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根据生于一九二五年、体验过西伯利亚战俘经验的亲历者的访谈写成。本书有两个特点，可以与至今为止的“战争体验记”有所区别。

其一，不仅止于战争经验，本书还描绘了从二战前到战后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战争体验记”都欠缺战前与战后的记述，因此无法得知主人公是“从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参与战争”，以及“从战场返回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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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本书描绘了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史，串接起了完整的战争体验。通过这样的书写，可以讨论“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战后的和平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

其二，是本书导入了社会科学的观点。关注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通过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描绘出当时的阶级流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状况。本书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

此外，本书描写的对象属于都市下层的经商者，并非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因此，才能记录到与“从学徒兵到上班族”这种一般战争体验记不同的轨迹。这部分加上社会科学的观察视角后，应该能对日本现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近年来，人们不仅关注战争的时代，也开始关心起战后史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如果我们考量到社会的中流砥柱已经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出生的世代，这似乎是必然的趋势。此外，伴随贫富差距的加剧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昭和年代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带给民众何种影响，又给社会秩序带来何种变化，这些也都成为大众所关切的问题。

本书尝试将这种对现代的关心与对过去战争体验的历史关怀联系在一起。即便是描绘战争体验，若能通过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串连起战前史与战后史，应该能够获得较过往更多的关注。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本书既是口述历史，也是民众史与社会史。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本书在处理“战争记忆”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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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绘的对象，是我的父亲。此处想要记下撰写本书的动机与过程。

构成本书基础的访谈，是从二〇一三年五月开始，一直进行到当年十二月为止。与我一同进行访谈的，是一位曾经采访过印尼残留日本兵，并将其经历写成传记的新进现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残留日本兵的实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担任他指导教授的我，对曾经写过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亲曾有过西伯利亚的战俘经验，当时提议，请他务必听听我父亲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开端。

第一次的访谈，在稍微不得要领的状况下结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亲诉说的内容，涉及范围太广。当时不仅对父亲的西伯利亚拘留情形十分感兴趣，而且对于他对战争之前的商店街生活与战后不断辗转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实的记忆，更感到讶异。

因此我便考虑，应当访谈各个不同时代，如果能加入政治与经济的背景说明作为补充，对历史研究而言应该会具有相当的意义。在这个想法下，我对林氏提议，开始进行正式的访谈，而林氏也迅速答应下来，之后每两周我们便前往父亲位于八王子的住处，每次大约进行三小时的访谈。

我自己曾于撰写《在日一世的记忆》[1]（集英社新书，二〇〇八年）时，做过进行访谈的计划。而林氏本身也访谈过几位原日本兵，因为两人都有过采访经验，所以实际执行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访谈作业的具体内容与程序如下：由我对父亲进行提问，林氏负责以电脑记录；接着当天我会针对林氏制作的笔记进行润饰整理，之后再与当时的录音相互对照，做成原稿；而后再将原稿交给父亲过目，确认相关事实并加以订正。

父亲实际上缺了一边的肺，长时间说话容易疲劳；不过关于这点，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却是不可多得的叙述者。父亲的记忆不仅鲜明，谈话内容也相当有系统，不至于偏离主题。而且他又是心思异常缜密的人，没有窜改自己的记忆，能够把当时的实际感受与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饰地告诉听者。甚至访谈过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见过类似的受访者。

而父亲具备的观察能力，往往令我们感到惊奇。例如本书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辉一，在谈到高圆寺的祭典上配合《东京舞曲》庆典歌曲敲击太鼓的话题时，父亲说：“这种曲调的风行，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吧。”“配合《东京舞曲》敲击太鼓”这个事实，与“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背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对于自己哥哥的回忆，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叙述中抽离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观事实，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父亲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这种能力，只能说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训练出来的吧。类似这种观察力与客观的态度，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在某种意义上，父亲是个性格淡薄的人。对于悲惨的经验，以旁观者的语调述说戏剧性的经过时，绝对不会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贯冷静客观的态度，偶尔掺杂着幽默谈论事实。

借用父亲的说法，就是“实际经历过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谁都会这么表现，我无从判断。只有谈到军队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别时，表达上有些停顿，除此之外没有出现类似的状况。这些事情对父亲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争取战后赔偿之际，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阐述自己的回忆。

这种性格的人物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述者，相当值得信赖。可是，类似这种人物，也很少写下自己的切身体验。会留下个人史记录的人，往往是拥有相当学历与文笔能力的阶层，特别是拥有自己强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叙述往往只能表达某一阶层的观点，后者则又欠缺客观的视角。父亲不属于任何一类，而且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几乎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如前所述，首次进行访谈时，我还没有计划要把访谈写成文章，但在一连串的谈话后，我的初衷改变了。之后我取得林君的许可，开始撰写本书，并先于《世界》杂志二〇一四年十月号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号进行连载。如此一来，帮助不书写、不曾留下记录的人，为后世留下他们应被传承的记忆，我认为这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应当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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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描写的我父亲的经历，称得上当时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经历吗？这也牵涉本书的学术性意义，但确实相当难回答。暂且不提西伯利亚战俘经验，战后的赔偿诉讼中与朝鲜人原日本兵列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没有第二个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有人会评价说“这并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谓的“普通人”究竟是什么？在日本的话，或许是所谓的“上班族”吧。可是，从统计学的意义来看，这个族群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成为最多数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样的错觉仍流布于整个战后时代。

