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页 | 活着回来的男人-小熊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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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昭和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岁的谦二回到日本国内。虽然回到父亲雄次的家，但却完全没有什么戏剧性以泪相迎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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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谦二在战败后的日本，卷入不断更换职业的生活中。

一、西伯利亚归国者的处境

谦二父亲雄次的故乡，在新潟县中蒲原郡两川村（一九五七年并入新潟市）一处叫作割野的村落。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是信越本线的荻川站，此处是位于越后平原上一处平坦的农村。

割野正好在连结信浓川与阿贺野川的运河、名为小阿贺野川的附近，出了荻川站，越过横跨小阿贺野川的铁道桥梁，步行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当蒸汽火车通过铁桥时，桥上行人必须先躲到桥梁边侧，等待火车通过。

一九〇一（明治三十四）年从割野移民北海道的雄次，重新回到故乡新潟，已经是一九四二年了。雄次建于割野的住处，是将北海道住宅的木材拆卸后搬回新潟，再重新搭盖起来的房舍。是仅有寝室、客厅与厨房的小型平房，墙壁以蒿草及土壤混合涂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修饰，这一家人过着何等贫困的生活，可以说一目了然。

谦二抵达自己父亲的住宅当晚，晚餐是“极其普通寻常的餐点”，完全感受不到特别欢迎他回家的气氛。不过当时的农村饮食生活本来就十分困乏，而雄次在北海道累积的财产，原本想当作养老金带回故乡新潟，却因为从战争期间到战败之后的通货膨胀，存款不断缩水。谦二也没有特别询问父亲雄次家中的经济状况。

提起在割野的饮食，几乎没有肉可吃。流动小贩虽然会来卖鱼，但只会去有钱人家中兜售，所以连鱼都很少吃到。每天就是腌菜、味噌汤、蔬菜与米饭，偶尔加上咸鱼而已。因为是农村，二战之后虽然不至于完全饿肚子，但也没比西伯利亚的俘虏生活好多少。在西伯利亚时梦想返乡可以吃点红豆汤，看到家中景况，也说不出口。如果是外祖父外祖母，或许还敢试着要求看看。

住处附近有小熊的本家，由雄次的妹妹，也就是谦二的姑姑所继承，但她处于不问家事的隐居状态，家中大小都由她的长子掌理，而他与雄次的关系并不亲近——毕竟雄次十八岁就离开新潟，一直到六十岁才返乡。那位姑姑偶尔会瞒着长子的太太，从家中偷运些粮食给雄次，但能帮忙的，也仅只于此。

谦二回到故乡时，雄次已经六十五岁。虽然辞去“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家乡，但因战争中的通膨导致难以维生，他也做起将北海道的药草引入内地，做中药局津村顺天堂承销的生意。但日本战败之后，这个工作也随之消失了。

失业的雄次，改于自家玄关开起一间叫作“漫画堂”的租书店，为附近的孩子提供漫画出租的生意。收废纸的业者以一贯目（约3.7公斤）为单位买进漫画，雄次则以每册五日元的价格买入，出租一次收费二日元，大概以这样的规模获取一些收入。只是雄次单纯把租书当成副业，并没有因此赚大钱。

因为理解家中经济困难，谦二立刻对雄次表示“我会去工作赚钱”。接着在八月时，跟附近的木工交涉后，他便到位于新津的土木建设公司担任现场指导见习。那是一家从师父到木工总共只有五个人的小型建设公司。

我与介绍工作给我的木工一同到新津上班。步行越过铁道桥到荻川站，不过距离实在相当远，又没有巴士可搭。当对我父亲抱怨“太远了”时，他却只回答了一句“附近的人大家都走路啊”。虽然因此了解乡下人的忍耐力超强，但实际说来，乡下几乎没有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大部分的人都在村落里生活，不管是农家还是公所职员，或是理发师等等。

当时的日本处于都市人口减少的时期。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为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〇年快速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后，一九四七年又再次降回百分之三十三。

谦二从北海道移往东京的一九三二年，正值市场经济渗透引起恐慌，农村地区受到贫困压迫的时期。之后伴随全面战争使得重化学工业快速发展，人口持续移入都会区。但是在战争期间因为遭受空袭，产业基础被破坏，再加上人口疏散到乡村后，乡村粮食不易输送到都会区，日本战败之后，都会区的人口比率又降回一九三五年的水准。

一九四八年谦二回到故乡新潟时，便是处于这种时期。这个时期的农村地区并无足够的产业基础可以吸收都市疏散人员或从国外撤退回来的人，呈现农村劳力人口过剩的情形。谦二所在的割野村，也几乎没有可以获取长期固定薪水的工作。

这些过剩的劳动人口，以及同时期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于一九五〇年代之后流入都市，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过那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谦二来说，还是必须先找到工作维生。

谦二当时二十三岁。虽然曾经在西伯利亚做过建筑工作，但没有担任现场指导的经验。虽说是现场指导见习，但工作不过就是照看现场作业状况而已。

不过过了大约一周，疏散到冈山的伊七写了一封信过来。从舞鹤回新潟途中，谦二曾经写信告知伊七他返乡的消息。“自己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头脑有点昏昏钝钝，不过当时猛然惊觉，自己非常想见外祖父母，而且也得让外祖父母知道自己的状况，当下立刻就想出发。”

他向公司的师父报告收到外祖父来信，而且马上要启程前往冈山。但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建设公司，“没有长期休假这种福利”，因此就算是离职了。当然，这一周的见习工作等等，也领不到薪水。

刚返乡的谦二身上其实没钱。回国复员时虽然有领到几千日元，但回家之后马上全部都交给父亲雄次，且其实仍不够让他前往冈山。结果这笔旅费还是由雄次支援。“父亲理解我与外祖父母的关系，虽然有所觉悟我可能会在冈山定居下来，但仍然出资让我前往。”

