事发过火，将来还可能再发火，虽然这种傻事他们早就洗手不干了：即使再干，发火的时间也长不了；很快，他们就会回去找他们打了几百年交道的老伙计：土地。是土地把法国人和法国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法国人把人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几百年来，多少不同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肩并肩地劳动过，是土地使他们合为一体的，他们热爱的是土地。不管是福是祸，他们都不断在土地上耕种；土地上的一切，甚至一小块泥土，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克里斯托夫张开眼睛一看，顺着大路，围着沼泽，在岩坡上，在战场上，在废墟间，无论是法国的山地还是平原，都是一片耕地，真是欧洲文明的大花园。花园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肥沃的好土壤，还在于勤劳顽强、不知疲倦的人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不断地开垦、播种，使土地变得更加美好。
奇怪的民族！大家都说他们变化无常，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奥利维的内行眼光可以在哥特式的石像上看出今天外省人的面目；在画家的笔下认出知识分子或凡夫俗子的疲倦而无可奈何的面容；或者在勒南三兄弟的画中看出法国工农的精神和发亮的眼睛。往日的思想还在今天的心灵中流通。巴斯卡的精神也还活着，不但活在读书明理的社会精英和宗教人士身上，也活在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或轰轰烈烈的革命家和工会领导人心中。高乃依和拉辛的艺术对法国人说来是生气勃勃的：一个巴黎的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悲剧，比当代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 卜生的戏剧更加亲切。中世纪的歌曲，如法国传说的《特里斯坦》，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能打动当代法国人的心。十二世纪以来，法国花坛上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虽然万紫千红，到底都是同根生的，和周围的野草闲花大不相同。
克里斯托夫太不了解法国，抓不住它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这五彩缤纷的景色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土地的支离破碎。正如奥利维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园地；每块地都用各种各样的围墙、篱笆、栅栏隔开了。在两块地之间，最多不过有一小块公共的草地或一片小树林，或者是河这边的人不得不比河那边的人住得近一点而已。每个人都闭门关在自己的园子里，这种每个人都惟恐会失掉的个人主义———虽然他们做了几百年的邻居———看来不但没有减轻，反倒比以前更严重了。克里斯托夫不禁这样想：
“他们多孤独啊！”
从孤独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比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住的房子更典型的了。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小小的法国，人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一所五层楼的老房子，摇摇晃晃，歪歪斜斜，地板咯吱咯吱，天花板蛀洞累累。雨会打进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住的顶楼；他们不得不请人来补漏。克里斯托夫听见工人在他头上一边修补，一边谈话。有一个修漏匠叫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又笑又唱，说些废话，吹着口哨，一边补漏，一边和自己谈天；要不说出他在干什么，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还得再敲一个钉子。我的工具到哪里去了？我敲了一个钉子。我敲了两个。还得再敲一下。得了！老伙计，行了吧……”
克里斯托夫弹琴的时候，那个补漏匠静听了一会儿，然后口哨吹得更响了；一听得来劲，他就用重锤在屋顶上打拍子，气得克里斯托夫爬上交椅，把头伸出天窗，想要骂他，但一见他骑在屋脊上，满脸快活的神气，满嘴的钉子，不由不笑了起来。工人也跟着笑了。克里斯托夫忘了自己的怨气，反倒随便和他谈天。最后，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把头伸到窗外，就问：
“喂！我说，我弹琴不妨碍你吧？”
补漏匠说不碍事，但求他不要弹慢板，因为他跟着音乐拍子工作，拍子一慢，工作也慢了。他们分手的时候成了朋友。在短短的一刻钟之内，他们谈的话比克里斯托夫在六个月里和邻居谈的话都更多。
每层楼有两套房间，一套有三间房子，一套只有两间。没有佣人住的下房，每家都是自己干家务，只有底层和一楼的房客除外，他们一家住了两套房子。
在五楼，和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同住一层的邻居是高乃依神甫，大约四十岁，很有学问，思想开放，胸怀开阔，原来在一个大修道院讲解《圣经》，近来因为思想太新，受到罗马谴责。他接受了批评，但是心里并不认输，只是一言不发，也不公开论战，免得满城风雨，宁可忍辱负重，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克里斯托夫不能理解这种听天由命的反抗方法。他要找神甫谈话，但神甫客客气气、冷冷淡淡，闭口不谈真心话，只是咬紧牙关，忍气吞声，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在下一层，就是两个朋友那套房子下面，住着艾利·艾斯白洁一家：丈夫是工程师，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十岁，小的七岁，都是高尚的人，给人好感，老是闭门谢客，尤其因为经济不宽裕，不好意思见人。妻子年轻，勇敢地承担了家务，累得要命，她并不怕，再累一倍也不在乎，但是她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家境，这种心情又是克里斯托夫难以理解的。他们是新教徒，是法国东部人。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只有少数人不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委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艾斯白洁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就是这一类胜利的失败者。
