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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房间里冷得我们能看到自己呼吸冒出的气团。到院里刷牙，朱辉和我就像两个疯子般不停地拍手，冰冷刺骨的水将它们冻得通红。
朱辉笑着问我：“小雷，今天走到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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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公里，完全不现实嘛！”我抗议道，一边想起了自己曾经给自己定下的那些走路的规矩。其中一条便是，每一米都必须是走的，而朱辉显然已经另有打算。
没过多久，国道上，背包不再像五行山压着孙悟空般地压在我肩上，它与我并排同行着：朱辉把它绑在自行车上，准备一路推到保定。这样一来，只背着两个相机，我的脚步的确轻松不少。尽管每迈出一步，脚趾间的水泡都灼烧般地疼。朱辉的速度不容小看，每次我停下来拍照后，都得小跑才能赶上他。
不知什么时候，他在我前方完全消失了。
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路面，我靠在一根电灯杆上，抬起右脚，活动一下每根脚趾。忽然觉得鞋里湿漉漉的，也许是某个水泡破了。远处，我隐约看到朱辉弓着腰骑在车上的身影，但一辆拖拉机驶过，我又看不见他了。
全部家当都在背包里，我一边想着，一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丝毫没有为此而紧张。要是在几天前，情况肯定不一样：有一次，我为了防盗而带上了自己所有贵重的东西进公共浴室，却被琉璃河旅馆的老板娘撞了个正着。她的笑声还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塞上耳机，瑞典死亡金属乐队Dark Tranquillity（寂静黑暗乐团）的一张老专辑。这方法还挺奏效：一群北欧小伙挥舞吉他，倾倒出一瀑接连一瀑音阶，弄坏了一架又一架鼓、一根又一根声带。我淡然地迈着步子，向保定前进，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犹太神话中被施法便能行走的人偶。
走进一家小卖部，我买了一瓶冰红茶。“您有没有看见一个人用自行车推着一个大包从这儿经过？”我问柜台后的那个老人，他一边数着找给我的零钱，一边从容地摇了摇头。屋内的时间仿佛已被无限拉长过：灯泡吊在天花板上，散发出橘黄色的光，厚厚的门帘将寒风和日光同时挡在门外，货架上的饮料瓶和薯片上积起了厚厚一层灰。
我指指角落里的小木凳，老人许可地点了点头。我坐下来，拧开瓶盖，让沁凉的红茶顺着嗓子流下去。手机振动：朱辉简短地通知我，他已经领先我好几公里，让我加速。我忽然想起自己还得给小黑打电话，商量把相机送回北京修理的事。
“你离保定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告诉我一声！”小黑说。
我脱下袜子，瞅了一眼脚，水泡出乎意料的顽固未破。它们一个个珍珠般透亮地端坐在我的脚趾上，充满嫉妒地守卫着那些已经磨损的粉红色肌肉。
店里的老人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小刀先在酒里过一下，再割。”他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何时何地，他也曾如此赶路，满脚水泡？我点点头，谢过他的建议，重新慢慢穿上鞋，站在门口挥手道别。
晚上进城时，我几乎都无法站着了，朱辉不断给我打气，“最后几步了，”我靠在一堵墙边，实在不想再走下去时，他说，“马上就见到你朋友了！”
两条腿如铅注一般，鞋里好似灌了钢。
旅馆房间地面的瓷砖裂开了一条缝，墙壁的涂层也已剥落，但光它供暖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高兴好半天。
小黑带着朋友来取相机时，我已经将水泡捅破并消了毒。好几个已经开始流血。
小黑大笑起来，“牛逼啊！”
他手里拿着我的电动牙刷，摇着头说道：“你这一根筋的脑袋，走都走不动了，还非得带上这电动的。牛逼！”
吃晚饭时，我穿着拖鞋，一蹦一跳地跟在大家后面。
接下来的一整天，朱辉和我窝在旅馆房间里，写日记，讲历史故事，吃东西。第二天，他带我去看一所学校的跆拳道比赛。我心情颇好地在体育馆里跳来跳去地给参赛学生拍照，那感觉还真不错。中午，比赛的组织者请我们俩吃饭。当那个鼓着眼的大鱼头被夹到我碗里时，我却不知拿它怎么办好。德国人的食材里，鱼头可不在其列。全桌人大笑。
晚上，烤鸡、薯片、酸奶和可乐，房间里朦胧的顶灯下，我们的最后一顿大餐。我们为三国干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也为我尽快到达西北，能再次跟朱辉一起吃火锅干杯。
第二天，又是分别的时候。朱辉再一次戴好手套和帽子，我们再一次说了告别的话，我再一次注视着他渐渐消失在城市的车流里。
紧接着，我也上了路。没走几公里，我便意识到，水泡还没长好，我完全无法继续走。
路过一家便宜的地下旅馆，我要了个房间，放下行李，发一条短信给双胞胎姐妹：计划有变，在保定待几天。你们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