从荻川站出发，花了一日一夜，经由京都前往冈山，一直来到伊七疏散的地点。通过京都之后，路过大阪与神户时看到了空袭后被焚毁的废墟。先前经过的新潟与京都都未曾遭受空袭，这是回国后第一次见到空袭后的景象。

阪神的重工业地带遭到彻底破坏，只看到剩下的扭曲钢筋，心想这景象真是凄惨。不过在西伯利亚通过《日本新闻》，已经知道日本都市遭轰炸焚毁，因此内心也只是想着，因为是战争，所以才落得这般地步吧。

抵达山阳本线的濑户站，然后步行大约两小时才来到外祖母小千代娘家的吉田家。一九四〇年曾经跟着小千代一同返乡过，谦二凭借着当时的记忆走到目的地。

出身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最初是疏散到伊七的老家。但掌管老家的甥儿生活穷困潦倒，因此才改搬到小千代娘家。政府虽然命令都市居民必须强制疏散到乡下，但疏散的去处却必须由民众自行负责找寻。

吉田家的房屋属于中型农舍，但是住在这里的还有丈夫死于战争、带着四个小孩前来的女性，以及由东京、京都、横滨等地，因疏散前来的三户亲戚，大约有十个人。伊七与小千代已经挤不进主宅居住，所以只能住在距离庭院有点距离、八叠大小仅有一房的木造贮藏室。

四年不见的重逢，伊七与小千代亲切地出来迎接谦二。谦二在九月上旬抵达，此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就与伊七和小千代在贮藏室共同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仍旧叫唤他“谦”，比起新潟，此处更让谦二感到安心。

不过此地的生活也非常严峻。在这个贮藏室内，虽然有从中野运来、让谦二怀念不已的餐具架和佛坛，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其他留在中野仅有的一点家具，因为一九四五年三月东京大空袭后遭强制疏散，政府无法分配足够的输送力，因此无法运来。

伊七此时已经七十二岁，小千代则是七十一岁，而且伊七还半身不遂。雄次自己也因通货膨胀，存款缩水，所以无法期待他的援助，只能极力节省现金支出，连鞋子穿坏了都无法购买，谦二与伊七一同将蒿草敲软后，自己编织草鞋。

饮食方面，除了米饭与蔬菜之外，只偶尔吃点酱油煮鱼。农家的厨房仅有灶，既没瓦斯也无自来水。贮藏室内虽然有盏电灯，但除此之外处于“完全没有文明器物”的状态。金属式的澡盆，也就是所谓的五右卫门风吕，必须去户外水井以水桶打水运送数十次，接着捡拾蒿草或树叶烧火煮水。加上谦二总共有十一个人要洗澡，到了后半段水都混浊了。谦二认为：

官僚或高阶军官们，即便战败，在停战和约后仍可领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辈子存下来的钱，却在战后通膨中消失殆尽。发起愚蠢的战争、造成大量死亡、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绝境的那票人，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

此时小千代也哀叹联络不上自己的二女儿美登里。谦二的母亲芳江是小千代的长女，已经死于结核病。对小千代而言，美登里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美登里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便与丈夫和两个小孩一同移民巴西。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时，她还写信回来说，一九四〇年会回来拜访预定举办奥运的东京，但此后因为战争断了音讯，尽管战后不知写了几封信联络，仍然音信全无。

我还记得战争之前拿着写有美登里姨妈地址的信封，靠着在早实学来的英文字母，帮忙写下葡萄牙文的地址：“Asai, Santa Catalina, Parana, Brazil Asai”（Asai，圣卡塔琳娜，巴拉那，巴西）。巴拉那是州名，圣卡塔琳娜是铁道路线的名称，Asai是住有大量日裔移民的城镇，据说是来自“朝日（Asahi）”这个词。

吉田家的长男与次男都对美登里有所抱怨，“自己的爸妈处境如此艰难，竟然连一封信也不回”。吉田家长男目前是一家之主，次男则在附近经营一家收音机店，生意相当兴隆，次男的儿子之一在冈山的日银支行上班。谦二也曾经到冈山去拜访这位次男的儿子，当地经历过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空袭，当时正在复苏重建当中。

大约与外祖父母生活了一个月，谦二开始思考今后的情况。究竟应该待在冈山陪伴伊七与小千代，还是回到新潟与父亲雄次过生活。对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只有谦二这么一个帮手。如前所述，雄次其实也担心谦二就这么在冈山定居下来。

谦二对于自己应该回到新潟或是留在冈山，感到犹疑不定，而让谦二下定决心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伊七，若无其事说出的一句话。

外祖父对我说“够了，可以啦！”让我知道回新潟才是对的。外祖父无论如何至少跟亲戚们住在一起，可是父亲却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而且当时也觉得，即便没有共同生活，孩子奉养照顾父母，也是理所当然的。

十月初，谦二离开了冈山。在贮藏室前，伊七与小千代对他依依不舍。从结果而言，这是谦二与伊七最后一次见面了。

虽说如此，即便回到新潟，割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离开冈山后，谦二先前往东京一趟。入伍前就职的富士通信机基于对出征士兵的义务，理应保障他到归国复员为止的职位，而且他离开时间的薪水，应该也要依照入伍前的薪水基准，在不换算通膨的情况下，汇款给父亲雄次。

当时因为粮食供给困难，对流入东京的人口数量有所限制。如果没有东京的在职证明便无法领取米谷存折，没有官方发给的米谷存折，就无法购买配给米粮，只能在黑市购买高价的稻米。当时的米谷存折，实际上就等于身份证明书。如果能在富士通信机复职，就可以领取米谷存折，谦二抱着这份期待，搭上了山阳本线。