他们在楼里不声不响，像生了恐惧病似的怕打搅邻居，尤其是因为他们给邻居打搅怕了，却又不愿诉苦，惟恐丢了面子。克里斯托夫可怜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劲头一来，就高兴得要叫，要跳，要笑，但是时时刻刻受到压制。他们很疼孩子，只要在楼梯口碰到她们，总要表示亲热。女孩子一开始有点害羞，不久就和克里斯托夫搞熟了，他总有笑话给她们讲，总有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对父母谈到他；父母开头却把他的好心当做坏意，尤其厌恶他的钢琴太响，楼上东西搬来搬去，闹得鬼神不安———因为克里斯托夫在房间里闷得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熊一样转来转去———后来见他襟怀坦白，没有坏心眼，也就对他有了好感。不过他们谈话还是不容易谈得拢。克里斯托夫有点粗鲁的神气，有时会使艾利·艾斯白洁吓一跳。工程师总要有所保留，对人总要保持一段距离，但没有用，这个年轻人脾气好，性子急，瞪大了两只亲热的眼睛瞧着他，他能怎么办呢？克里斯托夫东一句、西一句，也能从邻居嘴里挖出真心话来。艾斯白洁兴趣广泛，勇气也有，只是无动于衷，郁郁寡欢，听天由命。他能不失尊严，忍受艰苦的生活，但是不肯改变现实。他的行为仿佛是要说明他悲观得有道理。有人请他去巴西经营一个企业，有利可图；但是他谢绝了，怕那边的气候不好，会有害于家里人的健康。
“那就把他们留下好了，”克里斯托夫出主意说，“你一个人去，不是可以挣钱养家吗？”
“把他们留下！”工程师叫道，“那只是没有孩子的人才想得出来的主意。”
“即使我有孩子，我也会这样想。”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再说，还得远离家乡！……那可不成。我还是宁愿在这里受罪。”
克里斯托夫觉得难以理解的是：这样在一起拮据度日怎么可以算是爱家乡、爱家人。奥利维却能理解。
“你想想看，”他说，“何必远离亲人，冒着死在外国的危险呢？世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可怕的了。再说，还不知道有几年好活，犯得着这样折磨自己吗？……”
“为什么一定要想到死呢？”克里斯托夫耸耸肩膀说，“即使要死，那为争取亲人的幸福而死，不是比麻木不仁、自生自灭好得多吗？”
和工程师同一层，在四楼的一小套房间里，住着一个电机工人，名字叫做奥贝———这个工人离群索居，不能完全归咎于他。这位老兄是平民出身，却不甘心做个老百姓。他个子小，看起来有病，额头硬邦邦的，横在眼睛上面，眼神机警，笔直看人，像要钻进人心的螺丝刀，胡子淡黄，嘴巴总要嘲笑似的，说话像吹口哨，声音朦朦胧胧，脖子上一条围巾，喉咙老是有毛病，不断抽烟使病更加重了。行动急躁，脾气像是得了肺结核。自命不凡，说话带刺，满腹牢骚，加在一起也掩盖不了他喜欢夸大的劲头，幼稚的想法，对生活的经常失望。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的私生子，没有见过父亲，一个不值得尊敬的母亲把他带大，他小时候见过不少乌七八糟、令人伤心的事。他自学的劲头倒很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他什么书都读：历史，哲学，颓废派诗人；他什么都知道：剧院，展览馆，音乐会；他对文学和中产阶级的思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神魂颠倒。他沉浸在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心醉神迷的模糊而热烈的观念中。他相信万无一失的理智，永无止境的进步———上进哪有尽头呢？———就会降临人间的幸福和无所不能的科学；相信人类就是上帝，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公主。他激烈地反对教会，简单地对待一切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认为宗教蒙昧，教士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沙文主义在他的头脑里互相冲突。他思想上是人道主义者，性格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自高自大，但知道自己缺少教育，谈起话来，惟恐露出马脚，所以老是利用听来的话，但又不肯虚心请教，怕会有损尊严；然而不管他人多么机灵，技巧多么高明，也弥补不了教育方面的欠缺。他打主意要搞写作。像法国许多不学而能的人一样，他写的东西有点风格，自己也看得出；但是思想内容混乱。他把自己刻苦写成的几页给一位信得过的大记者看，结果闹了一场笑话。他觉得太丢脸，从此不再对人谈自己的作品。但他还继续写，因为表现自己既是一种需要，也是值得自豪的乐趣。他对自己夸夸其谈的作品和哲学思想非常得意，其实不值一文。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倒有眼光，他却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他不自量力，以为 自己是个哲学家，要写社会戏剧，写思想内容丰富的小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新大陆。等他看出新大陆是前人发现过的，又不免灰心失望，几乎要怪别人不该设下圈套。他渴望得到荣誉，自以为满腔热忱，却找不到用武之地。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人，一个粗制滥造的作家中的精英。在他看来，作家头上似乎有个神秘的光环。虽然他想制造幻象，但是还有自知之明，逼得自己承认前途毫无希望。但他希望至少也要生活在中产阶级的思想氛围之中，远远一望，可以看到思想之光。这个非常天真的愿望反倒害了他，他的地位使他不得不生活在下层社会里，这却使他觉得痛苦不堪。他拼命想挤进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却对他关上了大门，结果他只好什么人也不来往。因此，克里斯托夫并不费力就走进了他的房门。但克里斯托夫得赶快关上自己的房门，否则，奥贝待在他房里的时间会比在自己房里多得多。他太高兴找到一个艺术家来谈音乐和戏剧了。但克里斯托夫呢，可以想像得到，他对此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对一个平民，他更喜欢谈平民的事。然而，这却恰恰是奥贝不喜欢谈的，他也谈不出什么来。
