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

夜最深之时，一种令人不安的认知渗透进了我的意识之中：中国北方某处立着一顶帐篷，我在帐篷里翻来覆去，冻得全身发抖，自己却无计可施，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我起来，很有可能会在外面被冻僵，还是情况其实没那么严重？中国的这片地区到底能有多冷——零下二十摄氏度，二十五摄氏度？

我打开手机，盯着屏幕上淡淡的蓝光：没有新短信。发一条信息给小象：我这儿有点冷，我想你。另一条给柯儿：我过几天就到。屏幕暗下来。亮亮的长方形在我眼前跳动了几秒，直到这光也完全消失了，又添一抹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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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脑海中努力勾画着身边各个物件的颜色：鸭绒睡袋橘黄色，合成面料的睡袋蓝色，帐篷内层黄色，外层绿色，背包深红色，我穿着一条棕色的裤子和一双米黄色的袜子。

帐篷外，夜的黑色在咆哮。

当天空终于泛白时，我爬出睡袋，小心地伸展身子，迎接黎明。借助已经冻得全无知觉的手指刷完牙后，我深吸一口气，把双脚伸进结冰的鞋里。我讨厌搭帐篷。

我的目光又落到了雪碧瓶上：它依然靠在雪地里，依然以我们上次幽会后我将它放在那里的姿势。我将它举到阳光下，竟带犯傻地惊讶发现，瓶内的液体已经冻住了。这样的情况当然再自然不过了！可现在怎么办？倒也倒不出来，把瓶子留在原处又污染环境。带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饿渴交加地走在这冬景中，双脚在结了冰的鞋子里冻得冰凉，我又困又累几乎马上会栽倒在地上。但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的羞耻感。好一个了不起的徒步者！半夜差点被冻死，从昨晚开始饥肠辘辘，能喝的东西早就没了，但还背着一瓶冻结成了固状的小便到处走，真是太棒了！

德籍徒步者在中国不抗严寒身亡——一瓶尿液引人深思！

到了临猗县，我找了家供暖的宾馆，房间在转眼间就被散发着生冷的霉臭的帐篷和睡袋铺满了。我洗了个很久的热水澡后，把自己裹进两床被子里。窗外，人们在筹办年货，所有的房屋都已被装扮得红红的。我点了一份加辣的宫保鸡丁，虽然舌头辣得发烧，我依然浑身发冷。电视里闪过一幅幅中国南方雪灾的画面，所有火车站交通严重堵塞。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划过：其实，我不想在外面走了，也再不想挨冻了！身体会对曾经经历过的严寒存有记忆吗？反正，又过了许久之后，许多杯热茶下肚以后，我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暖意在体内扩散开，我对运城充满了期待。

一天后，2月3日傍晚，我抵达了运城。见到我，柯儿笑得几乎停不下来，尤其是我的头发和胡子触到了她的笑神经。“你看起来还真像阿甘！”她激动地拍着手叫起来。我浑身又脏又臭，而她则特意打扮过：深色调的彩妆，高束起的头发，一根细细的项链希冀满满地在她胸口若隐若现。见面拥抱还是免了吧，我全身上下还沾着最后三十公里的汗水和灰尘。

进到宾馆房间里，她只给我两分钟洗脸的时间，便又催着我出门，她的朋友们已经在餐馆里等着我们了。我原本想先洗澡再出门见人的计划，被她置以一笑地否决了。

餐馆里已经坐了满满一桌人，一声响亮的“Hello”是我们进门时的欢迎词。我认识了她最要好的女友，大嗓门，话很多。还有一个似乎刚从监狱出来的胖子（——“里边怎么样？”——“没劲”）。

晚饭后，柯儿带我回宾馆。她有几分醉意，非要看我路上拍的照片不可。我说自己现在必须马上洗个澡，她便坐到了床边，摸出手机摆弄起来，并朝着浴室的方向对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水是温热的。

当我正在擦干的时候，屋里传来她的声音。“马上！”我把浴巾裹在腰上，叫道。她指着我背包上的小熊，“是她送的吧？”

我点点头。

这个熊是小象送的圣诞礼物。在平遥送她上车后，我慢慢拖着步子走回到宾馆沉静的房间中，头脑空空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打开了她给我的小包裹：一张不知总共写了多少个“笨蛋”来称呼我的卡片，卡片下面躺着一只小布熊。它双臂张开，耳边的商标条上印着德文商标和“Made in China”，小象在一侧画上了一个笑脸和一颗心。

当然这些我都没跟柯儿讲，我只点了点头。

“可爱！”她说。

紧接着便指着我的肚子，佯装伤感地嘟起脸说：“你瘦了。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像你一样去走走啊？”

“你？千万别！”我坐到她身边，扶着她的腰说，“你看你现在已经多瘦了！”

短短几秒，她没有动。我能看见她的双乳伴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颈上的项链闪闪发亮。

我的手不经意地上移。

“喂！”她一把推开我，没什么表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说道，“你不是要改嘛！”