看过了遭受空袭烧毁的神户、大阪与名古屋后，来到东京果然也是一副废墟景象。抵达东京后他先前往位于中野、伊七的侄女家借住。伊七事前已经写信给侄女请托。这位侄女的住宅与谦二住在高圆寺时的“长屋”类似，都是两层楼建筑，二楼目前空着。侄女的丈夫是一位性格爽朗的电器工人，因为战后重建的需要，收入似乎还不错。

在此处大约叨扰了两周，虽然是远亲，他们一家还是热情接待了谦二。谦二却在半夜因忍不住饥饿，把家中整批蒸煮的芋头都吃掉了，从西伯利亚返国还不到两个月，看到食物就忍不住要吃掉的习惯，还没彻底改掉。

首先，谦二先前往入伍之前居住过的中野的住处一探，但谦二原本居住的区域，因为空袭已经彻底变成废墟。

这个区域的整理完全没有进展，活生生就是被轰炸后的模样。烧剩的木材与其他尚可使用的物资都被搬走了，只有垃圾被散乱地留在原地。原本那么大的中野公营市场，完全看不到痕迹，只留下焚烧过后的残迹。当时无限感慨，我的故乡已经完全消失了。

即便这种状况下，战争之前我常去的理发店，搭个帐篷又开始营业了。让人感到怀念的景象，也令人感到无限的欣慰。在西伯利亚也是，我一直认为类似理发师或电工等，拥有生活上必需技能的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韧。

接着，他前往小学时居住的高圆寺一带。这一区没有遭到战祸波及，令人怀念的商店都还留着。“拜访当时隔壁的裁缝店，昔日的小女儿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着实让人吃了一惊。算算我离开高圆寺已经超过十年了。”

伊七的侄女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的模样，不过谦二的感觉也不见得精准。某天，伊七侄女突然问：“小谦，你觉得天皇陛下如何？”谦二回答说：“我认为天皇先退位一次比较好。”结果伊七侄女突然有点情绪化地说：“我不喜欢小谦这样的回答。”

因为我自己当过兵，所以理所当然觉得，发布开战诏书的大元帅为战败负起责任，是极其正常的。战争结束了，时代的氛围多少有些变化，而且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天皇应当退位的舆论。

可是年长者们的想法却不同。当时如果讲自己“从西伯利亚回来”，开始会被说“西伯利亚回来的人，因为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所以都变成红色的”。与不同对象说话时，如果不小心说溜了嘴，搞不好就会遇到很糟糕的情况。

在乡下即便到战争之后，还是有人把天皇的照片“御真影”与祖先的照片并排，年长的人们依然质朴地尊敬着天皇。但是遇到节日时，却不再挂出日之丸国旗。普通的人们，光是为了生活就费尽千辛万苦了，对于这种仪式性的习惯，大概都抱持着怎样都无所谓的想法吧。

顺带一提，谦二对天皇的想法，在当过兵的人之间并不算特别。特别是年轻士兵或低阶军官们，在军队中被严厉教导如《战阵训》：“不受生而为囚虏之辱”，或者舰长应该与船舰共存亡等价值观，这些人对于自杀失败遭俘的东条英机充满了蔑视感。因此要求写下开战诏书的天皇必须以某种形式负起责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举个例子来说，参加过吕宋岛战役的原陆军少尉神岛二郎，或者搭上战舰“武藏”的水兵渡边清等人，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都曾写下文章，认为昭和天皇应该负起战败责任自杀。一九七四（昭和四十九）年在卢邦岛（Lubang）被“发现”，之后以右派言论招惹众人注目的原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也在归国隔年的访谈中表明“天皇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1]。

之后，为了达成此趟来东京的目的，谦二前往位于新丸子的富士通信机。该处工厂并未遭受空袭，仍可以见到过往的同事与上司。

可是，最终他仍无法于富士通信机复职。过往曾任财务部主管的人，目前担任“人事或劳务科长”，谦二与他面谈时，这位科长会在闲谈间若无其事地打探：“你好像在西伯利亚受过‘教育’，感觉如何？”接着，又以战后复员人数众多，无法立刻复职，不过仍会照样支付与先前一样的薪水等理由，要求谦二先在家等候消息。

实际上，在战争之前谦二曾与这个科长发生口角。

当时那家伙担任财务主管，属于拍上司马屁的类型。会在下班之后偷偷记录比科长先离开的员工，自己一定等到科长下班后才离开，就是这种货色。我自己算是善于工作的类型，所以总是赶紧把业务完成，时间到了就回家。这家伙会在下班前三十分钟左右，突然拿会计业务的工作过来要我处理。我当时年轻，某次就在房间外向这个主管抗议。他只随便找个借口含糊带过，说：“因为你是优秀的课员，才想多交代一些工作给你。”当时就觉得他是个啰唆的家伙。

当我从西伯利亚回来，竟然是这家伙负责申请复职者的面试。如果申请复职就应当接受，这是制度规定下的义务，所以公司应该已经接纳过先前从其他战场回来的人员。只能说，人生究竟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公司果然汇来与过往相同的薪资，与入伍前的金额一样，但因为通膨的关系，现在给这种薪水根本不够过生活。

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因为是“西伯利亚归国者”所以遭到警察监视，在地域社会中被歧视，求职时面临不利的处境等等，许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经验。谦二在这次面谈之后，事实上就等于已经断绝了进入日本大型企业之路。之后，谦二便开启了宛如滚石般的日子。

