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一九五一年一月，谦二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这跟自己过往的体质可能多少有关，但从战争期到战后的营养不良与过度劳累，恐怕才是最大主因。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谦二说这是“人生最失落的时候”，从二十五岁确诊之后到三十岁为止，谦二都在结核疗养所中度过。
一、失去一半的肺叶
谦二被告知罹患结核病后，向新潟市的制版公司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中。接着申请进入国立的结核疗养所，入所前先在自家过了约三个月的疗养生活。“父亲从过去就沉默寡言，当告诉他自己患病的时候，他也只说了一句‘这样啊’，之外就什么都没多说了。”
谦二给住在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送了封信，之后才听说当初信送达后，该封信也让居住在主屋的大家看过，每个人都叹息“这该怎么办才好”。“寄托给伊七与小千代的外孙们都患病过世了，最后活着的一个，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活着回来，结果又染上结核病。似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割野时，谦二每两周到附近的诊所去看一次医生，进行气腔疗法。所谓气腔疗法，就是从体表插入针头，在遭结核菌入侵的肺叶与肋膜之间打入空气，把病灶连着肺泡一起销毁的治疗法。那个时代肺结核的特效药还未普及，治疗手段也很有限。谦二周围有的治疗方法，除了补充营养、静养、转移到疗养地之外，就剩下外科手法。
当病情较稳定时，谦二会到附近散步，让身体活动一下。不过当时，特别是在乡下地方，大家都把结核病当作“绝症”，深感恐惧。附近的农民害怕遭传染，都不敢接近谦二。谦二无可奈何，只好在自家门前的河堤上沿着河川步行。“走在河堤上，从旁经过附近居民聚集处，之后就被父亲警告‘不要太接近那些地方’。因为附近的欧巴桑（大妈）告状说‘小谦铁青着脸色，让人毛骨悚然地走过去’。”
一九五一年六月，谦二搬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新潟县也有属于基督教会系统的民间疗养所，但位于内野与柏崎的则是国立疗养所。
其中柏崎疗养所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战伤军人新潟疗养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移管给厚生省，改为结核疗养所。而内野疗养所则设立于一九四一年，原本为新潟县立结核疗养所，一九四七年也移管给厚生省。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全面战争”之下建造起来的医疗设施，成为二战之后结核疗养所的缘起。
在结核病疗养所中（一九五一年摄）
不管是内野还是柏崎，都是不具产业的地方。其中柏崎与青森县下北半岛并列，日后吸引了核能电厂与自卫队基地来此地建置。
结核病疗养所属于“不受欢迎的设施”，大家都不希望设立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内野疗养所靠近海岸边，远离农村，是一处只能看到沙滩与远眺郁金香花田的偏僻处。
附近的农民任谁都不愿靠近疗养所。渔民偶尔会来卖鱼，不过都一副不想被人看见的模样，掩着鼻子，一种为了赚钱不得不来卖鱼给结核病患者的感觉。患者们也从窗户递出锅，借由锅取鱼完成交易。
前往疗养所时，谦二与父亲二人搭着“越后线”，从内野站下车后步行约十分钟，便抵达疗养所。谦二对父亲说“那我进去了”，雄次只回了一句“知道了”。
谦二说“疗养中的医疗费怎么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一九五〇年五月日本修改了《生活保护法》，一九五一年三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二法修正都影响了谦二的境遇。
《结核预防法》制定于一九一九（大正八）年，自一九五一年修正后，基本方针改为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要求进入疗养所。为了避免传染给周围的人，都道府县的知事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下令患者必须进入结核疗养所。
入疗养所后，除非医生认定已经痊愈，否则禁止离开。相对的，进入疗养所的患者其诊察、治疗费用，如果监护人提出申请，全都由道府县政府负担。
这种将患者隔离收容与扶养的原则概念，几乎与一九五三（昭和二十八）年制定的《麻疯病预防法》一致。与二战前必须自行负担治疗费用的结核患者状况相较，病患的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遭到社会隔离的病患陷入“养到死”的状态，经过数年的长期收容后，逐渐丧失社会性。疗养所内的人权状况逐渐成为问题，一九九六年先废止了《麻疯病预防法》，二〇〇七年则废止了《结核预防法》。
谦二记得为了支付疗养所内的生活费，接受了政府的生活救济补助。一九五〇年修改后的《生活保护法》新设了国籍条件，必须拥有日本国籍才能获得救济补助，同时废止不保护品行不良者等不合格规定，采用扩大救济范围的方针。实行此一修正案的一九五〇年，厚生省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都花在支付生活救济补助上。
谦二接受生活救济补助获得的生活费，依当时规定为每个月六百日元。冈山疗养所的结核病患者朝日茂认为该金额侵害宪法第二十五条“享有健康而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于一九五七年提起诉讼而广为人知。