克里斯托夫越往楼下走，他和邻居的关系当然也就越疏远。再说，他也不知道有什么魔法，什么叫“芝麻开门”的秘诀，才能叫开三楼的房门———三楼一边住着两个妇女，早年的丧事使她们一直迷迷糊糊过日子：一个是奚尔曼太太，三十五岁，丈夫和女儿都死了，她只和一个虔诚信教的老婆母住在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同一层楼的另一边，住了一位神秘人物，年纪谁也看不准，大约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秃了，胡子修剪得很好，说话很温和，态度很出色，一双像是贵族的手。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不太清楚是哪个国家，是俄罗斯还是比利时。其实，他是法国北部省人，也不再是什么革命党，只是从前有过革命者的名声。他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判了死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幸免的；十几年来，他在欧洲到处流浪。在巴黎风云变幻时期和以后的日子，在流亡期间和回国以后，他亲眼看见当年的战友依附政权，当年革命党派中的人做了多少坏事，于是他平心静气地退出了党派，但却原封不动地保持了毫无用处的信念。他读的书很多，也写了一些煽风点火，但比较温和的书，在幕后牵线———有人这样认为———操纵远方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远到印度，甚至远东，进行世界革命，同时也进行一项世界性的研究，但是比较温文尔雅，他要研究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一种普及音乐教育的新方法。他和楼里的人不打交道，碰到人不过非常客气地招呼一下而已。然而，他倒肯对克里斯托夫讲讲他研究音乐的新方法。这个问题引不起克里斯托夫的兴趣，用什么符号来表达他的思想并不重要；无论用什么语言，他总能表达思想的。但对方不肯放过机会，继续解释自己的符号体系，表面上和和气气，骨子里却很固执；至于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却一点也不肯对克里斯托夫透露。因此，当他们在楼梯上碰到的时候，克里斯托夫也不站住，只是打量那个跟着他走的小姑娘；她头发淡黄，脸色苍白，看起来贫血，眼睛是蓝的，侧影显得瘦，身体显得弱，样子像有病，没有什么表情。大家都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她只是他的养女，亲生父母都是工人，她四五岁的时候闹瘟疫，父母都死了，华德莱就收养了她。他对穷人的孩子几乎是无限怜爱。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神秘的柔情，就像梵桑·德·保尔热心救济孤儿一样。因为他信不过官方的慈善机关，又了解私人慈善团体的内幕，所以他独自进行救济工作；他做了好事并不声张，只是自得其乐。他学过医，可以派上用场。一天，他走到本街区一个工人家里，看见几个病人，就给他们看病；他的医学知识经过实践，越来越充实。他看到孩子受苦，他的心都要碎了。但等到他给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痛苦，看到他们瘦脸上又露出了苍白的微笑，不禁喜上眉梢！华德莱的心都要化成眼泪了。这简直是天堂里的时刻……这时他忘了照顾病人的烦恼。但病人难得感激一声。门房的女人看见这么多脏脚走上楼梯，气得要命，不免说些刻薄话。房东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开会，也要说三道四。华德莱打算搬家，又觉得划不来，他有他的小毛病；脾气好而顽固，只好让人说闲话算了。
克里斯托夫得到他一点信任，因为他也喜欢孩子。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点联系。克里斯托夫一碰到他的养女，总会心头一紧，虽然他没有意识到，但他的本能神秘地感到，女孩的外形很像莎冰的小女儿。莎冰是他初恋的情人，她那翩若惊鸿的身影，欲说还休、脉脉含情的风韵，虽然已经遥远，但并没有从他心头消失。因此，他很关心那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他没有看见她跳过、跑过，几乎没听到过她的声音，她没有年龄相近的小朋友，总是孤零零、静悄悄的，玩些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的游戏，玩具不是布娃娃就是块木头，她只轻轻地动着嘴唇，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她看起来好像有感情，又似乎没有感情；她仿佛是个外人，总叫人捉摸不定；但她的养父视而不见，因为他爱她。唉！这种捉摸不定、这种生疏见外的感觉，难道我们的亲骨肉身上没有吗？……克里斯托夫想要这个孤独的小女孩认识工程师的两个女儿。但艾斯白洁也好，华德莱也好，都客客气气、明明白白地给他碰了个软钉子。这些人似乎为了保持身份，宁可活活地关在笼子里，老死也不相往来。万不得已，他们也会同意帮助对方；但双方都怕人家以为是他需要对方帮忙，而双方的自尊心又都一样强———其实，他们的处境也一样不稳———却简直没有希望要任何一方先下决心向对方伸出手来。
二楼那一套大点的房间几乎一直空着。那是房东留给自己住的，但他从来也没住过。他本是一个商人，等到钱挣够了，就不再做生意。一年到头，他很少在巴黎：冬天，他住在蓝色海岸的旅馆消寒，夏天，他又在诺曼底海水浴场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以为只要看到阔佬怎样打发无聊的时间，自己不必花太多的钱，也就可以过上阔佬的生活了。
对面那一套小点的房间租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亚诺先生和太太。丈夫少则四十，多也不过四十五岁，在中学当老师。他忙于上课，抄写，复习，没有时间来写博士论文，结果只好放弃。妻子比他年轻十岁，非常和气，非常腼腆。两个人都聪明，有学问，感情很好，但都不认识什么人，因此从来也不外出。丈夫没有时间。妻子时间太多，但她是个好人，不等苦闷发作出来，就先压制下去，或者是忍一忍，尽可能找事做，读书，给丈夫抄笔记，誊清他的手稿，缝补他的衣服，做自己的衣帽。她有时想去看戏，但亚诺不想去，到晚上他又太累了。她也只好作罢。
