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页 | 活着回来的男人-小熊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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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谦二已经六十余岁。儿子英二从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谦二自己也开始领取厚生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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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川体育延续靠着老主顾维系订单的特殊经营方式，经营规模逐渐缩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给大木处理，谦二逐渐减少到公司处理业务的次数。虽然谦二的薪水因此减少，但房贷已经缴清，生活也相当稳定。

此时谦二在一连串的偶然之下，卷入了战后赔偿审判之中。

一、社会性活动时代

谦二从一九八〇年代起，开始参与一些社会性活动。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为国际特赦组织会员。谦二于一九七〇年代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兰民主化运动的兴起，由于这两个契机，他又重新深入关注集中营的人权问题。

谦二参与的社会性活动，可以分成地区性活动以及与战争记忆关联的活动两类。其中地区性活动的参与背景，起因于谦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阳台居民站出来反对设置车辆监理所（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的运动。

如前章所述，南阳台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面而开发出来的新兴住宅区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约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有人迁入南阳台居住，这个地名源自于过去的农村名称。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为土地分卖数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区开始往后划分为一丁目、二丁目与三丁目。谦二住的房子位于最早分售土地的区域，也就是后来被划成一丁目的地区。

南阳台虽然是新居整齐排列的新兴住宅区，但公共硬件设施的建设却十分迟缓。这个区域最初甚至没有下水道，家庭废水与排泄物都得通过位于南阳台内的污水处理厂净化。因此居民运动的重心，便是通过住宅区自治会，向有关行政单位要求安装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阳台发生了另一件环境保护运动。因为运输省关东运输局提出计划，希望在南阳台对面的山脚设置一处车辆监理所。

南阳台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带，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电铁等在此修筑过适合徒步的道路。这条从高幡金刚寺越过野猿岭的路线，在一九五〇年代成为市中心附近的热门休闲地段，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访过。

多摩动物园在一九五八年开幕，大学联合研习馆（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开馆，道路铺设、土地开发持续开展。不过当南阳台刚整顿完成时，周围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观。

周围丘陵地带中，南阳台北侧的斜面于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为都立长沼公园。而南侧的山脚地带，则属于明治大学附属中野高中所有，设有一座棒球场。前述提出的监理所建成计划，就是打算购买棒球场一带的土地当作设置场所。

当时东京西部只有国立市一处有监理所。运输省内的机构因此决定在八王子市另设监理所，南阳台成为候选地区之一。谦二说：“附近属于旧农村地区，恐怕有些利益集团也涉入当地的开发计划。”

对此，南阳台居民发起了反对监理所设置运动。根据谦二的说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世代的南阳台居民，出现了不同的反应。

反对运动的中心成员，是土地分售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轻新居民，当时他们大概三十到四十岁前后，这些人是“团块世代”的主要组成者，接受战后教育的一代，对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据谦二说：“运动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阳台的全职家庭主妇。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助、送小孩上小学，因此形成了相当好的沟通网络。”

另一方面，最早购买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战前出生的一代，年纪大概都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对环保问题不太关心，对行政单位也都采取配合的态度。

“一丁目居民年龄较长，包括我自己在内，警觉意识较迟钝。曾经担任自治会干部的一丁目年长者们，态度倾向：设立监理所，附近会更热闹，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八王子市的行政机构端出许多优厚条件，表示如果车子能挂上八王子的车牌（即在八王子设立监理所发牌），就会在南阳台设立一所小学，借此引诱年长者们同意。

当时居住在南阳台的学童们，大约需步行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原本就设立在邻近农村地区的小学。公部门看穿居民的不满，企图提出小学增设案来拉拢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对公害与胡乱开发、居民运动萌芽的时期。在此之前的反对运动，主要是以农民和渔民为中心，抗争原因主要是各种开发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战后教育、人权意识较强的新一代年轻都市居民变成了主要推手。

特别是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半至八〇年代，“团块世代”全职主妇成为主角后，日本各地进入环境保护、自然食品、消费者合作社运动的兴盛时期。这些主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却受阻无法在社会上一展才能的人。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各种集体住宅与新兴住宅区的分售，成为这些人发起各种运动的土壤。^[1]

南阳台的监理所反对运动，可说也属于这类运动。而且最终结果，这个运动获得成功，监理所的设置因而中止。成功因素包括了居民的热情，以及战略性的计划。

以年轻主妇们为主的居民运动，加上住在南阳台的律师担任顾问，并以动员市议会议员为运动指南。监理所的设置计划，在八王子市内还处于挑选土地的阶段，正值市政府努力说服居民的时期。如果能让市议会否决该案，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战略上采取集中游说中间立场的公民党，因为只依赖原本便不赞成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尚无法成为多数派。

南阳台的这些年轻妈妈们，在市政府召开环境委员会时，大家共同包巴士前往旁听，相当团结。在这种压力与游说动员之下，保守派的市议会也开始动摇，一些议员转向反对设置，最终市议会的环境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提案。一丁目的年长居民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状况，众人惊讶不已。就算当初跟市政府达成交易，建了小学，现在应该也会因为人口减少而面临废校或被合并的命运吧。

这次运动的成功，保护了周遭的自然环境。只不过监理所的建设计划，很快就转移到了八王子市别处场所。“该地也属于新兴住宅区，但刚成立不久，社区间的团结力量薄弱，在还未形成反对力量之前，监理所建设便已然开展。”

谦二自己与自治会并无多大关系，只有在二〇〇〇年起因下水道已经完工，原废水处理厂址将改建自治会馆时，曾经担任过评议委员长而已。但那也是因为“与住在附近的自治会长有点交情，因为他的拜托才去帮忙，只是担当协调的任务。会长过去曾是住友轻金属工会的委员长”。

谦二参加的，是称为“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居民运动团体。在监理所反对运动成功之后，参与运动的人们成立了“南阳台自然守护会”，这便是谦二所参加团体的前身。

虽然成功阻止了监理所设置，但后来南阳台附近仍持续有土地与住宅开发。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的一九九一（平成三）年，东京都立大学（二〇〇五年改名首都大学东京）迁移至邻近的南大泽，这期间土地开发达到最高峰。

此时因为丘陵地住宅开发造成环境的破坏，动画电影《欢喜碰碰狸》^[2]甚至以此当作主题，成为当时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南阳台周边的丘陵地中也有狸猫与野兔，因为持续的住宅开发计划，压缩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即是因应这种情况而诞生。

