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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七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房舍，隔成两户租给两家商店。以现代的词语来说明，两户都是楼中楼那样的形式。面对一楼入口的是大约三叠（三张榻榻米）大小的店面，并排着批来的糕点。接着以日式拉门隔开，后方是六叠（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间和三叠的厨房，再往里走就是伊七增建的工作间，可在此蒸豆沙包。二楼有晾衣台与店铺看板，一样隔为三叠与六叠两房。
在这个租屋中，先被送到东京来的长男辉一睡在二楼，一楼则睡着外祖父母与幼小的谦二。家具大概只有橱柜，不过伊七颇喜好新奇的产品，听说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前后，家中就有了收音机。
大约十户共用一管自来水，要向管理人借钥匙才能打开。洗衣服则靠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出生的小千代以大脸盆手洗，但因家务劳动颇多，所以大概是四至五天才会换洗一次内衣。要等到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期，洗衣机普及以后，日本的庶民才开始每天更换内衣。洗澡则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钱汤[4]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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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方面“只要有米饭与带有咸味的东西就可凑和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渍物与米饭为主。谦二回忆说：“几乎没有吃鱼或肉的记忆。”因为物流不发达，鱼肉多为晒过的鱼干，鲜鱼大概只有沙丁鱼，而且并不真的新鲜。
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大多以猪肉为主。偶尔得到一只鸡，就会与左邻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购买，鱼或肉则到蚕丝试验场附近的市场购买。小千代平时忙于家务，完全没有时间烹煮精致的料理。
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家境“大概恩格尔系数达到60%吧”[5]，即便如此，“也有自来水，饮食感觉比在佐吕间还来得好”。小熊家在佐吕间已经处于上层阶级的位置了，即便如此仍感到上述东京生活状况优于佐吕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城乡的巨大差距。
顺带一提，佐吕间村是一个面海的行政区域，但当时缺乏将鱼运入内陆的物流手段，所以谦二在佐吕间几乎不记得有吃过鱼肉。当时的佐吕间也没有自行车，人力以外的输送手段就是马或马橇，但马需要饲养，也须雇用马夫，相当耗费成本。要以这种手段将鲜鱼运到佐吕间，价格必定奇高无比，以佐吕间居民的收入，大概不会有人购买，因此更无鱼肉流通。
租下他们隔壁房舍的一家人是西服裁缝师。附近的居民包括片山家，日常穿着上，女性是和服，男性是工作服和和服。不过男性为了参加婚丧喜庆，会备有一套西装。当时鲜少事先做好可挂在店面任人选购的“吊挂成衣”，大部分都得靠裁缝师。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仍穿着普通内裤，“兜裆布是征兵体检与入伍后才被命令穿着的”。
邻居裁缝师养有六个孩子，生活似乎也非常辛苦。这一家人原本住在东京东部一个叫作深川的下町（现在的江东区深川），关东大地震后才移居到现在的处所。当时的东京庶民一般都是租屋而居，许多人居住的下町在地震中被烧毁，也有不少人移居到东京西部的世田谷或杉并等农村地带。
根据谦二的回忆，他家附近就是一个小商店街。街上有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药店、澡堂等等，大部分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不过也有洗衣店、寿司店、咖啡馆、书店等。这个时期，除了如片山家开业的这种零售商店外，由于要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也开始住在高圆寺周边，所以洗衣店、咖啡馆等就是为了服务这些中产阶层的客户开设的。
谦二自己说，因为片山家本身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没利用过洗衣店，也不曾在寿司店吃过一餐。
当时的庶民，既没有年金制度也没有健康保险，为了给生病或老年生活做准备，都省吃俭用地存钱。店里的出纳与家计状况都由我外祖父（伊七）记录，每到夜里就会问外祖母（小千代）：“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钱啊？”当时的小银行数量比现在多上许多，家附近就有中野银行、不动银行等等。老居民之间，则还有互助会的习惯。
根据谦二的回忆，当时附近的农地也在逐渐消失，其上不断盖起新的房屋。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在高圆寺设站启用，加上连接新宿与荻洼的西武轨道也开通（二战之后变成都电杉并线，后与地下铁丸之内线竞争，一九六三年此路线废止），因此，到市中心上班的人们便不断移居到这些郊外住宅区。
当时的高圆寺一带混居着好几个类型的人，一是像隔壁裁缝师一家那样，因为地震，房屋被烧毁，从东京东部转来此处者；二是像片山家一样出身于全国各地，移入东京的人；三是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因此人口也急速地膨胀。本来这个区域过去属于东京府丰多摩郡，谦二移居过来的一九三二年，刚好遇到市郡合并，此地被编入东京市，改制为杉并区。
顺带一提，附近的咖啡馆，白天会提供咖喱饭与炸猪排饭等所谓的“洋食”，所以小千代管它叫“洋食屋”。一到夜里，会有两三名女服务生端酒出来服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谦二，曾经偷偷掀开店门口的遮布，向内窥探——店内装饰着人造樱花，在彩色灯泡照耀下的昏暗店内，可以看到女服务生与顾客们。
住处旁有主要干道青梅街道，附近其他道路的宽度大概都只能勉强供两轮的人力板车通过。当时马路上跑的有自行车、人力拖车、公车巴士、有轨电车等等，偶尔也会有大卡车通过。
私人轿车尚未普及，出租车也几乎都是左驾的外国汽车，由驾驶员与揽客员两人一组共同做生意，驾驶慢慢开着车，揽客员与路旁行人搭腔聊天，招揽顾客乘车。日语称为“大八车”的多人拉的大板车大多被单人的人力拉车取代，当时已经不常见到，但听说日本快要战败，对都会居民执行强制疏散的时期，却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令人讶异的大量“大八车”，被人们拉着满街跑。
在谦二的记忆里，伊七的身影从未出现在集会或社区大会等居民组织上。谦二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该地区属于新兴区域，“所以还没有出现类似居民组织的团体”。
一九二五年，日本施行普通选举法，伊七身为二十五岁以上男性，按理应该也有参政权，但谦二完全不记得伊七去投过票，或者被特定候选人拉票的情形。谦二只依稀记得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看过大规模拒绝买票与贿赂的“选举肃正”活动，并依稀记得那些标语。
谦二来到东京时，长男辉一已经十五岁，比起谦二，看起来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辉一在伊七的手下帮忙买卖，大概两年之后便在被称为“大中野市场”的中野公营市场里开店卖天妇罗。不过这并非料理餐饮店，而是为来公营市场购物的妇人们（也就是“上班族”“商店主人”“临时雇员”的“太太”或“饭店女老板”们）——提供炸好的天妇罗这一家常的晚餐配菜。
伊七把辉一放在自己身旁，让他学习商人该理解的知识，希望借此帮助他往后能够自立。根据谦二的说法：“不管是父亲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当时的庶民百姓，完全没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单纯的考虑就是该如何让孩子学会养活自己而已。”
中野公营市场格局
大中野公营市场面朝着西武铁道路线的“登记所前”站。谦二说：“入口处有糕饼点心店与药店，市场内有天妇罗店、酒铺、蔬果店、陈列裁缝工具的日用杂货店等，各式各样的店铺，足以应付各种需求。入口处有类似阳台的夹层，每个月一日与十五日的促销日，会有扮装艺人在上面敲锣打鼓促销。”
西武铁道路线沿着青梅街道通过，马路对面有一处叫作中野新桥的“三业地”。艺伎中介屋、包厢茶室、日本料理餐馆（料亭）等，集中了这些需要向政府申请营业许可才得以开业的“三业”店家，成为娱乐街区。“有钱人来找艺伎饮酒作乐，那边属于另一个世界。”
辉一经营天妇罗店的公营市场，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所设置。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市场形式，由公家机关提供建筑物，让小商店聚集开业。日本各地都还保留着这类市场，特别是冲绳的那霸市牧志公营市场最具名气。