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听音乐。他们都很喜欢。他不会弹琴；她虽然会一点但也不敢弹，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即使是当着丈夫，她弹起来也像是小孩子在学琴。然而这点乐趣对他们就够了；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他们虽然讲不清楚，但却都是他们的好伴侣，他们一五一十地了解这些音乐家的生平，音乐家受过的痛苦更能得到他们的爱。还有好书也是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读好书简直就是幸福。但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好书太少了；因为作家眼里没有这些微不足道的读者，他们不能给作家带来名誉、乐趣、金钱，他们不出入于社交界，不会发表文章，只会喜爱，却不会说出来。这不会说话的艺术之光在老实而虔诚的人心里显得有点神秘，但由于他们共同的爱好，也够他们过上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了，虽然相当可怜———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孤独，心灵有点创伤。他们两个都是品格高于地位的人。亚诺先生有很多想法；但他目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写出来。要费好大的劲才能发表一篇文章，出一本书，这太划不来了，何必图个虚名！他觉得比起他敬爱的思想家来，自己实在微不足道！他太爱艺术品了，不敢妄想“创造艺术”，认为那是不自量力，简直可笑。他的命运似乎只是传播艺术。因此，他只把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学生，他们将来会写书的———书中当然没有他的名字！———没有人像他那样舍得花钱订购图书。没有钱的人反倒大手大脚，他们自己花钱买书；有钱的人却认为不能得到免费赠书是丢面子。亚诺买书几乎倾家荡产，这是他的弱点，他的毛病。他觉得难为情，就瞒着妻子。然而妻子并不怪他，她也会一样买书的。他们老是制订计划，省下一笔钱来，到意大利去旅游———但是总去不成，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于是就笑自己不会省钱。亚诺很会安慰自己。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妻子就够了，还有他的职业生活，还有内心的喜悦。难道她会不知足吗？———她口里说：够了。她不敢说的是：如果丈夫有点名气，妻子也可以沾一点光，生活也会显得光辉灿烂，日子也会过得更加舒服。内心的喜悦固然是好，但增加一点外界的光彩不是更好吗？……但她没说出口，因为她胆太小；再说，她明知道即使他想功成名就，也未必能做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孩子。两个人也都不说出来，反倒更加互相体贴了，仿佛这一对可怜的夫妻都在请对方原谅自己似的。亚诺太太心地好，有感情，会喜欢结识艾斯白洁太太的。但她不敢开口，因为对方没有表示。至于克里斯托夫，夫妻两人都巴不得认识他，他们早就给高高在上的钢琴声迷住了。但他们怎么也不肯走出第一步来，因为那会显得太不识相了。
一楼两套房间的住户是费利克斯·韦尔先生和夫人。他们是犹太的阔佬，没有子女，一年有六个月住在乡下，就在巴黎附近。虽然他们在一楼住了二十年———其实他们是住惯了，尽管不难找到一套更适合他们身份的房子，也不搬动———看起来却像是两个旅客。他们从来没和邻居说过一句话，人家对他们的了解也不比第一天多。但这并不能使人不说长道短，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并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没有做讨人喜欢的事。然而他们却值得人家了解：夫妻两个都是顶好的人，智力都很出色。丈夫六十岁了，是个考古学家，因为在中亚细亚发掘古代亚述文物而出名；像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开放，兴趣广泛，并不限于本行的专业，而是对当代思想的表现无不关注，无论艺术还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限制他，因为他虽然什么都喜欢研究，却没有一个问题能使他专注。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自由了，无拘无束，一手建设，一手破坏，刚建设的就破坏掉；因为他建设的很多：有事业，有理论；他一工作就不知疲倦；由于习惯，由于健全的思想不能无所作为，他继续不断地在科学上耐心发掘，犁出了深深的沟痕，但他并不相信他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不幸的是他很有钱，一点也不知道为生存而斗争的乐趣；自从他在近东发掘了几年，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再接受公职。然而除了他个人的工作之外，他还清醒地关注着现实问题，立即可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公共教育的改组。他提出了一些想法，倡导新的潮流；要把巨大的文化机器开动，但是不久，他自己又厌倦了。不止一次，他的论点使人行动起来，他却对行动提出了最尖锐、最令人泄气的批评，这样得罪了不少人。他并不是故意找茬子，而是天性使然；他神经过敏，喜欢挖苦，又看得深透，所以不能容忍可笑的人和事，总要叫人难堪。因为世界上不管多么好的事或多么好的人，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来看，或者歪曲夸张一下，总会显得滑稽可笑的，因此，他的冷嘲热讽就没有止境。这当然不会给他招来朋友。然而，他却是好心好意要与人为善；他做了好事也没有人感激；即使是他帮助过的人也暗中怪他不该挖苦自己。要喜欢别人，就不能看得太深。他并不是一个厌世者。他也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厌世。面对他所嘲笑的社会，他并不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其实，他并不能断定社会不比他更有理；于是他就避免显得太与众不同，设法使自己表面上的言行举止不太脱离群众。但这样做也没有用，他并不能不批评他们；他的感觉敏锐，不能放过任何歪曲夸张的不自然的现象，而且又不会伪装。他对犹太人的可笑之处特别敏感，因为他了解得更清楚；虽然他思想自由，没有种族偏见，但其他种族的人却对他有偏见———因此他身不由己，被基督教当做外人，他只好不失尊严地退避三舍，在自己的冷嘲热讽中，在对妻子的深厚感情中寻求安慰。