谦二是从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立川体育的工作量减少后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当时有十几名成员，以监理所反对运动以来的女性成员占多数，但也混有几位像谦二一样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者大多都是喜欢大自然或动植物的人。我过去并不怎么关心环境问题或自然保护，开始注意这些事情，是从实际退休后才开始。我对植物没兴趣，连名字都记不住，即便教我也很快就忘记，不过倒是很喜欢在大自然之中散步。”

“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定期活动之一，便是到都立长沼公园进行巡逻。在公园管理事务所中，有参与运营自然公园的市民职员，谦二参加的这个会，也成为当地的协办团体之一。“一组两个人，每周的周二、四、六会到公园巡逻，确认自然状态与被破坏的状况。为了保护住居附近的山林，也从事采伐与除去树下杂草的工作。”在一九九〇年代，东京都针对这些活动会拨出一些津贴补助，但从一九九九（平成十一）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后，就把这笔预算删除了。

谦二另外也参加了“苍鹰保护会”。监理所停建之事告一段落后，接着住宅都市整备公团又带来了住宅地开发计划。约略同时，“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成员发现附近有苍鹰筑巢。苍鹰在日本属于稀少野生动物，发现它们的筑巢地就必须限制开发，作为自然保护运动的手段，这是深具效力的一招。因为从一九九三（平成五）年起日本政府公布了《环境基本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已经义务化。

为了守护巢中的雏鸟不遭盗猎者抓走，大家轮流从远处监视苍鹰鸟巢。从鸟巢周围选出五个地点，两个人一组从早上八点看守到傍晚五点，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监视作业。我连怎么区别苍鹰或黑鸢都不知道，但似乎需要相当的人数，心想自己多少可以派上点用场，便报名参加了。虽然这么说，当我找到鸟赶紧通知熟悉鸟类的同伴时，却被告知：“那是黑鸢喔！”

在外包环评公司的协助下，我们也进行过苍鹰的觅食痕迹调查。也就是调查苍鹰抓住小鸟或小动物后，在地上进食的痕迹。环评公司里面也有真的很讨厌胡乱开发的人，所以能跟他们建立互相协助的关系。不过，一路下到谷地去找苍鹰进食痕迹，确实是件苦差事。我只有半边的肺，很容易就气喘吁吁，所以只参加过一次。

其他还有，同行运来产业废弃残土填在附近的谷地（丘陵间的低谷），因此向东京都与八王子市提起诉讼；将谷地附近遭丢弃的休耕农田再度开发，阻止建设公司的开发；并与荒废水田的地主商量，大家除草伐木，重新筑起田埂。这类劳力工作需要男丁协助，我也去帮忙除过草。

因为这些活动，大家组成了“苍鹰守护会”与“谷地守护会”等，许多参与成员也都是“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会员。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区仍逐渐被开发成住宅地。虽然住宅开发持续推进，但泡沫经济结束后人口开始减少，许多都成为卖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对环境的破坏。

但通过大家的努力，南阳台南侧的住宅开发计划，确实规模缩小许多。从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让几处谷地与野生动植物自然生长地，成为东京都认定的绿地保护与山林保护指定地。^[3]“‘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中心成员，大多是中央大学多摩校区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阳台的钢琴老师们。在反对设置监理所的运动中，她们只是普通的参加者，但持续不断地参与运动，这些女性逐渐成为主要成员。在这些运动中，经常只能达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标，但她们踏实从事运动的态度，确实获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阳台的主妇们也发起了其他的运动。其中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劳动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厨”，便是一例。

这个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阳台在内的几个周边卫星城市不断地老龄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双亲往往年事渐高，另一方面因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们都迁出此地，在这种情况下，连外出购物都困难的老人家庭不断增加。

当地主妇们组成的合作社团体“加多厨”，便是为了帮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组织起来的。她们与生活俱乐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国产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关系，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应《NPO法》^[4]规定，改为法人组织。因为她们配送便当时也顺便巡回关照老人住居，因此获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动津贴。

这些NPO创始者们，与谦二的妻子宽子相当熟，因此谦二多少也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谦二除了出资赞助而成为该NPO的正式会员外，每周一至二次也会担任便当配送车的司机。由于谦二为了体育用品生意经常开车四处跑业务，所以驾驶技术相当高超。

成为正式会员后，也出席过会员大会。我对这类运动算是外行，所以几乎都不发言。正式会员出席大会的人并不多，类似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参与，只让人想起“枯木亦为山增色”这个谚语而已。参加那些活动的人，如果连大会都不来参与，大概也会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时期各地因为自然保护与消费者合作社等活动盛行，这些团体作为非营利组织，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资格。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虽是战后一代的家庭主妇，但一些领取年金过生活、在时间上有所余裕的银发族也有不少参与其中。谦二参与运动的轨迹，也可以说是此种状况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银发族，许多都拥有在职时期积累下来的技能，例如驾驶汽车、处理会计事务、掌握法律知识等。许多致力于增强地区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屡屡指出，若地区活动能够活用银发族资源，运动将会更有成效。

只是这些拥有知识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带着不必要的优越感，看不起参与的女性。这种情形在地区性活动中经常发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碍运动发展的瓶颈。谦二因为长久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在上述活动中也自认是“底层的参与者”，这种性格相当程度地帮助他在退休后，仍能顺利参与区域性的运动。

二、非战兵士之会

从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谦二到立川体育上班的次数降到每周几次之后，他也首次给报纸投稿。事情起因于谦二在当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栏上读到一篇由十九岁学生所写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会赌上性命为国作战，因此“有事立法”^[5]并不违宪。当时我只打算反驳这位学生的发言，试图让他理解真实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情况，希望他至少要读过一些战死学生的信件，大概把这些内容写下投稿给报社。原以为报社会帮我把信件转达给那位学生，没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读者投稿栏上。

大约与此同时，谦二也从报纸上得知一个“非战兵士之会”的存在。对不提及战争真实情况的风潮感到不满的谦二，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报纸上刊登的该会地址。很快该会的中心成员小岛清文回信给谦二，之后谦二便加入该会。

生于一九一九年的小岛清文，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海军兵科做预备学生，后成为少尉军官。小岛于大和战舰上担任密码员，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转移至卢邦岛的基地航空部队。而隔年二月美军登陆后，他立刻被任命为陆上战斗的小队长。

小岛与基地航空部队员，在既没有陆上战斗经验又缺乏相应装备的状态下参与作战，最终遭追击躲入山中，部队陷于饥饿状态。小岛最后断然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队主动投降。身为日军军官，小岛成为少数主动投降的例外。小岛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小岛于学生时代也学过美国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软的态度对应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小岛在岛根县的地方报纸从事发行业务，一九八七年六十六岁时，他在《朝日新闻》上投稿发表了自己的体验经历。原防卫厅长官官房长竹冈胜美读到这篇投稿后，便与竹冈、小岛及其周边友人开创了此会。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竹冈，虽然担任防卫官僚，但以和平主义者著称，曾经反对过当年讨论实施的《国家秘密法》。以此会为契机，由原日本兵们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结而成“非战兵士之会”。

