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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清晨，我又站在了国道上。一层含着怜悯的雾气笼罩着整个世界，它吞噬掉所有的细节，将连绵的田野化成一片农作物的海洋，零星的农家更似一只只形单影只的潜水舰艇散落其间。
终于到了城外，我欣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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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我望向脚下那一片混浊的泥浆。表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色粉状物，上面积满了落叶和各种垃圾。几处微弱的光亮闪烁着，充满了责备。这里以前肯定是条河，我心里想着，一面希望自己能开着挖掘机，清除掉这所有的泥浆和垃圾。
保定是个错误，我事前就已预见到的错误，不然我约双胞胎姐妹过来干什么？
“你变化还真大！”姐妹俩在上岛咖啡看见我时叫道。她们身上裹着毛茸茸的黑色人造皮草，旁边站着一个脸上一直堆着笑的胖男人：一定是被她们“选”来开车、埋单的，但他心里，定还打着别的如意算盘。我可能还是要没结婚的妹妹吧，我心想。
东拉西扯地聊天，喝茶。胖子最近刚从朋友手里买下一匹马，我最近刚徒步走了近两百公里。我愿不愿意带上马一块儿走？四个人都笑起来，姐姐假装无意地在桌下碰了碰我的腿。
离开大路，一条窄窄的小径蜿蜒在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果林田间。
国道的嘈杂和污浊都显得那么遥远，路边的小树苗被齐腰涂上白色，我静静地听着鞋底挤压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的声音，时不时有火车轰隆驶过，打破这片静谧，除此以外，方圆几里无人。
走了几个小时，我感到饿了，便找了一个相对干燥的地方放下背包，铺开垫子。背包里的食物不多，但一包饼干、水，还有一罐王老吉也够我填饱肚子了。拾起衣服上最后一粒饼干渣，我平躺到垫子上，心神不宁地睡着了。
那天晚些时候，姐姐悄悄凑到我耳边说晚上我也可以去她那儿过夜，她一个人。我故作惊讶地咕哝了几句“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之类的话，便仓促地道过晚安，逃进清澈寒冷的夜色里。我在北京的那种生活已在两百公里之外，小象在德国，保定城正怀着一个个纯洁无瑕的梦睡去。
回到旅馆外的街上，彩灯箱下方本来旅店入口的位置却拉上了卷帘门，看上去就像个车库。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先到街对面的小卖部问问，反正不管我敲门还是喊叫，都不会有人答应。
“买一包口香糖。”我又问店主，“对面的那家旅馆晚上还锁门啊？”亮着荧光的电视机里正在播一部抗日电影。老板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一只手从柜台上推过零钱说：“打门上的那个电话！”
我把一块口香糖塞进嘴里，人工合成的苹果味在嘴里散开。荧屏上，一座日军碉堡被炸，一个个日本兵就像受惊的母鸡，到处乱窜。我做了决定。
忽然，我来到一个大洞边。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弹坑，将四周的景色活生生地撕开一个几米深的口子。大约是采挖黏土时留下的吧，我脚下有一根标示线弯弯曲曲地绕过电线杆，延伸进洞里。我在恍惚间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软黏黏的、土黄色的世界。之前走的那条路在头顶上方，环绕坑边。每走一步，地面上都留下我踩出的重心不稳的脚印。
下至坑底时，我望向前方，齐膝高的野穗随处可见。在这里搭帐篷过夜一定不错，我心想。但一想到倾盆大雨和泥石流，我的兴奋劲儿瞬间被浇退了一大半。
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我穿过这个深静如海底一般的世界，这个赭色如外太空星球一般的世界。
坑的对侧越来越近，似乎没有路通往坡上。我没有停下来，坑的这一面虽然又高又陡，布满碎石，但也有不少表面裂开的地方坡度较缓，可以下脚。
实际上，我跟家里人保证过不再干这样的事。“我又不是傻瓜！”我大声宣布说。盛夏里和煦的一天，德国北部小城巴特嫩多夫，我们坐在客厅里的蓝色沙发上——这个沙发还是当年妈妈挑的。
墙上挂着居斯塔夫·克里姆特的《花丛》和凡·高的《夜晚的咖啡馆》的影印画。
爸爸并不看好我从北京徒步回家的计划，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深陷的眼眶里，黑眼圈清晰可见。弟弟妹妹的脸上也有几分焦虑。我迫切地感觉到自己必须尽可能排除他们的一切担忧，为自己的徒步计划做做广告，即使谁都无法使我改变它。
“我只走国道，也只在旅馆过夜，”我说道，“我已经跟路上所有国家的德国大使馆联系过了，这次我肯定不会再像上次在法国那样乱走小道抄近路了！”小我八岁的弟弟鲁比脸上掠过浅浅一笑，他肯定想起了当年我从巴黎毫无准备地走回德国时闹出的某个笑话。一转眼，四年过去了。贝琪，我们三兄妹中的老二，神情紧张地拨弄着普克耷拉下来的大耳朵。普克是我们家的格里芬犬，我从巴黎徒步回德国时，它一直跟着我。父亲的嘴角依旧画着下弧线，他坐在一团烟雾之中。
