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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小熊谦二以陆军二等兵的身份入伍，前往驻扎于东京都世田谷区驹泽的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兵营报到。兵营里入伍较久的老兵告诉他：“这里只是暂时的宿舍，你们要去‘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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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另一个世界。换上军队发的军服后，除了内裤之外的私人衣物，都要交给家人带回。入伍几天后的探亲惜别日，新兵们一面把换下的私人衣物交给在兵营前空地等待的家人们，一面惜别。
谦二的父亲雄次与外祖父片山伊七都来了。外祖父自从脑梗塞之后，右半身便不太听使唤。谦二说他永远忘不了拖着右腿来送他的外祖父的身影。
父亲听到谦二得前往中国东北，立刻脱下自己的背心递给谦二。不过谦二告诉父亲，“我们禁止携带私人衣物”，拒绝了父亲的背心。在与父亲和外祖父最后的惜别中，谦二内心暗自落泪。
回到兵营，谦二等人于该处滞留数天后，十二月三日早上从涩谷站搭上火车，往西前进。四天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九日，东京首次遭到夜间空袭。
一、那种事我办得到吗？
谦二搭乘的军用列车，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妇人会的茶水接待，稍后在深夜通过神户，十二月四日抵达门司港。他们暂时在兵营中等待，十二月八日登上货船，被送往朝鲜半岛的釜山。
在海上迎来十二月八日的谦二，跟着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见习军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进行训示（类似精神训话）。偷袭珍珠港、发布日美宣战诏敕的十二月八日，被称为“大诏奉戴日”，每年的这天各地都会举行训示，而今年则是最后一次的“大诏奉戴日”。“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是运输指挥官。这个时期应该已经相当缺乏军官了。海面风浪大，船艏载沉载浮，见习军官也就跟着浮沉上下。训示时，光是要站着都很辛苦。”
谦二一行人于八日傍晚抵达釜山，在釜山港西边的学校中度过一晚，再搭上货运火车，继续前往中国东北。这些军用列车因为运输时刻表调度的关系，途中停下好几次，在车上睡了好几夜之后，大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谦二抵达了屯驻于牡丹江（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电信第十七联队。
与谦二一同受到征召的新兵们，大致来自福岛、新潟与宫城等地。父亲雄次仍把户籍的本籍登记在新潟，因此谦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旧日本军依照本籍所在地驻扎的联队实行部队征召，谦二本籍的新潟县新发田属于第十六步兵联队管辖，而此部队属第二师团所管，师团司令部设于仙台，因此福岛、宫城、新潟的新兵们都在一起。谦二说：
早实的同学们隔年都被东京的部队征召。与我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早实组”也是。他们留在本土，于极短的时间内，为所谓的“本土决战准备”挖掘了许多防空洞，日本战败之后便立刻返回故乡了。自己偶然地因为本籍地设在新潟，所以被派到中国东北，日后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
入伍的时候，军队老兵告诉我：“你们得去‘满洲’。”并且特地宣布：“这些家伙很辛酸，先让他们去和家人道别。”原本部队的调动目的地是军事机密，不应该告诉我们，可是面对着我们这些十九岁左右的新兵，大概是同情我们吧。毕竟老兵自己也是与家人分别，待在军队里面。
抵达牡丹江时，谦二等人只穿着军装，却没有配备枪支或其他装备。从东京的军营带来的，只有一个粗竹筒，上头命令以此代替饭盒与水壶。
抵达牡丹江时，我们脖子上用绳子挂着竹筒，当地老兵稀奇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个人还说：“内地物资已经缺乏到这种程度了吗？”实际上，也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是只穿着军服、没有武器的集团。
谦二一行人被送到电信第十七联队，隶属屯驻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是“第一方面军”的直辖部队。过往号称陆军最精锐部队的关东军，早已把精锐部队都调往南方战线，为了填补这些空缺，才补充第一年入伍的新兵，进行紧急的部队编成与训练。
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们可以分配到个人房间，剩下的士兵则在被称为“内务班”的单位过着集体生活。会检查个人信件，也检查个人物品，除了在厕所之外没有个人隐私。平常内务班有十几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与入伍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动员的时候，新兵数量大为增加。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的中队，有五个“内务班”，里面大概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已经调往南方，关东军只剩下骨架。虽然我们不是年纪较大的召集兵，总还算是年轻现役兵，但类似我这种体质不佳的人很多。”