由个别零售商店销售给个别消费者的经营形态，往往无法与大资本进行对抗，小商店经常处于经营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发生非法销售或者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特别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为发生“米骚动”，稻米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都市居民暴动，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商业买卖的价格，变成政府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家机关带头领导，试图让商人们达成共识，并且在“米骚动”的隔年，在东京的六个处所设立公营市场。辉一开天妇罗店的中野公营市场，正是这项政策的一环。这与农村的“产业组合”一样，都是通过引导大家相互协调，获得一致共识，从而实现市场秩序稳定的一种尝试。
同样属于这种协同一致尝试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城镇商店街。距离片山家最近的车站是西武线山谷站（现在的丸之内线东高圆寺站附近），车站附近就有名为“共荣会市场”的商店街，街道上方搭有可遮风避雨的拱顶（Arcade）。街道宽度可让行人通过，两侧都是一楼为店面、二楼为住家的住商混合店铺，林立着鱼店、蔬果店、针线杂货铺等商家。当时的东京，零售商店的店家们为了与百货公司对抗，也出现过联合出资搭设拱廊街道、共同筹组商店街的案例。
依据谦二的回忆，经营天妇罗店的辉一，拥有庶民的开朗性格。他参加了由公营市场青年们组成的棒球队，还留下了穿着棒球制服的照片。此外，在高圆寺举办盂兰盆会舞时，他还会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配合《东京舞曲》的祭典音乐，负责敲打太鼓。
谱于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的《丸之内舞曲》，隔年更改标题与歌词成为《东京舞曲》，并录制成唱片发行，成为东京的“当地歌谣”。
根据谦二的说法：“对隔壁裁缝师一家这种土生土长的东京人而言，一边唱《东京舞曲》，一边跳纳凉舞蹈，实在充满了乡下人的俗气感，他们其实很看不起这种活动。这种祭典会风行起来，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了吧。”
穿着棒球制服的辉一（中间）
一九三二年七月，从佐吕间被带来东京的谦二转学进入杉并区第三小学校，成为一年级学生。小学内男女分班，每一学年四个班级当中，两班为男学生，由男老师指导；两班为女学生，由女老师指导。谦二也买了日式的双肩背书包（ransel），但其实是里面夹着厚纸板、外面包上人造皮的产品。
学校的班级里混有零售商店、工匠职人、临时雇佣等家庭背景的孩子们，当然还有被称为“月薪族”的中产阶级的小孩。在谦二的记忆里，同学中已经没有父母亲是农民的人了。至于“月薪族”学生所占的比例：
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有四成吧。若能对照毕业纪念册，光看服装与脸孔就可以分辨出来。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这样采取平等主义。我到毕业为止，从来没参加过才艺表演会。担纲演出的大抵都是“月薪族”的孩子们。现在的话都是全班学生共同分配任务，当时却没有这种考量。戏剧演出是为了让地方上有权势的来宾观看，而非给自己双亲参观。何况自己的外祖父母都忙于工作，原本就不可能来参加这种表演活动。
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在校园内玩耍后去洗脸，只有“月薪族”的孩子们才拿得出手帕擦手。路过的女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某某君很有教养喔。”而我们这些非中阶级的孩子们也只是想着“有手帕就是好的吗”，其实也没什么自卑感。
临时雇佣或摆地摊的家庭，比起片山家这种开店铺的零售商人家更贫穷。谦二也曾看过摊贩的孩子们跟着双亲一起拉人力拖车的场景。隔壁裁缝师一家人原来居住在深川的老家，附近有许多朝鲜人，是二战之前唯一有朝鲜人当选众议员的地区。不过居住在高圆寺的谦二，却没有见过朝鲜人或中国人的印象。
没有店铺的地摊商人，沿着附近的青梅街道，每逢周末就摆摊成为夜市。周末以外的时间，就去应聘临时雇佣赚钱。这些摊贩们靠着一张嘴叫卖香蕉或者钢笔，边拍着摊位木板助威边叫卖，叫卖方式如下：“来喔来喔，这钢笔，因为工厂遭火灾，抢救时半路掉进水沟泡了水，卖相看来不好，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品。买到赚到喔！”
“因为大家都还是孩子，所以同学们对双亲职业上的阶级差异，并不太在意。”虽说如此，但商人及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并不与“月薪族”的孩子一起玩。谦二与家中经营小商店的孩子们玩在一块，一起打陀螺或玩“啪叽”（一种旧时供儿童玩乐用的纸牌），也会玩一种叫作“水雷舰长”的战争游戏。玩耍的场地不是在弃耕后尚未盖上新住宅的“空地”，就是在自行车无法通过的商店街内侧巷子里。
伊七与小千代叫谦二时都只喊“谦”，听起来好像很怜爱这孩子，但其实因为工作与家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照料小孩。如果老缠着外祖父母，就会被骂“烦人”而被赶到外头去，放学回家也没在读书，只是忙着和附近的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们会以五年级学生为领袖形成集团，以周围一百米内的方形区块为“地盘”，一群孩子就在此范围内玩耍。如果迷路跑出自己的“地盘”，就会被隔壁“地盘”的孩子集体驱逐。所以即便父母亲没有照看着自己的孩子，较年长的孩子也会监督自己集团的成员，不至于出现被孤立、独自在街上徘徊的状况。而六年级以上的学童，会自然离开这群孩子，开始为今后独立工作进行准备。
“月薪族”阶层的孩子们，往往可以让父母为自己购买《少年俱乐部》之类的杂志，而商人与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就只能轮流传阅。谦二与隔壁裁缝师家的男孩一起与“家中有气派大门，父亲工作是买卖股票的男孩”成为好友，这个好友会唆使自己父母为他买书或杂志，他们就轮流阅读。谦二除了购买自身必要的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零用钱，也从未自己买过书本。
“月薪族”阶级的孩子之间虽然也会有所交流，但光是居家的形式就截然不同。商人的住处往往店面后方就是起居间：“‘月薪族’的家庭，房屋会有围墙、大门与玄关，自己家中也有浴室。孩子们也具有较好的教养。”
好不容易盼到巡回来到附近的纸戏说书人，谦二说：“纸戏大概都是一次讲三个故事，开头是搞笑漫画，接着是悲剧式的少女故事，第三个就是类似‘少年老虎’与‘黄金蝙蝠’等动作戏的故事。”
前排由左至右为外祖父片山（五十七岁）、谦二（满八岁）、政一（十六岁），后排为辉一（十八岁）（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摄）
伊七与小千代都喜欢看戏，也曾为了看歌舞伎，把谦二一起带到数寄屋桥附近看表演。在杉并线山谷站附近的共荣会市场中，有一处叫作“光风亭”的小戏馆，也兼有寄席表演[6]，外祖父母会带着谦二，到这个戏馆去看侠义英雄的武打戏剧。另外也曾经带着谦二搭杉并线去新宿的伊势丹百货。
除此之外的娱乐就是电影了。在中野闹区的锅谷横町有一家叫作城西馆的电影院，属于松竹电影系统；另外还有一家城西馆电影院，属于日活电影系统。外祖父母也喜欢看电影，经常带着谦二前去观赏。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儿童拍摄的电影，所以谦二跟着外祖父母去看了由当年大众小说 《人妻椿》 改编而成的电影[7]。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院逐渐取代郊区的剧场，就连共荣会市场的“光风亭”也于一九三七年前后改名为“光风电影剧场”，成为播放电影的戏院。
谦二（左）摄于杉并第三小学运动会
小学生时代的其他娱乐，便是附近神社的祭典：“当戴着阿龟与火男[8]跳舞的祭神音乐响起，神社也会开办夜市。平常并不会去神社参拜，但有夜市时就会跑去玩。当时与现在不同，孩子晚上能出去玩的地方，只有神社祭典的夜市。”
可是，像这样都会底层的庶民生活，也随着战争的脚步声逐渐产生了变化。
三、升学时代来临
谦二进入小学的前一年——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中国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他转入杉并区的小学时，孩童们之间正流行着“肉弹三勇士”[9]这个词汇。大家传阅的书籍大多是类似山中峰太郎的《亚细亚的曙光》，或平田晋策的《昭和游击队》这种书。
虽然如此，“当初的战争，并非如往后那样荒唐无稽”，根据谦二的说法：“战争变得诡谲，是从中日战争[10]爆发之后开始的。”
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号《少年俱乐部》杂志刊登了一篇由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撰写的战局推演文章，题名为《日米もし戦はば》（日美如果发生战争）。当这篇文章以单行本出版后，谦二也向同学借来阅读，内容是根据日本与美国之国力、军事力，以及当时两国的基本战略计划为基础，推估未来将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会战。但到了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夏天，偶尔读到的一篇战局推演文章，内容却写着日军在美国西岸登陆，并且攻陷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九三〇年前后，虽然开始强化爱国教育，但也没有往后几年那样的高压方式。虽然教育敕语[11]“重复不断，听到耳朵快长茧了”，教师也教导学童历代天皇的名号，但谦二只记得四五代天皇的名字，而且也不记得需要向“日之丸”国旗敬礼，或者得进行宫城遥拜[12]。