在这项诉讼中，依据原告的主张，每个月六百日元连购买营养补充食品的生鸡蛋都不够，一年买不起一条内裤，两年买不起一件内衣。这个被称为“朝日诉讼”的案子，于一九六〇年一审判决被告方胜诉，一九六三年二审时遭驳回，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因原告死亡而裁定诉讼终了。
谦二说：“有关朝日诉讼，我是一九五六年出院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提出诉讼应该是必然的，我自己在疗养所时，没扔过一件衣服，必须保留一直穿用。”针对如何利用生活救济的过程，谦二则说：“我不记得如何得知这套制度，医生不至于说明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在确诊罹患结核病的新潟大学医院窗口得到介绍，也有可能是地区的民生委员会告知的。”
在疗养所大概有四百名患者，六栋病房，编号上避开不吉利的“第四病栋”，第一到第五栋属于旧大楼，第六与第七栋则新盖好不久，恐怕是因为《结核预防法》修正后，面临可能会增加隔离收容的患者，作为对应处置的一环而增建病房大楼。谦二迁入的便是新建的第六栋。
谦二在战争之前曾为了探望哥哥辉一去过一次结核病医院。当时负责照护病人周遭事务的“护理妇”（大多是中年女性），一般而言都是患者自行付费雇用的。制度变革后，在内野疗养所中不容许私人付费的护理妇，改由护士巡视病房。
病房为八人房，与谦二同寝的患者，计有两名教员、两名警官、一名劳动基准监督官，以及两位其他病患。其他的病房也类似如此，在第六、第七栋新设病房中，大部分都是教员与公务员。疗养患者年纪大多在三四十岁，像谦二这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并不多。
日本的社会福利行政，采取由个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只要不知道资讯，没有进行申请，即便有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内野疗养所中教员与公务员占多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务员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新制度的相关资讯。没有这些公家机关资讯网络的贫困者，时间与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国家有这套制度，许多人也不知道相关的利用讯息。
谦二进入疗养所之后，大概接受了一年左右的PAS（对氨基水杨酸，Para-Amino-Salicylic Acid）与Tb1新药治疗。PAS容易造成胃肠不适的副作用，不舒服时只能先停止服用，等副作用过去了再重新开始。
谦二进入疗养所的初期，正当结核病治疗的摸索阶段。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作为特效药的抗生素链霉菌素（Streptomycin）开始临床应用，但在此之前只有类似PAS之类的化学药剂运用于治疗。
以盘尼西林为嚆矢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开始采用。抗生素与雷达一样，都是同盟国的新技术，在伤兵治疗上发挥了绝大效用。盘尼西林在二战之后也在民间使用，在战争中的一九四三年分离出了链霉菌素，并在战后上市，成为有效对抗结核菌的抗生素。但在一九五一年的日本，此药品仍属于贵重药物，谦二说“不可能轮到我这种偏远地区的贫困患者”。
谦二吃了一年左右的化学药品，缓和了病情的进展，并在一九五二年接受了胸廓成形外科手术。此手术使用与气腔疗法相同的原理，与利用链霉菌素等内服药杀死结核菌不同，而是把遭结核菌入侵的病灶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完全去除。
因为与气腔治疗类似，应该从过往就有这种手术的想法。恐怕战争中外科手术更加发达，而因为利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阻止感染化脓，医生得以施行更大型的外科手术，类似去结核菌的大手术也得以实现。
只是，去除遭结核菌感染的部分，自然会缩小肺脏，降低肺活量。患者术后体力必定会减弱。外科手术中必须切除肋骨，当病灶肺叶去除后，只会再生如细枝般的细骨，结果便是在患者背部留下大片伤痕，并且导致身体歪曲。
换言之，接受外科手术，等于只能剩下一片肺叶。即便如此，这仍然可以治疗被称为绝症的结核病。
接受手术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自然知道。但在医生的推荐之下，为了让病情有所进展，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同意接受手术。这项手术只采取部分麻醉，且切除七根肋骨，右侧肺叶几乎全遭摘除，当医生拿着锯子切割肋骨时，实在痛不欲生。
对医生而言，这等于在尝试新的疗法，带有一种实验的性质。因为只有部分麻醉，所以手术中可以听到医生们的对话。前辈的医生们，对施行手术与旁观的后辈医生们说：“这样子可不行！”有许多指导性对话。如果支气管已经遭到结核菌侵袭，即便动手术去除病灶，也不具什么意义，因此在手术之前得先使用金属内窥镜插入支气管内检查。这也是个不怎么灵光的年轻医生，一边听前辈的指导一边操作，弄得我又呛又痛。
顺带说明，从隔年开始，可以切除更少的肋骨便完成肺叶切除手术。之后抗生素上市，便无须再使用此类手术。这项手术等于是“昙花一现的治疗法”，只有一部分的人在短暂的几年间接受过这种外科治疗。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饰演电影《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