在谦二受到征召的一九四四年，连征兵体检时属于第三乙种体格者也被纳入征集对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龄由四十岁提升至四十五岁，征召年龄则从二十岁以上降低至十九岁以上。谦二正是因为这项修正而被征召入伍。谦二所属的中队共有五个内务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内以体格不佳的现役兵居多，谦二配置在第四班。
当时日本陆军入伍后，需要在内务班接受被称为“新兵教育”的新兵训练，然后根据在军队内的成绩与入营前的学历执行选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拥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者，入营三个月后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后即成为一等兵。接着再根据接下来三个月的勤务成绩，分成可升军官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甲干）”与可成为士官的“乙种干部候补生（乙干）”，入营满一年时各自就任所属军阶。
只有高等小学校或更低学历者，如在三个月新兵训练中表现优秀，可于“一选拔”成为一等兵。再过三个月的第二轮选拔中，优秀者会被拔擢为上等兵，打开自己晋升士官的大门。
在三个月后的新兵选拔中落选者，再过三个月可接受第二轮选拔，此时相当比例都可以升为一等兵。两次选拔都落选者，入伍一年后全部自动升为一等兵。但是执行勤务状况恶劣、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之后就成为“万年一等兵”，永无升迁希望。军队除了是学历社会之外，同时也是竞争主义的社会。
谦二自中学毕业，所以拥有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他早在东京入伍的时候就已经被委托担任六名新兵的“指导”。谦二在富士通信机上班期间是个优秀的事务员，工作上也相当迅速勤快。
可是在中国东北时，因在严冬时期长时间坐车，他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体力非常差。
体力变差了之后，判断力也迟缓了，脑袋里面一片朦胧。虽然一开始就被派任“指导”任务，但自己接受命令时反应却非常迟缓，一点都不机灵，还犯了许多错。对军队而言，我就像毫无用处的豆腐渣一样。
谦二的勤务状态不佳，当三个月的新兵教育结束后，他仍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每个中队都会派出几个人参与竞争，这也是原因之一。“参加干部候补考试的人，考试当天都前往联队本部，大家依照着成绩高低顺序，并排成四列纵队，我自己大概排在倒数第五个。”
谦二当然没有通过考试，成为被称为“干落（干部落选）”的人。六个月之后第二轮选拔他又落选，结果带着二等兵的身份迎向日本战败。两次考试都失败的人，大概只占全体的四分之一，算是相当糟糕的士兵。
负责训练新兵的，照理来说是下士班长，但实际情形却是由在军队时间较久的“老兵”君临一切。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号音起床后，接着更衣、点名确认人数、用餐、训练、扫除、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步枪保养得不好，或者单纯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会立刻遭到殴打。“没有一天不被打。状况糟到要计算这是自己今天第几次挨打了。”
老兵的殴打被称为“私人制裁”，军方当然是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却四处横行，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军的状况。
中日战争之前，只要服役两年便可退伍，但当时随着战事扩大，退伍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出现许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退伍，被困在内务班的这些老兵们开始变得狂妄，这种状况下，比起在意阶级，老兵之间形成更加重视年资的风气，这也是造成“学长们对学弟严苛训练”的原因之一。
根据谦二的说明：“并非所有老兵都打人，但他们之中许多因为无法提升官阶而性格扭曲的人，动不动就揍新兵。对于迟迟无法晋阶的一等兵，我们都不称呼他们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二月底，军方发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还是闹得很凶，虽然禁止了，却没什么效果”。战争扩大与战况恶化，也是造成“私人制裁”横行的原因之一，只靠形式上的通告无法达到任何遏止的效果。
让谦二印象深刻的，除了这种老兵对新兵的霸凌之外，问题更大的其实是日军的“形式主义”。他如此说明：
我们需要记诵一种叫作“典范令”的《步兵操典》与《作战要务令》，以及所谓的《军人敕谕》，而且必须一字一句完全按照原文背诵，至于是否理解内容，则完全不予考虑。老兵们说：“军人应该遵守的有哪五项，都写在《军人敕谕》里，被问到的时候，不能回答‘报告：是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五项’，而必须要按照原文背出‘第一，军人需以尽忠节为本分；第二，军人应礼仪端正 ……’。”记录战斗要领的《步兵操典》中的“警戒四周”也不准说成“警戒周围”，所有都是形式主义，把上边交代的事项按完整的形式做出。
装备品方面，要以档案登载“额数”的部分非常啰唆，但只要档案上形式完整，往后就不会出问题。在内务班内如果缺少备用品，便会产生责任问题，所以需要到其他中队偷来补齐额数，偷窃问题层出不穷。