最糟糕的是妻子，也不能幸免于他的讽刺。她是一个贤妻，积极助人，忙于慈善事业。她的性格不像丈夫那么复杂，满脑子塞满了道德观念，她的责任感有点生硬，但很高尚。她的一生忧郁寡欢，没有孩子，没有特别的喜事，没有伟大的爱情，生活就靠道德信念，或者不如说，为需要而信仰。丈夫善于讽刺，自然不会抓不住她信念中自欺的那一部分（那他怎么舍得放手？）———于是就把自己的痛快建筑在妻子的痛苦之上。其实他 自己也是个矛盾的合成品。他的责任感和妻子的一样高尚，但他同时又无情地需要分析、批判，不肯上当，于是就把迫切需要的道德信念撕得支离破碎了。他没有看出这是在挖妻子的墙脚；在毫不留情地让她垮台。等他感觉到时，他比妻子还更痛苦，但已经不可挽回了。然而他们还是一样相亲相爱，一样工作，一样做好事。但妻子的冷漠严肃和丈夫的冷嘲热讽一样得不到好评；既然他们都不屑于张扬自己做的好事，甚至不肯泄露做好事的意图，人家就把他们的庄重当做无情，把他们的孤独当做自私。他们越感到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就越听之任之。为了不像别的犹太人那样庸俗冒昧，他们却吃了因为自尊而过于持重的亏。
一楼底下一层只比小花园高出几步台阶，里面住了夏勃朗少校。那是个驻扎在殖民地的炮兵军官，现在退役了；此人精力旺盛，年纪不老，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打过漂亮的仗；然后忽然抛开一切，住到这里来，再也不谈军队，整天翻地种花，学吹笛子，老吹不好，发发政治牢骚，粗暴地对待自己的爱女。那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不算漂亮，但是可爱，专心一意侍候父亲，没有出嫁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克里斯托夫从窗口往下看，时常看见他们两个。自然，他对父亲不如对女儿注意，女儿下午总要到花园里来缝缝补补，坐着出神，或者随便动动，脾气很好地陪着老发牢骚的父亲。她的声音平静清脆，笑着回答嘀嘀咕咕的少校。少校却拖着脚步，在沙子路上走来走去。等到他进去了，她就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缝东西，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一声不出，脸上弥漫着笑容。而无所事事的军官走进房里，就像舞剑似的吹起怪声怪气的长笛，或者为了换换口味，笨手笨脚地拉起气喘如牛的手风琴来，听得克里斯托夫又好气，又好笑（这要看那天的心情如何了）。
这些人上下左右地住在各层楼里。花园的大门关上，外面的风吹不进来，里面的人互相也不来往。只有克里斯托夫生命力太旺盛了，需要发泄，虽然他们不知道，他却盲目而又明白无误地把自己巨大的同情施舍给他们了。他并不了解他们，也无法了解。他不像奥利维会分析人的心理。但他喜欢他们。本能使他会将心比心，为他们着想。渐渐地，神秘地，朦胧地，他意识到了这些离他既近又远的生命，体会到了居丧妇女麻木的痛苦，神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家为什么高傲孤僻，沉默寡言；信仰和柔情的黯淡而温和的火焰怎样无声无息地燃烧着亚诺夫妇的心灵；电机工人怎样天真地向往思想之光；军官如何压制反抗的心情和徒劳无益的行动；还有在丁香花下沉思默想的少妇如何逆来顺受，得到平静。但是这些心灵的无声音乐，只有克里斯托夫一个人能够领会；他们自己反而听不到，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哀和幻想中。
然而大家都在工作，怀疑主义的老学者，悲观主义的工程师，还有神甫，无政府主义者，高傲的也好，灰心的也好，都在工作。屋顶上还有补漏匠在唱歌。
楼内楼外，克里斯托夫发现了同样的精神孤独，即使最好的人聚在一起，也是一样。
奥利维介绍克里斯托夫看他常投稿的一份小杂志。杂志取名《伊索》，引用了蒙田的一段话作为箴言：
主人要卖伊索和另外两个奴隶。买主问第一个奴隶能做什么，奴隶为了抬高身价，说自己移山倒海，无所不能；第二个更是言过其实，胜过第一个。问到伊索，他却答道：“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已经把事都做完了。”
这种态度，正如蒙田说的，是对“那些无限夸大自己全知全能的厚颜无耻之徒”的蔑视和反击。《伊索》杂志社中自称的怀疑派其实倒有久经考验的信心。但是在群众看来，他们这样说反话、戴假面具，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反而使人望而却步。若要群众支持，说话一定要简单、明了、有力、肯定。他们宁可要坚强有力的谎言，也不要软弱无力的真话。他们不喜欢怀疑主义，除非下面掩盖着粗俗的自然主义，或者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伊索》杂志这种 目中无人的怀疑主义，只有少数精英———“才子”———才能看出假面具下掩盖着的实体。因此，他们的力量完全白费，不能见之于行动。
他们却满不在乎。法国越民主化，法国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越贵族化了。科学藏在专门术语后面，藏在神圣的殿堂之中，戴了三重面纱，只有已经升堂入室的人才能一睹面目，比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时代都更难得其门而入。艺术———至少是为艺术而艺术或爱美的艺术———也是一样神秘难懂，蔑视群众。即使是关心行动甚于艺术，注重道德观念甚于美学观念的作家，字里行间也往往弥漫着一股难以理解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宁愿保存内心火焰的纯洁性，而不肯把火炬传给别人。仿佛他们关心的不是要他们的思想风行于世，而只是要证明他们有这种思想。
然而在这些作家当中，居然还有大众化的艺术家。即使是最老实的作家，也只在作品中点缀一些带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实现的真理，要等一个世纪，至少是等二十年后，这种真理才会对人有好处，但在目前，却只会腐蚀或烧伤人的心灵；还有些剧作家只描写痛苦的现实，或说反话，毫无希望或者幻想，只有悲惨的前途。克里斯托夫读了剧本之后，两天不能动弹，好像切断了腿一般。
“你们拿这种东西给大家看？”他问道，因为他那些可怜的观众，他们在几小时内想忘记痛苦，却得到这样痛苦的消遣，“这不是把他们活埋吗？”
“你放心好了！”奥利维笑着答道，“人家不会来的。”
“那才对头！你们真是疯了。难道你们要剥夺他们生活的勇气？”
“怎么？难道大家不该像我们一样看看生活悲惨的一面，再鼓起劲来尽本分吗？”
“鼓起劲来？我不相信。但肯定是没有劲头了。没有生活的劲头还能做什么？”
“那有什么办法？谁也没有权隐瞒真理。”
“也没有权对任何人都说出全部真理来。”
“这是你说的话吗？你不是不断追求真理，自认为爱真理超乎一切的吗？”