即便出院回到社会上，受过这项手术的人，一看便知。一侧的肺叶遭到摘除，该侧的肩膀下垂，另一侧的肩膀也稍微提高。在我待的疗养所，大概是我接受完手术后的第二年，才开始出现链霉菌素治疗。如果抗生素治疗早一年出现，我就不需要接受这项手术了。
手术之后，耐心服用PAS与链霉菌素。疗养所每个月都会定期对病患采痰培养，检查是否仍存有结核菌。如果一整年都没检查出结核菌，大概就可以准备离开疗养所。
手术后的谦二，身形已有了改变（一九五二年摄）
可是如果仍然带有结核菌，根据新的《结核预防法》，不论过几年都无法离开疗养所。而手术后过了半年左右，谦二的痰里又验出了结核菌。
即便摘除了肺叶，仍检验出结核菌，等于说这次的手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医生安慰说：“耐心地继续治疗吧。”当时意气非常消沉，之后除了一边疗养，继续服药，等到结核菌完全消除之外，别无他法。
二、最难熬的时期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为止的四年期间，对谦二而言是“最难熬的时期”。一方面也是生活实在过于单调，“疗养过程中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那是一辈子最低潮的时期”。
在西伯利亚日子也不好过，但总还有个“如果能回国”的希望。可是在疗养所，即便结核病痊愈，对出院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完全没有展望可言。出了院，既没有技能又没有体力，大概只能当个坐办公桌的办公人员。
而且在西伯利亚，大家都有同样的境遇，有股同样身为俘虏的连带感。但在疗养所因为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我与公务员和教员的社会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没有连带感。当被检验出仍带有结核菌时，也没有人过来说句安慰的话，也不曾一起讨论过出院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才好。因为众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无法找出共同的话题。总之大家都避开太深入的谈话，在疗养所也没有亲近的朋友。
疗养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静养，或者做一点轻微的运动，都是一些病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因为不可以离开疗养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要说有什么特殊活动，大概只是次数极为稀少，在疗养所办个烟火大会而已。
虽然有自由时间，但疗养所图书室的藏书，只有俳句或人生训示之类的书。即便自己想购书，可是只靠一个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济费，根本买不起。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书广告，买了一本高杉一郎写的《极光的阴影下》，还记得那是一本讲述西伯利亚拘留经历的书。
医院供应的餐点，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这也属于治疗的一环，免费提供，营养上应该算是充足，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谈不上美味，但感觉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还好些。大家都希望吃点比医院食物味道更浓的食物，有些人趁着五点之后医生与护士不在的时间，瞒着留守的护士偷偷在中庭烤鱼来吃。我想大概是自费从渔夫那买来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会送来农产品。
病房也有报纸，通常是一份普通报纸、一份体育报纸，由病房的八个人共享。不过谦二说：“那时期的新闻大都不记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休战而已。”
在谦二接受手术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举行了旧金山和会，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谦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够理解主张全面讲和的人的心情，但整个讲和会议的结果，还是给人“这大概就是底线了”的感觉。关于安保条约，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样子。但是发生了朝鲜战争，整个情势看来美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也不可避免。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弱小的日本不论再如何挣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
病房有个人专用的矿石收音机，为了不在病房中发出声音，得戴上耳机听。谦二听的大多是NHK的广播，特别是落语类（日本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与中国传统单口相声类似）的日本相声节目，谦二相当喜欢落语，住在中野时还曾经去“广末亭”听过现场表演。
当时听过《寻人》这个节目，主要是在寻找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亲属。但当时并不想深入思考这些事情，大部分时间还是听《话之泉》或《二十扇门》这种娱乐节目。