但她还留着没走。当我再次靠近她，伸手抚摸她的项链时，她也一动不动。她颈上的皮肤很软，很滑，还微散着香气，我的一只手伸进了她的内衣里。

就在这一刻，气氛消散了。

“住手。”她低声说着，站了起来。她整理好身上的衣服，四周只剩下一阵轻轻的窸窣声。随后，鞋跟咯嗒咯嗒地响彻了整个房间。她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门便在她身后利落地关上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柯儿站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她昨天答应了带我去邮局，我们现在就去。我想把照片寄给那些我近几周拍过的人们：胡阿姨、刘爷爷，还有那个一见我就号啕大哭的孩子。

到了邮局，我把要寄的信递给工作人员，其中一封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我准备寄给闫道长的信。轰动的重点似乎在信封上，“这是谁写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我贴在信封上的地址问。

“这个地址？是闫道长自己写的，”我说，“我只把它粘上去了而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工作人员笑了，“你没注意到这书法吗？”

我不觉也扬起了嘴角，闫道长伏在桌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地址的场景仿佛又出现在了眼前。几周后，在这个几百公里以外的积满尘埃的邮局里，人们为看到如此美的书法而兴奋不已。

“中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说道，转身看看柯儿。她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手机，只抬头茫然地瞥了我一眼。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各种景点，柯儿是位不仅很有耐心而且还不知疲倦的导游。

所有景点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位于关羽出生地的一座庙宇。这些房屋算不上古老，也没多大特别之处，但这里有一棵据称已经两千多岁的枯树。当时的关羽已经见过这棵树吗？我的一只手放在它满是节疤的树干上，脑海中想象着关羽当年南征北战的情景。或许他也途经过所有我看过的风景：从桃园出发，穿过河北平原，翻越阳泉山脉，再穿越山西高原。千百年来，那些尘土应无大异，只有名字和房屋是新的——当时的这位年轻人现已成神。

坐在回城的出租车里，我注意到了仪表盘顶上的一尊小塑像，红布缠绕，金光闪闪，长须，握刀。“关羽？”我问。柯儿和司机一起笑了起来，“当然啦，不然还会是谁？！”

2月6日晚上，春节正式开始。我很开心，因为我手中的袋子里有一万发鞭炮，新绛城外集市上的鞭炮老板肯定会为它感到骄傲的。首先，我们要到柯儿妈妈家接她弟弟。小伙子刚刚二十出头，留着小胡子，热爱各种武器以及文身。听柯儿说我喜欢拍照，他立刻跑回房间，举着一把黑色的大砍刀走出来。

“这可是见过血的。”他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柯儿和她妈妈都斜翻了翻眼睛。还没来得及享受家里的舒适，我们已经又坐上了出租车。

一刻钟后，当站在另一个城区的另一家门前时，我才明白我们在城里穿来跑去的原因：柯儿的父母正在办离婚。

奶奶打开门，叹了口气，“他已经又上床待着了。”

“我爸爸最近情绪不太稳定。”柯儿小声对我说。这时，她的脸蒙上了一层惨白，增添了许多忧虑，和我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认识的那个染着彩色头发、身材上佳的活泼姑娘判若两人。

过了一会儿，房间门开了，一个穿着棕色睡衣的男人出现。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的生活就像是隔在一块玻璃之后一样。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小心谨慎，发出的每一声都如此轻微胆怯，他最爱聊的话题莫过于茶。给我们泡普洱的时候，他从茶田谈到了茶的发酵工艺。在我接过杯子，连夸这茶香时，他的眼睛令人几乎无法察觉地微微一亮。

我发现，这时柯儿的表情也轻松了一些。

家里装修得很精致，跟柯儿妈妈的房子一样，于是我问起他的职业。“我老婆和我都是做茶生意的。”他微笑着说。我毫不感到意外。他点上一根烟，眉间的犹豫立刻又少了几分。

我们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放了些鞭炮，便跟他告了别，又回到柯儿妈妈家。厨房里，包饺子的材料早已备齐，我也被允许参加。我包的饺子与别人的比起来，相去甚远，不仅如此，我的大部分作品还煮散在了锅里。

九点刚过，外面已经响起了鞭炮声，我坐不住了。但柯儿弟弟只懒懒地摆了摆手，躺到沙发上：离十二点还早着呢。好吧，那我们就嗑瓜子，喝可乐，看春晚——等着。十点的时候，窗外的鞭炮声已经和德国中型城市的新年夜相当了。临近十二点，我们终于出门了，踏进这个火光闪耀的夜晚里。我们铺开我的一万发年年红，周围的响声轰隆震耳，我感觉自己似乎身在战区。打火机打不着火，我紧张了一下，但立刻就有一个新的递到了我手里。柯儿笑了笑：她跟弟弟都抽烟。还有十秒就到午夜，我点燃了导火线：随着一阵咝咝声，我的万发年年红噼里啪啦地爆起来。十二点整，四周炸开了花。