例如，在日语称为“物干场”的晒衣场，除由新兵负责晾衣服之外，还得派出担任“物干场监视”的兵员，否则自家中队的衣物很容易遭他队窃走。吃完饭后洗餐具，万一餐具掉了千万不能就这么弯腰去捡，因为一弯腰，其他还放在洗手槽内的餐具就可能被偷走。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得先以脚踏住掉下去的餐具，等洗完餐具后，请附近的同伴帮忙看守，这时才能去捡拾。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过，最后靠老兵帮我偷了一件回来才得以应付过去。这些虽然称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让人无暇思考。总之，只要不让上级来追究责任就好，满脑袋只能考虑这件事。
进入军队后，谦二也开始抽起配给的香烟。新兵几乎没有自由时间，在上厕所时抽根烟，是唯一能喘口气并不受责骂的时光。
新兵训练期间，谦二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父亲雄次。“当时的军队很重视表面功夫，新兵的时候必定得拍张照片寄回给家人，证明自己‘精神鼓舞、勤勉军务’。而且因为有检查制度，所以没办法在信件中提起自己每天挨打。”伊七年纪已经大了，能够委托收取信件的只剩下雄次，因此军队寄出的信件都寄到雄次住处。
谦二受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便被派驻到位于牡丹江西南约二十公里处的宁安，分配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该联队隶属于负责该区域的第二航空军，主要负责机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机场内外的地面通信等任务。
因为体力不佳导致成绩低下的谦二，仍然是二等兵的身份。东京入伍时与他一同担任新兵任务指导的同期，都已经成为干部候补生，这更让谦二倍感凄凉。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里，优秀人才都配置在第一中队，谦二则配置在第八中队。
谦二被送往距离宁安火车站东部两公里位于原野中的兵营，火车站旁有座小型飞机场。经过三个月紧张不已的新兵教育期、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忙之后，抵达宁安却突然有了大量空闲。他们这个区域已经没有飞机，通信联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需要处理。
我只看到过一次飞机。昭和二十年五月左右，好不容易来了一架单引擎飞机，但立刻又起飞离开。就见过这么一次。因为不能让军队就晾在一旁随意玩耍，所以偶尔会派大家去机场做一些整备性的土木工作，其他时间几乎无事可干。另外也干点农活，或去采些可食用的野生灰菜。
就当我们每天过着闲晃的日子时，四月从其他中队送来了来自日本内地的新兵，又狠狠地训练了一段时期，我们也差不多，简直就像为了当俘虏才被送来一般。
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虽然以正值役龄的年轻役男为主，但也有不少像谦二一般从日本内地调来补充的新兵。因为缺乏军官，原本需要上尉才能担任中队长，但谦二所属的第八中队则由受速成教育升上来的少尉担任。至于大队长，则征召已经退伍的军官再度“回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少校。“当我们从事农作时，曾经看过年纪一把的大队长骑马经过。只见过大队长这么一次，而联队长什么的，见都没见过。”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中国东北寄给父亲雄二的明信片，因为军队有信件检查制度，只能书写定式化的内容，其中有“因为昼夜勤于演习，请勿挂心”的字句。
虽然受过暗号通讯与卫生兵的初步训练，但没什么机会进行实际演练。受新兵训练时还有一把自己的步枪，但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大概四五人才有一把步枪。配给我们的武器，只有一把被称为“牛蒡剑”的步枪刺刀。印象中从来没戴过钢盔。
新兵训练时有教导大家如何操枪，但从未做过射击训练，一直到战败之后都没有开枪的机会。谦二唯一的射击经验是在早实三年级时，当时作为中学教育的一环，有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射击的义务，只限于那么一次。新兵禁止外出，连宁安附近的各种商店都没去过。既没去过慰安所，也完全没接触过中国人。
如前所述，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起新设了大量部队。大致是以现存部队的基础干部搭配日本内地调来的新兵与当地征召的老兵，补充成新编部队。不过从实际状态来看，装备与训练都十分缺乏。
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是历史较久的部队，他们一方面送出基础干部，一方面也补充新兵，但实际状况就如上所述，即便战况逐渐迫近，他们却连挖掘战壕进行防卫的准备都不做，谦二认为这肇因于他们完全没受过较正规的训练，他说：
军队就是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命令，便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时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上面这段感想，在当时士兵的回忆录里经常出现。即便在塞班岛或雷伊泰岛等激战的南方前线地区，敌人攻到眼前时也没做什么防卫准备，屯驻部队“无所事事”的例子层出不穷。谦二的处境，并非什么特殊的例外状况。
这期间，日军的战况持续恶化。菲律宾战线彻底崩毁，二月是硫磺岛，四月是冲绳本岛，美军陆续登陆。东京则在三月十日受到大规模空袭，造成了十万人死亡。
对于战争情势，一般士兵更没机会了解状况。一九四五年三月，谦二从早实时代的同学处收到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指的是二月十五日美军以舰载机空袭东京一事。因为寄到军中的信件都必须通过检查，“在当时这算是很可能会被军方拦下没收的写法”。四月时谦二收到另一封明信片，告知祖父伊七因为强制疏散而前往冈山。
自从分配到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后，谦二多少有了点时间，可以前往“酒保”（贩卖部）读报纸。当时“酒保”已经没有食物，“顶多就卖点卫生纸而已”。好歹是中学毕业的谦二，总还能在“酒保”阅读些新闻内容。
