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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来到阳泉市，找了一个窗外有河景的房间，在洗脸池里用香波洗衣服，等杨先生给我回电话。电脑正播放着黑色自由乐队（成立于牙买加的雷鬼乐队）一张专辑，我一边洗衣服，一边不时地摸点吃的塞进嘴里。桌子上满满地堆着橘子、果味酸奶、巧克力、薯片和大可乐——全都是我的！
窗外，河面在冬日阳光下泛着蓝灰色。我坐在窗台上，惊喜地发现附近几乎没有积雪。这里海拔较低吗？从柏井过来的路或是烂泥淤积或是滑溜得无法下脚，有时还两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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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上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样子就好像刚从矿井里爬出来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黑的，甚至连脸也不例外，唯一干净的衣物是那条在他脖子上飘动着的红围巾。一边走，他一边不时地啃两口手里的馒头。在他的衬托下，馒头的颜色显得格外的亮。另一只胳膊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敞开着。他走路时身体摇晃得相当厉害，每一步的移动看起来都非常辛苦。等到走近了些，我发现他的眼神有点怪异。
“你好！”我说。他在我面前站住，一边睁大眼睛盯着我，一边慌张地继续啃着馒头。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反应，显然活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
“你好！”我重复了一遍，而他盯着我看的眼神变得更加慌乱。我示意地朝路边让了一步：好吧，那就直接过去嘛！他不知所措地看看路，又看看我，再看看路，最后，还是摇晃着身体慢慢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听见他小声地自言自语，旅行包重重地吊在手臂上，跟着他的步子摆动着。
手机响了：杨先生想知道我住在哪儿，他马上过来接我。马上？我最终还是说服了他让我自己单独待到晚上，因为我还有一些衣服要洗。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他在国道上截住我，我们说好见面的时候，我的兴致就不太高：我当时正全神贯注地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生怕滑倒。一辆银色小车从我旁边驶过，在前面停了下来。刹车灯一亮，换到倒车挡，车又嗡嗡地倒了回来。
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高额，短发，脸部轮廓硬朗。薄薄的眼镜让我联想到那些“文革”时期的照片里被“乌合之众”暴打的知识分子。
他激动地冲我笑，“你就这样在我们美丽的中国徒步？”没等我答话，他已经将名片塞到了我手里：杨某某，上面写着，某某经理。“等等。”他说道，身体转向后座。片刻后，我注视着他的车越开越远，手里拎着一大袋苹果和橙子，这是他用来作为我答应到了阳泉跟他联系的交换。
晚上七点，杨先生来宾馆接我，他还带着另外一个男人，向我介绍说，是他大哥。
“大哥？关系很铁的哥们儿？”我不解地问。
杨先生指了指他的脸，“你不觉得我们俩长得像吗？”
“不过，在外国人眼里，我们全都长得差不多嘛！”他大哥笑着说，“我们也看不出来老外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们解释说，我可以称呼他们老杨和小杨。当我说，我自己也想被称为小雷时，他们笑得合不上嘴。我们到他俩承包经营的餐厅吃饭——老北京，一家相对高档的火锅连锁店。
老杨说了第一段祝酒词，“小雷，”他高兴地说，“我们哥俩儿祝你的计划都能实现，一切顺利！”蒸汽从桌子中间的锅里不住地冒上来，杯子相碰，每人都喝下一大口。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做出什么奇怪的表情，这饮料的味道真令人始料不及。
小杨笑了起来，“是可乐！”他指着自己的杯子说，“我们这儿都喝热的！你没喝过？”
我摇了摇头，老杨从锅里夹起一块肉，笑眯眯地放到我的盘子里。这个晚上我出乎意料地感到惬意又有趣，无数美食，热可乐，一段接一段的祝酒词，哥俩儿还是对我的徒步计划最感兴趣。
“小雷，”小杨说，“在我们这儿，你完全可以放心，这点你知道。万一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帮忙。但等以后到了甘肃、新疆大戈壁里，你怎么办？你知道那儿什么样吗？”
他大哥警示般地抬了抬眉毛，“在沙漠里，径直开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车，都不见一个人影。”
我不知所措地拨弄着碗里的食物，表情一定沮丧极了，小杨的语调里立马多了几分安慰。
“我想……说的是：你千万不能忘了，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情况不妙的话，还是最好搭车或者坐一段火车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我定的规则可怎么办？我想。整条路都要用脚走，每天写博客，留胡子留头发，没有例外。
他当然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算中途一小段路坐了车，你本来的计划还是没变啊。从北京到德国那么远的路，也不是每一步都必须走吧！”
“我也这么觉得，”他大哥表示赞同，“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嘛。”
“人啊，有时候不能太倔，别守着原则不放！”
我笑着摇了摇头，感觉被逮了个正着。