“是的，对我，对那些硬骨头可以说真理。但对别人，那是狠心、愚蠢。我现在看清楚了。在我国，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病态地看真理，他们太看重生活了；他们只小心地看他们想看的。我喜欢你们，你们不是这样，你们有勇气，敢于直面人生。但你们不近情理。你们认为发现了真理，就公之于世，却像《圣经》中尾巴着了火的狐狸一样到处跑，不管会不会引起火灾。你们爱真理甚于幸福，令人起敬。但要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成！你们太自以为是了。应该爱真理超过爱自己，但爱别人却应该超过爱真理。”
“难道该说谎吗？”
克里斯托夫引用歌德的话答道：
至高无上的真理如果对世界有好处，我们应该说出来。否则，我们应该把真理藏在心里，要像遮天蔽日的云霞一样，让我们的行动散发出真理的光辉。
但是法国作家没有这种顾虑。他们不管手里的弓射出去的箭是“思想还是死亡”，或者兼而有之。他们只有理智，缺少情感。一个法国人有思想就要强加于人；没有思想，也是一样；若做不到，就对行动失去兴趣。这是法国精英不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闭关自守，不管有没有信仰。
不少人试图要和个人主义作斗争，并且要组织团体；但团体很快就变成了文学俱乐部，分化成了可笑的帮派。最好的团体也在互相破坏。有些精英既有力量又有信心，生来是团结别人，领导弱者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集团，都不同意并入别人的团体。于是他们分裂成杂志社，这个会，那个派，他们什么都好，就是不克制自己；没有一个团体肯向别人示弱；他们互相争夺群众，读者人数并不多，钱就更少，他们难以维持生存，饥寒交迫，气息奄奄，最后不得不垮台，再也爬不起来，并不是受到敌人的打击，而是———说起来真可怜———自相残杀的结果。他们的职业不同———文人，戏剧作家，诗人，散文作者，教授，教师，记者———形成了各级组织，而组织又分裂成了小组织，互相不通声气，甚至不相往来。在法国，任何问题都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只有错误的意见像瘟疫一般散布全国的时候，大家才会异口同声。在法国各行各业的活动中流行的都是个人主义；科学工作也好，商业来往也好，结果商人不能联合起来，老板不能互相协作。这种个人主义并不积极活动，泛滥成灾，而是根深蒂固，闭关自守。孤立，不求人，不与人为伍，免得相形见绌，感到自卑，免得扰乱内心的安宁，孤芳自赏的情绪；几乎所有创办“旁观”杂志、组织“旁观”团体的人内心深处都是这样想的；而杂志、剧院、团体存在的理由往往只是与众不同，不能与人合作，不能共同行动，没有共同思想，不能信任别人，最坏的是为了党派之争，使应该互相了解的人互相敌视。
即使是互相尊重的人为了共同事业而协作，像奥利维和《伊索》杂志的同人那样，他们之间似乎也总有防范之心；从来不像德国人那样流露真情，而德国人的真情好意却会叫人受不了。在这伙年轻的同人当中，有一个对克里斯托夫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与众不同，是一个逻辑性强，意志也强的作家，他献身于道德观念，行动起来毫不妥协，可以为道德而牺牲全世界，牺牲自己；为了捍卫道德，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几乎是他独力编的；他发誓要法国和欧洲接受一个观念，一个纯洁、自由、英雄的法兰西；他坚决相信，有朝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是在写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一页———他想得不错。克里斯托夫想加深对他的了解，想和他交往，但是没有办法。奥利维虽然时常和他打交道，但没有事也很少见面；他们并不推心置腹，最多不过交换一些抽象观念；或者不如说———说准确点，他们并没有思想交流，而是各想各的———他们是在一起自言自语，各说各的。然而，他们还是战友，知道双方的价值。
这种有保留的态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在他们自己眼里也很难分得清。首先，过分的批评眼光把心灵之间的差别看得太清楚，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过分的理智主义，又把这些差别看得太重要；加上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缺少为了生活而需要的感情，需要尽量发泄的热情。也许还因为工作的压力，艰难的生活，思想的狂热，使人到了晚上就筋疲力尽，不能作友好的交谈。最后，还有一种法国人不敢承认，却在内心深处汹涌奔腾的可怕感觉，一种“非我族类”之感，感到大家是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时期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虽然大家聚在一起，却很少有什么共同思想，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却不应该想得太多。最重要的理由是危险地醉心于自由；一尝到自由，什么都可以牺牲。这种自由的孤独特别可贵，因为是经受了多少年考验得到的。精英们遗世孤立，可以避免庸人的干扰。这是反对宗教团体或政治集团的束缚，反抗压垮个人的重担，在法国，就是反对家庭、舆论、国家、秘密会社、党派、小集体、学校等等。试想一个越狱的犯人如何能跳过周围的二十道高墙！如果他能逃脱牢笼而不摔断脖子，那一定要身强力壮才行。这对自由的意志是多么艰巨的考验啊！但通过了考验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累累伤痕、处处疮疤的，永远会保持孤僻的独立，永远也不肯随波逐流、与人为伍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之外，还有谦让的孤独。在法国有多少好人的好心好意、自尊自豪、多情善感都藏而不露啊！多少理由，站得住脚的或站不住脚的，都使他们袖手旁观不行动啊！有些人是听天由命，胆小怕事，服从习惯势力。有些人却是尊重别人，怕闹笑话，怕出乖露丑，怕人评头论足，说长道短，把无心说成是有意。这个不参加政治或社会斗争，那个不干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搞政治的人不是没有良心，就是不通情理，也怕人家把他们和这些走江湖卖嘴皮子的政客混为一谈。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厌恶，疲倦，害怕行动，痛苦，丑恶，愚蠢，怕冒险，怕负责，怕“有什么用”？结果在今天消磨了多少法国人的意志。他们太聪明了———可惜羽翼还不丰满———他们看到了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但是缺少动力，缺少生命。一个生命力强的人是不会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因为活着是件好事！