但报纸上通篇写的都是日军在冲绳靠着特攻战术击沉敌方航空母舰与战舰的消息。日本战败之后才知道当时这些消息全是“说谎”，让谦二确实吃了一惊。
日军已经不能客观报导情势，即便谦二从中学时期便关注的国际新闻，也只优先报导对日本有利的部分。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国保守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输给工党，丘吉尔率领内阁总辞。这个时候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军官集合屋的前方黑板，也写上“丘吉尔内阁总辞”的大字。
三月十日，东京大空袭，这天也是纪念日俄战争中奉天会战胜利的日本陆军纪念日，正在接受新兵训练的谦二等人，于礼堂中接受中队长的训示。毕业自陆军士官学校、已快三十岁的上尉，告诉大家：“我们在人生最后关头，绝不可成为‘捕虏’，应该选择自杀。这种时候就带着手榴弹冲进敌阵中，尽量多带几个敌人一同上路。”顺带说明，日本的官方文书中虽然采用“俘虏”（Furyo）这个字眼，不过包括军队等大部分场合，一般都采用“捕虏”（Horyo）这个词汇。
即便如此，年仅十九岁的谦二，仍缺乏客观判断当时情势的能力。对于自杀时带几个敌人上路这样的训示，他只能在回兵营的路上不断想着：
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
成为俘虏就必须死，在这种大前提下，各种想法都卡在这点上。所以要么自杀，要么被敌人所杀，又或者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等，只能在这几个想法上打转。
五月的时候，听到希特勒战死、德国投降的消息。希特勒实际上是自杀的，但当时德国政府发布新闻，说希特勒在总统官邸前与苏联军队交战时战死，传到谦二耳边的正是这条新闻。谦二对此的感想是：“希特勒还算是个坚持理想、首尾一贯的人。”却没想过德国输了之后，日本将会如何。
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国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谦二在“酒保”读到报纸报导，内心如此暗忖：
虽然是小篇幅的报导，不过仍记有可以保留日本原领土四个岛屿的字样。当时读了觉得“竟然可以保留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饶过日本啊”。连续几年不断听到“鬼畜美英”、“所有日本人都会被杀光”等宣传之后，他们竟然能留下日本这个国家，这种处置让人感到异样的宽大。
这种状态下，谦二的平稳日子在八月九日遭打破。这天天未亮，苏联军队就越过国境了。
二、没跟着原部队走是我的幸运
苏军带着压倒性的兵力进入。因为德国已经投降，苏军调度原本驻扎欧洲的兵力来到亚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万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七十万兵员，坦克与飞机合计不超过两百。
苏联的行动完全出乎关东军的意料之外。根据关东军高层的评估，苏联应已在欧洲战线上消耗许多军力，即便要发动作战，最快也得等到九月之后，慢则得等到第二年。即便如此，七月十日起，关东军为了进一步扩充兵力，开始“彻底动员”二十五万名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但这也只是在名目上增加部队人数，其实这些人都没有适当的军备。
因为关东军中央没有预测到苏军进入，因此前线部队也未采取该有的战斗态势。到八月三日为止，前线部队已经传来苏军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但关东军中央仍未改变判断，其结果就是八月九日的行动对日军而言变成了一场奇袭。
这一天，谦二担任兵营的夜间守卫。清晨五点时，他结束了一个钟头的轮班，并对接下一班的人报备没有异常状况，然后便回到寝室，打算在起床号响起前稍微补觉。就在这个时候，喇叭突然响起。虽然这个响声其实是警告发生非常状态的喇叭声，但因为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谦二仍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起床号，大叫着：“起床！”
被叫醒的班兵们也跟着吼：“起床！”全员醒来后，准备一如往常到兵营前方列队接受点名，不过终于传来不准外出的命令。大家在营舍里等待时，才理解那是紧急号音。六点半左右，大家终于知道苏军已经进入。
过了许久，传来新的命令，要大家把粮秣与通讯设备等物资都运到宁安车站去。处在最底层的士兵们也不会判断情势，就照着上头交代的命令开始行动。
部队的物资与装备，不管大小都塞到货车上。全体总动员，利用板车或人力搬送。军队里面严格要求“整齐秩序”，原本进入营舍内要换穿拖鞋，绝对禁止穿军靴踏入，但从十日开始大家都直接穿着军靴踩踏，能够感受到非常时期的一股紧迫气氛。
谦二等人受命搭上开往牡丹江的列车，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十日的下午，关东军发出退至“南满洲”的命令。“有屋顶的火车货车上载满了物资，物资的上方再坐着士兵。我身上既没有步枪也没有头盔。干部们大概是搭乘客车车厢。”
火车来到牡丹江前，前方传来市区正遭受苏军攻击的讯息，列车便停了下来。谦二趁着火车停下时跳下货车观察状况，可以看到缓缓降低高度轰炸牡丹江的苏联军机。列车在空袭过后才驶入车站内，市区在雨水中燃烧，火焰将夜晚照得有如白昼一般。
牡丹江约有六万名日本人居住，许多人都带着家眷挤到车站来想要避难。但日本军却完全没有让“地方人”——当时日本军方对民间人士的称法——搭上火车前往避难的想法。“至少我们搭的货车没有搭载任何避难民众。几乎所有的避难民众都被抛在车站，当时连考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