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学校盖了收藏天皇照片“御真影”的奉安殿[13]。当时只是觉得“盖了一座好奇怪的建筑物啊”。至于上下学时得向校园中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敬礼，是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的事情。昭和十三年二月，小学六年级时参加了前往伊势神宫的毕业旅行，记得搭火车很开心，其他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了。
原本正月、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四大节日时，一定会举办仪式，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奉读的时候，学生们必须低头列队聆听。当时的小孩经常流鼻涕，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有带手帕或面纸的习惯，所以校长读教育敕语时，总是可以听到此起彼落吸鼻子的声音。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二月，谦二小学四年级时，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14]。不过大家更有印象的，却是发生于同年五月的“阿部定事件”[15]，附近的大人小孩，大家都以此为话题。“局所”[16]这个词汇，也在孩童之间流行开来，虽然小孩根本不了解这个词汇的意思。
即便战争的脚步迫近，但庶民百姓的生活依然悠闲。甚至与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不景气相比，“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军需景气，反而促成了经济上的好转。
片山家也从这个景气中得到了好处。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伊七从屯驻于中野的第一电信连队“酒保”中取得商机。所谓的“酒保”，是指军队内的小卖部，士兵们休息时会到此处购买饮食，伊七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在此售卖豆沙包与乌龙面的权利。自家制的豆沙包拿来此地，保证可以卖得出去。能够在公家部门做买卖，对零售业者来说是相当安定的差事。伊七还雇用了三个员工，为此扩大了事业。
另外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次男政一从佐吕间小学毕业，终于来到了东京的伊七身边。政一在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7]觅得“技手”一职。技手是由小学或者高等小学毕业生中招募而来，受聘者像徒弟一般，是一种培养下级军官的方式。虽然无法晋升到中坚干部以上的职位，却是相当安定的职业。至于政一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这个职缺，谦二说他也不清楚。
辉一与政一虽是兄弟，个性却迥然不同。辉一是庶民性格，相当开朗，对谦二而言是无话不说的好大哥。与此相对，政一就有点难以取悦，根据谦二的说法，是一位“有志于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依照谦二父母结婚时的约定，已经决定让次男政一成为片山家的养子，所以他的名字成为“片山政一”。不过讽刺的是，政一与辉一不同，他并不想成为商人。与完全不关心升学的伊七和辉一相反，政一进入陆地测量部，一边工作一边到中学夜校上课。
另一方面，辉一跟着喜欢围棋的伊七学下棋，政一则在夜校上课之余，自己独力学习棋谱，夜里一个人与自己下棋。日后谦二看到辉一的日记中写道：“自己与政一宛如‘水与油’一般，互不相容。”
两个人的差异，大概是因为原本的性格就不相同。但与从事零售商的辉一相对，政一在学历直接关系到薪资与职位的官僚组织中工作，这种不同的境遇多少也造成了影响。
一九三五（昭和十）年，次女泰子从佐吕间的小学毕业，终于也来到了东京。泰子从杉并的高等小学毕业后，通过身为“产业组合”大佬的父亲牵线，进入位于丸之内的农林中央全国组织任职，成为事务员。泰子个性温柔，一边工作，晚上也到女子商业学校上课。
如此乍看之下安定的生活，却在谦二升上小学四年级的一九三五（昭和十）年被乌云笼罩。就在泰子来东京后没多久，长男辉一结核病发。
当时结核病尚无疗法，只能提供让病人静养与补充营养的处理方式。在还没有健康保险制度的那个时代，家中出现结核病患者，对庶民而言是相当大的负担。所幸，靠着雄次的经济能力，辉一得以进入江古田的疗养所，但辉一仍在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八月，满二十岁这年过世了。
辉一死于结核病，或许与遗传自母亲的体质有关，但营养状况与都市环境也有影响。可是外祖父伊七却不这么想。伊七似乎认为辉一花费心神研究围棋到深夜，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因为这个理由，伊七非常后悔教辉一下围棋。伊七把自己的棋盘与棋子都送给了别人，此后再也不下围棋了。辉一的衣服等遗物，也全都被处理掉。
在辉一过世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初夏，片山一家由高圆寺移居到中野区租屋。伊七在辞去“酒保”的工作后，为了接续辉一在中野公营市场经营的天妇罗店，因而迁居至此。为此，原本开在高圆寺的糕点店也关门了。开业之后经营了五年，在当时的零售商店来看，也算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野的租屋是平房，有六叠的客厅与厨房，另外还有四叠半与三叠的两个隔间。大小其实与高圆寺一栋两户的房舍差不多，但厨房有瓦斯炉与自来水，比起旧屋有所改善。
在北海道干过建筑业的伊七，靠自己的力量扩建了这个家，另外设置了约八叠大小的工作间与浴室。他更发挥与生俱来的精明干练，在五十八岁之龄还掌握了如何炸天妇罗的技巧。八叠大小的工作间内有一个冰柜，可以放置炸天妇罗用的沙丁鱼和乌贼，冰柜使用的冰块则由卖冰的商家送来。
天妇罗店的日常经营状况如下：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起床，整个上午先在自家的工作间准备天妇罗的食材，也就是切菜、剖沙丁鱼拔骨等作业。接着将这些材料带到公营市场的店面，下午就在店铺炸熟，让傍晚来购物的顾客可以买到刚炸好的配菜。下午四五点炸天妇罗作业大致结束，之后便轮流看店。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的政一与泰子，两人都很晚回家。因此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的机会也非常少。
卖剩的天妇罗，隔天就在店面便宜出售。购买的顾客也都知道这是前一天卖剩的商品。当时货物流通不易，天妇罗用的沙丁鱼鲜度不高，据说事先拔骨时，骨头与鱼肉很容易分离。至于商品的品质，就由买方自行判断了。
政府方面的行政管理，对这些买卖也不至于太啰唆。某次，东京市保健卫生课的人员来到店面指导伊七，提醒说为了防止陈列于店面的天妇罗被掉落的灰尘污染，应该设置一个玻璃柜来盛放炸好的商品。但伊七抗辩说，将炸好的天妇罗放进玻璃柜，热气会充满整个柜子，顾客就看不到商品。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接到任何管理方面的指导了。
售卖价格方面，蔬菜天妇罗每个日币一钱，沙丁鱼天妇罗每个两钱到三钱。因为单价便宜，所以若不准备足够多的数量就无法赚钱。公营市场并没有休市的日子，如果休息，就等于少去一天的收入，因此只有遇上私人婚丧等事宜才会休业一天。
移居中野后，小千代的外甥，当时十六岁的时冈精也立刻来到东京。他住在片山家，并成为天妇罗店的雇员。
时冈生于小农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自行购买市面上售卖的早稻田中学授课录，自学成才。当时失去辉一的小千代向时冈提议，请时冈到东京来一同居住，并且来做天妇罗店的店员，但一心想到东京求学的时冈，却对这样的提议不太感兴趣。时冈希望成为作家，撰写以农村为主题的小说，听说连轮流看店的空闲时间都会拿来写作。
移居中野后的一九三七年，谦二升上小学六年级。搬家后，谦二仍旧搭电车回杉并第三小学上课，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大约中等，并不擅长运动。既没有值得夸耀的特殊技能，对将来也没有特别的期望。在家也不太读书，与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相反，只读过《怪杰黑头巾》[18]这类作品。
雄次与伊七都认为，小学毕业后再让谦二读两年高等小学，之后便可以找工作赚钱。谦二本人也这么想。可是最后谦二竟成为兄弟姊妹中，第一个进入日间部中学就读的人。
就学的契机是次男政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前后，政一告诉伊七：“今后不就读日间部的学校是没出路的。”强力劝说让谦二升学。如前所述，政一担任陆地测量部的“技手”，在学历决定能否升迁的世界中，一边工作，一边上中学夜间部。
想要进入不属义务教育的旧制中学就读，必须负担不少费用。一九二九年时，小学教员的月薪是四十六日元，而东京市立中学在这一年的入学学费，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费用就要一百四十六日元十九钱。即便考试合格入学了，也有许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中途退学。即便升学到这个层级，除了进入政府或大企业的极小部分人员以外，这学历在其他职场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读过小学、靠着自己白手起家的伊七或雄次会认为升学只是浪费金钱与时间，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时代正在遽变。在一九三七年这个时点上，中等教育的升学率有百分之十三，只看旧制中学则有百分之七的升学率，不过都会区域的升学率却猛然上窜。在谦二的记忆中，杉并第三小学的同学们，从五年级左右就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同学年的学生有近半数都准备升学。
