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一月，谦二新居落成，举家搬出都营住宅。新家是一栋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拥有屋顶露台并附中央冷暖空调，可算是现代住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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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四室两厅，有宽敞的起居室及和室房，两个儿子都有个人单独的房间。负责设计的是跑业务时认识的东京都职员的弟弟，一位在建设公司上班的设计师。

尽量满足宽子要求设计的新居，安装了吊灯与沙发。宽子非常开心。

一、“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

谦二搬家的所在地，位于东京都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地，名称为三藤住宅用地。这是由东京都的住宅供给公社购买农业用地，整合、统一规划后分卖给民众。

王子汽车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武藏村山市开设了汽车工厂。但住宅区附近，仍留下许多农村的养蚕桑田与蔬菜田。“三藤这个地名，是将旧的两个农村部落名称连在一起，成为新的地名。电车没有通过武藏村山市，交通不算方便，不过东京都的土地分卖大都如此。我自己开汽车到立川上班，没电车不会有什么问题。两个孩子刚好都入学，刚一上国中，英二进小学，所以宽子上午与下午各出席了两个人的入学仪式。”

位于武藏村山的新家，在当时算是设计崭新的定制化住宅。在大学刚毕业薪水约两万多日元的时代，记忆中这套住宅花了超过一千万日元。但不隶属于大企业、只开了一家小公司的谦二，不可能获得银行房屋贷款。“土地以现金购买。建筑的部分，从立川体育的交易银行，也就是日本相互银行（此后曾合并成为太阳银行，现在则与三井住友银行合并）获得贷款。我身为银行客户，大概因为过往的信用，才能贷到这笔款项。”

随着迁居，谦二也把汽车从微型面包车换成一般轿车，车种是日产的Skyline。“因为得到武藏村山的日产王子汽车工厂跑业务，不开日产的汽车不行。如果开其他厂商的汽车，守卫不放人进入工厂。”

宽子非常喜欢依照自己期望设计的新居，但谦二并没有那么雀跃。“太过豪华了，总有一股不协调感。说实话，与搬入第六都营的时候相较，当年反而更开心。家里变得十分宽敞，让我不禁想着，如果还能把父亲与冈山的外祖母都接来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三藤地区的新兴住宅区与第六都营一样，都是棋盘状的规划。在这个区域内有几百户新建住宅的家庭。“两侧的邻居分别是学校的老师与在东京市中心拥有蔬果店的老板。对面住的似乎是某演艺制作公司老板的‘二奶’，以及一家什么公司的中坚干部。附近也住有画家，整体住户都比第六都营住宅更高阶，不过因为此地交通不便，估计应该没有到市中心上班的人。”

这个时期立川体育的经营相当顺利。托经济高速增长之福，滑雪、高尔夫、保龄球等运动陆续成为风潮，各种运动用品也随之热卖。

 

除了保龄球以外，其他的运动都是战争之前布尔乔亚阶级的活动，人们对此都充满憧憬。保龄球风潮兴起时，许多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专用球，我们店里也放了一个样品球，让顾客可以确认自己手指的钻孔位置，我们再交给专人帮顾客钻孔后出售。我自己并不购买这种东西，不过感觉有钱人真的多起来了。

 

不过立川体育的主要经营项目，仍专注在外勤业务上。谦二与大木一起开创的立川体育，于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个叫作竹中的外勤伙伴。“是一位比团块世代[1]更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只有中学毕业，不过因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这样的学历应该已经算很好了。他很喜欢山，经常跑去攀岩。”此后公司员工继续增加，规模最鼎盛的时期大概拥有十名员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团块世代”成长到升学年龄的时代，此时初中、高中与大学不断增设。立川体育最初的服务对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创立）、国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创立，位于国立市的高中，非国家设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创立）等等。之后附近区域又增设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创立）、国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岛高中（一九七八年创立）等，谦二也针对这些新设学校展开行销业务。