二、滚石般的日子

不得已之下，谦二开始在东京找工作。很快地，他寄宿处的电工，介绍了一个从事掘井业务的挖掘公司事务员的工作。因为谦二拥有中学毕业学历，曾任职富士通信机担任会计业务，懂得初级会计，而且社长的儿子相当同情“西伯利亚归国者”，这些大概是谦二受雇用的原因。

这家挖掘公司是一家大约只有三十名员工的小企业。谦二原本应该担任事务性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竟被命令前往山形县米泽近郊，担任掘井工作。

这个时期，为了日后将废止蒸汽火车、导入电车的规划，奥羽本线正在进行福岛—山形之间的电气化工程。作为此项施工的一环，位于奥羽山脉县境的隧道福岛与米泽之间也需要更新电气化。可是当地位于山顶附近，缺乏工事用水，所以才委托开掘一口水井。

谦二前往现场，该地接近山顶，就在隧道出入口一旁。谦二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间，与现场工头夫妇一起居住在工事附近的工寮里。这项工作就是加入燃料启动挖掘探头，当机器开始挖掘时需在一旁监视。

可是此时雄次却从新潟寄来一封信。

当时我找到这项工作后，就写信回报人在新潟的父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书信往返了好几次。我打算在东京的公司找一个办公员的工作，但父亲似乎不太了解状况，以为我是巡回各地负责探井的工人，便来信说，如果只能找到这种工作，还不如回新潟。确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工作实际要负责什么业务，所以十二月底领完薪水后便辞职了。先回中野外祖父侄女家收拾行李，接着返回新潟。

在新潟的老家，没有任何特别的庆祝下，迎接了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因为不得不找份工作，一月时谦二看了报纸广告栏，前往新潟市内一家叫作“今枝火腿”的公司应征，获聘之后果然还是担任办公员的工作。

这家公司生产维也纳香肠、火腿，法兰克福香肠等产品，主要卖给位于新潟的美军军政部。谦二在该处担任会计职务。

因为无法从割野直接到新潟上班，所以联络上了住在新潟市内、父亲第一任太太的女儿。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的丈夫，任职于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住在公司宿舍，谦二便借住该处上班。这位姊姊的员工住宅，有两间四叠半、一间三叠的房间，夫妇两人加上两个小孩，一家共四口人。因为谦二的搬入，十九岁的女儿把原本自己使用的三叠房间让给了谦二。

谦二任职的这家公司算是新兴企业，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小公司，有大约二十名员工。其中七名是事务与业务职位，其他则是火腿工厂的工人。社长好像住在六日町，把公司业务都交给原为陆军上校的老战友管理。

谦二任职的事务部门借用新潟市内繁华大街上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是一幢两层楼的店铺建筑。一楼是火腿贩卖店，二楼为办公室。办公人员多为中老年，有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人，也有据说过去曾于银行任职的人，看样子都不甚忙碌，大家边喝茶边闲聊。似乎是离开公职的原军人与原银行员，靠着人脉集合一处成立的公司。

他们话题的中心，大多是撤退回国时有多辛苦，以及抱怨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我曾经为了公司的业务，拜访了那位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的经理人，租住在一栋破旧两层楼房的二楼，没有隔间，与太太和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挤在一起。听说过去他们住在奉天，现在看来确实很贫苦。对战争之前过过好日子的人而言，战败之后的生活，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因为大家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所以也不谈战争时的话题。三十多岁的工厂厂长，曾经服役于重巡洋舰“那智”号，还记得在工厂闲聊时他说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当“台湾冲航空战”结束后，因为收到日军大获全胜的误报，军方命令“那智”号出航，“乘胜追击敌军残兵”，启航后一看情势完全相反，他们赶紧冒着危险逃了回来。不过即便是这位愿意谈战争体验的厂长，也绝口不提稍后的雷伊泰湾海战，或者在马尼拉湾遭受空袭导致“那智”号沉没等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那个时代，毕竟大家的战争记忆都还鲜明，所以尽量避开沉痛的话题，只挑有趣或可笑的战争体验聊。

我父亲在日本战败前后，因为从事自北海道引入药草的工作，某次搭青函渡船时遭到美国军机扫射，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不过这种话题只会在闲聊时附带一提而已。我自己也几乎没说过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因为我回国没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说明，其他人仍然无法理解这类话题。

“今枝火腿”除了办公室兼店铺的楼房外，在距离新潟市不远处还有一块三十米乘以三十米大小的土地，这里就是公司的小工厂。因为必须出货给美军，所以卫生管理相当彻底，地板铺上水泥，机械设备也都是现代化的生产器材。为了生产烟熏火腿，还设有专门的烟熏室，工厂监督们也都穿着白袍。在工厂内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新潟当地居民，男男女女都忙于工作。战争之前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没吃过火腿，即便在战前日本高速发展期，大概也只有鱼肉火腿比较普遍，从这点看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生产真正的火腿，也算相当前卫的尝试。预测到美军的需要与日本民众战后饮食习惯的变化，这家公司可以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company）。

处理办公室业务时，偶尔会收到法兰克福香肠的样品。谦二本人也没尝过这种食品，但也不排斥尝试，吃过之后甚至觉得相当好吃。这些香肠火腿在当时都属于高级品，以谦二的薪水还购买不起。不过销售状况似乎相当好，工厂几乎是不停运转地拼命生产。

与工厂的繁忙相对照，办公室员工的工作就显得有点诡异。谦二说：

我的工作，就是为了逃税制作两本账册。至于曾在银行工作过的那位员工，大概十点半上班，傍晚露个脸后便下班。他的工作，是从A银行户头领出款项，再存入B银行户头。之后再由B银行领款，存入A银行。这么做可以增加实际交易业绩，能够帮公司获得更多融资。不过公司仍是负债累累，这些不过是让经营上更好看的粉饰工作。