最后，他们当中最好的人集中了一般人都有的优点和同情心：温和哲学，克制欲望，热爱家庭乡土，道德习惯，做事有分寸，怕强人所难，怕碍手碍脚，觉得不好意思，老是有所保留。所有这些可爱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之下，和平心静气、勇敢无畏、内心的欢乐，并不显得矛盾；但和法国民族的生命力逐渐衰退，到了贫血的地步，也不是没有关系。
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楼下那个幽静的花园，四周都有高墙，象征着小小的法国。这是一片与世隔离的芳草地。只是偶尔有一阵大风从园外吹来，吹得天旋地转，才给在园中沉思梦想的少妇带来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现在，克里斯托夫开始看到了法国潜在的能量，简直不能容忍小人对它的压榨。他看到无声的精英们沉浸在一片混沌之中，简直觉得透不过气来。只有老掉了牙的人才会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他呢，他需要的是广阔的空间，广大的群众，光辉灿烂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热爱，他要拥抱他热爱的人，粉碎他的仇敌，他要斗争、胜利。
“你做得到，”奥利维说，“因为你强有力，你是为胜利而生的，你的短处———恕我直言！———和你的长处都会使你胜利。侥幸你的民族不是太贵族化。你不讨厌行动。必要时，你甚至可以搞政治！……再说，万幸的是你搞了音乐。人家不懂得你，你可以随便说话。要是人家在音乐中看出了你对他们的蔑视，听出了你在肯定他们所否定的信仰，他们拼命要扼杀的，你却在高唱颂歌，那么，他们是不会饶恕你的，他们会阻挠、追逐、骚扰你，使你不得不浪费大半精力来和他们做战斗；等到你胜利了，你却没有气力来完成你的事业，你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伟人的胜利都是靠了误解。人家崇拜他的，正是他缺少的东西。”
“呸！”克里斯托夫说，“你们不了解压迫你们的主人是多么懦弱。我开头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其实，你们思想相同的人可以组成一支大军。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要强一百倍，你们的价值要比他们高一千倍，你们却让他们厚颜无耻地作威作福！我不了解你们。你们有最美丽的国土，有天生的聪明，有最人道的精神，你们却无所作为，让一小撮坏蛋支配、欺侮、踩在脚下！该死！为什么不显出你们的本色！为什么要等拿破仑从天而降！起来，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把你们的房屋打扫干净！”
但奥利维耸耸肩膀，懒洋洋地讥诮说：
“要我们和他们对打吗？不行，那不是我们该扮演的角色，我们还有更好的事要做。我厌恶暴力。我知道打起来会怎么样。那些尖酸刻薄、斗败了的老公鸡，年轻无知的保王党，煽风点火、散布仇恨、惟恐天下不乱的野蛮人，都会来抓我的辫子，在我脸上涂黑。难道你要我再捡起过去对付敌人的口号，叫野蛮人滚蛋，或者喊法国是法国人的吗？”
“为什么不？”克里斯托夫说。
“不，因为这都不是法国人说的话。即便把话涂上爱国主义的色彩也没有用。这话只有野蛮的国家说得出口！我们的国家用不着仇恨。肯定我们的特点用不着否定别人，破坏别人，而是吸收别人的特点。所以乱七八糟的北方人，七嘴八舌的南方人，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吧……”
“那放毒的东方人呢？”
“放毒的东方人，我们也会吸收他们的，就像对别人一样：我们已经吸收过不少了！东方人得意的神气，我们自己人胆小怕事的样子，都叫我好笑。他们以为征服了我们，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剧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摆架子、逞威风。傻瓜！他们是失败者。我们吸收了他们的营养，他们就销声匿迹了。我们高卢人的胃口在；两千年来，我们消化了的文明不止一个。我们不怕毒药……你们德国人要害怕，那随你们的便！你们一定要纯粹，不纯粹就活不下去。你们有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是个帝国；但实际上，我们拉丁民族是世界性的帝国。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城市的就是世界的。”
“说得对，”克里斯托夫说，“但是要民族健康，精力旺盛。不过总有一天，民族的精力会衰竭的；那时，这个兼容并包的民族就有可能被外来的潮流淹没。你我之间可以说句实话，难道你不认为这一天已经到了吗？”
“几百年来，这种话说过多少遍了！但我们的历史一再打消了这种顾虑。从圣女贞德的时代起，我们已经受过了多少考验：那时的巴黎荒凉冷落，豺狼横行；今天的道德败坏，人欲横流，意气消沉，社会混乱，但都没有把我吓倒。忍耐一点！谁要存在，就要忍耐。我清楚地知道接着来的会是反道德的潮流———但反潮流也好不到哪里去，也许只会同样做蠢事；今天靠腐败过日子的人，明天并不是叫嚷得最不厉害的！……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潮流或运动并不会触及法国真正的人民。果子烂了不会把树烂掉，只是落在地上。这些腐败的人在我们国家里为数不多！他们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们兴师动众，组织起来，发动革命对付他们？目前的腐败并不是哪一个政治制度的产物，而是奢侈带来的传染病，是财富和智慧身上的寄生虫，不久会消失的。”
“吸干了你们的骨髓之后？”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犯不着灰心失望。我们的民族性有一种潜力，一种光明和理想主义的生命力，甚至会感染那些要利用或破坏我们的人。甚至贪心的政客也抵抗不了我们民族的魅力。最平凡的当权派一感到了民族命运的伟大，就会超越自我；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接过命运的火把，一手交一手往下传，继续不断地对黑暗进行神圣的斗争。民族精神拖着他们前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尽管他们否定上帝，也不得不完成上帝规定的任务，执行上帝对法国人的命令……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即使你受到了生死攸关的考验，我也会觉得更要坚持到底，保卫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自豪感。我一点也不愿意我的法国胆小怕事，弱不禁风，躲在病房里。我不愿意延长痛苦的生活。一个像我们这样伟大的民族如果不再伟大了，那还不如灭亡。因此，让全世界的思想涌入我们的思想吧！我一点也不怕。潮水给我们的土壤施肥之后，就会退下去的。”