 

高中与初中刚成立时，是最需要争取的目标。创校时拥有整笔的预算，他们会先与市中心的大企业谈妥购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业者群只能瞄准之后不足的部分或补充用品。大企业并不会介入这部分事务，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竞争。而当时的学校觉得相互比价非常麻烦，所以会直接向方便联系的企业下单，委托企业相关的人员去处理。
学校在四月初开学，因此得提前到办公室去拜访体育老师，拿名片与产品目录给对方。之后一边轮流拜访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面一次，向老师们推销些商品。从四月一日才开始拜访，因为担心不断出现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所以得留些空档才能再度拜访。我们公司特别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务。不要招人讨厌，不要树立坏的风评，这是获得订单的秘诀。

 

从立川商店的下半年开始，谦二的工作逐渐“成为一种中介公司般的角色”。从学校拿到订单，发包给体育用品商或体育器材安装商，从中赚取一些利润。

 

在东京都或各市的预算范围内，争取订单与交货，这些都是从立川商店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订单逐渐变成要在校园里安装多少单、双杠或者篮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维修管理的形式。安装与维修管理当然我们无法自行处理，得外包给器材商，我们只担任中介的角色。不过，如果只是单纯负责户外器材的涂装维修，并没有困难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们会接下订单自行处理。
即便是学校的运动设施，如果是牵涉土木建设业一类的大型物件，政治势力就会介入。小型企业因为没有这些政治实力，只能彼此合作性竞争，成为各种不同的从业者团体。特别是都立高中新设校时，大量订单都会先通过都厅等级的大企业先行处理，中小企业只能抢食除此之外的订单。市立中学等部分，则由立川市公所的财务科进行业务分配，因此会直接与财务科交涉。如果能与订购单位打好关系，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获得长期合作。

 

进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后，新兴商业的竞争状态与一九六〇年代相较，状况有些许改变。原本谦二他们处理的外勤业务，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办展销会，为了获得整笔订单，必须到学校或企业中巡回推销。但之后为了取得学校或公家单位的订单，原本的业务风格在不知不觉间，转变成只需专注于维持与公家单位的关系。

这种转变与社会上的风气变化有所关联。在战后废墟、黑市的时代，比起大学毕业或白领阶级，握有粮食的农民与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势力。到一九五〇年代为止，都还留有这种实力比头衔更重要的风气。

当谦二开设立川体育的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只是想给公司名称镀层“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样，但此时期开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称逐渐变得重要。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争取公家单位的订单，与这种倾向同时并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后（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渐“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渐减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着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饭的人。大木就属于这种一路磨练上来的商人。
我自认是个“上班族”。说起来，因为富士通信机是一切的原点。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带有领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识。直到立川体育创业之后，因为角色转换，变成由我决定是否聘用员工，那时才被称为社长。

 

谦二的人生路途，距离我们联想“上班族”这个词汇是指在大企业中受到终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远。而谦二自认“上班族”的自我认识，也反映出一种奇特的心态。只不过自我认知这种东西，往往受到大环境的主导印象影响，因而与实际状态有出入。

从统计上的实际数据来看，大型企业的雇用形态，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两成不到。可是这种“上班族”形象却比实际状态更加普遍，它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形象”。连谦二这样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上班族”这个事实，正好从深层反映出这个现象。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在大众媒体上班的高学历阶层，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生活形态，当作社会全体的共同想象，并且在媒体上不断扩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为没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参考，即便只是表面形式，大家仍会模仿这种“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详细考量当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正是“一亿总中流”[2]与“单一民族国家”这一“日本社会平等化”的观念被固定下来的时期。

