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

闪闪反光的白色泡沫向世人昭示着这里遭受的破坏，它们堆在一座高速路桥下的小溪沟里，就在刚出石家庄市区不远的地方。到处都闪着亮光，好像那些泡沫扼杀掉一切生灵之后，还将它们逐个儿清洗过一般。灰暗的苍穹下，孤独锈蚀的废铜烂铁又给这一幕涂上完结的一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鸡蛋味。我以最快的速度拍下几张充满哭诉的照片，便接着赶路。城市在我身后，地平线上已有起伏的山影，柔和，充满了希冀，好似那些遥远的记忆。

我对高原山区的看法在不到半天时间里就被完全颠覆了：身后的石家庄好像一条喘着粗气的大章鱼，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腕足似的街道，似乎随时都能把周围的一切通通吞噬，难道那一段段无害的山路还能比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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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可能。我满怀期待地朝山里走去：我希望看到一片未经开采挖掘的景色，寺庙、小村优雅地点缀其上，希望碰见身着长袍、蓄着胡须的长老，希望听到女人们在河边打洗衣服时清亮的歌声。脚下的路不会轻松，但空气肯定比在山下清新自然得多！

这是一个多么天真的想法！一天过去，我没有见到风景如画的村庄，反倒看见一栋又一栋的混凝土房。路过一所监狱，人们半掩着嘴告诉我，在看守的高压下，犯人们每天都得如牛马一般地挖采黏土。寺庙是没有的。四周的地表已经被不知翻挖过多少回，一片污浊。我脚下的路被煤坑、煤堆、煤炭装卸场包围着，其间，货车来回轰鸣，将这些煤运出去，整个世界都蒙着黑黑的尘灰。

我在一棵树边停下，这片景象中，它就好似火中的木柴块那样立着。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打转：它想在这里长得郁郁葱葱，真是幼稚可笑！就光说我吧，连呼吸都很困难，嘴里反复结起一层又一层干壳，用水也无法冲掉。

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个个戴着防尘口罩。我们在煤灰的缭绕中互相望望，我能看见他们因惊讶而睁大的眼睛。许多口罩在鼻子和嘴巴的部位都是黑乎乎的一团，这样至少不会直接将煤灰吸进肺里，我心想，并下意识尽量浅呼吸，就像小时候坐在妈妈车里，她神经紧张地抽烟时一样。“你如果不戒掉的话，迟早会为此送命的！”有一回，我这样对她说，她只抛给我一个并不愉快的短暂的笑脸。

山坡上有一座观景亭。我高兴起来，拖拽着身体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上爬了近五十米。亭子由几根柱子支撑，中间连有长凳，檐角向上扬起。山坡下方，车辆依旧来回轰鸣驶过。我靠在一根柱子旁边，舒了口气：高处的煤灰确实比大路上少许多，天空中甚至可以看见一小抹隐约的蓝色。

我打开一瓶酸奶饮料，喝了几口，拉长呼吸，舒畅极了。

中午休息向来都是徒步中最美好的部分，那年在法国走路时已经如此。徒步本身相当辛苦，一点都不舒服，此外，多数时候还有脚痛的问题。晚上也是没有保障的：万一没有旅馆落脚呢？万一黄昏时还在为晚上的住处一筹莫展呢？

中午的休息就不同了，只要老天赏脸，我愿意在哪儿坐坐就在哪儿坐坐。无论是林中的一片空地还是田里的稻秆堆上，超市门口的停车场还是风声呼啸的山峰间，小餐馆冒出的油烟里还是寺庙墙壁的阴影下——前一分钟还又累又饿，一瘸一拐地走着，一转眼，我已在最美的地方舒展开了身体，背包当作枕头塞在头下，鞋也脱下来摆在旁边吹干。长长地伸直双腿，我观察着匆忙过往的人们，他们还不知道自己面前躺着一个连亚历山大大帝都嫉妒的第欧根尼。

突然，离我不远的地方，什么东西炸了。一声震耳的响声，几乎与此同时，粉红色的酸奶雨点般落在我的衣服上。又一声响，又一声响，紧接着传来一阵噼啪声，我这才反应过来，一定是有人在放鞭炮，多半是谁家有喜事。

我骂骂咧咧地走到山坡边，想找出这噪音的制造者，一边心不在焉地试着擦去衣服上的酸奶。

不是红喜，是白喜。

几百米外，一列大约由五十人组成的队伍正缓缓地跟在一具棺材后面，棺材载在拖拉机后挂车里。一个人吹着唢呐，完全听不出任何调子，还有两个人跑在队伍最前面，间隔有致地点放鞭炮。他们大多身着白色的传统丧服，披风式的外套，戴着一直遮到眼部的大帽子，一些人手里还拿着大大的彩色花圈和纸制的像。