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后改拍成电影，由山口瞳撰写的小说《江分利满先生的优雅生活》。男主角与我父亲一样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年龄设定与昭和年数一致（昭和几年就是几岁）。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满”[2]。

而小说内容描述的却是住在大型电机公司的员工住宅，过着大企业正式员工生活的人。如本书提及的，能过这种生活的人，占当时劳动人口的一成不到。将这种生活想象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为购读该书的人多属都市中产阶级，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后成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许就这么简单。

另一方面，与都市中产阶层相对照，还存在另一种印象，也就是位于地方的农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阶层。但自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农民在统计数字上也不再是人数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单纯把居住于农村的人都称作农民，那我父亲在战后的某一时期也曾经居住于农村。

如本书内容所阐明的一般，父亲走过留下的足迹，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识到，但大致都沿着同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迈进。即便如此，父亲也屡屡做出与同时代多数人不同的选择与举动。如此说来，父亲的行迹，与“多数人”或“平均”有着什么样的相对关系？

对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场合中都属于“多数人”的人，并不存在。社会学上称脱离“多数人”的行为为“异常行为”（deviance）。但是，一辈子从未做出异常行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们大体上都过着不显眼、可称之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总会经历几次危机，并且做出英雄式的举动。只是同时从大范围来看，仍受到同时代社会性脉络的规制。

而这样的情况，才是所谓“平均”的多数人。从这个意义来看，本书中刻画的父亲轨迹，属于非常“平均”的一群。

换个说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机时的经验，或者英雄性的瞬间来看，不论描绘的对象是个人还是集团，都无法描绘出时代整体的样态。当然，只描绘日常性的生活，也无法刻画时代整体状况。只有通过综合性地把握全体，在同时代的社会性脉络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体性的历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书描述的人物，并非拥有高学历的都市中产阶层。从此点看来，本书便属于“不被记录的多数人”的生活史。但同时本书内容也没有仅注重战争与诉讼等戏剧性的部分，而是将其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做出综合性的记述，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之处。人类的行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动摇与偏差，但同时又受到全体结构的规制。本书中我所描写的，正是父亲个人体验过的动摇，以及规制他行为的东亚历史。这里所指的东亚不仅是日本，也包含了苏联、中国大陆与台湾、韩国。即便在日本，也与许多地方、各种阶层、诸般政策有所关联。本书的意图，即在尝试通过单一人物的细部描写，借以窥见整体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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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经对父亲做过访谈。但当时只请教了西伯利亚拘留的经过。对于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当时还不关心。此外虽然问起西伯利亚拘留经验，但仍缺乏探究战俘营经营、苏联方面社会背景的视角。这部分虽然也是父亲的经历，但却不是当时的我能通过访谈引导出来的回忆。

所谓的记忆，会在叙述者与听者间产生相互作用。如果听众没有提问的能力，便无法引导出叙述者的回忆。如前所述，本书受益于优秀的叙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提问者的我，因为拥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识与更广泛的关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补作用吧。

要说理所当然，也确实如此，通过本书的访谈，更加拉近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彼此间共通的话题增加，也让我更容易理解父亲言行背后的意义。而且通过讲述过往的事情，那段时间父亲的脸上又闪耀起了当年上班时的光辉，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单纯的喜悦。大概对父亲来说，能够有人热心倾听自己的经验，他也感到相当开心吧。

不过这种情况，缺乏听者的努力也无法发生。这不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许多人的经验与记忆，都在缺乏倾听者的情形下就这么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或者近邻、同事，光是愿意侧耳倾听这些回忆，就具有相当的意义。

而且对听者而言，可以获得比叙述者更多的收获。因为人类存在的证据，就只存在于与他人、与过去的互动之中。

对人类来说，不明白自己为何生存于此，便会产生不安。市场上虽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商品来抚慰这种不安，但通过与周围的互动、对话，建构人际关系，比起被动的瞬间性购买行为，能够提供更多收获，也是可以让效果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复强调，所谓的记忆，是通过听者与叙述者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谓的历史，也属于此类相互作用的形态之一。将倾听对方的声音、努力赋予其意义的行为，称之为“历史”应该也不为过。

对于过去的事实与经验，通过听者的努力，赋予其意义，才能使其长久存续。如果不这么做，事实与经验便会消失，侧耳倾听这个声音的人，也会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此二者中该选择何者，应由活于当下的人担负起责任。

父亲终将过世，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但能够做的，便是倾听父亲的经历，赋予其意义，使其长久存续。这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处理的事情。我的愿望便是，读者诸君们也能借由阅读本书的经验，开始试着参与这样的努力。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五月

 

 

* 本书经作者授权略有删节

[1] 译注：书名的意思为“在日本的第一代的回忆”。

[2] 译注：日语可以读成エブリマン，也就是英语的every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