谦二搬出都营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的调查，回答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等级的人，超过了九成。原本这个调查在询问自认的社会阶级时，只设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选项，所以很容易产生广义“中”产阶级膨胀的调查结果。以同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比较调查，在美国与印度同样会得出广义的“中产阶级”超过九成的结果。[3]连谦二也说：“如果当时被这么问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过，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中，也有带来社会安定的“功劳”部分。其中对谦二而言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立川体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因为会对经营造成负担，大多数个人自营企业往往只愿意采用国民年金。我们最初的两年也是这么处理，但等经营稳定之后，便转换成厚生年金。当时并没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觉得这样做与给公司名称加上股份公司一样，对公司而言具有镀层金箔、往脸上贴金的加分效果。
当时的我，仍延续战争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时存下的钱，当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因此，并没有靠领年金来过生活的认识。不过，因为当时那样的判断，才让我现在有厚生年金可领。但只领国民年金的人，即便领到满额一个月也只有大约六万日元。有一位经营个人商店的同行，过年我们会彼此寄贺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写到退休生活非常严峻。
这种感受等到可以领年金时就能够体会了，不过早在立川商店时，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当时社长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有考量到员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从富士通信机时代开始，历经立川商店、立川体育等上班时代累积而来，现在能够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这种偶然情况下发生的。只是社会上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日本官僚机构却无法改变制度加以回应，这种弊端让人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不公平之感。

 

二、安定还是停滞？

在这种一帆风顺的状态下，突然一片暗云笼罩下来，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中学三年级的刚一，因为意外而身亡。“公司办了员工旅行，带大家到长野的茅野去滑雪。好不容易有一次旅行，所以顺便带上了宽子与英二。刚一为了准备高中考试，所以一个人留在家中。滑雪旅行后回到家，看到附近的人们聚集，才被告知刚一从屋顶上跌落下来死了。”

隆冬中从屋顶跌下的刚一，躺在地上意识不明，就这样体温不断降低，最后冻死。刚一成绩优秀，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虽然还是中学生，已经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看家的儿子意外死亡，宽子因而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全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当时刚好发生了‘浅间山庄事件’（日本‘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电视上不断播放警察与学生间的枪战，以及在山中发现尸体的消息。刚一的葬礼恰好就在这个时期，更添加了一股晦暗悲惨的气氛。”

丧礼在自己家中办理，遗体与祭坛都安置在客厅，供来客凭吊。翻阅当时的奠仪账册，有致赠奠仪者共一百一十三名，只来凭吊未赠奠仪者有六十八名。包含刚一的中学同学，凭吊客人超过两百名。谦二生意关系上的来客不多，大部分都是亲戚与邻居。与现在的普通丧礼相较，当年的凭吊者显然多上许多。

宽子心情低落，到最后甚至无法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搬出生活了三年的武藏村山。

 

花了大笔钱建起的家，本来以为会在这里过一辈子，没想到竟然如此。因为是有人意外死亡的“瑕疵商品”，虽然找到了接手的买家，但对方为了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等我们搬走后便拆毁了旧房。因为是钢筋水泥搭盖的坚固住房，拆房时大概费了一番功夫。对方买下房子时好像只花了购置土地的费用，已经不记得卖了多少钱。是赚是赔都不重要了。

 

没办法，只好在公司附近的立川市买了一户大楼一家人迁入。那是一栋新建的十二楼大厦公寓，谦二一家住在十楼，隔间只有两房一厅，面积只有武藏村山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十楼往下看，对面是废弃物回收站堆积如山的铁屑，以及大概是从立川基地买来的美军战斗机副油箱，压扁堆在一旁。同一层楼对面一户住着东京都的职员，让人意外的是，大楼居民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中年人，与他们并没有太多交往。

这算是谦二回国后第十一次搬家了。此时谦二四十六岁，宽子四十三岁，当时唯一的儿子英二只有九岁，距离他独立自主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宽子失去刚一之后非常忧郁，连带地身体状况也不佳。为了排解宽子的忧愁，谦二会开车带着宽子与英二外出旅行。一九七四年，谦二与宽子一同回到共同的出生地佐吕间拜访，与远房亲戚只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们再也没回过佐吕间。