毫无疑问，这是场葬礼！我激动起来，完全忘记了外套上的酸奶。直到现在为止，我也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一些关于中国传统葬礼的内容，却从来没见过真实的场景，在北京的两年也没有！我匆匆忙忙地顺着小道返回大路上，咿呀的唢呐声夹杂在震耳的炮响中越来越近。

家家户户的人们都从屋里出来看个究竟。一家小卖部门前站着几个老人，我也试图不引起他们注意加入其中，当然没有成功：一双双眼睛诧异地望着我，大概都在猜测着我在这里干吗，但没有一个人开口跟我说话。我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膀，指了指送葬队伍走来的那个方向。

“他肯定是怕放炮！”一个人说道，剩下的人都笑起来。有人一声不吭地递一支烟给我，接下来，我的国籍被确定为美国，围绕我行李的讨论展开了。过了一会儿，大家都扭过头，朝向大路的方向。

那两个领头放炮的男人已经差不多走到了我们跟前，我举起相机。

“啊！原来是摄影师！”所有人立刻回头盯着我，“瞧那相机多大个啊！”“嘿！”这一声是冲着那两个负责放炮的人喊出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国摄影师！”“美国的！”放炮的两人腼腆地笑了笑，在我们跟前放下了特别大的一堆鞭炮，引线得先绕在一起，再用烟点着。一阵咝咝声响，所有人都不自觉向后退了一步。

爆了。

我敢肯定，沥青路面上裂开了一道口子。

一张张脸充满期待地望着我。我想了片刻，耳朵里还回响着尖锐的哔声。“Okay！”我大声说道，并竖起大拇指，“Okay！”大家都满意地笑了，没过多久，整个送葬的队伍也来到我们面前。

当我在一顶顶白色丧帽下发现好几张稚嫩的脸时，我的微笑卡在了嗓子眼里。我见过这种眼神：透过它，世界似乎被模糊的玻璃瓶底隔开了，身处一个从未想过会与自己相关的仪式之中，它便抛不开，也甩不掉。

我放下相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整个队伍通过后，我急匆匆地加紧脚步朝西方走去，不假思考。

路上的下一个小镇几乎就等于一个岔路口，几十栋房子，外加一座立着两根又粗又大的冷却塔的火电站。但今天，我也不大挑剔了，只要能有一个带暖气的房间就行。

一幢楼上写着“宾馆”二字，我没多想便走了进去。

楼内给人的感觉却像货船的船舱：几乎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前台边还相当多余地立着一个仿真船舵。但这里暖气很足，而且据说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

拿到房间钥匙几分钟后，我穿着内裤和拖鞋站在前台，想要一点洗发露，我自己的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丢了。前台接待是一个戴着厚眼镜的上了些年纪的阿姨，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咯咯笑了起来。

“老板！”她冲着屋内喊道，“这个老外要洗发露！”

“老外？”里面答应着。

门帘一阵窸窣，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她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脸部线条整齐柔和，蓬松的鬈发，一定是这个小地方的美人之一——她就是这儿的老板。

她从上到下地将我打量了一番，“你怎么知道他要啥？”她问前台接待。

“他自己说的啊！”前台转向我说，“你是不是要洗发露？”“对。”老板的表情一下亮开了。“你会说中文啊！”“会一点。”“那太好了！我姓齐，这是我家的宾馆。稍等啊，我找找看有没有洗发露！”

我从浴室里出来时，齐老板坐在我房间里。

“你喝过碧潭飘雪吗？”她指着桌上两杯热气腾腾的茶，笑着问我。飘雪就是漂在绿茶上面的茉莉花，她给我解释道。我们能不能聊会儿天？

等着我收拾好了洗澡的东西，在她对面坐下，她便开始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这儿干什么，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在北京上了多久学，喜欢北京什么，已经到过哪些地方，最美的是哪里。

只有一个问题，我想不出准确答案，“你怎么会想到做走路这么奇怪的事？”我正慢慢地穿上右脚的袜子，她的语气中几乎带有几分歉意。

我机械地重复着自己一直重复的话：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对冒险故事感兴趣，曾经没做任何准备从巴黎走路回家，第二年还走过意大利北部和法国阿尔萨斯地区，我想通过拍照和写博客记录下我走过的路。我在走路时，才觉得自己真正地活着。忽然，我还想起了另外一点，“在中国我也走过，你知道桂林漓江吧？”

她眼睛一亮，“当然啦！”

“有一次，我顺着漓江走了一个星期，上山，下山。另外还有一次，我沿着长城从东向西走，也走了一个星期！”

“那你去过山海关！”她激动地叫道，还拍起手来，“走路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很累，但是感觉很好。”

她陷入了思索中，“那你家里人怎么看？你在这儿……到处乱走？”

“噢，我爸强烈反对！他希望我赶快拿到大学毕业证。”

“中国父母根本就不可能同意你这么做的，你知道吧？”她笑着问，“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噢。”“没关系的。我三岁的时候，亲生爸爸就去世了。”