在这个时期，因为战争结束已经超过四十年，开始有人讨论“战争经验淡化论”。加上曾经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龄，终于迎来他们回首人生的时期。对他们而言，也终于有时间上的余裕可以参与社会性活动。谦二向报纸投稿，也与这个大环境的动向相吻合。

谦二应小岛之邀加入此会，并且每个月都前往参加例行集会。集会上曾邀请过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如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鲸冈兵辅，以及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正嗣，推动反核武运动的物理学者丰田利幸等前来演讲与回答听众疑问。

谦二参加之时会员约有三十名，不过在一年之内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会者不问思想信条，都是有着战争体验并赞同“非战”旨趣的原日本军人。不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大概都是像小岛这样的原学徒兵，而原本的职业军人却无人参加。^[6]该会的代表，是经历过菲律宾战争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会的牧师。副代表为小岛与另一位毕业自早稻田大学的海军预备学生，日本战败时以中尉身份驻扎于安达曼岛上。

根据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会员名册大致可以看出，会员身份以战时属于下级军官，现在职务为公司职员、教师与医生者占多数。仅从名簿来看，约七十名会员中，包括谦二在内从事“自营业”的只有两个人。据谦二的说明：“有各式各样的会员，并非只有军官或高学历者。”会员平均年龄六十八，无论“现职”为何，似乎许多人都依靠年金过生活。

小岛是国际文化会馆的会员，因此最初的例行集会都在该处举办。之后移往青山大都会会馆，更之后则是涩谷的勤劳福祉会馆。包括小岛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也在各地老师们的协助下，前往学校讲述自身的战争经验。

例行集会也邀请过东大教授藤井省三做过演讲。听教授谈过“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与“由被害意识转换为加害责任”等内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论性的东西，内容也太过艰涩，听完只觉得：“原来如此啊！”

时间来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恶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过世时，谦二这么思考过：“因为自己当过兵，我认为天皇身为大元帅负有战争责任。表面上不想说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是负有责任的。昭和天皇还有意识的时候应该道歉，也希望他能够道歉。”

昭和天皇从病情恶化到死亡大约经过三个月，日本国内出现许多所谓的“自肃”行为。“自肃”包括神宫球场棒球赛中止，综艺节目改换其他节目，带有“生之欢愉”的文案、广告海报全部撤换，最后连民间的年终联欢、新年联欢会都停止，甚至贺年卡也不寄了。更严重的还有十二月时，日本战败时曾为陆军见习军官的保守派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中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遭右翼团体成员枪击而身负重伤的事件。

此时“非战兵士之会”针对“自肃”风潮发表了抗议声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该会也开始支援原属“满洲开拓团”、当时仍居住于中国的女性渡航返国。后者，NHK还制作了关于战后这些遭留置中国东北的女性的节目。

谦二虽然赞成这些活动的主旨，但对于该会的进展却多少抱持着疑虑。

许多组织活动都是采取由中心成员决定方针，之后才传达给会员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会中，发言者也大致都预先决定好了。自己是认为战争经验不应该遭到遗忘才加入此会，但却不善于面对政治运动与“论客”们，所以才产生了疑虑。

接着在一九九三年，“非战兵士之会”会员在会报《非战》上发生了论争。小岛于同年一月号中写下提倡“绝对和平主义”的讨论，但于塞班岛战役中遭俘虏的原士兵会员们，却在会报上写下批评的言论。

批评的主旨在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是“正义的战争”，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社会，战斗仍是必须的。我不认为苏联是“正义”的一方，而对他们的论争，也只认为他们在我不理解的部分争吵不已。

因为实在不擅于写文章，所以只在会报上投过一次稿，希望停止这种论争（《非战》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担任过一次例行集会的议长，但之后便逐渐远离集会了。我相当讨厌对其他人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谦二与“非战兵士之会”逐渐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另一个活动，那就是重访赤塔战俘营。

三、重访赤塔

昭和天皇过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逐渐走向民主化。对经历过苏联体制的谦二而言，这些变化让他感慨良多。“因为自己当过战俘，所以对波兰的‘团结工联’与苏联、东欧民主化运动深有同感。不过我从没想过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墙倒塌。”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谦二，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往波兰旅行。他关心波兰的民主化运动，他过去也自行阅读过有关波兰历史的书籍。

这是谦二首次出国旅行。虽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体育的交易批发商招待，外出旅行过一次，但那次只有宽子一个人前往中国台湾旅行。谦二相当喜欢东欧，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还曾前往捷克与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虽然谦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欧洲旅行，但因为彼此关心的事物不同，之后谦二便只身一人到东欧、俄国与中国台湾旅游。有着不服输性格的谦二，甚至能在国外结交到朋友。他多次与在波兰认识的日语口译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过从英国来日的留学生到自己家中进行寄宿家庭访问。

从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开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或为了留学，便无法出国。一九六四年拥有日本国籍者的出入国人数有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则有四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经超过一千万人，一九九五年更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谦二开始出国旅行的时期，正好与日本这种国际化的脚步相吻合。

出国人数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后就达到了上限，之后至二〇一四年为止，人数大概都在一千四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之间来回摆荡。这又刚好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与薪水金额停止增长后的轨迹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日，并与当初的战俘营团体见面。当时戈尔巴乔夫带来了苏联保留的三万八千名战俘营死者名册，并承诺剩下的两万四千八百人，待调查完成便会转交给日本政府。

这份名册也在日本公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单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人的姓名通过俄语发音写成不太确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谦二仍可从中找出当时死在战俘营的伙伴名字。

虽然如此，当时前往苏联旅行的限制仍很多，想到赤塔这类军事城市访问绝非易事。不过谦二得知爱知县知多市青年会与商店会，作为社区营造的一环，打算前往访问与知多市名称发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谦二偕同两位“赤塔会”的同伴，申请与知多市访问团同行。

他们一行人从秋田机场搭乘专机，先飞到伊尔库次克（Irkutsk），接着再转飞赤塔。时间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离前苏联解体还有五个月。

这是谦二事隔四十三年后再访赤塔，“火车站几乎与过去一模一样，街道也几乎没变化”。接着谦二也前往位于市郊的战俘营所在地。“搭巴士从当年被放下来的火车站到战俘营，距离竟意外地近，当年步行时感觉相当遥远。外贝加尔山脉军区司令部、军医院等，以及从战俘营走到外出工作场地的路旁墙壁，也与过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第五师团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处。不过战俘营已经拆除，成为一片空地。”