不怎么工作的白领阶级，与拼命工作支撑他们的蓝领阶级，这种组合正好反映出战争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视的状态。在江户时期，农民的劳动时间从黎明到日落为止，大概十到十三个钟头（冬天与夏天有所差异），与此相对，在萨摩藩服勤的武士，工作时间大约三小时。明治维新之后，仍然沿用这种“武士工作时间”的旧习，废藩置县后的政府部门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即便到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采用八小时制度后，夏季午后仍带有午休时间。^[2]

在这种习惯之下，工作时间短却可领取高薪资的“官员大人”生活，一直是小老百姓羡慕的对象。二战之前承续政府部门工作形态的许多大企业，不仅在白领与蓝领的待遇和工作形态上采取不同安排，甚至连进公司走的门都不同。二战之后劳工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撤除这种“歧视待遇”，这点就如同我们描述谦二为富士通信机工作时提到的一般。

其实这个时期，一些本身没有技能、只依赖既成秩序生活的白领阶级，也开始尝到地位没落的经验。日本战败之后记载自身地位没落的回忆录，大多都是由都市中产阶级与他们的下一代写成。

在这种状况下，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日本开始采取被称为“逃逸线”（Dodge Line）的金融紧缩政策，经济因此进入不景气期，原本大量雇用归国复员者的企业，开始整编、裁撤冗员。

谦二也收到富士通信机寄来，说明希望他自行退职的信件。当时面谈后请谦二回家等候消息，却再也没来消息，负责人摆明了要弃谦二于不顾。谦二心想“反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答应了离职。公司虽然也支付了退休金，但仍依照谦二入伍前的月薪基准来计算，因此这笔金额根本不敷生活所需。

到了四月，这次轮到“今枝火腿”这家公司开始摇摇欲坠了。经营散漫，雇用不认真工作的办公人员，财政上不断以杜撰的账务鱼目混珠，终于尝到恶果。

工厂全面赶工，火腿贩售也很好，但还是发生了薪水迟发的状况。当时我骑着脚踏车去工厂，听到工人们纷纷向我抱怨：“商品卖得这么好，我们也拼了命地工作，为什么薪水还会迟发？”

因为公司经营太过草率，似乎无法长久经营，薪水也逐渐无法正常发放，所以谦二开始找寻下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通过工厂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介绍了一个新潟市内证券公司的工作，谦二再度以办公人员的身份就任于该公司。那位太太也是从中国东北返回国内的人。

只不过，虽说是“证券公司”，但只是大战之前日本传统股票中介的“株屋”，换个名称继续营业而已。在新潟有处理稻米行情的证券交易所，有不少“株屋”就是专门在处理此类稻米交易行情。

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株屋”的“社长”个人家中，里边座位上坐着生病中的社长，社长座位前到屋子廊缘之间有块泥土地面的“土间”，空间里排放着掌柜、采购、联络人以及事务员谦二等人的桌子。掌柜负责判断米价行情，把指令发给派遣到证券交易所的采购，由他进行交易。介绍谦二这个工作的“今枝火腿”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也在这家公司担任办公人员。

八月前后，因为与公司的社长吵架，谦二便辞职了，他说“吵架理由已经忘记了”。在同一家公司长期工作，按照年功序列领取薪资的现在日本企业制度，当时仅限于一部分的大企业办公人员与政府部门的职员。对工作再久也不会调涨薪资的中小企业员工而言，与公司之间发生不愉快便走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更何况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公司也不多。

下一个工作机会还是通过“今枝火腿”的工厂去寻找。当时谦二在同父异母的姊姊家中吃过早餐，拿着午餐便当，便到处去找工作。因为与火腿工厂的工人们还算意气相投，辞职之后还是得以进出工厂。工厂一直有相关买卖的从业者出入，等于是一处情报交换中心。

在该处，谦二与卖猪给工厂的中介交情还不错，之后开始帮着这位牲口中介做起生意。牲口中介是采买牛、猪的中介买家，他们前往农村采购牛、猪，之后运至屠宰场处理，再卖给肉店或工厂。

谦二跟着牲口中介四处前往农村与屠宰场。这个牲口贩子会看准农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测量重量的砝码上涂抹牛粪，让牛只重量看来较轻，趁机贱价购入。另外他们也在屠宰场前的水池，用水清洗解体后的动物内脏。在“今枝火腿”工厂为了制作火腿或香肠，会将内脏翻过来彻底清洗，但在进货的时候，这些货品均已在屠宰场中做过简单的初步处理了。

牲口贩子除了在各农村走动，其间的空闲还会兼差当黑市买卖的助手，帮忙搬运黑市稻米。即便其他物资逐渐开放自由买卖，但政府依旧管制稻米的流通。

虽说是黑市买卖，不过就是从荻川农村的农家买米，拿到“今枝火腿”工厂贩售，只有这种程度而已。新潟车站的月台上有经济警察监视，所以背着装了米的背包时，也不能让人看来觉得很重，得假装背包很轻盈的样子。对于这种小规模的黑市稻米，警察原本就不会一一取缔。毕竟光靠国家配给的稻米额度根本活不下去，警察们也理解民众们的苦处。

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在牲口贩子的斡旋下，谦二干起“坐猪仔”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将二十头左右的猪赶上国铁（国家铁道）货车，搭夜车把猪运送到东京。火车货车的单侧架有一块木板，区隔出上下，人坐在上段，下段则放置猪只，所以才被称为“坐猪仔”。

如果猪的状况不好，感觉快死掉时，必须立刻割断猪颈动脉将血放掉，所以要我身上带把刀。因为猪死掉后内脏会迅速开始腐败，那么这头猪只就算浪费掉了。从西伯利亚之后，我已经相当习惯搭货车旅行，但那股臭味与猪的叫声实在太过嘈杂，让人难以入睡。