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战争所带来的景气促使军需产业抬头，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学工业随之发展。白领阶级的学历与职位升迁息息相关，而随着白领阶级雇用数量的提升，能够筹措学费的工薪阶层也开始增加。今天的谦二也说：“伴随升学率的提升，在东京，连像我这种成绩不佳又没有清晰人生目标的孩子，也能够升学了。时代已经逐渐走到必须继续升学的阶段了。”
伊七接受了政一的建议，与雄次商量，让雄次提供学费。虽然说这段时期经济景气，但只依靠伊七的经济实力，断不可能供应谦二升学所需的费用。在谦二的记忆中，同学年的升学班学生中，“月薪族”的孩子们占了大多数。
就这样决定了让谦二继续升学，但他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已经是六年级的十一月份暨第二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升上六年级后，准备升学的学生坐到教室黑板的正前方，不升学的学生就被安排到教室两旁的位置，升学组每天下课后还有两到三个小时的补习授课。
谦二也参加了补习，但与早就参加的学生们相较，程度差距颇大。国文课姑且不论，算术课还有特殊的“鸡兔同笼”问题，以他的程度根本无法应付。
最后谦二报考了“早稻田实业学校”[19]。因为周围的优秀儿童大多瞄准东京师范中学（现在的筑波大学附属中学）或府立六中（新宿高中）那种学校，谦二怎么看也考不进这些学校，所以干脆报考“早实”：“当时的早实只是间职业技术学校。外祖父也认为，既然是商人的孩子，进早实其实也是适合的选择。”
结果，谦二成功考上了早实。可是：“入学后一看，明明是职业技术学校，却没几个学生想钻研职业技术。几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跟自己一样，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是程度刚好到这里，便考了进来。”谦二从中野搭西武杉并线到新宿，开始了早实的走读时光。
接下来暂时持续了一阵平稳的日子。与同学一起到神宫球场看东京六所大学的棒球联赛、出外远足踏青等等。到中学三年级时，谦二喜欢上了西洋电影，每周两次，前往新宿的二番馆，看过《望乡》[20]、《午夜花的世界》[21]等电影。谦二进入中学后依然不太爱读书，每当想成为作家的时冈拜托谦二针对自己写的小说给予评论时，他就回答：“我只能帮你抓抓错字而已。”不过他逐渐也开始关心报纸上的国际新闻，甚至会注意西班牙内战的消息。
可是，大家以为很快就能获胜的对中战争，却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初只是看到新闻报导时会略感焦躁，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终于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四、走向统制经济与爱国教育
根据谦二的说法，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是从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开始，街头逐渐看不到出租车。在此之前，为了能够买到更新鲜的鱼来炸天妇罗，伊七还会与公营市场的鱼贩合搭一辆出租车去筑地市场买鱼。不过，从这年五月起，随着施行《国家总动员法》，汽油也改为配给制，没有油票（政府公认的购买许可证明）便无法购得。
汽油售卖的管制，对天妇罗店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公营市场的店铺并没有接瓦斯管，所以炸鱼时使用的燃料就是汽油。无奈之下，伊七勉强改用焦炭来生火，但焦炭火力不仅弱，而且点火后还得一直注意不让火熄灭，使用起来非常辛苦。
军需景气与物资不足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除了政府规定的约十万种商品的公定价格外，只能由“业者组合”商议并通过官方许可设定协定价格，贩卖者不得自行设定价格。这个政策导致了物资流通的停滞，谦二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后半，连炸天妇罗的油与鱼，都变得难以购得。
公营市场在统制经济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与公营市场隔街相对的中野新桥娱乐街区，却聚集着发了战争财来此找艺伎饮酒作乐的人们，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
昭和十三年，市场门前的西武铁路线车站名称，由原来的“登记所前”改为“中野新桥通”。听外祖父说，对面的娱乐街区因为“战争景气”，攒了一笔权利金付给西武铁道，所以才改成他们街区的名称。
谦二周围街道的商店，连红豆汤都买不到。同年十一月，配给制度在全国施行，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都开始实行配给。
伴随战争的长期化，计划性配给也逐渐失去功能。因为物资本身不足，加上汽油也不够，物流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一九三九年秋天，外国进口米开始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二次大战前，日本并未实现国产稻米完全自给，对都会区的下层民众而言，食用从朝鲜、中国及台湾地区进口的米，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可是从这年起，输入的米粮不足，日本甚至开始进口东南亚的长米。
日本政府从该年开始发出《白米禁止令》，禁止贩卖去除70%以上杂质的精米，并奖励食用芋头等“代用食”。
同时，管制经济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各种“组合”，也随之集结而成。如果不加入区域性的“菜肴天妇罗组合”（属于餐厅系统的“料理餐馆天妇罗组合”则另有组织），就无法取得食用油与燃料。加入这些“组合”的商店，原本都是敌对的竞争商家，现在却变成不共同加入便无法维持营业。
到了一九四〇 （昭和十五）年六月，东京等六大都市，连砂糖与火柴都引入了配给制度。各种物资的票券就等同购入许可证明，但仍得自备购入费。
另外，家庭消费方面，如果不加入“町内会”或“邻组”，就无法获得配给。对伊七他们而言，这是他们在东京首次体验到被编入町内会组织的感觉。
但与实际家户数相比，配给量往往不足，而且也发生许多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却配给了不需要的物资的供需失衡状况。外祖母小千代会前往“邻组长”家的集会，转达附近居民们的各种不满。一九四一年，稻米实行配给制，人们也开始食用小米与麦子。谦二说：“对庶民而言，比起关心战争输赢的新闻，这些日常所需带给人们的冲击更大。”
伊七的老家虽在冈山，但因运输力不足，加上主要谷物类都被纳入国家经济管制，所以无法请老家寄来粮食。老家能寄来的，顶多就是一些杂粮食物。
糖类与汽油等稀少物资会优先送给军队。都会区除了粮食不足，也缺乏运输能力，各地方的物产往往只能留在产地，无法流通。当物资分配不平均时又导入了管制经济，必然会造成“拉关系”与“黑市买卖”横行。当时以“闇值”这个词汇，来指以管制外的高价格进行买卖，而这个词汇大概从一九三九年前后开始广为流传，与公定价格的走向不同，“闇值”呈现出剧烈的通货膨胀状态。
战争当中与战争结束后不同，战前仍觉得以“闇值”买卖东西是有违道德的，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但实际上，通过邻组长或组合长，物品仍以高价在黑市中流通，或者“有头有脸的人物”会出面，大肆进行物资买卖。这种情况更招来人们的强烈不满，街头巷尾甚至流传着“这世道有星星（陆军）有船锚（海军）有关系就有头有脸，只有笨蛋们才需要排队”这样的川柳[22]。
虽说只要有米谷存折就能够买米，但稍后去米店，店家却推托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无法卖米给你。街上四处贴满了“浪费是大敌”的标语，但暗地里却有人能够四处钻营。“有头有脸”与人际关系变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事情，虽然物资不足很苦，但这种窘迫的身心状态与各种不公平，更被大众所讨厌。
依据谦二的记忆，附近居民对战争的反应大概都很冷淡。即便有邻组或者町内会组织，也仅是传阅一下“回览板”[23]应付一下，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进行什么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时虽然举行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而且是由在乡军人会与町内会组织办理，但谦二周遭却无人参加。
高层扯了许多理由来告诫我们，但愈往底层传达，反应就愈冷淡。
到了一九四〇年，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与“宫城遥拜”等要求。电车通过半藏门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宣布“现在通过宫城前”，接着电车乘客全部都行礼如仪，但站在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因为车内太挤无法动弹，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能够听到的战争新闻，都只有战胜的消息。在学校里，当攻下南京、侵攻武汉时，就会在教室内挂着的地图上，于该地区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菜肴天妇罗组合”这方面，过了半年到一年，也就停摆了。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即便通过“组合”订购，也买不到燃料或食材，伊七在当年底，不得不关闭了天妇罗店。