当时的“满洲国”大概有一百五十万日本人。关东军从最初便认为不可能阻挡苏军，计划一边撤退一边在朝鲜半岛边界前进行防卫作战。若事先通知日本侨民避难，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该想法未被采纳。事实上等于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
苏军进入后，关东军虽曾运送日本人逃离，但实际上都以军人与官僚的家属优先。“满洲国”当时的“首都”新京 （现在的长春市）约有十四万名日本人，自八月十一日凌晨至正午为止，发出十八班列车，运出了三万八千人，其中军人家属占了两万零三百一十人；大使馆相关家属七百五十人；满铁关系家族占了一万六千七百人。[1]简单地计算一下，其中一般市民还不满三百人。
像牡丹江这类位于国境附近的城镇，因为状况更加急迫，详细情形至今不明。牡丹江于八月十三日遭苏军占领，发生了残杀日本人的事件。住在牡丹江的作词家中西礼（音译），以自己当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了一本小说《赤月》，内容便提及军人及其眷属到车站搭乘特别安排的列车逃离，而一般民众却不准搭乘这些班车。
谦二等人搭乘的军用列车，遵照关东军的指令，经由哈尔滨于十五日抵达奉天（现在的沈阳市）。他们虽然没有听到昭和天皇宣告终战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但也听到日本投降的传言。不过其他军官们矢口否认，“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谦二一行人在位于奉天与安东之间的凤凰城等到八月十七日。谦二从长官处听到战败的消息，就是在这天。关于当时的感想，谦二如此说明：
听到通知时，不觉得日本战败了，感到一阵懊悔。不过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心开始想着：“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渐渐感到开心。这种心情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内心都这么想。
除此之外谦二的另一个想法是，“哎呀呀，如此我就不用带着万年一等兵的身份活下去了”。
当时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影响力庞大，在地方社会中，大家仍相当看重从军时的军阶。特别是在农村，“那个人好像在‘一选拔’中就获选为上等兵，如果想要嫁新娘的话，果然还是要选这种人啊”，大概就是这种调调。像自己这种劣等兵，即便退伍回到日本，也只是“见不得人”的角色。现在日本战败了，往后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
当秩序激烈变化时，人们既无法预见将来，而且经年累月的思考模式也难以改变。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来看，预测今后无需背负“原劣等兵”身份便可活下去的安心感，只是延续二战前日本社会的思考方式来预测未来，既无法成立，预测也失准。
但另一方面，谦二在这个时间点上预测日本内部的军队型社会将会消失，则是正确的想法。当我们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庶民的判断往往会在细节上出现错误，但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却屡屡正确。
后来，谦二隶属的第八中队长、那位年轻少尉，于第二天中午试着以军刀切腹自杀，但却没能成功。人类腹部有脂肪堆积，刀其实不易通过，遑论要整个切开腹部。江户时代的切腹，只是形式上以刀刺向腹部后，立刻由“介错人”[2]负责把切腹者的头砍下。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年轻少尉，虽然试着切腹，结果只是负伤，而且花了两周才痊愈。
被告知日本战败后，谦二等人移动至鸭绿江河口北方的辽宁丹东，分散开来住宿。谦二他们住在当地日本居民的公司员工宿舍内，因为无事可做，只好与附近居民闲聊。从当地居民处，谦二才得知广岛与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而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毁灭，只剩下“长门”等船舰。谦二听说原子弹具有惊人的破坏力，但并不十分理解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大家一直在员工宿舍等候，大约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军的长官下令，要大家把武器拿到宿舍一处缴交。谦二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刺刀，不过事实上这就是对日军的解除武装。
等待期间，中队本部发给士兵八月份的军饷。从军期间，士兵的军饷都以邮政储金的方式存入个人户头，随着邮局机能崩解，首度以现金方式发放。士兵们没事可干，便拿着领来的薪水向中国人买食物吃。“因为连储金簿都没看过，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每个月十五日元。因为军队也是行政机关，从薪资明细档案到中队长印章，连撤退时都带着一同离开驻地。”
从居住处的员工宿舍，可以清楚看到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横跨鸭绿江上的火车铁桥，但几乎没有列车通过。士兵们吃完晚餐后，会闲聊“如果列车可以通过那铁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中队事务股比较资深的准尉对拿钱买食物吃的士兵们说：“你们啊，这样会没有回家的车钱喔。”谦二当时只想：“反正国家会把我们接回去，为何话题会扯到得自费回家？”
在安东等了一阵子之后，大家照例搭上时刻表状况不定、走走停停的军用火车，九月十五日左右来到当时的奉天。在奉天街上，谦二首次见到苏联士兵。
九月二十日左右，包含谦二在内的日军俘虏，都被集合至位于奉天北陵某所带围墙的大学校舍里。这里似乎是医科大学或是师范大学，但不清楚是什么校舍。