立川体育在经营方面虽然增加了员工，但此时已经逐渐失去优势。一九七三年发生石油危机，宣告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此时学历社会（依赖学历的社会）发展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

 

一九七〇年，一位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员工转行进入我公司，是一位高中毕业的中坚员工，听说因为工作现场的意外事故，开始讨厌自己原本的工作。当我跑业务巡回各工厂时，他向我说：“希望在小熊先生的公司上班。”因此雇用了他。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吉他与音响。这个人跑的业务，成绩马马虎虎，因此薪水未曾调升，而且大概理解到零售业的生活不如他的想象，最后自己辞职了。
在竹中的介绍下，公司雇用了专门的会计经理。他的头脑很好，也有经理的手腕，比我更熟悉税制。可是七〇年代后半公司经营出现状况时，他也选择早早脱离公司。
其他的人也雇用了几个，大家都待不久。我自己也属于这类或多或少走在社会常规之外的人，大家也不是真的热爱体育才从事这工作。我的这一代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而拼命工作，与之后的富裕一代工作风气也有所不同。不过，说这些并不是想强调什么精神论之类的东西。

 

一九七五（昭和五十）年，立川体育开设了八王子分店。虽说是分店，并非真的开设店面，而是所谓“吸收合并”了一家商店。“合并的是一家原本由两个人经营、位于八王子站南口的运动用品店。他们经营出现困难，一个人卷走借款趁夜逃跑了。剩下的另一位拜托我们，才以合并的形式接收他们的商店，但借款的部分我们并不承担处理。这项合并，是因为公司业绩在石油危机下无法发展，想试着借由增加店面的方式，看能否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谦二五十岁，仍然尽心努力做生意。可是大环境的状况，已经转变为低速增长与市场秩序化发展，情况已不再类似经济高速增长期。至于体育用品，大型超市发展起来，顾客更喜欢超市丰富的选择和便宜的价格，中小型店铺在竞争中迅速处于不利的地位。“八王子店位于车站附近，五年之间生意还不错，但随着竞争对手出现，业绩逐渐停滞。销售额不如当初预计，赤字却开始增加，因此把经营权交还给原本的负责人，八〇年代双方便拆伙了。”

在八王子店经营不如预期之后，立川店迁移到更接近车站的地点，目标仍在扩大店面销售量。可是这仍旧不如预期。“虽然距离车站更近，但店面位置却不是人潮经过之处，房租又贵，最后仍无法成功。因为过去没有花费太多心思经营门市销售，所以才无法看清整个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努力维系一直以来靠外勤业务获得的老顾客外，也别无他法。这个时期公家单位的订单，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局，会优先交给大企业处理，另一方面竞标机制的引入仍不够充分。因此理所当然地，既无政治势力又无财力提供大幅折扣的中小企业，只能走上私下商量、彼此串通这样一条道路。

 

同行之间彼此商量的状况不少。一九七〇年代后半，竹中出席市政府的投标说明会，根据他的形容，当时在市政府的入口附近听到几个友好的同行聚在一起讨论，有个人说：“我在这家学校已经打好关系，这一块分给我。”这件事情遭其他同行向市政府检举，大家因为串通舞弊的事情被市政府传唤约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竹中就装作不知情，我们公司也因而度过这场危机。
这种状况中，业界都知道哪边的学校是哪个同行的势力范围，彼此间形成一种私底下的默契。包括学生入学时买的整套体育服装等，只要是自己建立好关系的学校，就能将合作关系持续下去。

 

维持着这种停滞与安定的状态，谦二在一九七八（昭和五十三）年，搬到八王子市的新兴住宅地。该处是由住友不动产在多摩丘陵凿山整地后分卖土地，一处叫“南阳台”的住宅区，谦二依旧通过长期往来的日本相互银行取得贷款，并且一如既往，把房子的设计交付给宽子。