因为无法取得物品，愈来愈多商店都处于虽然开店但实际停业的状况。附近还能正常开张的，大概只有卖棕刷与扫帚等物品的杂货店。想上街吃顿饭几乎不可能。一听到消息说哪里的商店进货了，大家的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店都倒闭了。除了粮食生产或贩卖生活必需品等，属于国民生活不可或缺产业的劳工之外，其他劳工都被迫转换至军需产业，劳动力重新配置。受到这种冲击，高圆寺附近的咖啡馆与洗衣店等，原本服务都市中产阶级的服务业商店都消失了。隔壁的西服裁缝店也已倒闭，得靠着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去工作，才能维持全家生计。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布的《企业许可令》，所有的民间事业都采许可制，任何企业都必须获得政府认可，一九四二年五月依据《企业整备令》这则行政命令，展开对企业的整理合并。这些条例不断被引入民众生活中，其结果造成非军需企业不是转业就是倒闭，而财阀系统的军需企业，则朝着整并与统合迈进。一九四二年四月发布《金融事业整备令》，打着“一县一行”的口号，各地方为数众多的银行都被大银行吸收整并。片山家附近的小银行，也在这个时期消失了。
随着社会上的这些变化，片山家也不断遭遇不幸。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末，在陆地测量部任职的次男政一，因为脑瘤而倒下。政一入院与病魔缠斗了约半年，于一九四〇年六月过世，年仅二十一。当时中学三年级的谦二，与比他大一岁的姊姊泰子，为此落泪哀伤不已。
为了埋葬政一，伊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在东京多摩灵园建了“片山家”墓。多摩灵园最初是东京市公园科因应东京人口膨胀而设立的规划性墓园，于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启用，其用地跨越现在的府中市与小金井市。伊七拉了两位一样从北海道移居到东京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规划区内购买了使用许可。在这个陵园内，日后也陆续安置了在中日战争中战死的士兵与军官的坟墓。
或许因为失去了两个哥哥，剩下的姊姊泰子对谦二更加疼爱。可是隔年的一九四一年三月，换成泰子结核病发。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某日谦二一如往常从早实下课回家时，刚收掉天妇罗店生意的伊七，突然脑中风倒下了。
片山家狭小的租屋中，躺下了泰子与伊七两个病人。伊七虽然留下右半身麻痹的症状，但总算捡回一命。但是泰子病情逐渐恶化，一九四一年十月，便以十九岁之龄过世了。
从佐吕间送来东京的兄妹四人中，三个人都病死了。一边工作一边到学校夜间部上课，加上战争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哥哥与姊姊接连过世，我也思考着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果真如此，那外祖父母应该是最难过的。”
谦二满十六岁，外祖母小千代六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夏天摄于冈山）
可是，生于明治九年的伊七，虽然女儿留下的子女接连死亡、自己也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他从来没有狂乱或哭泣过。
大概认为在孩子面前，不应该表现出这种态度吧，外祖父一直都隐忍着。外祖母多少有些抱怨，但外祖父总斥责外祖母：“抱怨这些无济于事的事情，还是于事无补啊！”
担任天妇罗店的店员，与片山家一同居住、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精，也因为结核病倒下。他来东京后有一阵子身体状况不佳，医生诊断是患了胸膜炎，他照样继续工作。天妇罗店关闭之后，时冈为了征兵体检回到冈山老家，在体检时才发现自己染上结核病。当时的征兵军官对着因结核病而体检不合格的时冈破口大骂：“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结核病）！”他就这样留在冈山老家，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也过世了。
此后，家中就只剩下六十五岁的伊七与六十四岁的小千代，以及十六岁的谦二。能够帮忙赚钱的帮手全都过世了，天妇罗店也不得不关闭，这一家人就靠着伊七做生意赚来的存款，以及雄次送来的生活费勉强糊口。
谦二就读的中学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三七年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后的一年左右，各种口号开始变多，一九三九年左右起，空气中的氛围逐渐改变。”
即便如此，在谦二中学二年级左右，旧制中学内部仍然留有一些自由空间。国语教师针对日俄战争中的乃木希典大将，曾说：“乃木先生在日本被描述得很伟大，但在外国，特别英国等国家，则被批判身为军人却因为自己统帅能力不足，造成大量士兵牺牲。”等于间接地进行了批判。贸易课程的教师，总是穿着和服，经常闲聊，批评时局。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开打，谦二说：“听来感觉好像事不关己。”
不过到了一九四〇年德国战胜法国后，“不落人后的风气逐渐增强”。同时，学校中也开始受到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
谦二也参加了现今称为社团的活动，那是只有四名团员的商业经营部，但从这年开始，文科社团的人被命令全部都得转到体育性社团。无奈之下，谦二只好选了看来最轻松的篮球部，但他一次都没去参加过，为此还被校方叫去，吃了两记耳光作为处罚。
战争愈是进行，就离生活与经济现况愈远，空洞的口号与精神主义四处横行。一九四一年，早实的班级名称由原来的“ABCD”变更为“忠孝信义”。社团原本称什么“部”，因为这个词来自英文的“俱乐部”，此后也改为军队式的“班”。
总是穿着国民服[24]的公民课教师，授课时只是重复不断说明要对天皇竭尽忠诚之心，最后甚至获得一个风评：“大家都说在他的考卷答案最后，只要加上‘天皇陛下万岁’就可以拿到满分。”每周有两小时的军事训练课程，谦二的朋友只因为在训练教科书上蒙上了精美的书套，分配到校园授课的预备役军官便感到欢喜不已，为此就给了谦二的朋友很高的成绩。
谦二喜欢的西洋电影，也受到国家管制的影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首映的《华府风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最后一部美国电影，此后便禁止进口美国片，可放映的西洋片只剩下以前进口的法国电影或德国电影。由于这些旧电影胶卷被四处传递播放，画面毁损得相当严重，胶卷断片再重接也不在话下，因此经常出现故事跳接的状况。
姊姊泰子过世后一个多月的十二月八日，谦二在家中准备上学时，从广播中听到公告：偷袭珍珠港成功。美日战争正式爆发。
五、战时就职
谦二在美日开战当天到早实上课，公民课教师穿着往常的国民服，满脸笑容地进入教室，说了句：“干得好啊！”学生稍微附和一下，他便一直兴高采烈的样子。之后，昭和天皇的《宣战诏敕》被报导出来，这名教师立刻到校园里大喊万岁。
但是大部分的教师都表现得相当平静。特别一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当时课堂上有学生提问“为何九军神只有九个人”，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啊，那是因为一个人被俘虏了。”
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从接近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了五艘续航距离短、每艘只能乘坐二人的袖珍潜舰进行攻击。因为派出的这十人都没能返航，所以报导时强调他们是不抱生还期望、勇敢出击的“九军神”。可是“九个人”这个没头没脑的数字，让中学生们不由得心生疑问，所以才有人提出上述的问题。但当时被俘这种事情，都被当作一种不可告人的禁忌，因此塩清教师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反而让学生们大吃一惊，谦二的朋友甚至喃喃地说：“老师这样回答，不会出问题吧？”
这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曾撰写过股票投资的书籍，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如前所述，他总是穿着和服，绝对不穿国民服之类的服装。或许他从经济指数上早就看出这场战争是没有胜算的。谦二回想，这位教师曾说，“我讲课的内容你们终究会遗忘。比起这个，我的杂谈闲聊反而还会留在你们心中”，因此总是在教室中闲谈与评论时事。
这位老师的杂谈之中，特别让谦二印象深刻的是“报纸得从下方的栏位读起”这句话。因为战争时期实行言论管制，报纸版面中这些跃然纸上的标题，每则都想强调日本与德国的胜利。但是，如果“依照塩清老师建议的方式”阅读，就会看到不同的面向。
国际版特别是如此。报纸上方栏位所看到的大标题，写着德国胜利的消息。可是，底下不起眼之处，却小小地写着对德国不利的消息。大概记者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达真实的报导吧。老师告诉大家：“要读懂新闻内在的真实，不要被新闻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习惯，我之后一直记在脑子里。