之后谦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国人墓园一隅，对方介绍该部分属于日本人的坟墓。谦二与“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一起于该处献花。接着谦二拿出在日本预先准备好的硬铝制板，在旁挖个洞竖立起来。“因为立川体育生意上的关系，认识了制作优胜奖杯的板金商，与那位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做了这块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没有与其他人商量过，当然制作费用完全是自掏腰包。虽说是硬铝，但放在户外风吹雨淋，到现在应该已经腐蚀消失了吧。只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动作而已，这样就足够了。”

铝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内容是谦二自己构思的。板子上有谦二与“赤塔会”两位同行伙伴的名字，碑文也并记俄语翻译。会想要一并记上俄语，理由是“如此才不会被恶作剧破坏”。“虽说是战友，但其实是战俘，我们不曾一同战斗过，不过也没有其他词汇可以说明。说战友，似乎给人一股军国主义的感觉，但以欧洲的语言来说‘Kamerad’大概只有伙伴的意思。而日军几乎不使用‘战友’这个词汇。有一首叫作《战友》的歌，内容说留下倒下的战友，继续前进突袭，之后感到哀伤而哭泣，但这首歌被认定内容表现懦弱而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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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四十三年后重访赤塔，附近是战俘营遗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摄）

来自知多市的团体中，有位丈夫死于赤塔近郊的诺曼雅战俘营的女性，因为她想给丈夫扫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诺曼雅，但最终没找到坟墓。“说要去扫墓，却连坟墓都没有，当初只是被埋在战俘营附近的土地，所以预计应当是找不到了，结果果然如此。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在小镇外燃起线香，那位女性应该就此了却了一桩心愿吧。”

回到赤塔的旅馆，旅馆内负责室内工程的泥水工虽是个蒙古人，却以日语跟谦二搭讪。只是附近有俄国人时他就闭嘴，俄国人离开他才又开口。“问他为何会说日语，他说战前他还是小孩子时，曾住在内蒙古，当时与日本殖民者的小孩们一同玩耍，所以记得日语。因为当时还在苏联的体制底下，所以应该很难与外国人交谈。”

那位蒙古人邀请谦二到他家，顺带也邀请了“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但他们拒绝了。因为当时还处于有秘密警察的时代，日本人仍对接受当地人招待有所疑虑。

到了夜里，那位蒙古人的儿子开车来接谦二，他们一家人住在国宅公寓，蒙古人有一位俄罗斯太太和一个儿子。虽然过着中产的生活，但家中电器商品却很少。“他说非常怀念日本，聊了好几个钟头有关日本的话题。他说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与中苏对立的时期，越过国境来到苏联的。”

听对方说，亡命苏联之后还成为对中谍报要员。当时亡命的人，都遭苏联秘密警察监视，据说如果不协助苏联，就难以生存。

会与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搭话，大概是他想起历经这些苦难前的年少时代，唤起了当年与日本相关的记忆吧。日本在他十五岁左右战败，在此之前他可以说是日本皇国少年一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被打成了亲日派吧。

我问对方，当时他都读过些什么书，他回答：“读过樱井忠温的《肉弹》。”这是本描绘日军攻占旅顺，给儿童阅读的忠君爱国故事。或许是因为之后的生活太过劳苦，所以才在脑袋里把战前的日本理想化了。

那位蒙古人对谦二说：“想要知道二战的战史。”谦二回到日本之后，将罗伯特·夏洛特的《太平洋战争史》寄给对方。“不过比起这种客观的历史书籍，或许对方更偏好英雄式的故事吧。对方也不太会写日文信件，之后就失去音信了。”

赤塔回程中，谦二也顺带前往乌兰乌德与伊尔库次克，之后才返回日本。谦二打算让自己的西伯利亚记忆就此告一段落，不过却事与愿违，之后事态又出现新的发展。

四、只抚慰、不赔偿

一九八八年，针对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和平祈愿事业”并发放“慰问金”。而这也成为谦二涉入战后赔偿审判的契机。

拥有申请资格的人，是服役期短于三年而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或是无法领取共济年金（付给国家公务员的年金系统）的人。慰问内容包括给予十万日元的国债、慰劳品银杯一只，加上一张首相颁发的“奖状”。申请者先到市、町、村单位领取表格，填妥后向这个经由特别立法而成立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提出。

要理解施行这项政策的背景，就得先理解战后日本政府如何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

简单来说，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不赔偿的态度。至于不赔偿的立论基础，在于“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

因此，对于阵亡的军人、军眷及其遗属，或者遭空袭、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们，日本政府一贯的立场都是不予赔偿。取而代之的，便是扩充战前即已施行的军人退休金制度。

军人退休金制度在日本战败之后曾经一度被废止，直至一九五三年起又再度恢复。可是军人退休金与厚生年金制度等一样，如果没有在军队服役超过一定时间，就没有资格领取。关于服役时间，士官以下需要超过十二年，准尉以上要超过十三年。

此外，因为服役时间长短与位阶高低的不同，能够领取的金额也不同。恢复后的军人退休金有个倾向，那便是在职业军人中，位阶愈高者就能够领到愈多额度。其金额，上将每年可领取超过八百万日元，校级据说也可以年领五百万日元左右。政府支出用于军人退休金的预算，二〇一四年度因为领取者减少，共支出四千二百一十七亿日元，但在之前的一九八八年，则高达一兆七千一百六十六亿日元。

类似谦二这种大战快要结束时才受到征召的人，几乎都没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就算采取特殊的加算制度，替派往激战地区的人增加服役年数，整体状况还是无甚变化。前面提到的，苏联拘留者的“和平祈愿事业”以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为对象，便是基于上述原由。

那么，这样的事业为何采取“慰问”或“慰劳”的形式？这也是前述日本政府基于不执行“赔偿”的原则下所采取的措施。

除了军人与因公死亡者的赔偿请求之外，还有一类空袭被害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一九九四年，《原子弹爆炸被害者援护法》完成。不过这也只是把过往由各区域行政单位负责执行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保障更加制度化，其立法主旨并不在“赔偿”，至多只是一种医疗援助的形式而已。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对原“从军慰安妇”的“补偿事业”启动了。不过这并非由国家出面，而是由民间筹款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负责支付“补偿费”，再搭配政府的医疗、福利支援事业一并施行。

换言之，日本政府采取的原则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国家不会“赔偿”。如果面对强烈要求时，便改以“慰劳”“慰问”“医疗援助”等方式执行，但并不由政府直接支出费用，而是采取设立民间团体或外围团体、由该团体的基金支付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多少可以更有弹性地处理这类问题。某位新闻记者扼要地形容这种做法是“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7]。

