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烟瘴气

“简直太典型了。”电话里，一万公里以外传来的小象的笑声就像清脆的银铃声，我刚给她讲了自己半夜在宾馆里叫嚷的事。

“你都还好吗？”她问，“累不累？天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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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环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雪花在空中打转。

“又开始下雪了，”我说，“有点累。”

“冷吗？”

“现在还不冷，而且，我离下一个城市也不远了。”

“哪个？”

“临汾。”

这个名字在我脑袋里已经转了很久，就好像它要告诉我些什么，而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临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小象想了一会儿，“有很多煤矿？”

“噢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曾经有一本德国杂志报道过，临汾是全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属于全世界最严重之一。”

我四下望去。积雪在鞋底嘎吱作响，轻柔的雪花挂在我的睫毛上。在如此一片白色的寂静中，这样的话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在雪地里走了一整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客车冒着蒸汽从我身旁开过。每辆车上都有乘客把脸贴在窗户上，朝我投来惊诧不已的目光。坐在客车加温坐垫上的他们，一定觉得我的这个业余爱好相当愚蠢。但我并不孤独，我碰到了一位在雪地里漫步的老人，他打着把蓝伞，仿佛这世间无以与此媲美，鼻梁上的墨镜和微微卷曲的头发，使他看起来有几分像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

不同的是，他脸上挂着笑容。

“呃，请问，这儿离附近的餐馆还有多远啊？”我们之间还有几米距离时我问，我不想我们一句话不说就擦肩而过。

他停下来，指指身后的路。

“那边，”他说，“就是临汾了！”眉毛在墨镜上方愉快地上下跳动着，“不远了，最多也就几里！”

棉布裤，衬衫，薄外衣，他这身着装看起来没有半点旅行徒步者的样子。手里拎着一个红布包，还拿着一样木制的栅格状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不过我注意到，他打的其实不是雨伞，而是一把大号太阳伞，和很多亚洲女性出游时为了保持皮肤白皙而撑的那种一样。

“多谢。”我想不出别的话。他也同样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便又迈开步子，从我旁边经过，朝我来的方向走去。

我的目光有些迷惘地跟随着他的背影。

“嘿，”在他就快要听不见我说话时，我喊道，“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他站住了，举高手里的伞，“回家啊！”

回家？当然啦！我陷入自己的思绪中，拖着重重的脚步继续朝前走。

不知何时，扬起的雪尘中又出现了一辆客车，正与雪努力做着斗争。就在它翻卷起我脚边的积雪时，我又一次看见了车上乘客张成O形的嘴和睁大的眼睛，一根根手指伸出来向我指指点点。

乘客惊奇地注视着背包老外，背包老外惊奇地注视着撑阳伞的人，所有人如此迷茫地相互盯着看，没有任何差别。

我自个儿咯咯地笑着，走完了通往临汾的最后几公里路。

进了临汾城，我跪在停车场入口前，给一群孩子拍照。他们个个都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嘻嘻哈哈地从斜坡上往下滑，每张小脸都乐开了花。正在这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问：“不好意思，请问您在干吗？”

我扭过头，声音来自一位直愣愣地打量我的妇女。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笑得很少，但说得很多：她丈夫在电视台工作，我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是临汾电视台的记者，人特别好，应该马上就到了。不过现在人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还没来？她把手机举到耳边，冲里面吼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一定是老婆下达了命令。五分钟之后，一个跟我年纪相当的瘦小男人出现了，他朝我伸出手。

“你好，雷克，”他说，“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见他对我友好地笑着，我也回以一个友好的微笑。他老婆只轻轻扬了扬嘴角，令人几乎无法察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新朋友带我逛他的家乡，并分秒不停地举着摄像机拍我。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详细记录的：雷克在吃大碗面条，雷克进了一家户外用品店，雷克正盯着商业街上摇曳过往的女孩子看。

他常常在放下摄像机的那一刻兴奋地喊出句北京话：“牛逼！”

这个词从像他这样腼腆的记者嘴里说出来，实在有些怪怪的。我跟他说到临汾的污染完全不如媒体报道的严重时，他高兴地笑了，“是啊，是啊，媒体，牛逼！”

近几年来，政府花大力治理环境，中国受污染最严重城市的称号早已转到了别的城市上了——没准儿是乌鲁木齐呢！他这样说。

我想到了朱辉：他家离乌鲁木齐不远。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保定注视着他消失在车流之间的那一刻，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我这位记者朋友有他风趣幽默的一面，但他跟无拘无束的朱辉全然不是同一类人。他很早就结了婚，认认真真地为自己在电视台的事业奋斗着。“没有对口的人际关系，实在是不容易。”他语气平淡地说，毫无半点讽刺或不平。

有关他老婆，我只知道她在医院工作，对他管得很严。比如说，他绝不会在她面前说他那句口头禅；每次她打来电话，他那本就不算洪亮的嗓音瞬间变成了恋爱中苍蝇般的温柔呢喃；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为这个或者那个给她赔不是：为了我们的时间安排，为了气温下降，为了今天刮风，我几乎能想象出电话那端她那张微微动气的脸。从他充满歉意的微笑推断，他脑海中的图像肯定也是如此。

我们在城里转了两天，第三天又一道走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城郊的一座寺庙。他想拍摄记录我走路的过程：收拾东西，穿鞋，出发，拍照，休息，吃饭，喝水，还有最关键的，走，走，走。晚上，我们到达一家小旅馆，便互相道了别。按计划，我会在这几天完成我的第一个一千公里，这个时刻，我想留给自己。

“你肯定会高兴地跳上一阵吧？”他问。那双闪亮的眼睛仿佛在说，他也希望能跟我一起，用摄像机拍下我跳舞的样子。

每一千公里来一段庆祝舞？嗯，还真是个好主意，绝对牛逼！

第二天中午，正下着大雪，我被一个开车经过的人拦住了。他坚持要请我一起吃饭，跟他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姓曹，身上穿着件时髦的皮衣，大概四十岁光景。因为他给人印象很友好，我便答应了下来。等我到餐馆时，他已经和三男一女坐在那里等我了。在把我介绍给大家时，他的态度有些过分亲热，似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一样。

饭菜很可口，有宫保鸡丁、炝炒油菜、水煮鱼、回锅肉还有馒头。我享受着室内的暖意，不停咕噜地喝着可乐，一边讲着这个或那个我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所有人都很礼貌，兴致也很高。突然，曹先生神色镇静地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锡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团白色的粉末显露，他动作熟练地将它吸进了鼻子里。

悠然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我吃了一惊，甚至忘了说完自己正在说的那句话。

至今为止，我在中国见过的在公开场合吸毒的人，都是外国人。

即使是中国人，最好也别被逮着。就在前几天，一位曾经教过我的电影学院的老师就因此被捕。上周三，他的面孔出现在晚间新闻的荧幕上：警方缉获贩毒团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师谢征宇因涉嫌吸毒被当场抓获！醒目的标题下方，我们的老师眼神迷离地盯着镜头。

但在这家山西的餐馆里，一切都离得很远。曹先生抬起手背蹭了蹭鼻子，满意地咯咯一笑。

我迷糊了：难道他就不怕自己这爱好被逮着吗？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那些白色的粉末其实不是毒品？

但我不是唯一疑惑不解的人，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士突然骂开了，“你还在搞这个，曹哥？”她伸出食指，远远地指了指那锡纸包，好似指着一只恶心的爬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对你身体不好！”她的声音听起来既严厉又亲切，像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曹先生的回答则跟美国或欧洲的每一个瘾君子一样，他咧嘴一笑，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便收起他的小包，重新放回了外衣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