这位塩清老师，在谦二毕业后的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夏天，辞去了早实的工作。辞职的原因是——与派到学校负责军事教育的军官们有着紧密关系的“教练班”学生爬到“相扑班”视为神圣场所的相扑土俵（比赛时的圆形擂台）上，两班学生起了冲突，“相扑班”的学生被当成“主谋”，遭受处罚，学生们因为不满这样的处置，发起了罢课行动。
“教练班”的学生们倚仗着学校教官的权威，一副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样子，以前就曾引起其他学生的不满。学生们看守住从车站前往学校的上学路段，呼吁大家不要去上课，发起罢课活动，最终，事态竟然发展到没半个人去上学的状况。
战争期间发生这种特殊的情况，让学校教官们震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早实还残留着“自由主义风气”，并且在一连串反击罢课的手段中一并清算塩清老师，结果逼着塩清老师辞去教师职务。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半年左右，官方持续发布着日军胜利的消息。但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东京首次遭遇空袭。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钻过了大意的日军警戒网，接近东京近海，并派出了双引擎轰炸机队。
这次空袭以轰炸机队指挥官杜立德中校之名命名，被称为“杜立德空袭”（Doolittle Raid），共有十六架轰炸机攻击了东京、名古屋、大阪、横须贺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负责攻击东京赤羽第一陆军造兵厂的飞机误炸了早稻田中学与早稻田实业，造成了两名早稻田中学的学生死亡。
当天是星期六，谦二刚好轮值担任扫除，早实下课后他仍留校打扫。十二点半左右，突然发出了惊人的声响，震波冲击之下全校的玻璃窗都碎了。但很幸运的，直接打中校舍的燃烧弹并未爆炸，只撞穿了二楼天花板，然后卡在一楼天花板与二楼地板之间，就这么停了下来。附近的医院也因空袭发生火灾，包含谦二在内的早实学生们，都跑去协助患者避难，帮忙撤出医院物资。
炸弹直接打中校舍时，我人在一楼，幸好只是吓了一跳，逃过一劫。如果炸弹爆炸，大概就死掉了吧。因为谁都没想到会真的发生空袭，所以也没有发出任何警报。结果第二天变成过度反应，敌机根本没来，却从一早就响起警戒警报，甚至还发出了空袭警报。
这次的空袭与隔年的正式轰炸相比，规模还算小，但仍造成八十七名日本人死亡，四百六十六人受伤，二百六十二户房舍遭毁损。比起实际受害，心理上受到的震动更加强烈。
“竟然让帝都遭受空袭！”海军极为重视此次袭击，认为应该加强警戒范围，进而强行攻击中途岛，但日本海军反而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舰，吃了个大败仗。当局隐瞒事实真相，只公布了日军被击沉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受损严重，但早实的学生中也传出了“其实好像被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的谣言。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比原来的旧制中学五年课程缩短了一年三个月，谦二从早实“提早毕业”了。国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与兵力，开始执行缩短学业期限的政策。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到诸位老师，几乎都没人讲任何鼓舞大家的豪言壮语。
毕业后的谦二，于一九四三年一月进入“富士通信机”任职。该公司的前身是富士电机，是由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与古河电机工业两家企业合并而来，其中通信机部门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切割独立出来，成为富士通信机。
当时的富士通信机（Fujitsu），属于军需产业的新锐企业。提早毕业的谦二等人，与其他因为转业或倒闭而被转职到军需产业的零售业者们一起，在征兵年龄之前被分配到这家公司。谦二原本也没有自觉已经被分配到军需产业里：
招聘启事送到学校后，我也没有考虑太多，朋友说了句“能去这公司不也挺好”，我就去应征，而且也被录用了。同期进入公司的约有二十人，其中十二人是早实毕业的，而且有五个人都是提早毕业班的学生。可以说糊里糊涂地被好友带进公司。录取之后还因为上下班距离远而有点后悔。
不过，发生这种状况的背后，仍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中日交战之后，因为劳动力不足与劳动力再分配之故，过去由市村町等地方行政单位经营的职业介绍所，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便全部移交国营，企业的招聘活动或送达学校的招聘启事，也都在国家的管控之下。
随着国家接手管理劳动力分配，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发布《赁金统制令》（薪资统管令）。这是为了避免员工自军需产业离职，以及防止因劳动力不足与物资管制造成薪资与物价交互螺旋上涨的状况。最初适用的对象是军需相关、拥有五十名以上从业人员的矿工事业所。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二次改正法令后，几乎所有产业的事业所，只要拥有十名以上从业人员，都有向国家提出给薪规则的义务。一九四〇年一月，为了调度军事费用，模仿纳粹德国的制度，开始施行自“事业者”[25]直接征收税金，称为“就源征收”的制度。
依据《赁金统制令》的规定，谦二初次任职的薪水，与就职企业无关，中学毕业的月薪就是日币四十二日元，第二年起调升至四十五日元。因为政治管制的原因，这种相同学历就给予相同薪资的“官厅型系统”，从过往就广被民间采用。每个月得到会计科去领取月薪现金袋，不必打卡，只要申请就会发给加班费，但谦二说在他周遭几乎没有因为想要加班费而留下工作的人。
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位于京滨工业地带，神奈川县南武线的武藏中原站是最近的车站。在早实学过贸易与初级会计的谦二被分配到财务部会计主管的手下，在邻接制作交换机与通讯机器工厂旁的事务楼上班。
在事务楼中工作的人被称为“职员”，另一方面，工厂的从业人员就被称为“工员”，分成熟练的工人“职工”，以及高等小学校毕业、从各地方前来的“幼年工”，都在工厂内上班。事务楼的职员是月薪制，工厂的工员则为日薪制。
虽然富士通电信机不至于如此，但当时许多企业的职员与工员不仅薪资有差别，甚至连进公司使用的大门都不同。日本战败之后，废除“职工差别”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重大课题。
根据谦二的说法，事务楼的职员组成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由大学出身的人担任干部职员，类似谦二这种中学出身的是事务职员，另外还有高等女学校出身的女子职员，比例上大概各占三分之一。财务部的部长是东大毕业，会计科的主管则是庆应大学毕业。谦二说：“我自己穿的衣服，就只有这么一套万年国民服，到公司之后只是把上衣换成事务工作服。大学毕业的那群人，每个都穿着西装。”
因为是军需产业，陆军与海军的监督官各自有自己的办公室。“军人们不懂实际业务，我想应该只是形式上的监督，不过公司的干部为了让他们开心，经常会去嘘寒问暖。”像这样的官民勾结，成为军需物资横流黑市的温床，同时，也成为二战结束后人民与“监督官厅”[26]间关系的基础。
谦二现在成为片山家唯一正在赚钱的人。赚来的薪水全部都交给伊七。原本就不在脸上表露情感的伊七，对于谦二可以开始赚钱一事，从他脸上照样还是读不出开心的样子。
就这样，谦二成为片山家与小熊家中，第一个“中学毕业的月薪族”。早上六点四十分起床，带着外祖母小千代做的便当出门，每天搭乘电车、转乘一个多小时，过着上班的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从六岁起就一直以昵称“谦”来叫唤这个唯一平安成长的孙子，对他怜爱有加。
谦二身为一位事务员，表现十分优秀，工作也处理得相当稳妥。如果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没被富士通信机赶走的话，战争结束后或许也会继续“上班族生活”。可是因为征兵之故，这种公司员工生活也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六、我出发了
谦二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已经由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撤退了。这次撤退的公开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年仅十七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这么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这一年的五月，阿图岛（Attu Island）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还留有当时某位遗孀带着三个小孩回乡下的记忆。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