大约黎明时分，搭载猪的货车便会抵达东京。搭夜间列车打瞌睡时，会被连结器发出“喀呛”的声响惊醒。当列车进入芝浦的支线后，把猪卸下交给东京方面的中介人和他的下属。之后便由中介人将猪送往芝浦的屠宰场。

芝浦的中介人让我到他家休息，洗完澡后还提供早餐，吃完后拿取猪领取收据。中介人的住宅位于屠宰场附近，当时家中还能拥有澡堂，已经算得上惊人的奢华了。从战争期间到战争之后，我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当时只觉得“有钱的地方还是有钱啊”。之后回到新潟，把收据交给牲口贩子，就算完成了一回工作。

在粮食不足与物资统制的状况下，造就了部分物资流通业的商机。此时，“黑市买卖者”便一转升格成为“战后暴发户”。

原本谦二就没打算太过深入这个业界，“虽然做过几回‘坐猪仔’，但都属于牲口贩子临时委托的工作，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时期的谦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赚钱活下去。谦二说：

当时的服装大概就是类似宽松夹克服之类的，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几乎没什么印象。至少几乎没穿过西装。也没有从事过需要先面试才能就职的工作，所以没有穿着西装去面试的记忆。因为生活层面与心理层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当时也几乎没再看过，也不记得假日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从早到晚过着这种日子的谦二，一九五〇（昭和二十五）年正月回到家中，请父亲雄次帮忙介绍工作。谦二自己说：“当时心想一直帮牲口贩子打工，也不是个办法。”在此之前的工作，都是靠自己的人脉，或者偶然间找到的，这是第一次通过父亲介绍工作。

这份工作，是因雄次的外甥正好在龟田的点心店工作，所以介绍谦二也到那边“修业”工作。“父亲只有小学毕业，从没想过靠学历就职，加上战争之前有句俗话说‘做餐饮绝对不会失业’，我自己也是听外祖父这种论调长大的，因此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雄次在龟田的妹妹，育有四个儿子（雄次的外甥）和一个女儿（雄次的侄女）。四位外甥当中，长男在战争中死亡，次男已经结婚，经营一家点心店。三男从战地回家后，便娶了长男的遗孀，继承家业，继续经营脚踏车店。另外尚未独立成人的四男与最小的女儿，则与三男一家一起生活。

谦二的妹妹秀子，一九四九年三月从新发田的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新式中学的教师，并前往龟田就任。于是便在雄次外甥，也就是那位继承家业的三男家中住下。谦二也住在此处，并到次男的点心店工作。

那位三男的住处是幢旧宅邸，房间数量较多，但除了三男夫妇与他们两个孩子外，再加上四男与小女儿，以及我和秀子，算算也挤了八个人。三男与长男遗孀结婚，是为了存续家名，过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龟田这地方，称此种状况为“名折”^[3]。

那家点心店的外甥，会自己制作内馅。当时砂糖价格仍高，所以他混合使用了称为甘精^[4]的合成甘味料，因为混合比例掌握得宜，味道颇获好评，连近郊的商店都会来订货。因为这家点心店需要人手，所以谦二才能前往就职。话虽如此，谦二说：“那根本称不上什么就职，不过就是以二十四岁的‘高龄’，为点心师进行‘奉公’^[5]服务罢了。”

谦二在该店，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学习揉捏糕饼内馅与豆沙包的外皮，积累自己的修业。可惜这个职业也未能持续长久。

那个外甥酒品很差，而且每天都要喝酒。喝的量愈来愈多，最后从白天就开始喝得醉醺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就倒下，一整天都在睡觉。等到酒劲过了，酒也醒了，又开始下一轮，从头喝起。逐渐地连工作都无法处理，最后甚至妄想我与他的太太“有染”，到处乱说，结果我在割野的父亲还特别训斥了他一顿。当年因为年长者还具有相当权威，外甥嘀嘀咕咕地向我道了歉。不过这种情况委实令人不悦，当年五月，在取得父亲谅解之下，我便辞掉了这个工作。

无计可施的状况下，谦二只好前往职业介绍所，通过介绍所觅得一个小制版公司的工作。当时出版业正值复兴时期，制版公司的效益相当不错。这家制版公司有三个职工，谦二担任办公事务员，加上社长，这次又进到一家全公司只有五个人的小企业。

谦二搬进制版公司的二楼居住，每天自己做饭。因为是制版业，为了使用药品与火，所以备有自来水、瓦斯与淋浴间。“全部的家当只有棉被、少许衣服、锅与稀少的餐具而已。房间的角落塞着纸箱，里面不知装着什么。虽说自己做饭，不过就是煮点味噌汤而已。”

只是，在这家公司也无法专心担任事务员工作。社长企图扩大燃料业的业务，比起办公，更多时间都在忙于燃料业务。因而谦二还得兼任外送薪炭与采购燃料的业务员，甚至为此还取得了机动脚踏两用车的驾照。骑着小摩托车，上边堆着一俵^[6]、有时候甚至是两俵的木炭，到处送货。

在这个时代，进入类似谦二就职的这种三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如果工作量上无法达到让公司会计整天埋首于办公桌的程度，那么让企业仅就会计业务便支付一个员工薪资，是绝无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处理办公桌业务的工作，只有在大企业才看得到。

另外，谦二回国后的就业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时刻成为政府统计上的“失业人口”。离职之后总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职业介绍所，也只有一九五〇年进入制版公司就职这一次。