必须留意的是，从这个原则可以看出一种态度，那就是并不只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不赔偿，而是不管是否拥有日本国籍，基本上都无碍于此原则的贯彻执行。只不过没有日本国籍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慰劳”“医疗保障”的适用范畴之外，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种论调说，日本一直不愿面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拥有日本国籍的战争受害者就会给予充分赔偿。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原则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那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对日本政府提供国内战争被害者的赔偿认知不清。

如众所见，一九八八年对西伯利亚拘留者们的“慰问”，可说之后也为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塑造了一个如何应对处理的原型。政府另外成立一个“和平祈愿特别基金”，通过由该基金会支付慰问金的形式来处理，稍后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便与此非常类似。

以下概略地说明，曾遭苏联拘留的日本人如何展开赔偿要求运动的过程。

遭拘留者的赔偿要求运动，其实早在战后便已展开。但根据一九五六年《日苏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包括与韩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达成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在其他亚洲诸国一连串的邦交恢复谈判上，都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同样地，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

因此，在西伯利亚遭拘留的人，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对日本政府发起要求支付劳动工资的运动。这项要求的依据在于，国家有义务支付军人生活费与薪资，即便成为俘虏，依照国际惯例，俘虏所属国的政府仍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与薪资。

一九四九年，依据《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日本于一九五三年批准），俘虏的劳动工资，依照俘虏国发给的劳动证明书，须由俘虏所属国支付。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南方战线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俘虏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劳力，在战后都已发放全部工资。可是苏联即便提供了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却未对遭苏联拘留者发放相对应的工资。

一九八一年“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日文原文“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简称“全抑协”，以下简称照用日文原文）的原告二十六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对国家发起“偿付未发放的劳动薪资”的诉讼，但东京地方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判决原告败诉。判决理由是，原告大部分都在国家批准《日内瓦公约》之前回国，所以不适用于该条约，而且“原告提出的损害，系国民应共同忍受之战争受害”。

对此，“全抑协”于一九九一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时，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一九九三年访日的叶利钦总统也发表“我代表俄国政府、国民，对此种非人道行为表示道歉”的论述，之后发放了劳动证明书。^[8]

苏联解体后，从苏方公文档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曾经与苏交涉，由日本政府与关东军提议，将日本俘虏供作苏联劳役的资料。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许多被拘留者都对日本政府抱持着不信任与愤怒。

“全抑协”因对地方法院不服，继续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在一九九三年、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都判决原告败诉。但最高法院也说明，对于原告们的“不满心情，并非无法谅解”，因此敦促由“立法机关裁量”赔偿。^[9]

另一方面，在这些运动与法院判决之外，也有通过与执政党的协调，争取赔偿的举措。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协议之下，总理府总务长官设置了非官方之私行咨询机关“战后处理问题恳谈会”。在该会中检讨了西伯利亚拘留者、无资格领取军方退休金者，以及“满洲国”与其他各处撤退回日者的在外国资产，能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偿。

检讨会于一九八四年提出答辩。其中关于西伯利亚拘留者部分，他们批评道，西德政府曾对自国军队的俘虏进行赔偿，但日本却不对俘虏付出的严苛劳动支付相对应的赔偿，故检讨会提议，应该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作为补偿。只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因此针对某些特定对象采用新的措施，将出现不符公平原则的问题。

另外在一九八六年，自民党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者拟出了《特别给付金支付法草案》，但并未提交立法。一九八七年，前述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设置法案》获得通过，一九八八年基金会展开其业务；但谦二当初并未对此和平祈愿事业提出申请。

日本政府的态度，竟然是打了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却不追究责任，即便战争输了，只要维持制度的合理性就好。很快便给高阶军人退休金，事到如今才给我们十万日元，还带个银杯。这些竟然还是由中央空降官僚主持的基金会来处理。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责。即便金额不多，如果战败之后立刻支付，大家应该会心存感激，毕竟国家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拨款下来。事到如今，我不想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份心意了。

不过，谦二仍然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申请了这个慰问金。申请的原因是，与他待在同一战俘营的朝鲜族中国人虽是旧日本兵但却没有资格申请，谦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并将款项分给了对方。

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谦二知道吴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战兵士之会”后没多久的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会报《非战》上连载了吴所写的手记《不带枪的士兵》，内容讲述日本战败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关东军，连武器都没配备便上战场作战，结果身负重伤，成为苏军俘虏，之后在赤塔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并辗转于各处战俘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故事。

谦二读过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个转移来的俘虏名叫“吴桥秀刚”。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当时几乎没说过话。不过很少发生只有一个人转移过来的情况，当时还想大概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记忆中只知道他很能讲俄语，是个朝鲜族。这篇文章说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记的许多描述都唤醒了谦二的记忆。吴雄根出生在现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野战医院时偶然拿到一本日语的《俄语读本》，于是一面在战俘营劳动，一面将俄语学到精通。之后要求他担任翻译，配属在赤塔的火车机关车修理工厂工作。苏联的“政治军官”要求他密告“前职者”（担任宪兵或特务机关的人员），但遭他拒绝，苏军因此免去他的翻译职务，并将他送至第二分所。

谦二思索“吴桥”这个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朝鲜施行“创氏改名”，所以才换成这种日本式的姓。稍后谦二向《非战》的编辑部询问作者住址，接着写信给这位在中国的吴先生。谦二写了当时许多战俘营的情况，内容也问及对方是不是当时的“吴桥”。

过了一阵子收到回信。“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回信中说明他确实是当时的吴桥。”此后两人之间开始持续数次书信往来。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队中，当时被视为日本一部分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共有军人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十二万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样的，台湾也有八万零四百三十三名军人与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军属。朝鲜人当中战死或者行踪不明者共有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为苏军俘虏的朝鲜人原日本兵的数量，有各种说法，大概有一万人。他们回到韩国之后，也因“原日军士兵”身份遭到歧视，并带有“共产主义间谍”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发生过大约五百名韩国人俘虏越过“三八线”回国时，遭韩国士兵误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们回到韩国后，遭到公安警察讯问、警察监视与就业上的歧视，处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韩国政府重新修正历史观，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11]

中国台湾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亚者。根据其中一人的回忆，因为国民党的持续压迫而无法返回台湾，最终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湾，恐怕处境也不会好过上述韩国人拘留者。

吴雄根虽然回到了中国，但他还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从延边大学毕业成为医生，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检举是“日本关东军思想反动分子”^[13]。