有个叫作《S盘Hour》的节目，自己大概有十年没听过娱乐音乐了，因为从战争期开始到战后这十年期间，几乎都没接触过娱乐性音乐，听到时觉得战争结束后受到美国影响，连轻音乐的调性也产生了变化。
当时谦二留下一张照片，是他在病房中弹吉他的样子。弹奏的曲子，是二战之前日本的流行歌，古贺政男作曲的《想念你的身影》。“拿着疗养所的吉他，照自己的记忆弹奏，其他病患听了之后说‘出院之后可以去当“那卡西”（流浪歌手），应该可以混口饭吃’。当然只是开玩笑的话。不过当时大家对未来毫无展望，就是到了这种境地。”
父亲雄次大概每隔两个月，会带着鸡蛋来探病，给谦二补充点营养。不过“父子间还是没谈什么深刻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话好说”。而这段时间，雄二的生活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
正好在我手术期间，妹妹秀子因为某种缘故，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只身到东京去了，而且消息不明。过了大约半年，父亲才跟我说：“等你手术后的这个时机，才告诉你。”大概怕我手术中还挂心，或者因此感到难过吧。可是，父亲在二战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好不容易从战场回来的儿子，过了两年飘荡的生活，竟然还患了结核病，可即便如此，他却没抱怨过一句话。不管什么事，他总是一口气忍耐下来。
一九五三年年中，在疗养所读到《新潟日报》报导，有些巴西移民短期归国的消息。借此谦二有机会了解姨妈美登里的消息。
如前章所述，美登里是小千代的次女，谦二母亲的妹妹，她在二战之前便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移民巴西，但二战之后不管写多少信过去，都没有回音。
根据那篇报导，这些巴西移民回到日本之后，才首次知道日本真的战败了。留在巴西的人，甚至还有些不相信日本战败的消息。通过这个机会我写信给那家报社，请对方如果知道我姨妈的消息，拜托能通知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的人竟亲自前来疗养院拜访。
当时，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
根据报社的人的说法，美登里的丈夫算是战胜组的领导人，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美登里一直没回信的理由。我仍拜托报社的人帮忙转达留言给美登里，但之后还是音讯全无。从广义来说，这也是战争撕裂人心的一个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冈山的伊七，因为脑梗塞过世了。当时同住在冈山的亲戚们，写信通知谦二这个消息。
回国后虽然有立刻去见外祖父，但没想到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分别之后自己也为了生活精疲力尽，没帮上外祖父什么忙。不过外祖父已经七十八岁，而且战争之前就中风过一次，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龄过世，也算安享天年了。只有一直没能与美登里取得联络一事，算是最后的挂念吧。
此外在疗养所时代还记得的事情，就是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运动。
结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在全国性组织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领导下进行。该组织团结了过往存在的患者团体，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诉讼而广为人知。
内野疗养所内指导运动的是住在第七栋一位叫作佐藤胜巳的年轻患者。一九二九年生于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产党系劳工组织运动家，从内野疗养所出院后，还参与了抵制歧视新潟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运动。他还参加了帮助朝鲜人返回朝鲜的归国运动，之后因为对朝鲜的实际状况感到失望，因而脱离日本共产党，转而投身帮助营救遭朝鲜绑架的日本被害者运动。
佐藤在疗养所时代，隶属于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并不显眼，但靠着独特的风采与辩才，成为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自治会会长。谦二说：“我还记得佐藤拿着麦克风讲话，以及弹着吉他高唱田端义夫流行歌《归船》的模样。”佐藤不仅制作报纸，还召开患者大会。
谦二受这个运动影响的方面，就是取得了身体残障者手册。除了谦二之外，还有许多手术之后对身体留下影响的人。患者自治会建议他们争取残障者手册，谦二因而也提出申请，得到了第五级的残障者手册（共分六级，最轻微者为第六级）。
原本谦二并未参加运动，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在狭小的疗养所进行煽动演说，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进行民主运动一样”。
