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爷爷的窑洞

我坐在刘爷爷家的客厅里，知道自己一定羞得满脸通红。

“这是从德国来的雷克！”餐馆的女服务员一边说，一边将我推进屋里，爷爷奶奶一脸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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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喊了一句：“不用怕，他懂中文！”便消失在夜色中。

两位老人似信非信地望着我，在他们眼里，我的出现一定如同一片阴沉的黑影，笼罩了他们家。

两个小孩和一只黄狗怯生生地从另一间屋子探出头来。

“你好！”我笨拙地摆摆手问好。

奶奶先开了口，“你好，德国雷克。”她大声说，抬起胳膊轻轻撞了撞老伴，又指了个位子让我坐下。不一会儿，我面前的桌子上就摆上了茶和饼干，接下来，她想听听我流落到她家的经过。

我结结巴巴地讲了自己徒步旅行和我的坏脾气，还有在旅馆发生的不愉快，努力使一切听上去都在情理之中。说完后，我询问地看看刘家奶奶——这家里看样子是她说了算。

她点点头，“你可以在这儿睡，没问题。”

“但我真的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哪里的话！”她摆摆手。

“你们住的这个……窑洞，真是美！”我赞扬道，一边故意四下望望。

粉刷得白亮的房间的确被布置得非常舒适：电视、沙发、桌子，还有那不免几分俗的沙滩挂历，应有尽有。人们几乎不会意识到，这里可是掘进山里好几米的窑洞。

奶奶脸上出现一抹自豪的微笑，“全都是我们自己修的。实用，冬天暖夏天凉。”

“而且还那么干净！你都是怎么保持的呀？”

她脸上的笑容又绽开了些，因受了我恭维而摇摇头。

两个小朋友终于壮起胆子走上前来，“雷克叔叔，”小女孩怯怯地问，“你有北京的照片吗？”

问我有没有北京的照片？！

短短两分钟，我翻出笔记本电脑放到桌上。

“北京！”第一张照片刚出现在屏幕上，她就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去过！”

“是吗？”“当然啦！”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问题真是荒谬。“你什么时候去的呀？”“去年夏天。”那时候她估计也就七八岁吧。

她的小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北京可好啦！那儿很干净。”

干净？我想起了自己第一天到达北京的情景，想起了那散不开穿不透的尘雾。

我问小姑娘她说干净具体指的是什么，她则似乎对我的无知惊讶不已。

“你不知道在北京白裙子可以穿一整天吗？”她说完，又小声补充道，“在这儿，几个小时就变黑了。”

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回里屋睡觉后，刘爷爷和我还在客厅里坐了一阵，喝茶。

他身体结实，话不多，桀骜不驯的头发偏分着，右眼皮微微下垂。从前，他和这里大部分男人一样在矿上干活，现在儿子在外挣钱，他照顾孙儿孙女。

不知怎的，我们聊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惨啊，”他声音低沉，“真是惨啊。”

这一段历史是人们不乐于谈及的，如果谈到了，语气也往往和德国人谈到“第三帝国”时相近。人们努力寻找一个客观中性的语调，谨慎地择选每一个用词，句子都以“他们”而不以“我们”为主语。

“最惨的是，那时候连自家人也斗，”他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没有例外。”

我忽然想起了朱辉给我讲的他父亲的故事。“文革”中朱辉的父亲为躲避政治斗争进山打猎孤独度日。

“那时候，人们关心的究竟是什么？”我问。刘爷爷思考了一会儿，“关心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读，谁领会得最到位。”他叹了口气，“你们外国人可能无法理解。”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这场风暴席卷全国十年之久，愤怒的红卫兵将老师赶出学校。伟大领袖观望着，拍手叫好。紧接着受到批判的是所有知识分子和党内老干部，许多人被殴打至死。相比之下，那些和邓小平一样仅仅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平白给农民添了不少乱的人们，可以算是大幸了。

大字报贴满了整个中国，“某某是修正主义者，革命的敌人！”或者，“某某与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无论城乡，没有一处的庙宇佛像不被损毁。在走上革命道路前曾留学德法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只得借助军方力量才使紫禁城免遭一劫。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刘爷爷，真是江青和她的团伙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吗？”这是官方的历史结论。我又想起了博物馆里所见的丝质马桶。

刘爷爷带着一副诧异的表情看看我，“当然啦，他们不是还被判了刑吗！”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对吧？”

“是啊，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如果毛主席不是真的……呃……希望‘文革’发生的话，他难道没办法阻止她吗？”

刘爷爷歪着头，“毛泽东，”他说道，还在末尾附上了一声长长的“啊”，“毛泽东啊……那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