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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线将我一直引至霍州，找了家宾馆，带着感冒躺了整整两天。既然来了霍州，我还是完成任务似的参观了鼓楼和明朝留下的衙门霍州署，其余大多时间都窝在房间里，看些充斥着山崩地裂镜头的灾难片。
离开霍州时，我觉得自己的头大得像一块胶冻状的海绵。呼吸着早晨清爽的空气，路在脚下延长出去。而眼底只见旋风来袭，彗星陨落，城市似被熔岩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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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好像认为我这几天的过法并不怎么明智，“你就是爱看灾难片，是吧？”她笑着问。
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成片的毁灭之后，仅有一丝柔弱的希望留存下来，昭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对我来说，这是电影里能见的最美的场景。我会着了魔似的坐在那儿，不停将地大把大把零食塞进嘴里，咕噜咕噜地喝可乐，心满意足，开心不已，即便后来头晕脑涨。
穿过一条狭长的山谷时，我看见一侧山坡上立着一栋奇怪的红房子。房子墙上有个黑白标志：一个圆被曲线一分为二，每边中央还有一个点——是座庙！
所有的灾难片和头疼通通被我抛到了脑后，脚下的步子也不自觉加快了：这将是我路上遇见的第一座位于山里的寺庙！
费了好大力气才爬上山坡，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五圣庙”三个字写在拱门上方，门边挂着一块牌子“霍州市圣佛道教活动场所”。
“喂？”我略有迟疑地朝门内喊。透过墙门，我看见院子由低矮的灌木和树丛点缀着，寺院的红墙将它围在其中，这山坡上极宁静，没有任何杂音。
我又试了一次，“喂？有人吗？”回声四起。我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听见一声关门声，一阵急促的脚步紧接而来。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高扬着眉毛，一脸诧异。那样子看起来既不像道士，也不像任何一个其他宗教的教徒，轻便随意的着装，留着细楂儿胡子，完全是前些天那些卖给我灾难片光盘的小贩的模样。
“呃，我想参观一下这座庙。”我有些迟疑地说道。
他笑了，“外国客人？进来吧，闫道长肯定会很高兴的！”
没过多会儿，我站在一间窑洞状的屋子里，屋内只微微有些亮光，我眼前忽地一黑。屋里的五六个人显然刚刚还沉浸在一段交谈中，一位长者起身朝我走来，他的胡须又长又白，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髻，肩背笔直。
“这位就是闫道长！”我旁边的人低声说。老道长将双手合在胸前，向我问候。
我尽量使自己不显得滑稽地模仿他问候的动作，道长脸上扬起一个微笑，他指了指板凳。
“把行李放下，坐吧。”我臆想中的碟片小贩说。在我忙着打理接受这一邀请而带来的各种不便时，道长从罐里抖了些茶叶到杯里，倒入热腾腾的开水。茶，是沏给我的。
闫道长和我之间后来的交谈非常愉快。假如没有语言障碍，那就更好了！我们无数次在句子刚说到一半的时候无助地相视而笑，不得不向旁边的人求助，在我的教科书中文和他顿挫有致的方言之间解释翻译，但谈话内容本身很有意思。
他很欣赏我的计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说。这句话听起来如此短促悦耳，难怪是句谚语。
闫道长在这寺庙的宁静中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几十年前伟大领袖领导下的动荡，邓小平接班后的改革，随之而来的整个国家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与他擦肩而过，他在山上诵经，习字，维护寺庙。
聊得愈深，我的兴致愈高：这位老道长与我之前见过的所有道士大不一样。比如，武当山上的道士们身着鲜丽的袍服习武练剑，难免给人一种故作神秘、不易接近的感觉。
闫道长却非如此。他穿着军大衣坐在我对面，努力在纸上涂涂画画，给我讲解道和《易经》。每当我们的对话卡住的时候，他便笑笑，摸摸自己的胡须。当我谨慎地问他是否可以拍照时，他高兴地点点头，还要带我看看整座寺庙。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给他拍照，还能拍到五圣殿和他的房间。