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学文科生不能再缓征，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车站喧嚣嘈杂。因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学生们会到车站欢送将搭车回本籍地的同学。从公司下班搭车通过新宿车站时，可以看到车站对面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围成一圈，或唱军歌，或唱些掺杂猥琐内容的民谣、艳曲，虚张声势地逞强喧闹。看起来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富士通信机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初公司还会举办壮行会，到一九四四年的后半几乎都不再举办了。地区的町内会活动等呈现低迷状态，防火演习也只是走走过场虚应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会跑出来参与接力传递水桶的训练，但在上班的谦二则从未参加过这种演练。
上方为一九四三年富士通信机为入伍员工办理送行会，下方为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所摄，中央斜披带子的人就是出征者，公司员工已明显减少许多。两张照片的前排右二均为穿着国民服的谦二。
随着物资调度愈来愈窘迫，配给米减少，麦子、小米、芋头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随之增加，带有盐分咸味的东西就被当副食配菜，配着扒饭进食。精米被禁，政府宣传糙米更有营养，但直接吃的话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户都准备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捣成精米。
特别是糖类，几乎处于完全缺乏的状态。谦二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某日从富士通信机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卖刨冰，便与友人一同买来吃，虽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颜色，但吃来一点甜味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从四十五日元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钱买下一碗。以现在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平均薪水来换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日币两千日元。那一年的秋天，谦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还吃过干柿子，价格也同样是五十钱。
物资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类或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关系就无法获得。军队还有配给糖类，所以如果有认识的人，还可以从这方面获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通过附近熟人的关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渍（日本奈良风味的泡菜）”，谦二都还记得那时的感动。在新丸子吃到的干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通过某些关系，偶然之下取得后拿出来销售的。
因为无法取得作为燃料的煤球，所以没办法在中野自己家的浴室烧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换热水，晚上去洗澡时，热水都散发出一股恶臭。夏天用的衬衫也没有新品替换，破掉就以补丁缝上将就着穿。富士通信机的大学毕业职员，大概从一九四四年夏天开始也不再穿西装，换上了国民服、打上绑腿。
虽然生活上有不安与不满，但连表达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谦二还没有参政权，另一方面谦二也不记得伊七是不是参与过选举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赞会”推荐候选人，是由政府拿出临时军事费充作选举资金，举行了所谓的“翼赞选举”，但谦二却不记得周遭有任何关于选举的话题。
另一方面，父亲雄次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辞去了“北海道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故乡新潟。雄次在组合中获得相当的成就，借着“产业组合”的公事仍有机会来东京，一年可与谦二见上几次面。但是依据谦二的记忆，雄次辞职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赖的一个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组合的经费，而且被察觉，雄次只好以私人财产填补这个财务空缺，并且负起责任辞去组合的工作。
已经六十岁的雄次，存了一笔在当时算相当充裕的存款，带着这笔钱回到老家新潟。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飞快的通货膨胀早就让雄次这笔财产云消雾散。谦二如此说明：
当时，非官僚或高级军官的庶民，并没有所谓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间必须尽量存钱，以备退休后的花销，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与父亲也是如此。但却因为通膨，这种人生规划全部破灭。父亲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会如此，当时应该会决定继续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无法应对大时代的变化，任谁都是一样的。谦二与富士通信机的同僚们，偶尔会谈起战争情势，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带着点希望的观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告“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察觉到敌人正在急速地接近东京。
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便可以空袭东京，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可是“不管是自己还是周遭的人，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种资讯，或许让大家都不愿去想结果了吧”。
报纸上一成不变地仍在报导各种充满希望的战况。塞班岛陷落后，东条英机内阁虽然垮台，但“既没有内部资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所以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说如此，当时的报纸也不是全面性地只有迎合上面的报导。《每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胜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与《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为标题来解说战局的报导，促请转变作战方针。这则报导触怒了东条英机首相，事件甚至发展到对执笔的三十七岁记者处以惩罚性征兵的地步。
可是自己家中应该有拿到《每日新闻》的谦二却不记得有读过这篇报导：“或许曾经读过，但当时为了筹吃的东西，已经耗费所有精力，完全没有余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余裕的上层，或许读了会有点什么想法吧。”
塞班岛失守后，为了对预期中的东京空袭有所准备，大家开始沿着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虽说挖防空壕，也不过是在人行道上挖个能让人屈身进入的洞穴，平时就在上面盖上木板撒上土，只是这种程度的防御工事而已。
后来收到各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们的住处是租来的，几乎没有庭院，因此也没有可挖掘的场所。没办法，只好把一楼起居间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袭，就把榻榻米与地板掀开，跳入洞中。可是，如果当时真的遭遇空袭，屋子被烧掉，跳进这种防空洞内，大概也会被烧死或闷死吧。空袭时会发生什么状况，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达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应付一下，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军舰队接近台湾海面，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发动总攻击。日军方面大概损失了六百架飞机，整体航空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军方面只有两艘巡洋舰严重毁损。但是大本营海军部却宣称击沉了十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对于这个相隔许久的大胜仗，国内甚至还举办了提灯笼游行大会。
不过随后，已经被军方宣布击沉的美军舰队却出现在菲律宾海面上，美军登陆了雷伊泰岛。日本政府与军方认为这是击灭美军的大好机会，呼吁进行“决战”。但出动的日军联合舰队在战斗中却一面倒地被美军击溃，增援的地面部队也因为补给断绝，几乎全数阵亡。