落成的新家，是由手艺精巧的木工师傅打造的六房两厅木造房屋。搬家时谦二已经五十四岁。客厅装潢有波斯地毯和吊灯，还从秀子上班的东京学艺大学购入了一台学校淘汰下来的钢琴。房贷计算与新居设计谦二都没过问，金额计算下来，总共让谦二缴了十年又几个月的贷款。谦二搬来此处后，仍与过往一样开车去上班。

虽然是位于丘陵上的新兴住宅地，但有巴士到京王线电车站，因此有许多人是到市中心上班的上班族。右边邻居是住友轻金属的工会干部，后来也升任管理职务。左边邻居则是建设公司的员工，私底下还兼任在日韩国人的律师。“因为是住友不动产的土地分卖，所以入住的人好像多少都跟住友集团有些关联。”居民大部分都四十多岁，像谦二这种五十几岁的小企业主则不多。

买下新居，进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后，谦二似乎转趋保守。这个时期，在立川体育里地位仅次于谦二与大木的竹中，针对经营方针提出了新的意见。因为外勤业务与门市销售都达到上限，他主张可以接单帮制服与体育服装绣上校徽等标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可是，谦二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想要实现竹中的计划，必须投资电脑控制的缝纫机与压烫机等设备。我虽与大木私下商量过，但他总是遵从我的意见，所以也无法依赖他。我自己判断与其背负债款，还不如不要扩张来得安全。这是我从立川商店的失败中学到的经验。
竹中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后，便自行创业去做这个绣上标记的生意。最后我们还是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他圆满实现创业梦想。他与太太只有两个人，在自己家中接受订单，好像没有做出太多的成绩。那种工作，反而不适合租办公室雇用员工来处理。

 

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谦二六十岁了。这个时期的立川体育，由他与大木二人继续维持着小店铺，接受长期合作的顾客订单，延续这种日常性的营业形态。他们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后累积起来的商业模式，在十年多之后便老旧陈腐，整个环境都转变成只能依赖公家机关固定需求的状态。

三、是战争我就讨厌

谦二说：“外出跑业务时，大概都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不记得有讲政治或战争的事情。”但并非已经忘记战争时代，毋宁说，随着生活安定之后，反而有余裕回头思考战争记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谦二读了日本的战争文学名著，五味川纯平的《人间的条件》。内容描述一位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士兵，如何抵抗日军内部的压力，在西伯利亚成为战俘之后又如何在严寒的荒野中历经九死一生的故事。刚来东京、在学艺大学找到一份打工的工作时，谦二就在大学图书室看到了这本书。

根据谦二的说法：“虽然是长篇大作，但容易阅读，也有真实感，很能引起共鸣。”但即便如此，读过之后却不怎么感动。“因为，如果照书中所说，实际上那样抵抗军队，大概不死也剩半条命，主角承受的非常人所能企及，算是一个讲述‘超人’的故事。”

至于野间宏的战争文学名著《真空地带》（一九五二年刊行），谦二在离开结核疗养所时也还是拿到一本。故事描述新兵受到私刑，逐渐丧失了人性，超过一定限度后，整个人就像在真空中被压力击垮的状态。可是谦二说：“那书程度太高，读不太懂。是一部不适合快速浏览的作品。我因为太过忙碌，实在无法细读。”

谦二也阅读过由东京帝大集结学徒兵战死者的遗稿而成的《倾听海神之声——日本战殁学生手记》，“印象不太深刻。感觉是头脑太好的人，所以烦恼也特别多，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比起这部作品，让他更有印象的是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一九四九年刊行），“因为关心俘虏的境遇，所以在疗养所时代就读过这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起，制作了大量描绘战争的电影；但谦二对这类作品几乎毫不关心。

 

六年〇代还是七〇年代，在电视上看过《二十四之瞳》（一九五四年），感觉太多愁善感了。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一九六八年）之类，充满英雄主义的战争电影，完全与自己体验过的战争经验不符，看了只感到无稽与无聊。戏剧没有办法真的表现出好战思想和反战思想。

