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色吸管

又过了整整两天，我终于打起精神，离开宾馆房间的朦胧灯光，接着做我来到这里本来该做的事——走路。那天上午，我装备整齐地迈出门时，冬天就这样硬生生地击中了我——哪怕戴着手套和帽子，哪怕裹着棉裤，这严寒也令人难以忍受。

离开平遥，路面上的泥浆冻住了，我朝西南方向逆风走了六公里后，来到了双林寺。双林寺是一座约建于公元五世纪的佛教寺庙，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无人料到那傲气十足的隋文帝重新一统天下，已经近在咫尺。以此推算，双林寺几乎跟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般年岁，将近一千五百年。但只是几乎，如果寺庙的原迹没被战火完全摧毁的话。十一世纪宋朝年间，几乎所有建筑和雕像都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整修，如今人们所能见的那些也不过就几百年历史而已。榆次的那位老人是怎么说的？“再过一百年，”他指着一栋栋仿古的新楼，那张酷似黑塞的脸上堆起一个嘲讽的笑容，说，“这些东西就也成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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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默默无声地立在那里。我在寺内散着步，陷入了深思之中，差点踩到了一位正在后堂专心诵经的妇女。日光从门间斜射而入，她跪在垫子上，双手虔诚地合在胸前。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但也一定很冷。我轻迈着脚步朝殿堂深处走去，眼睛也逐渐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墙边竖着一长排陶土像，它们个个身着华丽的服饰，怀里抱着孩子——原来是座求子殿。

我望向那位跪着的妇女，她嘴里还在无声地念着经。或许她的儿女生活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大城市，收入颇丰却无暇组建家庭。大城市中的生活和旋涡四布的商场人情都是在这里，在这尘沙漫天的安宁中，无法想象的。和他们通电话时，她都会说些什么呢？你爹跟我只不过想抱孙子而已！又能有多难呢？

忽然，我注意到那些雕像看上去有些怪异。走上前一步看，我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那些眼睛！一个陶土雕塑的年轻母亲面朝着我。她柔鼻薄唇，一定也曾是玲珑面容。但现在，双眸的位置上却只开着两个深深的孔。她怀里的孩子欢喜地笑着，他的眼睛还在。

我问门口的保安这都是谁干的，又是为了什么。而他只摆摆手，目光严肃地瞟了一眼我的相机，说这些是文物古迹，禁止拍照。

这一天，我没走多远，天太冷了。我流着鼻涕，用力朝前弓起身子逆风而行，一边咒骂起那怯生生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为什么只发出蓝冷的光，却没有半点暖意。

塞上耳机，放上硬核朋克音乐，在Urban Waste（城市废物乐队，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朋克乐队）和第三包纸巾的伴随下，我到了一个小镇。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房间供暖，价格实惠，我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昏沉无梦的一夜过去，第二天，一切重演，12月31日紧接着便来了。我在窄小的房间里醒来，奇怪自己的屁股为什么火燎般地疼。收件箱里有一封弟弟鲁比发来的邮件：我哥在网站上晒自己的屁股？几个愤愤的字，大写。我这才想起自己昨天果然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站上，还注释道：“My butt is burning，and it's flaming red.（我的屁股火烧般地痛，而且还通红。）”

或许这确实不是个好主意，但话说回来，我也不好在大街上随便拦个陌生人，扒下裤子来问他我的屁股为什么这么红。

有人提出了我对某种洗衣粉过敏的假设，我觉得大有可能。我一边收拾背包，我一边制订着计划：天黑前走到静升。找一家条件较好的宾馆，把所有衣服重新洗一遍。明天，新年的第一天，我就原地歇息，等着衣服晾干。

通往静升的路再次蜿蜒入山，气温升高了几度。途中，我在一栋楼前停了下来，一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仿造品岿然立于楼顶。虽然不过几米高，但我还是不得不仰头看它。鸟儿正围着塔尖盘旋，从大小比例来看好似一列战斗机编队。