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总人口约有七千七百万，其中一般劳动力约有三千三百万人，军队约四百万人。日本刚战败的这段时期，归国复员军人、军眷、从国外撤回者，以及被军需工厂大量解雇的人，总共高达一千万人。即便如此，却没有出现失业人口暴增的事态。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个时间点上，一整个月完全没有工作的失业者，统计上只有一百五十九万人。

日本失业率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原因大概是拥有大量自营业、中小企业，以及被称为“家政助手”的工作，这些公司及行业吸收掉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失业保险保护，可以说许多人不得不找临时工作过渡，或依靠家庭照顾生活下去。

经济学者东畑精一与野村正实认为，这种状态与先进国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张应该称之为“全部雇用”来做出区别。^[7]日本的失业率，即便在谦二为了生活苦战恶斗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现出未达百分之一的状态。

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只谦二，他周遭的人们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几乎都没空谈有关政治状况的话题。虽然如此，谦二也不至于与当时政治状况毫无关联。

谦二还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领军美军寄来一封传唤信件。谦二从西伯利亚返国抵达舞鹤时已经回答过美军有关赤塔周边苏联军事设施的询问，这些人当中，有时为了确认当时记忆是否正确，会再次召集一部分人进行问话。谦二回国之后，也好几次都发觉，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领美军检查的痕迹。

传唤的信件中附有占领美军发行的乘车通行证。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运输力不足，物资运送不及，许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国铁火车到郊区购买食材，有段时期处于列车老是客满、车票也难以入手的状态。不过许多时候列车会加挂占领美军专用的客车，而这些车辆往往都还有空位。谦二拿到的乘车通行证，虽然只是普通的三等车厢车票，不过也是张前往东京的免费车票。

他靠着这张车票抵达东京，前往占领军接收的丸之内邮船大楼报到。日本邮船大楼，是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景气时盖起的大楼。

他被带到房间内，日裔第二代的负责官员开始询问，给谦二看赤塔建筑物的航空照片、苏联军装的图绘，问他穿着什么军装的人会进出哪些建筑。询问口吻很温和，并不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从各地征调不同战俘营的人聚集一处，偶然遇到当时一起拘留赤塔的人，还稍微交谈了几句。

趁着这次到东京，他也造访了早实时代的朋友。一位与他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同学，转职到占领军相关工作。当时通货膨胀相当剧烈，大家都说那是一个做黑市买卖比当白领还赚钱的时代。

这位同学与谦二同年，已经结婚并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儿，有点沧桑感。谦二并没有与同学进行太深刻的谈话便道别离开，通过当时占领军于主要车站都有设置的RTO（铁道输送事务局）引导，搭上还有座位的蒸汽火车，返回新潟。

谦二回国后，偶尔仍会阅读新闻。雄次家中订阅的是《读卖新闻》，不过谦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场所阅读。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龟田任职时，也没余钱可以自行购买报纸，而是在上班场所等处阅读。

虽说有看报纸，但当时谦二并没时间能够仔细阅读。对当时知名的下山事件（国铁总裁下山定则遭谋杀）或松川事件（东北线松川附近列车疑遭破坏出轨）报导，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但也仅止于此。“中学时期开始关心国际情势，比起内政新闻，我习惯先阅读国际消息，与战争之前相比，新闻显得自由得多，外电报导增加是好事一件。”

这个时期的选举大概都投给谁，谦二也不太记得。他说：“大概是共产党，或者是社会党吧。并非对政治完全不关心，只是没那份余裕。内阁如何轮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谦二所在的选举区位于新潟一区，但不管自由党、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选举运动，他几乎都没有留下印象。他曾经看过已经成为教员的妹妹秀子，在“教员组合”的动员下，为了支援选举而走上龟田街头的状况，不过并没有特别的感想。

只是，虽然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但谦二说那“也不过是为了牵制保守政党而已”。

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抱什么幻想，因为自己在苏联看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比起苏联，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

但最敬谢不敏的，还是大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完全不考量战争责任，我自然不会投给他们。所以不管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都好，只要不是保守政党我就投给他们。投票给这些人后，心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取得政权。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大选，共产党“跃进”三十五席，取得这种程度的席次，大概也无法改变整个大局。

另外谦二说他对日本国宪法也不太关心。

可能是因为公布宪法时我人也不在国内吧，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既没读过宪法，对宪法也没什么记忆，周围也没人在谈宪法，说到宪法，大概就是，喔，“那又如何？”的感觉。总之不会成为吃饭聊天的话题。

实际上，谦二的说法，正是当时一般民众的反应。在日本共产党主导的一九四六年五月“粮食国际劳动节”中，游行标语牌上出现过一句知名的诉求“先给米饭再给宪法”。

总之，共产党反对留下天皇制与容许资本主义的宪法，社会党则有不少议员认为社会福利规范不足，抱持需要改正的意见，而所谓的“革新阵营”则揭起“护宪”大旗。但这些讨论要引起广泛的关心，大约得等到一九五〇年之后了。

比起这些，当时谦二更关心的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战争问题。“我其实不太关心国内政治新闻出现什么冤狱之类的报导，不过报纸上刊登有关东京审判的判决消息，倒是会去理解阅读。”

A级战犯的那些人，在审判上遭受那些判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动战争，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团混乱的家伙，绝对不可原谅。什么广田弘毅身为文官与其他战犯不同，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出在这里。但对于不追诉天皇责任，却怎么都不能理解。

因为生活压力所迫，几乎没有机会与他人谈起战争体验，但对自己体会过的战争真相，谦二一贯都保持关心的态度。从西伯利亚回国之后，最初买的一本书，是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James A. Field）所撰写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日本弘报社，一九四九年）。

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本不应该买书这类东西。但对于把自己、外祖父母与父亲都卷入的战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因为在战争中政府只发表虚假的资讯，完全无法得知战争实际状况，所以更加令人想要搞清楚。