 

搬到武藏村山市之后，多少有点买书的余裕。不过谦二并没有购买摆着好看的大部头百科全书，反而购入美国人撰写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他想阅读的是没有英雄主义、能以客观角度描述的历史书籍。

 

早实时代的朋友中，有一位酒商的儿子叫作河田，非常迷海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这个男人敢在班上说：“实际上（日本的航空母舰）沉了两艘。”战争前他住在新宿，战争后在大久保经营一家肉铺。我搬到武藏村山后，经常参加早实同学会，间接听到他的消息，特别去造访了他的店铺。在他家拿到了罗伯特·夏洛特（Robert L. Sherrod）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九五二年发行）、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一九五〇年发行）、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的 《胜利与败北》 （一九六七年发行）等书。
河田因为经营肉铺，所以不出席早实的同学会，会参加同学会的只有一些出人头地的人。我自己也是事业上轨道之后，才开始参加。通过同学会上遇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河田的住处。

 

对于越战，谦二说：“总之，是战争我就讨厌……我虽然反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但也反对以战争的形式去防堵。”

一九六九年，前一年美军虐杀越南居民的事件被报导出来。与当时日本许多人一样，谦二也想起了过往日军在中国的行为。

 

从新闻报导上知道美军的残酷行为，不过与日军的残暴性相比，美军干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儿科。我在中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偷偷给我们看过，据称是从中国战线回国的士兵手上拿到的照片。那是一张拿着军刀、正要砍下中国俘虏脑袋瞬间的照片。或许现在会想中学生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照片，不过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稀奇。
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时期，《日本新闻》有刊载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同一班中有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日本虽然被压下来了，不过在国外可是举世公开的事实。”在战俘营中，曾经前往中国战线的老兵高桥军曹，当大家谈完情色话题、接着聊起暴虐行为时也说过，日军发现了为躲避战火而只有妇女与小孩躲藏的场所、进而集体施暴的事情；另外也从其他老兵们的传闻中听过。所以日本兵究竟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大体都知道。
所以当出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论述时，内心只想着：“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一九七〇（昭和四十五）年，三岛由纪夫自杀。谦二对此的感想是：“集体制造像军服那样的制服，完全搞不懂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也没有兴趣知道。对于他自杀时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之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一九七二年，在关岛“发现”了原日本兵横井庄一。战争结束后过了二十七年，出现了一个一直潜伏的日本士兵，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对于横井，我感到非常吃惊。能够躲藏这么长一段时间，还能够活下来，实在惊人。当我听到‘带着耻辱’成为俘虏或者回到皇宫缴交步枪等新闻时，只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还完全留在过去。这让我深切思考他所遭遇过的悲惨命运。”

一九七四年，在菲律宾的卢邦岛（Lubang）救出了原日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与菲律宾警备军发生枪战，与他同行的原日军上等兵小冢金七因而死亡，只有小野田一人获救。与横井相比，小野田回到日本时的敬礼等行为，良好地表现出原日本军官的风范，因此造成一股旋风，被当时的日本视为英雄。可是谦二对小野田却抱持着严厉的看法。

 

小野田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那小冢死亡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来，但小冢却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终仍旧死去。对小冢的遗族而言，大概不会开心吧。把小野田当英雄般迎接的大众传媒，就像在欢迎当年的军国主义精神一样，看了就一肚子火。
卢邦岛这个地名，当我一九五四年待在疗养所时，因为读过一则一个日本兵遭当地警备军射杀的报导而得知。虽然当时为了养病搞得精疲力竭，但仍然留有印象。

 

另一方面，宽子对小野田却率直地觉得感动不已。宽子的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喜欢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谦二则依旧投反自民党的票。谦二与宽子相处大致都很和谐，只有在这点上意见不相合。