天快黑时，我遇到两个年轻男人，正站在汽车的黄色远光中激动地比画着。看样子，他们的车掉进了路沿里。我上前一步，站到他们身边，再一个动作，我戴着手套的双手扣住了挡泥板。

两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我看他想帮我们！”其中一个终于得出了结论，另一个则无奈地耸耸肩。

一阵辛苦推抬后，尽管车子陷得比预想的还要深，我们还是将它推上了路面。我看见两张微微发红、兴奋难抑的脸。

“Thank you.”他们喘着气说，听起来就像是“三颗油”。

几个小时后，我站在温暖舒适的宾馆房间里搓着衣服。浴巾围在腰上，脚下积起的一大摊泡沫水慢慢流进排水口里。水池里的衣服发出惬意的挤压声，我突然禁不住笑了起来：那两个推车的人今晚可有话聊了！

就在我发现这个新年之夜没有烟花、没有音乐、没有祝福、没有拥抱、没有德国传统电视节目Dinner for One（《单人晚餐》）的时候，午夜已经过去了八分钟。取而代之的，是洗了七双袜子、两条底裤、两件内衣、一件T恤、一条长裤、一条棉裤、一件长袖棉衣和一件毛衣，再把它们一件件拧干，挂起来。

桌上摆着一瓶刚打开的雪碧。我给自己倒上一杯，翻出之前买的粉色吸管，走到窗边。玻璃窗中，我变形的影子后面只有一片黑暗：小村静静地躺在外面，这一天对它而言全无特殊之处。

人们早早上床睡觉，清晨起床，欢喜地准备春节的到来，还有三十七天，猪年即将过去，鼠年来到。

为了不太过安静，我打开了电视。新闻和综艺节目我都没兴趣，最后，我停在了一部电视剧上——《戈壁母亲》。故事讲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探望随部队驻扎新疆的丈夫。当她历经波折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丈夫已经有了新伴侣，正准备跟她离婚。

在感人的一幕中，她最终决定留下来，因为孩子们需要父母。

我伤感地啜着我的粉色吸管。

这是我第二次一个人过新年。第一次是在十八岁那年，巴特嫩多夫小镇上，我们家里堆满了悲伤哀恸的亲戚，我接连几周无法好好睡觉。

晚上十点，我便系好鞋带出发了：下楼梯，出门，经过欢庆的人群，穿过隐隐有些光亮的公园和盖满积雪的田野，树林里黑色的小丘好似野兽般蜷缩在一片幽暗中。

进入树林的第一步我是闭着眼睛迈出去的，就像头一次跳十米跳水板一样。四周昏暗无光，令人起疑的窸窣声，冷杉树的气味。我的外衣下穿着三件毛衣，感觉不到寒冷。但黑暗是令人恐惧的，不管怎样，我千万不能停下脚步。调整好呼吸的节奏，我在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中向前走，黑暗渐渐褪去，空地显现出来，一幢建筑巍然的黑影映入眼中——观景塔到了。

我登上一级级楼梯，脚步声沉闷地回响在老墙之间。塔顶仅比周围最高的树木高出一点点，但也足够看到远处的房屋。离午夜还有一个小时。我到一个角落里坐下，翻开日记本胡乱写着。

但这美妙的宁静并未能维持多久，我先听到了一阵咯咯笑声，紧接着，鞭炮嗖嗖地飞向天空，炸开成一朵朵红色的烟花。欢呼声、嬉笑声、脚步声越来越近，转瞬间，我已被彩带和香槟酒杯团团包围了。

我惊恐地逃了出来，站在空地边上回头看去：塔尖被烟花点亮了，鞭炮的咝咝声穿透夜空。

饱满且带着醉意的笑声，含糊不清的歌声，树林已经失去了它先前的可怕。我走着，走着，走入更深的黑暗中时，能听见那惊疑的窸窣和动物们相互询问的声响，人的噪音吵了它们的美梦。

“别怕！”我听到自己轻声说，就在新千年最初的几分钟里，我朝家的方向走去。我感觉到，走，使我慢慢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