来到该处的不仅有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附近以部队为单位的俘虏，或者零散的个人等等都被集合至此。“跟往常一样是由部队长官直接下达命令，恐怕是苏联军队为了维持日本军队的形式，所以仍由部队长官下达移动与集结命令。”
好不容易把集结的俘虏们编成一千人左右的“大队”，准备移送到某处。谦二说：
编组工作应该是日本军自行完成的，在北陵校舍中，关东军的军官们处理事务工作。大家都以为这是为了移送归国而进行编队，完全没有任何情报，士兵之间也没听说过要移送西伯利亚的谣言。集结地虽然有苏联军队步哨，但日军军官既然没有下达命令，大家也无法想象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关东军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陈情书中，有关受俘日军的处置一章，有这样一节记载：“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3]
原来，近卫文麿受天皇之命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战败之前，日本政府还希望苏联能居中调节，帮助日本与联军诸国展开和平交涉。
苏联方面在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盟军阵营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将在二至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但实际上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才发起进攻。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发出一份日期为八月二十三日的极秘指令，要求依照过去已经计划好的方式移送日军俘虏。日本方面的对苏交涉，根本只是一厢情愿，不过当时的谦二根本无法得知这样的内部信息。
集结于北陵的俘虏们，许多都是在日本战败前遭“彻底动员”来的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居民。根据谦二的回忆，九月中的某天，出现了一群混杂穿着日本木屐的民间人士，来到了北陵。
“喂，还混着‘地方人’啊！”士兵之间立刻传言四起。与这些人交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在当地受征召的日本居民，战败之后他们便除去兵籍返回家中，稍后突然又接到通知，说要发退伍证明书，请曾经拥有军籍的人到当地警署领取，这些人到警局后就被武装的苏联士兵押送到北陵来。大概是为了达到苏军要求的移送人数定额，日本军方为了确保人数，再次动员征召。这些民间人士到北陵后，日军便要求他们换上发给他们的日本军服。
有人甚至只因太太托自己跑个腿，顺道去趟警署领退伍证，就这么被带来北陵集结地，接着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些人非常痛恨通知大家前往领证的町内会长或邻组长，叫骂着：“你们自己不去，竟抓我们替死！”还有人说：“等回日本一定告死你们！”有些人比较敏锐，察觉该通知有异而不予理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愈是认真诚实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级，所以才会中计被带走。
谦二与这群被集合带来的“满洲国”日本居民谈起军队在牡丹江把日本居民留在原处，自行继续撤退的事情。大家纷纷反映“军队就是这样”，然后担心起自己的家人。然而，这次移送，“应该有人因此便与家人永别了”。
包括谦二在内，大部分的俘虏都没打算逃离北陵集结地。
苏联士兵在每个重要处都设下监视，晚上还可以听到枪响。居住在东北接受征召的日本人，有些能说中文，在当地又有家人，部分人似乎就此逃走了。可是我不懂中文，离开军队就等于没饭吃，在这样的考量下，还是跟着编成大队的众人一同行动。即便如此，还是没想到自己会被送往西伯利亚。
集结后经过一周左右，谦二搭上移送列车，离开了奉天。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们先编成部队后出发，但谦二因痢疾复发，体力衰弱，所以军队把他与其他二十名同样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留着，先行离去。“军队是官僚组织，理所当然把碍手碍脚的人弃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们不会保护民间人士。”
不过对谦二而言，这却是一种幸运：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之一。如果跟着原本编成的部队前往西伯利亚，因为不可能再补入新兵，所以在集中营内将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配给食品时也将排在最后领取。当我阅读二战之后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读到很多这种例子，最下层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随着原编成部队移送，自己既笨手笨脚，体力又差，搞不好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谦二等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残留士兵们，进入了新编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这个大队由大队本部以及六个中队组成，谦二隶属第四中队。这支队伍由杂多的小部队、类似谦二这样的脱队士兵，加上七月、八月遭“彻底动员”的“地方人”等，集合而成。