在疗养生活之中，父亲雄次偶尔会来探病，除此之外谦二没有其他客人。他不参加运动，在疗养所内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对未来也不抱期望。在都厅上班的早实时代朋友曾经写信来过，除此之外不记得有其他来信。天涯孤独又没希望，问谦二是否想过自杀，他如此回答：“没想过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手术之后三年之间，验痰时结核菌总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总算稳定下来，结核菌不再出现，盼到医生可能发下出院许可的时刻。
接着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谦二终于得以出院。虽然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但“离开疗养所时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出院者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其他病患、医生与护士们都会聚集起来，就像在监狱里也经常出现的场景一般，大家齐声说“不要再见了”，这种欢送场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穿着唯一的一套西装，拍一张留念照片也是惯例。出院时并没人来迎接，谦二便自行返回父亲住处。
庆祝出院，特地着盛装拍照（一九五六年摄）
谦二此时已经三十岁了。他二十多岁的这十年期间，就在战争、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中消磨殆尽。
三、无能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时候，谦二获准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寻找住处，也能为出院预做准备。但他已经失去半边肺叶，又没有什么技能，对于已经三十岁、不能再自恃年轻的谦二而言，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生活下去。
结核病患者当中，有许多出院之后仍因贫困与营养不良，造成体力衰弱又过度劳动，然后复发重回疗养所的“回锅”例子。他们在看不到未来的贫困生活下，过量饮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结果成为复发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疗养所回归社会后，便完全戒除烟、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谦二也想着，“总之要留心不要复发，万一再次发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许多时候不得已仍得强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只剩两千毫升，只要稍微劳动便会气喘不已。”
虽然领有残障手册，但谦二属于轻度等级，“搭乘国铁超过一定距离后能够获得半价优待，大概就这种程度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处”。顺带一提，谦二这种等级在汽车购置税与汽车重量税上都可以获得减免，不过等到他知道这个讯息，已经是二〇〇九年的事情，加上他之前并未申请减免，所以现在也无法享受这个政策。
出院之后，谦二先到剩下小千代的冈山。这是一趟前往东京与静冈拜访亲戚的旅行。
到东京之后，他先与从新潟移住东京的妹妹秀子碰面。此时秀子已经写信给父亲，并在东京的学艺大学担任职员。
在北海道、新潟、东京之间迁移，小熊家的成员都是所谓的“漂泊者”，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家乡。虽然小熊家的本家在割野，但关系却不紧密。况且新潟没有什么好工作，也无法达成想要照顾雄次的目标。谦二与妹妹商量，希望不久自己也能在东京找到工作，至少可以照顾雄次与继母，全家再次一起生活。
七年之后再访东京，已经看不到战争灾害的痕迹。谦二到东京的一九五六年，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因为石原慎太郎的小说而被称为“太阳族”[1]的年轻人受到瞩目，西武、东武以及三越等百货公司都争相在池袋开张。“我已经五年没踏进这个大千世界，宛如浦岛太郎[2]一般。与东京的繁华相较，自己就像是被挑剩的人一般落魄。”
在东京，谦二前往探望曾经写信到疗养所的早实时代的朋友，并逗留了几天。
疗养所待了五年，连社会规则都忘记了，来看朋友连伴手礼都没带，实在是很抱歉。他虽然也遭征兵，但只是在千叶县挖掘了一些本土决战用的战壕，大战结束后立刻复员，并在东京都厅上班。与他相比，自己在西伯利亚待了三年、疗养所五年，好像只在各种拘留所或收容所中生活一般。
东京之后，接着谦二前往静冈，拜访在今枝火腿上班时照顾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姊姊，以及在日本轻金属上班的姊夫。一九五二年日本轻金属在静冈县的清水开设了新工厂，姊姊一家人移居到静冈。在姊姊家叨扰了几天后，谦二动身前往小千代所在的冈山。
外祖母还是一样住在离开主屋的小仓库里。接下来两个月左右，我再次陪着外祖母，一起居住在狭小的仓库中，外祖母依然温柔地叫唤我“小谦”。亲戚们的生活虽然相当辛苦，但大家也知道我得了结核病，并非故意不照顾外祖父母，所以没有摆出一副“你事到如今才跑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态度。
虽说住在庭院一隅的仓库，但主屋就是小千代的老家，小千代的妹妹也住在里头。与日本刚战败的时期不同，目前生活多少较为稳定，而超过八十岁的小千代与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既然已经在这里住习惯，外祖母年纪也大了，还是别再搬移住处较妥。这趟来看过外祖母，内心踏实许多，接下来只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照顾爸爸就可以了。”