“但你不是刚说你爸爸……”“后来我妈又结了一次婚。从那时候起，我其实跟有父亲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对了，这家宾馆完全是属于你的？”

“嗯，我们家在这里还有一些别的生意。你晚点要吃饭的话，就到对面的那家餐馆，也是我家开的，比别的地方便宜多了，还干净！”

茉莉花蕾已经吸饱了水，沉到了杯底茶叶之间。突然，我感觉到她的手放在了我的膝盖上。

“你知道吗，我也想出去看看，”她的双眼就像阳光下的积雪那样闪亮，“我真想随便坐上一辆火车，离开这里，去哪儿都无所谓！认识一些新的人，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想！”她停顿了一下，“跟你一样。”

她把手抽了回去，盯着自己的指甲。

“那你干吗不出去旅游呢？”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答复。

她面无悦色地勉强笑了一下，“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个孩子。”

“你这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二十六岁在我们这儿已经不算年轻了！”我们各自盯着手里的茶杯，喝着茶。我的杯子上，黑粗字体写着火电厂的名字。

茶散发出淡淡花香，夹杂着一点苦味，咽下后，还有一丝茉莉的芬芳留在舌尖。

“说实话啊，”她专注地望着我，很直接地说道，“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美吗？”

美？我差点被呛着。“呃，这儿的人很好，”我边咳边说，“吃的也很好！”

她一脸不相信的表情，“我的意思是，你能接受在这里生活吗？”

“这个嘛，”我托词说，“我是德国人，也不太懂……”

她向我投来充满责备的一眼，我立刻羞愧起来。“这么说吧，”我说，“从石家庄走来的路上我已经注意到，这里的环境遭到了一些污染！”

她点点头。

“但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赶紧补上一句，“整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原料——所以有些地方不太理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上海城里，林立的摩天大厦伸入天空好几百米，而这里，一切都是黑的，我心里想着。

她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但这里更严重。”她有些沉闷地说。

“更严重？”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是啊，明天你上路就会看到了！有些地方和这里一样，有些还更糟。”

“噢。”

“没事儿，”她挤出一个微笑，“发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而且你说得对，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好！”

她又想起了什么，“你打算去看石头村吗？”

石头村？“把你的地图给我！”她说。我打开电脑，一张我和小象的合影出现在屏幕上。照片上，我们俩站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前，正拿我一直系在腰间、我颇感自豪的腰包开玩笑。

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没过多久，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大声争吵，周围行人都纷纷绕道走开。

“你女朋友？”

“对。”我说。其实也不完全对。小象一直坚持说，只要我还在路上，我们就不算真正在一起。

齐老板高兴地咂了一下嘴，“中国人？”“成都的。”“噢，四川辣妹子？那你可得小心啊，她们不光长得好看，还性格火辣呢！”

这点我还不知道吗？

“这张照片不是在中国拍的吧？”

“不是，在巴黎，她在德国上大学。”

“等一下！”她笑起来，“你女朋友是中国人，在德国上学，你是德国人，在中国徒步！这恐怕有什么不对吧？”

“我的计划就是要走到她那儿去。”我带着些悲情地说，一边打开地图软件。

她饶有兴致地看看我，便指向地图上一条迂折的路，“明天，你就从这条路走，一直走到天长，从这儿开车过去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移动寻找着，然后停在了山里一个点上。

“这儿就是于家石头村！”

我们说好明天早上她带儿子过来给我认识。八点半，我的房门准时开了，一个精力过盛的小子冲进来，第一个动作便是朝我做个鬼脸。我乐了，问他多大了，小朋友高声喊道：“四岁半！”一秒也不消停地抢过我的定位仪，一通乱按。

正当齐老板笑骂他的时候，他爸爸也走了进来：体形微胖，看上去已年过四十，牙不太好。除此之外，脸有些浮肿，就像其他过于频繁地好喝几口白酒的人一样。他伸出来跟我握手的那只手又软又冰，我不禁后背一阵寒战。你好，《指环王》里的咕噜姆，我们面对面站着却又无话可说的时候，我心里这样想。

“拍张合影怎么样？”齐老板说。我们一起走到大堂，我干脆让那兴奋得高声尖叫的小子坐到我肩上。夫妻俩一左一右地站在我旁边，年长的前台接待负责拍照，我冲着镜头笑起来。小朋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爸爸无精打采地站在一边，我能感觉到齐老板的发梢触碰到我的小臂。她今天不仅穿了时髦的皮夹克和长靴，还喷了香水。

没过多久，我又上路了。在一座长桥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向我迎面驶来，车篮里装满了苹果，也不知为何，我的眼睛一直跟着他向后望去，直到再次看到远处电厂的冷却塔。我倚在栏杆上探出身子，望向桥下，突然明白了齐老板的话：从这里开始，一切将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