吴雄根并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与和平祈愿事业，并且无日本国籍者，无法成为和平祈愿事业的申请对象。

但谦二考量，“这种慰问金更应该支付给类似吴这种处境的人”。谦二说：“朝鲜人被当作日本人征召，现在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支付慰问金，这太奇怪了。”

谦二申请了自己的慰问金，领取了十万日元国债，并将其中的五万日元送给了吴雄根。“本想全额都送给对方，但一方面考虑对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传达彼此相互连带的想法，所以采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战结束前，朝鲜人、台湾人都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发出“外国人登录令”，拥有日本国籍者，如持非日本内地之朝鲜、台湾户籍，“短期之内”将“视为外国人”。接着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领期结束后，立刻片面剥夺这些人的日本国籍。

在此之后，想要取得日本国籍，就得通过正常的“归化”手续，申请“归化”必须接受财产、纳税额等的审查，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法务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时，日本就未给当地居民选择国籍的权利，单方面赋予日本国籍。且对他们而言，连脱离日本国籍的方法都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惧怕亡命中国东北从事抗日运动的朝鲜人，会借由脱离国籍使自己处于日本警察管辖范围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对华《二十一条》与《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主张当时中朝边界的“间岛省”朝鲜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辖权及于他们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战争白热化时，日本政府在朝鲜也发布了征兵令，最后连间岛地方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也成为征兵对象。就这样，类似吴雄根这样的朝鲜族人、台湾人原日本军官兵，从未拥有过国籍选择权，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军征召，又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日本国籍，无法领取退休金等各种补偿。

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谦二说，“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西伯利亚朔风会”。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16]

不仅韩国，类似的状况在亚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当普遍。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遗族协会会员，也证言道：“如果采取政治手段，会立刻遭逮捕下狱。他们根本不把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对日本的要求，遭到来自国民党的阻挠。”残留于库页岛的朝鲜人，在苏联时代被禁止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他们也陈述过，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起返国或要求赔偿的政治运动^[17]。

但随着冷战结束与亚洲各国的民主化，这些压迫获得解放，亚洲各地区陆续提出赔偿要求。在韩国，原苏联俘虏们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发起运动，韩国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三十五名，于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妇”，这也成为“从军慰安妇”要求赔偿的开端。

与一些人的认知有落差，事实上由所谓“从军慰安妇”发起的赔偿要求，在这个时期只占全体的极小一部分。那些来自朝鲜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们，要求与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与其他各种要求的运动，在更早期便已存在。电影导演大岛渚也曾以这些人为题材，于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制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却的皇军》的纪录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在日韩国人李昌锡，发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确认诉讼。对此京都地方法院于一九九八年判决，认为《恩给法》^[18]的国籍规定条例并无违宪，战争受害的赔偿应由“立法机关裁量”为之。

对此，李则说明：“战争时赌命作战……如果是日本人早就获颁勋章了。我不要钱，只要平等对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决他败诉。二〇〇三年，韩国“西伯利亚朔风会”的会员们，对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与赔偿的诉讼。

如前所述，吴雄根于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谦二的五万日元。根据林永大的描述：“这件事情立刻在延边的西伯利亚相关人士间传开。为何日本政府的慰问金十万日元只给日本人，大家都说我们也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20]

依照林的说明，与吴雄根一样遭拘留西伯利亚、之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吴雄根为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赔偿事宜，开始联络散居中国各处的西伯利亚返国者，并制作人员名册。

最后终于以五位原战俘为中心组成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由吴雄根担任会长。根据他的调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虏本人及其遗族。他更进一步与日本的“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交涉，使协议会成为其分会之一，接着由日本向俄国政府递交发放劳动证明的申请书，并负责收取证明书。

但该团体的活动却在一九九二年终止。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不管有怎样的大环境背景，吴雄根等人的活动暂时停止了。根据林永大的说法，一九九五年的时点上，吴雄根对林如此说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想从俄国政府拿到劳动证明书。”“如果能拿到俄国出示的劳动证明书，就能证明一个朝鲜族人确实进过西伯利亚战俘营，可以依此为证。”^[21]而吴来访日本，则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请吴雄根来日本的，是“要求对朝鲜与朝鲜人公开道歉赔偿审判促进会”这个团体。该会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会的“在日朝鲜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会，一九二〇（大正九）年来到日本，成为京都日莲宗寺院的徒弟，并于该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国东北，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战后，宋在中国东北遭到国民党拘留，一九四七年才“归国”回到日本。但随后在日本政府剥夺国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国籍。对此，宋于一九六九年发起“日本国籍确认诉讼”。接着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务省前烧掉了自己的“外国人登录证”，声明自己拥有日本国籍。^[22]

之后宋辗转日本全国各地，住在当时京都大学学生自治会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与日本的协助者结成集会组织，支援“浮岛丸事件”的韩国人存活者与遗族们共同发起的“违反安全管理义务和赔偿请求诉讼”。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鲜的船只在舞鹤港海面发生爆炸并沉没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对此事件提出诉讼，二〇〇三年国家承认应当负担部分责任。

宋所属的团体，于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请吴根雄来日。除了在九州、京都、东京等地集会发表演讲，也向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陈情。

吴陈情时，也邀请了谦二。谦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们，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过谦二对这类活动并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吴雄根写给谦二的信件中，说明在中国推进的这些运动也不见成果，因此希望发起诉讼。但谦二则回信：“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遗憾，但如果给您提供充满希望的资讯或观察，从结果来看反而是一种罪恶。”说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对运动成果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谦二仍与吴一同前往拜访国会议员与总理府。根据谦二的说法：“遭到对方虚与委蛇又毫无效用的对待。我会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帮忙带路，带他到各个要提出诉求的地方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委托谦二共同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这个委托，也通过无偿帮助吴雄根进行诉讼的律师传达给谦二：对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提供损害赔偿与公开道歉。

宋斗会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样的诉讼也不可能打赢。老实说收到委托时，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我认为对方的说法还算正确，如果要干的话，也不是不行。自己身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为吴先生做点什么，带着这种想法接受了委托。

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亚洲各地区对日本发起的战后赔偿诉讼，几乎没有任何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亚战俘问题上，有各式各样立场的“原日本兵”同样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战俘团体虽然协助过韩国或中国的战俘，但从未出现并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终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出诉状。“日裔日本人原俘虏”与“朝鲜裔中国人原俘虏”，在本国保守派的支援下，发起史无前例的诉讼。