第二天上午，杨家兄弟俩准备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寨。
大寨？我从来没听说过，但他俩闪亮亮的眼睛就好像刚拿到了迪斯尼乐园的门票一般：大寨！
那可是全国知名的地方呀！难道我真没听说过陈永贵，还有那句“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晚上，在电话里，我问小象。她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我猜跟‘大跃进’有关吧！我爸我妈肯定听说过。不过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去看看呗！”
“我要是有时间的话！”离圣诞节还有十天，平遥还有两百五十公里……
经过一段几乎可以算不要命的驾驶后，我们坐着小杨的车来到了一扇高大的门前，门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彩灯。四周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山景，这里就是大寨了。我的目光落在了红色标语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一排大字赫然在目，下方的大理石板上刻着“大寨人民欢迎您”。
欢迎的便是我们四个了吧：杨家兄弟俩还带来一个朋友。他留着光头，浑圆的腰身塞在一套蓝色运动服里，令人一见便萌生好感——他让我想起了以前北京的房东。
“欢迎到大寨！”小杨高兴地说道，一边指着大门。
进到里面，一位导游负责给我们介绍。我尽力回想着大学里中国历史课上的内容，才能把她的讲解贯穿起来：大寨，原是一个粮食收成还不能满足当地农民果腹的穷苦山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陈永贵出任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带领百姓修建梯田，开沟蓄水。自此，大寨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他们的惊人事迹传到了北京。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情绪高昂地指出，他提出的人民公社化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这里，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成功的例子，而全国其他地区那样皆以失败告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第一、第二世界的人们正忙着向太空发射一枚枚航空导弹，相互较劲似的进行大规模的核弹爆炸实验时，中国也在悄悄地研制着属于自己的核武器。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农业和工业后盾，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最终酿成了规模空前的大饥荒的悲剧，导致全国几千万人口死亡。1964年，人民共和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成功，但“吃草根啃树皮”这句话至今依然被人提起。
不难想象，陈永贵成功的消息在当时是多么的激动人心！1964年，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寨的热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下子尽人皆知。紧接着，中央领导纷纷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平日里头上一直裹着块毛巾，好像刚下地归来的农民陈永贵，从此步步高升，直至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但没出几年，他的运数便发生了转折。1976年秋，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终得以主掌大局，而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公社体制下产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结束。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
“那大寨的人现在都做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整个地方看上去是一幅已被遗弃的景象。我们脚下是一个大大的广场，广场边有两位老人坐在折叠椅上，售卖纪念品，其中大多数都是橙色的布老虎。
“我们这儿有游客来啊，”导游说，“还有酒厂。”
杨家兄弟带来的胖朋友从一家店里兴高采烈地跑出来，手里握着一尊亮闪闪的雕像，他时不时充满喜爱地瞧上两眼：那是一座和白酒瓶差不多高的毛泽东塑像，双手背在身后，两眼注视前方，大衣好似被风吹动的样子。塑像底座上写着：历史伟人。
我忽又想起了“吃草根啃树皮”的说法，但没吭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展品是一把由蓝色丝绸包裹起来的椅子，正中间掏空的大孔明确地道出了它的用途。见我一脸疑惑，导游解释说，这是当年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用过的，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那么积极地宣扬打倒帝国主义，最后还被定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集团，她真的用丝绸做的马桶？”
导游一言不发地笑了笑，指指门口——该接着去看下一件展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