一九七〇年代，谦二生活较为宽裕之后，买下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六册《古拉格群岛》。

 

以特殊的文体，在集中营这种特殊的状态下书写而成。书本的字体很小，排版又密集，读起来相当辛苦，但还是忍耐着全部读毕了。
在最后一册的译者后记中，写有“即便在苏联，终究会有全面接受此书的一天（而且这天或许会意外地提早降临），而那也将是苏联迎来真正自由的日子”这么一段，我还留有印象。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当时对于苏联体制终将结束一事，还完全无法想象。

 

同时，谦二也开始更加关心起苏联体制下的匈牙利、捷克与波兰的情势。谦二说：“之后八〇年代发生‘团结工联’民主化运动时，因为自己相当关注，所以经常阅读相关的新闻报导。”

 

除此之外，也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有主角在集中营内负责堆砖块的描述，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俘时代。书中描述主角看着自己堆砌好的砖块，竟然油然而生一股欢快感。在奴隶劳动的生活中，所谓感受到劳动喜悦的时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同一时期，过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敦睦会“赤塔会”，开始活跃了起来。依谦二的说明，“赤塔会”的组成经过如下：

 

一九五九年，当我去申请都营住宅时，竟然巧遇十年前在同一个战俘营的安田。之后一九六三年左右，在担任主办者角色的森山召集下，东京都内大约集合了十个人，在上野一处名叫“聚乐台”的餐厅碰面，大家一同回忆战俘营时代的事情，相当开心。以此为开端，第二次大家集会时便命名为“赤塔会”。森山是当时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因为彻底动员才成为日本士兵。

 

森山后来成为“赤塔会”的领导人，一个人负责所有实际业务，“赤塔会”正式启动了。当时谦二与安田也会帮忙，最初在东京大约每半年集会一次，之后也发展成兼有敦睦观光旅行，或者前往各处观光地召开集会的形式。一九七六（昭和五十一）年起，还发行了《“赤塔会”会报》。

 

在“赤塔会”，所有人只在姓名之后加上“先生”，全员平等。在电信第十七联队、航空通信第二联队应该也有类似的战友会活动，却完全没接到过他们的联络。大体而言，各部队的战友会大多是该部队所属地区的人们互相集合，大家还是维持过往的阶级秩序。所以他们不想邀请像我这种浪迹东京讨生活的人，我也不想去参加他们的集会。

 

“赤塔会”的话题，都集中在过往的回忆，并不牵扯到现今的政治活动。各地的战友会，许多还会动员大家在选举时集体投出保守票，“赤塔会”则完全没有这类动员。

“赤塔会”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到关西举办过集会，但活动逐渐停顿下来。原因之一是参与者的高龄化，之二则是会内产生了纷争。

 

有些中途跑来参加，不知道整个活动经过的人，抱怨森山过度独裁，出现想要摘除森山领导地位的人。森山因而逐渐失去热忱，之后也不再出席了。原本森山就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所有事情都一手包办，他自己的负担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误会。
每一处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如此，八〇年代后半，大家上了年纪后参加者便逐渐减少。“赤塔会”最后在九〇年代中期办了一次热海旅行之后，便就此落幕了。当时的主办者曾与我商量过，我建议他还是就这么曲终人散会更好。

 

各地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展开，一九九〇年代逐渐沉寂，最终完全停止活动。“赤塔会”的特色是排除了旧军队的阶级秩序，但整个发展轨迹仍与其他战友会相仿。

与此同时，从七〇年代生活安定后，谦二内心逐渐烦恼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死于西伯利亚、与他同期的士兵京坂的事。“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谦二在工作空档，于一九七九（昭和五十四）年打电话至厚生省，询问有关京坂的事情。厚生省资料调查室的女职员，根据“京坂吉二”的全名，告诉谦二一九四六年当时京坂在富山县的地址。“可是，他家人目前的住址不明。而那位职员问及‘时至今日，请问您为什么还要调查这些事情？’时，谦二只好模糊暧昧地搪塞对方。毕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说明的。”