“计划的第一步是，横穿中国，”我接着说下去，并尽量使自己的腔调听起来轻松自然，“我对中国很了解。语言不是问题，而且路上的很多地方我之前已经去过！走完中国，就已经走完三分之一了，完全用不着担心！说不定我之后还能穿过匈牙利，顺便去看看外婆呢！”
“那你万一迷路了怎么办？”贝琪问。
“不会迷路的，我有定位仪！”
“那万一呢？”
“那我就倒回去呗！这也是我已经有过徒步经验的优势：我知道脑子一根筋地接着往前走没有任何好处，有时候就得往回走，才能重新找到对的方向！”
我的话浮在客厅的空气中，眼前依然是三张疑惑不安的脸。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正在干的事会有什么反应，我站在坑边高高的黏土堆前，抬头望向上面时，心想。墙面微微有些倾斜，矮小的灌木从裂缝中生长出来。我伸出手抓住一节枝干，尝试性地拽了拽。好像还够结实。为了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我喝了一口水，又回头望去：地面上的鞋印清晰可见，要原路返回并不难。之后我只需要沿着坑边的小道走，早晚都会走过这一段，并且肯定毫发无伤。不用攀，不用爬，没有任何危险。
我摘下手套，把剩下的那根登山杖固定在手腕上（另外那根几天前不知被我在什么地方弄丢了），拉紧了外套和相机包上的拉链。然后我伸出手，抓住那根树枝，抬起脚踏到坡上，那些我曾许下的诺言现在又如何呢？
“你来啦！”姐姐打开门时说道，“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来了呢！”
“就只是睡觉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的旅馆关门了。”
她把胳膊抱在胸前，身体微微发着抖。我注意到，她身上的睡裙有一点点透明。“当然可以啦，”她向身后指了指说，“我房间有两张床！”
“你妹妹跟胖子一间？”
“嗯，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的。”
几分钟后，我躺在整齐的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他们真的不会做什么？”“谁？我妹妹？”“嗯。”“当然不会！”
沉默。“那要不要问她想不想过来？”没有回答，姐姐大笑起来。
“你真的是个流氓，你知道吗？”“为啥？”“我以为你说过再也不干这些事了，结果现在还想一次跟我们两个一起？”“那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可不可以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不是不干这样的事了吗！”“……那如果我还是想呢？”沉默。黑暗中，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窗外，一阵喇叭声。我听着她的呼吸声，也尽量让自己的听起来平缓些。然后我站了起来，走过两张床之间四步的距离。
坦坦荡荡的两百公里都已经走过了，就在这区区四步之内，我又深深地跌进了泥潭。我一边自带鄙夷地想着，一边奋力朝坑上爬去。风吹干了黏土，在手上结起一层壳。脚下的泥石下滑得越来越厉害。背上顶着巨大的背包，我的样子肯定像极了一只拼命想爬出饲养箱的乌龟。手杖下，一大块泥土滑落至坑底，我听见自己从牙缝间恨恨地磨出了一句：“妈的！”我靠着双手和膝盖支撑在坡面上。无辜的植物因无法承受我的重量而丧了命，诅咒和谩骂成了背景声效。
这是我的报应吗？
一个农民直愣愣地立在那儿，手里握着一把铲子，好像见到幽灵现身一般盯着突然出现的我。“老外。”他小声跟自己嘀咕着。
“你好！”我跟他打招呼，一边使劲在腿上蹭去手上的土，连胳膊的里侧都是泥。我终于还是从坑里爬了出来，感觉一下子好多了。
农民依然张着嘴，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好！”我重复了一遍，“请问方顺桥怎么走？”
他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你……你会说中文？！”
“没有没有，就会那么几句话。”我说道，“请问，桥怎么走？听说那边有旅馆！”
“你从哪儿来的？”“从德国来的。”“从德国一直走过来的？”“不不不，从北京走过来的！”
“北京？那你刚才在黏土坑里干吗呢？”
“我本来想抄段近路！对了，方顺桥……”
“往那边！跟着铁路走就是了，大概还有十里路的样子！”
十里，也就是差不多五公里。如果不再碰见别的坑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到。
“没了，这是附近唯一的黏土坑。”农民跟我解释道。“但你用不着走到方顺桥去。那儿，”他指指农田尽头长长的一排树，“我家就在那边，你可以在那儿过夜！”
我感动极了：邀请一个刚骂骂咧咧地从地下大坑里爬出来的人去家里过夜，远远超出了中国人好客的一般标准。
尽管如此，我还是拒绝了。我想好好洗个澡，整理整理衣服，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此外，我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得好好想想，要不要跟小象坦白在保定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