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

我在一阵鞭炮声中醒来，心想：这回是红喜还是白喜？天太冷了，我也懒得起来看个究竟。

自从到了临汾，天一直在下雪。我站在雪地里跟曹先生一行道了别，手脚冰凉地上路。他们后来又在雪地里找到路上的我，给我一张我们的合照，再次祝我好运。昨天，我在雪地里跳了舞，一步不多也一步不少地在导航仪公里数显示一千的位置。与其说是跳舞，还不如说是几下精疲力竭的左摇右晃而已，但也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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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没过多久，我从国道转向西方，找一个名叫丁村的地方。临汾的记者朋友告诉我，那里很老，很美。前往丁村的途中路过了一个小村子，一位白发老人指给我看一座高墙围筑的门楼，门楼顶部长着一棵树。

“当年慈禧太后出逃路过这里时，还大为惊叹呢。”他说道。我问他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出逃，他声音嘶哑地笑了起来，“还不是为了躲你们外国人啊。”

19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德国与此也难脱关系，“就如一千年前，匈人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称霸欧亚的威名流传至今一样，德意志这个名字也要在中国如雷贯耳：不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胆敢再对德国人目以斜视。”

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正是以这段无情残暴的宣言，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发兵中国，为报其使者遇害之仇。

这场战争是不平等的，一边是英、法、美、俄、日等殖民大国的联军，一边是本已在饥荒、鸦片及农民起义的多重危机中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廷。

洋兵逼近北京，皇室西逃。正如许多王朝灭亡之际一样，此时掌权决策的不再是皇帝，而是另有他人——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就是从这儿，”老人伸出细细的手指，指着门楼骄傲地说，“他们当时就是从这棵树下过去的！”

我想象着慈禧脸上带着那典型的微愠的神情，伸出长尖的指甲撩开帐帘一隙，一瞥外面的世界。在她看见这棵奇妙地扎根于门楼之上的小树时，是否联想到了那些垂涎她的疆土几十年之久、现已危及皇权的洋人呢？还是这棵树当时还并不存在？

短暂地休整之后，我终于攒足了精神，爬出暖暖的睡袋，迎接这寒冷的冬日。我在客厅里见到了收留我过夜的女主人和她的儿子，儿子正在玩电脑游戏——《反恐精英》，一声不吭地举了下手算跟我打招呼，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做剪纸。我手里拿着馒头，端着一杯茶，坐在皮沙发椅上，整个房间的景象反射在新型平板电视的黑屏上。我嘴里嚼着无味的面团，心想，这家大概是全村最富裕的一家，或许也是最不幸的一家吧。

“你觉得丁村怎么样？”女主人没抬头，问我。我用尽缤纷的词语描述她的村子如同珍珠般的美。我电视台的朋友推荐我绕道过来看看丁村如画的庭院和这里的风土人情，果真名不虚传。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你的意思是，外国人也会喜欢这儿？”

“何止喜欢？他们会爱上这儿的！飞檐，柴香，静土……”

“如果以后来这儿的游客多了，没准儿我该长期出租房间。”她说道。沉浸在电脑游戏里的儿子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钱，她反正是不缺的。丈夫一年里多数时间都在广东工作，收入不菲，所以他们才有了这幢楼，有了平板电视，有了新电脑，或许这也正是家里这份怪异的压抑的由来。

我在想，小儿子上一次见到他爸爸是什么时候。

其间，鞭炮声再次响起。“邻居家下葬。”女主人干巴巴地说道。几分钟后，我站在一个院子里，院里堆满了彩色的花圈，聚集了一大群前来哀悼的人。他们中几个穿着白色的孝服，但大多数身着日常的衣物。棚屋下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饭菜，桌后停放着木棺。

“沉痛悼念杨福生同志”的条幅挂在墙上。在我看来，这些黑字就像是一个生手用大号毛笔涂抹出来的。

四处都是偷瞟的眼光。一个穿着大红色外套的小朋友拽拽妈妈的胳膊，指指我。几个送葬的人也察觉到了人群中的异动，抬起头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的目光落到一双哭红的眼睛上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不该来这儿。

我早该离开了，踢踹着国道上的积雪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在这个院子里好奇地注视送别逝者的人们。

院门口，留宿我的女主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你现在就要走了？”她惊讶地问道，仿佛我即将错过一场盛大的聚会一般。

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些“尊重亡者，尊重送葬人哀悼”之类的话，想起了曾经的自己被一片鲜花和哀伤的面孔包围着，握着弟弟妹妹的手，暗暗希望今天已是昨天，一切都已结束。

但女主人早已发现我只不过有些害羞而已。“你等等。”她说。不一会儿，她带着李村长出现在我面前。

村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当他听说我想拍摄记录村里的传统习俗但又不想影响葬礼时，只说了句“稍等”，便叫来亡者的女婿——一个身着丧服的高个子男人。在其他人向他解释情况时，高个子男人神情严肃地微点着头，末了，又再一次许可地朝我点头示意。

就这样，我成了葬礼的正式摄影师。

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全过程，之后将洗好的照片寄给这家人。我不禁一愣：他们真的愿意让我拍照？

我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还是无法下定决心举起相机。李村长把手搭在我肩上，和蔼地说：“还不快拍！”

随着这句话，我真正融入了这场悼念辞世的长者——老杨村长的仪式中：念悼词的人不住啜泣着，作为祭品的一碟碟菜肴都是满怀敬爱精心准备的；男人们争着抬棺材，希望借此能受到亡灵的保佑；走上弯弯的上山路前，抬棺材的队伍必须跨过火堆；体形高大的儿子们带领着拖长的送葬队伍，一言不发，泪流满面；妇女们脚步颤抖着朝地面已结冰的落葬点走去；送葬人利落地铲土掩棺时，村里有雪球飞来掷去；陪伴亡者离开阳世的花圈、纸房、纸车和纸钱都在熊熊地燃烧，还有逝者的遗孀虽然左右都由人搀扶，却依然几乎瘫倒在地，她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离开这个她的亡夫在雪里等待她的地方。

我离开丁村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双脚全湿，但我毫不在意。跟送葬的人们告别，跟村长告别，跟留宿我的女主人和她儿子告别后，我踏进了愈来愈暗的宁静的雪世界里。不知何时，这个世界被黑暗整个笼罩了，只时不时还有车灯彗星般地划过。我停下一次擦鼻子，眼里涌着泪，恍惚间，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寒风，还是因为我的伤感。我戴上耳机，选了萨利夫·凯塔（生于西非马里共和国的非洲流行乐歌手）的Ana Na Ming，按下重复键，音乐瞬间浮游在这片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