“地方人”的年纪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岁，他们把像我这种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脱队士兵当作小孩来对待。因为他们直到不久之前都过着民间生活，军队内的习惯或特权对他们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军队长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权，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乱动手脚。这大概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左右，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北部的皇姑屯车站搭上火车货车。谦二搭乘的这辆列车，前方由蒸汽机关车头拉动，几乎都是有盖的货车厢，只有两节车厢是有椅子的客车，由大队司令部人员搭乘。其他人员则挤在以板子隔成上下两层的货车厢内，每节车厢约有一百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走道，担任监视工作的苏联士兵便乘坐其上。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满月，谦二还记得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在大学里眺望月亮的美丽景色。
谦二搭乘的列车由奉天出发，当时他们还相信这是一辆要将他们送回日本的列车。
三、赤塔流放地
列车出了奉天后朝北方前进，如果要遣送回日本，理当往南走。即便如此，俘虏们仍想象不到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列车北行后，大家就想，应该是要通过哈尔滨转往海参崴港。可是列车通过哈尔滨后仍继续往北，这时又有传言说是因为作战破坏了铁桥，所以必须改由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转往海参崴。人类不太愿意相信事情进展逐渐恶化，宁可满怀期望地观察周遭状况。
俘虏们在货车厢内的两层底板上三三五五地坐着。因为是在极短时间内编成的队伍，不具备真正的部队机能，“只是把互相认识的人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运送俘虏的列车，在铁道路线上连绵前进。因此当更前方的列车塞车时，后方列车便经常得停下等待，并借此补充煤炭与水。场景大概都是在辽阔原野中的某个火车停车场，停车后可能几个钟头都不动，一旦发车，又会奔驰不停，不知何时才再停车。
货车上没有厕所，所以得忍耐至下次停车，或者在地板的缝穴中解决。而且不停车就无法煮饭。搭乘火车时领到两公斤的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谁也不愿意吃，即便肚子渐渐饿了，大家一开始还是先从发配的米与杂粮吃起。
利用蒸汽火车头补水停车的时机，可以炊煮杂谷，日本的米饭只要没水没火，就束手无策。当时是我第一次见到俄罗斯黑面包，当发觉只要有水和这种面包就能活下去时，还觉得相当方便。列车不停的时候，大家便生啃谷类，最后终于也吃起黑面包。
毫无预警停下车时，大家便赶紧奔走取水烧饭，在火车停车场有帮机关车补水的水箱，因为没有水桶，俘虏们便拿着饭盒在水箱内取水。这些水是为了下次停车之前做好准备。
停车煮饭时，筹措燃料是一大难事。因为这支队伍不是真的军队，无法有效依军纪行动，所以几个谈得来的人便结伙到四周寻找枯草、柴薪或脱壳后的谷物外壳，权充烧饭燃料。但因前方列车的俘虏们也同样在火车停车场周遭采集燃料，许多时候木、草料都遭采尽，他们只好前往更远处搜集，有些俘虏甚至因此遭遇盗匪。当列车发出发车讯号时，总会让离列车较远的人大为慌张。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要把自己送去西伯利亚的火车，因为它即将离开而感到着急心慌，也是相当奇怪的事情。但是处在那种资讯有限的环境下，也只能做出此种程度的判断。谦二说：“当时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言语不通，即便逃走也不知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因此只能保持与大家一同行动。”翻阅西伯利亚拘留记录资料，可以看到许多人指称苏联士兵提供假资讯，告诉日本人他们搭乘的是“Domoy（俄语“归国”之意） ”的列车。据说因此许多日本士兵不加抵抗，而任苏军运送。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没有从监视兵那里直接听到消息，当时大家一心一意想要回家，到处充斥各种充满希望的谣言，这些传言广布的程度恐怕超过大家想象。”
根据谦二他们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于二战后发行的会刊来看，从奉天出发后，逃离大队的合计有数十名[4]。根据谦二的回忆，刚从奉天出发时逃走的人数最多，到北安（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出现了最后的脱逃者：“苏联士兵在货车顶上架设自动步枪，因为曾在夜里听过开枪的声音，推测应该有人打算逃走吧。猜想逃走的是能说中文、在东北当地征召的日本人。”
火车停车期间，当地的“满人”纷纷前来，与俘虏们以物易物。谦二也拿军队发的皮腰带和当地人换了食物，类似煮玉米或豆沙包，交换这类可以立刻食用的物品。至于被集合到北陵的民间人士，有些也拿自己换上军服前的私人服装与当地居民交换食物。
对因为腹泻而遭部队抛弃的谦二而言，在体力极差状态下的这趟列车行程，显然痛苦不已：“火车停下大家取水时，颇得要领的机灵人很快就可以确保自己的饮用水，而我总是慢半拍。加上这个刚编成的集团也没什么团体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求生，也不见得会有人伸出援手。”
终于，列车经过哈尔滨来到北安。列车停在此处，大约等了一周时间。接着在十月十日前后终于来到国境上的小镇黑河（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谦二等人于此下车。