回到新潟后，谦二仍回住院前上班的制版公司工作。离开疗养所之前获准外出做些生活准备时，谦二回访了一下公司，公司方面也答应让谦二再回来上班。现在公司已经不再处理销售燃料，专心于生意兴隆的制版业务。然而，在这家公司上班也只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公司还是以办公人员聘我回来办公，仍让我住在制版所二楼。可是老板却爱上喝酒，随意乱花钱，晚上喝醉了还会爬上二楼我的住处，要我一起喝。因为这样，所以辞职了。我酒量很差，大概体质本来就不适合饮酒。
可是，辞职之后就没了住处。离开制版所后，谦二找到一处听说原本是水族馆的二层公寓，租了其中一个房间。因为自己也没带什么家具，借了一台拉车，自己把棉被搬运过来，一眨眼就算完成了搬家。
这个公寓，房东还提供早晚餐。房间大概有十叠那么大，不过入住的大概都是新潟市内来路不明、上不了台面的人。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我原本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吧。房客之中有一位学校的老师，大概算是其中最属善类的一位。
辞掉制版所工作没多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左右，偶然在新潟市街角遇到了疗养所时代的熟人。他名叫原健一郎，是位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通过这位年轻人的介绍，谦二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的父亲，原本是旧式中学的英语老师，因为在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在原高中一年级时便因为核爆后遗症过世了。之后父亲当医生的弟弟收养了原，期望他未来也能当个医生，提供他生活费。不过原本人却志在文学，所以进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过经济上却因此出现问题，后来他辗转来到母亲所在的新潟，不久又感染上结核病。在疗养所内，原便在佐藤胜巳的底下，帮忙写患者运动的新闻稿。
与谦二重逢时，原健一郎因为自己父亲的学生是《新潟日报》的记者，通过这层关系，自己得以进入一家小出版社工作。虽说是出版社，不过就是采访新潟的地方政界、财界名人，把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做成数十页的报导，并制成小册子刊载其上，靠此赚钱营生。“好好写出褒扬的文章，便可获得对方的大量购买，还能让对方愿意登广告。内容则完全都靠原一个人撰写。”
原与谦二碰面后，知道谦二住的房间很宽敞，便央求谦二让他搬入一起居住。谦二答应之后，原就带着自己的棉被搬入谦二公寓，开始共同生活。“原被房东赶了出来，眼下没地方可住，另一方面我虽然有地方可住却没有工作。与原合住之后，也通过他的介绍在那家出版社获得一份工作。”
那家出版社位于新潟市内，在社长自己家兼办公室进行编辑工作。公司是两层楼的民宅，一楼出租给商店，二楼的一个房间当作编辑室，另一个房间，则住着社长的两个女儿与社长的姊姊。社长大概五十多岁，靠房屋租金与编辑工作讨生活。他也是志在文学，原本就希望从事出版业。
我也试着撰写有关出租车业界的故事，可是却不像原写得那么好，自己大概不太适合这种工作吧。制作名片时印上假名，应该说是笔名更恰当，结果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天与原一同前往一家公司索取广告刊载费用时，该公司要求出示名片，出示后却被对方质疑：“这名片上的名字，与通电话时报上的名字不一样啊！”最后还是有领到费用，不过领到后两人也赶紧逃离那家公司。
出版社的办公室，经常有些来路不明的人进出。选举的时候，这些人会往来各阵营的办公室，接受对方的宴请，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不过倒是没有见过黑道进出，也没遇到过黑道。当时日本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期，大概黑道还没开始四处巩固自己的势力地盘吧。
这段时期对谦二而言，是人生中少数例外、多少可以享受点乐趣的时期。
与原的职场、住处都在一起，下班后回公寓前，两个人会在新潟市内漫游。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赌马等，赌马还曾经中过大奖。那时候全拿去请原吃饭了。还去过位于新潟市闹街“古町通”上的“朵利丝酒吧”。我不能喝酒，算陪着去见见世面。
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也波及到新潟。新潟市内的百货公司，也开始安装过往没有的自动扶梯。不过谦二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