根据谦二的回忆，这时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中也以战况作为话题。作为员工特殊配给的芋头辗转送抵事务楼，同僚们一同前往食用的时候，东大毕业当时约三十五岁的科长还说：“我军是不是被美军设计陷害了？”
因为没想到大本营发表的战果是虚假的，所以才会猜测，是不是被美军的佯攻作战给骗了？大概是这样推测的吧。当时就连一般民众，也多少察觉了不自然之处。
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
从雷伊泰岛的战斗开始，航空部队便出现了“特攻”。谦二说：
在平民的立场上，既无法站在否定的立场，也无法站在肯定的一方。从搭上特攻飞机的人的心情来想，当然无法否定他们的报国心，但战况是否已经走到不这么做就毫无办法的地步，在这层意义上，也无法肯定这种战术。我自己因为受到塩清老师影响，报纸都习惯从下方栏位开始阅读，所以理解战况正在恶化。虽说如此，因为信息极度缺乏，所以也没办法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
到了战争末期，战局开展十分迅速。从官方宣布上述“台湾冲航空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报导后，大约经过了十天，十一月一日，东京上空就首次出现了B29轰炸机。那是从塞班岛基地飞来的侦察机型，为了正式空袭做准备调查，因此只来了一架飞机。
B29轰炸机装备有加压舱与涡轮螺旋桨，在一万米高空高速飞行。与此相对，日军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过仅有七千米，战斗机虽然可以爬升到这种高度，但需耗时约一个钟头。B29轰炸机就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击的状况下，完成侦察任务返航。
那时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机上班。当天天气晴朗，高空中一条白线似的飞机云前端，可以隐约看到B29轰炸机。虽然发出空袭警报，但同僚们都跑到户外，抬头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飞机，为何日本军队却没有任何迎击动作，大家在不可思议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说：“为何不击落它？”但大多数人都失去思考未来情况的能力。虽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灭”这种说法，但也没想过日本就要战败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谦二也接受了征兵体检。结果是第二乙种体格，若是在平时，这是不会被征召的体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谦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机的事务员们，已经陆续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时也该收到的谦二说：“当时只是‘啊，终于收到啦’的感觉。”伊七与小千代，什么话都没说。
学历只有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般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入伍通知命令谦二在五天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点到世田谷区的驹泽练兵场（现在的驹泽公园）报到。谦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电报给在新潟的父亲雄次，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连到附近与近邻打个照面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领取入伍者的特别配给品，谦二拿着配给票前往配给所一次领回整套配给。配给品有“日之丸”国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约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时期，因为物资不足，连“日之丸”国旗都无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实的同年级朋友家中，几个人分着喝了。至于“日之丸”国旗，原本是在入伍时让亲友集体写下鼓励的话语，但谦二的周遭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富士通信机也没有举行什么壮行会。“只有五天时间，不过就像平日一般度过而已。”谦二自己回想着说。
入营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终于来临。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伊七与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亲友来送谦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惧空袭，且对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谦二，说出“我会堂堂为国尽忠”这句应景般的招呼语后，转头跟外祖父母说：“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是当时不可能看见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然后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谦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时所住的房子，为了防止空袭时造成火灾蔓延，被列入街区整理标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毁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与小千代在强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冈山县的某亲戚家里。赚来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消失，只能住在农家庭院内的“土藏”[27]仓库中勉强地过着生活。谦二与他们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结束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拘留，终于返回日本的时候。那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1] 译注：谷中村位于栃木县利根川及其最大支流渡良濑川交会点，上游足尾铜山的矿毒（硫酸铜）溢流后因无法清除，明治政府选择谷中村作为蓄水沉淀池，该村因而废村。
[2] “素封家”意指有相当资产者，或地主阶级。
[3] 译注：明治维新至二战前日本学制之一，相当于小学后期至初中二年级阶段，一九四一年改为初中。
[4] 钱汤：一种日本特有的公共浴池，需支付一定费用后方可进入。
[5] 译注：恩格尔系数60%，表示收入的六成都花费于饮食，属于极度贫困状态。
[6] 译注：传统曲艺或说书、讲相声等表演。
[7] 小岛政次郎撰写的《人妻椿》，一九三五年连载于《主妇之友》杂志，一九三六年被松竹电影公司改编成电影。
[8] 译注：阿龟是高颊凹鼻的女面具，火男是歪嘴的男面具。
[9] 译注：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三名日军以爆破筒炸毁上海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并且身亡，日本人称其为“肉弹三勇士”。
[10] 译注：又称为八年抗战、抗日战争，特指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
[11] 译注：天皇颁布的教育诏书，是日本二战前揭示教育基础理念的敕语。
[12] 译注：朝天皇居所方向行礼。
[13] 译注：天皇照片日文称“御真影”，“奉安殿”则是建于学校内、专门供奉“御真影”的建筑，外侧可防火，内里衬有高级木料，建筑结构非常扎实。
[14] 译注：由日本青年军官中的皇道派发动的政变，号称要为天皇“清君侧”。事变失败后，军事大权落入统制派军人手中。
[15] 译注：女服务生阿部定与情人幽会，在性交中勒死男方，并切下男性生殖器后逃亡。
[16] 译注：此处指“阴部”，当时报纸以“局所”或“下腹部”等较隐晦的字眼表达。
[17] 二战结束后改为国土地理院。
[18] 译注：高垣眸著，一九三五年发表的青少年豪杰小说，后数度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
[19] 译注：简称“早实”。实业学校类似职业技术体系学校。
[20] 译注：Pépée Le Moko，一九三七年法国导演杜维尔（Julien Duvivier）的作品，又译《逃犯贝贝》。
[21] 译注：Too Hot to Handle，日文译名《地球を駆ける男》；一九三八年美国导演杰克康威（Jack Conway）之作品。
[22] 译注：日本的讽刺短歌。
[23] 译注：传阅的板报。
[24] 所谓“国民服”，是依照一九四〇年《国民服令》规定制作，类似军服设计的男性标准服装。
[25] 译注：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26] 对各种行业各自具有监督权的政府主管机关。
[27] 译注：筑有厚墙、外涂泥灰，防火防盗的日式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