考虑了几个月后，谦二还是写了封信给富山市公所，说明自己想知道京坂的遗族是否还住在一九四六年时的房子里，如果还住在该处，自己想传达京坂死前的状况给家属知道，谦二说明意图后，请托富山市公所代为中介。“虽然有回信，但在信中只写着对方的住址如‘住民票’所记载，请自行直接联络，完全是官僚式的回答。京坂的双亲已经过世，家人中似乎还有大哥夫妇还活着。”

接着谦二又再次踌躇起来，不知是否该写信给对方，迟疑之间又过了两年。到了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秋天，谦二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京坂的哥哥。“信写好寄出后，大概过了两三天，便接到了电话。之后没多久，京坂的哥哥来到东京，双方约在立川站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京坂的哥哥原本也是日本兵，曾在菲律宾被俘。与谦二见面的时候，把弟弟的纪念照片也带来了。谦二询问对方：“这张照片您是如何取得的？”对方回答，其实这张照片原本收在老家的佛坛内。

那张照片，是新兵在三个月的教育训练中必须拍摄的军装照片，为了表示自己在军队一切安好，军队命令所有人都得将该照片寄回家中。照片的反面，有京坂于西伯利亚过世时，在一旁验尸的小队长与军医中尉的签名。

 

这只是我的推测，大概小队长田下少尉整理京坂遗物时找到了这张照片，为不让苏联军队发现，秘密地保管着，之后带回日本。当时我们的私人物品都是一些破烂的东西，京坂的遗物，大概就只有那张照片吧。
当时因为苏联的情报管理非常严格，会让其他人了解战俘营状况的东西都禁止带回。要把死者的照片带回，应该也得躲过苏联军的身体检查才行。曾经听说过一九四七年时，作业团长西田把一份大约写有三十名死者姓名的纸张捻成细条，藏在内衣裤的绑线当中，秘密地带回国内。
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撤退船上，也有在上船之后立刻请所有人把记得的死者姓名赶紧写下的调查。恐怕田下少尉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者在舞鹤登陆时提出那张照片，之后经过政府官厅，把照片寄达京坂位于富山的双亲住所吧。这张照片应该就是这样被收起来的。

 

谦二对京坂的哥哥说明京坂过世时的情形，哥哥听完说了句：“这样子啊……”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为彼此都是体验过战争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没有又哭又喊，也没有情绪激动的表现。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现激烈的感动、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京坂的哥哥也在菲律宾当过俘虏，如大冈升平的著作中所写的一般，应该也有过相当痛苦的经历。我没询问他是在菲律宾何处遭到俘虏，双方也没怎么讨论彼此当年的境遇。京坂的哥哥当天就搭车回富山了。

 

谦二后来将发表于《“赤塔会”会报》上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文章寄给了京坂的哥哥。文章中写了京坂过世时的情况，与本书第三章中引用的文章几乎相同。之后，京坂的哥哥也回信并寄来赠礼。在回信中有如下记述：

 

读了你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后，不禁热泪盈眶。弟弟受到你许多的照顾，阅读文章后内心获得些许抚慰，这大概就是我弟弟的人生吧。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自认生命将结束于该地，甚至想引爆手榴弹自尽，但经过一年半的战俘生活之后，还是回到日本国内。
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敬呈弟弟小时候经常吃的鱼板，请您品尝看看。
感谢您这次的联系，再次向您敬上最高的谢意。

 

通过这次将京坂过世前的状况传达给家属的经验，谦二发现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担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谦二打算借此与自己的战争记忆做一个了断。但就在十年之后，谦二与原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朝鲜族日军士兵开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为诉讼对象，参与了战后赔偿诉讼。

[1] 译注：泛指二战之后第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

[2] 译注：日本一亿人口全都是中产阶级。

[3] 桥本健二，《“格差”の戦后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