在北安曾与往南送返日本居民的列车擦身而过，黑河已经没有任何日本居民。黑河街道上的建筑物已经遭受苏联军队的炮击破坏。从此处渡过黑龙江（阿穆尔河），便是苏联阿穆尔州的海兰泡。
苏军命令俘虏们开始将物资堆上驳船，准备渡过黑龙江。这些物资是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战利品，有各式各样的物件，不过最大宗的仍是大豆与高粱等粮食作物。在俄国人的驳船上，由俘虏们背着每包大约五十公斤的物资爬上驳船阶梯后堆放。
这样的作业持续了快一周，最后俘虏们也搭上驳船渡河，那天是十月十四日，因为是俘虏朋友的家乡举办庆典的日子，所以记得很清楚。
抵达对岸海兰泡的那天下着雨，但苏联没有准备任何住宿用的建筑，俘虏们只好在其他建筑物的廊檐下站着撑过一晚，第二天开始在原野中开挖壕沟。大家把手边的营帐集中起来设置屋顶，周围做好排水沟，一面搭建避雨的场所一面忍耐寒冷。接着在这里又花了一周左右进行作业，将驳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
从海兰泡有开往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火车。在黑龙江两岸上下货作业了十天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乘着十月二十五日的夜间列车，深夜从海兰泡出发。
出发的第二天早上，俘虏们一边观察太阳的方位，一边讨论现在正在往西北抑或朝西南前进。但因列车路线不断变换方向，所以难以掌握前进的方位。不过当天下午，大家终于从太阳的方向，知道列车正往西行。
进入苏联领土后，警备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上厕所之外，都禁止离开列车。进入苏联领土后换乘的列车连接有炊事车厢，从该处向各车厢提供装有热粥的金属制圆锅分食，因此也不可到车外去煮饭。在奉天分发的黑面包早已吃完，手边即便还有杂粮，也无法炊煮。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导致粮食配给停顿时，就只好生吃杂粮。
被原本部队弃置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脱队士兵，因为长程移动而体力不支，有些人就这么从列车上消失了。谦二说：
大概离开海兰泡三天后，有个入伍四年的“万年一等兵”——会成为“万年一等兵”，大概都是思想或行为上有问题，属于很糟糕的士兵。这个人被列为“万年一等兵”的理由是他智商不太够，对部队而言带着这个人相当麻烦，所以也把他抛弃了。而且关于确保食物、作业分摊等，他全部不需参加。
这个人既不会打水，也无法收集燃料，更不会煮饭，光是在货车车厢内睡觉。俘虏同伴会多少照顾他，不过遇到情势紧迫的时候，往往自顾不暇，只能担心自己的事情。最后，他的存在感日益稀薄，大家几乎都不记得有这个人，某天他终于从列车上消失了。讲得好听一些，有人说他下车“入院”去了，不过列车在大荒原上奔驰，根本没看到有医院的小镇。在没有任何体制帮助这个人的情况下，他大概没能够生还吧。
再往后的西伯利亚时期也是如此，谦二从未亲眼见过人员死亡。“大概就是那么回事，跟电影、小说不同，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
离开奉天大约一个月，十月二十八日的午后，列车通过一个大市镇的中央车站，最终停在离市镇一段距离的火车调度场。俘虏们受命在车上等了约一个钟头，当天色昏暗下来，便开始依序下车，并分成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有第一、第二中队；第二集团有大队本部与包含谦二的第三、第四中队；第三集团则有第五与第六中队。
火车通过市镇的中央车站时，俘虏们才知道这个市镇名为赤塔。赤塔为西伯利亚联邦管区赤塔州的首府，十九世纪为俄罗斯帝国的流放地。在日本军的地图上看来，离开海兰泡之后便无都市，直到赤塔之前，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市镇。
下车之后，听到告知下午五点的汽笛鸣响。处于不知未来会如何的状态下，谦二说，这声汽笛听来是一阵“非常悲凉的声响”。
当天虽然有配给早餐，但没有发放午餐、空着肚子的俘虏们，奉命走在寒冽阴暗的大雪中，当时谦二身上仅有一只背包，里面装着饭盒、水壶、用得又旧又薄的军用毛毯，以及少许的日常用品。
经过一个月的列车运输，抱着空腹走在寒冷阴暗中，实在非常痛苦。可以听到日本军官喊着“还剩几公里了”，激励大家继续往前。这里面也包含了运送死于货车上同僚遗体的小组。
让俘虏搬运遗体，可能是为了确认人员数量吧。苏联军队中的运输指挥官，应该确实有收到将俘虏移往战俘营的命令。包括遗体一同确认送达，必须让战俘营的所长明确人数，然后才能领取“受领证书”。不管是日本军队还是苏联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是这种情况。
大陆城镇的空旷大道上，仅偶尔出现几盏路灯，几乎没有汽车与行人的影迹。队伍经过不知名的巨大铜像与水泥建筑物前，步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终于抵达一处木造建筑。这段大约五公里的路程，此时却令人感觉如此遥远。谦二所属的集团在此停下，其他集团还需走到更远的地方，而且，此后再也未曾见过他们。
那时已是深夜了，累坏了的俘虏们也没有余力思考其他事情。他们在终于抵达的安心感中，分配决定各自要睡在三层床铺的哪个位置，吃过配给的食物后，立刻睡下了。
对谦二而言，从这一天开始，展开了他待在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三年时光。
[1] 半藤一利，《ソ連が滿洲に侵攻した夏》，文艺春秋，一九九九年。
[2] 介错：日本历史上指为切腹自杀者斩首，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的行为。
[3]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平凡社，二〇一〇年。
[4]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一九八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