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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我很晚才起床，去参观了比常家庄园和乔家大院还要壮观的王家大院，吃了一顿对于我一个人来说太过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便早早上床睡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脚下的路穿过煤矿区：满眼黑色，每走一步都有尘土扬起。晚上洗脸的时候，池中的水打起深色的漩涡，流进排水口。但走在路上的感觉是好的，太阳露出脸来，无论脚还是身上别的地方也都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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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那些已有些风化的路桩走下去，脚下，一条浑黄的河潺潺流过。手机响了。
是柯儿！身在北京的她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想没想过春节在哪里过。
“到运城来吧，跟我家里人一块儿过，”她说，“正好在你的路线上！”
她说得没错：定位仪显示，运城距我四百公里，西南方向，几乎刚好在我原本计划的路线上。
过了运城，黄河就不远了，古都西安也将进入一个可以想象的距离范围，但我能在2月6号前赶到运城吗？
“你加油，雷克！”柯儿的笑声就像那北京城里的一个个不眠夜。
小村里一户人家房顶上的十字架落入我的视线，它在阳光下闪着点红光，下方有一扇门和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出售水果、蔬菜、米、面及各种日用品”。随着一阵吱呀声，生锈的门开了，我走进去。
“上帝保佑你！”女店主神采奕奕地说。
她姓胡，小店以及这一片桌子、柜子、篮子、箱子、袋子都归她所有。屋里墙上贴着一个外国人的画像，长发，大胡子，眼神慈爱——胡阿姨是基督教徒。
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兄弟姐妹才是关键。“你肯定饿了吧！”她一边说，一边不顾我的推辞泡上一盒方便面，还在里面加了几块泡菜。短短几分钟后，我吸溜吸溜地埋头在一团牛肉味的热气中，抬头便望见她那张充满欣慰的脸。“你们那儿所有人都信基督教吧？”她问。她最大的骄傲是一本旧《圣经》，书很厚，外面有绿布包裹着，她自己还在布上缝了个红色的十字架。书里很多地方都有她用铅笔做的记号，每一页的边角都因经常翻阅而光亮发黑。我问她可不可以给她和她的书拍张照，她点点头，满脸欢喜。
“胡阿姨，你一直都信教？”“不是，”她叹了口气，“我性格不太好。”怎么可能？我眼前站着的简直就是一位完美的热心肠的阿姨。“以前我很爱吵架，”她解释说，“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大发脾气。”
“后来呢？”
几秒沉默，透过相机取景器，我看到她的手指在那本旧书上又扣紧了些。
“后来我找到了上帝。我的心从来都不坏，你知道吧。”
她让我稍等，再次出现时，手里拿着一张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伙子，衣着整齐，严肃的眼神中又透着几分不确定。
“我儿子，”她自豪地说道，把照片放到我手里，“在北京上大学！”
“哇！”我不自觉环视这家小店，几乎无法想象这里赚到的钱如何支付大学学费。
“我丈夫在矿上，”她又叹了口气，“但这对他身体可不好。”
我看看照片上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轮廓分明，还算得上英俊。父母为他所做的牺牲，他都能体会吗？
“再过一个月他就回来了，”胡阿姨骄傲地说，“每年春节他都回家过。”
我把照片还给她，边角上已经磨得又黑又亮，如同她的《圣经》一样。
这天晚上，我感冒了。在胡阿姨店里待了太久之后，我接着上路。山路起伏的一抹黑暗之中，卡车车灯的光束在舞蹈，远处可见小镇南关的点点灯光。天冷，灰大，我多么希望自己此刻已经躺在了睡袋里，吃个苹果，吃根香蕉，以减轻肩上的重量。
“南关比你想的要远呢，小伙子！”胡阿姨一边说，一边再次全然不顾我的推辞，给我装上一袋又一袋水果，然后她送我到门边，说，“上帝会保佑你的！”
走出几步后，我转身，只见门框下她那小小的身影还在朝我挥手。
眼下，路的一侧是山岩，一侧是悬崖，耳边有重达四十吨位的轰鸣声，嗓子眼里隐约有些感冒的征兆。我意识到胡阿姨的话是对的：到南关的实际距离几乎是地图上显示的两倍。
该死的盘山路！
终于到了一家小旅馆，我把一沓纸巾和一大瓶水放在枕旁伸手能及的地方，便钻进了睡袋里。
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我旋绕在一个个昏沉沉的梦境中。梦里，狗被老虎吞食，马在一旁笑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满身大汗地醒来。阳光透过纹影斑驳的玻璃窗照在我脸上，恍惚中，我突然不知身在何处。片刻后，所有的一切又回来了：灰蒙的煤区，耶稣画像下的那个午后，寒冷，黑暗，还有这家旅馆。我吃掉胡阿姨给我的最后一个苹果，又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发红的鼻头，双腿颤颤地走着。忽见路边地面上一条线，弯弯曲曲望不见头，不由得纳闷起来。线大约有一手宽，粉笔般的白，只须稍稍发挥点想象力，人们便会以为它是超大球场的边线。
“这儿有球赛吗？”我问一个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的男人，一边指指那条延伸至他脚下的“球门线”。
我本来想开个玩笑，但那人迷茫地摇摇头，“啊？”
我又试了一次，“他们要用这个来打排球？”他一脸疑惑，“用什么？”“就是这根线呀！”“这根线？这根线是……”
我这才得知，线是划分拆迁区域用的。再过几周，这里的路面将被拓宽，线以内的房子通通都得拆掉。
“那栋房子呢？”我不解地指着一栋砖房，房门前，一个小孩子正在玩耍，线从房子正中直穿而过。
那人望向我手指的方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摇了摇头，重复了那句大概已被好几代中国农民重复过的顺命的话：“那也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