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还是古？

清晨我离开宾馆时，正好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从门口经过。我满心欢喜地跟在他和那片艳丽的气球云后面，仿佛自己的担忧也被一步一步抛在身后了。我的好心情可不是没来由的：怎么把镜头送回北京修理，我已经想好，今天甚至连脚痛好像都减轻了些。

我猛然想起自己忘了给朱辉回短信，便从裤袋里掏出手机，简短地概括道：一切都好，今天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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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分钟就收到了他的回复：古城？！

好奇怪的反应。

此时，城内的街道慢慢延伸，与国道合为一体。楼房也接连消失了，给宽阔的田野让出空间。接着走下去，树木又渐渐挤开了农田，一棵棵排列得越来越密集，国道最终变成了一条蜿蜒的林荫道。这四周分明就是一座童话般的白桦树殿堂：生长紧密的树梢铺展开一个金光耀眼的吊顶，地面被秋叶盖满了，时不时有鸟儿的振翅引起一阵落叶雨，层层片片，好似一帘帘瀑布，缓缓飘落。远处，一个个彩色的小点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正从林中走过。幸好我还有一架相机，我心想着，一边准备着长焦镜头。

车轮的辘辘声引得我扭转头朝后看去：扬起的尘土之中有一辆黑色轿车正朝我的方向驶来，光亮的车身和车窗上的深色玻璃纸与周围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一缕和风正在与树尖嬉戏，远处荡漾着孩子们的朗朗笑声。汽车慢慢地越行越近，我让到路边，把上衣拉链拉高了些，又将镜头对准了树林。孩子们的笑声更清晰响亮了：一个男孩跑离了队伍，别的孩子全都欢呼雀跃地追了上去。忽然，我似乎觉得那车轮的辘辘声在渐渐变低，果然，车正在减速，靠着我这一侧缓缓滑行过来。随着轮胎在地面摩擦出“嘎吱”的一声，车停下了。发动机响声渐渐平息，一时间，只有孩子的笑声在这桦树林中回荡，我默默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

这车还真像一只大甲虫，车门开启时，我不禁想。四个表情严肃的男人下了车，朝我走来。

“您好，我们是定西市文化局的。”说话的那位四十来岁，体型稍显敦实，透过鼻梁上的眼镜瞅瞅我，正估量着我是否能听懂他的话。

“您好！”我答道，所有人的表情瞬间轻松了不少。

“啊，您好您好！我们想知道您是哪个单位的，在这里做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在中国这么久，我还从没这样被“检查”过。

“我叫雷克，是从德国来的。”我尽量保持自然。

“我姓陈，定西市文化局的。”四双眼睛有些猜疑地盯着我，我意识到有必要再多说几句。“我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现在在河北徒步旅游，拍些照片。”我指指相机显示屏说，“风景照！”

陈先生瞥过头来仔细看了看那张孩子们和桦树林的照片，礼貌地点点头，另外三个人则互换了一道不置可否的目光。

“稍等。”我从腰包里掏出装证件的小袋子。陈先生若有所思地翻看了我的护照后，打开我的学生证：一张白底的标准照下面印着我的中文名字，盖着电影学院的红章。他脸上顿时一亮：“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忽然，一切都变了：握手，递烟，对我的中文水平大大称赞。几乎都有些几位好友来此相会，享受自然、互赠祝福的味道了。我提到定西一路可见的农业和经济发展，他们则对我的徒步之旅惊叹不已。从北京一直到这儿——完全走路？都快赶上红军长征了！

最后，陈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伸手拍拍我的肩膀说：“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黑色轿车咕隆隆地向前驶去，载着嘴里正叼着烟的友好的文化局先生们。不一会儿，便只还剩一层薄薄扬起的沙尘徐徐飘洒在马路上。我转过身，再次回望树林，孩子们早已没了踪影。

傍晚到达固城时，我又冷又累，满心期望能找一家供暖的宾馆和一顿热腾腾的晚饭，却一无所获：两排连体住宅楼将街道紧紧地夹在中间，墙上画满了各类汽车维修的广告。两家杂货店，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火锅店，还有一家位于后院的招待所。正在玩牌的几个男人一个字不多地告诉我还有空房，但不带暖气。别的房间可没有，我不想要尽可以接着走。