七、国民的良心

谦二他们的诉讼，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第一轮公审。但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并非损害赔偿、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发言后，便宣布退庭了。更换法官之后，于五月十三日举行第二次公审，原告终于获得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天谦二与在“非战兵士之会”结识的两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写有部队名与军阶名的白色肩带，从地铁站走向法院。这是宋斗会提议的宣传诉求手法，但却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团体，以及谦二的家人而已。

吴雄根在法庭上说明被送至西伯利亚的经过。律师要求“希望唱出征时听到的军歌”，吴在法官面前唱起当时的军歌，歌词如下：

代天行道讨不义

忠勇无双我军兵

欢声雷动相迎送

今当出征为家国

事后吴雄根自己如此写道：“我当时的心情根本不想唱这首歌。但（律师）如此要求下，于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边境的石砚镇，飘然飞舞的日之丸国旗与母亲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车时听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书》，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终于轮到谦二站到证人席叙述遭拘留的经过，以及如何与吴根雄相识。当时他准备了“意见陈述书”，在法庭上几乎全部依照该书宣读：

我成为本次诉讼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钱，只想为吴雄根的控诉进行代辩。又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此次审判的期望。

战后我在战俘营待了约三年时间，当时吴雄根也与我同在战俘营。他生于一九二五年“旧满洲”的延边地区。

他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十日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送到苏联境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兵的事实使他遭受了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认为他的情况不符合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成为关东军士兵之后又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补偿、慰劳，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被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赔偿，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

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仅思考一个日本国内通用的做法，更需要考量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一样，欧美各国也有殖民地，其他民族、外国籍的人们也成为军人，为宗主国而战。在战后补偿上，没有国家会因国籍不同而采取差别待遇。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英国、法国自不待言，战败国的意大利、德国亦然。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等殖民地军人皆进行了赔偿。即便没有殖民地的德国，在此举一个例子，我读过一本叫作《在波罗的海海滨》的书，由战前拉脱维亚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太太撰写，内容描述一位拉脱维亚陆军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他为了谋求当时遭苏联占领的祖国独立，加入了德军的拉脱维亚人部队，之后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待德国战败后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〇年过世为止，一直以德国军人的身份领取年金。另外也有乌克兰人同样加入德军，战后亡命至美国，却仍旧在德军的赔偿范围之内。

这样的举例应该很清楚了吧。他们从来不曾是德国的国民，对德国而言，他们也始终都是外国人。

身为日本国民并服兵役的吴根雄，日本国对他的处置，是否有错？

何况，为国而战是一种可能丧命的行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属于国家和个人的一种契约，一种雇佣关系。

在这种状况下，国籍根本毫无干系。

这是一种近代国家的常识。日本对人权的思考，在国际上既不通用，也谈不上是文明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做法。

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代。

最后是对法官们的期望。去年三月吴雄根来日本时，我也与有志一同的伙伴们共同前往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为此事来回奔波。

确实我们获得了同情。但什么状况都没获得改善。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不作为的话，我们除了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别无他法。或许我们的想法过于单纯，但我们相信法律的精神，仍会保障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权。同情，已经足够了。无论如何请看清事实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对事物的本质，依据论理做出合情的判断，以上，是我个人的期待。

对于在法官面前朗读这份陈述书，谦二这样表示：

我没想过能打赢官司，只是在口头辩论能够利用的二十分钟内，阐述我自己想表达的话。为了没必要的战争出征，被迫从事没必要的劳务，造成大量的亲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战争让存来养老的财产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许多苦难。向法官陈述这些事情或许毫无帮助，但总是要把心里想说的话一吐为快。

口头辩论结束后，谦二带着访日的吴根雄在日本旅游。“到伊豆半岛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车’，一起去洗温泉等。他也从中国带了伴手礼来，十分朴素的一个人。”

如前所述，开庭当天并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事前有一些报纸访问，刊登了一些周边报导，但也仅止于此。当时的战后赔偿审判数量很多，这次的审判并不如“从军慰安妇”问题一般，能够获得公众广泛的关注。谦二如此表示：“我没怎么意识到同时期在打的其他战后赔偿官司。报纸刊出的报导也鲜少有回响或支援。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多想也没帮助。与我有往来的‘非战兵士之会’旧会员们，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后。”

之后的诉讼，几乎都是由律师与法院以书面往来，在谦二没有机会发表证词的状况下进行。二〇〇〇（平成十二）年二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请求驳回的判决。判决主旨有：一、关于损害赔偿，因为“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所以无法进行赔偿；二、关于公开道歉一项，属于“立法机关的裁量性判断”。

已经回到中国的吴雄根接到判决通知后，据说“充满失望与愤怒，在满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吴根雄在稍后的上诉书中也表达：“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诉我，我身为朝鲜族为何要为日本国与日本人民承受这些损害？”“人性与正义根本不适用于日本法官！”（前揭“上诉书”）。

这桩诉讼案后来仍继续上诉，但二〇〇一年遭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之后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驳回定谳。对此谦二如此描述：

当最高法院宣告驳回时，法院的态度只有“结束了，请由此离开法庭”，类似这般草草结束的感觉。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跑去干那种事情，要把自己说成好事之徒也无不可。不过还记得宋斗会的支持者事后打电话给我，说过“虽然诉讼结果如此，但在书面上留下了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啊”这么一段话。当时听了才想到，原来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理解，能在法院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留下资料，确实有一定意义。

发掘堆积如山的案牍资料并赋予其意义，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担任这场诉讼的律师，在诉状中如此描述谦二：“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套用一句陈腔旧调来说，就是“留待历史评价”吧。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吴雄根的诉讼起于一九九七年，当时谦二已经七十二岁。这一年，谦二也从每周前往立川体育一两次，转为完全退休了。“立川体育完全由大木一个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岁可以领取年金后，公司便关闭了。创立公司只是为了糊口，因此事业就此结束也没有特别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驳回谦二与吴雄根的上诉后，谦二因脑梗塞而倒下。当时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认识的主妇们邀约下，前往自治会馆参加英语口语课，一阵晕眩下竟无法站立。“在场的人立刻帮我叫了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当时自己还想，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叫救护车来，未免太夸张。不过当时聚会中的年轻妇女们，有人曾有为自己孩子叫救护车的经验，不见得要什么重大伤害才动用救护车。若非如此，延缓送医可能就导致我半身不遂了。”

谦二左半身还留有轻微的麻痹症状，不过在复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愈了。与周边居民有着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不过脑梗塞倒下时，谦二已经七十七岁了。因为这次病倒，也顺势退出了派送便当的“加多厨”与“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活动。“中风之前大约两年，巡逻长沼公园爬坡时，便开始喘不过气了。像我这种不具专门知识的‘其他大众’参与者，趁此退下来也不算坏事。”