虽然去了百货公司，说到购物，也只有为了抵挡新潟晚秋的寒冷，买过一件外套而已。外出服装只有那么一套西装，平常穿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应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衣服吧。衣服都靠手洗，内衣裤则没那么常换洗。另外因为不能像住在疗养所时期那般放任头发乱长，所以还是会定期去理个发，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新潟市内的街头也出现了电视，但信号接收不良，所以影像总是乱跳，看不清楚，也不记得有热衷于观看运动直播的状况。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但谦二并没有特别关心这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自民党成立，与社会党联合，鸠山政权与石桥政权诞生，对谦二而言仿佛都是发生在遥远世界的事情。不过因为身为“西伯利亚归国者”，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的新闻，还有印象。“一方面觉得苏联的镇压实在太过残暴，同时也对苏联体制下，民众可以自然发起抵抗感到讶异，毕竟根据自己过往的体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这么说，谦二选举时投票，照旧投给革新派的候选人。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谦二更讨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保守派。
当时记得的新潟政治家，是新潟四区的社会党议员猪俣浩三。他以追查人权及贪污问题而闻名，也是一九七〇年创设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部的伟大人物。在同一选区，另一方则是自民党的田中彰治，因为私下贩售国有土地、炒地皮等，有恐吓与欺诈的嫌疑，正被追查中，大家给他起了个“放火喊救火”的浑名，解嘲他自导自演、从中获利的行为。田中角荣，名字是听过，但并没那么引人注目。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九一六年发祥于英国的人权团体，他们以其活动主旨是要求释放遭不当逮捕、拘留的“政治犯”而为大众熟知。冷战期间苏联的劳改集中营也是他们诉求的对象之一。多年之后当谦二生活安定下来，也在一九八〇年代加入该组织，在组织附属会报上持续撰写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件，不过那是后话了。
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二月，二战开战时的商工大臣、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可是苦于生活的谦二只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谦二上班的出版社，在他进公司大约四五个月后也开始苦于资金不足。“工作内容本来就马马虎虎，加上新潟这行的市场规模很小，所以难以持续。”反复地换工作与公司倒闭，这就是中小企业劳动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写照。
一九五七年四月左右，谦二辞去了出版社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的中介，他受雇成为一家工具店的事务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工厂，特别是汽车零件工厂增加数量最多。这家工具店就是在这些中小型工厂间跑业务，销售扳手等工具争取订单。
工具店由社长、谦二以及四个业务员组成，一样苦于资金周转。公司设在一户两层楼的房子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谦二照样与原合租一处，只是自己改到这家工具店上班。
但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辞去了该工具店的工作。离开的理由，则是自己盗窃被发现。
利用自己身为办公室职员之便，偷了公司的钱。虽然自认是个认真的人，却还是败给金钱的诱惑。不过，也只是偷了一张百元钞。社长似乎有所察觉，对我的态度有点改变。虽然没有直接追究，但继续待着气氛也很难受，所以便辞职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个“时机”吧。谦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新潟前往东京。那期间，在雄次割野家中的继母，因为衰老，也是风中残烛的状态。
这样下去，留在新潟也没什么发展。为了能够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剩下前往东京打拼一途。在东京还有妹妹秀子，而且她工作也有着落，靠着兄妹两个人的薪水，总是能在东京找个据点，迎接父亲前来团聚。
在东京的工作尚无着落，谦二先与妹妹取得联络，拜托能让他借住一阵子，确保自己的住处。一九五六年五月离开疗养所时，一直接受生活救济，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完全没有存款。“从离开疗养所到前往东京的这一年期间，虽然有工作，但手边却仅剩一点钱。”
因为决定前往东京，所以也离开了原，不再共同生活。告诉原自己将前往东京后，原说了一句“就此别过了”。身边几乎没什么行李，只有一些手持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是把棉被一起送给了原。
辞去工具店的工作后，十二月中旬的某个夜晚，谦二从新潟车站搭上夜间班车，出发前往东京。雄次年纪也大了，没体力到新潟车站来送行。工具店的同事们与谦二吃了顿饯行酒菜，之后顺便到车站送行。离开新潟时，谦二已经三十二岁了。
[1] 译注：太阳族一词来自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描述二战之后出身富裕家族的年轻人，过着毫无节制、欠缺伦理，连情感也物质化的生活。“太阳族”指的便是与谦二类型完全相反的年轻人。
[2] 译注：日本古代传说中浦岛太郎因为救了神龟而被邀请去龙宫游玩。回到地面后人间已过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