最后一项尤其吸引我：道长的房间其实是个窑洞，这片黄土地上长久以来最普遍的居住方式。
窑洞的内壁由报纸包糊着，布置简陋，但墙上的龛里堆满了神像、牌位和供品，龛前摆着一张垫子。就在我忙着固定三脚架的时候，闫道长摆弄起了插座，不一会儿，一串彩灯将整个神龛笼罩在一片红绿黄的交织之中。我冲他微笑，他还以一个微笑。
我们接着喝茶，谈天说地，直到我不得不告辞的那一刻——最近几天，我已经做了太多的休整。
这里离我春节前要到达的运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我站在庙门口，紧了紧背包带，叹了口气，心里想的是，背上的行李又变重了：闫道长送给我一本小小的折叠式《道德经》和一个手指状的护身符——它会在险境中为我指明方向，还有一罐自己种的茶叶。等我成家立业之时，可会再来拜访他？临别时，他问我。
“会！”我答道，心里也确实这样想。
我沿着村民们描述的路线，穿行在山间。山坡上的空气洁净又清新，与谷里截然不同。静悄悄的林荫路穿过一片由田野、沟壑延展而成的山景，我的呼吸跟随着自己脚步的节奏。在一棵树下，我睡了半个小时，醒来时恍惚仍在梦中。四周全无半点声响，一只鹰泰然地展翅云霄。
晚上到达辛置镇时，我不禁吞了吞口水：这个小镇比夜色还要黑。辛置是一个位于煤矿入口处的工人居住区，小镇主街的上方便是条缆道，黑乎乎的煤块由此被运到山谷里。若不是不时有些煤块从中掉落，人们还真会以为这些上下滑行的大桶是运载游客所用呢。
我走进第一家旅馆，询问房价。
“六十块。”负责接待的人说。六欧元，不便宜。我构想出一间与此价格相符的房间，有暖气，带淋浴和卫生间。但我看到的，是一间泛着霉味的冰冷的屋子，门边还孤零零地立着一只夜壶，没有浴室。
“二十块。”我对前台的人说，脸上的笑容分明写着，我们双方都很清楚他开的价钱多么可笑。
“六十。”他无动于衷地应了一声，一边继续整理着桌上的单子。
“这样吧，二十五？”“六十。”“三十？”“六十。”
我渐渐不耐烦起来，“哪有这样的？你的价钱就不能稍微低一点吗？”
他从一堆单据里抬起头来，“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还价。”
“但你开的价钱简直就是好笑，你自己也知道啊！是不是想让我去别家住啊？”他脸上掠过一丝嘲讽的微笑，“这儿没有别的旅馆，不过您也不必勉强！”紧接而来的一幕并不是我原本希望发生的：怒火在我体内沸腾了，沿袭着匈牙利血脉的怒火，咆哮，怒吼，摔门。
一个小时之后，我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对着面前的饺子，自问情况怎么成了这样。
餐馆服务员过来坐到我对面，好奇地看着我，我是这里唯一的客人。
“出什么事儿了吗？”她问。
“呃，没什么。”我犹豫着，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只好说了出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要睡哪儿。”
“旅馆没有空房了？”
“不，不算是吧。我跟那儿的人……吵了一架。”
她睁大了眼睛，“为啥啊？”
“太贵了，没有浴室的小破房间要六十块。”
“那又怎么样？我以为你们老外不缺钱呢！”
“这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我只是不想傻乎乎地被敲竹杠。”
“那现在你没地方过夜了？”“嗯。”最关键的问题是，旅馆前台的那个人在一点上说得没错：
整个小镇只有一家旅馆，就是他那家。
“这样吧，”女服务员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另有深意，“你还是回那家旅馆去，要一个小破房间！好好睡一觉，明天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那怎么行？那我的面子怎么办？”我愤愤地在桌下跺着脚，“绝对不行！”
她笑了起来，“原来你们老外也那么讲面子呢！”
我耸了耸肩膀。
没得到我的回答，她便接着说：“我们有个说法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我半懂不懂地点点头，那些饱含生活智慧的谚语现在对我帮助不大。我沮丧地握着手机乱按一气，没有新短信。
她还有另外一个主意，“要不你就坐车到隔壁镇上，在那儿找家旅馆？”
“但我是走路的啊！”我叹了口气，“其他交通工具通通不能用！”
“噢！”她最后发出一声，听上去却不怎么信服的样子，然后说要打个电话，便出门去了。
我继续垂头丧气地吃我的饺子，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喝一口茶，吃一个饺子。早知道就不该发那么大脾气了！
门开了，女服务员笑着，“我刚刚打电话问了我爷爷，”她说，“今晚你可以在他那儿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