正当我站在冰柜般的房间里，打开背包准备整理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嘿，小雷？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朱辉！”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固城，雷克，固城！”他一边笑着，一边面带责备地晃了晃他的手机，“你没发现你把地名写错了？”

中文总共有大约十五万个汉字，但只有几百个音节，也就是说，对应每一个音节的同音字都有好几百个。除此以外，还有音调的区别，对于没有学过中文的人来说，一声和四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固城”，我之前却迷迷糊糊地写成了“古城”。

反正，朱辉觉得很有意思，“你难道没听过三国古城会的故事？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失散后在古城相会？你给我发‘古城’，我当然得回来找你啦！”

“火锅，可乐！”没过多久，坐在火锅店里，朱辉高兴地叫道。店里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锅里沸腾翻滚的热气蒙住了窗玻璃。

我给朱辉讲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当他听到全村没有一家愿意让我进屋时，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你真的从来没想过，别人看见你可能会害怕吗？”角落里正在切菜的老太太被他的笑声惊了一下，抬起头朝我们望了望。“你想想：一个又高又大的陌生人出现在你家门口，说要进去，为了检查什么相机！”他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我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这些可怜的人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外国人，你就这么冷不丁地出现，还背着个大背包站在他们家门口！”

等到我们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后，我问朱辉他家原籍在哪里。

“我爸爸是上海人，”他一边说，一边把几片羊肉放进漂满红辣椒的锅里，“朝鲜战争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去援疆了。”

我想象着一名面容和朱辉酷似的年轻人，精疲力竭地在沙尘漫天的戈壁滩里跳下军车的一幕。对他们来说，和这里长相完全不同的当地人一起建造新家，大概也比那些枪林弹雨好太多太多，哪怕时不时有沙暴来袭。尽管如此，他的家，那位于长江下游的东方巴黎，那些迂回的大街小巷和琳琅的店铺剧院也一定在无数月夜里，勾起这位年轻人渴望的叹息。

“那时候的生活不容易，”朱辉说，“‘文革’的时候，人人都互相批斗，我爹每天下班后就进山给领导打野味。他打仗时期当过狙击手，下午进山是他躲避那些政治调查的唯一方式。”

“你们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吗？”

“嗯，我爸我妈是在新疆认识的，我妈是名护士。他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我还有个哥哥。”朱辉从锅里夹出烫熟的羊肉，放到我的盘子里，咧嘴笑着，“但我不是个好儿子！”

“为啥？”“嗬，我连张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我愣住了：这个声线温和，尤其爱讲中国历史故事的朱辉，高中没有毕业？

“我啊，就是太懒了。有一次考试作弊被逮住了，就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可丢了全家人的脸！”

接下来的十年，他在一家棉花厂打工，每天弹棉絮，裁布料。起初他看些小人书，后来对哲学和历史产生了兴趣，便正儿八经地读起书来。二十八岁的时候，他辞去工作，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想到广州做制服代理生意。“那时候苦啊，”他笑着说，“尤其是，我在广州谁都不认识！”

第一年，他跟另外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住，房间窗户是用塑料布勉强糊上的，屋内蟑螂不计其数。身无分文的日子，他就到菜市场的垃圾堆里捡些勉强还能吃的东西。

“这应该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锅里夹出一片菜叶，盯着呆看了一会儿，“后来终于挣了些钱。但在广州待了几年后，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家。”

他用积蓄开了一家跆拳道馆，就在父亲当年援建的这座城市。

“我当时对跆拳道完全不了解！所以得聘教练。后来生意越来越好，教练的要价就越来越高，远远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

又一次，朱辉面临着选择：放弃，还是坚持？此时，他对跆拳道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上也常常自己对着镜子练习招式。要么关闭道馆，要么努力训练，自己当教练。对他而言，选择的结果再清楚不过：他骑着自行车穿越中国，走访各个有名的教练和道馆，参加培训课程，终于获得了教练资格证。

当时，他三十四岁，比班内的其他同学都年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