二〇〇三年，这次轮到妻子宽子在庭院跌倒，折断了手骨。之后宽子开始有忧郁的症状，身心状况不佳，频繁进出医院。宽子因为郁闷而无法掌管家事，谦二开始接手做饭的工作。

原本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宽子因为去学习围棋、英语口语、绘画等课程，每逢周二与周五就轮到我负责做饭。当时宽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资料都写成笔记。因为有这段经验，即便从七十八岁才开始全面接管家中厨房作业，多少还是应付得过来。这把年纪的男人还懂得做饭，竟传为佳话，在随着“加多厨”便当配送附赠的“居民通讯”中，还介绍了一下。

在西伯利亚时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战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做饭什么的，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也是理所当然。而且自己做饭，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吴雄根曾经再度访日，当时是因为“全国拘留者补偿协议会”（“全抑协”）召开集会，邀请中国的吴雄根和韩国拘留者团体的会长。吴雄根与新闻记者以及“全抑协”接待人员等，一同来到位于八王子的谦二家中拜访。

这个时期，“全抑协”推动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二〇〇五年，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三党联合向参、众两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时间长短，由国家支付三十万到二百万日元，但该法案于二〇〇六年遭自民党、公明党执政二党否决。

但执政党也提出妥协法案。于二〇〇一年废止被批评为“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的和平基金会，以基金余额为资金，发给遭拘留者、战后撤退回本土者、无法领取退休金者“特别慰劳品”。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而且也发下了慰劳品。

慰劳品可从旅行券十万日元、座钟、钢笔、文书匣之中择一，照例不发给无日本国籍者。谦二再次申请了旅行券十万日元，并换成现金寄赠给吴雄根。

每逢选举，谦二依旧投给自民党以外的候选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给民主党，并说“感觉有希望政党轮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党政权下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法案内容是过往民主党法案与自民党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额依照拘留期间长短，从二十五万日元到一百五十万日元，财源则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缴回国库的资金当作资本。

如此，这样的内容既可以解释为由国家支出进行实际赔偿，也可以说只是由自民、公明两党原案筹措的基金余额权充支付，两套说辞皆可自行诠释。法案中虽然没有明文记载“赔偿”字样，但有说明今后的方针将会朝推动调查、记录当年拘留实际状况而努力，提案说明中也陈述了道歉与赔偿的主旨。依据这项法案，还活着的赔偿对象共有七万人左右，但一样排除无日本国籍者。获得此项成果后，“全抑协”也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宣布解散。

我从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识到“全抑协”的活动，但并未参加。在“赤塔会”中，我们也不提这类运动的话题。正如军人退休金一般，国家只支付金钱给有权力的人，不支付给无法发声的人。虽然“全抑协”的活动还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诉输掉后，便放弃不去理会这些事情了。之后他们还能重新振作，发起运动，而且得到这样的成果，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虽然如此，但我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申请。因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和平基金会解散后剩下来的钱来发放。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不过，最后谦二还是申请了这次的发放。虽然已经不与吴雄根联系，但他也找到别的寄赠对象。

申请期限只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约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读到一篇刊载于“全抑协”会刊《极光》上的文章。有个女儿撰文提到想为父亲立纪念碑，他父亲从库页岛被送至极北地区的诺里尔斯克战俘营，并且死在该处。她为此募求费用，为了响应她，我申请了二十五万日元，一半送给这位女儿，另一半捐给了“全抑协”，这也是最后的申请了。

一次性的慰问金也好，道歉也罢，战后立刻拿出来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着“赔偿！赔偿！”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笔钱。从这种国家机构领到以这种态度支付的赔偿费用，一点都不想感谢国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当时是民主党政权，所以才能办到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厂爆炸事故。“关于核电厂的事故，从之后的新闻报导才知道，那是原本该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而已。从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只想着大事化小的本质。核能电厂还是不要为好。”二〇一三年起，谦二开始在自己家屋顶装设太阳能发电设备。

二〇一二年开始，谦二腰腿越发无力，连孙子的运动会也没办法参加了。根据护理等级评定，已经属于“需要护理”的等级（需协助打扫与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宽子过世了。

谦二居住的南阳台，也与其他新兴住宅地一样，不断朝着老龄化迈进。一般称一定区域内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老龄化率”，南阳台一丁目于二〇一四年达到44%；周边的北野台达到43%，三井台达到40%。虽然这些区域都属于东京都，但已经确实接近“极限聚落”^[23]的水准了。

谦二住处周遭的空屋已经多到无法忽视，过往开在南阳台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闭，甚至无法购得一般日常用品。谦二虽然已达八十九岁高龄，但尚能独自开车购物，已算万幸。

谦二对整个大环境仍然有许多不满。

政客们反复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仍有人主张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对这些人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但内心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录，充满了各种排外的谩骂叫嚣，深感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

过去虽然许多人也一辈子都生活在底层，但仍有句话说“只要愿意追求财富，就不至于贫困”，但现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雇的临时人员，不管再怎么努力，仍得活在无可救药的社会中。虽然不是只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雇佣方不再具有劳动道德，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处境堪怜。

当我二十岁时，在不知世道险恶与社会真实的状况下成长，既无法获得资讯，也不能选择政权，连批评的自由都没有。现在的社会，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总有办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不愿面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于学习。我想再过个二十年，社会状况应该会变得更糟吧。日本经济因为国债的利息上升，最终或许仍得面临经济上崩溃的危机。

虽然谦二如此批评，但八十九岁的他仍然操持家务，每天自己过生活。他会阅读关于冷战后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学术性书籍。他也支付“国际特赦组织”“独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会（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医疗活动的组织）”、“加多厨”“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的会费并且出资捐赠，而且也写英文明信片给世界各国抗议对“政治犯”的压迫与逮捕。

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刊寄来时，会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纸。信封上会有各国政府达官要员的姓名地址，信件则以英文写成，包含抗议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狱等内容。虽然说我曾寄信声援，但我做的也只不过是在信上签名，丢进邮筒寄出而已。不过即便寄达，对方大概也会无视这些信件。不过我仍拥有“自我良心”，所以才会持续这么做。

谦二在腰腿有力时，仍会自己做饭，一个人在自己家过生活。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如此表示：

刚从结核疗养所出院时，曾暗忖自己的人生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岁。我人生的前半段都处于谷底，不过从中途开始，逐渐赶上大时代的发展时机，之后终于可以过着与常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我生命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并不见得都如此幸运，许多人还没达成任何成就，便走完人生旅途了。与他们相较，我现在算得上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在回答各种问题后，接着询问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路途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亦即，当在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等看不见未来的时期，他觉得对人而言，最关键的究竟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