“我可怜的朋友，”克里斯托夫说，“退潮之前可不乐观啊！等到法国露出水面，你到哪里去呢？斗争不是好一点吗？你又没有什么危险，最多不过是失败罢了，你本来就认定是失败的一生啊。”
“我冒的危险远远不只是失败而已，”奥利维说，“我可能会失掉心灵的平静，对我而言，那比胜利还更重要。我不要仇恨。即使对敌人我也要公平对待。在热情的高潮中，我要保持清醒，理解一切，热爱一切。”
但是克里斯托夫认为这种对生活的热爱脱离了实际生活，和甘心灭亡似乎没有多大不同，他感到自己像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老哲学家一样，心中激荡着一支对恨和爱这对兄弟的颂歌，歌颂开垦大地、撒播种子、丰富多产的爱。他不同意奥利维那种平静的宿命论；不像他那样相信一个不自卫的民族能长久存在，恨不得号召全民族健康的力量，全法国的老实人，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
要了解一个人，几个月的观察不如一分钟的深情；同样，克里斯托夫对法国的了解，在和奥利维亲密相处一个星期之后，虽然几乎没有走出大门，却比一年来走遍巴黎，走进文化“纱笼”和政治沙龙的收获，还要大得多。在一片混乱的世界里，他觉得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海洋，但朋友的心对他说来，却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热情澎湃中的理智，怒涛汹涌中的平静。奥利维的内心平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精神支柱———他的生活条件艰苦———他贫穷孤独，他的国家似乎也在衰落———他的身体既病又弱，还神经质。这种平静看来不是意志坚强的结果———他的意志脆弱———而是来自他生命的深处，他种族的源头。在奥利维周围的人身上，克里斯托夫也隐约看到这“一片汪洋，无声无息的平静大海”在遥远的天边闪烁的微光；他知道自己心灵深处的动荡不安，也知道要用尽意志的力量才能勉强压制自己强烈的天性，维持内心的平衡，因此，他对这种隐藏在内心的和谐，觉得非常钦佩。
法国隐藏的形象打乱了他对法国民族性的看法。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快快活活、平易近人、无忧无虑、才华外露的民族，而是锋芒收敛，离群索居，表面上笼罩在乐天派的氤氲水汽之中，实际上沉浸在根深蒂固、平静从容的悲观气氛里的民族，他们的思想固执，有聪明人的热情，不可动摇的精神，只可玉碎、不可改变的心灵。这当然只是法国的精英阶层，但克里斯托夫不免要问：这种信心，这种坚韧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奥利维答道：
“从失败中得到的。我亲爱的克里斯托夫，是你们重新塑造了我们。唉！这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猜想不到我们是在怎样黑暗的环境里长大的。法国受了战争的创伤，受了战败国的屈辱，见了成千上万的伤亡，老是感到战胜国的暴力威胁压在头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能，我们法国的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我们知道，一切都要听任野蛮的胜利者摆布，而胜利者对法国并不了解，只有仇恨，随时可以把法国压得粉碎，永远不得翻身。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想想这些法国孩子，他们的家庭都有人在战争中丧生，他们生在战败的阴影中，听到的是灰心丧气的话，长大后只是为了报仇雪耻，血债一定用血来还，也许一切都会落空，因为他们不管多么小，意识到的头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武力早已把权力压垮！幼小的心灵在这种环境下不是成长就是堕落。许多人都心灰意懒，思前顾后：‘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行动？还不是一场空！不用想了，还是及时行乐吧。’———但那些经得住考验的人是不怕火的：任何幻灭感都不能影响他们的信心，因为从头一天起，他们就知道他们要走的路不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走别的路会憋死的。这种信心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得到的。不能希望十五岁的孩子有这种信心。要有信心，先得受苦受难，流汗流泪。但是这样很好，而且非这样不可……
信心啊，你钢铁般坚强的处女……
用你的铁犁翻开被践踏的民心吧！……”
克里斯托夫默默无言，紧紧握住奥利维的手。
“亲爱的克里斯托夫，”奥利维说，“你们德国使我们受了多少苦！”
克里斯托夫几乎要道歉了，仿佛普法战争应该由他负责似的。
“不要难过，”奥利维笑着说，“德国无意中对我们做下的好事，比坏事重要得多。是你们重新点燃了我们理想主义之火，是你们使法国的学校遍地开花，是你们刺激了巴斯德创造的才能，他一个人的发明就足以弥补五十亿战争赔款的损失，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图画、音乐恢复了蓬勃的生机，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是靠了你们。我们努力把信仰放在幸福之上，这种努力也得到了报偿，因为我们在这麻木不仁的世界上已经感到了一种精神力量，使我们不再怀疑最后的胜利了。你看，亲爱的克里斯托夫，我们虽然人数不多，看起来软弱无能———比起德国的力量来，我们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但是我们相信，这一滴水会使海洋变色。马其顿的一支精兵可以冲锋陷阵，打败欧洲大军的乌合之众。”
克里斯托夫瞧着孱弱的奥利维，看见他眼里放射出信仰的光辉：
“可怜的弱小的法国人！你们比我们强。”
“啊！战败也有好处，”奥利维重复说，“灾难也该祝福！我们承认灾难。我们是灾难中新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