雷伊泰湾的海战，是自己被征兵之前印象最深刻的战争，甚至还发动提灯笼游行庆祝胜利的事情。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所以才买下费尔德的著作。之后，也在书店站着阅读，陆续看了一些书。

读到吉田满的《战舰大和的末日》，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谦二读到的，是刊载于一九四九年《沙龙》杂志六月号，改以新日语假名排版的《军舰大和》版本。

《战舰大和的末日》是服役于大和号的少尉吉田写下自身经历的作品。原本以日语的文言文体写成，预定一九四六年刊载于《创元》杂志，但因为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检查而被全文删除。这个文言文版本，在一九五二（昭和二十七）年占领期结束后，由创元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不过在这之前，有另一个把可能会遭受检查的部分删除后修订发表的版本。而谦二所阅读的正是这个修订版。

自己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听说日本有大和与武藏两艘巨大战舰的传闻，连存在都是一个机密，因此它们何时沉没于何处，就更无法得知了。虽然阅读了记载大和沉没前最终情况的文章，但却是刊登在所谓的“廉价庸俗杂志”上。会在这种娱乐杂志上留下战争记录，也确实相当令人吃惊。

我认为作者把自己当时的意见如实陈述，同时也站在战争结束后的立场，提供客观思考的观点，确实具有相当价值。书中有记录到，大和沉没之前，为了尽量修正船舰倾斜的状况，在没发出避难通告的状况下向轮机室灌注海水，造成轮机员死亡的状况。事后似乎有人批评，提出高层这么做导致士兵死亡竟然未遭斥责的说法。但身为舰桥士官，这道指令感觉上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命令，所谓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时期，虽然对苏联与西伯利亚有所关心，却没有深入思考的余裕。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仍觉得“果不其然变成如此”。谦二在西伯利亚时期读过的《日本新闻》中，有幅漫画描绘蒋介石政权接受美国援助不断吞入美金，但却没有下半身可以消化，结果纸钞只能不断从身体中掉落出来。

一九五〇年起，日本共产党转为地下活动，因为活动方针不同而形成分裂。此事件肇因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针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和平革命路线而进行的批判。

因为我自己关心苏联相关事物，所以当时也读了这篇批判文。文中指名野坂参三，且用了许多不该对人使用的污秽字眼进行批评，实在非常恶劣。这不禁让我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民主运动，让人心生不快。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想，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了。七月左右，有一篇美国记者写的通信社新闻报导，说美军先遣部队以反坦克火箭攻击朝鲜军的T-34坦克，却完全起不了作用。读到这边，立刻想起在苏联见过的T-34坦克。”

九月之后美军自仁川登陆，正式介入朝鲜战争。朝鲜军完全败退，眼看大势即将底定，十月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加入战局。此时新潟到处流传着“美军将被迫撤退”的流言。因为“朝鲜战争特别需求”而喧嚣说经济有所好转的状况，谦二的亲身体验是，“完全感觉不到景气有好转的现象”。

为了填补原本驻扎日本的美军被派往朝鲜半岛后的空缺，GHQ在八月发出政令，开始募集警察预备队（日后成为自卫队）。“所谓的警察预备队，任谁看了都会觉得那就是军队。因为自己遭遇过军队与战争的悲惨状况，认为没有军队才是最好的，所以对警察预备队的成立感到很不开心。”虽然谦二的生活很艰苦，却“从未想过要加入预备队。到现在还要回头去加入战争，根本不可能。不想再次经历那种处境”。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可以看到占领军的方针有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军国主义者与战前统治阶层都无法担任公职，在这之后改为针对共产党员、同情共党的公务员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进行“清共”活动。谦二说：“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知道美国容许共产党存在，感到美国仍算是个宽容的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美国竟下达赤色整肃指令，实在令人不敢苟同，但既然是占领军的命令，日本也无法违抗。”

在这种环境中，一九五〇年秋天，谦二遇到了新潟市内的共产党员，而且变为好友。

忘记是在什么状况下遇到的了，大概是工会的运动家之类的，说起新潟市能有工会的大企业，大概只有新潟铁工或日本轻金属吧。可能是这个圈子的劳工运动家。

年纪比我大四到五岁，大概三十岁，感觉是个好人，就像哥哥一般。我说自己曾在西伯利亚接触过《帝国主义论》，对方便说自己家中有这本书，愿意借给我。当我前去借书时，对方刚好出门，是太太出来迎接的，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突然跑来借书，确实让那位太太相当警戒。书借到手后总算读过了，但内容过于艰涩而看不懂。

虽然跟这个人合得来，但他找我去参与活动时我总是不参加。关于政治活动，因为吃过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苦，不想再有所瓜葛。再也不想遵从上面的命令了。

谦二讨厌苏联，也不喜欢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想法下，其他人或许从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半岛造成冷战态势的现实面来思考，认为不得已的状况下日本可能需要再次军备化，但谦二却不这么认为：“脑袋想法干脆，一刀两断的人，或许会这么想；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从来不是明确的二者择一的状况。会这么想的人，都是远离社会现实的人，只有他们才会冒出这种想法。”

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更不愿意见到战争与再度军备化，这便是谦二的想法。从结果来看，这恐怕与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意见相一致。

进入一九五一（昭和二十六）年后，二十五岁的谦二遇到了一个转变。谦二在制版公司的送货业务仍然持续，但一九五〇年的冬天，他感冒了好几回，身体微微发烧，一直无法退烧。一九五一年一月，因为病状一直没有好转，只好请假前往镇上诊所接受诊疗，镇上医生介绍他转诊到新潟大学医院。在该处，谦二被诊断出罹患了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